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印刷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的。受时局所迫，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他们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一、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印刷媒体的重视

最先把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传到中国的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由于当时我国实行禁教政策，根据清政府“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命令，因此，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来，马礼逊和其助手英国人米怜认识到，仅靠口头说教并不能对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冲击，而且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中国官吏的阻挠，因此，他们向伦敦差会提出了一系列传教方针，其中之一就是出版书籍报刊。在传教士看来，文字传教是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怜曾说道：“不管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也认为，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更合适，借文字来宣传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较能直接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的更快、更有效。为了传教的需要，马礼逊派米怜和中国人梁发、蔡高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髌罚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经》，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铅印书籍。1843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另外，该馆出版的《六合丛刊》也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公开刊行、能供公众阅读的中文圣经译本，这就成为传教士来华传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传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机构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传教士要与中国的官员接触，深入民间传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译、出版中文圣经和各种宗教读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词汇等工具书才能完成。当然，这也同国内禁教政策有关，在欧洲会汉语的人极少，而在中国，教授汉语是一件杀头的事情，所以，要让后人到中国传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语言便利，在华传教士有责任编撰华英工具书。再次，在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一个是传教，另一个就是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 18 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就编纂了大量关于中国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以及文化、艺术早期在欧洲的传播，也为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随着传教士所设立的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关于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也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来华的传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西方传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这个国家，只能采用最简易、最广泛、最能改变人们灵魂的工具――出版报刊来征服中国人。因为这是“一个更迅速的办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说：“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到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国建立出版机关。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由传教士独立创办经营的出版机构，如格致书室；专门出版传教图书的出版机构，如美华书馆；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出版机构，如广学会。

传教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传教士―传教媒介―受传者这样一个过程。基督教新教入华以马礼逊1807年来华为开端。马礼逊译《圣经》、编字典、办报刊、设印刷所，终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马礼逊的文字传教策略多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效仿。从传教媒介看，当时的传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还有通过口头布道、教育、医疗、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传教更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汉字的广泛应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围内流传。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这样说道：“我发现中国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语音各异，常常无法互相交谈，唯一的办法是可以写中文字和别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渗透性可以到达传教士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广泛使用印刷品来传播知识，会比教师的说教传播得广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问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变一个社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来华传教士试图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传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发起创办 “益智会”。顾名思义，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益智会”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传教士利用多种方式进行文字传教，也使中国的文献形式逐渐多样化。近代报纸和期刊因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价格低廉的特点而被传教士引入到中国。报纸和期刊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传播领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图书媒介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报纸、杂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推进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所进行的文字传教工作，客观上直接催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并影响了出版业的方方面面。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这些外国人大都是传教士。随着西学的传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主动参与引进西学，并逐渐成为主要力量。随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初中国民营出版业纷纷崛起，在文化传播上逐渐掌握了自，传教士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篇2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篇3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创立至1949年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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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1-0067-03

技术决定论者坚信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深刻改变[1]。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正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许多方面。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印刷版中国科技期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在许多环节进行了各种积极尝试及措施以应对网络的深刻影响，并正在发生着各种发展转变。

一、对科技期刊传统稿件处理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中国科技期刊在网络应用及普及前，对稿件的投稿、审稿、退修、编校等环节均在纸质稿件上进行，并通过邮局邮寄方式联系，费时费力。

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网络的运用逐渐推广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学术期刊稿件的处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断发生改变。

在21世纪初，有期刊就开始尝试通过网络，利用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专家进行稿件的传送，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稿件的处理时程；之后，逐渐出现专业的开发软件公司，制作并推广使用期刊网络采编系统。

该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构建期刊门户网站和期刊采编业务集成化信息平台，将在线投稿、查询和在线审稿、流程监控等采编业务整合在一个系统平台上，以实现传统平面期刊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传播和个性化利用的目标[2]。

目前采用稿件采编系统的期刊已较为普遍，这种方式易于实时查阅稿件处理进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编流程的效率，有效缩短论文编审及发表时滞[3]。

二、对科技期刊编辑策略及传统印刷出版方式的冲击与发展转变

互联网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动选择等优点，正在深刻影响着科研工作者查阅文献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获取科研学术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或各种专业数据库，主动检索并查阅所需内容。科技期刊编辑必须积极改进并提升编辑策略，以应对这种转变。如对网络检索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编修中不断提升其关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关单篇文献，提升论文的传播效果[4]。

同时，网络普及也促使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发生着深刻转变。由于网络的即时快捷，可避免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发排、印刷装订等过程延搁。为了使科研论文及时与传播，现今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处于印刷版期刊与数字出版并存的阶段，并逐渐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数字出版的未来。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传统印刷版期刊的同时，自建期刊网站，应用网络即时论文，随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国上网期刊已有6000余种[5，6]。也有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网络数字化期刊或论文平台。自20世纪末以来，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这种全新的学术论文传播模式大规模兴起，促进了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取得长足发展[7-8]。如中国科研界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http：），即通过网络即时来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领域的电子版论文，并逐渐开始尝试同时也出版纸质期刊。

