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污染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朱静等（2009）对湖南锡矿山矿区内冶炼废水、尾沙坝的渗滤水、某采矿点的矿坑水以及邻近河流的水质化学基本特征以及金属离子和非金属离子含量和污染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所有水样中Sb浓度在4581-29423μgL-1之间，平均值为10068μgL-1.在河流中，锑的含量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表现出正相关性。

Fu等（2011）对锡矿山所处地区周边自然水体调查研究发现，自然水体中Sb浓度范围为7.3-163μgL-1，远高于我国自然水体背景值。张国平（2005）对贵州丫他金矿附近河流采样测定结果显示，金矿附近河段中Sb浓度达129-363μgL-1，平均浓度为206μgL-1，为当地河流背景浓度值的644倍，所幸Sb浓度很高的河水仅限于从矿山到丫他镇的丫他河段，出了该河段后水体与者楼河汇合后很快降至7.6μgL-1，并且在下游由于其他河流的汇入Sb浓度继续降低，降至1.4μgL-1。

2大气中的Sb污染

未受污染的大气中Sb浓度很低，仅有痕量甚至超痕量的锑。而关于Sb在大气中污染问题研究的很少，目前已知的大气中Sb的来源主要是矿物燃料（煤、石油等）的燃烧。排放量较高的省份包括贵州、湖南、河北、山东、安徽等。行业贡献率最高的是工业和电力部门，分别占据总排放量的47.2%和39.9%。同时研究发现中国燃煤大气锑排放受燃料类型影响，锑排放主要来自原煤燃烧，占总排放量的87.5%。垃圾焚烧也会引起大气Sb浓度上升。Zhao等（2009）研究发现，医疗垃圾焚烧后飞灰中Sb浓度达22.8-197mgkg-1。

篇2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篇3

根据近10年来的全国的环境统计年报、农业部环境监测中心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库资料及有关普查，可以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总结为以下三类：

首先是现代化农业生产造成的各类污染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数量最大的国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万吨，按播种面积计算，化肥使用量达40吨／平方公里，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的22.5吨／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各种肥之间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富营养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目前，东部已有许多地区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比例超过工业污染，对太湖、杭州湾富营养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污染源主要来自生活污水和农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对TN的贡献率已超过1／3，对TP的贡献率接近1／3。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胁到人群健康。2002年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的监测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远远超出发达国家的相应检出率。这两类污染在很多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伴随型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胁。化肥和农药已经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污染从常规的点源污染物转向面源与点源结合的复合污染。

因为大棚农业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近20年来，我国的地膜用量和覆盖面积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过60万吨，在发达地区尤甚。据浙江省环保局的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1／5左右。随着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的进展，这类污染也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普遍出现。

其次是由于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新镇、新村、新房”建设中，规划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镇只重视编制城镇总体建设规划，忽视了与土地、环境、产业发展等规划的有机联系，规划之间缺位或不协调，农村聚居点则缺少规划，使城镇和农村聚居点或者沿公路发展，形成马路和带状集镇，或者与工业区混杂。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则因为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例如，每年产生量约为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量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进行的调查表明，农村聚居点的环境质量除了大气污染指标外，其余已经显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在与日俱增。

第三是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农村工业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这种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与乡镇企业存在类似污染问题的是近些年来在人口密集地区尤其发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集约化畜禽养殖。居民消费能力强和农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必须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使集约化畜禽养殖场快速发展。如对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有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诸多大城市周围，而整个西部地区仅占总量的1％左右，据国家环保总局2002年对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因为这些地区可资利用的环境容量小（没有足够的耕地消纳畜禽粪便，生产地点离人的聚居点近或者处于同一个水资源循环体系中），加之其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没有注意避开人口聚居区和生态功能区，造成畜禽粪便还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时，在污染排放强度上并不低于工业企业的集约化养殖场，其污染危害更加严重：不仅会带来地表水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以及大气的恶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粪便中所含病原体也对人群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国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中国农村人口中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对于基本排除在医疗保障制度之外的农民，这是极大的威胁。

