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历史与社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篇2

doi： 10. 3969/j. issn. 1671- 5918. 2017. 14. 057

[文章编号]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国内的英语教学领域，教学理论纷呈，目前已进入各种教学法并存的后教学法时代，也有一线教师认为教无定法，而推崇集多种教学方式为一体的多模式教法。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已达成共识，即语言是一种工具和人际交流的媒介，学习语言必须在使用语言中达成。在二语或者外语教学领域，课堂互动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题。国外对课堂互动研究较早，国内教学界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发表多篇有关课堂互动教学的论文，包括互动策略培训实践研究、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实践方面，近十年来高校英语教师被校级领导听课检查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开展课堂互动；但是根据作者从教多年的经历和观察发现，一线教师虽然有互动意识，但是何种互动形式有效，如何开展高质量的互动，以及课堂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对这些问题很多教师知之甚少。

本文从课堂互动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社会文化视角人手，首先介绍社会文化理论，接着分析该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状况，探讨交际互动中的外语学习，分析互动教学的理论渊源、互动教学的研究发展，尤其是国外研究成果对中国国内英语教学界的启示，在回顾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课堂互动研究可进一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v，SCT）内容丰富，本文关注的是与学习相关之领域。社会文化理论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 Vygotsky）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即文化历史心理学（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会文化理论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会文化，而是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功能发展的影响。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学基础是关乎语言和语言学习的交际观。根据该观点，语言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产物，人不能只学习静态的语言。社会交际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是动态语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语言学习要在交际活动中开展。社会文化理论关心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秦丽莉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既涵盖社会视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语言学视角，所以社会文化理论应该归属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范畴。同时，该理论源起于社会学，所以可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参考。

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维果茨基认知发展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两种，一种是实际水平，另一种是潜在发展水平。前者儿童自身能力可以达到，后者指儿童经他人的协助将来可以达到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称之为最近发展区。学习者从实际水平跨域到潜在发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协助，在交互活动中他人的协助被称为“支架作用”。这一理念被应用于语言学习中，倡导课堂上教师为学生积极创设语言使用场景，和语言使用机会，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为学生提供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输入和支架作用。最近发展区的概念剖析了学习、教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教育学科领域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和实践，帮助二语习得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概述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国内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与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共同发展。

作为新兴的理论框架，社会文化理论为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引领人们对语言习得的本质和过程产生全新的认识。社会文化视角与认知视域一起构成二语习得两大对立流派。认知派发展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派发展于80年代。该派别对二语习得的认识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发展起来，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关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该理论被更多学者用以研究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研究二语习得，强调学习者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关注互动对人的语言构建、思维和认知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James Lantolf与Steven Thorne共同撰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是社会文化二语习得研究二十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社会文化派对语言和语言学习所持有的观点是，语言是人走向社会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学习语言学习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派研究二语习得，侧重于学习者对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情况，侧重于互动研究。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过程依旧是认知机制的事实；另外一个研究不足之处，是理论上提出社会因素是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方面，但没有具体探讨社会因素影响习得的方式和过程。社会文化理论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在国外成果颇丰，但在中国国内研究数量少，仅有的研究多是理论文献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实证实验研究，研究成果质量低。

三、外语课堂互动研究

课堂互动的理论来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设理论（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设是对Krashen输入假设（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课堂互动的第二种理论来源是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Allwright指出课堂教学只有通过互动过程才能进行。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参与语言交际的机会，互动中师生问答、意义协商和反馈提高了学生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