此外，优先数字出版也是一种迅速发展并得到认可的科技期刊网络化数字出版模式。这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目前大多数期刊选用的优先出版模式是录用并完成编修的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单篇论文为单位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有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国内期刊大多采用中国知网平台进行优先出版。这种即时发行且灵活的出版方式，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9-12]。这些不同的网络数字化出版方式，顺应了科研工作者在网络上查阅信息并阅读的现状，也便于利用互联网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读者主动推荐、推送，有力促进了期刊论文影响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监督的发展转变

随着网络应用及对期刊出版方式的影响，逐渐出现了对数字出版版权争议及网络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关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新问题，并进一步产生了大讨论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联网普及之前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仅在答辩后收藏于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司法界都将之视为未公开发表。因此，国内外学术期刊传统上并未将学位论文内容再次发表认定为重复发表。但近年来，随着网络出版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建立了硕博士学位论文库，读者可以检索并阅读全文，这一传统认识已受到挑战。张小强等[18]认为学位论文被收录进网络数据库属于正式出版——网络出版。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一法规或规范，但中国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编辑工作者，已对其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论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绝。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硕博士研究生对此不能理解，或产生不满而抱怨甚至责问期刊编辑部，或者对毕业时学校要求上传电子版学位论文并网络产生抵触情绪，但为了顺利毕业而委曲求全并被动放弃投稿期刊。这些均对科研工作者的情绪、工作热情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科技期刊及相关各方均急需重视并积极应对这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完善规范制度和机制，形成共识，达到有据可行，避免混乱；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毕业论文电子版全文，故是否应全面考虑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毕业论文摘要或应有自主决定权提供全文，或数据库按研究生论文下载支付给研究生费用等措施，以期达到互利共赢。这些均需进一步深思并转变。网络普及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所刊发论文质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网络数据库检索的广泛性及文献不端检索软件的应用，均有效避免了刊发抄袭、文字复制等不端行为，保证期刊的原创性和首发性，提升了期刊论文质量和传播效果。

四、中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不断提升国际传播和影响力并有望促进学术交流

利用网络的无地域、时间限制的优势，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占主要份额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国际化之路并减少知识产权外流，是一个有利时机，必须积极利用互联网，寻求走出国门的方法和途径。

目前侨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近三十年来迁往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新时期移民逐步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学历或为技术移民。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国际化进程，可为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阅和了解中国科研成果的机会，也利于增进国际化传播。

中国知网数据库正在积极探索将中国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此外，科技期刊也应进一步开拓各种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拓展更广泛的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如高校科技期刊应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国际间校际交流和科研合作优势，将其科技期刊网站在对方院校或研究单位的互联网站上建立广泛链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编委等，在其名片、电子邮件末尾签名处或博客主页等，标注上相应中文科技期刊的网址等，通过其与其他科学家交流或参会等机会，便可以使中国科技期刊得到积极推介，并逐步扩大国际传播及影响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过500家的大型海外机构用户通过互联网使用中文期刊，中国的传统期刊在通过互联网发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图书馆、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等海外大型图书馆的借阅者们，可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国科技期刊也已拥有国际编委或审稿专家，正是利用了网络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也促进了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中国科技期刊通过互联网的这种广泛传播，也将对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内科技期刊以这种方式走出国门，特别对不容易收录入以英文为主的SCI等国际知名数据库的中文版期刊，通过利用网络的各种方式推介，将极大促进中国科研成果的传播，并为世界各地掌握汉语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科研发展的窗口。在增进国际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国科研成果及期刊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吸引更多海外华裔科学家将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写，并投往中国科技期刊，从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与期刊发展共赢的良性循环。随着其在国外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推动；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华裔或他国的科研工作者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开辟并寻找更多与国内同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还应进一步重视并提升论文的英文摘要的编辑加工和规范，为不掌握汉语的国际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国科研进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促进交流的作用，这也顺应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到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领域购买国外试剂、仪器而将科研论文成果发表在国外英文期刊的“两头在外”的弊端。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学者建议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重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改革旧有的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对国内外期刊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在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深刻影响及积极应对转变的进程中，这些无疑又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要坚持世界一流和国家需求方向，要关注科学前沿和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好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中国科技期刊是国际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积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并采取各种应对方式，不断转变思路和运营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献品牌体系及学术期刊评价的国际话语权。目前，利用网络平台，将以往小而散的期刊进行整合并实现集约化发展，也是目前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又一个趋势，并正在不断发展。这必将使中国科技期刊经历深远而有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更高效地发挥科研成果的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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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施勇勤，张凤杰，马畅.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在出版领域的应用[J].科技与出版，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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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数字出版期刊：是以印刷版期刊录用稿件为出版内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数字期刊。

优先数字出版的特点是出版时间快，出版方式灵活，发行范围广。优先数字出版节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时间、排版印刷时间、邮发邮寄时间、图书馆编目上架时间，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与读者见面。优先数字出版既可以出版经编辑定稿的稿件，也可以出版编辑部决定录用但尚未编辑定稿的稿件；既可以以期为单位出版，也可以以篇为单位出版。优先数字出版的稿件可以被广大读者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多种途径订阅、检索、下载，也可以由出版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主动向读者推荐、推送。