总之，在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对农村环境污染，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将严重阻碍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福利改善。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和成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篇4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二、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

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4%和4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4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篇5

1.1.1农业生产污染也叫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的迅猛发展，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种植业复种指数较高，大棚等设施栽培不断扩大，使土地板结，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畜禽粪便、养殖场污水得不到彻底处理就排放水体；秸秆综合利用率不高，农村劳力逐步缺乏，部分地方焚烧秸秆或堆扔入沟河，使河流富营养化程度变高。农用残膜散落在田间地头、树枝、随风飘扬，秸秆、畜禽粪便堆放在房前屋后、路边，不但造成对土壤、水源等自然生态的污染，可能的细菌、微生物繁衍传播，影响城乡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也严重丑化着农村整体形象。

1.1.2人居生活污染主要来自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广大农村地区厨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涤用水等这些用水分散，目前没有任何收集处理的设施，基本是随着雨水的冲刷，随着地表流入河流、湖泊、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对于农村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也对村内生活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农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是农村水源地潜在的安全隐患，还会加剧淡水资源的危机，使耕地灌溉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农民的生存发展。生活垃圾多数地方没有处理或者处理效率低。除政府投资试点的垃圾集中清运村能够实现使用垃圾池对瓜果皮、烂菜叶、纸屑、包装袋（盒）等日常生活垃圾集中进行存放集中处理外，大多数村依然存在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随手倒在自家门口、村沿街沟渠、河湾、池塘等，乱堆乱放现象严重。一到起风的日子垃圾到处乱飞，造成河流污染、苍蝇乱飞、臭气熏天的恶性反应，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健康。

1.1.3工商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出现了一些淀粉、面粉、造纸等加工企业，个别地方还有采矿业、冶炼业、水泥生产，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从大中城市迁移到农村。铁矿企业的废石和尾矿砂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同时，工业烟尘、粉尘的排放严重影响了周围村庄的生活环境。一些地方采矿过度、经营粗放，造成矿区地表塌陷、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一些工业行业、企业的各类废弃物、垃圾和污水形成了新的农村环境污染。

1.2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观成因1）农村居住环境改善缓慢，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小、配臵不均、经济性差，偏远乡镇的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几乎为零，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基本空白。一句话，政府给予农村的关注和投入还远远不够，农村行路难、用水难、环境差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从农村居民自身来讲，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滞后存在着较大距离。农村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同农民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存在距离。传统的圈厕、畜禽放养“、三大堆”等，对群众生活质量、居住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同富裕的物质生活不相符。旧的陈规陋习与日益发展的现代生活气息之间存在反差。经济观念的转变同某些方面一些道德失衡之间存在距离。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观念相互促进，但某些方面经济失衡，甚至自家门前雪也要别人来扫，而屋内却窗明几净。

2甘肃农村环境污染凸显上升趋势

2.1人居污染直线上升据统计，甘肃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10多亿t，而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农村生活污水有以下特征：①面广、分散。村庄分散的地理分布特征造成污水分散，难于收集。②来源多。除了来自人粪便、厨房产生的污水外，还有家庭清洁、生活垃圾堆放渗滤而产生的污水。③增长快。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也随之增长。④处理率低。据调查，每个农民年均产生约220kg生活垃圾、500kg粪尿和1.3t生活污水，由于很少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滋生蚊蝇，传染疾病。人居垃圾以生活垃圾和厨房垃圾为主。据估计，人均生活垃圾产量0.86kg/d（湿基）。甘肃省多数农村所有垃圾未经分类收集，少数村虽有垃圾池，但是垃圾收运转运体系尚未建立，收运转运严重滞后，生活垃圾弃置在路边、房前屋后的空地、洼地、池塘边、河岸边。进入垃圾池的垃圾收运转运不及时，普遍存在池满溢出现象。一些村庄已基本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及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人居垃圾种类数量直线上升。

