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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刑法论文模板(10篇)
时间：2022-12-10 12:50:37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行政刑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我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依托于“空白刑法”这一特殊立法技术来完成。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1．保持刑法稳定性的需要。
任何一部法律都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使人们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从而无所适从。要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就不能动辄对原有的条文恣意地进行增删或改动。而使用“空白罪状”这一立法技术后，就可以实现对某一行为违法与否交由行政法律规范来衡量，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刑法的安定性。
2．是弥补刑法滞后性不足的需要。
法的安定性要求必然导致法律呈现滞后性的“诟病”。环境领域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变化较快，而罪刑法定原则又要求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在环境刑法领域就会出现法律规范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通过使用“空白罪状”，将环境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委托给较为灵活的环保行政法律规范，这样做有利于适应形势的变化，顺应了打击新型环境犯罪的需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刑法滞后性之不足。
(二)具体表现
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概念的行政从属性和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1)概念的行政从属性指的是环境刑法规范中所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多是直接援用行政规范。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有关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规定，如何界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就需要通过参照我国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目加以确定。(2)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主要包含两种具体情形。第一种表现为将违反环境行政法规范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中，行为设计多是以“违反……法规”的形式出现，而违反的这些法律法规，多半属于行政法规范的范畴。第二种表现为以违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作为环境犯罪的消极构成要件。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对于“非法采矿罪”的规定即是如此。该条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该条关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形。
二、环境空白刑法适用中遇到的难题
(一)新型环境犯罪案件下空白刑法指引缺失的问题
依据上文，使用“空白刑法”技术能够有效的弥补刑法滞后性的不足，但面对近年来出现的新型环境犯罪案件，这种弥补性仍显捉襟见肘，仅具有相对程度上的补足性。尽管行政法依其形式的灵活性和立法的广泛性而著称，但面对新型环境违法问题，仍有不足(笔者所言新型环境污染，近年来主要有光污染、热污染，气味污染、低频噪声污染等)。这就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新型环境犯罪案件因无法可依而惨遭搁置的尴尬境遇。
(二)行政瑕疵情况下的环境刑法如何适用的问题
行政规范及其行为一旦出现问题，法院是否有权对其进行附带性审查，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随之受到影响，对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又该如何判断，这些都是由行政瑕疵本身造成的环境刑法适用中的新问题。在行政法上，行政瑕疵是指作为环境犯罪前置的行政规范或其行为存在的瑕疵。通常包括:行政规范瑕疵、行政规范欠缺瑕疵以及行政处分瑕疵三类。由于行政规范欠缺的瑕疵与前述新型环境犯罪案件下的指引空白具有同一性，因此，笔者所言行政瑕疵只包括行政规范瑕疵与行政处分瑕疵两种。
三、环境空白刑法适用中问题的解决
(一)利用罪名之间的交叉、包容、竞合关系，寻求新的定罪依据
以“污染环境罪”为例，一个新型的环境犯罪案件，如果在环境行政法律规范中找不到违法的依据、空白刑法指引缺失时，可通过罪名之间的交叉、包容、竞合关系，寻找定罪依据。(1)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是危险方法进行的污染环境行为，且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实质或者危险的后果，此时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2)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是过失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放射性等危险物质的，则可按“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3)如果行为人是以杀害他人的目的向外投放、处置有毒有害等危险物质的，分情况可分别按照“故意杀人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二)以法益为向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关于行政规范瑕疵。
行政规范自身有瑕疵怎么办，对此问题我国一直以来关注较少。由于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对行政规范是否违法认定时难度极大，通常也就不会对环境犯罪的定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将行政规范即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部分———行政立法与非行政立法，加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法院对待二者的态度显有不同。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司法审查中，根据现有的立法精神，可借鉴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做法，即对环境犯罪所依托的行政规范作两分法的对待。如果是行政立法违法，只要在被确认违法以前，行为人的行为都应认定是合法有效。而对于依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行为，法院在追究刑事责任前，可先判断其合法性，再结合行为人是否对环境法益造成的实质损害为标准，共同判断是否对行为人定罪苛刑。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篇3
关键词：行政行为一事不再罚行罚处罚行政相对人
一、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基本含义及其分析
所谓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这一原则具体含义在理解上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违法的某一违法行为，不管有几个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人只能承担一次法律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同行政机关（含共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实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只禁止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如果同一行政机关遇有行为人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处罚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速法行为触犯多种行政法律规范的，可以给予不同的处罚；某一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而受刑罚并不排除违法者还应承担行政处罚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只作一次行政处罚，已经作过行政处罚的，不应再实施行政处罚。一个违法事实分别触犯了几个行政法规，构成了几种违法名称，可以分别有几个行政机关来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处罚了，别的行政机关不应该再处罚，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
第四种观点：对同一违法行为，一个机关已经给予处罚的，其它机关不应再次给予相同的处罚，否则就违背了过罚相当的原则。至于已经给予其它种类的处罚，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对以上观点的简要分析。
观点一：将“一事不再罚”绝对化，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无法解决一种行为在违法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又触犯了刑律的情况。若按照这一解释，某一行为在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同时又触犯了刑律的，将“重罚吸收轻罚”规律加以运用，则其就不在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违法责任。这也与行政处罚法总则中的“一种法律不能代替另一种法律责任”原则相抵触。观点二：虽然没有抵触相应原则，但在实际中容易造成多头处罚、多头罚款的现象，那么，随着我国法制的日益完善，行政法律规范数量的增多，同一行为被处罚的现象及次数将不断增多，会造成行政相对人不堪重负，而且，不同行政机关的多头处罚也会必然缩小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及稳定发展。观点三：考虑到“同一违法事实”“同一理由”的违反同一法律规范和实施处罚的主体，有其合理的之处，但其忽视而了不同行政机关可否基于同一事实，但不同理由（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予以分头处罚的现象。观点四：则没有注意到违法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可能违反多种行政法律规范，引起了多个违法事实的现象。
综上分析各家观点，则学者们的争论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1．何谓“同一违法行为”，即对“一事”的认定；2．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违法行为，不得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3．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违法行为，可以由不同的行政主体实施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通过对这三个争论点的进一步论述，不仅能够明确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范围，也能更清晰的了解这一原则的内涵所在。
二、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
其一，关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行政违法行为是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从我国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对行政违法的规定看，对于行政违法的标准，在不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中规定极不一致。有的规定相对人在客观上有违法行为即可以处罚；有的除违法行为外，其行为还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进行处罚，有的规定除有违法行为外，相对人在行为时，主观上还须有故意等。总之，单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对于什么是应当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需要按照规范这一违法行为的单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的具体规定，去判断是否构成了违法行为。
同一违法行为是指同一行为主体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实施的一次。在这里，同一个违法行为即同一个违法事实，它既包括一个行为（或事实）违反一个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即同一性质的一个违法行为），也包括一个行为违反几个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即不同性质的一个违法行为），而不包括多个违法行为。从法律后果上看，同一违法行为有四种形式：1．一行为违反一个法律规范，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2．一行为违反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实施处罚；3．一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4．一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实施处罚。前两种情况称之为纯单项违法行为，后两种情况可称之为同一多项违法行为。一事不再罚原则仅适用纯单项违法行为，后两种情况可称之为同一多项违法行为。一事不再罚原则仅适用纯单项违法行为，不应适用于同一多项违法行为。纯单项违法行为因其行为只触犯某一法律规定，故只能受一次行政处罚，无论是单处还是并处。当前，对同一违法行为，数个行政机关分别处罚的情况较多，不利于依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导致滥施处罚可能。正确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一般情况下，一个违法行为，则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处罚。
一事不再罚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多项违法行为。即这一情况是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也就是规范竞合。这种情况由于立法的统一性不够造成的。随着行政管理的科学化程度和立法质量的提高，这种现象应当避免。至于根据哪个法律规范，给予怎么样的处罚，应该按以下规则办理：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二者关系所反映法律规范规定不同受罚行为构成要件之间逻辑对比关系。重法优于轻法为例外，即当特别法在处罚上轻于普通法时，应适用普通法，这样有利于实现行政处罚目地，体现违法行为与处罚相适应的原则。
2．新法优于旧法。当行为所违反的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属于同一个效力等级，或者这些法律规范在规定受处罚行为构成上不存在属种关系时，行政主体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新法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另一种情况是对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实施处罚。如违反许可法律规范的行为人，一个行为往往触犯数个法律规范，应由不同的主管部门分别处罚。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唯一限制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不得同时进行罚款处罚。除此之外，可以进行其他的行政处罚。
其二，违法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处罚的认定。“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根本在于某个违法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最终如何认定，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该行为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实施处罚的，该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给予当事人两次以上的处罚。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被查处是很清楚的。如果要排除曾被查处的可能，举证责任在该行政机关；二是该行为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查处，那么甲机关是否给予了处罚？给予了何种处罚？乙机关则可能不知道。而一个违法行为是否受到过处罚，是当事人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的有利证据，若行政机关实施处罚阶段进行了告知，违法行为人应及时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出具相关证据材料，如果当事人不就违法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处罚进行陈述和申辩，或陈述和申辩的理由不能成立，应视为当事人的该违法行为未曾受到过行政处罚。这个问题如果在行政诉讼阶段当事人提出的话，举证责任应在当事人，而不在行政机关。