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互动两种基本形式，在第二语言课堂上，师生互动的主要模式是发起一回答一反馈，简称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语课堂互动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从以下层面开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分析教师课堂话语质量，教师和学生之间话务量，以及会话的话论次数，IRF，课堂提问，课堂支架作用，教师问题类型对学生学习空间的创造，学生互动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国内，作为外语型的英语教学环境，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缺少真实的社会语境，和大量目的语的输入，学生最主要的途径是课堂学习，通过课堂互动接触活生生的语言，因此，课堂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篇3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亲的地位，决定其奴隶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的状态”(1667)。[12](P45)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兰地区则慢一拍，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世纪初亦告一段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奴隶只是动产或不动产，因而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来看，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人们很清楚，制订奴隶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隶的反抗，使其既听命于主人，又不致危害整个白人社会。如果说奴隶制的引进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奴隶制法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种族问题。“奴隶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劳工控制，它也是一种调节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体系。”[13](P152)不过从法律实施的途径来看，法律不是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训练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赋予几乎无限制的个人权力，[12](P91)特别是运用鞭子的权力，以免他的奴隶造成社会负担；所有白人则被赋予惩罚逃奴、阻止奴隶聚集和行使巡逻的义务。[12](P93，P96)；[5](P153，174)；[14](P60)；[15](P23)主人不得随意释放奴隶，[5](P232-235)其家长主义温和性的一面不得没有限度；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隶出售酒类、教其识字或纵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励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种社会责任感，引导普通白人献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业”，以便为控制情结打下一种跨阶级的“善”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种合乎“正义”的战斗激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治情结也与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殖民早期，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十分成熟。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公司体制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时候，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于旧的社会秩序之中。如在弗吉尼亚公司所设计的殖民计划中，身兼士兵和职员之二任于一身的佣工占有中心地位，军事纪律束缚着每个殖民者。[16](P5)在这种体制下，雇员的积极性明显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明了“人头权利制”，其特点是将劳工引入与土地授予相结合。[17](P5)其结果是殖民者开始为自己而不是为英格兰股东生产作物。在17世纪的其余时间内，南方农场主继续沿着河道、海岸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这种大宗作物并输出到英格兰，使得规模可观的大种植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凡不能生产大宗作物的地方，则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在新英格兰，则一开始就从英格兰引进了敞田制，村民大会决定种植、收割等事宜。这种敞田制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贸易也以地方集市为主，但市场化的逐渐推进仍构成殖民时代总的趋势，特别是随着18世纪末“圈地运动”的进行，最终由个体农场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权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对殖民地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路途遥远的事实，使得代议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建立起来。[18](P3-25)；[19]而且重要的是，来自英国的上层势力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本地领导力量取代。[21](P40)马萨诸塞的代议制则是从公司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即先从公司董事会中选出总督参事会，股民组成“大法庭”(议会前身)，1644年参事会成员和大法庭成员分离后，代议制雏形初现。[22](P51-56)这种政治自治的确立，也为个人主义的脱颖而出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经济的独立过程是欧洲精神向个体化发展的标志。”[23](P9)在精神领域，个人主义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北美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新教改革的一个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废除，信徒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一个专横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无能，如加尔文所说：“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着真正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25](P3)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与对人的怀疑乃至怨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26](P13，17)；[27](P4-50)北美殖民地的宗教继承了这个特性，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强调权威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并以此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个白人都有几乎同样的道德价值，即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有得救的价值，[29](P2)；[30](P148)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个人的之上。因此，清教的核心教条——盟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学版本；[31](P4)五月花公约则展现出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罕例；[32](P5-6)理论色彩较淡的安立甘宗却把个人尊严表现在其组织的囊括性上：每个人都不能被人武断地排斥于上帝之国的大门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对此概括为：“天主教教义……体现了汤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即整体先于局部。相反，加尔文派则产生于联合的原则：局部先于整体。天主教是根据有机统一体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加尔文教则是根据有利局部的契约论观点思考问题的；它是个人主义的。”[33](P89)

简单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财产权和自治权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种以神虐方式表现自我尊严、自我的精神状态。如果个人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话，倒也无损种族问题之大局，也与白人意识的嬗变扯不上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尊严被严格限定于白人共同体之内。如果说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着神虐的话，作为“不可见的人”——黑人则须承受着白人和上帝的双重“施虐”；换言之，对黑人的神虐必须通过白人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乐于将种植园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北方，白人则以《自由法规》的形式个别规定所谓“陌生人”的位置。凭藉其在上帝与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白人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韦斯后来所阐述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荒野的野蛮人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的限制，[白人]个人则不然，其情趣和天性处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内在约束之下。”[34](P19)

当然，统治情结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权力从一开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制约。他不能滥用权力，令其奴隶做邪恶之事；对非份要求，奴隶有权利予以谦逊地拒绝，“因其主人和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不能违抗他而取悦于人”。[35](P34)如果说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险尚造成顺从神虐心理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退的边疆则会给予其某种安全屏障。如汉德林所说：“作为荒野的人民，他们身处新世界的家园，这种事实本身即给予他们一种力量感。”[16](P10)最终，专横的上帝不再被人注意，人们开始逐渐转向耶稣这个具有神性的人，一种“爱的宗教”在18世纪初开展的大觉醒运动中诞生了。个人主义也由此完成了从强调神定铁律到自由个人的转移。在这种过程中，作为调整措施，习惯以种植园作为个人主义单位的南方形成了针对黑奴的“家长主义”，绝对控制开始与个人温情有了更多的、受到当局鼓励的糅合，[8](P60-62)而北方则开始注意和强调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然权利”。[8](P59)

三

将奴隶制法律的奴役对象及个人施虐对象限定于特定种族，毋庸置疑地促进了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逻辑便开始自动发挥作用。18世纪种族理论系统化的事实表明，白人意识与统治欲在理论上的结合过程已经开始。

