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4 05:17:18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增长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Whentheeconomygrows,whathappenstothestandardofliving?当经济的发展,会发生什么变化的生活水平?Ifpricelevelsincreasesignificantly,thenthenominalGDPmayincreasebuttherealGDPisunchanged.如果价格水平显着增加,那么,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加,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不变。Foreconomicgrowthtobehelpfultothepopulation,thepricelevelmustremainrelativelyunchanged.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人口,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相对不变。Inotherwords,therealGDPmustincrease.换言之,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加。Whentheeconomycangrowsignificantlyandinflationisheldstable,theincreasedincomeisspreadtothepopulation.当经济可以显着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稳定,增加的收入是蔓延到人口。Thisoftenresultsin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这往往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平。Anincreaseinthestandardoflivingentailsthatpeoplearebetteroffbecausetheyhavemoremoneytospendongoodsandservicessoldatarelativelystablepricelevel.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们需要更好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用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Whatarethefactorsthatleadtoanincreasedstandardofliving?是什么因素导致增加的生活水准?HowareincreasesintherealGDPspreadtothepopulation?如何增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蔓延到人口?
Whenanumberofeconomiesareexaminedovertime,aninterestingphenomenonbecomesevident.当一些经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趣的现象很明显。GroupsofcountriesseemtoconvergeintermsofrealGDPpercapita.国家集团似乎收敛方面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steadoftherichgettingricherandthepoorgettingpoorer,intermsofeconomies,similarlyorganizedeconomiesapproachoneanotherinthelongrun.不是富人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在经济,同样的办法组织经济体中的一个长远目标。Whatarethefactorsthatallowthistooccur?是什么因素,允许这种情况发生?Howcananeconomicadvisorhelpacountrytoconvergewithothers?如何才能经济顾问,帮助一个国家衔接他人?
ThisSparkNotewillcoverthetopicofeconomicgrowth.这SparkNote将涵盖专题的经济增长。Withinandbetweeneconomies,economicgrowthisveryimportantbecauseitdirectlyaffectsthewellbeingofthepeopleinvolvedintheseeconomies.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经济,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人民福祉参与这些经济体。ThisSparkNotewillintroducetheimportantfactorsineconomicgrowthovertimeaswellasinthephenomenonofconvergence.这SparkNote将推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增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趋同的现象。Throughagroundinginthesesubjects,abetterunderstandingofhowtheeconomygrowsovertimeiswithinreach.通过接地的这些问题,更好地了解经济增长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资本-身体和智力财产,利用劳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
CapitalExpenditure-Moneyspentonincreasingtheamountofcapitalinafirmoraneconomy.资本性支出-货币用于增加资本金的公司或一个经济体系。
CapitalStock-Thetotalamountofcapitalinaneconomyorinafirm.资本库存-总额的资本在经济中或在公司。
Convergence-ThetheorythatallindustrializedcountriestendtoapproachoneanotherovertimeintermsofGDPpercapita.收敛-的理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往往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perCapita-NominalGDPdividedbythetotalpopulation.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除以总人口。Thisindicatestheamountofacountry’stotaloutputthateachmemberofthepopulationtheoreticalhasaccessto.这表明,数额对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每个成员国的人口理论获得。
GoldenRuleLevelofCapital-Thelevelofcapitalwhereconsumptionandsavingsareoptimized.黄金规则水平的资本-资本的水平在消费和储蓄得到优化。
GrowthLevel-Thelongtermrateofgrowth.增长水平-的长期增长率。
GrowthRate-Theshorttermrateofgrowth.增长率-短期增长率。
HumanCapital-Intellectualproperty,likeeducationandscientificdiscoveries,thataffectsthelevelofoutputinafirmorcountry.人力资本-知识产权,如教育和科学发现,影响到的产出水平在一个公司或国家。
Industrialized-Describescountriesthathaveaninfrastructureandgovernmentamenabletoindustrialdevelopment.工业化-介绍国家,基础设施和政府服从的工业发展。
Infrastructure-Physicalmachineryandtransportationthatisinplacetoaidinindustrialization.基础设施-物理机械和运输,这是为援助工业化。
InternationalMarket-Themarketforgoodsandservicesthatspanscountries.国际市场-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其中涵盖国家。
Labor-Workerswhoutilizecapitaltoproduceoutput.劳动-工人谁利用资本产生输出。
LaborProductivityGrowth-Anincreaseintheamountofoutputagivenunitoflaborcanproduce.劳动生产率增长-数额增加的产出某一单位劳动可以生产。
NominalGDP-Thetotalcurrencyvalueofallgoodsandservicesproducedinanationaleconomy.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总货币价值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国家经济。
OpenMarket-Amarketforthesaleandpurchaseofgoodsandservicesinwhichallcountriesmaycompete.开放的市场-市场买卖的商品和服务,使所有国家可以与之竞争。
Output-Goodsandservicesproducedbyfirms.输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公司。
PhysicalCapital-Machineryusedbylaborintheproductionofgoodsandservices.实物资本-机械所使用的劳动生产中的货物和服务。
Production-Thecreationofoutput.生产-建立输出。
ProductionCapabilities-Thecapitalthatallowsagivenamountofpotentialoutput.生产能力-资本,允许一定数量的潜在产出。