2.2畜禽养殖污染处理不够甘肃省畜禽粪便年产量约4400万t，由于多数养殖场没有综合利用的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堆放的粪便、污水不仅污染了空气和水体，而且传播病菌、危害农田生态。大部分畜禽养殖户没有较为标准的粪污处理设施，生产的粪污多用编织袋装袋后堆放在道路两旁或其他公共场所，或直接堆放于任意空地；部分养殖户生产污水随意排放，并没有做到有效、合理利用，反倒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周围群众对此反响强烈。此现象，在甘肃省中东部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尤为明显。

2.3农业面源污染日趋加重有关监测资料显示，甘肃省遭受各类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超过86.67万hm2，每年因此造成经济损失2600多万元，而全国因耕地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面源污染不仅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累积，威胁着城乡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年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量逐年加大，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一些地方农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日趋加重。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部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和硝酸盐等有害物质超标；地膜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白色污染”给农业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农业生产残留物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秸秆的焚烧和粪便随意排放，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生物资源，而且造成了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等的污染。据了解，在甘肃省农村，除一些企业固定排放污染物带来点源污染之外，农民、农业自身带来的生活垃圾，种养业、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通过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严重影响了耕地质量。

3农村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辩证关系

生态农业是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农业能最大程度地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包括对秸秆的循环再利用，减少化肥、农药等外来无机质的投入，对畜禽粪便的处理再利用等。但不能彻底根除这种污染，如农用残膜、难以开展生态农业生产的分散农户的种养业都会持续带来农业污染。关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要立足于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通过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其污染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大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实用治理技术、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启农业环境污染治理之旅

4.1生态农业内涵生态农业，简称ECO（eco-agriculture的缩写），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也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又是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

4.2生态农业模式2002年，农业部向全国征集到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通过专家反复研讨，遴选出经过一定实践运行检验、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模式。根据甘肃省的实际，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4种模式适合于甘肃省示范推广，其中以循环生态农业模式更适合当下推广。而目前比较常用的有复合生物系统循环模式，秸秆直接还田循环利用模式，种养结合循环生产模式，农业废弃物再生循环利用模式，本文在此进行介绍和推介。

4.2.1种养模式利用玉米秸秆开展养畜，主要采取将玉米摘除棒穗后进行黄贮或连带棒穗进行田间收获玉米秸秆，粉碎后用作青贮饲料；或将玉米秸秆进行塑料袋青贮和窖式青贮，成为青鲜的饲料；或将玉米秸秆加工压缩成营养成分高的“畜饼干”。通过“饲料—养殖—沼气”模式，“过腹”还田。目前全省建成青贮氨化池4万多个，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10个、示范村77个、示范户1.5万户。秸秆养畜加强了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促进了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4.2.2畜禽粪污循环利用模式将畜禽粪污处理再利用，集能源、环保、资源为一体的畜牧循环经济模式。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探索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园，以肉牛、肉羊良种繁育、科学种植养殖示范、生态能源循环利用示范为主，通过“向农民收秸秆做牛羊饲料，用牛羊的粪便制沼气，再用沼气池产生的沼液沼渣当有机肥料，在阳光联栋温室里种植食用菌、反季节蔬菜和花卉”的循环生产，实现“节能、环保、无污染、零排放”的循环生态平衡。生态园一年向周围农民收购5000多t秸秆，仅这一项，为周边农民增收100多万元。

