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文化语境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2

二、多元文化与俄语词汇

语言既具有人类的心理属性，又具有人类的社会属性，即是人类刻有社会文化印记的一种现象。词汇作为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热点的语言要素，它常常敏感、迅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彼得改革、卫国战争、十月革命、苏联解体、普京执政这一系列重大史实事件都在词汇层面刻画出烙印。时代和历史赋予词语丰富的社会文化蕴含，或在词汇意义的基础上承载文化象征义、文化比喻义、或附加文化引申义和文化色彩义。多种文化元素在词汇层面展示出丰富、精彩的内涵。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有形与无形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彼此交织、互为观照。它们丰富了俄语词汇，充实了教学内容，让学习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色彩纷呈和西方文化带给俄语的强大冲击。词汇更新速度加快，手机词汇、股市词汇为21世纪俄语注入了时尚和活跃的元素。特别是网络流行语具有词汇构成类型多样，表达方式新颖、幽默，私语化程度明显等特点，对现代俄语词汇的发展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文化的反映，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历史发展，社会变革构成宏观的文化语境，影响着词汇的更新，也向教与学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三、传统的俄语词汇教学模式

洪堡特指出，词是“事物在心灵中成像的反映”。有了词语，人就创造了一个概念和意义的世界。词汇不仅是语言系统最重要的层面之一，而且是语言系统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如果词汇贫乏，词义含混，就会造成理解和表达的障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曾经说过：“没有语法，人们表达的事物寥寥无几，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我国高校专业俄语词汇教学一方面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在传统的俄语教学中，重视词汇基本意义及数量的掌握，轻视词汇意义的内涵及外延。片面孤立地记忆，忽略文化因素以及具体的语境背景导致学生的识记能力很强，但运用能力偏弱。师生对词汇辨析非常重视，有时甚至要把近义词、同义词、形近词、易混词逐一详查，厘清细微差别，费时费力，导致学生言语技能训练时间的减少，其效果必定是事倍功半。四、多文化语境下俄语词汇教学的应对策略随着外语教学理念的更新、俄语生源的改变、课堂时数的限制，专业四八级考试的导向，新版教学大纲的推行，我们也改变了原有的做法，突破传统的新型词汇教学改革可谓大势所趋。

（一）词汇教学的内容

近年我国俄语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与社会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完全匹配，俄罗斯国家、社会和俄语语言自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年10月《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二版）已经出版发行，《大纲》中明确规定：基础阶段学生应掌握的词汇量为3500-3800词，其中积极掌握2200-2400词，提高阶段俄语词汇认知总量应达8000词，积极掌握4000-5000词。

（二）词汇教学的探索与策略

计算机辅助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从不同学科视角对词汇教学献计献策，推动了研究进程的深度和广度。提议从掌握构词规律理解词义、归纳词汇类别、分组加以记忆等几大角度进行词汇教学，并列举出了提高词汇量的一些做法根据字母表记录单词；根据正字法（拼写特点）将单词分组；将各种词性的同根词分组；按同义词—反义词分组；根据主干词写文；利用词源学知识指导词汇记忆等。除此之外，也充分考虑到培养兴趣、发展逻辑和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口、笔语同等重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现代教学法研究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词汇教学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词汇教学的图式认知理论、词汇的理据理论、词汇教学的策略和教学效果的检测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讨，力求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思考力、分析力，提高识记能力和运用能力。作为重点教学内容之一的词汇背景与民族文化差异问题在《大纲》中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词的背景意义和文化伴随意义（包括不对应词背景词、伴随意义词，俄语词汇的民族文化特点（包括人名、地名、动植物、颜色、数字、民俗形象、文学形象、熟语），新词和外来词的来源及特点被列入词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浓郁的时代色彩和文化气息。克服传统教学法的弊病，结合目前俄语教学现状，以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为指导，以贯通性文化主题为圆心，以形象语义场为辐射，借助俄语国家语料库科学、全面、系统地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有助于探寻出多元文化语境下俄语词汇教学方面的新途径。

