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历史文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篇2

在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一个个伟绩将会记录在历史的手册里，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历史将会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顺利成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顺利成功，“神舟”载人飞船的……这些丰功业绩都是因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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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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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⑤，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⑥。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⑦，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⑧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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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著作来看的，觉得《史记》比《三国演义》更加丰富，更加波澜壮阔，成王败寇，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都有理由。《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不怎么高强，连秦始皇都打不过。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开始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只是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的。他很怕，但为了兑现诺言而去死，所以悲壮。豫让的故事是《刺客列传》里最深刻的，最有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又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就豫让一个人逃亡。他要杀赵襄子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的皮肤病，第二次暗杀赵襄子，又被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为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是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豫让的解决方法是，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让他用剑刺衣，表示已经为智伯报了仇，也算是回报了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的做法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当时就觉得这个解决非常诡异又非常深刻，后来我在《论可能生活》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除了《史记》之类，我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但如果有熟人的话，还是可以拿书看。我有一个亲戚在图书馆工作，所以我看了一些世界文学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之类的。西方小说更会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精神反思深刻，是中国小说远远不及的；但有些太嗦，俄国小说就让我看得不耐烦。外国作家中，我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先看了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了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似乎更传神，更有气氛。

（节选自《在读书中思考――赵汀阳谈读书》，原载《学术界》2007年第6期）

赵汀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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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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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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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风貌的再现，固然要求老师“据史”而言，严谨精准地描述已经消散的历史云烟。然而，由于历史文献和叙事方式的局限，故去的历史风貌往往言之寥寥。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客观而不失动感的，真实而不失观感的展现历史风貌，就成为许多历史老师迷茫和纠结的难题。笔者以为，运用文学经典透视历史风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正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天衣无缝，才被人们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历史教师，要入木三分地刻画历史风貌，需要关注相关的文学经典，从中领悟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让历史课更生动与深刻，焕发文学的魅力。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表现作家内心情感的艺术，它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经典文学作品指具有典范性及权威性，经过历史选择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能代表特定时代的文学作品。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每一个民族都诞生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不乏历经时代考验至今熠熠生辉的经典，这些经典作品，理应成为我们解读历史风貌的重要资源。

一、经典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

虚构中见真实

要将文学作品引入历史课堂，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文学的“虚构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矛盾。

首先，我们要正确把握内容的虚构与背景真实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作品的具体人物和内容难免是虚构的，但作者的创作都植根于具体的时代，而一部好的作品恰恰能体现作者对时代的深刻体悟和关切情怀，体现艺术与历史的有机融合。当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体现这种融合，因此，我们在有限的历史课堂中还是以关注经典作品为主，因为经典作品经历了众人的“挑剔”和时间冲刷的考验，更具代表性，历史价值也相对更高。

其次，我们要正确把握个体作品与创作思潮之间的关系。基于孤证不立的原则，很难断定一部作品，它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就一定是真实可靠的，这就需要我们放大视野，将其置于当时的创作思潮中来看，看其反映的历史背景是否符合了时代主流，看其体现的价值倾向是否顺应了未来趋势，看其蕴含的思想哲学是否倾注了悲悯情怀。同时，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的关注重心自然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创作思潮。例如，从西方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可以概括为“两大源头”和“六大思潮”。“两大源头”是指古希腊、罗马的神话艺术及文艺理论，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及文化理论。“六大思潮”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19世纪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和20世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如果教师能选择体现时代思潮的文学作品进入历史课堂，显然其与历史时代的关联度会更高。

可见，只要选择精当，历史教师是可以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为透视历史风貌提供有力支持的。