4.2.3生态保护型发展模式把现代化技术与传统农业通过合理的投入，使农业生态系统维持在理想的状态并能保持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如千亩果园清洁生产生态化模式，重点抓生产无害化和废弃物资源化两个关键环节，以点面结合防治面源污染。通过推广生态肥、配方肥、有机肥和病虫草生态控制、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优选农业投入品，修建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将农作物秸秆、有机垃圾等混合发酵生产有机肥，从而解决农业投入品和秸秆废弃物造成的污染问题。又如“一池六改”，即：沼气池、改厕、改圈、改厨、改院、改水、改路为主的家园清洁模式处理人畜粪便；以联户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物业管理为模式，解决垃圾、污水污染问题，实现了家园清洁，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4.2.4秸秆多项利用近年来，随着中部广大地区地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秸秆数量直线上升，除为养殖业提供饲料以外，还造成了农村环境的大面积污染，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堆积如山，甚至焚烧，烟雾缭绕。秸秆的再利用和处理是当务之急。利用处理主要有4个方面。1）秸秆饲料化。通过青贮、黄贮、秸秆加工压缩、氨化和微贮等技术处理，让秸秆过腹还田。2011年，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量750.77万t，约占秸秆资源总量的45.97%。河西、中部、东部、南部饲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03%、39.83%、35.94%、41.66％。秸秆处理技术推广多年、也相当成熟，但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具体实施起来困难不少。关键还是要实行订单农业、发展农业合作社、疏通销售渠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找到有效处理利用的切入点，做到处理全覆盖、不留死角。2）秸秆肥料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生产有机肥，以生物发酵和无公害化处理的有机物质为基础，配以各种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和生物菌剂，经科学配伍，制成具有农药效果的多功能新型肥料。通过引进秸秆有机肥生产工艺，建立加工企业，对秸秆进行肥料化处理。二是秸秆粉碎直接还田，也是近年现代农业研究出来的一项新成果，要不断示范推广，完善机械处理工艺。秸秆肥料化不但能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还可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3）秸秆新能源化。近年秸秆沼气、气化、固化成型、高效炉灶炕等利用得到较快示范推广，秸秆能源化利用在综合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显现。笔者认为，通过引进秸秆固化生产工艺，加工生产固化秸秆新能源、替代煤炭等农村传统能源有较大的发展前景，也有生态价值。4）秸秆还可作为食用菌基料、工业原料（造纸、板材、建材）等多种用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引进和研发。

4.3其他农业污染的生态治理

4.3.1农膜农膜的使用量逐渐上升，但废弃农膜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农膜的回收利用是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热点问题。残膜治理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社区残膜回收站，组织人员对农用残膜进行收集并及时上交加工场进行处理；二是加大对可回收利用农膜的研制开发和对废弃农膜的再加工利用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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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危险源档案。在突发性应急污染事故中，因化学品泄漏等造成的环境破环占很大的比重，而且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监测也是应急监测的重点和难点。为增强应急监测能力，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在污染事故处置中应有的作用，应对本辖区内的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可能发生较大污染事故的行业和单位，建立辖区内危险源管理档案。监测预案内容应包括：企业名称、地理位置、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名称、理化性质、储存量、储存地点、应急监测方法和手段、事故应急处置方法等。建立危险源档案，不仅为监测仪器的准备提供依据，而且在发生突发性污染事故时能够即刻知道可能是何种污染物的泄露和采取何种应急措施处置从而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

（3）应急监测培训及演习。环境应急监测人员的素质是决定应急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提高应急监测人员的素质是提高环境应急监测水平的必然要求。在日常工作中应加强应急监测人员的专门培训，以全面掌握不同类型污染事故的特点、各种污染因子的应急监测分析方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定和要求，提高应急人员的实际操作水平。为加强应急监测人员现场处置经验，应根据本地区的危险源和危险品分布情况，定期安排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监测的演习，经常熟悉检测仪器的使用，把每一次的应急演练都当作是一次真正的事故来处理，全程序的操作，每个环节出现问题，及时纠正，将来一旦遇到真的事故发生，也有如何应对处理的经验。应急演习不仅可以使应急监测人员熟练掌握突发性应急监测的工作流程而且在使用应急监测仪器和设备中提高工作效率。正确率的提高和仪器设备操作的熟练，有效地节约了现场监测的宝贵时间。

