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项目可行性报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机器人项目可行性报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上篇

我没能亲眼看见正电子脑是个什么样子。

这不太公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调集资金，写了几十页的可行性报告，想方设法瞒住京城里的其他竞争对手，撤了不知多少谎。现在项目启动了，主角上场了，我却只看到它拆下来的包装。

十台美国产的K型正电子脑，价值连城，正在装配线上与十个机器躯壳合体。洋河董事长亲自上阵，连他本人一共十个装配岗位。我们这些下属都给轰了出来。车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保险公司派的人。正电子脑的包装是个低温液氮容器，外面配一个八十小时时效的脉冲电池。壳上贴着水晶铭牌，其中有些文字让我咋舌不止。那蓄电池储蓄的能量够让一辆电力汽车跑到国境外去。而K型正电子脑呢，有100亿个单电子元件。这已经跟人脑神经元的数量差不多了。

人群已经散去，我还在门口等待。忽然想起董事长当初说的话，那是他跟我在电话上的一场争吵，我给录了下来：

“这不是电子鸡!你怎么会叫它们电子鸡?我只是要求美国机器人公司提供一批尚未输入信息的正电子脑，里头只有机器人三定律和基本的语言、思维功能，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婴儿机器人’。然后我们慢慢训练它们，一点儿一点地喂。等它们成熟了，嘿嘿，那将是个奇迹!你怎么不明白?平时挺聪明的姑娘一到这时简直笨得要命!你看着我，哦，洋河董事长，33岁的纯种中国人，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抽烟喝酒，缺乏教养，一流的工程技师，又大又圆的一个混蛋。这是你眼中的洋河，对吧?全是细节。其实呢?洋河是个人，是个高级生物个体。生物呢？是自动复制的机器，是物质组合的高级形式，懂了没有?

人是一种高级机器。那么高级机器呢?某种高级机器会不会也可以……不不不这可不是诡辩，我强调‘高级’二字。老天爷，我自己搅糊涂了，这跟什么人口问题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好好，我现在不跟你争，等我做出来再说，行不行？我现在去跟门槛争!”

我静悄悄地站在那儿笑了。董事长是这种人：他思维清晰的时候有意思，思维乱套的时候更有意思。

车间大门咣的一声打开，洋河一身油污地走了出来，手里端了杯水。

“你还在这儿?回家去。这儿得到半夜才能完事。”

“好吧。”

“明天直接到实验室去。”

“好的。”

“就你一个。”

“行。”

我转身走开，洋河叫住我。

“你也不问问里面究竟怎么样？”

“明天我就会看见的。”

他乐了。

“瞧我，”他说，“总以为漂亮女孩都是沉不住气的家伙。”

“好吧，”我说，“里面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喝水，给呛着了。我在他的咳嗽声中走出公司大门。

第二天我迟到了几分钟，洋河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室里坐定我才发现，给正电子脑配的只是“家庭保姆”型机器人身躯。唯一不同的是这帮机器人穿着人类的外衣，五颜六色，在房间中央站成一排。它们已经充电，光电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们。洋河在刷刷地翻他的小笔记本，对我的迟到一声不吭，只抬脚踢了把椅子过来让我坐。然后他合上本子，清清嗓子走到机器人面前。

“我要你们跟我学一个面部动作，”他对机器人说，

“当你们大脑中各分区的电势处于完全均衡状态，或人们对你们的工作表示赞扬和感谢时，你们就做这个动作。”

于是他笑了。三秒钟后，十个机器人同时咧开嘴也笑了。它们的面部控制远不如人类复杂，结果就成了一种非常简化的笑容。但那是洋河式的笑容，关键的特征都有――包括嘴咧开的角度，鼻子如何上翘等等。过了一会儿洋河止住了笑，表情严肃，五秒钟后十个机器人同时绷着脸。我受不了这种滑稽的景象，就捂住肚子扶着桌子腿儿，把眼泪也笑了出来。洋河只是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这个动作的名称叫笑。”等我站起来，洋河继续给机器人上课，“下面是另一个面部动作，当你脑中的电势极不均衡，某件事情迫使你临时增大能耗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权衡时，或者人类对你的工作表示不满意时，你就做这个动作。”他皱眉，拉长了脸，“这叫焦虑。”

这一回我没有笑，因为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实验结束后我对董事长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这样不行。你只是教给它们两个死板的动作，它们依然毫无个性。这没有意义。”

他乐呵呵地看着我：“真的?你注意到没有，中间两个机器人笑时嘴咧得最大，靠边的就稍微小一些。这是因为它们站成一排看我，视线的角度有细微差别所致。你当时蹲在地上呢……它们的知识储备是个空白，只能后天学习，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缺乏个性的可能。懂吗?它们不可能完全相同，越到后来差别越大，看着吧，它们很快就会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我会让它们成为这个样子，我保证!”

