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道德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程馨莹，赵永强．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正蒙·近思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范仲淹．岳阳楼记[A]．历代文选(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篇2

（一）积极关注

第一，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态度应该乐观、积极，愿意相信每位受教育者都是乐观向上的，都希望自己能够提升德行和修养。这就是积极关注的前提。道德认同就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体系中诸多规范的认可程度和接受程度。德育认同是“教”、“学”双方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如果教授者一开始就对受教育者缺乏信心，则在教授或灌输环节容易应付、缺少责任心，影响德育认可的效果。

第二，要尊重受教育者，重视其价值、尊严和个性特征。德育过程中，要客观面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注意发现其内在潜能和价值，及时对受教育者展现出的正能量、正面价值给予认可和鼓励。这是帮助“教”“学”双方相互信任、增进交流，营造良好氛围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更能促进受教育者学习、提升自身德行修养的热情和主动性。

第三，教育者要做好受教育者接受能力有强有弱的客观现实。充分发挥积极关注在价值观念多样化和德育个性化方面的作用，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采用恰当的、灵活的教育方式和评价机制，不生搬硬套，不循规蹈矩，坚持以人为本，帮助受教育者逐渐了解自己的德行潜能并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积极关注既体现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坚持，也体现了对个体道德认知力的充分尊重，有助于二者的辩证统一。社会道德要求和规范决定了德育的放心和目标，个体道德认知力的差别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且使德育更符合实际。

（二）参与体验

道德围绕生活，道德的根本目标既为着生活，生活本身就包括了生活的目的、过程和内容，生活这个过程也是完成并实现道德理想的过程，道德融汇在生活之中，且“围绕生活而展开，为着生活”。把德育过程限制于学校的课堂之内是不能取得实效的，它表现出明显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的脱节。

理论联系实际是任何一门学科领域都无法避开的方法论原则，德育也不能例外。更重要的是，德育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个体德性的养成不仅体现在对德育理论知识把握得深刻和准确程度，而且体现在个体行为之中。“知行统一”是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精髓，它要求受教育者不仅知更在于行。在受教育者获得了德育理论知识之后，通过积极关注使受教育者萌生了内化于心的意志需求，参与体验就成为德育认同模式链条中“行”的环节。参与体检的含义就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德育知识融入生活情境之中，让受教育者在参与该生活情境的过程中接收德育信息、体会德育的合理性，接受并转化为德育规范和形式准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育者的影响。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将会经常面临矛盾与冲突，教育者要及时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实现道德认同。现实中，“知而不行”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者没能在参与体验环节对受教育者产生积极影响。这个影响与受教育者形成道德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积极影响通过隐形方式对受教育者的感官、情感、直觉等产生冲击，是潜移默化的，有股像榜样示范作用一样的熏陶感染的力量作用在受教育者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环节。

二是德育知识的内化。德育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参与体验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内化已经获取的德育知识是其重点。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积极影响和教育者所选用的方式方法影响德育知识内化的效果。常用的方式主要有社会角色体验、共情体验、换位体验等等。

社会角色体验就是通过让受教育者亲自参与角色期待、角色领悟、角色实践环节，认识到社会中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和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受教育者体会到各种社会角色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实现道德养成。共情体验则是通过扮演他人的社会角色，达到体会他人所处的立场、内心感受，进而接受并理解他人行为的道德意义的方式。换位思考是处理社会活动的一种常规思维模式。换位体验是换位思考的延伸，是在社会生活中引导受教育者暂时扮演他人的社会角色，从他人的立场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自我体验，以达到培养换位思考的能力，影响个体的道德认同。

二、自律创新是构建现代道德认同模式的关键环节

自律创新是德育认同模式的逻辑终结，也应该成为德育追求的目标。它包含两个层次：即道德自律和道德创新。

道德自律是德育应该达到的低层次目标，就是受教育者在德育理论指导下，认同社会道德准则，自愿、自觉践行道德规范的社会活动。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主要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系。内心信念就是个体的自律意识，而社会舆论则是体现了外界的监督和约束，我们可以称之为“他律”。可是，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个体的“不道德”是需要以个体存在内心道德信念为前提的，对于没有道德信念的人来说“社会舆论”的约束作用微不足道。所以，自道德产生之初就体现了自我约束的核心内涵，抛开自律精神的道德规范就演变成了制度或法律。自律是德育评价的最基本标准，也是德育认同首要达到的目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显著特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是时代要求。创新的基本内涵是“突破”，是标新立异、破旧立新，可是，创新似乎对德育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德育同样需要创新以适应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创新所倡导的“突破”理念又“消化”了个体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当社会个体以“突破陈规”的借口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辩解时，德育就陷入了迷途。创新对于德育而言究竟是无奈还是契机？我们又如何能够在创新时代做到德育认同？

