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管理制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授权管理制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秀水街市场是北京最有影响的国际旅游购物市场，商标权保护问题突出。分局采取打击防范和引导提升相结合，不断强化市场主办单位保护知识产权意识，促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力推商标授权经营管理制度，使秀水街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得以加强。

1，实施商标授权，打造“品牌秀水”

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面提升秀水形象，分局和秀水街市场管理公司决定共同打造“品牌秀水”。

打造“品牌秀水”，就必须全力推进商标授权经营，弘扬民族品牌，引进中华老字号和中国当代驰名商标，引入国际知名品牌，将秀水市场打造成为一个品牌市场。

为此，分局通过清理清退涉假商户，调整整合业态形式，形成了以中华老字号(包括谦祥益、内联升、盛锡福)为主要特色的中华丝绸一条街和精品走廊，为进一步推行商标授权经营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2，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基金”

商标授权经营的推行，必然涉及商户经营模式的调整和转型，亟须资金支持和扶助。为此，秀水街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基金”，对按商标授权经营要求调整经营方向和经营模式的商户给予租金减免，并为知名品牌进入秀水提供信誉担保，全力推进商标授权经营工作。

3，与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

2006年6月7日，在中国商务部和欧盟高级官员的见证下，秀水街与欧盟20余家国际品牌代表签署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及时有效制止售假行为的谅解备忘录》，其内容主要是双方确定了“二步处理”原则，即市场对第一次被发现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经营者，予以停业整顿：对第二次被发现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的经营者，终止租赁合同；同时，建立有效保障机制，并协助联合维权企业追究销售侵犯知识产权商品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4，汇编《市场管理规范》

在实施商标授权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制定了进货备案登记制、日常巡检制、导购违规记分卡制、黄牌警告制和奖励政策。分局将这些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归纳。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汇编成《市场管理规范》，可供国内同类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借鉴。

二、建立商标数据库。完善商标授权经营制度

为了更好推行商标授权经营管理制度，落实项目管理目标，分局总结团结湖辖区的经验，进一步建立以“一个核心，四项制度”为内容的商标授权经营管理制度。

一个核心：

指导市场主办单位进行商标数据收集，建立所、市场两级商标数据库，形成以商标数据库为核心的商标授权经营制度。

为实时掌握商标授权经营动态。我们为每个市场建立一个商标数据库，把市场内商标信息全部录入微机。对市场商标工作实施量化管理，截止到2006年10月底共收集商标数据7110条。数据库由市场情况统计表、注册商标统计表、未注册商标统计表、商标统计表、重点监控商户统计表五部分组成。

商标授权经营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营者对其经销的带有商标的商品来源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市场主办单位要在市场内实行商标授权经营管理，完善市场自律体系，积极引导商户走“品牌”经营之路。要从调整商品结构人手，疏通渠道，积极引进在国际和国内有竞争力的品牌，将假冒品牌、“傍”名牌、信誉差的商品清退出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项制度：

1，市场商标数据实时分析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商标数量也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为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依托商标层级流转监管机制，利用商标数据库强大的统计功能，对不同市场做出针对性分析，从而快速准确地发现商标侵权行为，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更多地投在被侵犯风险系数高的商标上，从而震慑潜在违法者。商标层级的标准是商标的风险系数，该系数可以通过对商标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来导出。

2，数据交换与信息通报制度

该制度帮助T商部门对市场商标工作实行动态管理，发现问题时能及时与商标权利人及商标人取得联系，实时地做出行政指导：促进经营者、市场主办单位、商标权利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三方搭建工商服务平台：定期对商标授权工作开展培训，请辖区内示范店介绍经验。积极帮助质量好、信誉高的未注册商标注册，让质量好、信誉高的商标受到更全面地保护，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市场良性竞争。

由于商户变更或季节性换货等原因，商标数据库内的数据容易滞后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因此。我们特别注重数据信息的实时更新，要求市场主办单位必须将商标变更情况统计列入日常管理工作中，每周向工商所报送市场商标变更情况统计表，工商所每月汇总。工商所市场外勤在日常巡查中也要将商标变更情况列入工作内容。将巡查中所获得的信息及时录入数据库。

3，以商标权流转层级为依托的商标分类监管制度

根据商标权流转的不同途径，分局制定了相应的监管要求。对于注册商标采取以商标权流转方式为依据的自有品牌、品牌、多级品牌、进口品牌实施层级监管，经营者对每一类品牌商品来源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对于未注册商标以国内品牌和进口品牌为划分标准实施单独监管。这种模式能够使市场主办单位在日常管理中更有效地将侵权商品清理出市场，能够帮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更及时、准确地打击商标侵权行为。

4，以户管标、以标管货的日常监管制度

篇2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以下简称土地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具体包括：

（一）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

（二）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

（三）处置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

（四）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

（五）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

（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土部门）依法出租国有土地向承租者收取的土地租金收入；

（七）出租划拨土地上的房屋应当上缴的土地收益；

（八）土地使用者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向市、区（市）县政府缴纳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等费用（不含征地管理费）；

（九）其他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

第三条财政部门、国土部门、地方国库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做好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相关工作。

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和征收管理；国土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出让收入的征收；地方国库负责办理土地出让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和拨付等各项业务，及时向财政部门、国土部门提供相关报表和资料。具体操作为：土地出让收入入库当日，地方国库向财政部门提供入库款项信息资料，次日，财政部门向国土部门提供入库款项信息资料。

第四条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政府基金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地方政府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地方国库中设立专账，专门核算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情况。

第二章预决算管理

第五条国土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在每年第三季度按规定编制下一年度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纳入基金收支预算，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执行。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可按预算法相关规定程序对预算进行调整。

第六条编制年度土地出让收支预算要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土地出让收入预算按照上年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地价水平等因素编制；土地出让支出预算根据预计年度土地出让收入情况，按照年度土地征收计划、拆迁计划以及规定的用途、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等因素编制。

第七条在预算未经规定程序完成审批前，为保证土地出让工作的顺利推进，可由财政部门根据土地出让收入的缴库情况，采取预拨的方式，在国土部门提交拨款申请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及时将土地成本拨付到国土部门，预拨款不低于入库土地价款的70%。

第八条考虑到土地出让项目的不确定性，未在预算中填列的土地出让项目，财政部门可根据该项目的土地收入缴库情况，采取预拨的方式，在国土部门提交拨款申请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不低于入库土地价款的70%拨付到国土部门，并按规定程序做好预算调整及相关账务处理。

第九条财政部门、国土部门和地方国库要建立土地出让收入每月定期对帐制度，对应缴、已缴和欠缴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数额进行定期核对，确保有关数据的准确无误。