Productivity-Theabilitytoproduceoutput.生产力-能够产生输出。
Prosperity-Thecreationofahighstandardofliving.繁荣-建立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
SavingsRate-Thepercentageoftotalincomethatissavedforfutureconsumption.储蓄率-在总收入的百分比是保存为未来的消费。
Standardofliving-Thelevelofeconomicwellbeingenjoyedbymembersofapopulation.生活水平-的经济福祉所享有成员的人口。
TechnologicalProgress-Theadvancementoftechnologyovertimeduetoscientificdiscoveries.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科学发现。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二、潜在经济增长、出口贸易、碳排放三者的关系
作为起到潜在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出口贸易,为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也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比如,能源消费日益增加,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由此引起的碳排放量大幅升高更是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责任和义务更应首当其先。但是治理过程中,不仅要对减少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采取措施,更要对一些隐性的“碳泄漏”和“转移排放”等问题加以重视。根据有关资料可以将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引申出集中的两个领域:“出口贸易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和“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根据以上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出口贸易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对能耗有推波助澜的作用;2.在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中,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同向变化的关系,作好之间的利弊权衡;另外,出口贸易引起的“转移碳排放”,解决这种隐含碳问题需要各国间紧密合作、共同协调。比如,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的“转移排放”问题,即,中国碳排总量没有得到减少,而是通过出口的形式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7%-14%转移到美国。由此可见,我国一些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了出口贸易、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系,三者间存在长期调整关系且互为因果关系。
三、改进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减排”出口贸易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其是终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因此要充分利用发展的契机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即“发展碳排”。因此,要想使资源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出口贸易实现持续科学的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近年,虽然我国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工作中有了喜人的进步,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借鉴。可见,我国只有坚持走低碳发展的路线,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的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才能实现良好的持续循环。2.建立绿色贸易体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当前,我国贸易增长模式呈现粗放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使出口产品缺乏一种“控制”,致使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到出口产品总量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在贸易顺差的影响下,促使初级产品和廉价产品的出口不断加剧,而生产加工此类产品的碳排放却留在国内,我们称之为“碳泄漏”,日积月累,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碳污染天堂”。可见,寻求一种绿色贸易增长模式,对贸易体系进行改革迫在眉睫。根据以上分析归纳出以下几方面:(1)调整出口贸易结构,主要体现在减少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坚持良性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转换贸易出口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贸易出口结构。(2)构建完善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借鉴国际经验,以产品为支点、以企业为重点、以行业为主线,构建完善的绿色贸易政策体系,包括绿色投资政策、环境关税政策、市场准入制度等等;(3)基于我国国情,走内需拉动经济的稳步增长模式,,创建低碳导向的内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贸易减排”。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and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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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永远、李少斌:《“逆向选择”下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载《人口与经济》,2001(6)。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在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进口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减因子,然而从长期来看,进口通过突破供给约束、创造有效需求、升级产业结构等手段对促进经济增长。
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1.突破供给约束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多种生产要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增长所需的全部生产要素,某种要素的稀缺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进口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关键设备等要素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的压力,弥补了国内供应的缺口,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
2.创造有效需求
一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能够由国内的生产所能满足,如果没有进口商品,有些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不能最终形成消费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国外商品的进口,尤其是新产品的进口,会培育国内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会刺激进口国国内该种商品的国产化趋势,同时也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需求,进而推进经济增长。
3.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可以使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产业中,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的产品通过进口获得,使本国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进口技术和设备生产进口替代品,随着对引进技术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产品质量得到提高,生产成本逐渐降低,再加上本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竞争优势,产品由以前的进口变为出口,一国产业从无到有,再到强大。进口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加快了产业结构的演进。