1.解读词汇背景知识

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在宇航学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宇宙飞船代号（前者的变体形式）的命名反映出历史、经济、地理等系列因素的影响，也传递当时俄罗斯的民族精神、社会意识。它们在俄语中都是具有积极内涵的词语，潜隐着开端、诞生、青春等联想伴随意义。上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罗斯航天技术日趋强大，寓意的强国理念。在苏联不复存在后，开始启用Заря一词。这些称名可以视作俄罗斯在不同发展阶段民族文化的映像和积淀。从2002年起，包括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在内的12个国家加入欧盟，共同认可一种盟内货币—欧元（евро）。该词是通过对Европа一词截短而成。在20世纪初它只是英语中的一个前缀，后来进入欧洲其他语言中，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政治、经济局势、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全球化加速了国际性语素复杂化、普及化的进程。俄语对евро的借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鉴于这一词素构词能力的迅速提升，所构之词屡见于旅游、经贸、建筑、服务、医疗、交通等各类话题。到了90年代中期以独立名词的身份被加以借用。Евро已经超越了词语本身的限制，成为多义性的象征，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象征。背景知识溯源将词汇教学置于广阔的空间与平台，给学生以启迪，拓宽了他们的思路和想象域，收效可想而知。

2.应用语义场理论

曾选取“树木/植物”这组形象语义场，该场又可以描述成几个子场。所有列入的形象单位具有语义“树木/植物”的本义，而转义旨在对人进行各个方面的评价性描述。围绕主话题呈现词汇，进行词汇训练。这种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语义场理论的思想。

3.采用圆周制教学法，扩展层级主题链

教学圆周是教学法文献中常用的术语，借自数学同心圆概念，表示同一平面上同一圆心而半径不同的圆。俄罗斯语言学家据此提出的圆周制教学理论借用同心圆的概念使教学层层深入，圆心是贯通性文化主题—与人类现实某一重要的领域相关，在内容上围绕同一主题、具有提出问题性质的的教学材料，它在语言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并执行组织功能，按照一定的层级构成，具有高度的语言、交际和文化价值。在词汇层面表现为语言单位的集合。彭文钊博士在《如何进行主题文化概念的课堂教学？———以概念的圆周制教学为例》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在第一级教学圆周的构成上，包括孤立的词汇、成语和格言组成。基础词汇的构成形式是词汇表，是核心结构，量小而抽象。第二级教学圆周形成语言文化场的中心结构。这是根据文化主题给出的不单单是一个个的词，二应当是词汇群组，沃氏称之为词汇语义群组ЛСГ，它是有共同语义和共同称名的词汇、成语、格言单位的集合，包括派生的限定搭配和述谓搭配。第三极教学圆周给出的是包括专门、专业或术语性词汇，涵盖文学、艺术等更加宽泛的领域。三级的教学目的依次为实现交际—专业提升—扩展领域。应当指出，贯通主题在实际教学中得以实现，但是它的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借用圆周制教学以及贯通性文化主题的概念，有助于挖掘和凸显俄语词汇文化内涵。它构建出新的途径和模式，揭示词汇扩展的内在机制和过程，可以有效地提高俄语词汇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文化性。

篇3

根据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意象包含三个要素：个性、结构、意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个性。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且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意义。一座城市要与其它城市区别开来，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事实上，一座城市的物质存在，应该是这个城镇历史、文化、精神和情感的体现，也因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当前，遵义的城镇化化建设如火如荼。该如何吸取其他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把遵义建设为有特色的“三宜”城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失败的个例已经警示：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自己在发展中失去特色和个性，而应该结合自身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充分发掘传统的、有“红色文化”价值建筑的作用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四渡赤水、娄山关激战……，红色文化是遵义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因为它们见证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色文化是遵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也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设有个性的遵义，就要抓住这段特殊的历史，充分发挥遵义红色文化的优势，塑造遵义地区“城市精神”。红色文化是遵义文化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打造有特色的遵义。

篇4

(一)学术功能

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相适应。在传统教学中，主要是在体育院校和体育科研部门才能体现出体育文化的学术功能，而现在，由于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不断涌现，许多高校也对体育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由于是一些综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这是新形势下，对大学体育文化学术功能的一种拓展。