其三，关于两次处罚的理由和种类。产生一事再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量的一事再罚都由各行政主体自身违法引起。比如，某一行政主体在已经对相对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前提下再次为某种目的违法作出第二次处罚。再如，一行政主体已对相对人的某一个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另一个行政主体基于错误的管辖再对该相对人作出处罚。这些出于行政主体自身违法引起的再罚直接违背处罚法定原则。纯正的一事不再罚源于立法上的策略和法理上的考量，其中因法条竞合引起的一事再罚是相当典型的形态。法条竞合是指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因行政方面的立法对法条的错综规定，出现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具有从属、交叉，甚至完全重叠的关系，而这些法条往往赋予同一、同类或不同的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情形。如妇女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分的行为，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构成治安违反，又违反国务院教养的有关规定构成违法，对此，公安机关和劳动教养委员会都有处罚权。所以行政权力的交叠，同一违法行为往往会因为不同的理由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处罚。即如前所述的同一多项违法行为，而这些情形则不应视为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罚种有7种，其中罚款是各行政执法机关所公有的权力，也是在实践中使用最多的，为了防止重复处罚和多头罚款，一事不再罚原则在适用上仅限于罚款。该法所以对其他罚种不作规定主要是因为其他罚种不太可能在适用上出现重复，或即使出现重复也不太可能对当事人产生实际上的意义，如警告。
三、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例外情形
1．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机关认为原行政处罚不当，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被上的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据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2．行政处罚的并处。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规规定，该法规规定同时施国主体可以并处两种处罚，如可以没收并罚款，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等，这种并处亦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3．行政处罚的转处（换罚或易科）。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法律规范中，规定了行政主体对行为人给予一种处罚后，处罚难以执行，行政主体可以改施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处罚，这种转处的情况也不属于一事不再罚的范畴。
4．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并处。执行罚是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人，由主管行政主体采取连续罚款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手段。这时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在于惩罚违法者，可以与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一并适用，而是这种罚款还可以连续多次适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5．行政处罚中的专属管辖。行政处罚中的有些处罚种类专属于某特定行政主体，如吊销企业执照专属于工商部门，行政拘留专属于公安部门，则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在有关部门处理后，还需要作出专属于特定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则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享有专属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再次处罚。
6．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由有权机关依据各自的法律规定实行多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裁，不受一事不再罚的限制。对此，笔者前文已作论述。
7．多个不同的违法行为违反同一种行政法规范的，可以由行政主体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每一种违法行为均应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适用一事不再罚。超级秘书网
四、结语
对相对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再罚，既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相对人实施了一个违法行为，如果可以反复多次地进行行政处罚，即可以多次追究相对人的法律责任，对相对人是不公平的，法律制裁也缺乏严肃性和确定性。笔者认为，在《行政处罚法》立法过程中提出“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动机是为了消除不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重复处罚的现象，而没有考虑到这种重复处罚背后的不重复性、复杂性。所以理论上对一事不再罚的理解的不统一，实际执法部门在实践中也感到困惑，为了使行政处罚法的精神能在执法实践中得到真正彻底的贯彻，尽快统一关于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资料：
1杨解君肖泽晟《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卢顺珍《论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福建政治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4吴祖谋葛文珠《试述一事不再罚原则》，《法学评论》，1993年第5期
5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杨解君《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
篇4
很难概括刚刚制定时的行政审判法的主要特色，但是要勉强列举的话，还是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的：1、过去的诉愿委员会只不过是咨询机关，对国民权利利益的救济很不充分，所以法律将必定会设置于裁决机关中的行政审判委员会规定为议决机关，并要求裁决机关完全按照有民间人士参加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做出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具体地讲，包括3类：即为了审理、议决中央行政机关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⑦]而设置于各中央行政机关的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为了审理、议决市、道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等而设置在各市、道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下述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2、对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各部长官=大臣）所作处分的审判，由属于国务总理的行政审判委员会（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3、法律规定审判请求人有权取得作为被请求人的原行政机关的答辩书和证据材料、有权请求进行口头审理等，保障了请求人在程序上的权利。
之后，为了对实行10余年的过程中出现的运作上不完备的问题进行改善，韩国于1995年12月6日公布了修正后的法律，并于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这一次法律修正的主要特色是：1、废止了中央行政机关行政审判委员会，将过去不服申诉由该委员会审理、议决变更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议决；2、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在内，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应有过半数的民间人士参加；3、过去，行政审判的审理是以书面审理主义为原则的，此次将其变更为口头审理主义和书面审理主义并用，而且，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原则上必须进行口头审理。
在经过此次修改之后，为了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提高行政审判委员会运作的效率性和专门性，韩国先后于1997年8月22日（同年10月1日起施行）和1998年12月28日（1999年3月28日起施行）公布了修改后的行政审判法。
1997年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委员的法定人数（将法定人数由30人变更为35人以内，常任委员由1人变更为2人），2、改善了执行停止的做法（将执行停止的申请对象由裁决机关改为行政审判委员会），3、引进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要求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纠正措施的做法，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认定作为行政处分根据的命令等由于在法令上没有根据等而存在显著不合理时，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纠正措施，等等。
1998年法律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扩大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第5条第5款），2、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法定人数（将委员人数由35人变更为50人），3，在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中设置了小委员会，预先研究委员长指定的请求审判的案件（第6条之2第8款），4、不公开行政审判中委员发言等（第26条之2），等等。特别是，在此之前，比如对各地方矫正机关下属的教导所、各出入境管理机关下属的派出机构、各地方检察机关所属的地方机关等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的特别地方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不服的，作为其最近的上级机关的各地方矫正机关、各出入境管理署、各地方检察厅等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是其裁决机关，在各自的裁决机关之下分别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但是，由于修改后的法律将裁决机关变更为中央行政机关（比如法务部）（第5条第5款），所以行政审判的审理和议决变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负责（第6条之2），结果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就扩大了。这样的第一次地方行政机关据说约有100多个。此次的修改废止了这些行政审判委员会，改为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和议决，对此，有人说“这是与所谓的缩小政府组织、强化高效率的政府政策相适应的结果，在提高行政审判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方面也意味着极大的进步”，[⑧]但是由于前往汉城的不便，难免也会造成居住在地方的请求人对口头审理的请求敬而远之。
第一章总则
（目的）
第1条本法的目的是，通过行政审判程序，对于因行政机关的违法或者不当处分以及其他公权力的行使等所造成的对国民权利或者利益的侵害进行救济，同时以期实现行政的合理运作。
（定义）
第2条本法所使用用语的定义如下所示。
（1）“处分”是指，行政机关所为的与具体事实有关的法律执行行为中，公权力的行使或者拒绝以及其他可视作该行为的行政作用。
（2）“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上负有义务对当事人的申请在相当的期间内为一定的处分，但是并未为之。
（3）“裁决”是指，对于行政审判的请求，第5条所规定的裁决机关依据行政审判委员会（包括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的内容作出的判断。
2、适用本法时，行政机关应当包括根据法令接受了行政权限的授权或者委托的行政机关、公共团体以及其他的机关或者私人。
（行政审判的对象）
第3条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可以根据本法之规定请求进行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对于总统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不可以根据本法请求行政审判，但其它法律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行政审判的种类）
第4条行政审判分为以下3类：
（1）撤销审判：请求撤销或者变更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处分的审判；
（2）无效等的确认审判：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可否存在请求予以确认的审判；
（3）义务履行审判：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拒绝处分或者不作为，请求为一定行为的审判。
第2章审判机关
（裁决机关）
第5条对于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该行政机关最近的上级机关为裁决机关，但第2款至第5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2、对于以下各项所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不作为，由该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1）国务总理、行政各部负责人以及总统直属机关的负责人；
（2）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事务处长以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3）其他无主管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
3、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包括教育监，以下相同）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各主管监督行政机关担任裁决机关。
4、对于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下属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其管辖区域内的自治行政机关的处分或者不作为，分别由特别市市长、广域市市长或者道知事担任裁决机关。
5、对于根据政府组织法第3条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所设置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总统令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下属的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除外）的处分或者不作为，由该国家特别地方行政机关所属的中央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
（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为了审理和议决行政审判请求（以下称为“审判请求”），在各裁决机关（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负责人担任裁决机关的除外）之下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