他就这么开始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知识被灌入机器人的脑袋。教师班子非常杂――有他自己，有公司的技术人员，还有一部大型的集成光路计算机，最后又有一个日本“和气道”高手加入进来。正电子脑发挥出相当厉害的潜力，许多过去谁也不敢尝试的概念被输入，多次造成局部故障，经过它们自己的调整又恢复正常。有一次洋河在我的建议下给了它们一次猛烈的冲击，十个机器人中有九个发生短路，但有一个保持了僵直的站立姿态和焦虑的表情。我们等待了九个小时它才计算完毕并作出反应。当时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要它们回答：“武术是一种人与人搏斗时才需要的技能。第一定律规定你们不能伤害人，那你们学了这种技术有没有使用价值?”

那个机器人第二天早晨才回答：“有。但只有在极端的状况下。”

“是不是某个人坏透了顶你就动手？”我笑着问，看看能不能误导它。

“不，不是。我没有资格和能力评价人的好坏，那是非常复杂的。”

“好吧，请你自己举个例子。”

“比如制止两个正在互相伤害的人，或者，某个人企图自杀。但是后者需要有人给我下命令，这样第一定律的后半部分加上第二定律可以造成更强大的电势，帮助我及时采取行动挽救他的生命。”

篇2

论文键词：自主学习；工作坊；效果；不足

自主学习，又称自我调节的学习，一般是指学习者自觉确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进行学习监控、评价学习结果的过程。自主学习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挖掘学习潜能、培养创新精神以及形成独立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思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调查研究表明，高职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性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学习方法不明确、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较弱、工艺能力和工艺优化能力与理论结合能力不强、自主学习理论和专业技术的氛围不浓厚及自主学习条件不足。

一、工作坊教学模式的运作

2010年年末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将工作坊教学模式引入教学工作中。“工作坊”就是以实际项目为载体、以学生锻炼实际动手能力、强化专业技能、体验职业氛围及开展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为目的的新型实训场所，是学生进行课外工作实践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场所，同时也可作为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和教师进行技术研发提供项目设计和制作平台。

（一）工作坊的组成

工作坊以项目团队为单位，项目团队由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自愿组合而成，每个项目配备指导技师，均利用课外时间进行。

（二）工作内容的确定

工作坊的内容以项目为核心，项目的题目或由指导技师给定，或由学生自己提出，学生写出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项目审核小组审核，审核通过的作为工作坊项目开展活动。

（三）工作坊的管理方式

工作坊的运作完全由学生自主管理，学生自主选出项目组组长、副组长，明确分工，并自主完成项目资料收集、项目策划、制定技术方案、拟制项目计划书、技术设计、加工制作、成果评价、成果等各个过程。项目进行中的资金管理、进度检查、会议和讨论安排等事务均由学生自己完成。

（四）学生自主实践的运作

在活动中，学生凭个人兴趣爱好，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自己所要制作的物品，利用课外时间进入工作坊从事设计、制图、加工制作、装配调试和修理。

每一位使用工作坊设备的人员必须接受不少于3小时的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操作技能培训环节。学生进工作坊凭学生卡登录，凭实践卡进行活动。经过工作坊培训并能积极参加活动的学生，达到一定的活动时间并能独立制作完整作品，经指导教师考核认定后可以计算公选课学分，毕业时还可以获得实践经历的证明材料。

二、工作坊教学模式取得的效果

（一）搭建了自主学习平台，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工作坊的建设为学生搭建了自主学习平台，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坊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使学生的课余时间更多的用于知识、技能的学习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推进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创新能力

工作坊工作的推进倡导校园“无界化”理念，通过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的自由组合，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丰富了学生的学习领域知识，为学生提供“文（科）工（科）交叉，多元发展”的平台。学生通过自我管理、自主完成项目开发、设计，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自我管理等能力。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完成项目的开发，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避免出现我行我素的“人才”，提高了学生组织、交流、协调能力。

（三）发现人才、储备参加技能大赛人才

在每期的项目开发过程中，都会有十分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这些优秀学生将作为工作坊的指导小老师，负责指导下一期的学生，并作为科技大赛储备人才。其中“机械手的制作与操作”工作坊的同学在参加2011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机器人”项目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中获得一等奖，“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工作坊的同学在参加2011年浙江省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机械部件创新设计与制造项目技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这些参加大赛的同学都是在工作坊的学习选拔中发现的优秀学生。学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可喜的成绩，都是学生平时通过在工作坊的项目开发过程中不断学习与磨练的结果。