4.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进口获得技术,可以节省时间,减少浪费和开发不成功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技术贸易,即进口先进的产品、技术和设备,来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帮助当地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进口发展现状
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关税进行大幅度削减,目前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从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随着关税的降低及部分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取消进口贸易也得以突飞猛进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进口额分别达到7916.1亿美元和9558.2亿美元增长率均高达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从商品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仍与入世前相当,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进口结构却发生了变化。一是国内短缺的投资类、资源类商品进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国初级产品进口2429.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进口增长迅速,铁矿砂增长达61.6%,原油增长达20.1%。二是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增加。以决定一国现代化程度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为例,到2007年进口总额高达4125.1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亿美元,增长了15.5%。
对能源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资本设备的进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但从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潜在国际风险。
三、对我国进口的若干建议
1.重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要认识到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保持进口与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现在急需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贸易顺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进口贸易规模增长,要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目标,形成双向对流的贸易增长格局,充分发挥进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中国应从宏观上调控进口产品的商品结构,从而带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做好稀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进口。对于国内稀缺、生产成本高的资源型原料可用进口原料予以替代,并进行国内的战略储备。对国内支柱产业和技术落后产业则可采用进口促进策略,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和创新技术,在分享国外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保证国内经济、对外贸易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3.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在优化进口贸易结构、将进口政策与产业政策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对有利于产业优化的进口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促进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吸收和创新。要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地位,通过建设多元化、规范化的进口企业,并对其监管和规范,促进中国进口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参考文献:
[1]岳鲁,袁关林.简明质量管理词典[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15.
[2]王玉梅.论经济增长质量之内涵[J].市场论坛,2004,(2):24-25.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但农村金融却面临边缘化,难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农村经济缺乏良性互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后劲的关键因素。
本文从南阳市农村经济、金融结构层面存在的问题入手,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以实证分析为手段,提出建立农村经济和金融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南阳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1.农村经济总量份额较大,但农民收入货币化程度较低。南阳市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农村经济份额很大。2005年,农业增加值为275.76亿元,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63.88亿元,合计占南阳市国内生产总值的51.39%以上。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居河南省首位,粮食、棉花、油料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0.96%、2.08%和2.94%。但人均经济指标却相对较低,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大而不强”即是对南阳市农村经济特征的精要概括。
2.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较大。一是南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1,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1-1.5的合理区间。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仍然存在。至2005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
3.“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与全国相比,南阳市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但仅处于低水平的相对均衡状态,达到差距合理区间的任务仍很艰巨。同时,农业人口占比过大,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相对滞后,“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
(二)农村金融基本格局和运行状况
1.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缩减,功能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淡出农村金融市场,涉农营业网点逐年缩减。至2005年末,金融机构网点总数降幅达45%,削减的金融机构网点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其中90%的乡镇撤销了农行营业所,农村信贷业务基本靠农村信用社一家支撑。农业贷款一直呈下降走势,农业银行农业贷款余额的比例已降至全市农业贷款余额的7.7%。
2.贷款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信贷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呈现向农户“一边倒”的现象。至2005年末,农业贷款余额148.93亿元,较上年增加23.08亿元,增长18.3%。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14.37亿元,占比77%;农业经济组织贷款余额14.83万元,占比1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9.36亿元,占比6.3%;农村交通3.16亿元,占比2.1%;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贷款4.04亿元,占比2.7%。
3.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供给刚性趋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引力不强,缺乏竞争,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金融统计资料显示:农信社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重自199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表明农信社的垄断地位不断巩固。而从农村贷款①的来源结构看,农发行的收购贷款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两项合计占比一直过高,占农村贷款总额的三成以上。农发行贷款来自人民银行再贷款,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更是由当地人民银行直接管理的,供给制度的刚性特征十分显著。