2、行政审判委员会由15人以内的委员组成，其中含委员长1人。
3、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长由裁决机关担任，必要时可以由下属的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行政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应当由该裁决机关在符合如下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员或者下属的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
（1）有律师资格的人士；
（2）在高等教育法第2条第1项或者第3项规定的学校中担任或者曾经担任教授法律学等的副教授以上职务的人士；
（3）曾是行政机关4级以上公务员的人士或者其他有行政审判知识以及经验的人士。
5、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以及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6名委员组成，但是必须有4人以上是符合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
6、行政审判委员会进行议决应由第5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由出席者过半数赞成方可作出。
7、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和运作、委员的任期和身份的保障以及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但是，第5条第2款第2项所规定的机关中，国会事务总长、法院行政处长、事务处长、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下设的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分别由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予以规定。
（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第6条之2为了确保国务总理以及中央行政机关首长作为裁决机关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在国务总理的管辖之下设置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
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由50名以内的委员构成，其中委员长1人，委员中常任委员在2人之内。
3、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委员长由法制处处长担任，必要时可由其下属公务员代行其职务。
4、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作为特别职务国家公务员，由法制处处长在3级以上公务员并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以及其他有丰富的行政审判知识与经验的人士中推荐，经国务总理同意后，由总统任命，其任期为3年，并可以连任一次。
5、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常任委员之外的委员，由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规定之一的人士或者经国务总理在总统令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中委托或者指名的人士担任。
6、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会议由委员长、常任委员以及由委员长于每次会议召开时指定的委员共9人组成。其中，符合第6条第4款各项之一的人士必须在5人以上。
7、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需有由第6款规定的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并有出席委员过半数赞成方可形成议决。
8、有必要事先研究委员长所指定的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可以设置小委员会。
9、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组织、运作以及委员的任期、身份保障等其他必要的事项，由总统令予以规定。
（委员的除斥、忌避、回避）[⑨]
第7条第6条规定的行政审判委员会以及第6条之2规定的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的委员，有以下各项情形之一的，应除斥于该审判请求案件（以下称为“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1）委员、其配偶或者其前任配偶为该案件的当事人、或者在该案件中处于共同权利人或者义务人的关系中
（2）委员与该案件的当事人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亲属关系
（3）委员在该案件中提供了证言或者承担了鉴定工作
（4）委员作为人参与或者曾经参与了该案件
（5）委员曾参与了作为该案件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
2、难以期待委员可以公正地参与审理以及议决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其忌避。此时，裁决机关（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为委员长）忌避的申请可以不经委员会的议决做出决定。
3、委员有属于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事由的，可以自行回避该事件的审理以及议决。
4、第1款至第3款的规定准用于并非担任委员但是参与案件的审理以及议决事务的职员。
（罚则适用中的公务员拟制）
第7条之2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不属于公务员的，在适用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罚则时，视其为公务员。
（裁决机关的权限继承）
第8条裁决机关收到审判请求后，如因法令的修改废止或者第13条第5款规定的被请求人的更正决定，而丧失对该审判请求的裁决权限的，该裁决机关应当将审判请求书、相关文件以及其他资料转送有裁决权限的行政机关。
2、有第1款所规定的情形的，接到转送资料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审判请求人（以下称为“请求人”）、审判被请求人（以下称为“被请求人”）以及参加人。
第3章当事人以及关系人
（请求人适格）
第9条当事人对于处分的撤销以及变更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撤销的审判请求。处分的效果因为期间的经过、处分的执行以及其他事由消灭的，因该处分的撤销仍有可以恢复的法律上利益的当事人，亦同样可提出请求。
2、当事人对于请求确认处分有无效力或者存在与否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确认无效等的审判请求。
3、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拒绝决定或者不作为请求作出一定处分有法律上利益的，可以提出义务履行的审判请求。
（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
第10条非法人的社团或者财团中规定有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可以以该代表人或者管理人的名义提出审判请求。
（选定代表人）
第11条人数众多的请求人共同提出审判请求的，可在请求人中选定3人以下的代表人。
2、请求人未根据第1款的规定选定代表人，而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劝告请求人选定代表人。
3、选定代表人可以各自为其他请求人做出与该案件有关的所有行为。但是，审判请求的撤回，必须取得其他请求人的同意。此时，选定代表人必须以书面证明其取得同意的事实。
4、选定代表人被选定后，其他请求人仅能通过该选定代表人作出与该案件有关行为。
5、已选定代表人的请求人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解任或者变更选定代表人。此时，请求人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委员会。
（请求人的地位继承）
第12条请求人死亡的，继承人以及根据其他法令继承与作出该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2、作为法人以及第10条规定的社团或者财团（以下称为“法人等”）的请求人发生合并的，合并之后存续的法人等或者因合并而设立的法人等继承该请求人的地位。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该事由，此时，该报告书中应当附有证明因死亡等而继承权利利益、或者合并的事实的文书。
4、有第1款或者第2款情形的，至当事人根据第3款的规定提出报告之前，对死亡人或者合并前的法人等所做出的通知以及其他行为，到达继承请求人地位的当事人之后，有着作为对此些当事人发出通知以及作出其他行为的效力。
5、受让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有关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当事人，经委员会的许可，可以继承请求人的地位。
（被请求人的适格以及更正）
第13条审判请求的提出应当以行政机关为请求人。但是，与该处分或者不作为有关的权限已由其他行政机关继承的，应当以继承该权限的行政机关为被请求人。
2、请求人错误地指定了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
3、根据第2款的规定决定变更被请求人的，委员会应当将该决定正本送达当事人以及新的被请求人。
4、委员会作出第2款规定的决定的，视作当事人撤回对旧的被请求人的审判请求，而重新对新的被请求人提起审判请求。
5、审判请求提起之后发生第1款但书所规定的事由的，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决定变更被请求人。此时，准用第3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
（人的选任）
第14条请求人在法定人之外，可以选任符合以下各项规定的条件的人士为人。
（1）请求人的配偶、直系尊亲属、卑亲属或者兄弟姐妹
（2）作为请求人的法人的管理人员或者职员
（3）律师
（4）其他法律规定的可以审判请求的人士
（5）不符合第1项至第4项的规定，但是得到委员会许可的人士
2、被请求人可以选任所属的职员或者符合第1款第3项至第5项规定的人士为人。
3、有第1款或者第2款规定的情形的，准用第11条第3款以及第5款的规定。
（代表人等的资格）
第15条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资格应当以书面予以证明。
2、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丧失资格的，请求人应当以书面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
（审判参加）
第16条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经委员会许可可以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2、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与审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3、第三人或者行政机关接到根据第2款的规定所发出的要求的，应当毫不迟延地通知委员会是否参加该案件的审理。
第4章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书的提出等）
第17条审判请求书应当向作为裁决机关或者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提出。
2、行政机关未依照第42条的规定进行教示、或者错误地进行教示，请求人已经向其他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该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的将该审判请求书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行政机关。
3、行政机关根据第1款或者第2款的规定收到审判请求书，认为该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必须依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毫不迟延地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
4、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10以内将其送交裁决机关，但行政机关依照第3款的规定按照审判请求的主旨作出处分或者予以确认并将其通知裁决机关以及请求人、或者请求人依据第30条第1款的规定撤回审判请求的除外。
5、送交审判请求书的，即便审判请求书中未写明裁决机关或者书写错误，亦应当将其送交有正当权限的裁决机关。
6、根据第2款或者第5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事实通知请求人。
7、根据第18条的规定计算审判请求期间时，当事人向第1款规定的裁决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或者第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审判请求书的，视作提起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期间）
第18条审判请求应当自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处分之日起90天内提出。
2、请求人因天灾、地变、战争、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未能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可以自该事由消灭之日起14日内提起审判请求。但是，自外国提出审判请求的，其期间应为30日。
3、自处分作出之日起经过180天的，不得提出审判请求。但是，有正当理由的除外。
4、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
5、行政机关错误地教示了比第1款规定的期间更为长的审判请求期间的，当事人在该错误教示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的，视作该审判请求在第1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
6、行政机关未教示审判请求期间的，请求人可以在第3款规定的期间内提出审判请求。
7、第1款至第6款的规定准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以及对不作为的义务履行审判请求。
（审判请求的方式）
第19条审判请求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2、对处分的审判请求必须记载以下各项规定的事项。
（1）请求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2）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裁决机关
（3）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的内容
（4）获知行政机关作出处分的日期
（5）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
（6）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有无教示以及其内容
3、对于不作为提起审判请求的，在第2款第1项、第2项以及第5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作为该不作为前提的申请的内容以及日期。
4、请求人为法人、或者审判请求由选定代表人或者人提起的，除第2项以及第3项规定的事项之外，还应当记载该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5、第一款规定的文书上应当由请求人、代表人、管理人、选定代表人或者人签名盖章。
（请求的变更）
第20条请求人在不变更请求基础的范围之内，可以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2、被请求人在请求人提出审判请求之后变更作为该对象的处分的，请求人可以根据该变更的处分变更请求的主旨或者理由。
3、请求的变更应当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4、第3款规定的文书的副本应当送达其他当事人。
5、委员会认为请求的变更无理由的，可以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不许可该变更。
（执行停止）
第21条审判请求不影响处分的效力、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
2、裁决机关认为为了避免由于处分或者其执行、程序的继续进行而产生难以回复的损害且有紧急的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决定全部或者部分地停止处分的效力、其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以下称之为“执行停止”）。但是，停止处分的执行或者程序的继续进行可以达到目的的，不能停止处分的效力。
3、执行停止有可能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得为之。
4、裁决机关决定执行停止后，执行停止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停止事由消失的，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经过委员会的审理以及议决，裁决机关可以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