第十条每年年度终了，财政部门和国土部门应按规定编制土地出让收支决算，纳入相应的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

第三章征收管理

第十一条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由国土部门负责具体征收。

第十二条国土部门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应当明确约定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应当缴纳的土地出让收入具体数额、缴交时限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三条国土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督促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以下简称受让人）严格履行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确保将应缴的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地方国库。对未按照缴款通知书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并提供有效缴款凭证的，国土部门不予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十四条采取协议、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竞买者交纳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包括划拨土地预付款和出让用地预申请资金），由国土部门收取，预付款可用于土地征收补偿支出。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成交后，中标者交纳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抵作土地成交价款，除用于土地征收工作的预付款外，定金、保证金由国土部门填制非税收入缴款书缴入国库，中标者将土地成交价款与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的差额部分直接缴入国库。未中标者交纳的定金、保证金和预付款由国土部门不计利息直接退还于竞买人。

经批准垫资进行储备土地一级开发的单位参与后期土地出让并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可只缴纳超过所垫成本资金部分的土地价款。

第十五条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处置抵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若发生退库事项，财政部门依据国土部门提供的相关材料和有关规定到地方国库办理退库，退库资金应退付给国土部门，再由国土部门退还给缴款人。

第十七条任何部门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以奖、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

第四章使用管理

第十八条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廉租房保障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第十九条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按照经批准的预算执行。其中，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支出、土地出让业务支出、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以及其他属于国土部门的支出，由财政部门依据预算（或采用预拨方式）拨付给国土部门。

第二十条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其他征地补偿安置相关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土地开发支出。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财政部门规定的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主要包括：因出让土地涉及的需要进行的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明、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新增建设用地应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征地管理费、耕地开垦费等税费；银行贷款利息；土地储备管理费，以实现土地供应的出让价为基数，按2%比例确认列支，拨付到土地储备机构，可用于弥补储备交易机构日常经费不足。

第二十二条支农支出。包括用于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农业土地开发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一）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用于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的补贴支出。

（二）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用于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支出，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征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昆政发〔2006〕50号）规定的按3万元/亩标准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实行专户管理，全市统筹，专门用于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三）农业土地开发支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建〔2004〕174号）和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综〔2007〕151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纯收益的21%计提，主要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的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

（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用于农村饮水、沼气、道路、环境、卫生、教育以及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

在具体工作中，可将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进行统筹安排使用，全额用于对“三农”的投入。

第二十三条城市建设支出。含完善国有土地使用功能的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支出。

第二十四条其他支出。包括土地出让业务费、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城镇廉租住房保障支出以及支付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等。

（一）土地出让业务费。包括出让土地需要支付的土地勘测费、评估费、公告费、场地租金、招拍挂费和评标费用、其他与土地出让相关的费用，按土地出让纯收益的2%计提。

（二）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规定执行。

（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云政办发〔2007〕193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纯收益的10%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支出。

（四）城镇廉租住房保障支出。按照《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落实城镇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的通知》（财综〔2006〕25号）和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综〔2007〕151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纯收益的10%计提廉租住房保障支出，专项用于购建城镇廉租住房、向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发放租赁住房补贴等。

（五）保障公交优先资金支出。按照土地出让纯收益的5%计提保障公交优先资金支出，专项用于保障城市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和建设。

（六）支付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支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用于支付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支出。

（七）上缴省级土地出让纯收益。根据云政办发〔2007〕193号文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纯收益的9%计提上缴省级土地出让纯收益，用于全省农业土地开发。

第二十五条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和拆迁补偿费、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纳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出让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涉及的拆迁补偿费要严格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支付，有效保障被拆迁权利人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建立对被征地农民发放征地补偿费的公示制度，改革发放方式，减少中间环节，防止被截留、挤占和挪用，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财政部门、国土部门、地方国库和审计部门要建立健全对土地出让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对土地出让收支的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支出严格按照财政预算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不按土地出让合同、划拨用地批准文件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1‰的违约金，在缴清前取消其参与土地招拍挂的资格。

