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乡土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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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乡土音乐

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博大精深，种音乐教材中均包含着优秀的民族经典音乐作品，但是多数的乡土音乐作品却未被编进教材。因而，在高校音乐艺术课程教学中，应该多运用乡土音乐教材，让学生学习乡土音乐，了解家乡、爱家乡，在开拓他们视野的同时，激发学习的兴趣。另外，在尊重教材及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应将乡土音乐和教材内容有机结合，不断激发学生学习音乐艺术的热情和兴趣。

（三）突出音乐学科的主体性

当前，艺术领域中包含着戏剧、舞蹈、音乐等丰富的艺术形式，但是艺术教学的课时较少、教学方式单调及各学科的不相互往来却与之形成了现实矛盾，因而有必要强调学科综合性。不过，要将音乐学科作为学科综合性的主体，将音乐作为教学的主线，运用实际的一些音乐材料将其他艺术门类学科联系在一起。总之，学科综合只能作为音乐学习的途径，不能置于音乐理解和学习之上。

（四）传承优秀音乐文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外国音乐作品涌入我国，这也预示着音乐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音乐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对待这些外来音乐文化，从中吸取有益成分，去除不利于我国音乐艺术发展的成分，将国内外优秀的音乐艺术融合到高等院校音乐文化领域当中，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西方音乐艺术。改变音乐课堂仅唱歌、仅听音乐等单一的教学形式，多元组合和排列音乐知识理论、表演技能、欣赏、唱歌等课程设置，以激发在校学生对学习音乐的兴趣，获得比较好的课堂效果；⑵为了使高等院校音乐艺术课程改革更好的进行，应将各种评价方式相互结合，例如互评、自评、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等，并逐步形成音乐教育鉴赏及音乐教育批评相结合的课程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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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二黑结婚》的创作背景及创作灵感

（一）植根于乡土，在批判中出生

中国乡土文学，主要以小说的形式呈现，通过农村题材，是近代地方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中国乡土文学深受理论的影响，在主题方面，这一时期描写的农民形象不再是纯粹的受压迫的对象，而是具有独立思想和反抗意识。

（二）突显地方习俗，展现进步思想

小说作者赵树理自幼对民俗文化的积累，使得他在创作乡土文学的时候更能表现出地方的民俗性。在刻画人物，叙述故事的时候，通常以一名本土农民直觉的感受和判断为基准，总是想农民之所想，写农村之实事。《小二黑结婚》以农村的忌讳和习俗开篇，进而引出父母包办婚姻，农村祭神信神等民俗性情节，结尾以移风易俗，打破陈规为主题，表达了作者反对农村陋习、倡导新事物的愿望。

二、中国乡土文学翻译探究――以《小二黑结婚》为例

（一）《小二黑结婚》色人物的刻画

《小二黑结婚》中花篇幅描写的人物不多，三仙姑这一形象尤为突出，小说中这样写道：“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从赵树理对三仙姑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会出现例如“老来俏”、“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这类地方俗语或者农村口语化的比喻，这就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增强对乡土历史文化和当地风俗习惯的了解，力求保持文学创作的原汁原味，并运用英文习惯进行适当的异译。

首先对于“老来俏”这一词，在当时农村借指衣着打扮如青年人的中老年人。在当时经济落后的农村，中老年人过于热衷于自己的装扮，往往会被视为铺张浪费，因此“老来俏”这一词一般是以贬义的形式出现的。这里“老来俏”可翻译为getting dressed in old age，与小说中三仙姑老了还要卖俏虚荣的丑态相对应。

内蒙西部地区有这样一个通俗说法“驴粪蛋表面光”，用于比喻事物的质量远没有其表象那么好。赵树理将三仙姑擦过粉的脸比作“下上了霜的驴粪蛋”，既有诙谐幽默的准确形容，又捎带有对这一人物的讽刺和批判。然而英语中没有那么具体贴切的直译，如果仍旧按照原文进行翻译，再稍加注释，外国读者也能大致从字面上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综上来看，关于三仙姑的这段特色人物描写，可以概括翻译为：Although she was almost forty-five， she still attempted to get dressed in old age. She always wore embroidered shoes and trousers with striped pants. Her head was becoming bald， covered with a black kerchief. The only pity was that powder failed to hide wrinkles on her face， which looked like a donkey's egg-shaped dropping，with a layer of frost.

（二）乡土文学翻译中人物对话

《小二黑结婚》中的说话方式相当具有乡土气息，避免过于咬文嚼字。这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由于文化的普及程度不高，因此往往会采用直接的叙述方式。例如，小芹因为把她娘反对结婚的事情告诉了小二黑，小二黑是如此回应道的：“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从句式及用词上来看，这句话没有过多要进行英文思维转换的地方，可以进行字句的直接性翻译，即：“Don't trust her！ I heard from a comrade of the area， he said as long as we were ready to get married， we could register in the area so that nobody had the right to make a decision for us.