2现场应急监测采样与分析

现场应急监测采样与分析是应急监测工作的核心部分，为制定应急处置措施提供必要的信息，为环境污染事故评价提供有关资料。当发环境污染事故时，应根据现场资料和危险源档案进行分析确定污染物，当污染物不能确定时可通过调查询问、查看污染事故现场特征、利用试纸、快速检测管、便携式仪器以及大型分析仪器等监测手段确定。在设立应急监测点位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因素：事故类型（泄漏、爆炸等）、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事故发生的地点与人口分布情况、气象条件情况，尤其是风向、风速及其变化情况。布点原则主要是就近为主，考虑饮用水源地、集中居住地，同时要设置对照断面、控制断面。现场监测启动时要加密监测，然后随浓度的削减逐步降低监测频次；对于对照点，监测一次即可；当连续两次监测值达到标准或与对照点值相同时，应急监测工作可申请中止。采样后不能在现场立即分析的项目需送回实验室分析时，应尽可能缩短运输时间，确保样品在运输的全过程中都处于受控状态，防止样品受到玷污和样品对环境造成污染等。实验室在接到样品后，应立即进行分析，分析过程要严格按照技术操作规范进行操作，确保分析数据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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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水环境的污染

包括钻井污水（含大量重金属超标的钻井液），采油污水（含大量驱油剂），洗井污水以及处理人工注水产生的污水等。这些污水若得不到有效的处理，无序排放会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而且油田大量抽采地下水，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表下沉、水资源极度匮乏。此外我国沿岸分布着几个大油田和石油化工企业，跑、冒、滴、漏的石油数量很可观。海洋钻井平台、海岸的滨海油气田采掘由于设计缺陷或操作失误、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原油井喷、采掘井壁坍塌、管道破裂、储油罐体原油泄露等。它们都在影响着我国的海洋环境。海洋原油泄漏会对当地的渔业造成巨大损失，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从低等的藻类、到高等哺乳动物，无一能幸免，对海洋生态环境有巨大的破坏，被称为海洋环境的致命杀手。

2对土壤和空气的污染

通常情况下，石油通过两种途径对空气和土壤造成污染：一方面是在石油开采和运输过程中需求安装各种输油管线，这些管线一旦渗漏就会污染地下水源和周围的土壤。长期以来，石油中含有的各种有害物质，包括各种总烃、酚类都会滞留在土壤中，使得土壤中芳烃的含量增高10-100倍。这些有害物质不但阻碍植物根系的呼吸与吸收，引起根系腐烂，影响农作物的根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周边的土壤毒化、碱化，最终导致土壤废毁，不能种植任何农作物；另外一个方面的污染表现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的大量油气挥发会严重污染空气，各种油气挥发物含有大量有毒气体，这些气体经常太阳光照射后，温度升高，与空气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和物理反应，生成光化学烟雾，严重破坏臭氧层，对空气造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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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三、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①。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见表1。从表1可知，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从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和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①，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②。从表1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本文构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该模型中的变量含义与上述模型相同，我们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克服内生性，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二是东部地区的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高使得东部地区进口的技术得到了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进口的设备得到了较好的利用，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也使得该地区较好地吸收了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三是较高比例的东部地区生活、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是通过进口非本地区生产满足需求，这降低了环境污染;四是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大幅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致使当地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增加，促使该地区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导致环境质量改善。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东部地区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和传统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低下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区虽然也进口了不少技术和设备，但由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这些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吸收有限，致使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区生活从而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并不是通过进口满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区生产，这加剧了环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当地政府更多着眼于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当地的人们更多地希望在进出口企业就业以增加收入，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低于东部地区，促使中西部地区制定的环境标准低于东部地区，进而使环境质量改善有限，这也使东部地区的一些无法满足该地区环境标准的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更加剧了环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增加所引起的规模效应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综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表2可知，腐败等解释变量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这说明中西部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依然是以粗加工为主，更多地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见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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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农药化肥等所带来的污染的防控措施农药化肥等中的化学物质对土壤的危害性极大，为了使农药和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减小到最低，在使用中一定按照科学的方法使用，建议在农村使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化肥，这样既减小了对土地的损害，又生产了“绿色食品”，做到环保，健康。