篇3

一、股权转让税收征管现状及难点

（一）股权转让税收政策不完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投资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投资者之间转让企业股权的现象日趋普遍，转让形式也日益复杂。由于股权转让比较隐蔽，纳税人利用现行税收政策间隙来逃避缴纳税收问题较为突出。我国现行股权转让税收政策散落于各个单行文中，未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文件，给投资者以筹划空间，给税务机关的执法带来难度。此外，对股权转让税收征管的框架性规定，在执法过程中仍存在着模糊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的存在，造成国家税收流失。（二）股权转让的有效信息难以获取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企业股东发生变化，要到工商部门作股权变更登记。一些企业虽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但由于企业本身税法观念淡薄而没有及时到税务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或者故意不到税务机关变更税务登记。而工商行政机关与税务机关尚未完全实现信息共享，据笔者了解，目前各地税务机关与工商部门的联系和协作程度不一，大部分税务机关与工商部门的协作还是停留在事后告知阶段。税务机关无法及时获取相关交易信息，难以及时有效介入管理，造成税收流失。（三）股权转让的真实价格难以核定目前，一些股权转让方为了逃避相关税收，往往会达成某种默契，签订一份平价转让或低于实际转让额的虚假股权转让合同，税务机关要取得其真实转让价格信息，在调查取证时存在很大难度。而税务机关对被投资企业股东的投资来源和收益没有审核权和追溯既往权，造成股权转让时大量税款流失。虽然《税收征管法》明确了对于计税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况可以核定计税价格,?但未明确具体操作手段。通过何种方式确定征纳双方均能接受的合理的股权转让价格，是税务机关的一大难题。（四）故意错用会计处理方法或税收政策少缴税款由于企业所属行业的差异，其会计处理方法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部分企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不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财务处理，故意混淆，以达到逃避纳税的目的。而税收与会计本身也存在政策差异，企业不按照税法相关规定进行纳税调整时有发生。一些企业在股权转让中，故意错用税收政策，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五）纳税人违法成本较低一些税法遵从度低的纳税人为逃避纳税义务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双方可能会签订两份价格不同的真假合同，合同中的转让价格与真实交易金额相差巨大，征纳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税务机关对这类纳税不诚信行为控管的范围和力度极其有限。对于纳税人而言，偷逃税的利益是现实的，被税务机关发现却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退而言之，即使被税务机关发现，也不过补缴税款、滞纳金，象征性的处罚了事，偷税成本仍在纳税人的心理预期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利用这种方法偷逃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二、完善股权转让税收管理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股权转让税收政策国家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认真贯彻关于保护劳动致富，完善规范分配机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个人所得税法中将财产转让税目作进一步细化，增设股权转让税目，区别对待个人劳动所得、正当性投资所得，对投机性所得设置较高档的税率或累进税率。鉴于自然人股权转让行为逐渐普遍，建议国家应出台专门的《自然人股权转让税收管理办法》，对现存的股权转让的有关规定进行整合，并统一自然人转让上市公司股权、非上市公司股权的税收政策，真正做到公平税负。税务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税收政策，要求股东在进行股权交易时，必须申报交易基本情况，并将其纳入日常管理。进一步明确股权变更的财务处理办法，界定财务管理人员责任，督促其依法核算。（二）加强股权转让信息的监控管理为提高股权转让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税务机关应建立股权转让信息监控系统和信息共享网络。股权转让监控系统应涵盖从外部信息的采集及自动更新，到动态反映投资者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再到定期比对分析各类涉税数据，筛选、提示并推送疑点，最后由税务机关根据疑点采取相应的征管措施。同时，股权转让的征收管理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税务机关要加强与工商、银行、土地、房管等部门的信息交换和比对，要以立法的形式，构建固定的信息传递系统，多渠道全面掌握个人的收入和财产信息，依靠社会综合治税力量实现对该类税源的及时有效控管。（三）建立股权转让价格合理定价机制针对股权转让价格真实性难以核实的实际情况，税务机关应以精干力量基础，成立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股权转让等案件的评估检查。同时，完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充分利用纳税评估，加大对股权转让的评估力度，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其次要适当引入中介评估定价机制，完善核定征收体系。对于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低的情况，可以借鉴国外的普遍做法，引入中立的第三方中介结构，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评估定价，减少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四）加强对股权转让企业财务处理的规范管理目前我国虽然已颁布了新的《会计法》，一些私营企业受利益的驱动，财务会计随意处理、弄虚作假的现象普遍存在。建议进一步明确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协作，进行有明确目标的监督管理，每年组织对企业的会计工作进行检查，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和会计人员的处罚力度，建议全面推行新会计准则。税务机关要加强对企业书面备案资料进行审核，防止企业错用政策规定。并做好后续管理工作，将股权变动信息录入征管系统，登记好股权转让电子台帐。（五）提高纳税不遵从成本鉴于目前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难以鉴别，可考虑向社会广泛征集股权交易的线索，充分利用第三方信息与股权转让当事人提供的信息交叉比对，经查证后属虚假合同的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引入股权转让所得诚信管理机制。通过全程监控投资者的股权变动，并据此设定相应的诚信等级，对有“不良纳税记录”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可以拒开完税凭证，将其不诚信记录传递给金融机构和劳动部门，还将追究其偷逃税的责任。二是强化违法处罚力度。对于涉嫌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纳税人，必须严格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进行处罚，提高纳税不遵从成本，达到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标准的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作者：张英明勒枫林梁伟万里虹单位：新建县地方税务局

篇4

税收自由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实践证明，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权力，它的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它不加以控制，就会侵蚀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控制体系。

一、税收自由裁量权及其制度控制体系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3．权力适用标准的自由决定。税法对税务机关运用权力处理具体事件的标准未作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缺乏认定标准的法定条件，由税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运用权力的标准。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严重的违法行为可给予2000元至10000元的从重处罚，但什么样的情节为“严重”的标准并不具体明确，而由税务机关裁量决定。

4．权力适用幅度的自由确定。税法在税收执法权的行使上规定了一定的幅度，税务机关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内对特定的事项做出适当的处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罚款的幅度，在这个幅度内，税务机关可以酌情决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5．权力行使时限的选择。税收法律、法规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规定具体的时限，税务机关在何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仍以《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条为例，其中“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税法对“限期”没有具体的规定，此时税务机关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构成

综观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执法体系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创设，主要体现在《征管法》中集中于执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实要件阶段的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依法治税要求的情况下，提出事实要件裁量，可能破坏税收法治的统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税收行政救济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滞的情况下，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难保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行政执法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来解决，而不能由税收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执法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事实要件的自由裁量会增加税收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加大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因此，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也主要是针对税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创设，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证。在立法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参与意见的机会，并将该程序引申至包括税收行政法规等各类税收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从源头上确保纳税人制约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2)执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将与纳税人合法权益直接相关的税收执法程序，如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税收处罚程序、税收行政强制程序等，纳入法律规范的控管范围，实现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通过税务机关的自身监督、内部的税务行政复议、外部(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审查对税务机关因自由裁量失当对纳税人权益造成的损害进行事后救济，通过责任追查对非法裁量行为进行警示和控制。

二、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的目标

税收管理实践充分说明：税收自由裁量权既有存在的绝对必要，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越界行使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建立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控制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实现对税收自由裁量权以下两个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税务行政的起点是依法治税，这一目标既是对纳税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税务机关行政的方向。税收自由裁量权是税务行政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之一，也应该以法治为准绳，所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起点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规定。合法性控制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最基本的要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审查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税务机关行使行政管理不仅要遵循实体法，还要遵循程序法，同时税收行政裁量必须在税收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按照法律规定的适用对象、条件范围、行为期限，依法律规定的程序选择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的实质要求

2004年3月，国务院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这些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合理行政”原则。

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复杂，自由裁量权日益得以扩张，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质上不合理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对自由裁量权的更高层次的规范就是税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证。它要求执法行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实质上要合理，这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最终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则相对于“合法行政”原则，是对行政机关更高级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则，要求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适当原则。该原则要求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税收行政行为应当与相对人的行为事实、性质定位、情节轻重、社会影响相配比。

三、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从我国当前的税收执法来看，税收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在税收立法、执法还是司法上都对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专断和无常行使动摇了税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权力寻租和行败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税收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缺少税收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和总体理念

目前世界各国赋予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确其基本范围，或是分散在相关条文中，我国属后一种情况。就整个税法体系而言，缺乏一个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税收征管制度的长期影响，税收自由裁量权缺少个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积淀和对个人权利的充分尊重，总体表现为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体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具有综合性、本原性、稳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内容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二，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则对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是后继立法的出发点；其四，从法律实施上看，法律原则指导着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可以弥补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在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法律原则十分发达，并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非专断、反复无常或滥用权力”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都是保证自由裁量权公正运行的基本原则。