但是，小说中人物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也不是一味地直白了当。例如，二诸葛不同意小二黑与小芹婚姻的理由是这样的：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二诸葛是个纯朴忠厚的老实农民形象，但封建迷信思想已经深入到骨髓中，使得他一举一动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在翻译过程中，古人认为的“火命”是一种对命运属性的阐述，而不能理解为简单的生命，因此可以翻译为“the fire of fortune”。而小芹出生的月份是一个“犯月”，当地人通常认为每一生肖都会有携灾带难的月份，所以在翻译时，可以稍加变化为“taboo month”，这样的方式较贴近英文的用法，并可以添加适当注释。

参考文献：

[1]老舍， 沙博里.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M] .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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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是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发端、流行且长期积淀的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生态文化的总和。

最早的知识产生于乡土沃野之中，人类的原始教育起源于乡土教育，而乡土教育离不开乡土文化。各地在自身的历史长河中，必然会形成有地域特征的乡土文化。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去研究、探讨这种本土文化，去开垦、培植这块百草园，这是优秀的语文课程资源。

一、乡土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意义

一是适合当今时展。乡土的就是特色的，把乡土文化穿插在语文教学中，是契合地方特色发展战略的选择。浙江省文化积淀深厚，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决策，积极开展“种文化”系列活动，以此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把乡土文化引入语文教学，符合浙江省文化活动的战略方向。要增强地方特色竞争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而要提高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大力挖掘整理、丰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乡土题材，正是语文教师借助三尺讲台，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

二是助推新一轮课程改革。新一轮课程改革为乡土文化进入课堂创造了条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要求“广泛利用校外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语文教学生活化，社会生活语文化”。新课标中也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利用和开发”。因此，开发乡土资源，整合生活资源，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起来，将课本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让乡土文化成为得天独厚的学习资源，成为新课改的必然要求。

三是传承发扬民族历史文化。目前，中小学生课堂上使用的都是统一的教材，而本土历史文化的教育几乎是空白，加上学校环境相对独立，学生大多埋头读书，社会接触面相对狭窄。许多学生虽然来自本地，但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基本概况并不十分了解。没有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就谈不上有意识地保护、传承和发扬本土的历史文化。因此，在语文教学中结合本土文化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真正在知家乡中爱家乡，陶冶爱国主义情操。

四是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语文走近家乡的山水，走近家乡各种民俗文化，感受体验本地的风土人情，不仅能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之得到阅读等能力的培养，而且也必能增强其对本地人文地理的求知渴望，由此进一步推动课程资源的开发。

语文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走近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生活成为语文的主要内容。在课堂中融入乡土元素，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乡情之浓、乡艺之乐、乡仪之美。

二、乡土文化是优质的课程资源

浙江省龙游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富，其历史沿革、民俗文化、典籍篇章等方面的收集整理都已有一定的成就。地方志上记载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记载着历史长河中文人墨客的佳作名篇，这都是语文教学鲜活有力的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优质资源，对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下面就此简要分析。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据可考史料，夏商时龙游为越地，春秋称姑蔑，后属越国，具有“浙西文明发源地”之称。秦始设太末县，是浙江历史上最早建县的13个县之一。龙游历代人文荟萃，素有“儒风甲于一郡”的美誉。南朝徐伯珍，箬叶学书，淹通经史，成为传颂佳话；唐徐安贞、宋刘章、汪应辰、余端礼等，亦官亦儒，立业著书堪称典范；宋末元初民间天文学家赵友钦，《革象新书》巨著影响至今。由于人杰地灵，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唐代著名诗人杨炯、宋抗金名将宗泽曾任县宰；加之山水隽秀，顾况、孟郊、李商隐、罗隐、陆游、杨万里、徐渭、郁达夫等众多文人儒士均在龙游留下了笔墨行迹。

文化灿烂，艺术纷呈。龙游的姑蔑文化、商帮文化、石窟文化、龙文化等底蕴深厚，特色明显。龙游县是婺剧主要发源地之一，越剧、睦剧、木偶戏、马灯戏等都有流传；龙舞、狮舞、貔貅舞，采茶灯、马灯、小脚灯等民间舞蹈、灯会名噪省内外；《范宰相与鸡鸣堰》《十殿九塔》《吆牛小鬼勿是人》《蛮娘哭嫁女》等民间故事、歌谣则别有风味。

名胜众多，景观奇特。龙游境内山水隽秀，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颇具特色，三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00多处。近年来发掘的龙游石窟，其宏大的气势、科学的结构、精美的修饰、扑朔的谜团，使之赢得了“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美誉；集元、明、清建筑精华的民居苑，是全国两处古建筑异地保护单位之一。这些景观为组织学生开展调查、采风等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乡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途径

（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穿插乡土文化内容

1.课堂导入就地取材。成功的课堂导入往往有先声夺人、事半功倍之效。利用身边的文化现象比较切入，更贴近学生生活。如学习《雷雨》这篇剧作时，引电视剧《梦回春谷》作为导入，因这部电视剧是2006年在龙游民居苑拍摄的，就地取材，且两部作品情节有相近之处，写的都是大宅门的家族恩怨，极易引起学生的探究兴趣。

2.师生互动不忘乡土。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及时穿插带有乡土特色的内容，可以在课堂中营造兴奋点。如《五人墓碑记》一文里，有“以大中丞抚吴者”，中丞毛一鹭原名毛汝麒，在文中的形象并不光彩，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可他却是龙游人，课堂上抛出这一事实无疑具有极大震撼力，学生的兴趣马上被调动起来了。同时还可以把相关史料作为辅助教材，让学生对毛汝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3.课外作业引导探索。改进以考查学生知识点为目的的作业形式，“更关注学生能否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更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课后作业内容由课本延伸向课外，让学生在生活应用中巩固、深化所学的知识。如学了李商隐、陆游等人的诗作后，把相关诗人抒写龙游的诗文进行整理，由学生比较鉴赏，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鉴赏能力，达到“教”是为了“学”的目的。

