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音乐作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首先取决于接受者的出发点

接受者以何为目的去面对"音乐作品"。审美？欣赏？研究？实用？不同的目的必然导致侧重点，采取的方式、手段不同，其结果也就很自然的大相径庭了。同一部《bE大调英雄交响曲》，同一个人，从不同目的出发，肯定会得到不同的效果。而且感受、诠释、判断三者中某一种方式可能很难满足需要，也很难绝对分清哪一种因素在起作用。

1．从审美的角度出发

乐队的音响通过联想这个中介会把我们带入多彩的感性世界，反过来这些多样的幻觉，体验又会加深我们对"音乐作品"的感受，从而有可能作出的初步的情感判断或甚至于初步诠释音乐作品。

2．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

可能面对"音乐作品"的目的更多的在于功用性，更多的是侧重于形式上的注意。当然，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二重性，要求我们面对方式要多样性。

二、接受者的多种自身因素也影响了接受方式的选择

对一个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也许我们很难指望他会选择判断或诠释音乐作品的方式，也许更多的是初步的感受占优势。同样，对于一个有音乐耳朵的人或对音乐有很深造谐、研究的人，感性体验比较丰富的人，他面对"音乐作品"时，也不会仅停留在单一感受上，他有近一步感受、理解、诠释作品的欲望，有近一步对同一作品不同演奏风格作出判断，比较的要求。

三、面对何种类型的"音乐作品"，影响我们的选择方式

对于那些有大量非音乐因素的歌剧、歌曲、理性与感性因素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因为这种体裁中，音乐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易解性，所以感性因素要更多些，而面对哲理性的无标题交响乐这类体裁，理性因素的参与要更多一些。比如《大地之歌》，它本身的曲式结构上就有哲学上对立统一的哲理性，其蕴藏的内涵就更难以为一般欣赏者所领悟，这时不仅是有理性因素的参与问题，更多的是用联想相连的理性认识占据了内心感受方式的大半江山，可以说是在理性主导下的感受。

四、音乐作品以何种方式存在，也影响到我们接受方式的选择

于润洋先生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中认为："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容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作曲家的内心情感体验经过创造活动成为物态性的声音实体再经过演奏演唱这个中介环节，形成音乐作品，这只是第一种存在方式。当它还没有被听者当作一个"音乐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进行感知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物态性客体，而不是审美对象。

"只有音乐才能唤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感觉），就不是它的对象。"然而，当听者当作一个"音乐作品"以审美的态度去感知的时候，它就成了审美对象。这时，音乐作品的第二种存在方式便展现了出来--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可见，对这种审美对象的把握，并不可能是用感受、诠释、判断中的一种方式就可以做到的，它必然伴随着复杂、微妙的心理过程。

在"音乐作品"这个概念的内涵中还含有这样的意识--"它是时间过程的特定构成物，是填充着某个时间延续片段的声音产物，是具有特定次序和性质的时间队段。"还有一层含义，即它是一个封闭的整体。另外还包含着一种东西--作品的整体完整性。当音乐作品被演奏者化为物态性声音时，在整个接受过程中，接受者也绝不可能始终用一种方式去面对。更因为音乐作品是对接受者的一种表白、倾诉，是提供给听者的一种信息，所以接受者在接受这些具体的"信息"时，接受方式也绝不可能是单一的。"信息"的具体"内容"在变，接受方式也会随之而变；接受者也不是一直被动的接受，它的意识也会具有选择性、主动性，整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必然是伴随着接受方式重心的不断变换、转移的。"在’音乐作品’这个概念内涵里，还包括将音乐作品固定在乐谱中这种可能性和必然性，通过乐谱使作品重新被认知和演奏，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听众能得以接受"一部音乐作品的演奏有无数，但作品却只有一个。我们不会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去面对同一部作品的无数种演奏，尤其是那些行家里手。同样，无数的演奏者也绝不可能都用同一种方式去面对这同一部作品。

五、音乐作品的感受及判断

1．对音乐作品，我们不能作出选择，而是要具体"音乐作品"具体分析。在接受者那里亦同样不可能得到这项选择题的满意答案。因为他是个有思想、有意识、有主动性的活人，不可能用选择"标鉴"的方式去面对音乐作品。

2．"音乐作品永远是特定时代、环境、文明、文化圈中的人们的音乐天才、音乐知识、作曲技术的证明。"我们所谓的"音乐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音乐作品的称谓，这是个历史相对性的概念。现代音乐作品让很多人不知所以然，更有许多人将它们挤出"音乐""音乐作品"这个圈子。它所带来的变化冲击了传统的审美、传统的理念、传统的方式。但正如宋瑾先生《我站在哪里说音乐》一样，我们只能用一个立足点一个侧重点去面对，用一种侧重的思维去理解，不然的话，就要"两条道跑车了"，这是"音乐作品"的历史相对性的具体体现。

六、总结

"感受、诠释、判断"都是对不同"音乐作品本质"见解所作出的相应选择，都是不同方式的侧重，无论是观象学音乐美学，还是释义学音乐美学，他们的接受方式都体现出了各自在"音乐作品"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的侧重面。总之，从以上几个方面（有些细节化了）来分析，我们不能作出选择，而是要具体"音乐作品"具体分析。"对音乐作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接受方式的选择。