4.农村民间借贷暗流涌动,日趋凸显。近年来,由于农村金融功能缺位,“非农”倾向日益加重,为民间借贷迅速发展让出了空间。据人行南阳市中支民间借贷监测表明:民间借贷自2003年以来日趋活跃,借贷的高发地在农村,笔数和额度占比都呈上升趋势。有52%的农户急需使用资金时首选融资途径为向亲朋好友借款;87.4%的中小企业选择内部集资和民间筹集的方式;仅有71.8%来自于储蓄存款。初步测算表明:南阳市辖区目前民间借贷总额高达180亿元以上。
(三)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和农民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矛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农民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跨地区交易、非现金交易的现象日益普遍,农民在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传统贷款业务支持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具有针对性、多样性、时效性的金融服务,如银行卡、票据承兑、通存通兑、理财等。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乡(镇)一级没有营业机构,银行卡业务、票据承兑业务在广大农村仍然是个空白。在信贷供给方面,农发行囿于职能定位,支农作用发挥不充分。农业银行也加速从农村金融市场中退出,对县以下的农村存多贷少,甚至只存不贷,业务急剧萎缩。农村金融服务呈现“一长(农村信用社)两短(农发行、农行)”的格局。
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从金融投入的角度看,目前农业投资主要来源只有农村信用社、农户和民间借贷三个渠道。而从组织资金的角度看,农村经济“失血”严重,银行类金融机构成为县域资金流出的主渠道。至2006年,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136亿元,上借资金46.79亿元,两者相抵后净流出资金89.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52亿元。
3.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农户、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矛盾。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农村金融业普遍倾向于通过抵押或担保方式来发放贷款,各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的额度较小就是佐证。目前农信社发放贷款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而一旦农户要扩大再生产就面临着无物可押的困境,这是因为农户除了住房外,没有其他的不动产可进行抵押;而企业的建筑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流转,也不能抵押。这就导致农户和企业很难通过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以扩大再生产。
4.农村保险滞后与农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的矛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始终伴随着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双重风险压力,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受国际的冲击更大,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农业保险停滞不前,使农业投资项目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农户归还贷款的能力减弱,风险就很容易转嫁给农村金融机构。
5.农村贷款利率总体水平偏高与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矛盾。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市场,目前为农业、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基本上只有农信社一家。据测算,2006年,南阳市农信社加权平均利率为8.37%,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1.92个百分点。期限在6个月至1年(含)贷款加权平均利率12.83%,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6.994个百分点。较高的利率水平,使得农业这一国民经济最弱质的产业和农民这一社会阶层中最弱势的群体,事实上承受着最重的利息负担。
三、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量变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
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不仅要求在两者间建立总量上的匹配关系,更要求在两者间建立结构上的制衡、调适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
表1南阳市主要年份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三次产业结构构成分析。南阳市三次产业构成仍是“二一三”结构,表明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趋势分析,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表明产业结构在向均衡发展的状态转化。
2.就业结构构成分析。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过高,达57.12%,表明目前该市就业结构仍不合理。2000—2005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了13.56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上升了6.42和7.15个百分点,表明该市就业结构转换逐步趋向合理。其中,第三产业自2000年以后就业容量明显扩大,比重提高较快,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
(二)产业结构偏离度②和比较劳动生产力③分析
表2南阳市主要年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比较劳动生产力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南阳市第一、二产业偏离度的绝对值较大,表明第一、二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效益不高。但其总偏离度明显下降,说明其结构转换在整体上趋于均衡、和谐。第一产业的偏离度呈波段下降的趋势,说明农业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二产业的偏差在1985—2000年起间逐年拉大,表明第二产业与资本结合带来的劳动力释放效应,导致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滞后于产值增长的速度;第三产业的偏差则逐年下降,目前为0.76,表明第三产业的结构相对比较均衡,但与资本结合的能力较差。
2.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逐年下降,虽然在近年来有所回升,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在三次产业中的水平一直最低,意味着同一个单位的劳动在农业中获得的净收入,要比二、三产业少得多。
(三)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析
从表3中看出:三次产业稳定增长的动力基础尚不牢固,波动幅度较大。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下降,第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说明其演进的动力基础正趋于均衡。但金融保险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表明金融抑制比较严重,产融结合存在障碍。
表32001—2005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④和拉动率⑤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四)城镇化约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分析
图1的两组数据表明:城市化水平较低、城镇带动能力不强,是制约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南阳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为30.0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南阳市主要年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五)农村金融作用力的分析
为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农村金融相关比率⑥与农村经济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图2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999-2005年这一时期呈反向变动趋势。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与农村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7,可以认为两者高度负相关,总体表现为“逆周期”运动。
图2南阳市农村FIR与农村经济效率折线图
(六)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分析