（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乡土文化气息

1.语文知识积累整合方面。生活处处有语文，走在大街小巷，各种招牌、横幅迎面而来，其中很多充满了地方文化特色。看到“姑蔑食府”，可引导学生认识“姑蔑”一词的由来；看到“千古之谜――龙游石窟”的广告牌，听到 “龙之游，人之居”的县歌歌词，可让学生理解其含义及虚词的作用；还可以组织学生对城市的店名、招牌等作一番评点，评选出最有意思的公共文句等。

2.古诗文感受鉴赏方面。根据文言文的作者、体裁等相关性，将本地的相关文章作为必修课文的辅教材。如在学习碑文或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文时，引入韩愈的《徐偃王庙碑》，因为徐偃王是龙游人的先祖。在阅读中，体味家乡文化的多姿多彩，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把孟郊、李商隐、陆游等抒写龙游的诗文作为阅读材料，使学生在感受本地悠久璀璨文化的同时提高诗歌的鉴赏能力。

3.语言文字应用拓展方面。新课标提出“能在生活和其他学习领域中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就要求学生写作要开阔视野，尽可能地做到有感而发。对学生的作文，提倡抒真情、表实意。游览了龙游石窟，让学生用自己的笔描绘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看过了荣昌广场，亲身体验了龙游灿烂的历史，让学生写一写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还可走近祖辈、父辈，家乡的老、老艺人，了解本地的乡土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历史进程中感人的事迹，让学生写写家乡生动感人的故事、村庄历经的沧桑。

（三）开展各种语文活动编纂乡土教材

1.编纂配套教材。在掌握本地文化典籍资料的基础上，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将相关性强的乡土素材纳入教案中，并制定目录以方便补充和查询。如此不断完善，形成乡土气息浓厚的辅教材。若条件成熟，则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一大成果编印成书。

2.搜集整理资料。乡土文化资源很多是散落零碎的。充分利用学生分布广的特点，组织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乡土文化素材。可利用节假日有计划地走访古桥、古镇、庙宇等遗迹，对姓氏宗族、祭祀庙会、歌谣以及民间舞蹈等作深入了解，搜集方言特色较浓的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结合随笔，让学生把搜集、调研的成果作为家乡园地栏目定期撰写。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对乡土文化的了解，也丰富了学生的生活素材，拓宽了知识面。

3.开展特色活动。除教师上课穿插乡土内容外，为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要定期为学生提供展示乡土文化成果的平台。课前可开展以“说家乡、爱家乡”为主题的讲演活动，可把精华内容在校园网上张帖，还可邀请本地的老党员、老艺人到学校举行乡土知识讲座或表演。到学期结束，把精华文章整理成班上的《家乡集萃》，供大家阅读。

语文学科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阵地，适时、适量、适当地渗透乡土文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结构，增强教学趣味，拓宽学生视野，激活学生情感，感动学生生命。如此，语文教学也必能成为一个“辐射型”的整体网络构架了。

参考文献：

[1] 余绍宋.龙游县志[M].语丝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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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乡土小说 文本互涉 对话关系

文本互涉，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结构、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讽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艺术模仿）、主题的相互关联或暗合等情况。当然也包括一个文本对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①。这种现象，不但在同一文本之间体现，而且也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体现。因为作家笔下描述的对象，总是处于三维共时状态下的立体化对象，由于语言表述的一维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段落或篇幅，塑造他心目中完美的艺术形象，有些作者甚至在所有的作品中也未必能完整地表现他全部的思想观念，所以作者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多次修补他的作品，从而导致文本之间的对话。鲁迅的乡土小说更是如此。

一

文本内部的互涉现象，通俗一点说，就是文本内部的一种对话关系。即文本内部的上下文关系，文本显义与隐义的承接关系，文本题与主题间的照应等。这种关系必须落实到文本的物化形式上才能较好地说明。

《祝福》的开头渲染了旧历年底大年三十的盛大景象，天空中“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到处都能听到“钝响”的“送灶的爆竹”声，“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在这样的气氛烘托下，“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景象虽隆重但也压抑，和结尾的“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即互相以对方为依托，又都反过来呈现出对方的微妙的对话效果。这一对话，不是以一方来说另一方，而是双方互相加以言说，并也对相互的言说予以反应。进言之，这种对话与其说是作为作家的鲁迅头脑中拟构的，毋宁说是语言规则本身的规定，也毋宁说是人们的接受心理上具有的“格式塔”的惯性，人们在感知外物时往往是将它们看成一个联系着的整体。

在《药》中，华老栓一家与夏瑜一家的悲剧故事，由两家姓氏的组合可以概括为“华夏悲剧”，即由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写出了中国社会的悲剧，而用小说末尾的坟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暗示出悲剧之后可能有的新的希望。在这里，小说的具体生动性与整体象征性，语义与象征义之间就有了一种对话关系，象征意蕴要由具体描写衬托才有血肉，具体描写又得靠象征意蕴才有深度。《狂人日记》《长明灯》莫不如此。

鲁迅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在狂人与疯子作为“精神界之战士”之间，“在形象与语意义之间发见到某些类似点”。笼罩社会的传统势力从来就把“精神界之战士”及觉醒的叛逆者和改革者，当做是狂人与疯子的胡思乱想；而叛逆者和改革者在对待压迫的敏感和抗争上，在对待旧生活常规的惊人的怀疑和破坏上，在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上，或许与狂人与疯子有着某些表面上的相似。狂人和疯子的随意联想和杂乱无章的语言也便于寄托作者的真实意图，这正是利用和发挥了形象和意义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它在完全不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真实性和统一性的情况下，巧妙地将象征意义融于具体的描写之中，通过狂人的许多疯话和疯子的一些超常举动，来寄托作者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深广忧愤与哲理思考。