目前，国际上许多著名学术期刊都出版了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如Nature创办了"AOP"(Advance OnlinePublication), Science创办了"Express", Springer创办了"Online First", Elsevier创办了"InPress"。

2、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a)符合国家推进知识创新的战略需要

提高全社会创新竞争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可以预见，按篇优先出版文献的传播速度和交流空间将比当前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相当于在期刊上发表的科学成果的传播速度和交流空间提高几倍到几十倍。缩短知识传播周期，加快知识更新速度，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按篇优先出版对于促进国家知识创新的具有重要意义。

b)期刊出版业态创新的需要

新闻出版总署指出，加快数字出版转型是实现新闻出版业转型跨越的必由之路。对于期刊业来说，期刊文献优先数字出版可能是各期刊由传统出版直接转向数字出版的更为革命的方式图书馆图书馆，并且是各期刊自主经营的模式：各期刊编辑部可以根据刊物特点，自主决定文稿的编辑出版模式（如录用稿、单篇定稿、整期定稿）、网刊版式、出版时间、发行方式、营销模式、经营策略等，“中国知网”主要做好平台服务。

c)期刊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经营模式

增加文献价值，提高期刊经营效益。

第一时间的研究情报的价值相当高，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希望以最快速度获取所需的科技情报，并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按篇优先出版从速度和服务上都将大大提高内容的情报价值和经济价值（外国人为获取一条情报，往往花几千美元），这既切合了研究者的迫切需要，又提高了期刊经营的效益。

吸引海外优秀稿件，提高期刊国际竞争力。

从期刊竞争的角度看，按篇出版可能有效提高刊物的选稿竞稿能力。它不仅可吸引国内优秀稿件，而且可借此吸引国际优秀稿件。国外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有数量可观的华人学者，他们除了写英文稿，而且有必要用中文写稿（如历史考古等），华人学者也愿意用中文写稿。设想我们的期刊能够每天、甚至每时、每分钟快速成果，通过中国知网海外平台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手中，这对作者是相当有吸引力的，这无疑是国内期刊面向国际竞争的有效途径。

开拓未来更大的空间，面向手机用户定向推送。

对接手机出版，实现科技情报定向发送。根据手机幅面小、容量小的特点，作者或编者对按篇出版的论文，可编辑短小精悍的科技/学术文摘，通过中国知网平台，按需定向定时向读者推送，并自主设计营销策略，引导读者阅读期刊全文内容。这种方式不仅可能获得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青睐，而且可极大拓展了期刊的发行空间，甚至引导全民消费。

d)作者需要尽快发表成果，争取成果首发权

据统计,SCI收录的我国作者的论文中,约80%是在国外发表的。撇开期刊语种及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谈,国内杂志刊出周期过长不能不说是国内作者将优秀论文投向国外期刊的重要因素。

作者的成果需要尽快发表，缩短出版周期，争取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和知识产权。国际上普遍认为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是以发表时间为准。论文出版时滞长会造成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时发表,造成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被别人抢先注册（科学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一些专业性学术成果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几天、几个月后就可能成为“过去时”，失去刊发意义。

研究成果按篇出版的优势在于更加彻底地解决学术时滞过长的问题图书馆图书馆，使作者的成果首创权和知识产权得到更可靠的保证。

e)研究者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抢占科学发现制高点和竞争主动权；同时，读者从阅读整本期刊逐渐转向按需阅读单篇文献

现代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大大加快，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对获取研究情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谁能第一时间获取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研情报，谁就可能抢占科学发现的制高点，夺取竞争的主动权，这就迫切要求成果发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的研究者在与世界科学家和学者相切磋、抢前后的过程中，更需要中国期刊文献的发表速度赶上国际水平，甚至快于国际同行。

同时，读者的网络阅读需求逐渐从阅读整本期刊转向按需阅读单篇文献（其实，检索工具正是将单篇文献整合汇编而出版的），这也要求期刊出版方式逐渐转向按篇出版、按需订阅。

3、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如何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要将自己的学术文献实行优先数字出版，期刊文献作者应向期刊编辑部和“中国知网”授权，签署“‘中国知网’优先出版授权书”；期刊编辑部应向“中国知网”授权，双方订立“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合作协议”。优先数字出版文献作者的稿费由期刊统一支付。