2.妥善处理农村废弃物，做好污水排放问题

农村废弃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家禽牲畜类的粪便等，这些垃圾是病菌传染的主要载体，对人的健康存在威胁，对家禽和牲畜的瘟疫传播有潜在的危险性。在农村地区，废弃物已成为污染的主要来源，环保方面对于农村废弃物处理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从现实情况看来，发展沼气工程与无公害农业实现整体化，采用循环再生，实现协调发展是解决农村废弃物污染的主要途径。建议将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与我县农村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相结合，制定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是的农村废弃物污染及早得到解决。家禽牲畜类粪便也是一种宝贵的饲料和肥料资源。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通过加工处理成优质饲料或有机复合肥料，开发利用畜禽粪便不仅能变废为宝，不仅可以解决农村粪便类污染问题，还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极大地改善污染状况，切断病菌的传染，具有很好的社会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我国农村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治理好农村周边乡镇企业的各种污染问题，减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

3.1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现状及原因我县是山区农业县，我县一直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不懈努力。而县内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污染问题一直未得以彻底解决。随着农村城镇化的趋势的发展，乡镇企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污染方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企业水污染，粉尘污染，噪声污染等等。我县乡镇工业行业大都存在人才匮乏，技术水平低和设备简陋等方面的问题。我县乡镇地区企业多数是小规模企业，设备购进的大都是廉价设备，这本身就对环境污染存在潜在的隐患。我县缺少对乡镇地区企业污染及其特点的追踪，加之乡镇工业污染防治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我县的乡镇企业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目前我县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一级检测部门不到位，存在环境问题无人问，环境事故无人管的现状。

3.2对与乡镇企业污染情况的处理措施针对我国在法律法规制定中有关农村环境保护针对性不强的现状，加速对乡镇工业污染防治的环境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健全适应乡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乡镇工业污染防治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县应该促进有关政府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为基层职能部门提供法律和政策依据，加强乡镇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和基础体系建设。无论是在乡镇政府，还是在乡镇企业，都要把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实行领导责任制，建立综合环境防治体系，在乡镇政府，或者村级部门，成立专门的环保小组，对环境污染防治重视起来，使农村环境极大得到改善，使我们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让我们的家园越来月美丽，身体越来越健康。对与小规模的乡镇企业来说，要加大引进高科技人才，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在政府的帮持下，购进新的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减小因设备和技术的问题对环境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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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苯和苯系物包括苯在内的低聚苯是装潢材料的加工原料，且在加工中没有别的不使用苯的替代技术。低聚苯是剧毒的强挥发物，正常人吸入低聚苯后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癌变反应、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病变。经动物实验后发现，3306mg/kg（大鼠经口）、48mg/kg（小鼠经皮）和大鼠吸入LC5010000ppm7h三种试验剂量均可使老鼠致死。此外，摄入低于上述剂量的低聚苯也可能对心血管或肝、肾等脏器带来严重的损害。

3氨气氨气是室内装修污染的污染源之一，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建筑物的混凝土外加剂会造成氨气污染，有的建筑单位为了缩短工期，使用了高碱混凝土，这些混凝土中含有大量的氨类物质，随着环境温度、湿度等的变化，这些物质会还原成氨气，并从墙体中缓慢释放，进而造成室内空气中氨的浓度不断增高。氨气对人体的主要危害在于它会削弱人体的免疫能力。氨气被人体吸入后，会与人体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进而破坏血红蛋白的输氧功能，长期大量吸入氨气会出现流泪、咽疼、声音嘶哑、咳嗽、痰中带血、胸闷和呼吸困难等一系列呼吸道疾病。