(二)税务系统内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准则

由于税收行政活动的变化性、复杂性、专业性、技术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但是现代行政法规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法律本身的实体性标准日趋抽象公设化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内容日渐细则化和明细化。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充分了解本领域的行政实践经验，从而具有“提炼”本系统内部富有实际操作性和明确统一标准的能力，“为了对行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限制，应当鼓励行政机关通过连续的行政立法，将行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理性和智慧规则化”，例如税务机关为了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细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上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限制。裁量基准一经建立，在税收科层制管理体系下有利于提高税收自由裁量的层次，抑制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恣意和专横；有利于加强对税收行政裁量行为的层级监督，制约裁量领域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但是，目前我国税收机关内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标准统一层级较低，难以保证税收行政执法的统一性、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不利于税务部门内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裁决。(三)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制度不尽完善，理由说明制度缺失

由于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膨胀和扩张，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制度往往难以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进行预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为制约、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的重要举措。税收法律程序是税务机关在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方式。诚如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在生命的表现”。程序控制要求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各项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其中，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为合理性说明制度，该制度能够敦促行政机关认真考虑问题，制止自由裁量权恣意行使。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实裁定，但需要解释和说明”。对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自由裁量行为，行政人员有义务说明法律根据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国在税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这一制度。

(四)税收自由裁量失当的事后救济制度不利于对自由裁量行为的实际控制

因税收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实行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救济方式。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是一种内部纠错机制。与外部的司法审查制度相比，行政复议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缺点：其一，垂直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复议机构缺乏中性。税务行政复议实行条条管辖模式，由于部门间联系密切、职责相关，甚至利益与共，因此复议监督往往难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税务行政复议一般采取书面审理形式，因此复议过程中没有言辞辩论、相互质证，不利于通过观点碰撞认定事实。其三，作为一种内部的纠错机制和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如果外部控制机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够，税务行政复议就会存在“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规避法律、躲避司法审查现象的出现。其四，税务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提高了事后救济的门槛。《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仅规定了复议前置程序，而且对复议前置附加了先行纳税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条件，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限制了相对人的救济权利，部分自由裁量行为因相对人资格受限而免于审查，不利于实现公正的裁量和从根本解决税务行政纠纷。

与此同时，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也存在履行障碍：一是税务行政执法专业性强，部分涉税案件案情复杂，在没有专业的税务法院或税务法庭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救济，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对税收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容易引发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门因审慎对待而谨慎为之。三是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看，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相关主体购买“救济产品”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救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过救济来“复原”权力的费用过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数主体都拒之于救济之外，那么救济就不能实现。四是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利于全面控制税收自由裁量权。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集中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是合法性审查。

四、完善税收自由裁量权制度控制体系的建议

(一)税务行政机关应致力于建立规定裁量基准的内部行政规则

自由裁量权部分归因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局限、语义的模糊特性、固定规则与流动现实的矛盾及执行人的个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机关有大量的行政实践经验，有可能进一步“提炼”出具有实际操作性、更细致深入、更明确的裁量标准。因此，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量化的实施办法，缩小自由裁量空间，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一是要细化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缩小税务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依托信息平台，固化自由裁量权。对税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为，通过相应的管理模块创设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刻度表”，变主观裁量为客观裁量。三是遵循惯例和先例原则，保持内部行政标准的相对稳定和连续，对同一类税务行政行为的认定和处理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力求相同情况平等对待，同类情况符合比例原则，责罚相当，前后事件处理一致。税务行政内部准则一方面可以确保裁量行为的统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税务行政裁量行为的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提供参照。

(二)建立以税务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为价值(实质)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统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也就是说，程序在过程上应当遵循通过理性说服和论证做出决定的要求，不是恣意、专断地做出决定。程序理性是正确行使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保证，税务执法实践也充分证明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往往与程序不合法相伴随。理性程序制度不仅要求税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应满足执法合理性的实质要求。

行政行为理由说明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做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诸多因素。对于理性程序的运作来说，理由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1)理由说明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恣意、专断、偏私等因素，因为只有客观、公正的理由才能够经得起公开的推敲，才能够有说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说明制度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的一个有效环节和机制。(2)理由说明制度有助于对决定不满而准备提起申诉的当事人认真考虑是否要申诉，以何种理由申诉，避免无谓和无效诉讼。(3)理由说明是程序公开的体现，意味着对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与尊严的对等和尊重，当事人知悉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动机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为的调整。(4)理由说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为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决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当事人双方对立。(5)说明制度可以形成惯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护，有助于行政救济和司法审查。可见，理由说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关键一环，要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就必须要求行政主体在其决定中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

(三)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为降低纳税人的权利救济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际行使过程中，由于税务人员千差万别，个人素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将会导致对法律、规章的理解不同从而也就会产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监督和救济制度。与税务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内救济“以其符合专业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优势，为现代行政救济制度所广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国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尚不完善，制约了税收相对人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虑：(1)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严格实行复议机构的职责独立、机构独立；(2)放宽条件限制，实行选择性复议前置制度，提高救济方式的灵活性；(3)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减少列举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围“盲区”；(4)将税务行政复议资格扩大到间接行政相对人，以更好地保护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5)改革审理方式，试行辩论、质证等开庭审理方式，引入陪审制，提高纳税人对税务行政复议结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四)创新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审查不是对“行政自治”的总体否定，其目标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权，而是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机关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尽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通过纠错实行权利救济，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强制压力，规范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了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扩大司法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范围，突破审查范围的限制，避免审查标准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税收司法审查人员的业务能力，保证司法监督的有效性。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我国的行政庭法官必须是通晓税收、会计、法律的复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必须是专职的税务法官才能胜任。再次，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最后，应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确立司法审查的参照标准，弥合成文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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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曾几何时的秀水街诉讼案,使得位于北京市繁华地段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秀水商厦”一度卷入了备受国际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的漩涡中。2006年5月,一封律师函来到秀水豪森公司,要求其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某些商户销售假冒商品的侵权行为。2006年9月15日,5家国际品牌公司将秀水商厦的经营者秀水豪森公司和其下5家商户作为共同被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讼。状认为商户的销售行为已经构成对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秀水豪森公司不予制止,而且提供经营场所,纵容侵权行为的继续,因而与5家商户构成共同侵权。遭到后,秀水豪森公司于9月底解除了与这5家商户的合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9日宣判原告胜诉,判决被告秀水豪森公司和5家商户承担1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

这一判决意味着国内零售商场经营者将对发生在商场中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承担更为积极的法律责任。这个只有10万元赔偿额的案件被媒体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近年来,作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整个销售产业链的终端,越来越多的大型商场、超市卷入知识产权纠纷,致使中国的零售业警钟不断。批发零售市场的知识产权管理难的问题提到了亟待解决的日程上。

二、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

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不仅可以促进商场、超市等大型商业零售企业诚信经营,加强监管与规范,杜绝假冒知识产权商品销售,而且切实维护了权利人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进入商场、超市商品的知识产权管理,净化经营环境,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商品经营秩序。