参考文献

篇2

钢琴（piano）这个属于世界的大型乐器，已近300年了，它积累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也造就了众多的演奏家、作曲家。1710年前后，意大利人克利斯托弗利（1655—1731）在佛罗伦萨制成了音乐史上第一架钢琴。在这之前的钢琴，各式各样，均称为古钢琴。古钢琴于1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据《蓬山密记》记载，1703年康熙皇帝召见要退休的功臣高士奇（礼部侍郎）时，曾亲自在“畅春园”为他演奏西洋铁丝琴（指古钢琴，弦120根）。直到19世纪初，它的“后代钢琴”才由外国传教士传入中国。

我们要谈的“本土音乐”，有着广义的解释，也有着狭义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在国际上对“本土”的理解可指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在一个国家内可指某省、某县、某乡、某村等。如“中国音乐风格”“陕北音乐风格”“东北音乐风格”“蒙古族音乐风格”“藏族音乐风格”等，都可以作为一种“本土”概念理解。那么在进行钢琴作品创作时，就可依照或遵循某种音乐风格进行创作。这无形中就接受或吸收了本土音乐的素材和养分。或者直接把民间的原生民歌和民间音乐拿来进行改编也是可以的，而且会保留更多的本土色彩。这两种创作方法都是科学的、合理的。应该被看作是充分尊重了“本土音乐”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思想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突出。博览中外钢琴名曲，每一首都打上了“本土”的戳印。我们不妨走进钢琴作品的宫殿，去徜徉、欣赏，去分析每一首乐曲，看看它的国籍、听听它的乡音，识别它到底属于哪方热土。

我国第一首钢琴作品，是音乐家萧友梅写的《哀悼引》。1927年，萧友梅（1884—1940）在当时教育次长（1868—1940）的支持下在上海创立了“国立音乐院”，并先后任教务主任、代院长、院长。1929年改校名“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任校长。自从有了音乐专门教育基地，钢琴走进了中国的音乐教育课堂，于是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演奏家不断涌现。

一、从中国钢琴名曲看“本土音乐”在作品中的地位

《牧童短笛》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的处女作，这首脍炙人口的钢琴曲是钢琴演奏家必弹的一首中国作品，是音乐会上常见的、幼童都耳熟能详的曲子。这首曲子共分三段，第一段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浓重的乡音缭绕着远山近水、果林、田间，牛背上的牧童天真无邪的神情令人羡慕。中间段的音乐节奏欢快跳跃，是借用了江南民间舞蹈音乐的素材而成，灵巧的手指，跳跃的琴键给人带来无穷的美感，仿佛人就在其中。全曲采用了江南音乐风格及超过本土广义的创意，优美动听，具有浓郁的华夏民族风味，是我国钢琴作品在复调与和声运用中民族化的典范。这首作品成于1934年夏，同年底，欧洲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求中国风味作品时，曾举办了“中国作品比赛”，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绿汀以《牧童短笛》应征，荣获头奖。后由齐尔品将该曲带往德、奥、法、美等国亲自演奏，并在日本出版，影响很大。1951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将该曲收入《贺绿汀钢琴曲集》。这首钢琴名曲，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上，一个创造性的并且非常成功的范例。

《晚会》贺绿汀作于1935年，全曲在欢乐热烈的气氛中一气呵成，是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成名之作，作品运用典型的中国风格，给人以向上、热情的动感，并给人以美的享受。《晚会》每一个乐句都充满了民族风格，特别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锣鼓打击乐，更能调动国人的感情。1940年，作者把它改编成管弦乐曲，同样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

《新疆舞曲一二号》丁善德作于1950年（一号），1955年（二号）。《一号》是我国作曲家借用新疆民歌素材，利用西洋和声手法相结合创作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乐曲共分三段，第一段采用了新疆打击乐器的节奏作引子，导入欢乐的舞蹈乐曲，那鲜明的节奏、欢乐的舞步，跳出了新疆人民翻身作主、丰衣足食的欢欣心情。第二段音乐较缓慢压抑，曲调低沉厚重，仿佛一位老者，弹着冬不拉，吟唱着古老的悲歌，诉说着心中的悲痛，控诉着万恶的旧社会。第三段再现了第一段的音乐，情绪更为热烈、奔放，充分体现了新社会的美好生活和人心的喜悦。

《二号》作于1955年，素材仍为新疆风格。作者以豪放的笔姿，艳丽的色彩和粗犷的风格，描绘了一幅新疆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节日的风俗画。乐曲仍分三段：第一段，欢乐的歌；第二段，是小伙子与手鼓；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再现。全曲在欢乐的手鼓声中结束。