二、从历史视角阅读文学经典：

透视历史风貌

（一）分析创作要素，把握时代背景

文学艺术作品，是人类丰富的精神财富。历史教学自然应重视这些财富，但历史课的解读与语文课的解读视角显然不同，如果说语文课重视文学赏析和艺术价值的话，那么历史课应重视时代背景和历史信息的解读。我们应结合作者生活的时代和具体环境，以及作品创作的具体时间和空间，运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去解读作品背景和作者情感，从而读懂作品并感悟历史，这也是当前历史教学中运用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方式。例如，在讲到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收复失地的内容时，可引入时人李纲的诗作《述怀》：“胡骑长驱扰汉疆，庙堂高枕失堤防。退避固知非得计，威灵何以镇四方？中原夷狄相盛衰，圣哲从来只自强。”教师还可补充李纲其人在当时的处境：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李纲一度被任命为宰相，时间只有两个半月，就被主降派排挤出朝廷，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和军事革新措施也连带被废除干净。这首诗是作者卸任后被流放到广东边远地方时写的，诗中叹惜自己抗金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对当时的卖国投降分子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还表示了他的奋发图强、抵抗侵略的坚定信心。在铺垫充分的基础上，教师可针对诗中的具体内容设计问题，诸如，胡骑指什么？退避指朝廷的什么政策？中原指什么地方？李纲为何如此述怀，渴望自强？通过这些问题的互动，既促使学生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更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把握。

（二）解读文学细节，探究社会风貌

史书的叙述方式一般是比较宏大的，其关注的重点大多为政治、经济及思想等维度，但对人们具体的生活场景和内心世界则较少，也较难深入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了解各个时代具体的人文社会风情，要更多地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更感性地把握历史时代特征，文学艺术作品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观察空间。我们除了要把握作品的时代背景，更要珍视文学细节，恰恰是这些细节，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更丰富、立体、富有人性、充满活力的历史空间，其实，也就是一个曾经的现实空间。文学虽然是虚拟的，但其陈述的细节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历史的意味。

珍视文学细节，发挥历史教师应有的敏锐度，从而融通文史脉络，是培养突破学科思维局限、具有大历史视野及丰厚人文素养的现代公民的有效路径之一。例如，林镇国老师在执教《两宋新格局》一课时，对各类官修正史、诗词戏曲、小说志怪、笔记文集、考古材料等史料信手拈来，让历史穿梭于丰富的历史细节中，不仅将历史课上得立体生动、灵性通透，而且培养了学习者文史相通的思维意识和珍视文化典籍的厚重情感。他对文学细节的解读，既有提炼出历史本体知识的，如从“《水浒》中的清风寨副知寨花荣无论武艺如何了得，都必须受制听命于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正知寨文官刘高”这一细节，分析出北宋“以文官压抑武人，统辖武人，防范武人”的时代特征地有提炼出时人价值观变化的，如从“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等诗句中，分析出北宋时期“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也急剧变化”。当然，对于推测结论的信度，林老师后续又通过文学作品史料价值方法的提炼归纳加以指导。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是我们对待文学史料的基本态度。对于如何“推测”，华东师大聂幼犁教授在对教师的培训课程《古代诗歌中的历史》中进行了方法示范。他对白居易《卖炭翁》一诗的历史解读，使大家对文学作品历史价值的认识豁然开朗。他首先示范了如何从诗歌语言中提取表层历史信息，例如从“伐薪烧炭南山中”和“夜来城外一尺雪”等诗句中推测“南山可伐薪烧炭、长安可能有较大冬雪”。这一细节探究看似简单却极重要，因为在平时的教学中基本被教师们忽视。接着聂先生示范了由诗歌语言表层信息所引发的思考，例如，关于“一车炭”和“半匹红纱一丈绫”究竟价值是否相当，是否涉及“宫使强买强卖”，并进而引发出对当时个体工商者养老问题的关注。这些都是历史的细节，是历史教科书“管”不到的地方，但我们在文学作品里却能发现端倪。当然，要善于发现文学中的大历史与小历史，不仅在于我们要读懂文字，更要有心、有意识和有方法。聂先生的这些示范不仅从方法上，更从思想上给我们以触动，二期课改绝不仅仅是学一点教学理念武装一下头脑那么简单，而是要内化为行动，要将历史意识贯彻到教学行为中，要反思过往的教学行为，将那些习以为常的做法置于新课程背景下重新思考。过去我们对这些文学本身所携带的历史信息基本无视，现在换个角度看文学竟发现了无尽的宝藏。历史无处不在，文学作品充满了历史意味。