第一,加强进货、收货及销售环节的知识产权管理,严格把好这三道关卡。在整个商品流通的环节中,尤其是在商品进场前,商品进货部门首先对商品、包装、商品说明书进行检查,对标注专利号、专利标记、商标、版权信息的商品进行确认、登记,建立相关的知识产权商品数据库。在进货时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以证明其商品的合法来源。

对于专利商品,应当审核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方式的规范性,是否符合专利法和相关规章的规定。如果仅有专利标记,没有专利号,则要求供货方标明专利号。对于标有专利标记或专利号的商品,应当要求供货方提供专利证书或者专利登记簿副本,最近一年缴纳专利年费收据,制造商与专利权人不一致的,属于受让他人专利权的,要求提供专利权受让后的专利登记簿副本,属于被许可实施专利技术的,要求提供登记备案的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以上相关证明文件要予以备案。

对于未注册商标商品,商标标识上不能擅自标注“注册商标”、“注”、“R”等注册标记,同时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核。对于注册商标商品,要求供货方提供《商标注册证》或合法有效的《商标注册证》影印件,并审核以下相关项目:商标注册的有效期; 商品包装上标注的企业名称,地址应与商标所有人名义,地址一致;商品包装上标注的商标文字,图形或其组合应与注册证上的商标文字,图形或其组合一致;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应在核准注册的商品范围内;商品商标属许可使用的,应查验被许可人提供的经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备案的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或合法有效的合同副本复印件。

如果供货方无法提供上述证明材料的,商品进货部门则应要求供货方将所标注的专利号、专利标记、注册商标标记等相关内容消除或者覆盖后,方可准许上柜销售。

第二,切实强化合同管理,明晰双方权利义务及约定知识产权相关条款。商业单位在与供货方签订合同时,应当与供货方订立知识产权动态更新的条款,要求供货方对提供的知识产权商品在发生权利变更(延续、转让、放弃、失效)时,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主动更换商品上相应的权利标记。

同时,还应当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义务和相关内容写入合同中。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采购、销售的商品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承诺;规范使用知识产权标记、标识;知识产权侵权的责任承担和解决方式。在合同中可以约定商场有权要求供应商在一定期限内提供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否则商场有权暂停有关产品销售。商场一方还有权定期检查其在售商品的知识产权状况,也可以要求提供原件以作验证、纠正标识错误等,但须对供应商提交的知识产权有关文件承担必要的保密义务。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可以在合同中增加“如果商业单位因销售由供货方提供的商品而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的,由供货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条款。在合同的“违约责任”中明确,如被行政、司法机关认定侵权,供应商应当按已售侵权商品市场总价格一定比例支付违约金;给商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声誉损害的,商场保留单方面解除双方租赁合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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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矩不成方圆”，法度立则国家兴，制度严则，制度严则效能高。该企业经过多年的辉煌发展，无论内外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资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以完善制度促进资产管理水平的提高，一落实制度推动资产效率、效能的提升，为资产创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紧密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始终把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资产管理工作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企业资产安全有效运营，推动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

“沧海桑田”，无论是“分开份理”还是“重组整合”，资产管理在企业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实践中，我们积极探索公司制企业充分发挥资产管理作用的有效途径，通过完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管理工作职责，官方向，定政策，摸家底、促发展。增效益，较好地发挥了资产管理核心作用。

1.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监督约束效能，规范管理行为。企业进一步强化了资产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事业单位都应将完善资产管理的各项制度作为首要工作，以规范和指导本单位的资产管理行为。我们重新梳理部门各项职能、职责，统筹考虑资产管理实际情况，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各单位资产管理人员意见，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编制并下发一系列管理办法确保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解决了资产管理由谁抓、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明确了各级资产管理人员干什么、怎么干、干不好怎么办的问题。同时，通过加强资产管理制度建设，规范企业的资产管理行为，强化资产管理，为规范管理，科学理财，构建职能明确、职责清晰、统一规范、流程合理、管理高效的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奠定基础。

2.以完善重点业务制度建设促进各项工作，强化基础管理，把资产工作落实到实处。

维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资产保值增值，效益最大化是资产管理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资产制度建设中的重点。重点业务制度的建设不仅保证了资产管理核心业务发挥作用，同时有利于发现问题，纠正问题，解决问题。保证资产管理的重要事务、重大决策向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稳步推进。

3.形成管理创新机制，保证制度建设满足资产管理发展的需要。

制度是前提，管理是手段。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制定了多项资产管理制度和程序文件。但制度仍然存在真空和漏洞，某些方面职责、责任不明；制度管控不严，执行时不到位；执行过程中避重就轻，不真动真格的等问题导致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现象，也丧失了制度的执行力。因此，实现资产管理中首先应建立完备的“制度防线”。在制度建立和完善工作中，应注意一下几点：

(1)要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通过详细界定在管理层级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让全体员工明白资产管理该干什么、该怎样干、何时干以及干错会怎样等等。

(2)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在过程中，要遵循“横线到边、纵向到底，职责不交叉重叠”，“谁直管、谁负责；谁监督、谁负责；谁检查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上级查出问题由其直属下级负责”的原则，确保资产管理工作时时有人自觉去管、事事有人主动去问的局面。

(3)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要充分结合本公司的生产实际，按照“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追求制度人性化、可操作性和长远性，全体员工是各项资产管理制度的执行者，也是我们搞好资产管理工作的根本，过急和过于苛刻的管理制度，不仅其可操作性受影响，也会挫伤员工参与管理的热情。

二、完善基层资产管理制度，促进资产管理与生产经营的有机融合

基层资产管理制度是企业资产管理工作的重心和基础。各级资产管理部门从加强基层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出发，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基层资产的职责、标准，规范了用制度保证了资产工作于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紧密融合。预防资产流失，使资产的到了有效利用。

三、执行制度，科学管理，确保制度规范工作的严肃性

发挥资产管理建设的效用，关键在于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也就是要在提高“制度”的监督实效上求深入。好的制度决不能束之高阁，更不能用以粉饰工作。制度已经建立，就要认真落实。难点就在于如何避免因个人意志或情感的偏移而使适度无法贯彻实施的问题。为此，我们在执行制度方面，围绕三个重点，保证了制度的有力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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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过程中的国家权益收益是指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和投资收益，权益管理是矿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国家财产权益、调节资源开发中各方利益的重要抓手。目前，我国体现矿产资源国家权益的租税有：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业权价款、矿业权使用费、以及石油特别收益金（见表1），其征收与分配方式如表2所示。