5、当事人欲申请执行停止的，应当在审判请求的同时或者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欲申请撤销执行停止的，应当在执行停止决定作出之后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议决之前提出。并均应当在记载有申请的主旨以及原因的文书上，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并向委员会提出。但是，审判请求已经在委员会审判之中的，不必添付审判请求书复印件以及接受证明书。
6、虽然有第2款以及第4款的规定，但是委员会的委员长认为若等待委员会审理并作出议决将有可能发生难以恢复的损害的，可以依据职权不经审理以及议决而作出决定。此时，委员长应当向委员会报告该事实，并取得追认。不能取得委员会追认的，裁决机关应当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或者执行停止的撤销决定。
7、委员会就执行停止或撤销执行停止进行审理并作出议决之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内容通知裁决机关。此时，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告知当事人。
8、裁决机关接到委员会关于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审理以及议决结果的通知的，应当毫不迟延地作出执行停止或者撤销执行停止的决定，并将该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5章审理
（向委员会移交等）
第22条行政机关依据第17条第4款的规定送交审判请求书或者依据第24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答辩书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案件移交委员会。
2、第三人提出审判请求的，裁决机关应当将其通知行政处分的相对人。
（补正）
第23条委员会认为审判请求不合法但是可以补正的，应当规定相当的期间，要求当事人补正。但是，补正事项轻微的，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补正。
2、第1款规定的补正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此时，该补正书应当按照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依照第2款规定提出的补正书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4、当事人作出第1款规定的补正的，视作自始提出合法的审判请求。
5、第1款规定的补正期间不算入第34条规定的裁决期间之内。
（答辩书的提出）
第24条裁决机关收到请求人依照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提交的审判请求书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其副本送交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自收到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
2、被请求人按照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将审判请求书送交裁决机关时，应当附上答辩书。
3、第1款以及第2款规定的答辩书中应当写明处分或者不作为的根据以及理由，并针对审判请求的主旨以及理由作出答辩。
4、答辩书应当根据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添付副本。
5、被请求人提交答辩书的，委员会应当将其副本送达其他当事人。
（主张的补充）
第25条当事人认为有必要补充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主张的事实、再次反驳其他当事人的主张的，可以提交补充文书。
2、第1款中，委员会规定了补充文书的提出期间的，当事人应当在该期间内提交。
（审理的方式）
第26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就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进行审理。
2、行政审判的审理采取口头审理或者书面审理的方式。但是，当事人申请口头审理的，应当进行口头审理，委员会认为只能以书面审理的除外。
3、委员进行口头审理的，应当规定期日，传唤当事人以及相关当事人。
（发言内容等的非公开）
第26条之2委员会中委员的发言等公开后有可能损害委员审理、议决的公正性，且属于总统令规定的事项的，不予公开。
（证据文件等的提交）
第27条当事人可以在审判请求书、补正书、答辩书或者参加申请书中提出证明其主张的证据资料或者证据物。
2、第1款规定的证据资料中必须附有与其他当事人的人数相对应的副本。
3、委员会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资料的副本送达其他的当事人。
（证据调查）
第28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按照以下各项规定的方法进行证据调查。
（1）询问当事人本人或者作证人
（2）要求当事人或者相关当事人提交持有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的证据资料，并予以扣留。
（3）命令有特别学识以及经验的第三人进行鉴定
（4）查证必要的物件、人、场所以及其他事物的性质与状况
2、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委托裁决机关的职员（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的情况下为属于法制处的职员）或者其他的行政机关，实施第1款规定的证据调查。
3、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要求相关的行政机关提交必要的文件或者陈述意见。
4、第1款规定的当事人以及第3款规定的相关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诚实地应对委员会的调查或者要求，并予以协助。
5、由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或者议决的审判请求，裁决机关可以提出意见书或者陈述意见。
（程序的合并或者分离）
第29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可以将相关的审判请求合并审理，或者将合并的相关请求分离审理。
（请求等的撤回）
第30条请求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审判请求。
2、参加人在裁决机关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之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撤回请求参加的申请。
第6章裁决
（裁决的程序）
第31条委员会终结审理之后，应当对该审判请求，就议决裁决内容作出议决，并将该议决内容通告裁决机关。
2、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第1款规定的委员会的议决内容，做出裁决。
（裁决的区分）
第32条审判请求不合法的，由裁决机关驳回该审判请求。
2、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没有理由的，驳回该审判请求。
3、裁决机关认为请求撤销的审判请求有理由的，撤销或者变更该处分，或者命令原行政机关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4、裁决机关认为无效等的确认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对处分效力的有无或者存在与否做出确认。
5、裁决机关认为履行义务审判请求有理由的，应毫不迟延地依照申请作出处分或者命令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分。
（事情裁决）
第33条裁决机关认为审判请求有理由，但是予以认可则显然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可以依照委员会的议决，裁决驳回该审判请求。此时，裁决机关必须在该裁决的正文中，明确指出该处分或者不作为违法或者不当。
2、裁决机关根据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裁决的，可以对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或者命令被请求人采取相当的救济方法。
3、第1款以及第2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无效等的确认审判。
（裁决期间）
第34条根据第17条的规定，裁决应当在裁决机关或者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收到审判请求书之日起60日内作出。但是，有不得已的情形的，委员长可以依职权最多延长30日。
2、根据第1款但书的规定，延长裁决期间的，委员会应当在裁决期间届满7日之前，通知当事人以及裁决机关。
（裁决的方式）
第35条裁决以书面为之。
2、根据第1款规定作出的裁决书中应当记载以下各项所列举的事项，并且，明确写明裁决机关依照委员会的议决内容作出裁决的事实之后，应当签名盖章。
（1）案件编号以及案件名
（2）当事人、代表人或者人的姓名以及住所
（3）正文
（4）请求的主旨
（5）理由
（6）裁决的日期
3、裁决书所记载的理由中应当表明裁决机关的判断，以足以认定主文内容正当。
（裁决的范围）
第36条裁决机关不得对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或者不作为之外的事项进行裁决。
2、裁决机关不得作出与作为审判请求对象的处分相比，对请求人更为不利的裁决。
（裁决的羁束力）
第37条裁决羁束作为被请求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
2、裁决机关作出裁决，命令行政机关履行因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不作为而放置的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依照该裁决的主旨再次针对过去的申请作出处分。此时，该行政机关不作出处分的，裁决机关可以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规定期间，以书面的形式命令其更正，在该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裁决机关可以自行作出处分。
3、依申请的处分因为程序的违法或者不当而被裁决撤销的，准用第2款前段的规定。
4、裁决机关根据第2款后段的规定直接作出处分的，应当通知该行政机关。该行政机关接到通知的，应当将裁决机关所做的处分视作其做出的处分，并依照相关法令，采取管理、监督等的必要措施。
5、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公告的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的，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公告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
6、根据法令的规定而将处分告知处分相对人之外的利害关系人的，该处分被裁决撤销或者变更后，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处分被撤销或者被变更的事实告知该利害关系人。
（裁决的送达以及发生效力）
第38条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正本送达当事人。
2、裁决自依照第1款的规定送达请求人时发生效力。
3、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参加人。
4、裁决机关依照第37条第3款的规定做出撤销裁决的，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裁决书的副本送达处分的相对人。
（再审判请求之禁止）
第39条就审判请求作出裁决的，不得对该裁决以及同一处分或者不作为再次提起审判请求。
第7章补则
（证据文书等的返还）
第40条裁决作出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裁决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当事人根据第27条以及第28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提交的文件、账簿、物件以及其他证据资料的原本返还提交人。
（文书的送达）
第41条根据本法规定做成的文书的送达方法准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规定。
（教示）
第42条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处分的，应当教示相对人可否就该处分提起行政审判、可以提起时的审判请求程序以及请求期间。
2、利害关系人请求行政机关教示该处分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对象以及可以成为行政审判对象时的裁决机关和请求期间的，行政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教示。此时，利害关系人请求书面教示的，行政机关应当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教示。
（不合理法令等的改善）
第42条之2国务总理行政审判委员会审理以及议决审判请求时，认为作为处分或者不作为根据的命令等（指总统令、总理令、部令、训令、成例、告示、条例、规则等，以下相同。）没有法令上的根据、违背上位法令或者对国民增加了过渡的负担等，存在显著不合理的，可以要求有关行政机关对该命令等采取改正、废止等适当的纠正措施。
2、接受第1款所规定的要求的相关行政机关，无正当事由的，应当服从该要求。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第43条对于行政审判，不得以其他法律规定不利于请求人的内容作为本法的特例，但有必要强调案件的专门性以及特殊性的除外。
2、以其他法律规定行政审判特例的，对于本法未规定之事项，亦应遵从本法之规定。
（权限的委任）
第44条本法规定的委员会权限中的轻微事项，可以根据国会规则、大法院规则、规则、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规则或者总统令之规定，委任委员长予以行使。
附则
本法自公布之后经过3个月之日起施行。
[①]韩国自1984年废止旧的诉愿法、立行政审判法以来，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一直强调以独立性较强的机关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十几年来几经修改，日臻完善。毫不夸张地讲，在行政复议制度方面，韩国已经走在了东亚各国的前列。但是，国内对韩国法制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此次翻译本文，利用日文资料对其制度进行介绍，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学界对韩国法研究的重视。译者不通韩语，所译的也是日文原著，其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译者注。
[②]本文的翻译得到了文章原作者、日本创价大学法学部教授尹龙泽先生的许可。文章原载于《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10月）。为了将最新的信息介绍给中国学界，尹龙泽先生特地根据韩国行政审判法近期的修改，对原文作了详细的增补，对于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注。
[③]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④]该委员会系总务厅为了委托（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进行调查研究、而在该中心组织的。研究事项包括：1、对外国事后救济制度（行政不服申诉、行政苦情申请）的调查，2、对现行事后救济制度优点和问题点的研究，3、与事前程序、司法救济程序等的关系的研究，4、对审视事后救济制度的视点的整理等。自1996年10月至1998年6月，共召开了17次委员会会议，于1998年提出了报告书。
[⑤]笔者曾在事后救济制度调查研究委员会第2次委员会会议（1996年11月22日）上，作了题为《关于韩国的行政审判法》的简单报告。
[⑥]例如：①拙著《韩国行政审判制度的研究》（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6年）以及②拙稿《韩国行政审判制度改正的简单描绘-从诉愿法到行政审判法》（《创价大学创立15周年纪念论文集》，创价大学1985年）、③《日韩两国行政争诉制度改正的经过-从〈诉愿法〉到〈行政不服审查法〉和〈行政审判法〉》（《创大亚洲研究》第8号，1987年）、④《韩国行政审判法的特质与问题点》（《创价法学》第16卷第3？4号，1987年）、⑤《韩国行政不服审判法-解说与全译》（《创价法学》第28卷第1号，1998年）。并且，制定当时（1984年）的韩国行政审判法的全译文刊载于④论文之后，1995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①的著书之后，1997年修改后的法律的全译文刊载于⑤论文之后。
篇5
(一)调整对象方面