（三）发掘内容关联，推演历史特征

如果说从单个细节获取的信息和结论过于单薄和无力的话，那么，善于发掘同一个作品或同时代多个作品的内容关联，对于我们推演历史特征会更有说服力。如前文提及的林镇国老师，在教学中就非常注重发掘多个文学作品的内容关联。例如，从唐末总、北宋总兵力及林冲所辖的禁军数量等多个细节，推导出北宋“集权中央”的特征再如，从唐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宋诗“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及小说《水浒》中“贼配军”成了一句骂人的话等细节资料，推导出北宋“重文”的社会风气。可见，对多个文学细节进行关联运用，或者将文学细节资源与其他资源对比运用，有利于坐实历史和融通文史。

除了通过聚合多个信息推演出一个重要历史特征外，还可以通过多个信息的组合勾绘出历史画卷。如林建明老师在执教唐代长安城内容时，就通过解读唐代三位诗人的作品，来呈现长安城的历史全貌。教师从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及《秋夜吟》“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室有月。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组合出了一个布局严谨有序、商业繁荣但管理严格以及胡汉交融的城市景象。为了提高推演的可信度，教师还通过与唐长安城平面图、唐西市东市示意图等相互印证。可见，聚合多个文学作品中的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全貌是很有裨益的。

（四）知晓价值取向，走进历史深处

文学作品属于艺术范畴，具有主观性，所以作品会反映创作者或传播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透过作品，了解创作者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作品在同时期的数量和受众欢迎程度，包括作品的传播广度等，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从而弥补历史教材因宏大叙事的抽象性，以及第三人称叙事的旁观者心态而带来的不足。

透过文学作品，有助于体悟时人感受，养成历史之同情。例如，在讲述汉武帝一课时，教师大多对其评价很高，但如果忽略了汉武帝执政时期时人的感受，那这样的历史就颇有后人立场、过分拔高的味道了。如果能引入社会底层的歌唱――汉代乐府民歌中的相关内容，汉武帝时代就会变得厚重立体。武帝以后，长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反对战争就成为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一个突出主题。例如《十五从军征》这样写道：“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难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诗中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情景。作品读来，字字皆血泪，虽没有一个字直接谴责战争，但对战争的控诉却非常有力。这样的作品具有穿透性和震撼力，能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体悟特定时期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唯有真正回到过去，历史之同情才有坚实的依托。

透过文学作品，有助于再现被遮蔽的情感，理解历史之复杂。例如，讲英国工业革命时，很多老师都会运用纪录片《大国崛起》中的如下表述：“万国博览会开幕式成为整个伦敦的节日，万众喧腾中，前来剪彩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反复使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兴奋情绪：荣光、荣光、无尽的荣光。”这一材料中的“万众喧腾”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是肯定和迎合工业革命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英国文学上，以乡村田园为主题进行创作成为一种时尚。作家把工业城市描写成丑陋的怪物，尽情歌颂乡村静谧、安适、停滞不前的社会环境，以此反衬对城市工业文明的厌恶”，“约翰・穆勒对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理想持怀疑态度，查尔斯・狄更斯反对工业资本的价值观，安东尼・特罗洛普对商业的作用表示忧虑，马修・阿诺德辛辣地批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约翰・罗斯金强烈地憎恨工业社会”。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在《地上的天堂》中写道：“忘却六郡天空上弥漫着的黑烟，忘却蒸汽机的喧嚣和活塞的撞击声，忘却那丑陋城市的延伸；我宁愿怀念原野上的驮马，在梦幻中去追忆那小小的伦敦，那白色而清洁的伦敦。”引入这样的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否定工业革命的进步主流，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再现被遮蔽的情感，刻画时人在历史洪流裹挟下的纠结，塑造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局限并存的立体现实场景，帮助学生懂得历史发展充满惯性和复杂性。