(二)导向功能

大学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学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导向功能。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家、集体及校园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园体育行为引导到体育建设目标上。体育在长期的教学、训练科研以及管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体育价值观念，并不断进行升华，在为校园体育行为提供参照的同时，也引领校园文化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社交网络交际的频繁，大学体育和日常生活逐渐融合。“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观念的提出，促使大学体育文化对社会体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导向性作用。

(三)竞技功能

体育是竞技比赛的一种表现，因而，大学体育文化也少不了竞技功能。尤其是在现代高校体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体育文化竞技功能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更好的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出本校体育项目的特色。将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本校的体育项目竞赛的实力，同时也为创建独具特色的大学体育文化营造出了良好氛围，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创新功能

大学校园是体育历史文化的“储存室”，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加工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体育文化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促进了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等在创新中得到了发展。创新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体育新技术、新观念等不断涌现与推广，促使大学体育的发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样性环境下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体育文化在展现当代体育发展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在当前多样化环境下，高校体育文化不仅要与世界体育文化、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体现出本校体育事业的发展特色，发挥出高校体育主导文化的作用。

(一)坚持普适性与特色性相协调统一

在现阶段文化多样性语境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需要坚持体育文化普适性与特色性的相互协调统一。首先，高校体育文化要坚持其普适性，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气息，保证高校体育文化与社会体育文化的协调;其次，作为高校体育，又要体现出其自我的特色，凸显个性，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同时，也要正确处理高校体育文化多样新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体育文化面对的是全体学生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高校体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到位，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成绩，仅仅突出了几个比较占有优势的体育项目，忽略了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点。还有些高校，没有立足于本校的发展实际，将把整个学界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了风向标，盲目发展，未能体现本校特色。这些极端思想与行为都不够正确，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高校体育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真正体现出素质教学的内容。过去，我们在教育中过度重视文化课成绩，但如今，我们的教育正处于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期。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体育文化也应该与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接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素质教育中，需要重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影响作用。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个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有利于培养体育兴趣，自觉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

1.彰显体育精神。国与国，校与校、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体育比赛中，有利于形成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提升集体的凝聚力。高校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推进素质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养竞争合作精神。体育精神能够激发起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将来日趋激烈的职场竞争。同时，体育项目中的团体合作性，促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形成协作配合的意识，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良好契机。

3.塑造学生性格。体育竞赛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塑造学生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着十分重要作用。

篇5

一、在国内的蓝染调研考察过程中，最引人关注的现实问题是

近些年，我国从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着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中国的传统工艺行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传统蓝染工艺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初步得到一定的关注和恢复，但简单的冠以非物质文化或传人等做法，而无实质性的市场需求、设计介入以及生产组织及销售路径，就无法解决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传统工艺的延续问题向来不是简单的文化艺术问题，只有纳入乡村经济结构的再思考才能找到实质性的方向；另一方面，团队对资料性的研究表明，国内的民族研究和艺术研究学者，发表了一些关于蓝染工艺、图案记录等著作，同时也在着手进行蓝染珍品及工具的保存和推介工作，但这些工作集中在资料、旧物品及工具的保存与记录层面；就传统蓝染的设计及生产而言，对传统蓝染工艺的当展模式的尝试还只是停留在图案变形、仿旧、旅游纪念品设计等方向，而缺乏对需求、工艺组织、渠道等重要生产及销售要素的研究，更缺乏对传统工艺与劳动就业、农村区域经济、社群环境等一体化的模式研究，这些明显的缺失背后往往显示出相关国家支持政策的含混或错位。在印度调研期间，我们与本课题合作方之一印度国家设计学院（NID）对印度传统印度蓝染工艺进行考察，印度国家设计学院秉承乌尔姆的教学传统，将学术研究、教学活动与对产业界及公共机构提供咨询的工作合而为一,在印度政府设计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印度国家设计学院致力于设计改善贫困生活的努力，引导印度设计师及设计机构开放设计理念，利用传统工艺传统致力改善平民社会,提升平民生活质量，参与国际贸易，并希望由此改变印度一直以来的全球低端技术劳动力输出国的现状。印度的设计介入传统蓝染工艺的方法有很多，一般以工作坊或设计培训的形式在当地实行，以提升蓝染工匠的工艺技术，为他们提供有当代市场价值、能增加实际收入的设计，用最少的基础工具及当地设备，配合当地的材料，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促进当地人就业，设计产品不限于本地市场，甚至走入国际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印度国家设计学院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设计介入传统工艺，解决传统工艺保存与原住民就业、提升生存质量，提升设计竞争力的典范。本项目的另一合作方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近年来致力于澳洲原住民织物文化的保存与就业保障之间的设计研究课题，以设计介入的方式，应对澳洲原住民文化保存、澳洲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总体而言，国内有关设计介入蓝染工艺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多停留在工艺、种类及历史的梳理，对其背后文化价值的研究，基本也停留在民族学和美学意义上的研讨。存在着视角单一、研究的辐射性不强、缺乏产业性的关注和国际视野等方面的不足。印度的经验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研究样本和产业化实践的宝贵经验。