对此，我们当然也还可以说这是鲁迅在构思、写作该小说时就有的思想，因为他一直反对在艺术表现上的浅、直、露，认为“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鲁迅的所谓“诗美”，也即是诗的情景交融的境界，诗的含蓄和韵味。鲁迅不仅在他的散文诗里显示“诗美”，而且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同样追求“诗美”。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追溯作者“原意”的思路在有些场合下是行不通的，譬如《红楼梦》的主题探讨，就可以从政治到宣，从影响国家大事的“反清复明”思想到作者的个人情感遭际等方面做很大跨度的跃动，我们最好还是将“原意”这一几乎无法稽考的问题搁置起来，将其看做是文本内部的一种意义上的对话关系，它可以有一经写出就独立于作者控制的能力，这样才能给各种对文本的释读敞开一道大门，使对文本的阅读有更多意趣。

二

文本之间的互涉现象，是指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来显示它的存在时，各个文本之间也就有了对话关系，其中一个文本的状况对另一个文本的状况就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相互都以对方作为文本，自己则成为描述的话语。

鲁迅的乡土小说，虽然大多属于短篇，最长的《阿Q正传》也只能勉强称为中篇。但是从文本结构上看，我们可以把鲁迅创作的全部小说视为一个互涉的整体，也就是说，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和话语都看做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就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虽然鲁迅并没有运用“人物再现法”和“分类整理法”把他的全部小说组织起来，但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鲁迅时不时地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或叙述人物语言，或明或暗地提醒着读者，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环境是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结构互补性的。

谈到环境，这就不得不谈到“鲁镇”。李欧梵通过分析概括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二十五篇小说的十四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②张定璜说得更为明白：“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③王瑶、刘绶松、张毕来等老一辈学者他们也认为，鲁镇就是指中国的农村，鲁镇和未庄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农民，人物的冲突或主人公的悲剧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关系的表现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家炎、钱理群、温儒敏、杨义等学者也都注意到了鲁镇和其他乡土小说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镇。因此，他们在概括这一场域时，都在把这一场域界定为农村的同时，加上括号注明：“或小城镇。”⑤鲁迅虽然无意去描画鲁镇，铺叙开“乡土小说”作者笔下那样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乡土色彩⑥，但是，鲁镇却是鲁迅建构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形式，主题、思想、人物行动的逻辑和方式、人物关系结构等这些营造作品“基调”和氛围的要素都统一在这个场所中。

我们仔细咀嚼鲁迅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在鲁镇这个环境中，人物和环境是相互勾连的。《 孔乙己 》中咸亨酒店的隔壁就是《 明天 》中单四嫂子的家；《 风波 》中发生的事就在未庄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七斤上城被剪掉辫子的时候，阿Q正在做着他的造反发财梦……顺此思路，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断：《 阿Q正传 》中的赵太爷，《 风波 》中的赵七爷，《 祝福 》中的鲁四老爷等，说中间经常往来甚至还密谋过什么事情。还有未庄的男女和城里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 示众 》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这些看客简直是一个面孔。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说不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纯粹的情节纠葛上，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杂语上。”⑦他进一步指出：“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⑧在这里，巴赫金所强调的是长篇小说的“杂语”现象和特质，而鲁迅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杂语”现象和特质呢？

鲁镇是《 呐喊 》《 彷徨 》中的主要人物、场景和话语的连接中心，各个不同层次的话语社团就在鲁镇这个背景中存在、展开，并相互抗衡着，形成一个丰富庞杂的话语系统。下面我们就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系统，试着把鲁迅小说中的各个不同层次的人物化分为六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绅士老爷们，如《 阿Q正传 》中的赵太爷，《 离婚 》中的七大人，《 祝福 》中的鲁四老爷，《 高老夫子 》中的高老夫子等，他们拥有土地，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而且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第二个层次，是代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 阿Q正传 》中的阿Q，《 明天 》中的单四嫂子，《 祝福 》中的祥林嫂等，他们受压迫、受损伤、受歧视，常常受制于第一层次的人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只能以他人的话语来作为自己的话语；第三个层次，是代表鲁镇和未庄的看客，《 阿Q正传 》中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长明灯 》中吉光屯那些怕自己变成泥鳅的老小，《 祝福 》中鲁镇上又冷又尖的人们，《 示众 》中爱看热闹的小市民等，他们多数没有名姓，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他们往往又取笑、调侃甚至欺侮第二个层次的人物。他们是以传播他人的话语，扩散他人的话语为己任的话语集团。第四个层次，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 孔乙己 》中的孔乙己，《 祝福 》中的“我”等，他们虽然拥有知识，拥有自己的话语，但常常授人以柄，出于无奈和尴尬的境地；第五个层次，《 狂人日记 》中的假洋鬼子、长衫党人等，他们代表新旧混杂的话语集团。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从第一层次中分离出来，有机会接受“新学”，掌握了一种新的话语权，但他们还摆脱不了传统话语对他们的影响；第六个层次，是代表已觉醒的人，《 狂人日记 》中的狂人，《 长明灯 》中的疯子，《 孤独者 》中的魏连殳等，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属于启蒙者阶层但往往为社会所不容，被视为真的“狂人”或“疯子”，他们是新生的话语力量，将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样看来，《 呐喊 》《 彷徨 》中的人物是能够分类的，并且是成系统的。如果把这些小说联结起来，将这六个层次的人物像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那样，运用“人物再现法”和“分类整理法”，让人物依次上下场，不断地交换场景，那么鲁迅小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更加清晰的思路和线索。那些赵太爷一类的“爷字辈”，祥林嫂一类的“嫂字辈”等，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人或一类人在小说中出现。纵观《 呐喊 》《 彷徨 》，“它们无论在其思想性还是在其艺术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鲁迅的《 呐喊 》《 彷徨 》视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长篇小说。