种族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人类学者的推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然系统论》中提出了物种不变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物种按等级排列，并描述了各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为物种之一而与猿为邻。尽管他对物种内部存在的多样性兴趣不大，但他还是依据肤色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欧洲人种、亚洲人种、非洲人种和美洲人种。在他看来，这些人种同属一个梯级，并无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环境因素。林奈所开创的方法被乔治·布丰所继承。他在1849-1804年间写成的《自然史》中对人种的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出了变异论。因其肤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的颜色”，[36](P36)白人种族被他作为标准类型，其他种族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异。另一位生理学家约翰·布鲁门巴奇则以头盖骨的形状对人种予以分类，确定出高加索人、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马来人这五个人种，由此奠定了其“头盖骨之父”的地位。

网络式划分法只对大的物种进行分级，并拒绝在不同人种之间安排秩序。但他们的科学研究却刺激了人们对古老的生物大链传说的兴趣，并试图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

生物大链思想远可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他将宇宙看成是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的体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着水、气、火等天上星体。每个圆球都有灵性，而神站在最外圈，产生运动的动力。在这种宇宙论中，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关观念。处于等级系列的世界从地狱开始，往上依次排列着大地、植物、动物，然后到达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个等级的天使，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大链。生物大链思想以及相关的地球中心观能生动地表现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贱地位，具有鲜明的梯级特征。

对于18世纪的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竭力发现人类分级的“事实”，以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支配权和神秘的裁决为由论证白人对黑人奴役的合法性。与其17世纪的先辈相比，他们自恃有科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支持。由于《圣经》强调人类始祖的共同性，他们便以论证人与猿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绕过这种障碍。18世纪70年代，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卡梅尔提出“面部角度说”，赢得了广泛关注。据他“观察”，在从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头盖骨之间有一个规则的梯级：猿、猩猩、尼格罗人、霍吞图特人(Hottentot)、马达加斯加人、塞里贝斯人(Celebese)、中国人、蒙古人、卡尔马克人(Calmuck)及各种欧洲人。[14](P102-103)与网络式方法明显不同，这种划分方式暗指黑人作为低等人种有着科学的依据。此后，复活了的生物大链思想便在18世纪末的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对此兴趣盎然。在1787年写成的《弗吉尼亚日记》中，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观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种族特征方面，他写道：白人面部“红与白的精美交织”所体现的“感情表达”，与黑人“永久性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白人有“飘柔的头发”，形体表现出“更为优雅的对称”，而黑人则“在脸上和身体上毛发稀疏”，“他们较多地以皮肤腺、而不是肾脏排泄，使其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脑中有尚待开发的萌芽”，而黑人则无任何类似迹象；“在记忆上他们与白人等量齐观，在推理上则低劣得多。……而在想像力上他们是呆板的、毫无趣味的和不规则的”。至于其“动物性”，则表现于他们的贪吃好睡，因为“一个身体安逸、并不思考的动物，自然倾向于睡觉”；他们对其女性更加热情，“但爱对他们与其是精细的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他们尤其喜好凯觎白人妇女，如同“猩猩偏爱黑人妇女甚于他们自己的种类”。[37](P20-22)杰斐逊在此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人种的两个极端类型予以对照，将黑人置于与猿为邻的位置，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链中性骚扰的指向。虽然杰斐逊本人无意于以此为奴隶制辩护，但其他人更乐于像爱德华·朗那样，相信这种低劣“事实”与神秘的裁定之间存在着联系。[10](P14)

杰斐逊的生物大链思想对普通白人的看法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如在报纸上刊登搜捕逃奴的广告时，有些奴隶主常常声称“我的奴隶猿猴”或“狒狒”长相如何如何，这是生物大链思想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的一个明证。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指出这种现象：“在旧南部有一种观念——真诚的和热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帝创造了一种叫作中间物(tertiumquid)的东西……”[38](P122)18世纪生物大链思想对人的分级，为白人意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为19世纪中期奴隶制大辩论时的转变完成阶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演化，使得一种富有毒性和攻击性的性格倾向渗透到美国白人的灵魂之中，加剧了美国历史的悲剧性缺陷，乃至引发了以后的内战和重建的失败。对此，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题”，[39](P143)尤其是构成了“南方历史的主题”。[40](P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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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论文摘要：多元文化政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教育倡导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和教育平等。教育心理学领域的社会建构主义对多元文化教育有着指导意义。以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为蓝本，从社会学习、最近发展区、认知学徒和中介性学习这四个原理出发探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启示。

多元文化并存是当今世界各多民族国家共有的现象，但各种文化在同一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各有不同。在西方，由于少数民族对主流文化同化的抗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很多国家开始实行多元文化教育。