《花鼓》瞿维作于1946年，是一首贴近民众耳朵的佳作，也是利用本土音乐素材创作成功的典范。《花鼓》的旋律通俗易懂，节奏明快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风格，反映了群众欢乐的歌舞场面和愉悦心情。“打花鼓”是我国民间传统歌舞之一。如《凤阳花鼓》，男的拿着小锣，女的背着花鼓，边敲、边舞、边唱。《安塞腰鼓》泼辣、刚劲，多半是群舞。《花鼓》钢琴曲，以锣鼓的节奏型贯穿全曲，以安徽民歌《凤阳花鼓》为第一主题，乐曲以花鼓的“咚咚锵”开始引出主题音乐，仿佛听到男女欢舞的对唱，接着锣鼓节奏又引入用《茉莉花》音调变奏而成的第二主题，热情又大方，妩媚而柔美，体现了人民美好的憧憬。再现部运用了复调轮奏的手法，先由低音区出现这一主题，高音区用第二主题作华彩性装饰的伴奏，并吸收中国民间的加花形式，把乐曲推向前潮，展示出一幅欢乐的图景。最后在锣鼓声中结束，仿佛演员在歌舞中退场。

《内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桑桐作于1953年，乐曲以内蒙古民歌旋律为基调，写成各有特性情趣的七首钢琴小品，第一首《悼歌》源自民歌《塞根》和《丁克尔扎布》；第二首《友情》源自民歌《满冻通拉格》（姑娘名）和《四海》；第三首《思乡》源自《兴安岭》；第四首《草原情歌》源自《小情人》；第五首《孩子们的舞蹈》源自《丁朗彬》与《崩博菜》；第六首《哀思》源于《思乡》；第七首《舞曲》源自于《莫德格昂嘎》。全曲继承与发展了本土音乐的根。

以上例子都说明了“本土音乐”在作品中的印记，每首作品中无处不显。又如丁善德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4）、陈培勋的《广东音乐主题五首》、王建中的《陕北民歌四首》、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储望华的《新疆随想曲》、黄虎威的《巴蜀之画》，等等，都是《内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的姊妹篇。它们都是直呼其源的本土音乐，而且又是当地民歌原生态的直接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许多中国作品的风格色彩的特点上，找出它本土音乐的根。如贺绿汀的《摇篮曲》，邓尔敬的《儿童钢琴曲四首》，丁善德的《春之旅》《快乐的节日》（作品9），朱践耳的《流水》（前奏曲第二号），蒋祖馨的《庙会》，刘福安的《采茶扑蝶》，江静的《扎红头绳》，储望华的《南海小哨兵》《前奏曲四首》，等等。这些作品的音调大都和作者原籍的民间音乐和民歌有关，或直接采用了自己掌握的他乡音调。“本土音乐”是作品的魂魄，又像是作品的骨架，抽掉了这两者，音乐就荡然无存。中国作曲家还写了不少钢琴协奏曲，如潘一鸣、黄晓飞、刘诗昆、孙亦林联手创作的《青年钢琴协奏曲》，旋律充满了中国风格，有中国打击乐的节奏，有陕北民歌的染色，有歌剧《刘胡兰》的主题歌，还有唢呐音色的号角。另有储望华、朱工一联手作于1977年5月的《南海儿女》钢琴协奏曲，广泛吸收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渔歌为音调素材。乐曲共分三个乐章：《春汛出海》《船头忆苦》《保卫海疆》。该《协奏曲》构思贴近生活，音调贴近民间。刘敦南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成于1979年5月，全曲充满诗意，富于幻想，三个乐章《山林的春天》《山林的对话》《山林的节日》七个音乐主题都是根据苗族“飞歌”的特点而创作的，全曲透发出浓浓的家乡音、民族情，并赋予人们大自然的享受。石叔城、许裴星、刘庄、殷承宗、盛礼洪、储望华合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宏大气势和铮铮铁骨。在那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飞出来本土音乐浓郁的战歌，琴键在手指下跳动，音乐从琴弦上飞出，动人，有劲，磅礴，过瘾，牵动着千家万户，鼓舞着千军万马，六十多年余音不断。

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提到过的中国作品，它们都是华夏之声的风韵，它们都是本土音乐的宠儿。下面再谈谈国际音乐大师们的杰作，来说明本土音乐对音乐家们的培育、洗礼和铸造。