（四）为教师科技研发提供平台，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工作坊不仅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科技研发的平台，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同学生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研讨的过程中，发现了现有产品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并将这些不足作为技术难题攻关，这为教师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科研项目。教师在工作坊中同学生一起动手操作，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实践操作的场地。

三、工作坊存在的不足之处

工作坊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一）工作坊的指导老师由专业教师兼职，教师指导学生同时还要担任教学任务，由于指导教师的精力有限因此指导教师不能将全部经历花费在工作坊的指导工作中，虽然工作坊配备了企业技术兼职人员，企业技术员由于工作原因也不能随时指导学生，因此学生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导老师的帮助时不能第一时间得到帮助，影响工作坊项目的进度。因此工作坊还需配备专职的指导教师。

（二）由于大部分专业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对遇到的许多实践操作方面的难题有时也无法解决，从而影响工作坊的成绩的提高。因此教师还需要经常到企业实践，以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

（三）学生在开展工作坊项目时，学生参差不齐，能力强的学生能够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完成各项任务，有些同学能力相对较弱，虽然参与的积极性很高，但在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时，依赖老师、其他同学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工作坊的开展还应考虑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分配任务方面应依据不同学生的特点，针对其长处分配不同任务，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的特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篇3

谈中国的创新，想要绕过中关村，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大中文门户网站中的两个在中关村，碎片化门户网站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NASDAQ：BIDU)同样在中关村，这里垄断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全国最大的IT卖场在中关村，挤垮这些卖场的京东商城也在中关村，这里主导了人们在购物体验上从验货和砍价到下单乃至收货的转变；面对过去10年最严重的卫生恐慌，这里率先研发出“非典”和禽流感的疫苗。

这里的企业也不再惧怕国际化。不久前，百度了“框计算”战略，以求实现与谷歌(NASDAQ：GOOG)的差异化。新浪(NASDAQ：SINA)微博则成功打入了日本市场，并计划推出英文版本以直面与Twitter的竞争。几年前，联想(0992HK)的高管还是纯粹的中国团队，但今天，伴随着其跻身PC厂商的全球三甲，联想的国际化水平同样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中关村有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和需要履行的使命。

从一个极度贫困、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变成“世界工厂”，中国用了差不多30年时间。但伴随着多年高速发展的，不仅有国力的强盛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有对资源环境一定程度消耗和破坏。一方面面临着人口众多与资源匮乏两大瓶颈，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低端化格局亟待突破。不创新，几乎无路可走。

中国希望能通过未来10年时间，让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再上一层楼，成为全球的创新大国。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路透社评述的由来。

因此中关村的每一步演进，都显得意义非凡。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结合中，取优补劣，趋利避害，中关村无疑任重道远。

“在中关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还有太多问题需要面对。”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高新技术专业组副主任谭邦佳表示，“但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哪些问题是暂时性的，哪些阻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逐渐化解的，哪些阻碍则是我们必须通过施加巨大的外力才能逾越的。”

但问题的关键首先是：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关村?特区还是园区?

对于中关村来说，10年前“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人员的流散、格局的巨变、特权消失以及创业激情的回归，都从那时开始轰轰烈烈地走上历史舞台。

就在那几年，马云离开一直生活的北京，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全中国都没想到，这个靠跟员工借钱发薪水的男人后来成了商界传奇，阿里巴巴则成了中国电子商务的领军企业。

也是在那几年，马化腾终于熬垮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即时聊天工具。人们同样没想到，蹒跚的“企鹅”一旦起步就无法停止，直至在“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中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科技企业。

明星在北京之外的崛起，只是体系重构的序曲。园区在全国范围内的涌现，才最终成就了历史的转折。

几乎每个宣传浪潮过后，都会有一个高新区横空出世。高新区的政策优势逐渐趋同，创业浪潮席卷全国，中关村再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创新图腾。大连软件园的软件外包不但对中关村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甚至冲击了班加罗尔在全球的地位；沪宁高新技术产业带集中了江苏省26个国家级开发区中的22个，它的出现几乎改写了中国的创新版图：早在2005年，这里的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2％，比当时中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了三分之一。

相比于难以大规模商业化的军事工业和效率低下的大型企业，中国需要新的体系推进创新，迄今为止的近60个国家级高新区曾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这些工业经济社会中的“知识经济特区”能够引领中国经济继续前进，一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特区”深圳一样。但地方政府以GDP和税收为标准的考核体系却使它们偏离了最初的航向：这不难理解，相比于借助招商引资实现成熟技术的商业化，培育初创型企业的周期确实太长，风险也太大了。