笔者发现，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提倡的一些教学观可以应用到多元文化教育中。他主要依据社会相互作用和文化环境来解释学习，认为社会相互作用、文化工具和活动影响个体的发展和学习。在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借鉴该理论中社会学习、最近发展区、认知学徒和中介性学习这四个原理的启示可以改善多元文化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及移民的教育问题。近年来美国教育界对多元文化教育这个主题给予了较多关注。本文主要以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为蓝本，探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启示。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定义及其维度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有多种定义。一般而言，广义的多元文化教育是通过学校的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公平；狭义的多元文化教育则是通过学校教育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和特殊学生的教育平等。（靳淑梅，2010）

美国著名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詹姆斯·A·班克斯（James A. Banks）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1）一种教育思想或理念：所有学生，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类群体，譬如在性别、民族、种族、文化、社会阶层、宗教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或属于某种特殊群体（例如有精神障碍、失聪、失明的儿童或天才儿童），他们在学校中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教育。（2）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它规划并引起学校的改革，以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取得成功的平等机会。（3）一个持续的教育过程，说明它努力去实现的理想目标，例如教育平等和废除所有形式的歧视——在人类社会中短期内不能完全取得，需要一个过程。（白亮，2009）由此可见，多元文化教育目的在于改变整体学校的环境，使来自不同种族的不同性别的学生、身心残障学生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在学校教育中享有均等教育机会。而且这种教育理念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不仅需要学校，还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

班克斯（1999）在他的《Historical Development，dimensions，and Practice》一文中探讨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主要维度，即内容整合（content integration）、知识建构（knowledge construction）、减少偏见（prejudice reduction）、公平教育（equity pedagogy）及授权式多元文化（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内容整合是指教师使用各种不同文化的实例、数据和信息。例如讲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作出的贡献，选用教材中包含大量非主流群体的作品及女性作品等。知识建构指教师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是如何产生及如何受到种族、民族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的。减少偏见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它包括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建立积极的关系，包括更民主宽容地对待他人。公平教育则是采用各种有效教学手段促进不同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学生获得学业成功。有证据表明，某些民族和种族群体，尤其是墨西哥裔和非裔美国学生，采用积极合作的方法进行学习效果最好。授权式校园文化指学校机构设置和实际运转能提高每个学生的学业水平及促进其情感发展。例如，取消分轨制和能力分组，接纳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而非对他们乱贴标签。

二、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的现状

曾有数次学业成就测验研究表明，非裔美国学生、拉美学生及土著印第安学生的测验分数明显低于欧裔和亚裔美国同学，这与上述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非常一致。

现在，非裔美国人、拉美人及白人儿童之间的学业差距正在以缓慢的速度缩小。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差距明显缩小。但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不同民族的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成绩上的差异基本稳定。同时，他们在SAT上的成绩差异也在减小，但速度同样很慢。

为什么非主流群体家庭的学生成就测验成绩远落后于欧裔和亚裔的美国学生？原因有经济、社会、家庭、文化及学校对他们不公正的对待等。许多非主流群体居住的社区普遍存在着长期失业、无业及工薪微薄的现象，对其家庭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个不利条件是他们所能进入的学校，如市郊、私立学校、教会学校甚至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欠佳、合格教师过少且学生人数过多。通常，少数民族学生之所以表现差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其文化背景不一致。而学业成绩出众也很可能不被学生所在的群体认可。相关研究发现，在许多非裔美国学生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他们中努力学习的孩子会被同伴指责为“模仿白人”。相反，许多亚裔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取得出色的学业成绩，因此会给孩子施加很大的压力。于是，许多亚裔儿童在学校里表现非常出色。非裔美国人、土著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一般喜欢与他人合作，他们在合作条件下比在传统竞争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如果学生的母语和方言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则他们可能会降低对学校的认可度。另外，由于对非主流群体家庭的学生抱有低期望，同时也是出于好意，教师或管理者将这些学生不恰当地安置在低能力组中或进行分轨，或让他们接受某种特殊教育。学校的低期望导致了学生的低学业成就。

非裔美国学生、拉美学生及土著印第安学生的低学业成就也许只是暂时的。近几十年来，随着非主流群体逐渐有了稳定的经济保障并跨入中产阶层，其后代的学业成就将有望与其他群体保持相当。而学校这个中产阶层机构具有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功能，它所要做的就是为贫困儿童多提供成功的机会。学校若要提高非裔美国学生、拉美学生和土著印第安学生的学习成绩，则应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或采取一些已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措施。

三、社会建构主义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启示

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当代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开展有很多有益的启示。他强调个体学习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社会可以对个体学习发展起到支持和促进作用。该理论中有四个重要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学习、最近发展区、认知学徒和中介性学习，它和多元文化教育的五个维度：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减少偏见、公平教育、授权式多元文化等，是内在统一的。