4、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出版方式是什么？

优先数字出版期刊的名称与印刷版期刊相同，其编辑单位是期刊编辑部，出版单位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知网”出版网站的主办单位）。

a)单篇录用稿出版

单篇录用稿是指期刊编辑部正式录用但未编辑定稿并将在印刷版刊登的单篇稿件。单篇录用稿出版是指将录用稿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录用稿后由“中国知网”自动赋予出版日期和网址，永久保存出版记录，期刊编辑部和“中国知网”联合向作者开具录用稿出版证明。

b)单篇定稿出版

单篇定稿出版是指在“中国知网”出版期刊编辑部按其印刷版稿件录用、编辑、排版规范定稿的文献。单篇定稿出版的文献须有期刊编辑部指定的与印刷版相应的出版年份和卷期号，并在文献首页页脚编排“数字出版日期”和“数字出版网址”。

c)整刊定稿出版

整期定稿出版是指将单篇定稿出版的文献进行按期汇编出版，内容与版式与该期期刊印刷版一致。

5、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经营方式是什么？

a)B to B

B to B模式指出版者直接面向机构用户，由“中国知网”与机构签订协议，授权机构内读者检索、下载优先数字出版期刊及其文献，机构支付使用费。按B to B模式，“中国知网”几乎已覆盖全部有效的机构用户。

b)B to C

B to C指出版者直接面向个人读者。机构用户数量再想要更大的增长比较困难，所以期刊印刷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其更大的空间应是发展个人读者。

知识在高速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应用学科尤其如此。任何人都需要及时、有效地更新知识，不断地按照发展的趋势和要求，重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基础，掌握自己所在领域学科发展的最新情报，使自己成为某个方向的佼佼者。一般的教育方式和传统教材、专著都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而数字出版物内容图书馆图书馆，尤其是按篇数字出版物的易再造性、交互性，可能对此大有作为，B to C数字出版物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此。

6、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网站是什么？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以下简称“电子杂志社”）是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优先数字出版期刊的正式出版单位，“中国知网”（cnki.net）是电子杂志社创办的优先数字出版期刊的正式出版网站。电子杂志社是新闻出版总署首批批准的互联网出版单位，是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商务部、国家广电总局认定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被中国版权协会评为“中国版权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电子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是国家正式学术电子期刊，是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和“国家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曾获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首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荣誉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国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2008年获得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奖”和中国产品质量协会颁发的“3A级质量认证”；电子杂志社创办的“中国知网”被中国版协等评为“全国出版业内容平台类网站十五强”。

电子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等系列数据库在国内外已有约6000个机构用户，包括高校、公共图书馆、科研院所、医院、企业、中小学等；文献的检索量、下载量一直位居国内外同类产品之首。2009年初，电子杂志社与同方知网联合推出了“机构与个人数字图书馆”等个性化服务，几百万读者在“中国知网”建起了自己的“个人数字图书馆”，近万个机构建成了自己的“机构数字图书馆”，得到了国内外广大用户的普遍认可。

目前，已有1002个核心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与电子杂志社签订数字出版独家授权协议，有1100种学术期刊唯一授权电子杂志社数字出版，两者合计2100多种，其中包括82个一级学科的带头期刊。

二、集约化印刷服务

印刷成本是期刊的主要经营成本，特别是对印数较小的学术期刊而言，印刷成本更高。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众所周时的短板印刷，印刷费难以大幅度下降；二是印刷用纸量小，难以直接从造纸厂加大幅度低于市场价批量进货。这些问题将在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条件下得到解决。这次新建的印刷基地，成本降幅可以达到20-40%，估计一年可以节约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而且是在保证质量、保证准期的前提下实现的。另外，自办发行、交换期刊、缴送期刊的邮寄工作也可以集约化运作，也可以为编辑部节省一些人力资源，免除一些繁杂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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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商品包装的图形图案上去表现。这种表现方法比较直观、形象且生动。在应用图案设计时，适度的比例与尺度是所有美感的重要因素，它体现在包装设计的各个结构之间，比如黄金律就是一个普遍的理想比例。包装的图案设计由于受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影响，平面的图形图案或视觉立体的影像化图案都会被生动的再现还原，所以应用在商品包装上去体现产品特色和品牌文化比较容易展现效果，利于消费者的识别和接受。在印刷上除了印刷技术的提升，印刷材质的多样化也是现代印刷技术提升的一个表现方面。相同的印刷内容印在不同的印刷载体上，呈现的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相同的印刷内容印刷在吸墨性较好的材质上，印刷表面可能就相对哑光一些，虽然印刷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够华丽，但是却给人一种质朴和内涵的视觉感受，有时印刷在自带固有色的表面时更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所以，图形图案在商品包装上的应用效果要想体现商品的属性和品质，除了设计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印刷承载物的应用效果，这些都能左右整体包装设计是否能够准确地传达商品自身想要传递的商业信息和产品属性特色。

如在包装盒上用平面化的图形图案去表现产品的特点，并通过图案的造型和配色去体现民族文化特色。表现传统民族文化的包装设计主图颜色很多用到普兰色，上面妆点民间民族的代表图案，结合配色和印刷材质就可以强烈的散发着传统民族文化气息了。在印刷上配合能够凸显效果的相应的包装材料进行印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族文化特色倍增。

其次，商品包装的造型设计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比包装的图案设计更能起到突出产品特色的作用。只是有时受商品造价、携带运输和陈设的影响和制约不能够随意进行造型设计。但是，应用率较高的具有一定特点的商品包装造型设计还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吸引顾客的视觉关注度，也更直观的体现产品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