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以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为标准,行政法一般分为一般行政法和特殊行政法。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总称,如行政基本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现在的行政法教科书主要论述的是一般行政法的内容,把它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的部分;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如经济行政法、军事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公安行政法等,一般把它作为行政法学分论部分。由此而看,行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卫生、外交等。所以说行政法不调整经济关系是不正确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关系会日益增多,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经济行政管理的“度”应是怎样,我们不能由一种“对经济全抓全管的政府”的这一极端走向“对经济完全不管的政府”的另一极端,从而把调整行政管理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把确认和规范行政权作为主要调整功能的行政法排除在经济管理之外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与经济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经济关系,也就是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不直接具有经济内容,并以此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分开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需要问的是:什么是“直接的经济内容”,什么又是“间接的经济内容”?直接和间接本身就是对一事物或一种社会关系而言的,如果说经济法调整具有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而行政法调整具有间接的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至少说明一点,这些学者看到了行政法也调整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直接和间接的区别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直接”或“间接”主要是从法律调整的手段而言的。随着现代国家行政法功能的扩展,“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转型,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命令行政已不适合现代行政法功能的变革趋势,行政法一贯奉行的单方意志性在现代行政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发生动摇。
(二)调整手段方面
用传统的观点看待行政法的调整手段,基本上都将行政手段看作是命令与服从式的,强制性的和单方意志性的。而现实中,民主思想的激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确保财政收入的消极行政作用,而向积极整备环境、经济、地域空间等秩序行政方面,以及社会保障、公共义务的供给,资金补助行政等给付行政的方面扩展。行政调整手段由以前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平等的地位已向平等协商的方向延伸。在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事实行为等现象。这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的出现是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调节失灵和政府干预双重缺陷的一种补救方法,它是传统意义上行政职权行为无法替代的。这些行政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同时,这些调整手段也是国家调整各种经济管理关系时无法回避的手段。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现象,而简单的认为行政法制调整手段是命令与服从,是直接的行政命令方式,从而把行政法与经济法简单的区分开来,这是很幼稚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具备独特的调整方法是否应是划分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标准?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的法律实践还未催生出其他的调整方法。因此用调整方法来划分法律部门是不科学的,即便是以此为标准,也不能把经济法和行政法完全区分开来。
(三)主体方面
对于经济法主体是否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人为地赋予国家不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缺乏法律依据,毫无实际意义,且更易造成权力膨胀和权力运作的矛盾。法理学认为: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集体主体、国家和其他的社会构成。其中,国家机关,包括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其职权范围内活动,能构成为宪法关系、行政法关系、诉讼法关系等多种法律关系的主体……由此可见,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而行政法的主体只有行政机关是缺少法理学支撑的判断。同时,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行政主体和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不同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构成,因此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一部分。在区分行政法和经济法主体时,必须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讨论,即对经济法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进行区分,而不是经济法主体与行政主体的区分。如果只进行经济法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区分,势必将缩小行政法主体的范围。
(四)本质属性方面
从现代意义行政法的起源来看,它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权能划分之后行政职权独立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出“民主”与“法治”的口号,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用法律来控制政府的权力。资本主义行政法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它在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充分保护公民权利。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础理论被归结为“控权论”。
与“控权论”对应的另一种理论是“管理论”。“管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形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国家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革命成果,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强调和加强政府的集中管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时期,人们显然不会和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控制和制约行政权的问题,相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行政权去进行管理,去高效地实现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目标。由此来看,单纯的认为行政法即控权之法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历史地来看行政法的作用。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控权论”和“管理论”都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暴露无遗,其盲目性、滞后性的经济问题的出现又引致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如高失业率、环境污染等,管得最少的政府已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得不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日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于是是政府的行政权得以扩张。与此同时,由政府主持的经济立法现象也日益增多,这种立法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巩固后,各方面发展步入正轨,特别是经济的复苏要求政府改变以往全方位管制的作风,要在行政法范围内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政治上也加强完善社会主义民义制度。在行政法上体现为一系列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例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制定与实施。由此可见“控权论”和“管理论”相互渗透,借鉴对方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理论得以完善和发展。于是,一种新的行政法理论基础应运而生并得以实践,这就是“平衡论”。“平衡论”认为:行政权与公民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相互制约,又要相互平衡。“平衡论”弥补了“控权论”与“管理论”的缺陷,又吸收了两者的长处。该理论贯彻于行政法的全过程,是行政立法、执法、审判的指针,也是评价行政法的根本标准。目前,“平衡论”为大多行政法学者所赞成,并且在客观上被各国法律实践所证实。
二、经济法和行政法区分的误区及其关系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的误区
为什么经济法与行政法不能清楚的区分开?这里面的症结在哪里,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与现实的交叉论证。传统法理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应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并以此为标准建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设,经济立法日益增多,经济立法理念逐渐得到发展,私法中的平等、自治观念受到人们的青睐并被公法所吸收(当然也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学者们为论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划时代性,千方百计要给它们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谋求一席之地。为此,学者们千方百计地论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殊不知这已是不同语境下的法律现象。首先是经济法与民法进行论战,但随着《民法通则》的出台,经济法学者们不战而退,缩小自己调整对象的范围,把它定位于经济管理关系,这样又引发了经济法和行政法的论争。为了给自己的论证增加法理支持,人们开始对法律调整的对象进行改造,如有学者提出“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那么我们要问:如果提出一种新的标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种独立的法律部门与行政法的独立是两种性质的独立,在此基础上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
2.对现代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很多经济法学者在论证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时,明显地表现是对行政法了解的缺乏,当然这也有行政法学者的原因。经济法学者对行政法理论的了解还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法自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也在发生着变化,已从传统的以命令、强制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整方法的运用。由于我国现代行政法研究较晚,因此行政法学者大多只注重对总论部分的研究和论证,表现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科书中几乎只涉及到总论部分的阐述,对分论部分的研究极为薄弱,部门行政法学与一般行政法学相比极不发达。的确,部门行政法的研究比较弱,但这与狭义的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无关。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狭义的经济法应属于经济行政法。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狭义的经济法在法律性质上即是经济行政法。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即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管理关系大多是无偿、不等价的经济关系,并且通过特殊的意识活动如行政命令、指示、调控、计划、指挥及监督等方式形成,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日益注重对被管理者权利的考虑和把握,这反映了行政关系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经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经济活动的管理;二是相对人对经济行政机关行政权行使的监督,经济行政法从法律属性上应是部门行政法,即为行政法的亚部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落后,以至有的学者称: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于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从客观上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笔者并不想否认经济法学者的贡献,也不想否认经济法的作用,我们想说的是经济法学者不必要把经济法的研究领域限制在狭义的范围内,它应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2.广义的经济法应是对整个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我们认为:经济法规范不可以由任何一个部门法所囊括,而是散见在各个法律部门的规范中,形成了经济法规范的法域,这才是经济法的本来面目。经济法原本没有必要与民法、行政法进行区别,经济法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应该从国民经济整体、系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以期待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理论的指导。而这种广义的经济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它包括经济宪法、经济民法、经济刑法、经济行政法等,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结束语
明确经济法地位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求证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概括,是属于理论范畴的主观意识,法律的创制和实用从来都是对现实中利益的冲突而为之。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应成为各家的“圈地运动”,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现象日益复杂。我们需要对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综合的考虑,由此可见,经济法学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经济法学科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这种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工作还远未完成,这寄希望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种学科的建设时,我们一定不要囿于传统的部门法的理论构架,而应按照经济法自身的特点来进行理论的建设,否则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就如同走沼泽地,越陷越深。此外,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关注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课题,为市场经济建设立章建制,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修改、完善,从而推动经济法的实施,以完成经济法学的学科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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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关键词：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派生诉讼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我国的新《公司法》规定了与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相似的内容，但这种规定尚不成熟，存有漏洞，况且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本身只是一个抽象意义的概念，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必须设计一种法律制度，从而使因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而给其他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得以救济．惩罚性赔偿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可以促使控股股东较好地履行诚信义务。