二、当前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存在名目繁多、名实不符、国家利益严重流失、资源收益未惠及全民、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极度扭曲等问题，造成“国家微利、企业暴利、居民无利”。本文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真正代表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被边缘化，改革后的以从价计征的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事实上重叠。二是地方区域性“收费”政策稀释了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费率和征收的实际入库率低，造成国家财产收益大量流失。一方面，地方区域性“收费”如云南征收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新疆增收的煤炭资源地方经济发展费、湖南等省征收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等稀释了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2007—2010年期间，云南省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额为4.27亿元、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为27.25亿元，后者比前者高6倍之多。另一方面，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低，平均水平仅为1.18%。根据当时对黄金、锡矿、磷矿、水泥灰岩等21种矿产费率的测算论证，其合理费率标准应在10%左右。根据茅于轼等（2008）对煤炭资源补偿费费率的测算，其合理水平应在8%左右。此外，还存在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实际入库率低、征收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近十年来矿产资源补偿费占矿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0.4%～0.63%。三是矿业权价款和资源税改革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矿业权投资收益侵占了资源财产收益，而对矿产全面征收的资源税又失去了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四是80%以上的资源收益归属于省级及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大多数资源所在的社区并未享受到应有的权益，没有体现“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的原则。这违背了我国基本法律制度，导致在资源管理过程中经济关系混乱、利益分配失衡。

三、完善我国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制度

为了维护国家财产权益，兼顾各方利益，发挥经济手段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必须以理顺资源开发中的经济关系、深化资源有偿制度改革为基本思路与目标任务，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制度。在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要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维护国家财产权益，改革矿产资源补偿费权利金制度，建立浮动费率调节机制，调节矿业投资人收益；强化矿业权有偿取得，明确两权价款性质，正确处理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与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建立探矿权价款征缴后置制度，鼓励勘查投资；提高矿业权使用费标准和最低勘查投资标准，建立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标准动态调节机制，促进勘查投资与作业，调控资源开采总量；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矿地发展之间的关系，兼顾矿区群众利益，制定鼓励资源开采企业直接分配给矿地居民的政策措施；改革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关系，适当提高中央政府在资源收益分配中的比重，实现矿产开发反补勘查的经济机制和宏观调控机能，地方政府所分配的收益应直接向资源所在地县级以下政府倾斜，调动地方政府在资源勘查开发监管方面的积极性。当前，为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权益管理制度应积极推进以下工作。

1、建立以权利金为核心的资源收益管理制度

按照国际惯例，应改资源补偿费为权利金，建立以权利金为核心的资源收益分配管理制度。当前最主要的是要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的调整，适当提高费率标准，建立矿产资源补偿费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实施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细则），强化资源补偿费征管。此外，还应积极推动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的改革，制定权利金制度改革方案，推动《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向《矿产资源权利金征收管理办法》改革，为最终建立权利金制度打下基础。

2、明确矿业权价款和使用费性质，改革价款和使用费制度

一是要改革矿业权价款征缴制度。矿业权价款只体现了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形成的矿产地出让收益，没有反映地方政府的投资收益，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矿业权价款收益分配比例应按照矿业权投资比重确定。二是应明确矿业权使用费的性质，探索改革矿业权使用费制度的路径，适当提高费率标准，建立矿产地租金制度，促进勘查作业健康发展，使矿产资源开采能够高效运行。

3、调整资源税改革的合理化方向，建立资源超额租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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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是医院中高风险，高强度的科室，很容易发生安全隐患[1]。因此，手术室中的安全管理非常重要。本文中在我院2016年4月进行严格实行手术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2016年4月进行严格实行手术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其中，在2015年4月到2016年4月期间，手术室共进行5200台手术，在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期间共进行6400台手术。记录两年间手术室中出现的护理差错，并进行比较。

1.2 方法

1.2.1 根据之前手术室中出现的护理差错，发现其中的安全隐患（1）在手术的过程中，手术医师对护理人员下达的是口头的医嘱，而护理人员在记录中发生遗漏或者记录不全的情况。（2）洗手的护理人员由于对新的手术的操作不了解，导致不能很好的配合手术医生进行手术，从而引起安全隐患。（3）由于手术的排班以及人员的安排不合理，我院中手术较多，护理人员的素质具有较大的差异，或者护理人员将负面的情绪带入到手术中导致出现安全隐患。（4）在护理的过程中，由于护理人员没有听清患者的反应或者护理人员不经意间的话，对患者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1.2.2 在手?g中出现异物留在患者体内（1）由于护理人员没有在手术前准备好，导致没有数清物品，导致异物留在患者体内。（2）有少数的医生具有不良的操作习惯，在手术中将整块的纱布放入患者体内进行止血，护理人员对此不清楚，出现异物留在患者体内。（3）护理人员在工作中防范的意识较差，如手术包不按照常规放置，没有清点物品的统一的流程等。

1.2.3 加强安全管理措施（1）将手术中抢救的流程中设计手术记录单，肢体的观察单，液体输注单，口头医嘱补记单，生命特征的记录单等，可以减少护理人员的描述和记录，并突出急救的全面和规范。（2）选取具有事业心，上进心的护理人员进行进修学习，并传授给医院的全体护理人员。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新技术以及新机器，并制定工作流程，在工作间悬挂，让护理人员记住，消除由于不熟悉工作的情况发生的护理差错。（3）在手术室的护理工作中排班非常重要。在排班时要根据护理人员的身体的情况，年龄，业务能力，学历等因素，让各层次的护理人员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可以有效的提高护理效率。（4）在护理中要注意以患者为中心，认真听取患者的诉说，认真观察患者的反应，防止出现护理的差错。（5）在手术前需要严格的清点物品，并由护士长进行检查以及考核。在清点物品时做到医生与护理人员相互监督的情况。（6）将手术的器械包，敷料包的内容物进行规范，将内容物的清单贴在包上，并将清点的过程程序化，在操作台上贴上清点的程序。

2.结果

在2015年4月到2016年4月一共做了5200台手术，其中有1台发生事故，有20台出现不良的事件。在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一共做了6400台手术，其中有0台发生事故，有2台发生不良事件。严格实施手术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后，手术室中护理差错的发生率小于实施前，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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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债券是一种混合性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适用传统金融商品税法规范。只有在充分揭示巨灾债券的全部运作结构，而不是强调证券化的某一环节才能对巨灾债券准确定性。因此，在研究巨灾债券课税规则之前，分析巨灾债券的运作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巨灾债券的发行一般是通过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发起设立的特殊目的再保险人（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SPRV）进行的，巨灾债券证券化的流程借鉴了传统证券化的技术。巨灾债券的运作流程可做如下概述：第一，创立特殊目的机构（SPRV），并使其破产隔离；第二，SPRV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募集所需资金；第三，SPRV与创始机构（原保险人或再保险人）订立再保险合同，并收取保费；第四，将债券募集资金和保费用于投资；第五，确保SPRV及其投资运作安全；第六，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及利息，如有巨灾事故发生时履行再保险合同下的赔付义务。