图3南阳市农村金融机构中介效率水平的折线图(农村居民=1)
在金融效率分析中,通常采用存差与各项存款的比值来反映金融中介的资金运用状况。1999年以来农村金融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显示,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农村金融的现实状况不尽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个体差异影响较大,如:农发行南阳市分行1999—2005年间平均每年净投放57.97亿元。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剔除农发行贷款净投放对比值的影响,分析状况表明:农村储蓄转化投资尚存有一定的机制障碍,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不积极,资金运用的效率没有明显提高,流动性过剩的迹象较为明显。
(七)城乡信贷投放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的分析
图4的三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贷款比与城乡居民人均投资比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1),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2)。表明南阳市农村信贷的相对增长能显著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但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作用不显著。
图4南阳市居民贷款城乡结构的三组数据比较折线图(农村居民=1)
四、农村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的金融政策建议
农村经济与金融缺乏互动效应,关键在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缺乏经济利益联结的基础,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实现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和优化配置,是农村金融的商业化取向与农村经济“弱质”性矛盾的外在体现。这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唯有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逐步得到妥善解决。当务之急是从体制层面、机制层面重新设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一)制度层面:从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入手,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的、结构合理的、稳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
1.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和政策性金融的积极作用,以适度竞争促效率提高。一是对现有农村信用社进行有条件整合,按照“发展一批、保留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将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成社区性商业银行。二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进行整合,集中到农业发展银行一家。
2.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维护支付体系安全。一是加快农村支付结算体系的建设,解决农村信用社系统资金结算电子化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及投资者补偿机制,设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基金,对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给予再保险。三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防止农村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
3.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通过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将现有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改造成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使之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做到存量机构退出与新增机构进入衔接有序、协调一致,力争使改革期间不出现大的起伏,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4.营造环境、政策扶持,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二是尽快出台对农村金融扶持的相关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费用贴补和风险补偿等。
(二)机制层面:以机制创新疏通金融资本配置渠道,实现农村信贷投入总量的稳态增长。
1.延伸小额农贷的对象、额度和期限。将覆盖人群扩大到个体工商户,适当提高授信额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并允许农户跨年度使用授信额度。
2.鼓励和推出大额农业信贷。重点支持订单农业、涉农龙头企业、农副产品物流企业和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建设,借助农业产业化增效创利。
3.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探索发放项目贷款。
(三)辅助层面:以普惠金融为核心原则,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金融大市场。
1.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国家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在信贷规模、信贷投向、贷款品种、贷款期限及利率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倾斜。
2.鼓励在县域建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和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一是收编民间金融,鼓励其横向联合、规范运作,成为最贴近农民的金融组织。二是大力发展商业性的小额信贷组织,逐步取消其融入资金的限制。三是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使之成为面向社区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组织进行资金批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3.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城市资金从生产力高端注入现代农业。优先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畜牧业、特色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服务业、农村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还应当重点发展旅游农业、休闲农业,通过这类农业形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
注释:
①在本文中,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
②产业结构偏离度定义是某产业劳动力比重与该产业的比重之差,说明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状态。
③比较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某产业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比重之比,比重越高,表示这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1.1.1原始数据处理由于事物或因素计量单位不同,原始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在计算之前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主要通过初值化和均值化方法。初值化是用一个数列第一个数据后面的每一个数据除以第一个数据,得到所有数据相对于第一个数据的倍数数列,称之为初值化数列;均值化是用一个数列的所有数据除以该数列的平均数,得到一个所有数据相对于平均数的倍数数列,称之为均值化数列。
1.1.2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假定已经处理过的数据参考数列和与之作灰色关联程度比较的p个比较数列分别为。对于第k个比较数列,分别记n个∆0k(t)中的最小数和最大数为∆0k(min)和∆0k(max)。对p个比较数列,又记p个∆0k(min)中的最小者为∆(min),p个∆0k(max)中的最大者为∆(max)。这样∆(min)和∆(max)分别为这p个比较数列在各期的绝对最小差值和绝对最大差值。那么,在t时期,第k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系数可通过下式计算。