1我国建立与完善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现实依据
1．1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最大特点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其根源在于上市公司大都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有股的比例相当大．2001年12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统计表明，国家拥有股份高达5O．273，而各种已流通股份总计也不过占30．38．由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过高，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其代表的不是全体股东利益而是大股东的利益．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甚至利用其控股地位通过包装旗下的上市公司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诸如将劣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迫使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以及大量关联交易等，导致上市公司最终成为大股东的“提款机”．如国际大厦大股东将上市公司募集和借贷的3．7亿元资金，借给关联的另一家企业，投入预期效益低下的世贸广场酒店项目．三九医药的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超过了25亿元，占公司净资产的96。
1．2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现实依据
利用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是控股股东最为常用的手法．其中的共同特点都是控股股东利其控股地位违背诚信义务，把上市公司作为赚钱、融资的工具，套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掏空上市公司，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以上种种弊端都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持续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控股股东违背诚信义务，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还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畏．因此，建立控股股东诚信义务规范控股股东的弪营行为，完善公司的治理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滥用权利的现象，在对其治理的过程中虽然通过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指导意见，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但由于其立法层次过低，而且在实践中对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的行为处罚过轻，缺乏相应的威慑力量．因此，应当从控股股东的实际行为出发，把控股股东诚信义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公司法》中明确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其内容，并建立加强控股股东违反诚信义务后的责任机制．
2惩罚性赔偿原则解析
2．1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法理分析
现代侵权法的发展变化，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侵权法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单独适用过错原则到过错原则与无过错原则并用的转化，无论在哪一个时刻都不能发挥侵权法对潜在侵权人的潜在侵权行为的遏制与预防功能，其所达到的社会威慑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对由于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责任有3种功能，即复原之功能、预防之功能、惩罚性之功能．对因侵权行为l而受损的人的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又分为两种，即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相比而言，事前预防无疑为更优的选择．因为，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对受损的人予以补偿只能使受到侵害的权利得到修正，并不能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通过事前预防的方式在事前就对侵权行为予以抑制，不但能够进一步强化侵权法的惩罚功能，更能够将侵权行为防患于未然，减少损害的发生．补偿为满足受害人利益的最低目的，抑制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最高目的，两者共存，相得益彰_7]．事实上，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刑法当中，民事法律中也有惩罚的功能一引．日本学者田中英夫、朱内绍夫也认为，把侵权行为作为专门以损害赔偿为目的制度来把握，无视民事责任的制裁功能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使民事责任发挥对违法行为的抑制功能，引进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十分必要．山岛宗教授则进一步指出：刑事罚未充分发挥其对性的非法行为的抑制、预防功能，而且过多的适用刑事罚会产生对基本人权的侵害等问题，应尽量避免过多适用，提倡在非财产损害中加入惩罚或制裁，惩罚性赔偿能够有效的抑制损害的再发生．所以，学者们在论述民事责任的功能时不应再仅限于补偿，而应兼顾惩罚，当然补偿仍是其核心．
2．2现行公司法引进惩罚性赔偿原则的必要性
事实上，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侵害中小股东的事件屡屡发生，2003年1月，国家经贸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会议披露：两部门联合组织、历时7个多月的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检查发现，全国共有676家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占用资金的现象．此状况足以说明我国《公司法》在防范控股股东侵占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不足，尽管新公司法规定了控股股东的赔偿责任，但还应在《公司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是补偿损害，而是惩罚和威慑不法行为人，重在预防不法行为．当然，在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严格遵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原则——适度威慑原则．
3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解析
3．1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概述
所谓的举证责任分配，就是要确定在当事人之间应该有谁承担因争议的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学说肇始于古罗马法，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可以把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分为3种：(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举证责任免除和举证责任倒置两部分．其分别体现于《证据规定》第九条和第四条．(3)人民法院关于调查证据的规则，包括由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和法院主动调查证据两种．如《证据规定》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四条．
由上可知，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仅仅适用于法律限定的几种特殊情形．此种限定有点保守，我们应该在对控股股东违反其诚信义务的诉讼中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控股股东负担就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的举证责任，只有控股股东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为没有违反其诚信义务时才能予以免，当然作为提讼的主体，原告仍需负担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因控股股东的行为所致．
3．2控股股东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解析
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产生于德国，原联邦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I968审理的一起因鸡瘟而引起的产品责任案中，首先运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免除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药品的制作属于高难度技术性范畴，为一般人所不能为者，况且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被告的掌控之中，让普通的原告承担证明其药品的性能是否合格以及瘟疫是否由其药品所引发的事实则过于苛刻、不合常理．所以，该案的法官就判定由药品的生产者即被告承担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被告因举证不能，遂败诉．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修正规则，其产生的依据就在于发生的事实本身．因为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被告的行为所致，而事实的的经过则只有被告最为清楚，他是事实的惟一见证人；原告只知其损害是由这～事实所引起，无从得知事实发生的原因，所以，该事实本身就已证明被告对该事实的发生存有过失，被告也就理当对此承担起证明责任．
篇7
二、行政法关系的展开
法律的使命是面向未来的，既然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行使可能导致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不可预测，法律就不能完全放任任何一方自主地、无节制地行使权力或权利。这似乎同民商和法既规定民事权利又设制民事义务的原则并无二致。但是，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法律关系毕竟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行政权和公民权潜在的双重效应促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法律关系更具复杂性。行政法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有：（1）行政管理关系，即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使职权而与相对一方发生的关系。它又包括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2）监督行政关系，即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团体和个人在监督行政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由于团体、个人的监督权利必须通过国家权威真正得以实现，监督行政关系可主要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尤其是后者更为行政法所重视。那么，行政法是如何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作用的复杂性具体安排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上述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的呢？首先，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法律期待的是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以抑制公民权的消极作用。因为，在这里，社会首要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设置或启动行政权以处理下列几种情形：（1）社会中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于某些事物的出现而遭到破坏（比如经济垄断、股票黑市），国家立法者因种种缘由无法及时出台法律，需要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规章进行普遍的调整；（2）具体个人和组织行使公民权时超越法律限制的可能性要求行政机关经常地对他们予以监督和检查；（3）具体个人和组织已违法行使公民权而给他人权益或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及时予以控制和惩戒；（4）社会中某些资源或机会的利用虽然可促进社会福利，但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本身极其有限，或者由于资源或机会的给予必须依公共利益受限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和组织才能获得，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审核申请的个人和组织的条件并负责授益于合格者；（5）大部分具体个人和组织在行使公民权时普遍持有趋利避害的心态，对其他人的福利或需要高昂代价予以运营的公益事业较少关心，社会要求行政机关能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对于这些社会自治机制无能妥善处理的情形，个人、组织有一种依赖和信任公共力量的自然倾向，而依赖和信任的基础是公共力量拥有他们自身不具备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制力。无论是秩序行政，还是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在有关机构判定其无效并予以撤销之前，不仅相对一方，而且国家机关、一般第三者都必须承认其为有效，并服从之。如果行政行为没有这种被称为公定力（推定有效）的效力，与私人行为无异，个人和组织又怎么会为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委托与自身类似的软弱的行政机关去解决呢？〔1〕即使个人、组织因行政权潜在的消极后果而对行政机关是否有能力公正处置公共利益问题表示怀疑，他们亦必须等待行政权启动并最后作出行政行为之后通过其他公共权威进行评判，否则，行政权积极作用会被扼杀。因而，在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法在设定行政机关管理权能的同时往往赋予其效力优先性，相对一方于此只能履行服从的义务。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和相对一方的服从地位是这里的主要特征。然而，如果等待行政机关凭借公务人员的独立判断作出与公共利益相悖的行政行为之后再考虑其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它的破坏性后果已经造成，而这种后果在很多情形下是难以通过事后救济制度进行充分补救的。于是，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法律对行政权怀有既信任又警惕的两难情结，既期望通过公民权利的适当使用来最大限度地遏止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离经叛道”行为，又谨防繁琐、拖拉的程序阻碍行政积极效应的实现。有关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2〕即应给予相对一方多大的参与行政决定过程的权利。无论权利范围如何，不可否认，保证个人、组织参与行政过程是行政程序法的初衷和核心内容，亦是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3〕因此，程序性的法律规定倾向于赋予公民权利，相对行政机关而言，就是其在行使实体权力时必须担负相当的程序性义务。问题是：如果行政机关完全履行程序性义务，其作出的行政决定就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了吗？美国现代新公法理论就此批判了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律程序理论，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取决于其代表的价值，而不取决于其程序体系”；作为新公法理论来源之一的批判法学流派亦攻击法律程序理论只会导致虚幻的而非现实的社会正义。