二、我国巨灾债券的税收理念

（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巨灾债券交易主体从事金融创新的风险

巨灾债券问世至今不到二十年，其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日本、台湾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发行过巨灾债券。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是借用了传统证券化技术将巨灾保险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的一项金融创新，制约该金融创新产品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产品定价、投资者的接受度、监管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对巨灾债券参与主体来说，从产品的设计、证券化载体的设立、债券发行、资金管理等环节，均面临不同的风险。一方面，在具体巨灾债券设计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该金融创新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另一方面，即使取得产品创新设计成果，由于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巨灾债券证券化的实施也有可能受到阻碍或使实施的经济效果严重偏离预期。金融创新的风险越高，市场主体从事创新的意愿越低。 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金融创新风险，增强巨灾债券交易主体风险承担的能力。

（二）运用税收工具增加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巨灾债券的供给

我国主要运用财政资金对巨灾损失进行救助，至今仍未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我国是巨灾多发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不能有效补偿巨灾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政府主导型的巨灾保险财税政策模式一般适合经济发达、政府财力雄厚的国家采用。因此，我国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层次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对于灾害预防和灾后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提供巨灾风险管理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巨灾再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以巨灾债券为代表的新型风险转移机制起到了很好的再保险补充功能。可见，巨灾债券的公共产品属性是非常强的。税收政策存在的正当合理性就在于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惩罚，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其他行为进行干预和诱导，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由于保险与生俱来的公益性与社会保障性，各国对保险业一般都采取扶持的政策，对保费收入征收比较低的货物和劳务税。巨灾债券作为替代性风险转移机制，通过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与保险技术，运用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的资金为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减轻了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的负担，减少了全体纳税人的支出。因此，给予巨灾债券税收优惠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不仅减少了巨灾债券参与人税收负担，也有利于灾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基于我国巨灾保险事业急需发展的客观现实，我国应尽快出台巨灾债券的监管及税收政策，区分不同产品类型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金融主体勇于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巨灾风险保障产品。

三、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制度

利息与股息的区分除关系到公司层面的可抵扣性外，也影响到接受者的税率。对于投资者收到权益型证券的偿付视为获取股利，机构投资者要缴纳所得税；而对于收到债权型证券的偿付则视为利息收入，金融机构的投资者除缴纳所得税外可能还要缴纳营业税。SPRV定位于特殊目的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巨灾债券的投资者则包括银行、保险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巨灾债券面世时间不长，尚无权威机构就巨灾债券的性质和税收待遇做出明确规定。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不仅对最大限度降低SPRV的纳税义务是至关重要的，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或权益特征的认定也是确定投资者税负的基础。

（一）债务与权益的区别

基于税收目的对巨灾债券进行分类时，须仔细考虑不同情况下区别债务和权益的不同标准。巨灾债券是债务性的还是权益性的定性问题主要依赖于投资者的经济风险和潜在收益的权衡结果。美国关于债务或权益认定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规定及司法判例中。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85（b）节规定了如下五个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第一，是否存在无条件付款承诺，该承诺存在充分对价，依照要求或在指定日期按固定金额及固定收益率付款；第二，是否优先或从属于公司其他债务；第三，公司的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第四，是否有可转换债券；第五，持股与获取利息的关系。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就如何为债券恰当定性也作了相关规定。在的Notice 94-47， 1994-1 C.B. 357中，IRS指出，某具体证券是债务还是权益取决于证券发行的外部事实，以下因素是应该考虑的：第一，证券发行人是否有无条件付款承诺，承诺按要求或在将来可以合理预见的到期日付款；第二，证券持有人是否具有要求强制执行本金及利息的权利；第三，证券持有人的权利是否从属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第四，证券是否赋予持有人参与发行人管理的权利；第五，发行人是否弱化资 本；第六，在证券持有人与发行人的股东之间有否有识别标志；第七，在非税收目的情况下，包括为监管、评级、财务会计的目的，证券是否被视为债务或权益。

在金融工具的定性上，美国判例法发展出一些被广泛援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部分已在Notice 94-47中得到体现，这些因素分别有：

第一，有权强制执行。债务与权益的一个关键区别是违约时是否有权强制执行。发行人未支付到期款项时，债权人有权起诉发行人，而股东一般没有起诉要求分配收益的权利。第二，收益的固定化。有权收取固定收益而不考虑盈亏是债务的显著标志。如果利息支付是不确定的，则该金融工具更像是股票。第三，确定的到期日。第四，权利的从属性。如果债券的权利并不从属于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则法庭倾向于认定为债务工具。第五，当事人的意图。可通过证券的名称及证券在纳税人账簿中的处理来考察。第六，对公司收益的参与程度。

尽管债务与权益的区分有多种维度，但很难列举出一个全面的判断标准，也很难说哪一个判断因素是最重要的，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无条件付款承诺”判断标准为例，一般认为，本金保证型巨灾债券符合“支付一个确定数额的无条件的承诺”标准，而本金没收型巨灾债券不符合该标准，不属于债务融资，但有许多机构认为或有债权工具在缴税目的上可看作债务，最终支付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否定债务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或有债权工具是否应像固定收益债券那样来对待的问题，美国财政部虽承认债务数量是不确定的，但认为债务就是债务，并为持续增长的或有利息的扣除制定了规则。债务与权益难以划分的障碍主要有两点：一是同时具有债权和股权特征的混合型金融工具的普遍发展；二是看似固定利率的债权工具在金融业实践中具有高度变动性。

（二）我国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制设计

税收工具可以调节资金流向，改变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结构。失当的税收政策会激化金融创新风险，对巨灾债券的税收政策干预应保持合理限度。首先，明确巨灾债券的定性标准。权益型证券和债权型证券的税务处理规则是不同的。我国立法应在考察巨灾债券不同交易结构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判断债务或权益的标准做出相应规定。其次，区分巨灾债券类型，实行差别税率。我国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小，有利于保险人经营稳定，而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较大，故前者的税收激励力度要大于后者。可规定投资者投资于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享受与投资国债相同的税收待遇， 即免征交易所得税和印花税；对投资于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的投资者给予免征印花税和减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四、巨灾债券中SPRV税收制度

目前，巨灾债券证券化的载体大部分设立百慕大（Bermuda）、开曼（Cayman Islands）等低税区或免税区。2001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为吸引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载体在美国国内设立、运作，制定了《特殊目的再保险人示范法》（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 Model Act），在目前看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配套。由于离岸保险证券化（off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存在效率损失和监管损失问题，我国应在吸取他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立法，便利巨灾债券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