“在工业经济时代，这种发展模式相当有效，深圳的成功就是证明。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发展模式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谭邦佳表示，“对于经济特区，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依然适用。但要真正推进创新，我们还是应该培养更多本地化的创业型企业。”

于是，10年轮回过后，人们意外发现中关村依然是惟一，只有它还旗帜鲜明地在坚持创新、创业和本地化。在谭邦佳看来，中关村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国家重视、发展和利用。

首先，中关村内的所有企业都是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其次，中关村内的企业尽管以中小企业为主，但这些企业都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当完善。第三，中关村内企业的创立者和运营者大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高素质人才，他们既有专业特长又有学习能力，既有本土情结又有国际视野。

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独特的中关村必须扮演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它必须为了国家利益而奋斗――中关村是中国的中关村，而不再单单是北京的中关村。

是北京的还是中国的?

200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年收入100亿元以上的科技企业中，中资企业的人均运营收入已经达到421000元，略少于在华外资科技企业的439000元。这标志着中资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仅仅5年前，中资企业的人均运营收入还仅为226000元，远远落后于在华外资企业的501000元。

产业集群当然功不可没。但在最初的野蛮生长过后，科技园区的建设需要更科学的规划和更大程度的自主，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现实是，尽管中关村的“一区十园”散落于北京各处，但在经济版图上，中关村与北京却渐行渐远。

北京正逐渐变成一个没有工厂和车间的城市，其对产业升级的渴望远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强烈，温州和东莞的企业比任何地方的企业都更渴望迈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北京的资源环境压力也并不强烈，粗放式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山西煤矿和内蒙钢厂对清洁生产与安全生产的渴望都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企业之上。

中关村需要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北京以外的地区也需要中关村来帮助他们实现产业升级和保护资源环境。但在现有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推进这种层面的合作明显兴趣不大。

2010年，中关村企业的收入接近2万亿元，但其中仅有约4000亿元来自北京。而作为总部经济的代表城市，央企总部扎堆的北京每年税收总额高达8000亿元，但其中仅有约1000亿元来自中关村所属企业，所占比例不足20％。谭邦佳认为，这是导致地方政府对于推进中关村与北京之外地区合作者需求兴趣不大的重要原因。

是北京的中关村-还是中国的中关村，在这里成了一个隐性矛盾。

“中关村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智力资源，它有条件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园区，但北京对创新的需求却并非是最迫切的。”谭邦佳表示，“因此，必须借助机制创新使创新的力量与现实的需求结合起来并形成互动。对于中关村而言，这是最紧迫的改革任务。”

这种矛盾甚至影响到了对中关村的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总面积高达249.7平方公里，却经常遭遇“有项目没地”的尴尬。相比之下，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的总面积仅有5.6平方公里，却催生和运营着多个世界闻名的大企业并掌控着全球IT命脉，其产值甚至可以媲美整个深圳。

在赋予园区更高的自上，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新竹科技园虽然在新竹县，但从筹办到主管都是中国台湾当局。班加罗尔也是由印度国家政府直接管辖，班加罗尔地区对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谭邦佳表示，“要想真正发挥中关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就要想办法使其真正变成‘中国的中关村’”。

事实上，尝试已经开始。

2011年2月22日，国家发改委联合17个部委共同制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获国务院批复同意。《规划》共八个部分，对中关村未来10年的发展形势、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这是发改委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规划：在国家发改委历史上所有规划目标中，只有中关村既非一个明确的行业，也非一个明确的行政区域，“甚至连一个省都不是”。但借助《规划》，中关村却成功与中国的17个部委确立了合作关系。

“在目前的中关村，原始创新还比较少，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则比较多。而对于原始创新，这样的体制安排究竟有多大作用，我心中也打了一个问号。”作为《规划》的主讲人，谭邦佳表示，“但大的方向肯定不会错，那就是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来提升我们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专一还是综合?

中关村永远无法回避硅谷：学习和复制硅谷，从中关村诞生之初就是人们最直接的期望。

但硅谷太过独特。美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本身就充斥着太多偶然性，加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更是如同现实世界里的怪胎。硅谷定义了新经济的理想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投资成了风险投资，可行性报告成了商业计划书，研发成了烧钱，创意成了创业。事实上，不但全球各地难以复制硅谷，就连美国本土也再没能催生出一个新的硅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工业基础更为优秀的日本、英国和法国都没能建成可与硅谷媲美的科技园区，但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中国台湾和印度却都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新竹以硬件制造闻名天下，其集成电路设计和代工水平举世无双；班加罗尔则主攻软件外包，其软件编写水平以及软件开发人员的性价比同样独步天下。