三、以科学方法运用文学经典：

提升证据意识

（一）明辨文学的史料价值

文学作为艺术作品，它主要的史料价值在于反映创作时期的历史特征和创作者的思想观念，而其内容大多具有虚构性的特征，因此，究竟哪些内容可以引入历史课堂，要如何运用这些资源，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笔者认为，作为历史教师：一要善于筛选，精选出贴近历史真实的文学细节辅助历史教学；二要善于多维辩证的解读，既看到它不能证史的部分也看到可以证史的部分：三要善于运用多样史料，发掘多则史料细节之间的内在关联，培养探究意识；四要培养学生辩证解读文学细节的意识和方法，从而做到既要利用文学细节的史料价值，也要提高理性判断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为此，教师在如何运用文学资源体现求真价值方面应对学生作有效的引导。如林镇国老师在《两宋新格局》一课的最后，设计了如何辩证看待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教学环节，即通过“《水浒》是元末明初的人所撰，老师在这里用来证明宋朝的历史妥不妥当？”这个问题的讨论让学生认识到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历史的旁证，但要加以辨析，又通过“如果你们想知道宋代的豆腐卖多少钱一斤，你们可以查什么书？”通过这个调侃式的问题让学生认识到，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资源远比正史的书志更为丰富生动。这一环节的活动开展，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为教师示范了拓展历史教学资源的新渠道和新方法。

（二）开展史料的多重互证

从史料价值来说，文学作品只能作为历史的旁证，那么，其反映的历史信息以及我们推演出的历史结论究竟是否可靠，与其他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的互证，无疑是判断其证据力的重要方法。以下是2015年上海市初中历史学业水平考中的一道试题：

相较于政权更替的骤变，社会风俗的变迁总是渐进的。

材料一：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大总统令内务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

（1912年3月）

1.材料一可以作为研究民国初年社会习俗变迁的（ ）

A.原始史料 B.转手史料

C.间接史料 D.无意史料

2.民国政府在建立之初就颁布上述法令，试图表明（ ）

A.对国民卫生状况的关注

B.与清朝满人统治的彻底决裂

C.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效仿

D.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立国之本

材料二：民国初年剪辫照片两幅

3.从材料二中被剪辫者的神态看，他们对剪辫的态度是否一致？简要说明理由。

材料三：（七斤嫂）用筷子指着他（七斤）的鼻尖说，“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

――鲁迅《风波》

4.鲁迅的不少小说直接取材于他生活的时代，是（ ）

A.具有回忆录性质的口述史料

B.作者对社会百态的忠实记录

C.再现的直接证据

D.作者对所处时代的历史认识

5.材料三体现出人们对“剪辫”的态度是什么？

篇9

英国文学的起源

英国文学中的史诗是最早的叙事文本，在内容方面多讲述神话故事，例如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诗中的英雄Beowulf与毒龙战斗，杀巨魔，Beowulf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而牺牲。Beowulf是英国文学神话故事的开端，它的部分情节以及文化背景以北欧为基础，但是在其中夹杂着基督教的故事成分。英国文学史诗中展现了神话故事中人类运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大自然的大无畏精神。Beowulf的神话故事对英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Beowulf仍然在英国文学史上属于发展的初期阶段。Beowulf故事更多的是对神话的一种具体描述，但是Beowulf作为英国文学叙事史的重要开端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小说在叙事传奇以及史诗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因此被后世人广泛称赞以及研究。

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史诗出现之后就是传奇故事，其中尤其以骑士传奇（A Knight's Tale）为主。在英国文学史上，对于骑士的描写以及叙述非常重要，在当时的英国，对骑士的理解类似于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的侠士。在史诗逐渐向现阶段的小说题材发展过程中，传奇故事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传奇故事对于小说的影响远远超过史诗。例如艺术性高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在当时的英国传奇故事中，运用的手法是韵文（头韵体诗）。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文中，主要歌颂对高贵妇人的爱以及对领主的忠诚，主要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类似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关于骑士的小说非常多，其主要结构都是在其中穿插了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为后来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传奇故事是在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根据现有的相关事实进行直接叙述，其主要依靠的是创作传奇故事的作者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上述文体形式通过对现实生活实际的感悟，继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使其代表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让文学作品拥有生命力。从上述发展情况来看，一旦把史诗定义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来进行叙事，那么传奇故事就是在想象中所创造的叙事模式，史诗以及传奇故事的结合成就了我们现阶段所说的小说模式。