鲁迅在《 中国小说史略 》里评析《 儒林外史 》的结构特征时，说其“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而鲁迅先生的小说集《 呐喊 》和《 彷徨 》，在笔者看来，却系“虽云短篇，颇同长制”。我们的确可以把他的中短篇小说应该视为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当做一个共同的文本世界。鲁迅先生正是以一种“散点透视”的笔法让各种人物登场、下场，表现其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物，却又往往在文本对话中“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证的对读中领悟到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

鲁迅小说文本对话还存在于独特的观念和意象之中，这是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小说很独到的地方，它体现了鲁迅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气韵，是形成鲁迅小说文本互涉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钱理群说过：“第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总是有自己惯用的、几乎已经成为不自觉的心理习惯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包括范畴）、意象；正是在这些观念、意象里，凝聚着作家独特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⑩钱理群的《 心灵的探寻 》就是从《 野草 》中捕捉观念和意象进行深入开掘和探寻的。鲁迅小说中出现的观念和意象虽然没有《 野草 》中那么集中，那么饱含着诗意，然而我们在对鲁迅小说细细的咀嚼中，同样也能感受到鲁迅所惯用的熔铸着鲁迅深刻思考和浓烈情感的观念和意象，这些观念和意象与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和情节融为一体，形成了小说中内在的对话关系。

鲁迅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物是看客。鲁迅在《 复仇 》中把看客比作“爬在墙壁上的槐蚕”，并说他们“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槐蚕”散出温热，使人讨厌，“偎倚，接吻，拥抱”令人想起拥挤、烦躁、不安。鲁迅正是看到了看客的郁闷和麻木，才会几乎篇篇都让看客出现，使看客之间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对话关系。《 阿Q正传 》中围观阿Q杀头的“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像“蚂蚁似的”左右跟着，并且还伴随着“豺狼”似的喝彩声，这和《 祝福 》中那些无聊的鲁镇人为了在祥林嫂身上寻找“新的趣味”，许多人“都又来逗她说话了”，这又和《 孔乙己 》中，“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看客真是如出一辙，他们不是鲁镇的，就是未庄的，好像商量过似的，一样的在取笑他人，揭他人的“伤疤”。鲁迅还专为这些看客写了《 示众 》这篇小说，似乎在做总结发言。这篇小说没有情节，没有名姓，只是为了“看”。钱理群在分析这篇小说时说：“小说中所有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被看’的模式。”进而说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11}。

鲁迅在《 狂人日记 》中首先提到了黑屋子。这个黑屋子鲁迅在《 呐喊·自序 》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这是一个“绝无窗户”的铁屋子，并且“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而且“不久要闷死了”，这是一个后国民麻木而昏睡的生命状态，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了为民族的苦难和未来而忧患的一位现代启蒙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这个黑屋子和《 狂人日记 》中的黑屋子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狂人已被月光惊醒，受着“临终的苦楚”，想“挣脱出来”，但“出了一身汗”，虽如此，但“你不能说没有摧毁这铁屋子的希望”。《长明灯》中也描绘了一个觉醒的疯子，他一心想吹熄吉光屯中从梁武帝时传下来的长明灯，但他的举动遭到了传统势力的强烈不满，因此也被关进庙里一间有粗木直栅的只有一小方窗的黑屋子里。这种黑屋子与狂人的黑屋子是何等的相似。1925年，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也描绘了一个“晦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的黑屋子。从狂人在黑屋子里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到疯子的“吹熄它”、“我放火”的举动，到傻子的义愤填膺的破屋开窗，体现了层递式的对话关系，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还谈到了横跨在人们中间的一堵“高墙”：“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12}少年鲁迅在质铺和药房所面对的高高的柜台，显然是鲁迅乡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高墙的原版。鲁迅少年时代在高高的柜台前所感受到的社会不公、世态炎凉都深深地烙入他的心底，因此，他乡土小说中的“高墙”意象，应该是过去生活的感受和经验。

《故乡》中闰土和“老爷”之间，《孔乙己》中穿着长衫坐着喝酒和穿着短衣站着喝酒的人们，《药》中的革命者夏瑜和华老栓之间，《祝福》中祥林嫂和鲁镇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都可以看到有一堵高墙森然可怖地矗立着。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再次谈到这堵高墙：“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各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3}鲁迅将其视为是“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深切地期望拆毁这堵高墙，因此在《故乡》的尾声中，“我”真诚地期望下一代的宏儿和水生“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

另外，鲁迅乡土小说中还存在着许多观念和意象。如民俗、黑夜、月光、荒原、呐喊等，这些观念和意象在小说中都形成了相互照应和补充的对话关系，这些关系大大加深鲁迅小说创作的独特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文学史上，任何新的巨著的问世都可能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源头，从而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局部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写，这也都是文本间“互涉”关系的体现。罗兰·巴特曾说：“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性。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它根植于语言的永恒的土壤之中，如同胚芽的生长，而不是横线条的延伸。它从隐秘处显现出一种本质和威慑的力量，它是一种反向交流，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势态。”{14}小说文本一方面确实可以用于交流，另一方面又如巴特所说是“反向交流”，即文本不断地接纳诠释者，并围绕诠释者再作诠释，这就形成了循环式的对话关系。西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也强调事物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任何一个系统的个体单位只有靠它们彼此间的联系才有意义，这被他们也称之为“文本互涉关系”。现代意象批评家也常常吸收结构主义的批评的“文本互涉”的观点和方法，认为“文本中的某一意象的隐喻——象征涵义只是在它与构成整个庞大文学、乃至文化传统的诸文本的相互关系上才有意义”{15}。文本的这种在显示自己对话意义的同时又不断形成新的对话意义的这一特性，从文本互涉以外的角度是无法窥见的，鲁迅小说就是最好的见证。

①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7.