二、国际音乐大师作品的本土气息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手风琴家。他一生作品甚多，有管弦乐、键盘乐等。这些作品的创作与他任职地点及职务有关，但他的音乐风格却紧紧和他生活的时代，和他生活的本土息息相连。他写作的钢琴曲有“无标题音乐”，也有“标题音乐”。如他于1922年写的《法国组曲》和1925年写的《英国组曲》，这两组乐曲都是写给他第二个妻子安娜的。如《法国组曲》共由四个舞曲组成，《阿勒曼德舞曲》，就是他的本族舞“日尔曼舞曲”，它的风格完全像日尔曼人的性格一样，严肃、理智、平稳、安逸。《库朗特舞曲》是采用了法国的一种舞曲，原意为“奔跑”，仍保持着法国人固有的优美典雅风度。《萨拉班德舞曲》采用了西班牙的一种舞曲风格，这种与宗教仪式有关的音乐，庄重、缓慢，带有悲剧色彩，抒情性强。《基格舞曲》采用了美国的一种快速三拍子舞曲。在古典组曲的写作手法上。巴赫在末乐章常采用赋格手法来加强热烈的气氛及造成全曲的。在第三、第四首之间又插入了本土音乐色彩极强的“加沃特舞曲”（法）、“小步舞曲”（法）、“布朗莱舞曲”（法美）、“帕赛波耶舞曲”（法）、“波格涅滋舞曲（美）等，作为组曲中从最慢到最快的音乐过渡。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有钢琴神童之称，他虽活了35年，但一生作品甚多，音乐风格多为欧洲各地色彩，如他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是他1778年夏在法国写的。全曲采用了法国许多舞曲为素材，虽然在第三乐章多处出现了波兰民间舞曲的影子，但整个奏鸣曲还是法国风格的作品。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他留下了大量不朽的作品。大家最熟悉的钢琴作品中《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作品27之2）和《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作品57）都巧妙地运用了德、法、美等欧洲的风格写成，正因为它们透发着本土音乐的气息，才得到人们那么热烈而诚挚的爱戴。列宁对《热情》情有独钟，几乎每天都要听它，他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了……”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1809—1847），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是老门德尔松的孙子。在他短短38年的生涯中，给后人留下了诸多体裁的音乐作品，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的钢琴作品30之6《威尼斯船歌》是大家都熟悉的。1830年他去意大利旅行期间，曾倾听过运河上船夫们悠扬、感伤的歌声，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运用这种风格创作了著名的《威尼斯船歌》。

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他自幼酷受波兰民间音乐，并受其熏陶。作品以钢琴为主，人称钢琴诗人，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感情朴实无华，手法简练，体裁紧密联系波兰人民的生活、历史和爱国主义诗歌。肖邦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的民族气节。他的作品无一首不是深深扎在家乡的沃土中的奇葩。如他的《bb小调波兰舞曲》（作品35）；《g小调第一叙事曲》（作品23）；《f小调波兰舞曲》（作品44）；《bE大调华丽大圆舞曲》（作品18）；《bB大调玛祖卡舞曲》（作品7之1）；《bA大调波兰大圆舞曲》（作品42），等等。特别是他写于1842年的《bA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是一部非常辉煌的钢琴曲。他用本土的音调，撰写了一部描述17世纪波兰民族英雄抗击外敌侵略的史诗。肖邦的夜曲，是他创作中最精致的一组展品，如《bE大调夜曲》（作品9之2）；《F大调夜曲》（作品15之2）；《G大调夜曲》（作品37之2），这些夜曲以浪漫主义的风格、色彩浓郁的乡音描绘着大自然，倾诉着作者的心灵话语。

舒曼（1810—1856）的《狂欢节》（作品9）是一部套曲，包括21首小曲，每首都冠有标题，主题连贯，形象生动而又各异，就像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小品。如他的《童年》（作品15）等，都透着强烈的地方色彩。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1811—1886）一生写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这些作品在他的钢琴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些作品都是以匈牙利人和吉卜赛人的民歌和民间舞曲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发展而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1839—1881）的钢琴名曲《图画展览会》，全曲共分为十段。他的音乐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虽然他很少引用民歌，但在他的作品里，却深深地融合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特征，使人认定他是一个永远不忘母语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的四季，是他应尼·马·贝纳德之约,为彼德堡《小说家》月刊的音乐副刊而作的钢琴套曲。每月一首，为期一年，分别与12个月的节气特征相联系，每首都有题诗，这牵动了作者对俄罗斯人民和家乡大自然的爱。这部独具特色的套曲的每一首，都是一幅色彩缤纷的风俗画，生动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劳动生活和自然风光、风俗等。特别是《船歌》，以俄罗斯风格的迷人旋律，使人联想起在美丽的夏夜，乘舟荡漾，和着白桦树摇曳的声响传向四方。《四季》一发表就受到了广大听众的一致赞扬。另外，如法国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的钢琴作品《贝加摩组曲》中的第三曲《明月之光》，以轻柔的笔触、清淡的色调、诗样的柔情、浓郁的乡音，绘声绘色地勾画出一幅夜色茫茫、星月咏怀的绝妙图画。他的《雨中花园》是以两首古老的法国民歌为素材，通过雨、云、阳光、晴空的瞬息变幻，逼真地描绘了法国的田园景象及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形象。法国作曲家拉威尔（1875—1937）的名著《库泊兰之墓》《镜》都基于法国文化传统，在他的作品里可听到法国古典舞曲的再现，还可以听到他母亲的家乡——西班牙的音调。以上我们从实例纵览了中外钢琴名曲，我们都可以从那些黑键白键的跳跃中听到每首乐曲的故乡音韵，找到它们的母亲。

三、对本土音乐的认识和不断认识

提高对本土音乐的认识，也就是提高对传统音乐的认识。对本土音乐的认识，主要体现在钢琴演奏的表现和作品创作的风格上，首先要认清当今通俗文化潮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种文化思潮，在创作中总想脱离或削减母体文化的染色，他们宣传自己的口号是“与国际接轨”，在音乐织体结构的组合上以“失重”为“奇”，在旋法创作上以“无调性”为“高”，在音调上以“生僻”为“奇”，在和声运用上以“怪”为“神”。让人搞不清作者的国籍，悟不出乐句的出处，听不懂作品的内容。让内行感到莫名奇妙，让外行感到讳莫如深。但无人说“不”，否则说你“没文化”“水平低”。那些现象可以另作别论。相信评论家和广大民众不会熟视无睹和袖手旁观的。