1.社会学习

维果茨基强调学习的社会性，指出儿童的学习是通过与成人及有能力的同伴的交互作用来进行的，故主张学生间、师生间的合作学习。不同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的学生之间应该消除偏见，将学习内容进行整合后合作学习。因此多元文化教育应该倡导双语教育、公平教育，反对能力分班，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能充分接触多样文化的合作学习。

2.最近发展区

最近发展区是介于儿童自己实力所能达到的水平（如学业成就），与经别人给予协助后所可能达到的水平之间。儿童对处于最近发展区中的概念学习得最好。例如，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一起学习时，他们中可能有这样一个同伴，该同伴能在稍高的认知水平上完成一项特定的任务，且在最近发展区内，则他可以帮助或影响其他同学完成一项他们自己单独不能完成的任务。可见，比起和学生处在不同认知水平线上的教师，水平大致相同的学生之间互相协助使得学生更容易在最近发展区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取得较快的进步。此外，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在学习中能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解决方式。

3.认知学徒

认知学徒是指学习者通过与某个专家的相互作用，逐渐获得知识经验的过程。这里的专家既可以是成人也可以是比自己优秀的同伴。让学生当老师的“学生教学”是认知学徒的一种形式。让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性的学习小组中活动，使较优秀的学生帮助不太优秀的学生完成复杂的任务。例如，来自亚洲的学生对亚洲文化有比较直观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向其他非亚洲文化背景的学生讲解亚洲文化并在讲解中加深对本族文化的理解。

4.中介性学习

中介性学习即提供支架的情境性学习。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应该给学生提供复杂的、困难的、现实的任务，然后给予他们充分的帮助以完成这些任务，而不是只教授点滴知识，并期望某一天学生能够完成复杂的任务。情境性学习主要是指现实生活中、真实活动中发生的学习。多元文化教育中应利用学校的多元种族特色，让学生置身于和多种族、族群直接接触的情境。身处白人、拉丁美裔和非裔为主的学校或社区的学生，十分缺乏与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团体直接接触的机会，因此可利用影片、录像带、照片等替代性方式。另外，还可以在多元文化校园中举办民族集会或某个团体的特殊庆祝活动，在学习他族文化的同时还能联络感情，消除成见。

综合上述四个基本原理，笔者认为，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时，在社会学习的前提下，鼓励学生间在最近发展区内，扮演认知学徒的角色，进行中介性的学习。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内容整合、知识建构、授权式多元文化，以达到减少偏见、公平教育的教育目标。

四、结语

多元文化教育越来越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多民族文化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实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文化歧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及通过文化教育的平等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等。总之，多元文化教育倡导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和教育平等，类似于中国自古以来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人际观念。为了能实现上述目标，各国也做了很多多元文化的教育实践，其中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较多。班克斯在1999年提出了多元内化教育的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减少偏见、公平教育及授权式多元文化五个维度。这就为多元文化教育制定了一个较完备的研究框架。

笔者在分析了美国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现状及来自非主流群体家庭的学生在成就测验上的分数远远落后于欧裔和亚裔的美国学生的原因后，认为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中，社会学习、最近发展区、认知学徒和中介性学习等四个基本原理对多元文化教育有很好的启示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与班克斯的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相辅相成，对改善多元文化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及移民的教育问题及多元文化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Dennis M.Mclnerney，Valentina Mclnerney.Educational Psychology:Constructing Learning(Edition 4)[M].Sydey:Prentice-Hall，2006.

[2]James A.Banks.Dimension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revised from:James A.Banks，“Historical Development，Dimensions，and Practice”)[M].New York:Simon & Schuster Macmilan，1999.

[3]白亮.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运动的困境与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09，(2).

[4]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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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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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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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必须具备管理性、服务性和应用性，由此可看出，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非常的高，而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是缺乏具有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这就造成了一定的矛盾，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可以缓解这一现状，通过该专业的实践不但可以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还可以进行学习方向的定位，帮助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

1．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内涵

1．1社会体育专业

社会体育作为体育学类的专业学科，学制设置为四年，完成学业后要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以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结合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学生的体育素质，丰厚的知识面，独到的创新意识是高素质人才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健身指导、体育指导、体育管理及科研领域的人才［1］。

1．2实践教学

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教学，不但可以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提高能力，使其符合实践活动的各种条件是实践教学的目的。而实践教学的本质则是通过学生在特定环境中亲身体验，消化和吸收知识。实践教学在人文领域、社会知识、自然知识方面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特定情形之下的精神层次方面的内容是其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分析关于社会事件发生、结果、影响的效果和价值层次是属于其在社会知识方面的表现。判断已得到验证的事实的正确与否，则是实践教学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表现［2］。