二、结论

不同于一般性传统手工艺的技术、美学及文化涵义的研究，新的视点在于：通过设计及设计管理介入，探讨设计组织与传统工艺的联合机制，利用简单工具与当地物产，解决传统手工艺保存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并使之成为新的设计生产力的组织模式的研究。尤其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对照和研究中国乡村经济中手工艺的现实，尝试在中国当代经济可持续发展概念下，寻找新的设计援助乡村的具体模式，为中国亿万农民找寻新的工作出路。我们相信，既然这一手工艺传统曾是他们祖祖辈辈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么在今天，手工的价值、手工艺传统依然可以成为他们重返故乡、提升生活质量、获得尊严的生存工具。

作者：杭海 贺阳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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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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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话语与文化构建

在外语课堂上，文化的创造和激活是通过学生之间或者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来实现的。在对话中，参与者不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语境，而且还具有创造一个新文化的潜力，因为对话是在外语学习环境中进行的，讲话者和听话者在交际中都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发话者同时也是受话者；受话者同时也是阐释者。在课堂话语产出过程中，发话者向受话者发话，同时认为他发出的话符合受话者的交际目的；在阐释过程中，受话者建立了发话者讲话目的的印象，并传送给发话者。

在外语课堂中，各个参与者通过发话和交际条件的改变，以及课堂话语的接受和阐释条件的改变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一方面在交际中固化传统的课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发和塑造目标语的文化，按目标语文化规则行事。

所以，教师自己在外语课堂中成为建立新文化语境的工具。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意图和目的来确定不同语境，使这些不同的语境具有新的文化意义。

三、文化教学基本内容

以下内容因素可作为目标语文化教学的基本内容。把这些因素确定为教学内容是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运用所学的语言项目来进行语言交际。换言之，如果学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这些因素，就不能适当地将所学的语言项目运用于社会交际。

1、话语构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构成话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标语文化所涉及的经济、政治、习俗、习惯、社会活动等。学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来把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

2、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

学生需要了解话语所涉及的活动类型和领域，以便能够了解在目标语文化中哪些题材是可能出现的、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哪些是很少出现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个类型与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等。

3、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社会交际中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种类多样，包括同事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等。学生需要了解目标语社会文化系统中不同的角色关系对交际造成的不同影响。

四、文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反思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罗万象，复杂异常。在外语教学和学习中，我们需要抓住文化的关键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对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对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价值系统、惯常的思维模式、本族语者需要面对的对人类社会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设等。然而，这种所谓中心概念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确定哪些是外国文化有的方面，对中心概念的教学和学习对外语教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实际的文化语境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几个知识点的教学和学习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才能真正学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不仅仅是知识，更主要是基于意义潜势的行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际能力之中。而从外语教学的角度讲，文化语境存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过程之中，其学习离不开语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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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是否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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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佃强，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化、文学及电影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时国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当代文学和影视评论。

战争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即“悲剧性、大场面和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把这些要素通过艺术的手段转换成史诗性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苏美史诗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所在，因为苏美两国非常成功地通过电影的形式把战争这种素材转换成了这样一种史诗性的艺术作品。