②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8-129.

③ 张定璜.鲁迅先生[J].现代评论. 1925，（7）、（8）.

④ 范伯群.论都市乡土小说[J].文学评论.2002 (1).

⑤ （英）汤因比.艺术的未来[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2.

⑥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岳麓书社，1999，66.

⑦⑧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3，40-41.

⑨ 丁帆.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⑩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9-20.

{11} 钱理群.鲁迅作品十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篇6

1.乡土文化及其相关概述

中国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全国各民族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积极的延承是在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的同时，要按照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而全方位的延承侧重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同时包含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和精神内涵。对于多民族地区，还要重视某些宗教及家族文化因素在乡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其旺盛的生命力、感召力成为维系各民族同胞世代延续和谐共生、善待苍生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心灵托付。

2.乡土文化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2.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情结，增强归属感。不管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学，语文教学对学生的教育都越来越注重德育教育。乡土文化通俗意义上来源于乡村，这里的乡村并不是具体的地域概念，而是说当地的生活习俗、民族风貌、地理风情所形成的综合文化状态展现。它是每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的交汇点。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通过语文教学，培养学生的积极的人文素养比单纯具有某一项技能而道德状况不佳更有意义。但语文教材上的内容通常选取的是固定的知识点，相对生活来说，教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完全立足于课本教学容易让学生脱离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密切关联，对处于青春期的中职学生来说，培养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中职学校的语文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教材，走入生活，让两个世界充分融合。其中最具有直接效果的就是切身投入乡土资源的挖掘，不仅有助于推动学生实现抽象事物到形象理解的意义构建，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学习民族、民俗文化的积极性，实现教育目标的具体化。对于培养学生的家乡归属感和凝聚力，引导学生参与乡土文化的历史传承，引导学生为建设家乡而奋发学习。

2.2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综合素质。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某项专业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培育机构。办学理念就决定了职业学校更加重视学生的技术能力，于是在课程设置上就对专业课程从师资到学时都实施了全方位的倾斜。对于语文这样的常规学科，难免受到忽视。但是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对人才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上的用人单位在选择聘用员工时，不再把技能作为唯一衡量指标，而更加注重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综合水平。然而当下中职教育的课程设置大部分属于分科模式，该模式重点强调学科之间的独立性，忽视了课程体系的整体性，不利于实现学生的综合发展。因此，在中职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要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联系为立足点，引导学生走入生活，充分了解地方文化、历史、人文和民俗等乡土文化常识，树立学生社会责任感，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实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更好的适应社会对现代人才的德育需求。

2.3有利于弥补语文教材的不足。乡土文化通常以当地民俗、文化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职业学校的语文教材内容固定却相对单一，更加强调从理论层面，培养学生遣词造句、理解文章的能力。但是乡土文化却包含了课本之外很多的文化和历史知识。中职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区域，对于本地学生来说，了解当地民俗文化，能更好的了解家乡的文化和发展历史，培养对乡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信心。对于外地学生来说，在语文课堂上学习当地历史名人，通过榜样人物来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乡土文化和中职语文教材的整合、渗透和对接，能够共同促进中职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对统编教材的一种有效弥补。

3.乡土文化和中职语文教学实现资源整合的实现途径

篇7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 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 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 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 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 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 “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 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 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 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 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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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人文历史为主的文化遗产绍兴的历史人文文化悠久，在南宋的时候，政治中心向南迁移。公元1131年间越州成为绍兴首府，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绍兴府一度是南宋的陪都和攒宫，建筑工整，街道井井有条，石桥玲珑，气宇轩昂，都市繁华，是典型的水乡之城。绍兴在水利设施的建设方面也很有建树，明代的三江闸工程，使内河和外海的水患得以有效解决，舜种嘉谷和禹治洪水的传说、遗迹，也给绍兴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二、乡土文化的无限魅力

1.身边的美术城市学校的教学硬件设施优良，有图书馆、博物馆和丰富的网络资源，而农村学校的教学硬件条件就要差很多。但农村中有千姿百态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丰富的自然教学材料，是针对农村学生开展美术鉴赏课程教学的基础题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将乡土文化带入小学生美术鉴赏课堂，有利于学生熟知身边的风土人情及古老的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的艺术，这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得到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绍兴当地的自然资源很丰富，是美术课堂上的宝藏。以自然环境为创造基础，以地方特色为创作的源泉，鼓励学生从身边取材，开发生活中的优秀创作资源，发挥个人创作的意识，创造出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作品。由此，学生在学习美术的同时，将艺术鉴赏能力和对乡土文化的认知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风土人情、淳朴的乡土文化家乡的风土人情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是其他地方所不及的，如果进行充分的开发，绝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学生在家乡进行采风，感受古老而浓郁的纯正的乡间文化，将现场人物访谈的艺术采风教学模式融入写生课教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法。这种美术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绍兴的地域风光及传统文化的更深层次的了解，使其有更加亲近的接触和认识。虽然农村的美术课堂教学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只要教师发掘其优势，用优势来弥补其劣势，将乡土人情融入美术课堂，跳出纯艺术的小圈子，进入美术文化的大环境，注重乡土文化在农村美术教学中的应用，就能用当地的美术资源使农村的美术教学更有生气和活力。