2．市场所需要的社会体育人才

2．1对体育人才的要求增加

全民健身口号的提出给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社会体育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在短时间内，成立了大量的健身俱乐部，市场的竞争力日趋激烈。这种状况也就对专业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益蓬勃的社会体育市场环境下，职业能力强的高素质体育人才的缺乏，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发展［3］。结合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体育人才大都存在适应能力差、专业能力不强、对本专业认识不足等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培养社会体育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对于该专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增加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只有学生具备了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2具备完善的工作能力

［4］完善的工作能力包括：组织策划、商业营销、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只有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和健身技能的社会体育人才，才能尽快的高质量的就业，并且在工作中能够更加迅速的进入状态。

2．3具有职业资格证

职业资格证是国家统一授予的从业资格证明，它的获取条件就是要通过理论和技能的考试［5］。该证书由于是国家统一颁发，所以比较具有权威性。该证书的存在是学生在相关行业的理论和技能达到从业水准的一种证明。在实际的市场中的认可度达到90％，因此，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也是一块敲门砖，在就业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3．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3．1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招生和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自办学来就存在的一大问题，教育部在2015年公布的十大就业难名单中，部分省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榜上有名，在当前社会，就业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反而更加突出［6］。体育人才的供给和市场的需求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培养的社会体育人才也越来越多，但是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体育人才还是不多。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华南、华东等地区能够给社会体育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就目前的人才流向状况分析，大部分社会体育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在毕业后，要么选择转行，例如考公务员、考编制等，要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7］。总之，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就业问题严重，就业质量不高，是阻碍该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3．2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

3．2．1不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除了部分专业的体育院校，像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外，大都是由地方高校和师范院校开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由于这些学校对于体育的重视度不够，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和设施，在一些课程的学习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没有提前进行市场调研，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导致培养的体育人才能力不高，水平缺乏，因此，合理、科学、有特色的社会体育课程体系的设立，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社会所需人才。3．2．2不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社会体育项目繁杂，种类繁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同的培养方向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全才的培养是不可能的［8］。但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看，国内大多数的地方院校和师范院校在开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时，设置的培养目标不清晰，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培养模式，这样的培养目标与薄弱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让培养社会所需求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成为了很难实现的目标。3．2．3专业认识不足由于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仅有20年的时间，宣传度和影响力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对该专业根本不知道或不了解。实际的调研发现，参加高考的体育生对于该专业不了解的程度达到了57％，仅仅有5．1％的学生了解该专业，而选择第一志愿报考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学生仅占67％，相较于体育教育专业而言，该专业不得不降低分数线［9］。

3．3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在实践环节中的问题

3．3．1实践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课程安排上，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大多是以理论讲解为主的，实践课程较少，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践课程的缺乏往往会让学生进入一种“闭门造车”的模式，逐渐与社会脱节，不了解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方向，最终导致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增加学生的就业难题。3．3．2实践教学的内容质量不高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没有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更新，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且缺乏特色，不能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长此以往，会降低教学的质量。3．3．3重视不足，形式单一目前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比重差距是很大的，以四年本科教学为例，大都是前三年半都在进行相关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只在大四下半年进行相关的专业实习，往往这个时间段还面临着毕业论文的撰写。严重缩水的实践时间和单一的实践形式往往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些问题的形成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对于实践的重视力度不够，太过偏重于理论教学，没对实践进行合理的规划、安排、指导。3．3．4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发展对策①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当今市场的需求情况，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重新规划人才培养方案。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要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做到学以致用。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师资队伍建设，因为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其本身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直接关系着该专业的办学水平和专业特色，所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首先，在选聘相关教师时，要多采用一些具有社会体育专业相关工作经验的老师。然后，要组织优秀的教师进行正规的资格认证和职业培训考核。最后，对现有的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的职业技能，同时让教师通过深入健身第一线来了解现在市场在体育人才方面的需求，制度符合市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案。③教学内容改革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具备相关的实践经验，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进行相关教学时，必须要安排出一定的社会实践时间，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方式，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应用型人才。④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实现是由一定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的，而基础设施的建立则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和支持。没有足够的教学条件则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因此，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必须改善教学条件，加大教学投入。学生是课程实施的对象，要想提高教学的质量，就要加强教学管理。相较于其他专业，体育专业的学生普遍素质较低，文化理论基础差、比较好玩、好动。为了提高整体的教学风气，必须严肃学风、学纪，进行严格管理。⑤建设实践基地实践基地的建立能够保障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学生通过在固定的实习场所进行实践，快速的将理论和实践相融合，能够达到教学的实际效果。实践基地的选择比较广泛，既可以与校外的健身房、体育公司等进行合作，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建立校内实践基地。以下主要对校内实践基地进行分析。校内实践基地是学生提高实践能力必不可少的场所，它可以帮助学生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进步，既锻炼了基本技术能力，有提高了综合运用能力。首先，校办企业。一所学校综合实力的评价标准是能否创造出社会价值和培养出市场所需人才。学校通过创办企业，为实践基地的创建提供资金保障，从而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其次，课余健身俱乐部。在一些师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由于学生对实践需求的增加，给健身俱乐部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市场。学生不仅可以在健身俱乐部中进行实践，提高自身能力，同时还可以舒缓压力，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后，利用校内的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来进行实践。现在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在学校中普遍存在，它可以帮助教师完成理论受教、专业实践、教学实验等工作。一个社会体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基本的生理测评知识和解剖知识，因此，生理实验室的作用最为重要，作为必不可少的一个学习过程，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的特征和解剖的相关知识，测评人体的体征指数，从而让学生在训练时更加有目的性。