苏联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直接面对了人类史上的这场空前浩劫。为了配合好国内的反法西斯宣传，艺术家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股洪流之中。不仅战时出现了很多的战争纪录片，而且战后直至现在都在不断地拍摄二战电影，这些电影努力塑造出了伟大的苏联形象，契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美国同样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它也需要和前苏联一样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同样的节奏，讴歌美国人民不怕牺牲，坚决和法西斯斗争到底的伟大决心，这对鼓舞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同样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美苏两国极为相似。除此之外，苏美两国史诗电影的产生还有着其自身的一些更为深层而独特的原因。

对苏联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深层的内部文化推动力。独具特色的二十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奠定和重塑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宗教哲学有三种不同倾向：一是宗教宇宙论，强调宇宙万物的神性和对造物世界的神化改造；二是基督教人本主义，把人类及其社会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和出发点，特别关注人的存在和命运、人的自由，人与上帝的关系等问题；三是“纯粹哲学派”，强调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觉。从中我们不难推定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史诗性电影中的三大要素可以非常自然地从对“宇宙、人及生命体验”的思考中得出，因为这三个概念可以分别对应“宏大的历史背景、英雄人物、悲剧性”。

俄罗斯诸多伟大思想家始终都在思索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此种基督教真义。索洛维约夫虔诚地指出：“俄罗斯思想，俄国的历史义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与基督的宇宙大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把我们民族的天赋和我们帝国的一切力量，用于彻底实现社会三位一体。在那里，三个主要有机统一体中的每一个――教会、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自由的和强大的，而且与另两个密不可分；它不会吞噬或消灭它们，而是无条件地巩固与它们的内在联系。使上帝的圣三位一体这个真实形象在尘世重现，这就是俄罗斯思想的真谛。”显然，索洛维约夫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基督色彩的“普世之爱”，它坚决地要求俄罗斯人抛弃个人主义观念，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用爱支撑起俄罗斯民族不屈的脊梁。在二战期间俄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时期，这种“普世之爱”表现得非常突出。1942年4月举行的苏联作家协会会议上，很多作家在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时，同声呼吁文艺工作者应关注战争给苏联人们带来的苦难，而人道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此为人们所重视。正如吉洪诺夫所指出的那样：“人性、人道主义是我们文学的传统和首要的特征。它是我们理解人们的痛苦并寄予同情，因为它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战争带来的变化具有强烈的兴趣――这对我们来说，正是苏维埃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民族所认同的这种人道主义与西方世界的那种肤浅的人道主义观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恰如别尔加耶夫认为的那样：“在俄国，由于其宗教始终具有追求绝对和终极的性质，所以人的因素不可能通过人道主义的形式（即舍弃宗教）得到发掘。但在西方，人道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生命垂危，危机四伏，西方人正在一筹莫展地寻求摆脱它的出路。迟到的俄罗斯，不能重蹈西方人道主义的覆辙。在俄国，只能通过宗教天启发现人，即只有通过揭示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人，揭示基督心中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人。这就是俄罗斯的绝对精神。”这种从基督立场上来揭示人的本质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所进一步证实，苏联“解冻”后文坛上兴起的带有基督色彩的人道主义潮流迅速地波及到了苏联电影的拍摄。例如，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雁南飞》、《士兵之歌》、《一个人的遭遇》、《士兵的父亲》等就明显地摆脱了“日丹诺夫”的消极影响，引导了苏联二战题材影片拍摄中的人道主义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所关注的“人”，总是被作为人类的代表，作为人的集体本质。而人的命运总是被以某种方式想象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我们不难从前苏联的诸多史诗战争电影中体验到上述的具有浓郁的俄国特征的宗教情绪。