如茶叶的包装举例，包装的整体材质和造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材质部分分为纸质部分和金属部分。纸质包装部分上面的图案很多时候会应用到古代人物或图案，这种人物或图案突出了茶叶的传统文化历史感。茶叶原本是中国特有的传统饮品，具有很浓烈的历史感和民族文化特色，所以茶叶包装的一级包装部分也可为金属材质的茶叶罐。这种茶叶罐有的是带耳的青铜器造型，既体现了茶叶的品质又从器型上体现了历史和民族文化特色。

再说说酒瓶的包装造型，在设计上瓶型自身如果没有丰富的特别造型，那就可以在瓶身给酒瓶“穿衣服”衣服的款式如为盘扣旗袍，这就可以浓烈的散发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韵味，这样的包装也就不难体现商品本身的产品属性和民族文化了。

再次，从包装设计的文字和版式上也能够体现出商品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有些包装上的文字部分是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字体和字体变形的应用。例：民族食品――月饼，在包装上会经常应用到书法字体和书法字体的变形。书法字体是中国特有的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感的字体，它的应用可使包装从设计上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

我们身边无处不充斥着各种日用品，这些日用品的包装设计从各个角度都附着有视觉符号，这些视觉符号体现着商品自身的产品属性和民族文化特色，使消费者在选购或使用该商品的同时感受着商品的包装所传递出来的民族文化气息和产品特色。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商品的包装设计可以从它的图形图案、色彩搭配、设计造型、包装材质、文字应用等视觉符号去体现商品的特点，使商品的包装设计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倍受消费者的青睐。与此同时，它更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和发扬的载体，是与现代商业相结合的契合点，是商业与艺术、商业与技术、商业与民族文化的传播的途径，是使传统民族文化走向更广阔领域和空间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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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绘画艺术看起来和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流的事情一点直接联系都没有，然而有一门隶属绘画范畴的艺术——版画，却恰恰出自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它出身自印刷技术。版画依其印刷原理可分为凸、凹、平、孔四种，按制版材料通常分为铜版、木版、石版、丝网版。

我们都知道，活字印刷乃是我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和纸张的发明更推进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行程，加速了文明的传播与进化，更让我们得以告别蒙昧，照见真知。仅以此文略述印刷术及脱胎自印刷术的版画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凸版模型诞生了。据《汉书 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此时冶金技术尚不发达，主要以玉石篆刻（古时写作“瑑”，从玉字旁。凡属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纹，都叫做“瑑”）为主，后来青铜器冶炼技术逐渐发展，到了周代时，以青铜器为主的“周玺”逐渐兴起，到了汉代印章到达兴盛，史称汉印。汉印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西泠八家的奚冈曾说：“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 。大约到了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拓碑也开始盛行起来。同时，雕版印刷术也正在逐渐萌芽。东晋时期的一位道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朴子》一书曾经记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说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雏形就已形成。到了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开始流行，目前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七个印张连接折叠而成，图中释逝牟尼坐在“邸园精舍”的莲花宝座上，对弟子菩提长老及一千二百五十名信徒说法，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价为两亲敬造普施“的字样。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经济的发达，四川地区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即纸币的最初形态，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具体记载，远早于德国人谷登堡1440年发明的铅活字。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术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文明的传播和发展。此后中国的木刻版画迅速发展，出现了不少有规模有影响的版画印制组织，比较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等。

一直到明代，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工具都由我国率先掌握，欧洲人最早掌握的印刷术是木刻印刷。欧洲木刻印刷始于何时，目前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个标志。十字军从中亚带给欧洲大量的纸张印刷品，包括纸牌以及带有插图的宗教印刷品。具有确切记载的出现在公元14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宗教肖像和政治领导肖像木刻印刷，这些圣像与文字编排在一起，成为具有插图的宗教书籍。到了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金银器匠发明了铜版制版印刷，用来大量复制小幅圣像及书籍插图，同时也用于精细复制油画，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石版印刷取而代之。

到了近代，中国陷入战乱与闭关，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发展都停滞不前，而欧洲正在大步的进行着科学改良试验。自炼金术诞生以来，欧洲人在化学研究上颇有成效，德国巴伐利亚松尔堆芬采石场特产一种质密和细腻的浅色石灰岩板， 18世纪后期，塞内菲尔德发明了石版印刷并于1800年在德国奥芬巴赫开设了第一家石版工坊，他用油脂性笔在石板上面作画后，用阿拉伯树胶与硝酸的混合液涂覆，于是石版中的碳酸钙在被硝酸腐蚀之后会和油酸化合而得脂肪酸钙，具有亲油抗水的特性，而非油脂部分和硝酸反应生成亲水的氧化钙，之后滚筒上墨，油墨就会被图形部分所吸附，从而把图形转印至承印物上。正是由于这技术的革新，使得石板一发不可收拾，一路攻城略地，迅速的在欧洲取代了木版和铜版在出版业的位置，后，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对中国传统木版画产生了极大冲击，苏州桃花坞因离上海最近最早受到影响，甚至连桃花坞最负盛名的吴嘉猷（吴友如）和他的弟子也被上海《点石斋画报》聘去担任美编了。石版印刷的高质量和低成本，对于我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自明嘉庆年间开始逐渐衰退的传统版画自此一蹶不振，直至鲁迅先生大力提倡中国新兴木刻才得以复苏。