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具有经久的魅力，常常超出我们的估计，正是我们对传统艺术的挖掘、整理、学习、研究做得不够，因此对传统音乐的认识很肤浅。音乐院校的部分学生坐不下来，学不进去，特别是表演专业，只满足于弹几首名曲，唱几首名歌，还没出校门就急着去挣钱，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包装自己上，在盲目地“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还没认识到我国的优秀传统音乐，还没学好、继承本土文化，就跟着瞎喊什么“民族文化危机！”要是真的“心疼”民族文化，就应该踏踏实实地扎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里开花结果。否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就会失去自己的根。笔者认为，中国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及经典文献，任何时候都是中国音乐的主流，也是世界的、国际的灿烂文化瑰宝。只有它才能代表中国，才能与国际接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武断地打上“落后”二字的印戳。须知，本土音乐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的花朵，千万不能忘本！

参考文献：

篇3

八十年代初，一批青年作曲家“懵懂”地崛起，其作品的创新精神和别致的音乐语言使他们具有现代风格的作品在中华大地上灿烂开来，但也使中国的乐坛多了一些“躁动和不安”。这些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的出现，是这代人“疯狂”地追求音乐的民间风格并充分融合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结果。他们的创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同时也把中国的现代派音乐创作推向了另一个高地。作曲家郭文景即是其中之一位，他的作品以个性鲜明，韵律隽永，耐人寻味的特点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好评和认可。下面笔者以郭文景音乐语言中的“川音”、“川情”为典型性特征，对作曲家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并结合其作品中普遍运用的四川地区音调特征为基础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中捕捉到因为音乐语言的变化而引起风格的不同。

人们经常这样评价郭文景。郭文景，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当年在业界远负盛名的“中音四大才子”之一、是“唯一未曾长期在海外居住但是建立了很高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人们评价、评论郭文景的作品及其本人，也常把四川与他联系在一起……四川是个神奇、美丽的地方，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使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西北高原的苍凉与壮阔更没有江南地区的宁静与安详，但它四季常青、绝壁悬崖的特殊之美使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多了一份坚强与挺拔。郭文景音乐中的那份淡然，风格中的独特、音乐语言的瑰丽，似乎与“它”有着不解之缘。

一、本土文化的熏陶

“巴蜀自古出文宗”，由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的“秀冠华夏”的天下第一才子、文化巨人，如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爱国诗人陆游、明代著述、记博第一人杨升庵、清代性灵诗人张问陶、函海百家李调元，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中国的左拉”李劼人等等，他们都出生在巴蜀吗，回答当然是：不。郭文景就出生、成长、生活在巴蜀大地这样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这无疑为郭文景今天的艺术成就奠定了扎实的人文风格景观。

音乐是一种符号，它可以来愉悦他人，可以求得利益，而郭文景却用它来思考人生。他的音乐中有思考、有挣扎、有伤痛、有震撼，更有来自人类内心的呼喊，却也是一个生活在川江、蜀道边人们的素描，听到的更是一个作曲家的内心独白。他的作品《川崖悬葬》、《川江叙事》、《蜀道难》和《巴》。看标题就知道写的都是四川。大型民乐队写组曲《滇西土风》、音诗《经幅》、室内乐《社火》等，虽在标题上与“川”有些距离，但表现手法、创作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他曾经这样讲：“我的音乐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但川江大地和巴蜀文化对人的感召力和点化力，却是不可抗拒和毋庸质疑的。”以欧洲古典、浪漫派时期的写作手法，来表现中国、四川当今的情景当然不合适，于是内容的突破也就必然要引起形式的突破。为了寻求一种新的音乐语言，他在大学二、三年级时为找不到合适的表现手法而长期地愁眉不展。后来，他吸取了二十世纪国外许多“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但是仅有这些手法如果没有适合表现本土内容的支撑，也不过是些无意义的形式的堆积。郭文景在经过痛苦地探索和思考后找到了这种东西……他自己说他陶醉于四川给他的种种感觉，他要用各种手法和体裁来表现这些感觉。

二、 西方技术的影响

西方作曲技法对郭文景音乐语言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例如：他的作品中追求对中国传统单音音色的追求，那么单音、意境化的演奏以及各种微分音在内的吟唱式旋律在他的音乐中所占比重非常之大。在纵向和声中，更多地运用各种不谐和音程，用这些音程关系修饰的横向音乐旋律也就非常突出。其它各种复杂的纵向排列变换的音块也时有所见。例如交响诗《川崖悬葬》、《蜀道难》中采用了密集音束结构的不协和音块。歌剧《狂人日记》中给“狂人”强灌人血汤时的音乐音块技术的使用等，和声语言的现代化及大幅度的音区、音色对比和音量对比，各种复杂的纵向排列与横向旋法的偶然性运用，都是西方现代作曲手法在音色构成上的典型性特征。