4氡氡是室内装修污染的污染源之一，是一种无色的放射性、惰性有害气体，具有易扩散、易挥发的性质。氡对人体的危害为使人乏力、脱发、白血球水平下降等，还会导致人患肺癌的概率增大，是目前除吸烟外，导致人患肺癌的第二大诱因。建筑材料中的花岗岩、砖、砂石和水泥等材料极易释放氡。

5总挥发性有机物甲醛、低聚苯等都属于挥发性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并不都是有害的，但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大部分挥发性有机物具有毒性作用。挥发性有机物常用“VOC”表示，总挥发性有机物常用“TVOC”表示。无毒TVOC的成分主要为各种烃，但在自然状态下的挥发性有机物中，纯净的烃类非常少见。携带了功能团的卤代烃等是家装中毒性较大的气体，而烃类的最小成分自由基在家装安全中也常被提及。自由基可与大部分细胞的细胞膜信息受体结合，进而影响受体的灵敏度，同时，还能与信息素结合，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有研究证明，自由基能扰乱的合成过程，造成男性不育或丧失。

二、造成室内装修污染的原因

造成室内装修污染的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

1低端市场催生的廉价材料部分销售终端和餐饮终端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装修1次，这些装修的要求是外表华丽、价格低廉。为了满足这一市场的需要，“工装”概念被提出，大量的廉价材料被不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发并投入市场，而这些材料在表面上与高档材料无差异。

2无证、无资质的施工队伍从某种角度上讲，并不是家装客户花较多的钱就可实现高档、无害的装修。很多无证、无资质的施工队伍逃脱了行政监管和法律监管的控制，唯利是图。这些装修施工队伍在收取了高额的装修款后，依然选择“工装”的形式装修，甚至选用假冒伪劣材料装修，导致很多出高价装修的房屋的TVOC及其他挥发物超标。

3缺少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2011年，腾讯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在三、四线城市中，已完成工商注册，但没有在住建部备案的室内装潢施工单位占全部施工单位的95%以上；在一线城市中，已完成工商注册，但没有在住建部门备案的室内装潢施工单位占到了50%以上。此外，在我国没有注册和没有备案的施工单位比比皆是。因此，市场在呼吁政府推出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机制。

三、解决室内装修污染的对策

为了有效控制装饰、装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质，净化建筑装饰市场的环境，提高室内环境质量，可采用以下对策。

1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方式可使室内装修污染物的防治控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应从源头抓起，政府部门要加强装饰、装修材料质量标准的细化工作，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将建筑材料的环保性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加对大建筑材料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各级的工商、质量技术管理监督部门应加大联合执法的力度，在流通领域开展有效的监督管理。

2建立健全装修队伍的准入机制应建立健全装修队伍的准入机制，不断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严禁不具备装修资质的企业从事装修行业，组织施工单位负责人学习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还应向各个建筑单位宣传室内装修污染的危害，促使他们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3研发和采用绿色装饰材料应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淘汰一批落后的装修材料，积极开发推广绿色环保的装修材料。绿色装修材料的特点包括安全、无害、低能耗、技术先进和工艺清洁。在各种黏合剂的配制过程中，尽量不使用甲醛、卤化物溶剂或芳香类碳氢化合物，不含汞及其化合物，并加大对装修中绿色装饰材料的开发力度，比如水性涂料、天然织物墙纸等绿色的装修材料。

4简化装修模式，增添绿色植物家居装修应以实用、简约为主，过度装修会引发污染的“叠加效应”。绿色植物可起到净化室内空气的作用，比如芦荟、常春藤、龙舌兰、月季和玫瑰等，这些植物可吸收室内装修产生的有害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