三、乡土美术教育的方法

1.从乡土中寻找真实的家园教师在美术教学过程中应多留些时间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想、去感受、去体会、去欣赏。在美术课堂中，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来到乡间的古老的小山村，与小山村近距离接触。在这里学生可以闻古人所闻，见古人之见，穿越回古代去寻找古人留下的点点滴滴，找回自己的精神本体。

2.在乡土中释放应有的激情绍兴是鲁迅的故乡，也是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祖籍。此地山川秀美，历史人物众多，名人荟萃，为历代人所歌颂。因此，教师应该带领学生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使其认识乡土文化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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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955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6.097

《新课程标准》提出：“认识本土文化是学生学习艺术、认识艺术的基础，是他们走向世界的起点。教师有必要引导学生深入地学习本土文化，从他们的周围环境开始，挖掘生活的美，乡土文化的美。”要求教师将乡土文化融入到教学实践中，本文将针对乡土文化融入高中美术课堂的意义和方法做一简要阐述。

1 乡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的意义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术课堂不仅仅要教会学生美术知识，进行单纯地技能训练，更应该将美术课堂视为一种对文化的学习。

高中美术课堂中融入乡土文化元素，体现了现今教育中以人为本，关注学生自身成长的教育教学理念。将人文精神融入到美术课堂，融入学生身边的乡土文化，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绘画技巧，体现了教学活动中的人文关怀。在学生提高知识，掌握本领的同时，也引导学生关注周围生活，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和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美术课堂教育也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在高中美术课堂教学中融入乡土文化也有利于对乡土文化的保护。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是广大农村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和繁荣的精神寄托，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征之一。在高中课堂上融入乡土文化，是对乡土文化的承认和重视，是对乡土文化积极的沿承，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增强保护乡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心。所以说，在高中美术课堂中融入乡土文化是非有必要的。

2 乡土文化融入美术课堂的手段

2.1 场景教学法

场景教学法是指采用课堂教学与课外拓展的相结合的方法，带学生走进自然，以野外写生的形式，在自然中体味山川之美，结合实地景物，开展乡土教育。

如《野外的景色多迷人》一课，可以带学生走进自然之中，感受乡土气息，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看，白云下游有挺拔的松树，绿油油的草地，像蓝绸子一样清澈的小河里古灵精怪的小鱼，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吹过指尖的微风、自然中涌动的快乐精灵、空气中弥漫的花香鸟语，用自己的双手调和色彩，将野外的景色留在画布上。通过实地考察，学生不难发现野外的景色是有多么的迷人。在野外写生之前可以布置作业，搜集相应资料，培养学生自觉地研究乡土文化，发挥学生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2.2 电子信息技术法

电子信息技术法是指运用现今高速发达的信息技术与手段，组织美术课堂教学。将乡土文化以拍摄、录像、照片搜集等手段，运用电脑设计图、图片展示、文字资料、幻灯片、多媒体大屏幕的方式展现出来。将抽象的乡土文化概念具体到影像资料中，便于理解，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加深学生印象。

如《泥塑建筑》一课，就可以先讲讲相关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展示实地拍摄的照片，观看相应的影视资料。让学生亲耳听到，亲眼见到新河的伟大历史，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了解新河的历史，感知新河的伟大，学生在欣赏中开阔了视野，在欣赏中加深了感悟，一种民族自豪感便自觉涌现心中，学生会自觉地了解家乡文化，保护家乡文化，在源头上有利于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2.3 历史文化陶冶法

历史文化陶冶法是指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除了单纯的技能技巧训练，添加文化熏陶。在进行美术课堂教学活动前，可以搜集相关的历史故事、名人传记，作为辅助资料。

例如《简笔画》一课，课前就可以让学生向长辈询问家乡的名人故事，在书上查找典故传说，课堂上让学生用简笔画画一画心中崇拜的家乡英雄。当学生的画笔依据心中的想象，描绘出英雄模样的那一刻，学生的作画能力有了相应的提升，快速达到教学任务的同时又了解了历史，了解了家乡文化，达到了爱国、爱家乡、保护乡土文化的目的。

2.4 开展校园活动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规划》规定“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把乡土美术教育与校园文化结合起来”。开展各种活动，比如“乡土风情绘画大赛”、“乡土风情写生作品展”、“家乡最美风景展”，增设奖励机制，对优秀者提出表扬，颁发证书。乡土美术教育是一个多元化的教育，历史悠久，学科跨度大，融合难度大，而校园活动作为教学活动之外的辅助，帮助学生快速地了解乡土文化，了解关于历史、人文、地理、风土的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就可以快速地融入到美术课堂中，减少了课堂的阻力，有利于乡土文化与高中美术课堂的快速融合。结合校园实际情况，开展各种活动，各种比赛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丰富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有利于美术课堂的立体、生动、有层次、多元化，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通过这四个方法可以快速有效地将乡土文化渗透入美术教学课堂中，减少教学中的阻力，增强二者的融合性，快速达到教学目的，采用这四种办法美术课堂教学会产生巨大的魅力和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小结

美术课程在乡土文化上蕴含着丰富的开发潜力，在生活中要善于去伪求真，去粗取精，提炼适应学生学习的乡土文化，在利用乡土文化的同时，增强学生的家乡自豪感，自发自觉地保护乡土。不要对乡土文化采取漠视的态度，只要我们将乡土文化重视起来，将乡土文化与美术课堂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将发现乡土文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与灵感，我们的美术课堂也将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尹少淳.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D].首都师范大学.