在乐器演奏上，采用了非传统、非常规的演奏手法。例如弦乐器采用的特殊的定弦，让定弦定于常规，试图模仿中国古琴的音色，使用如“让所有的弦乐靠琴码后面演奏来制造刺耳的音响；木管乐器的“超吹”或特定音域内的表现也别具风味，例如他经常使长笛音色在人声的音域范围内表现人的自然声音。对于铜管乐器来说，通过拔下号嘴吹奏来发出尖厉、混沌地的音响等“先锋派”手法，都属于直接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产物。总之，他对各种非常规性音响及噪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与感受。他说：“其实，这些全是音乐。关键在于不是玩音响，而是赋予它具体的内涵……。”那么，在横向音乐结构中， 中国主题或中国旋律风格或“川”味风格是他音乐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 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

西方音乐传统的创作技法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拿来主义的”，但是东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我们如何去借鉴、吸收来发展和创新，最终适应今天多元化的音乐艺术欣赏的需要，这些从郭文景等新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实践中正趋于明朗。郭文景作品中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是与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

郭文景善于挖掘自己祖国和民族、民间的音乐语言特点用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音乐构成原则和逻辑结构去构思和形成作品。他在1995年创作的打击乐三重奏《戏》，作曲家自己说：“我把铙钹传统的几种演奏技法发展到了几十种!”这部长达30分钟的《戏》,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的师生一“唱”8年，创下演出频率之最。所以，新的音乐语言的形成是作曲家如何用艺术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民族语言来言说民族情感。郭文景做到了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来表达民族情感。

综上所述，郭文景具有“川”味情节的作品中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的精神内涵和坚 忍不拔的民族品格。郭文景用自己的音乐语言抒发了他作为现代人对各类风格作品的独特理解与感受，从而使该类型的作品与现实生活更为贴切。郭文景作品中新的音乐语言“是作者在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以及结合使用本民族音乐语言结合中形成的。巴蜀文化哺育了他，正如他所讲：“我的音乐价值是大可怀疑的，但川江大地和巴蜀文化对人的感召力和点化力，却是不可抗拒和毋庸置疑的。”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要写的，是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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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居其宏 王安国·找回“状态”：当代歌剧的戏剧支点—评郭文景独幕歌剧《狂人日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篇4

在我国战国时期成书的古籍《乐记》，充满着唯物主义精神，其音乐美学思想十分宝贵。《乐记》的开篇就阐明了音乐产生的根源：“凡音之声，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③“人心”——“感于物”——“形于声”，这就是音乐产生的过程。由于人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激起某种情感而发出了“声”（音乐）。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主体的内心世界，受到了客观事物的撞击而震响了心弦，激起了思想情感，发出有规律的声音。基于这一唯物主义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进一步阐释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美学问题。“乐者，心之动也。声音，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④音乐是表现内心感受的，乐音是音乐的现象，节奏、乐音的变化是乐音的组合。制乐的人，要表现内心感受的音乐形象，要对乐音的组合，节奏的安排等进行精心的设计与组织。“心之动”“乐之象”是指音乐的内容；“文采节奏”“治其饰”是指音乐的形式。

唯物主义美学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音乐通过乐音的组合，流动的旋律，借助听赏者的想象间接反映客观现实，即使表现某种思想情感的抒情性音乐，也是主体有感于客观事物而激起的，从思想情感的折光中映现客观事物。

音乐内容，是音乐家集中现实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经过美学理想的筛选，审美情感的浸透，精心创造出来的音乐形象。它凝结着音乐家的世界观、美学思想、鲜明的爱憎、创作技巧和心血。音乐形象是音乐家的“自我”同经过提炼的客观事物相结合的产物，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听觉艺术形态。

抒情性的音乐作品，其内容就是情感内容，音乐形象就是情感形象。

叙事性的音乐作品，其内容就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图景。

音乐家赋予作品的思想与情感内容是作品的灵魂与生命，是构成音乐作品的第一要素。但是，音乐内容是无形的、无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只有依存音乐形式中，隐含在乐音组合中，才能存在。音乐内容只有通过完美的音乐形式才能得到表现，才能为人们所听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是无法分开的，离开形式，音乐就不存在，离开内容，形式只是一堆无生命的音符，毫无欣赏意义。分析内容，离不开形式；分析形式，离不开内容。只不过有所侧重罢了。

音乐形式虽然是第二义的，但是，它是音乐之为听觉艺术的最本质的独有的特征。没有音乐形式就没有音乐。在音乐领域里，可能存在没有内容的劣品，但不存在没有形式的音乐。只有音乐内容配以相应的音乐形式，才构成完整的音乐作品。什么是音乐的形式？德国著名的音乐美学家迈耶尔的定义是：“形式是内容的艺术造型。”⑤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音乐形式的特征。音乐形式的本质是表现，是表现内容的手段。它是构成音乐作品听得见的、流动的音乐旋律。它是由乐音合乎逻辑组成的流动的音响结构，所以说，乐音组合的规律性，便是音乐形式美的基本特质。音乐的形式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独有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对抗，追逐和遇合，飞逝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⑥

有规律的运动着的节奏、起伏变化的旋律线条、和声与对位严整的逻辑性、配器的平衡性与科学性、曲式结构的对称性与均衡性、音色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构成了音乐作品的形式美。在西方美学史上，称音乐为“流动的建筑”，形象地说明了音乐形式的美学特征。