一直到石版印刷诞生，之前的木版印刷和铜版印刷所印制的画面内容无非就是用于传播宗教故事，进行风景或肖像的写实绘画，或者干脆就是对当时写实油画的复制，很少有画家能够使用摆脱出来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甚至石版印刷诞生后也很少有石版画作品可以独立的被画家用来进行个人创作，这种窘况一直持续到摄影术诞生。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Daguerre）发明了以碘化银为感光材料的摄影术，法兰西院士，当时著名的画家德拉罗士院士即席发表讲演，他的中心议题是：“从今天起，绘画艺术死亡了，而摄影术诞生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院士兼画家很可能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绘画的地位——就是再现现实，仅此而已，就如当年达芬奇在《论绘画》中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细述透视、解剖、构图等等一切绘画原理，在他心目中绘画就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画家的心应当象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晓得，假设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在摄影诞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自文艺复兴后画家们的技法越发纯熟，精品叠现，无论肖像或是风景都能轻车熟路的再现出来，版画不过是对此再现过程进行一个转换，把它更多的印制传播出去，仅仅是个复制工具而已，或者说，起到了今天复印机的作用？不过这个时候摄影术诞生了，忠实再现一个场景只要摆弄一下机器然后钻进暗房把显影过程做完就可以了，那么，画家们该做些什么呢？是否该思考一下自己的退路呢？于是暗流涌动。以同时期最晚诞生的石版画为例，石版画艺术的真正开创者当属戈雅，他80岁时创作的石版画《波尔多的公牛》宣告了创作石版画这一艺术的诞生，其产生的影响深远，对其后的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契里柯、杜米埃等人的石版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时，科技又在不断的进步着，1869年，珂罗板（collotype）技术发明了，是由德国人阿尔倍脱发明的，清朝末年光绪年间逐渐传入我国，我国最早是由上海徐家 汇土山湾印刷所于1890年首先采用它印教会图画，这是最早的印品。过去都以为珂罗版由是日本引进的，实际上不是，它是从欧洲引进的，日本跟我们国家一样，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是在日本技术比较发达，“珂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日文的“胶质”的一个译音，所以珂罗版也叫玻璃版。珂罗版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胶印刷质，在这个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象反映到胶质上，再通过采用油水不溶的这个着墨原理，使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来。商务印书馆1907年开始用珂罗版，用它复制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真迹，效果特别好，因而非常被重视。直至今日，珂罗版还在国内被使用着，进行水墨画的复制，比如荣宝斋的作品。

终于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变动发生在法国，印象主义诞生了，尽管此时的印象派巨头们的画面依然是描绘自然，但此时的画面已经不再是机械的重现，而是画家本人情感的忠实体现，从此以后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彻底的实现了欧洲艺术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摄影这一科学发明的诞生促成了这场变革，也使得版画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伦勃朗、戈雅到毕沙罗、惠斯勒、德拉克洛瓦、毕加索、马蒂斯、蒙克、梅庸、蒙克、劳特累克等等这些巨匠们的版画作品的演变，绘画艺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画家们真正得以用画面表达自己自由的想法，绘画重归艺术的轨道，版画托工业革命的福从枯燥单一的工业印刷用途中解脱出来，真正的为艺术家所用，正式的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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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印刷企业与院校的科技产业既有共性，更有异性

一是高等院校印刷企业成立时间长。几乎所有院校印刷企业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解决学生上课用的讲义教材的印装而建立起来的，系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校办厂。到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一批重点院校出版社的建立，一批重点院校的印刷企业，为适应高等院校出版事业的发展，陆续办理了“两证”“一照”(即：“印刷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经营执照”)，并贷款购置印刷设备，开始承接本校出版社和社会上的书刊印装任务。高校印刷企业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二是典型的事业单位办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印刷企业的规模均按高校学生人数而定编发展(教辅编制)，改革开放后，虽然企业内部效仿社会印刷企业在定额生产、质量工艺、成本核算、岗位责任、奖惩办法、制度建设等管理上实行了小革小改，但在根本的体制管理上仍为事业单位。

三是企业负担过重、效益低下，无力自身持续发展。当前，绝大多数院校印刷企业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企业内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资返还学校)，一切开支均由企业负担。国家税制改革后，院校企业除向国家上缴所得税外，年终尚需向学校上交不等的利润所得，无力购置几十万、几百万的现代印刷设备，在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企业难以自身持续发展。

四是工厂狭小，设备陈旧，人员老化，技术落后。

鉴于以上情况，相当一批院校印刷企业已不能适应书刊印装市场高质量的日益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院校和企业一致认为：无论高等院校印刷企业现状如何。几十年来，院校印刷企业在为教学、科研服务，加强教材建设，保证教材“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全国院校印刷企业改制规范化建设情况