〔4〕人类社会有许多经验是共通的。虽然有不少国家在程序立法上费尽心机，但大家都把监督行政的机构尤其是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作为抵制行政权消极作用的最后的亦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其中，既有实质问题的审查，也有程序问题的审查。这是因为，尽管行政程序法律倾向于规定公民权利，但行政程序性质上毕竟是行政权运作的形式，法律既不允许个人和组织取代行政机关直接作出决定，亦不容许其在此违背公定力要求而反抗行政机关违反实体和程序要求的行为。那么，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关注的又是什么呢？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又是一个什么结构？以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为分析对象，我们认为，在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中，法律使相对一方相较行政机关处于权利优势地位。相对一方享有权而行政机关无反诉权、法院判决只针对行政机关而不针对相对一方都可以恰当地表明法律在这里的焦点。而且，不妨假定，法律关于行政机关负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有如下隐喻：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未作出最终有效判决之前，行政行为推定可撤销。如果行政机关不举证或举证不充分，这种推定就告成立，无需相对一方费力说服法院否定该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这与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行政行为推定有效恰成相反。概而言之，在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任何一种具体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结构都具有某种不对等性。但是，这些不对等性并非指向同一方向，而是错综复杂，彼此相抵。其中，除了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以外，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性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中发生存在的，它们在既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形成彼此抗衡。而且，虽然行政实体法律关系和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不对等结构同时并存、后者又从属于前者，然而，不可否认，两种不对等结构发挥着不同的、相反的功能。也正是由于行政法在调整与行政权有关的具体社会关系时的关注点始终存在倾斜，致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在具体条件下总体现出不平衡的动向，为了保证绝对的不平衡状态不至于因内在力量的变化而过于失衡，行政法应设置总体权利义务的平衡结构以发挥其约束这种失衡可能性的功能。就此意义而言，平衡不仅意味着行政法及由其调整形成的行政法关系在总体结构上的平衡以及由此结构必然体现出的平衡功能，而且隐喻着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和不平衡的绝对存在。这同马克思在谈及建立资本主义不同生产领域之间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时所述的原理是一致的，“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5〕当然，从行政法的发展史来看，虽然有不断趋近这种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的去势，但这种平衡也是相对的，它总是为总体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平衡所打破，继而再走向平衡。总体结构和功能的平衡与不平衡在运动之中互相交织在一起。
三、行政法律制度的构筑
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过细密、成熟、相对完善的行政法律原则和规则调整以后，各个关系主体，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法院、行政相对一方，就生活在一个依据这些原则和规则而自我运行的、内部有某种逻辑安排的有机体中，这个有机体我们称之为“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又是由一个个次层级的法律制度组成的，如行政立法制度、行政执法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以下称“亚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行政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构筑和运行逻辑。我们在下文将阐述以“平衡论”为指导的行政法律制度的逻辑安排，其中蕴涵现代各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构建对我们的启示。
法治原则以及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律制度构建的首要、普遍的原则。“法治”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未定论，但有一点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公认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证法律具有实质正义（良法）的前提下：（1）任何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对于国家机关而言，除了法律允许的以外，无权进行任何活动；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从事任何事业和活动；（2）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惩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国家机关违法，由其他国家机关依法追究其责任；社会组织和个人违法，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予以惩戒。可见，虽然“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是对任何人的任何行为给予不偏不倚的保护或制裁。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法领域，即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合法行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违法行为。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一方，只要违法，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大部分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律责任”这一章下既规定了行政机关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又规定了相对一方违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6〕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求，其基本涵义历时变迁。现代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也是围绕既保障行政权、公民权的积极作用又抑制行政权、公民权的消极作用这一内在逻辑确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行政法发韧之初，依法行政原则是消极的、机械的公法学原理，基本内涵是：（1）议会制定的法律至上，一切违法行政都不发生效力；（2）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由议会以法律规定之，行政规章、命令仅是内部行政规范，不具有对外约束力；（3）无法律即无行政，没有议会法律明确授意，行政不得自主行为。于是，“行政遂成从属而不独立之国家作用”。〔7〕此后，国家目的观和行政作用论逐渐换新，旧日依法行政内涵已不能满足“行政之自我肯定与其主动、积极及弹性化之要求”，〔8〕依法行政原则即经脱胎换骨而形成现代的意义。前后的主要区别在于：（1）“依法”不仅指依据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且意味着依据行政法规规章、法的一般原理、公共利益和社会正义，即行政遵从实质的法治主义；（2）行政不必以法律明确授意为绝对前提，除法律明文禁止外，可“基于行政之自动性及给付行政或助长行政之本质”自主行为〔9〕。由此，该原则在保留原有制权的精要的基础上放松了对行政权的束缚，意在促使行政积极作用，以抵制过滥的个人自由的不利影响并助长社会公共福利的增进。行政法律制度自我运行所依据的各项原则和规则实际上是法治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具体化。同时针对行政权和公民权的保障和抑制是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必要的两支旋律，而且，这两支旋律在各亚行政法律制度中交错出现，互相辉映，难以截然分开。为表述便利，我们姑且取巧把行政法律制度分为两大类：保障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制度（Ⅰ类）和抑制行政权违法行使、滥用的制度（Ⅱ类）。Ⅰ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立法制度、行政裁判制度、行政检查制度、行政处罚制度、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指导制度等。其中：（1）行政立法、裁判制度是授权行政机关行使部分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度。其初创之时，曾在英美等国遭到严格提倡“控权”的传统思想的强烈反对，但终因时代的需要而被人们普遍接受；〔10〕（2）传统的行政检查、处罚、强制执行和许可的范围在日益扩大，行政权行使代表的公共利益名义已从治安延展到市场秩序、食品卫生、环境、医疗保健、失业救济、残疾补助等等，单一模式的消极秩序行政已成历史；（3）行政合同、行政指导是现代行政机关不完全利用强制手段，期待个人、组织的真诚合作以共同完成公共利益目标的新型权力，其权力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它们的主旨在于公共利益，法律仍然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情况下行使一定的强制手段；〔11〕（4）在这些亚行政法律制度中，包含着对行政相对一方违法责任追究制度。这是法治原则的普遍要求，任何个人、组织的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机关获权成为国家追究相对一方违法行为的机构。Ⅱ类制度应包括行政程序制度、行政公开制度、行政主体责任制度、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立法机关监督制度（如有些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1）行政程序制度与Ⅰ类制度紧密交错，故其在赋予相对一方程序权利以实现民主、公正价值的同时，必须考虑行政效率的需要，公正、效率是行政程序制度两个主要原则；（2）行政公开制度是二战后行政法的新发展，该制度赋予个人或组织获得行政机关掌握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信息的权利，是公民了解权的制度化。行政机关则可以国家安全、行政效率、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为由限制了解权。“公众的了解权和对了解权的限制构成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公开是主要的矛盾，起主导作用……免除公开起制约和平衡作用”；〔12〕（3）行政主体责任制度是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平等要求的制度化。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则是受到行政行为违法或合法侵害的相对一方寻求利益弥补的制度，其原理是个别利益损失必须由社会公平负担以获得某种平衡（国家赔偿和补偿金额实来源于社会，这与私人赔偿有实质不同）；（4）行政诉讼制度和立法机关监督制度赋予个人、组织较多的监督程序上的权利，行政机关承担较多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组织的个别意见在实质上一定合理，就如同权并不意味胜诉权。结果既可能是保障个人、组织的合法主张，亦可能是维护合法的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制度是开放的，顺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迁，亚行政法律制度的数量增减和内涵演变实在情理之中。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尚需国家实体的存在，“保障－抑制”这一制度构筑逻辑作为现代人们对自身及自身所处社会比较理智的认识结果必将在时间上延展其生命力。四、“平衡论”的意义任何一种希冀揭示人类生活某一方面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或理论，都是建立在关注现实建构和反思历史的艰难历程之上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人皆已感知的大规模解构和建构运动，这一场运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震撼力令世人嘱目。然而，严峻的现实问题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述出来了：怎么做？于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各类学科都试图在自己的专攻领域提出基于严肃、认真的历史反思的新的建构理论。“平衡论”就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中诞生的。“平衡论”关注现实并希望对我国制度和理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这在前作《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已作详述，现扼而言之，即：（1）依据“平衡论”基本原理，准确把握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法制环节各自的重心和平衡及各法制环节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可保证行政法制健康、协调地发展，摆脱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的法制现状；（2）依据“平衡论”，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政府-企业”互动模式，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长；（3）依据“平衡论”，可真正实行民主价值和效率价值有机统一的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4）依据“平衡论”，可全面、准确地认识现代政法的本质和作用，从而可重构既符合世界行政法发展方向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较成熟完善的行政法学体系。
“平衡论”至今尚属理论萌芽时期，其自身亦需一个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建构过程才能渐臻完善的理论体系。我们在思考和构建“平衡论”体系时日益感受到，“平衡论”的提出对我们进行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更具深远的方法论意义：（1）“平衡论”虽然是一个部门法学的研究课题，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其他部门法学等广泛领域，因而，如果要求得“平衡论”的更深发展，就必须打破部门法学之间以及法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的学术隔离，既保持本部门法学强劲的身我发展势头，又不遗吸收其他部门法学和学科的思想精华，并向后者贡献自身的成果；（2）“平衡论”必须借助对行政法及行政法学历史的真实反思和积累，因而，我们必须打破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只重视对制度的历史性描述、轻视或忽视对行政法学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的关注的状况；（3）“平衡论”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无法脱离具体文化环境，它若求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就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进行文化的阐释和证明，寻找“平衡论”落根成长的本土基础。
注：
[1]参见〔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第41－42页，杨建顺、周作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第13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MargaretAllars，ManagerialisrwandAdministrativeLaw，CanberraBulletinofPublicAdministration，No16，October1991.