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不是并列关系。内容左右形式，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技术手段；形式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产生的，反过来，形式又制约着内容。形式符合内容的需要，它就促进内容的展开和显现，形式越是美，越是符合内容的需要，音乐的表现力就越强；形式不符合内容的需要，它就阻碍内容的展现和显现。黑格尔曾说：“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一件艺术品缺乏正当的形式，便不能算作正当的或真正的艺术品。”音乐作品的形式或优或劣，决定着音乐作品的质量高或低。

客观存在的美，给人第一个感官印象的是形式。欣赏音乐美也同样如此，听众首先凭听觉接触音乐作品的是音响形式，第一听觉印象是音响美不美、动听不动听。因此，音乐美学对音乐形式提出严格的审美尺度：音乐作品，给听赏者的第一个听觉印象，必须要悦耳。以动听的音响牢牢抓住听众，进而令其心动。必须为音乐内容建构起完美的“艺术造型”，配以相称的音乐形式，才能给听赏者以审美享受的同时，发挥其音乐内容的感染、净化的审美功能。

我国汉代哲学家王充十分强调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说：“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也即为艺术内容配制的形式要相称、相符。

“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一致是真正艺术作品的第一个主要的标志。”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2页.

篇5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篇6

作为我国声乐教学中两个比较关键的组成部分，民族唱法以及美声唱法对声乐教学水平的提升，对声乐人才的培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对于民族唱法而言，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我国独特的唱法优势，能够做到“以情带声”，获得良好的舞台效果，充分表达出广大人民对精神文化的渴求。而对于美声唱法而言，其主要源自十七世纪的意大利，具有丰富多变的唱法以及优美的音色。其比较重视音色的统一，具有比较专业的发声方法，而且也具有较强的音量可塑性。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声乐教学水平，就要在民族声乐教学中有机地融合美声唱法，借鉴美声唱法的优势，进而更好地提升高校民族声乐教学质量，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声乐人才。

一、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异同点

（一）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相同点

对于西洋声乐以及民族声乐而言，二者均是由曲调以及语言构成的，所以语言对其具有相当关键的作用。民族声乐比较注重歌曲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要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民族声乐得以良好的发展，是与民族语言的支持具有密切关联的。假若没有民族语言，则民族声乐艺术也无法得到良好的发展，无法发挥其光和热。而对于西洋声乐而言，其音乐的主调即为歌词，声音以及节奏为辅助，在实际演唱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确保字正腔圆，确保其雄厚有力。对于民族唱法而言，其把丹田划分成三个部分，即上、中、下丹田[1]。对于美声唱法而言，其比较注重胸腹式呼吸以及整体混合式共鸣的有机结合。

（二）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区别

民族唱法的基础即为汉字。汉字主要包括四声，在其具体发音的时候，其是由唇、舌头以及牙齿等多个器官共同配合而成，于是就会使得咬字、吐字比较清晰纯正。而对于美声唱法而言，其基础即为元音的发音。其具有相对简单的形式，在发音时比较注重规律的连贯性。在民族唱法的具体演唱过程中，其不但比较重视演唱过程的表演，与此同时，还比较注重演唱以及表演的有机结合。对于民族唱法而言，其具有相对比较丰富的表演形式，这样就能通过表演更好地打动观众。然而对于美声唱法而言，其认为在歌唱中进行表演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在实际演唱中，演唱者是以单一的演唱来打动并且感染观众。在此方面，两种唱法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二、民族声乐教学对美声唱法的融合