（一）SPRV的税收地位

美国关于在岸保险证券化（on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中SPRV的税收地位存在争论，对争议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进行SPRV的税制设计。美国有关SPRV税收问题的主要争议之一是SPRV在联邦税收方面是否可以享受过手（pass-through）税收优惠待遇。在岸SPRV的倡导者希望将SPRV支付的利息作为税收抵扣项目，从而使SPRV免于征税。在巨灾事件未触发时，SPRV不需要向原保险人支付款项，其应将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为鼓励在美国国内设立SPRV，NAIC也赞成给予在岸SPRV免税实体的待遇。反对SPRV享有税收优惠的观点认为，给予在岸SPRV特殊税收优惠将损害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在再保险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是不公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向SPRV投资者的利息支付非常近似于向再保险人的股东的股利支付，因此，为什么要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是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在传统再保险中，再保险保费对再保险人来说属于应税收入，原保险人则可以税前抵扣。如果再保险人依据再保险合同向原保险人支付理赔款，则该款项列入再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同时属于原保险人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的应税净收入为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再保险人的税后利润可以分配给其股东，其股东也应纳税。就再保险人的股东而言，其承受两次纳税。

如果给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由于机构投资者是SPRV的融资工具的所有者，是SPRV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SPRV在一个特定年度内取得的收入可以作为利润向机构投资者分配，并构成该投资者的应税收入。该机构投资者应就其净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而该机构向其股东分配的股利，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假如向SPRV提供资本的投资者是个应税公司（taxable corporation），传统再保险与在岸SPRV之间基本不存在税收差异。如果不给于SPRV过手税收待遇，则会出现不公平，因为SPRV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不能抵扣，SPRV将纳税。因此，巨灾债券交易将需承担三层税负：SPRV所得税，巨灾债券投资者及其股东的所得税。相对再保险人的股东承担两层税负而言，在岸SPRV交易在税收上处于不利地位。

好的税法应是简单、公平、中性。给予SPRV过手税收优惠待遇并不违反这些原则。为便利资产证券化交易，在美国税法典中，已经存在类似的安排。例如，信用卡应收账款证券化中的FACITs（Financial Asset Conduit Investment Trusts）、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REMICs（Real Estate Management Investment Conduits ）以及共同基金中的RICs（Regulated Investment Conduits ）均就其收入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在此基础上，赋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并不会实质上增加税法的复杂性。IRS看待一个公司，注重其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对于股权融资比例很低而债权融资比例很大的公 司，IRS可能会认为债权人实质上是股东，进而会把本可以税收抵扣的债务利息支出调整为公司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资本雄厚，即使发行很大额度的债务证券，也不会存在此种问题。SPRV注册资本较低，如果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则不用追加股权资本也可以避免此种问题。赋予在岸SPRV过手税收待遇是中性的，不会导致不同风险转移机制的过度替代。只要税法规则设计得当，监管有效，在岸SPRV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的利益。理由如下：第一，巨灾债券证券化的首要驱动力是资本效率而不是税收；第二，监管者能够确保SPRV交易合法、目的正当；第三，财税主管部门有动力确保巨灾债券交易不会被滥用，规避税制。 因此，只要科学立法，严格执行，在岸SPRV税制的改变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

（二）对我国巨灾债券中SPRV税制的构想

有学者提出减轻资产证券化SPRV的所得税负涉及以下因素： 一是SPRV 的组织形式；二是SPRV 的注册地是否为避税天堂；三是发行证券的形式。巨灾债券与一般资产证券化存在诸多差异，资产证券化的减税途径难以为巨灾债券所用。资产证券化的组织形式多样，可以是合伙、信托、公司等。巨灾债券证券化所移转的巨灾保险风险，SPRV定位于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故难以通过选择SPRV的组织形式来减轻税负。虽然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地）设立公司可以免交所得税， 但鉴于离岸保险证券化难以监管、国际层面也在限制离岸管辖区的税收优惠行为及我国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等因素，通过离岸巨灾风险证券化融资并不符合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长期目标。SPRV 通过选择发行证券的形式固然可以降低税收成本，但巨灾债券的交易结构及发行证券的形式应由经济效率所决定，而不应被税收制度所束缚。

SPRV是巨灾债券证券化的核心，SPRV税负高低直接影响了巨灾债券的交易成本，税负过高将会影响SPRV的发起人从事巨灾债券证券化的积极性，甚至会放弃设立SPRV。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落后，再保险业欠发达，再保险供给缺口很大，因此，我国应该给予巨灾债券交易较大的税收激励，对巨灾债券中SPRV免税或规定很低的税率，以鼓励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创新。■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Tamar Frankel & Joseph W. LaPlume . Securitizing Insurance Risks.19 Annual Rev. Banking L. 203，2000.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Catastrophe Risk：

US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sure Natural Catastrophe and Terrorism Risks .Feb. 2005，available at http：//gao.gov/products/GAO-05-199（Last visited 5/5/2013）.

汤洁茵.金融创新的税法规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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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发行量在5000万股（含5000万股，下同）以上的新股均可向基金配售，公开发行量在5000万股以下的，不向基金配售。具体配售比例按如下方式确定：

1.根据配售新股的公开发行量确定。公开发行量为5000万股？1亿股的新股，配售比例为10％；公开发行量为1亿股？2亿股的新股，配售比例为15％；公开发行量在2亿股以上的新股，配售比例为20％。

2.如果各基金对某一新股申请配售的总量超过按上述配售比例计算的配售数量，则进行比例配售。否则，按实际申请量配售。

3.每只基金申请配售新股的数量不得超过该只新股公开发行量的5％。

4.每只基金一年内用于配售新股的资金，累计不得超过该基金募集资金总额的15％。

三、基金配售新股的工作由新股发行主承销商具体实施；新股发行主承销商必须严格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做好基金配售新股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为使新股配售与公开发行有机衔接，保证新股发行信息充分披露，新股发行公告应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次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的有关规定，对向基金配售新股一事进行说明，提醒股票投资者注意次日发行公告中的实际公开发行量。

2.拟申请配售的基金须在招股说明书刊登当日中午12点之前，由基金管理公司以传真文件形式，向该新股发行主承销商提出配售新股的申请。

新股发行主承销商应在招股说明书刊登当日5点之前，将向有关基金配售的股票数量通知相应的基金管理公司和上网发行的证券交易所，并报中国证监会发行部和基金部备案。

3.基金配售新股的缴款登记等事宜，按新股发行公告的有关规定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