[3]美国学者塞缪尔。亨迁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83页（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指出：“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4〕参见WilliamN.EskridgeandGaryPeller，TheNewPublicLawMovement：ModerationasaPostmodernCulturalForm，MichiganLawReview，Feb1991.法律程序理论迷恋于程序正义，认为法院只需严格关注政府行为是否遵循程序而无需审查实质问题。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6]在国内，关于“行政法律责任”概念主要有三种理解：（1）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承担的责任；（2）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责任；（3）认为行政法律责任与民事、刑事法律责任并举，是指任何人（包括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一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都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以为第三种观点更全面、更可取。
[7][8][9]参见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中“论依法行政原理”，三民书局，1980年。城氏又言：“各国之运用该原理容或有所歧异，其精神应无二致，即使行政之作用有较为客观之法规范可循，以防止行政权之滥用，实质确保人民之权利，同时亦避免消极束缚行政之反作用，务求保持相当之效率性，以符合现代行政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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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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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立回应型行政法的具体进路
（一）回应型行政法的提出———一个新的思路以回应型法为模型的回应型行政法，其基本特点在于：行政运行以尊重社会的主体性为主要价值取向，以强制和非强制并用为行政手段，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多元权力的合作为基本目标，力图实现法律与社会的互动，保持行政法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更加灵活地回应社会需求，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追求实质正义，从“硬性法制”走向“软性善治”。在完善行政法制工作的基础上，它将法律自我保护、自我隔离的盔甲卸下，使得行政机关“依靠各种方法使完整性和开放性恰恰在发生冲突时相互支撑。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5](P85)现代行政法治的目标在于驯化国家权力，而不仅仅是“限权”或“保权”，在要求对公民权益的侵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同时将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积极促进功效发挥到最大。而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地域、具有各自传统特点的社会中，公民与社会对于国家的期望和提出的要求并不相同。因此，行政法治在不同时期、在法律的框架内对于回应“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政府”也将给出不同的答案，进而对政府提出不同的要求。国家———社会二元对应的思维模式与理论模型虽然不能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的全部问题，但它确实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有利的资源以及思考和实践的路径。行政法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于行政法治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具体解读与主动回应，离不开对目标得以实现的现实资源的挖掘。“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也就有了不同的行政法理念，行政法的理念应当也必然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7]同时，建立在回应社会需求基础上的行政法制度建设不仅与社会自生自发秩序相耦合，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对于制度的实施不存在心理障碍和实践困难，社会在最低运行成本下有了自发的动力来维护这种制度的稳定。我们的目标模式———“回应型”的最大特点即在于其“开放性”、“灵活性”、“参与性”以及“互动性”。在开放性的过程中，回应型法寻找一种标准而又有范围、有层次、有选择地回应社会，从而具有一种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目的性，避免社会发展的随意任性地变化。行政法的主动回应不仅能解决自身的单方性、封闭性与强硬性缺陷，还成为培育和促成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关键动力。而西方行政法治的发展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的存在，不仅在于防止政府权力滥用，还能够引导敦促政府完成不断扩展的社会责任，行政法治所不断追寻的“善治”在其推动下得以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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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法律规范本身，而每一个法律都有其立法目的。立法目的是立法者根据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和客观的现实需要,在制定法律时主观上期望该部法律在将来实施中所起的作用。在行政法律体系中，立法目的一般通过其“第1条”予以明确规定。本文以近30年来的行政法律文本为分析对象，试图对法律文本“第1条”中“立法目的”之设置情况进行分析，探寻其发展变化的表征和规律，以求可供研究的资源。
（二）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呈现的“目的化”宏观考察
1.“:目的”特征化趋向明显
行政法的政治法本质决定了必然对其赋予繁重的任务与功能，而这又与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行政法律的制定者越来越重视立法功能和目的之表达，并经由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予以体现。从表1统计数据来看，在所有行政法律文本类型中，大多数文本的第1条都包含有“立法目的”之表述，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似乎成了表达整部法律立法目的的“专属”条款。而纵观行政法律立法漫长的发展历程，通过前后16年的对比，在所有法律文本类型中，包含立法目的的文本“第一条”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趋势，这种特征在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文本中表现尤为明显。
2.中观考察:立法目的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政府职能的强化和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国家立法内容也呈现出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社会秩序、公民自由权利、公共利益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立法价值目标纳入立法者视野。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保障经济发展环境，行政法的主要任务是赋予政府管理权力，这一时期立法的目的多表现为保障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单一形式，呈现出典型的行政化色彩。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行政法承担的任务呈现多元化趋势，立法目的也由单一性的向多元化方向转变。行政法律文本中包含1个立法目的仅占5%。绝大部分都包含2个或2个以上的立法目的，而包含3个及以上立法目的法律文本比重最大，比例高达65%。据笔者考察，从行政立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类型来看，行政立法已基本形成了“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之立法目的固定表述模式。
3.微观考察：目的之阐述更具明确化
在行政法律制度发展初期，由于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有的行政法律文本对立法目的规定过于概括和抽象,忽略立法目的条款的作用，以致于法官在具体裁判时只能依靠个人司法技能和经验对“立法目的”进行推测和论证。例如198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1条将其立法目的阐述为：“为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该条文虽也明示了立法目的，但仅仅是宏观政策的阐述，在审判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而随着法律解释方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一局面大为改观，行政法律文本对立法目的的阐述更加明晰和有针对性，指向具体的规范领域、对象以及法律事项。
二、行政立法“目的化”影响下目的解释的地位
（一）“目的化”之于目的解释的意义解构
1.理论之维
促进目的解释方法研究的发展。由于目的解释具有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漏洞的独特优势，对目的解释的研究日益受到法律共同体的重视。而研究法律解释,其前提性的思考是对其解释对象,也即法律规范的分析。目的解释是以探求文本立法目的而对法律问题进行解说为追求，因此，立法目的是目的解释方法研究的立足点和基础。而在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中予以明确表达的立法目的自然应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学者对此也不乏关注。“目的化”的行政立法进程无形之中丰富和推动了目的解释方法的研究，而且随着“目的化”特征的进一步强化，理论层面的回应将更加全面和深入，甚至对目的解释方法研究带来结构性影响。
2.观念之维
强化法官目的解释观。法官的法律解释能力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司法发展的水平，我国实务界也一直在通过解释示范和司法政策努力强化法官适用法律解释的思维和意识。伴随着行政立法技术的成熟和目的解释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愈加注重法之目的的阐述并在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中予以体现。立法牵制司法，同时也对法律实践起到导向作用，立法目的在制度层面的凸显无形之中促使法官对目的解释的关注，法官更加意识到目的解释在行政审判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目的解释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解释方法也越来越受到法官群体的青睐，法官也更多地将目的解释方法运用于司法案件的裁判。对此，笔者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行政诉讼案例中法官运用目的解释进行裁判情况进行了统计，，在中国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进行裁判的案件总量呈现增长趋势，且每一阶段所占比重分别为6.%、14.3%、23.5%、33.3%、31.2%,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状态且幅度较大，这说明法官的目的解释意识正在觉醒并逐渐增强。虽不能说这种趋势与“目的化”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目的化”或多或少会对法官目的解释观的形成起到催化之效，中国行政审判法官正以目的解释推动依法裁判。
3.实践之维
有助消解目的解释的司法困惑。行政法律文本中立法目的的缺失，会使法官在进行目的解释时无所适从，而不得不转向立法者意图的探寻，解释者就需要在立法史等解释材料中考古，以便发现历史上立法者的具体意图，甚至要通过“想象性重构”将自己置于历史上立法者的位置来想象。如此一来，结论必定聚讼纷纭，带来曲解或误解法律文本的危险。而包含“立法目的”的行政法律文本“第一条”给法官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文本，在此种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文本指引下的目的解释更显其解释的规范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避免法官将主观倾向或个人意图任意渗透进解释过程。可以说，“目的化”不能完全说是行政立法的一种封闭式的自我变化与满足，其中似乎也蕴涵着立法者有意让法律的执行者“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为考察行政立法“目的化”对司法带来的影响，笔者专门收集了实务界的观点，法官普遍对这一规律作出了积极回应。大部分法官认为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目的化”有利于法官更好地适用法律、促进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及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这印证了“目的化”对司法裁判产生的正面影响。
（二）目的解释在解释体系中的位次及其终极标准性
1.目的解释的位次考量
根据拉伦茨对法律解释的分类，法律解释方法分为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等5类。梁慧星先生在《裁判的方法》一书中将法律解释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等10种。综观学者们的分类，法律解释方法大致包含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而对于诸种解释方法的顺序，部分学者认为，文义解释应优先适用。陈兴良认为刑法解释方法的位序应是文义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和目的解释。拉伦茨认为，语义学解释排第一位，其次是体系解释，再次是立法者意图或者目的解释，最后是客观目的解释。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的解释应置于诸种解释方法之上。丹宁勋爵更是将目的解释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他说：“即使在解释我们的立法时,我们应当将传统的解释方法放在一边,而采取更加自由的态度。我们应当采取更能促进法律条文背后的立法目的实现的解释方法。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解释方法之间没有固定的绝对的位序关系,而取决于法律解释方法背后的法律价值位序的认定。笔者赞成解释方法并无确定的位序之观点，但目的解释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置于中国行政法的制度背景下，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由我国行政立法的特点所决定。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法律制度呈现出类型杂、层级多和制度分散的特点，因此在相当多的行政法律文本中,一个重要的立法技术就是对其立法目的作出明文规定，并确定若干法律原则，几乎每部行政法律都被打上“立法目的”的烙印，法官可以直接援引这些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进行解释活动。并且，行政法规范具有不同于刑法规范、民商法规范的特性，其调整对象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特殊法律关系，行政法规范直接被特定国家的意志与目的所决定,带有很强的政治权力的投影与公共利益的表达。而立法目的最能反映法律制度的立法追求和原则适用性。在行政法律文本第1条的立法目的愈加明细时，当具体规则条文出现含义模糊时，在规范主义解释思维下,法官更是将直接以制定法本身的规范目的为根本前提理解,对案件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行政裁判目的解释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符合中国特色的解释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