[2]邓福星.中国美术[M].文化艺术出版社.

[3]张晓凌.另一个世界[M].吉林美术出版社.

篇10

张宗麟认为“社会是因为有孩子而成立，孩子决不是因为社会才能生长”，认为儿童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倡导在幼儿园开展社会教育，构建幼稚园社会课程。认为“幼儿是富有游戏性的，儿童生活大半在游戏中”，社会生活中处处蕴藏着游戏的契机与形式。作为幼儿主要生活内容的游戏，是与社会生活相互融合的。符合幼儿社会生活的游戏既能满足幼儿获得愉悦的动机，也能帮助幼儿通过游戏了解社会（如“拉小黄包车”等）、融入生活。因此，张宗麟认为，幼稚园的教育应该是富有游戏性的，在张宗麟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制订的课程中，游戏不仅是一项独立的课程内容，而且还贯穿于各项活动之中，并认为“此科包含最广，举凡幼稚生活动，倘属自发者皆属之”，阅读、表演、歌唱、图画等活动都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游戏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最佳方法。此外，由于幼儿的社会生活知识并不是靠传授的，而是“自己找得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指导幼儿获得这类知识的方法，而“幼稚生的获得知识完全在工作中、游戏中得来，那么指导幼稚生的工作、游戏也就是指导其怎样获得知识”。因此，游戏与社会相结合的方式，是幼儿获取社会知识最好的方式。

1.2基于国情民性，置办富于童趣的游戏设备

张宗麟认为，教育不能与社会实际情形分离，幼儿园的设备和玩具也应符合儿童需要，适应当地情形。在设备配置上，钢琴、自行车、唱机、跳舞是西洋人人皆会的，所以幼稚园采纳这些为必须设备；然而在中国，如果也设置此种设备，必不能充分发挥其功用，唯有钟、鼓、萧琴之类皆可采为幼稚园常用设备。在玩具取材上，张宗麟一方面认为“利用日常用品以制成者，儿童必爱之”，如火柴杆、肥皂、萝卜、棉花等物品不仅获得容易，而且儿童非常熟悉，取之可以教各种常识，做成玩具时，可教图画手工；另一方面，认为“利用废物制成者，既省钱，又可爱”。在玩具的制作上，张宗麟认为“无论何物能经过师生合作而成者，愈有意味”，幼儿因为各种能力的原因，不能做成精美的物品，然而可以从旁协助教师，例如由木匠制成的玩具，师生可以合作用油漆装饰它。不管是由幼儿自制的玩具还是师幼合作制成的玩具，均能引起幼儿参与和创造的兴趣，更加富有意义。在玩具的玩法上，在教师的指导之外，还“应该让儿童自己发明玩的方法”，不仅可以为幼儿在游戏中、发挥想象力、发展创造力提供空间，也是对幼儿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

1.3依据社会习俗，选择适宜的民间游戏

张宗麟十分重视民间游戏的作用，不仅大量收集儿童喜爱的民间游戏，而且在教育实践中采用相当数量具有教育价值的民间游戏。他认为幼儿在学校所学的游戏，“到了家里就不会去做的，同时，他们整天玩他们愿意玩的东西。这些玩意儿，或者就可称为民间儿童游戏。”民间游戏源于当地社会和当地民俗，广泛流传于民间，游戏的材料和内容简便易得，且与幼儿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民众性、娱乐性与历史传承性的特点。因此，相对于其他游戏而言，民间游戏更贴近特定地区幼儿的社会生活习俗，便于幼儿从中理解并内化相应的社会习俗，且深受幼儿的喜爱，是对幼儿进行社会生活教育的较好形式。

2张宗麟本土化游戏思想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

2.1幼儿教育应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径

张宗麟在进行幼稚教育本土化探索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高度敏感，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幼稚教育的现实情况，从国情出发改造中国的幼稚教育，以本土化的思路解决幼稚园儿童游戏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21世纪，是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国文化交流高度频繁、交流范围及其宽广，全球化己成为时代必然。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幼儿教育要实现科学发展，客观上要求幼教工作者树立全球化的意识，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警惕模仿移植的旋窝。张宗麟及老一辈教育家的实践经验警惕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要基于中国国情将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贯通，使其更具有本土性，从而对中国幼儿教育发挥重要的作用。曾有学者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必须“走得出去，又回得来”。“走的出去”，就是要向相邻学科乃至于全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习，要向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学习；“又回得来”，就是要将所学的这一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成为学前教育观念不断成长的营养成分。

2.2幼儿园应创设符合国情与童趣的游戏设备

合乎国民性，是张宗麟设定玩具的标准之一，要求幼儿园的玩具应摒弃单纯从外国进口等奢侈风气，从本民族特性出发，配备符合国情与童性的游戏设备。张宗麟依据国情指出，“吾国社会虽恶，然而可以采为幼稚园之教具者甚多甚多，静心而求之，各地皆有最优美之材料，宝藏无穷，采用不尽，且不必乞灵与舶来品也”。[6]因此，借鉴张宗麟先生余萍张宗麟本土化游戏思想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启示儿童游戏本土化的探索经验，幼儿园也应在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玩具（如秋千、竹剑、木马等）的同时，鼓励幼儿园教师与幼儿一起节约资源，带动家长将家中废弃物品放入幼儿园以供师幼一起变废为宝，制作幼儿熟悉且有价值的玩具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