“新竹和班加罗尔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突出的特点。”谭邦佳表示，“这种背景和特点同样具有不可复制性。”

中国台湾有完善的工业基础，但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他们只能借助可贸易性强的标准化产品才能融入全球市场。印度的优势则是语言和时差――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罗尔与硅谷的时差则刚好为12小时，这使软件的全天候无缝开发成为可能。

历史上，上述两地在硅谷都有大量移民，人才的回流密切了当地与硅谷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认可了这种形式的国际分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竹和班加罗尔都是硅谷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关村才是世界上最像硅谷的科技园区。”谭邦佳表示，“两地的模式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发展程度和所获成就。硅谷是原始森林，中关村则更像灌木丛。”

但“灌木丛”的中关村可能比硅谷更加全面。

硅谷虽然引领了新经济的发展潮流，却未能动摇“128公路”在军工和医药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没能在飞机制造和火箭生产领域击败西雅图和休斯顿，即便在其最擅长的IT产业，硅谷也没能将微软(NASDAQ：MSFT)、IBM(NYSE：IBM)和戴尔(NASDAO：DELL)揽入怀中。相比之下，中关村似乎无所不能。从能源环保到生物制药，从信息技术产业到文化创意产业，中国所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以在中关村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遗憾的是，综合的中关村迄今尚未诞生一个世界级的产业，而相比之下，走专一发展路线的新竹和班加罗尔则已催生了数个“巨无霸”。这一强烈的对比多年来愈发鲜明，也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及，潜台词是：中关村是否应该放弃多年的综合化尝试，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然而，开拓未来并不像回顾历史那么简单。尽管新竹和班加罗尔的成功令人艳羡，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日本的教训。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第五代计算机之争”中，美国充分动员市场发展软件与网络，日本则举全国之力发展机器人。政策赌博的后果就是，美国在颓势渐显之时力挽狂澜，并以网络经济大放异彩；而日本则在即将追上美国之际错失了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科技时代，至今只能在某些个狭小的专业领域获得领先，却丢失了全局。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数量恐怖的优质人才。如此有利的发展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几乎从未出现，可能也再难出现。如果新经济留给世界的是一道难解的考题，至少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综合还是专业，表面上看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谭邦佳表示，“但二者也并非完全绝缘，不论选择什么道路，人才都是最关键的创新资源。”

金融还是人才?

资本和人才，也许是检验园区建设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了总体经济形势，硅谷仍然选择全力推进其在风险投资和人才流动上的全球化进程。早在200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硅谷风险资本的首选国外市场。2009年，硅谷风险投资机构的对华投资总额更是达到惊人的22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是第二名的3倍。

但这些资本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今天的中关村，活跃着超过100只产业基金，几十亿美元簇拥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寻找着宝贵的投资机会。除此之外，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每年还会向这里的初创型企业提供超过10亿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1亿元的转移支付，和接近10亿元承诺低价退出的股权投资。

资本的腾挪，至少部分上源于人才的流转。

硅谷的历史，是一个汇集全球顶尖人才的奋斗史。每年，硅谷网联(Joint Venture：Silicon Valley Network)都会著

名的“硅谷指数”。经由这个指数，人们可以直观地评估硅谷的生活环境、创业环境以及经济活力。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编写的指数，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硅谷指数就曾浓墨重彩地探讨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的价值问题。

连续多年的硅谷指数显示，进入新世纪后，推动硅谷前进的最大动力就已经变成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留学人才和技术移民。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的变幻莫测，使硅谷对全球高技术人才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但受到的威胁也与日俱增。2010年的硅谷指数显示，硅谷25个集中程度最高的职业当中，大多数要求的是本科以上学历的理工科人才。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选修MBA或者金融，美国本土理工人才的数量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经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于高技术人才的吸引力。2009年，硅谷仅有一家公司实现IPO，这家公司名叫Fortinet，其创办者是中国大陆的赴美留学生谢青。

抢走硅谷风头的，正是中关村。

现在，中关村拥有海归创业人才2万人，海归人才创办企业4000家，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天2家的速度增加。在中关村总计近190家上市公司中，有约80家都是海归人员创办的。不久前，中关村又宣布将在现有29家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基础上，再增加4到6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即便硅谷不愿意，它也必须正视，中关村的创业活跃程度已是全球第二。

这并非中关村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才繁荣期。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大批海外创业人员的回归使中关村摆脱了“骗子一条街”的尴尬境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关村走上了以海外创业人才为主流的新时代。而在那之前，正是以中科院出身的柳传志和北大出身的王选等一批本土创业人才开创了中关村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