4．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素质的复合型社会体育人才成为社会体育培养的目标。结合社会体育指导和管理专业对于体育人才的培养现状可知，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要加强社会指导和管理专业体育实践，就要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教学改革、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师资力量，建立实践基地。通过实践的增加，让人才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作者:罗跃平 单位:邵阳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如喜．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体育学刊，2014，（3）：88－90．

［2］李庆军，钟波，杨连波等．对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探讨与研究［J］．华章，2014，（5）：257－257．

［3］李克建，王伟．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基于营销理念［J］．科教文汇，2014，（22）：115－116．

［4］王晓云，阮云龙．应用型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研究－－北京体育大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2012培养方案修订的探讨［J］．运动，2014，（5）：56－57，81．

［5］彭子特，王志强，李文卓等．山西省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研究［J］．武术研究，2016，1（6）：153－156．

［6］吴亮，杨海平．肇庆学院＂社体专业＂实践教学的校企合作模式探究［J］．肇庆学院学报，2015，36（5）：55－59，71．

篇8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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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27-05

在我国，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按和谐社会理想构建教育，要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特质出发，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首先，从认识引发根源上看，要对教育产业化的观点进行历史性反思。近年来，关于教育产业化的激烈争论已蔓延到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对教育决策、理论与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国情出发，对教育产业化的理念进行深刻批判，对其逻辑前提进行理论考查，对教育产业化的事实进行深入的检讨，坚持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正确道路。其次，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上看，教育要依据其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从国家、民族发展的持续稳定的大局着眼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于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要看到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过程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大客观事实出发，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科学、理性、冷静地处理。再次，从问题解决的基本手段上看，要明确教育的公益性决定政府在举办教育过程中要承担的主导责任：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从问题解决的目标上看，要学生、家长、社会都从教育中受益；都能享受公平的、合符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规律的、适应自身发展需求的优质教育服务。

以下我们从现实问题出发，研讨相应的教育发展路向。

一、必须研判的四大失衡现象

当前，教育的不和谐普遍存在，我们认为，着眼于大处，由宏观、中观以至微观，都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有四大失衡。

（一）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

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有学者对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表明，“普九” 覆盖率与第三产业总值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比率紧密相关，高等教育发展总量及质量与第二产业总值及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紧密相关。[1] 近2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毛入学率达到22%，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大批现代化劳动者，创新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义务教育还没有高质量地完全普及，不少儿童不能享受基本的、免费的教育；中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的人才规格、结构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距离；高等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适应性、多样性和灵活性，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多脱节和滞后的地方。教育部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立体比较东部三个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和西部五个地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的城乡经济和教育发展，教育支出差距大于居民整体消费支出差距，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差距大于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因而表明：在我国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拉得更大更快。[2]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的诸多不协调现象，使得教育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和经济的发展与人才需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生产力提出的科技创新要求存在很大距离，教育发展与和谐社会中的人文关怀要求存在很大距离。

（二）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功能合理分担的失衡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成长来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相互作用，当三者呈现一致性和互补性时，学生才能获得健康成长。当前，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过分夸大和张扬学校教育的功能，把原本应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承担的功能转稼到学校教育上，这是一种新的“学校教育万能论”的表现。

1. 家庭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每一个人在家庭中出生、成长，并且依托于一个家庭来发展。父母的启蒙教育、家庭生活的人格示范、人伦氛围的性格熏陶、亲子教育的学业扶助，对家庭每个成员，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家庭的这四个功能还没有被家长充分认识，而且自觉实践的太少。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推进，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的规模缩小，家庭的人文关怀多变，家庭的交流弱化，家庭存在方式变化多样，使得由家庭问题引发的教育问题在今天日益突现。家长在确认自己的教育责任和学校的教育责任时，往往对学校的教育责任和自己承担的教育责任分不清，从而对教育功能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导致家庭教育上的无知、缺失、随意、失责、推诿、偏倚或扭曲。