纵观苏联二战史诗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极少刻画美国式的孤胆英雄，而非常注重表达一种集体主义话语，绝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这就使得苏联电影基本摆脱了自由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厚重的现实主义感，而不像好莱坞影片那样难以遏止地会彰显出虚幻的个人主义。例如，《战斗中的列宁格勒》、《雁南飞》、《坚守要塞》、《热雪》等优秀影片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而这种思路的来源并非是导演和制片人所凭空杜撰出来的，探究起来，其仍然可以追溯到宗教传统影响下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向来重视对秩序的维护，即对神与上帝的皈依，而排斥散漫的个人主义。这种强烈的秩序观念使得苏联二战史诗电影达到了一个别国电影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苏联二战史诗电影中很少看到垂头丧气、一蹶不振、颓废萎靡、充满幻灭感和消极怀疑主义的人物的原因所在。用别尔加耶夫的话来作个总结无疑是再好不过了：“凡相信俄罗斯使命而又只能相信它的人，过去和将来都会认定这个使命就是创造性地达到宗教综合，生活和意识中的宗教综合。”

美国则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极为短暂，在宗教和文学等很多方面还不够生成像俄罗斯那样厚重的传统，这些都使得美国文化很难在自身内部衍生出悲壮的史诗风格。美国电影带有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这是众所皆知的现象。即使像二战这样的悲剧性素材同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商业文化的侵袭。在二战期间，为了有效地配合政治宣传，美国电影界赶制了许多有关二战的电影，但很多影片的市场反应都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有一些独特的原因。一、“好莱坞”文化的影响。好莱坞非常注重影片的商业价值，而那些执意不走商业之路的制片商则往往惨败而归。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制胜的秘诀在于“从民间大众的历史和现实意识出发生产影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好莱坞文化又不仅仅奉守一种绝对纯粹的金钱主义观。毕竟，观众无法漠视“二战”这个具有深刻悲剧意义的概念，同样，如蓝爱国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看到市场和金钱的密切关系，而忽视了市场意味着广大人群意识形态中心的复制和表达，那么，市场难以形成，更何来壮大。”“好莱坞从来未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遗忘自己的历史文化主题，不管是在理性的意义探讨还是在非理性的意义探讨上，它总是离不开这种文化主题，并始终将这种主题的表现和传达作为工业化时代好莱坞的基本使命去完成。”的确，好莱坞文化就似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技艺高超的导演才有能力自由地游走其下。二战提供了创作史诗性影片的绝佳素材，能够将其搬上银幕同时又能带来可观的商业效益，相信这是每一个好莱坞导演的梦想，无疑，斯皮尔伯格堪称其中的佼佼者。斯皮尔伯格既能拍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十足的商业影片，又能“立地成佛”拿出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震撼全世界的二战影片。二、观众因素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制片商非常注重观众的接受反应，众多的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的战争影片――如厄尔・谢恩曾经作过统计，“在1942年至1944年好莱坞战争片的生产的持续高峰期中，有1/4的故事片（1286部中的312部，占24%）是关于战争的。”但这数字的繁荣并不能证明美国战争影片的真正成功。美国当时拍摄的许多战争影片在市场上铩羽而归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美国电影商在拍摄此类影片时就非常注意吸取这个教训，在好莱坞商业文化的精心包装下，美国不断地推出史诗性影片，将之推广到全世界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野战排》、《珍珠港》及《拯救大兵瑞恩》等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需要理解而且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化操作为何会成为其史诗电影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语境，要明白这一点就不得不先了解新教伦理与美国精神之间的深刻关系。所谓“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清教” (Puritanism)，是自十六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它的主旨实质上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彻底动摇了传统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这种世俗化的运动在欧美确立了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即一切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好莱坞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象征，它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借助电影这种可视性艺术的独特影响力，美国人迅速地向它之外的世界有效地宣扬了美国精神――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超越一切的自由和民主等等。正如马丁・S・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上最大规模娱乐工业所缔造的、并当作商品的那些‘好莱坞明星’，把银幕上的美国人形象演成都是最有魅力、一帆风顺、凌驾一切而成为横扫世界的新大众文化的主要人物。”二战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使得它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来引导整个世界。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美国人通过不断拍摄二战影片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强化全世界对于美国光荣历史的记忆。这是苏美两国史诗战争影片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所在，当然同样更是美国的独特性所在。

［参考文献］

[1]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第285页．

[2]转引自［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3]［俄］别尔加耶夫著．《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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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functional 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 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 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 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 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