（一）演唱技术的融合

当前，在我国一些高校的声乐教学中，在民歌或是艺术歌曲的演唱中都积极地实现了对美声唱法的融合，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气息运用方面在气息运用方面，在民族声乐教学中，保留了传统民族声乐比较具有特点的技巧。与此同时还积极地融合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呼吸原理。在实际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能够如同“闻花香”般地将气息深吸进来，然后再使用横膈膜将其保持住。并且要利用吸气肌肉群以及呼吸肌肉群彼此间所具有的对抗性作为气息的支点[2]。在实际演唱时能够使得气息顺畅地流动，然后再持续不断地为声音提供支持。例如，在演唱《思乡》以及《我住长江头》等创作歌曲的时候，可以使用美声唱法中的连音唱法。在通常状况下，其并非是在句子中间行换气的操作，而是要保持声音的线条以及连贯性；在演唱《小白菜》以及《兰花花》等具有民族色彩的歌曲时，演奏者就要使用一些“偷气、换气、取气”的方式。对于我国的传统声乐艺术而言，其比较重视“以气唱情”，往往都会采用小气口的方法来实现对乐句的切断，进而充分地表达出作品中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情感，例如诉说以及哭泣等。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出作品的抑扬顿挫。反之，对于一些爆发以及激烈的情感，会采用大气口的方式进行表达。除此以外，对于《牧笛》这种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民间风情的新型创作歌曲，在其中运用了美声唱法中的花腔技术。在这些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也采用了西洋歌剧中演唱华彩乐段的气息方法，实现了对这些技术的有机融合。2.咬字技术应用方面作为一种声乐艺术，美声唱法主要是基于意大利民族语言得以发展而来的。在采用西洋的美声唱法对中国作品进行演唱时，需要将字音咬清，同时还要保障声音的通畅性，这是存在较大难度的。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意大利语言当中，“母音”以及“子音”之间是存在较远的距离，这和中国汉语的咬字习惯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声乐教学当中，其有效地借鉴并且融合了美声唱法[3]。在通常状况下，其会比较注重对喉头位置的降低，于是字的着力点就相对较为靠后。在此状况下，就必须要提起软腭，保证后咽壁的树立，于是就能够建立稳固的咽腔。在一般状况下，往往都会是使用意大利语当中的a、e、i、o、u这几个基本的元音来完成声音训练的，并且选择使用混合母音的方式使得纯母音逐渐混合其他母音的色彩，如此操作就会使得母音变得比较圆润。把五个母音最近距离的咬清，能够使得声音比较顺畅地发出来，在此基础上找到共鸣。不仅如此，还要比较注重练习的哼鸣音，要努力发现声音的高位置，如此一来就能够保证声音的统一性，使得演唱变得比较圆润、连贯。在掌握良好的发音方法以后，就能够在技术方面得到更大的自由以及发展空间，如此一来就能够更加轻松地咬清汉字的字音。对于周小燕以及黄友葵等早期的声乐教育家而言，他们都是最早学习西洋唱法的，而且采用美声的唱法对中国作品进行了演唱，其中包括《黄水谣》以及《康定情歌》等，而且这些歌曲也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当前，我国也开始采用美声唱法对中国作品进行演唱，并且在咬清字音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此状况下，也使得人们改变了对美声唱法咬字不清的这一种错误认识。例如，廖昌永在演唱《母爱》这一歌曲时，采用的是美声唱法，然而在其风格上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对亲情的重视与理解，因此歌声比较感人动听，得以广泛流传。3.共鸣应用方面对于我国传统的民间唱法而言，其往往是采用的口腔共鸣技术。其比较重视的是局部共鸣的运用。在当前的声乐教育教学中，也是借鉴了美声唱法对混合共鸣的应用。在此过程中，要求演唱者能够将喉咙打开，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通道，有效地调动全部的共鸣腔体，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在传统民族声乐当中所存在的压、挤以及卡的声音，进而能够有效地提升声音的圆润性。与此同时，其能够结合音高的具体改变对腔体的音色以及大小进行合理的调整。然而，在声音得以改变的状况下，对真假声的实际运用比例进行有效调整，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使得声音达到头腔、胸腔以及口咽腔的共鸣。于是就实现了对声音色彩的美化，使其能够更加的圆润，具有光泽，可以传得更加遥远。例如，在演唱一些创作歌曲，如《沁园春•雪》这首音乐作品的时候，合理地应用混合共鸣的方式，可以有效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宏大气魄；在演唱一些感情相对非常细腻的民歌，例如《绣荷包》歌曲时，演唱者要结合作品的实际风格，合理地调整共鸣以及嗓音，要结合曲目的不同风格特点，对共鸣腔体的运用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声唱法以及传统民族唱法的有机融合。

（二）在声乐教研方面对美声唱法的融合

1.我国古代的声乐理论在我国古代创造了许多关于声乐理论的研究作品，例如，张炎的《词源》、沈括的《梦溪笔谈》以及清大椿的《乐府传声》等[4]。这些作品论述了声乐艺术中的一些歌唱技术以及发音的原理，总结了当时声乐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在演演唱时所遵守的艺术标准等。其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咬字吐字的技巧以及声腔技术，包括对作品情感的表达等。但是这些著作往往都是一些经验式的总结，缺少对科学原理的详细阐述。然而对于美声的声乐理论而言，其中融入了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如生理学、医学以及物理学等。其中对歌唱发声的本质规律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析与研讨，而且也成立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歌唱训练体系，这也使得声乐的实践与艺术理论得到了有效融合，从而实现了歌唱艺术以及科学的有机结合。2.声乐理论研究方面的融合对于我国的声乐理论研究来说，其主要是根据声乐教学系统的开展而形成的。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加剧了对声乐学科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截止到目前为止，《音乐研究》以及许多高校的学报上都刊登了一些与声乐相关的论文，其中包括《中国音乐》《音乐探索》与《音乐艺术》等[5]。这样也就有效地扩展了声乐研究的范围，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重视。在1997年，石惟正先生正式组建成立“石惟正声乐理论研究室”，从此以后，石先生以及诸多优秀的音乐学者就开始汇总音乐相关的论文。从1997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许多学者与机构也加强了对声乐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方向日益广泛化，并且研究课题日益精细化。尽管开展的研究主要是沿承西洋美声学派当中的理论体系，然而其也实现了与我国声乐教学的有机结合，开展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例如，西洋唱法以及我国民族唱法之间的比较分析等。总之，在我国的音乐教育教学中，民族音乐教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其对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美声唱法也具有其较多的优势，如果将其合理地融合在民族声乐教学中，就能够取得更好的音乐艺术效果，能够得到更强的舞台感染力，可以形成更加优秀的新唱法，从而有效地实现歌唱的多元化发展，促进声乐人才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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