基于以上共识，高等院校印刷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按照“35条”要求，在做好对企业职工宣传、教育的同时，努力做好企业改制及规范化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基础上，全国已有几十家院校印刷企业，在学校有关部门的参与下，积极探索改制模式，成功地进行了改制。也有一批院校印刷企业，经院校主管部门同意，清理了企业资产，注销了“两证”“一照”，妥善安置了企业在编职工，关掉了印刷企业。当前，全国院校印刷企业在改制规范化建设中情况如下：

社企联合捆绑改制

全国一批重点院校，尤其是那些原部、委所属的高等院校，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讲义教材印刷的需要，陆续添置了油印、铅印设备，给予编制建立了校办印刷企业。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学恢复高考，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一批建有印刷企业的重点院校，经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批准，先后成立了大学出版社。为适应教材出版印刷需要，世行贷款为院校印刷企业添置了一批书刊印刷设备。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这批印刷企业一直承接着出版社书刊的印制任务，社、企滚动发展，关系融洽。2005年以来，在贯彻教育部“35条”中，或社企联合分别核算，组成了文化产业集团；或院校资产公司注入资金，或引资注入，资产公司控股，组成了股份制公司；或社、企及两单位职工参股，校资产公司控股的股份制公司。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妥善安置了在编职工，实现了企业改制的规范化管理。

自筹资金持续发展

在全国一批重点院校印刷企业中，借助世行贷款或自身银行贷款，周期更新印刷设备，在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中，不断滚动发展，形成了生产规模年年扩大，国有资产年年增值，上缴利税年年增加，职工收益年年提高，可参与市场竞争持续发展的态势。这些印刷企业中除少数几家完成了改制外，其多数企业已完成了资产的清理，正在改制进行中。

彼此观望等待决策

高等院校印刷企业中，相当多的院校印刷企业因几十年学校很少投入，自身无力更新昂贵的先进印刷设备。如今仍是厂房狭小、设备陈旧、职工老化、技术落后、效益低下，只能承接少量印数的书刊印刷，无法适应当今印刷质量好、出书周期短、批量较大的书刊市场需求。当前，这类印刷企业的多数是彼此打听改制方面的各种信息，等待院校领导的决策。他们关心的首先是企业的保留还是关停，无论留还是关，都需要院校领导出台在编职工的安置、财产清理中的呆坏帐处理、企业干部的岗位安排等政策。

院校支持推动发展

上类院校印刷企业中，部分院校领导在商定印刷企业保留还是关停的决策时，从印刷企业多年的经营管理情况和学校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定保留印刷企业。在此前提下院校决定给予支持，采取无息借款给印刷企业购置进口彩印设备，并希望学校出版社及各部处、院系给予活源支持，从而推动印刷厂发展，达到“既要马儿好，就要给马草”。

摘牌销照转为服务

在院校企业改制中，有些院校领导在讨论印刷企业的去留时认为：印刷企业虽小，无法参与社会印刷市场竞争，但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承担了学校许多科技资料、毕业论文及党政宣传材料等办公用品的印刷任务，认为关掉了可惜，更多投入又无必要，于是决定：企业摘牌销照，职工保留，划归后勤管理部门服务学校。

搬出院校招标租赁

一些院校领导认为：印刷企业原本规模不大，在编职工不多又效益低下。在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普及的今天，印刷服务部门随处可见，再投入无可能。关键是印刷企业占据着学校的地皮、厂房等资源。于是采取了印刷企业保留牌照搬出学校，在校内外招标租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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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届深圳文博会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增强国际性，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16347家海外采购商前来参展。我国文化产品出易额达到123.82亿元，占总成交额的7.44%，同比增长7.46%。

——《中国文化报》外商投资中西部九省包装印刷项目可享优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日前联合2013年第1号令，公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该目录自6月10日起施行。

该目录包括全国22个省（区、市）鼓励类产业条目。其中印刷包装类条目有3种：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将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内蒙古、广西、、新疆4区将少数民族特需用品、工艺美术品、包装容器材料列入辽宁省将金属包装、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物流设备制造列入。

广电动漫类条目有3种：云南、湖南、海南3省将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将电影院的建设、经营（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4省将动漫创怍、制作（广播影视动漫制作业务限于合作）及衍生品开发列入。

两部委公告称，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令2002年第346号）的规定，属于该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符合该目录规定的外商投资在建项目，可按照该目录的有关政策执行。

——《中国新闻出版报》

“爱阅读-爱戏剧”都市文艺生活主题季启动

5月18日，值北京图书大厦成立15周年之际，由北京图书大厦、繁星戏剧村、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北京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爱阅读·爱戏剧”主题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正式启动。

这是一次“图书”与“戏剧”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尝试。图书和戏剧都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一部戏剧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活动的书。把戏剧引入书店是为了增加书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发挥和增强书店文化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广和普及戏剧。同时通过把读者引入剧场，更好地延伸阅读的外延功能。