2. 社会教育功能的认识与缺位。社会要着力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着力教育发展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的设计，关注教育绩效的责任评估。这三个方面是社会自身教育功能具体发挥的表现，但是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社会教育功能还是不到位的。（1） 教育发展的舆论宽松环境提供不足。近年来，对教育的负面报道存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形象，伤害了教育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教育事业的尊严。（2） 从法规政策上看，教育发展对公平要求的阶段性把握不到位。教育发展应该在保障公平方面，在不同教育层次、类别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但当前这个问题解决得不理想。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强调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要对高等教育公平性做合理的调整。例如，对高校贫困生问题必须注意三个点。第一，大学贫困生问题要放在整个高等教育公平性层面来解决，放在制度设计层面来解决。如果将公平性强调过头，把其它问题的重要性降低，公平性就肯定会存在偏差。第二，必须注意到学生的贫困是历史造成的，学校要关注和扶持，但是学生的贫困不能因此成为一种特权，否则又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大学贫困生就读困难这一问题的解决要在学校制度设置内通过学生自身的奋斗来解决，通过全面启动奖、贷、助、减、免的综合机制来解决。否则，不利于学校公平的真正建立，不利于学生成长。第三，贫困生问题的解决要与全面的国家奖学制结合起来，让全体学生争当品学兼优的学生，让全体贫困生感到发展的约束和压力，感受到富裕而优秀学生的感召和公平竞争。（3） 教育评价的科学的政绩观还远未确立。当前对教育的评价往往更多地注重学校的硬件设施和高考上线率。实际上，硬件设施只是一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教学手段，高考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学科知识积累和学习能力的考察，不是人的全面素质的考察，更不是教育的全面考察。没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就没有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弥补教育制度的缺失，教育评价还需要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

3. 学校教育功能的认识与超载。学校具有公益性、公共性、文化性、开放性、传承性、创新性等六个特性，这六个特性决定了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园地、教师育人的阵地、学校发挥教育功能的基地，是知识传承、技能传授、品行养成、精神锻造的场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良知上，是服务社会的中坚。目前，由于家庭和社会教育功能的缺位，学校的教育功能严重超载。学校成了孩子成长的保姆，成了家庭责任的逃避所，成了社会教育偏见的承担者。很多对教育的偏见都强加到学校方面去，使得学校许多教育功能难以启动和发挥。为此，端正学校功能的认识，减轻社会压力和偏见的重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是当前学校的一个必然选择。

（三）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强有力需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当前，职业教育存在中职是普多职少且职弱，高职是职、普相当而职弱的格局，因此，必须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政府应将职业教育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领导他的发展。特别是改革管理体制、创新办学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符合职业发展规律的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要有更大的工作力度。（2） 职业教育应着力塑造自己的特色。职业教育是自成体系的、独立的、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别。普通教育培养的是研究型、探索型、创新型和设计型人才，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型、技艺型、操作型人才，强调所学知识的针对性、技能性、实用性，二者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上存在较大区别。因此，职业教育应遵循职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着力于竞争教育、证书教育、技能教育、就业教育，办出特色，走出与普通教育同构的陷阱。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技能为核心”。要使中职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望，终身教育有基础”。要使高职学生“练就高级技能，提高文化素养，获得觅岗能力，奠定创业基础”。（3） 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应有正确认识，大力支持。要端正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认识，消除对职业教育的蔑视，确立和宣传职业教育是主流教育、国民教育的观念，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同时，社会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力量及机构，要在制度建设、标准构建、合作模式、支持体系等方面加强职业教育的支持、引领和配合，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四）坚持以德育为首的教育思想，深化对德育的认识

首先，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德育、智育以及体育、美育等，是人的整体素质结构中各个要素在教育中的延伸和要求，把它割裂开来，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整体，不存在把各个要素剥离开来的人。教育是一种价值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寻求两者的平衡。为此，基于我国的教育现实状况，学校必须牢牢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学理念；教师必须认真履行“崇教厚德，为人师表”的责任；学生必须践行“立志、修身、博学、报国”的成长、成才、成人的目标取向。只有这样，德育工作才能与智育工作配合起来，两者共同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健康、全面，富有创造性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从新的时代高度深化对德育的认识。（1） 对德育内容必须作出新的历史性选择。今天，我们在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的前提下，要更多地强调道德和心理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点转折，没有这个转折，就不能适应我们社会转型理论上的更新；不能适应现在新一代青年学生的行为特征，就不能真正落实“十六大”提出的社会分层教育的理念。（2） 德育工作要将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专注力、敏锐性、意志力、社会适应性、团队精神等非智力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德育就悬在现代社会对现代人提出的要求的外层空间，学生也得不到全面发展，不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3） 德育应该是形而上者立意，形而下者落实。当前，更多的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从固本强基的根本战略取向上，落实物质上、制度上的保障。

以上我们按社会和谐理想构建我国的教育，我们称这种教育为和谐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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