从叙事的方面来看，小说的出现始终是来源于生活的，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上小说作者自己的创造而推进故事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小说是史诗以及传奇故事发展后期的一种叙事题材。小说既肩负着对内在生活情感的表达，又肩负着对生活艺术的创造。小说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远远超过史诗的描述；在合理设置情节方面，小说又是在传奇故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综上所述，小说无法完成史诗的艺术创造与使命，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诗具有特殊的叙事模式以及审美情趣。小说的主要叙事依靠的是生活化的演绎，相对于史诗以及传奇故事而言是另外一种叙事文学。在我们对英国文学史的研究探索中，主要针对英国文学作家进行研究，根据其主要写作特点以及心理历程进行研究分析。

英国文学作家的叙事模式研究

1.Satter的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

Satter的文学创作被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伦理叙事阶段；其二，意识形态叙事阶段。Satter在经历二战时期后，把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冲突阶段详细地描写出来，让其文学作品以及风格充满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继而导致脱离了现阶段社会所实践的文学伦理观念。在早期，Satter采取的是伦理的叙事模式，在本质上来说，伦理叙事模式主要是通过作家的叙事话语形式来展示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情感状况。伦理叙事的宗旨是围绕着某种伦理的具体要求下的动态展现，在叙事的过程中，构建出伦理文本。简而言之，伦理叙事在互动的情况下，阐述了伦理之间的关系，详细地将伦理关系解释出来。Satter在早期阶段是出于个人的创作需求，将文学作品当成是伦理诉求的主要对象。英国文学作家Satter利用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Satter的伦理叙事中，主要描述的是当时英国文学所盛行的形而上学理论。Satter自己称自己为形而上学作家，从上述角度来看，Satter在伦理叙事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高，是其他学者所不可比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英国文学在整体上的发展掺杂了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情感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学方面的形态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逐渐成为了当时英国文学的主要叙事模式。

Satter小说中所应用的技巧是针对社会中的某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事件。Satter的伦理叙事与马丁学者的早期结构主义学说非常相似，主要关注文学语言的形式问题，比较少提到历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在Satter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意识到了道德观念。在Satter的意识里，文学作品与社会的政治性密切相关，自己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出自己的创作水平。在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过程中，Satter意识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叙事本质，即为控制好叙事主体的意识形态，在叙述的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立场以及看法。上述风格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Satter在二战后意识到了介入文学的相关意识不可或缺。在介入文学观念的引导下，Satter的文学意识逐渐向阶级斗争发展，在政治方面的意识非常强烈，在小说的技巧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Satter的主要叙事风格也逐渐向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关系转变，Satter的意识形态叙事具备了文学的批判特点。

2.马克・科里（Mark Corey）的结构叙事学研究

在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Mark Corey是顶梁柱之一。在Mark Corey的叙事研究理论中，主要侧重点是多元价值不会代替标准价值。英国叙事文学是在1960年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英国叙事文学主要通过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发展研究，在当时的英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诸多学者都认为从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是准确的。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英国的主流叙事文学中，对于其主要叙事规律很难发展其中的关键点，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延伸发展而来。后结构主义的诞生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传统嬗变，从上述角度来看静态的叙事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结束语

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主要特点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阶段：英国文学首先从简单直白的史诗表达进而转变到传奇故事中的虚拟表达，在最后的发展阶段中，将史诗以及传奇故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现阶段我们所说的小说题材，在结合的过程中使英国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叙事模式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从中找寻到文学的发展方向。从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现阶段生活以及社会的弊端，利用更加快捷方便的模式来研究英国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英国文学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诸多文学发展形势在历史的舞台中都发挥出夺目的光彩。在现阶段的艺术青年来看，从对诸多前辈的学习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积淀，以自己的语言风格来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进行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曹迁平、段园园：《英国文学改编电影的形式嬗变》，《电影文学》2015年第12期。

[2]杨眉：《英国文学的叙事模式综述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23期。

[3]王海芸：《英国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文化隐喻》，《电影文学》2015年第14期。

[4]叶丽贤：《英国文学经典化的溯源研究――回顾与启示》，《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5]张秀梅、马春兰：《英语专业英国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3期。

篇10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