“爱阅读·爱戏剧”系列活动，倡导都市文艺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质。旨在创新文化产业宣传的新模式，引领文艺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助力西城区“文化兴区”的战略建设。这一项“文化惠民”活动，让舞台剧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群众性，让文化产品更加贴近百姓，培养小剧场戏剧爱好者，传递戏剧文化，丰富市民文娱生活。

——人民网

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开通上线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日前开通上线。

据了解，该网站依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资源、背景优势及品牌影响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行业资讯和商务运营平台，为全国数字出版企业服务。目前，网站设立了资讯、成果、需求、独家四大栏目，为业界提供海内外数字出版行业的最新资讯、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历届国家数字出版会议会展资料。

——中国出版网

盛大文学首次版权拍卖

5月18日，盛大文学起点中文网首届版权拍卖会亮相深圳文博会，十部作品现场全部拍出。

这十部作品包括忘语的《凡人修仙传》、月关的《步步生莲》等，预计首印版税总额将达到600万元人民币。盛大文学公关市场总监王晶介绍，通过种种渠道，让“版权合作竞拍”常态化，可将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推荐给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获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区报》

武汉“移动图书馆”试运行

5月26日，武汉图书馆“第25届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在武汉辛家地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举办首场活动，工作人员向路过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图移动图书馆”。“只要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即可享受武图丰富的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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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电力供应，不仅仅是关系到电力行业发展市场的问题，还关系到我国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费状况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重大问题。从当今世界发展瓶颈来看，能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如何有效利用能源也成为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所以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自然必须从能源能否及时足量的供应开始。印刷行业作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印刷业的发展需要有足量的高质电能的供应，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成为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面对我国目前部分区域出现电力供应普遍不足的局面，这也提醒了相关部门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在电力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的应急保障措施。做好印刷行业的电力供应和谐的前提就是增加对电力行业需求和印刷行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预测。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各国都在积极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电力需求预测，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综合，各需电量终端部门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致，预测值也越来越精确。综合中外研究动态，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电力供应的研究一直是电力产业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研究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合理，且更加偏向于实证分析，所以本文也将用计量经济学的新方法来研究电力供应与印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印刷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电力消费快速增长。电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电力消费。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印刷行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不仅在行业内部细分的领域多样，还涉及到很多相关行业，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而且历史悠久的产业体系。从古代印刷术发明以来，印刷的发展就一步一步深入到生产、生活中，一步一步成长、发展，而形成一个大行业。

改革开放后30年来的稳步发展使中国的印刷行业已经完全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印刷业的基本格局呈现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为中心点状分布。在整个印刷行业内部有，已经发展出最快的包装印刷，包装印刷依赖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印刷产业带:为广东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与印刷行业，以上海、江苏、浙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印刷行业，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印刷行业。

2009年1月到11月，中国印刷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5，457，261，000元，同比增长13.58%，实现累计利润总额17，300，217，00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27%。

2010年1月到11月，中国印刷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2，261，749，000元，同比增长22.45%，实现累计利润总额22，187，366，00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46%。

三、电力消费与印刷业发展的关系分析

一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电力供应结构的变化，如果不能保证电力的有效供给，将给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以此肯定会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冲击。从印刷业的发展现状不难看出，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用电量的快速拉升，这也带来了电力需求量的急剧上升。面对电力需求紧张的局面，相关部门亟待积极发展“无污染、绿色”的电力服务业。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配电网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的问题愈发突出。在印刷行业进入电力需求紧张的时候，如不能保证电力的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限制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得到充分的改正依据，首先我们根据对电力供应和工业发展的模型关系，得出电力供应在印刷业的重要地位，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对应的电力消费量会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转贴于

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电力供应和印刷业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印刷行业的稳定快速发展已经离不开供电的保证，同时带来的经济实力发展也为我国电力发展提高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广阔市场。综合各方资料，电力供应和印刷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既证明了前面模型和科学合理性，也表明电力行业的发展可以很好促进我国印刷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或者说电力工业发展需要具有超前性。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文采用针对系统工程的研究方法，以我国电力供应与印刷业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方法、各种实证分析和模型分析三个角度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观点：

1、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调整，在国家鼓励发展文化产业，印刷行业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挑战，面对产业的升级换代，必须做好电力的有效供应才能保证印刷的稳定快速增长。

2、本文通过理论研究验证了电力供应和印刷行业之间具有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印刷业创造的生产总值每增加1%，用电量就增加1.38%。这个结论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时期，从国际范围看，并结合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是一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现象。以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无论是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还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协调生态环境和建设，都将会推动电力消费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所以电力供应必须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保证对印刷行业的电力需求的有效供给。

3、为了反映我国电力消费结构未来的动态变化，本文也通过引用灰色预测模型的理论，分析了我国印刷业发展趋势预测和趋势关联，并做了进一步的比对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印刷行业快速崛起和发展的明天，只要能有电能的有效供给，印刷行业乃至整个经济局势都会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