1.1.3求灰色关联度通过n个灰色关联系数来反映每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即难于从整体上对灰色关联信息进行把握,信息比较分散,因此,需要对灰色关联信息进行集中处理。可以采取求平均值的方法来定量衡量两个数列的灰色关联程度,则第k个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1.1.4排灰色关联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灰色关联度主要用来比较度量因素间密切程度的相对大小,其绝对数值的大小意义不大,关键是在求得各个比较数列与同一参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之后比较它们的大小。p个比较数列就对应p个灰色关联度,将这p个灰色关联度按其大小进行排列即为排灰色关联度,得到灰色关联序,其大小顺序代表了每个比较数列相对于同一参考数列的主次关系。因素分析便是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最主要的运用之一。在运用过程中,人们不能完全有效地掌握信息,加上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经济变量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导致很难看清各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这就需要通过因素分析对经济变量进行深入研究。而利用灰色关联度进行分析则比较适合各影响因素和总量之间数字关系不严密的情况。
1.2模型选择
1.2.1指标选取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要对模型的指标集进行选择,合适的指标集将对模型评估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选择指标集时要考虑目标数据的可获得性、财务指标与传统非财务指标的融合性,且要切合研究目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计算子系统和母系统中诸因素的相关关系,其过程如下:(1)指标的选择问题。在分析南水北调工程与受水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GDP的增长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可以反映出受水地区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2)以地区粮食总产量作为指标,分析受水地区农业发展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3)将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港口吞吐量作为研究受水地区工业发展和调水工程供水效益关系的指标。(4)找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研究受水地区贸易增长与调水工程之间的关联。据此,通过对以上指标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描绘出受水地区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与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程度。受水地区地方经济指标的数据可以从各个地方政府的统计年鉴中获取,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的数据可以向相关管理部门索取。
1.2.2模型建立设参考数列为X0,代表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效益增长的百分点;被比较数列(因素数列)为Xi,i=1,2,…n,分别代表选取的受水地区经济指标。
2案例分析—以通榆河北沿送水工程为例
2.1工程概况通榆河是江苏省苏北沿海地区一条集送水、排涝和航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骨干河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是江苏省为实施国家沿海开发战略、促进东部沿海水运事业发展而开辟的战略性水资源工程,是一项超前谋划、有利于江苏未来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该工程于2007年12月9日开工,并于2010年7月7日正式通水,总投资46.8亿元,包括疏港航道工程和送水工程两部分,该工程全长190km,连接了盐城市滨海县、响水县和连云港市的灌南县、灌云县、赣榆县和连云港市区,其中整治拓浚老河道103.1km,并新挖河道12.3km,输水规模达到30~50m3/s。在其建成后江苏省沿海和连云港市水源供给的安全保障能力将得到提升,沿海地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也将得到有效改善;同时,沿线地区的供水、排涝和水生态环境也会受其影响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沂北地区的排涝工作也将得到相应保障[9]。
2.2指标集的选择根据上文建立的模型,为揭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与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选取2008~2013年连云港地区生产总值、地区粮食总产量、固定资产投资额、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港口吞吐量、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和通榆河的供水效益作为指标集,对其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之间的关联程度,详见表1。
2.3灰色关联度计算(1)无量纲化处理。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对表1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及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指标年度增加值,见表2。根据表2数据,可以计算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供水效益增长率及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指标年度增长率,见表3。
2.4案例分析根据表7的结论可以发现,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的发展与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均大于0.5,这表明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各参考因子与通榆河调水工程供水效益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中,相关性最高的为连云港港口吞吐量,说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为连云港港口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关性最弱的为连云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说明调水工程供水效益与当地国际贸易增长关联较低。此外,连云港区域经济系统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关联度相对较高的指标还有连云港地区生产总值(灰色关联度为0.8426)、固定资产投资额(灰色关联度为0.742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灰色关联度为0.8008)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灰色关联度为0.8296),均在0.7至0.85之间。可见,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与连云港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两者紧密相关,相互依存发展。连云港港航经济系统与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之间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相关性,主要原因是:(1)连云港市区饮用水供水线路单一,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矛盾。30~50m3/s的供水流量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有效保障连云港市区应急水源及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保障着疏港航道通航水位以及沂北地区的排涝工作。同时,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也向里下河沿海垦区和渠北地区供水,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截止2013年底,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平均每年供水量3888万m3,城市居民、工业及临港产业供水效益15708万元,并增加向农业供水,农业供水效益为1866万元,该工程的建成,不仅使得沂北地区排涝可调度,也保证了疏港航道的通航率。(2)作为连云港市的第二水源通道,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提升了江苏沿海地区对水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也显著提高了沿海地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1998~2008年,连云港的唯一城市饮用水源“蔷薇河”共发生过水污染事故11次,虽然在实施清污水分流技术的后污染指标比过去有所下降,但对城市居民饮用水、食品等工业用水的影响仍然较大。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的建设,可作为连云港市遭遇水质事故时的备用水源,从而保证连云港市城市及港口的正常生活。(3)工程的建设使得连云港市的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水质得到了保障,提高了居民用水效率,为招商引资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间接地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