当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时，所有的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德育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道德规范服从者还是具有独立精神的道德信仰者？如果社会需要的是绝对服从的道德傀儡，那么德育的确与时代的创新要求存在悖论；如果社会需要的是个体独立的道德信仰者，德育则需要让受教育者学会选择。众所周知，网络不道德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当我们普遍认为是网络普及导致道德问题并致力于健全网络道德约束机制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感激，因为网络折射的道德问题反映了德育认同所欠缺的东西。有人认为传统德育注重灌输、强调服从，促使受教育者借助网络表达叛逆，这种观点确实描述了一种社会现象。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网络不道德者不仅仅是在表达叛逆和不满，更多的是他们欠缺道德能力，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所以网络行为“随心所欲”也是顺理成章。

生活中存在这样一些现象：那些不道德行为者甚至触犯了法律的犯罪者，并不是他们不知道道德要求及法律规范，他们之所以无视道德与法律的存在是因为不具备理解道德及法律问题的能力。我们呼吁社会道德应该尊重个人的需要和选择，但是，社会个体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道德需要是什么、如何去选择？否则就会导致权利滥用。德育认同中的创新就是要使受教育获得精神独立、学会道德选择。

篇3

哲学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主体的，能动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活动同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时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正是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决定了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特有性质----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道德素质，指的是个体的人作为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依据其独立自主、主动积极的理性思考所选择的道德原则，自主、自觉与自愿地作出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的素质或能力。

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就是依据社会需要确立目标，以人的主体性本质特征为基础，在德育过程中充分发掘并发展人的主体潜能，使之形成主体性道德素质。

2．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不论是哪种所有制的经营单位，都有独立的产权、经济利益和经营意志，同时要对其经营结果承担风险和责任，即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实体。市场经济也要求人人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没有主体意识的成员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变革和竞争的现实。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也必然要求人们能自主地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同时，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从而使人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培养的主体性，既可以使一些道德主体提高道德境界，也可使一些道德主体为所欲为。例如：当带有禁欲色彩的东西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重视金钱并用诚实劳动去获取它的效应，也可能产生金钱至上和拜物教意识；当唯上唯书、消极保守、盲目服从的观念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离经叛道，我行我素，绝对自由等观念。在这里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培养的学生最终要独立地面对社会上各种实际道德问题，一个缺乏自主性道德素质的人很难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中把握住自己，因此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时展的需要。

3．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适应青少年发展特点。

人的主体性在青少年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在这个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使青少年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他们渴望独立，对一切都不愿顺从，常处于一种与成人相抵触的情绪状态中。随着身心发展，他们思维品质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日益明显。青少年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喜欢别出心裁和标新立异。他们不愿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别人的思想、态度和建议，经常要做一番审查，甚至有时持过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思维和主张，已能够有意识地调节、支配、检查和论证自己的思想。青少年主体性的发展为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将使青少年主体性潜能得到发展。

二、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主体参与模式

素质教育不是选择适应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同样是要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基本思路是以现在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为培养目标，围绕发展学生主体性潜能组织德育活动，最终使学生形成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依据这个思路形成的德育模式可以称为“主体参与模式”。

1．主体参与模式是对传统德育模式的扬弃。

国际教育理论界曾经提出了一些道德教育的模式，这些模式各有其优缺点。

①“美德装”模式。一般是由成人先从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中途出重要的道德规范，由成人教给学生，通过一次次循环加深，最终使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模式重视道德内容的传授与灌输，但把学生置于被动性地接受地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②“道德价值澄清”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现代人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其价值观念陷入了混乱境地，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帮助他们澄清价值观念的混乱，使其获得明晰的价值观念。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强调道德价值思维能力的培养，强调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能力的训练，其不足之处是否认有普遍的道德内容的传授。

③“认知发展”模式。柯尔伯格指出：“这种方法之所以是认知的，是由于它认识到，道德教育尤如理智教育一样，是以刺激儿童就道德问题和道德决策从事积极的思维为基础的。它之所以是发展的，是因为它认识到，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促进各个阶段的发展。”这种模式是把重点放在促进道德思维能力上，忽视道德内容的传授。

主体参与模式不仅注重德育形式，而且也注重德育内容，认为内容依附于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的社会里，强调一元化的价值观和共同的道德准则。借鉴“美德装”模式，“道德价值澄清”和“认知发展”模式的优点，在教育过程中，既要传授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又可以把其它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摆出来，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通过主体内化达到自主道德认识素质的提高。

2．重视道德实践是主体参与模式的基本特征。

主体性道德素质不仅包括自主道德的认识素质，还包括自觉道德践行素质与自我道德调控素质。主体性道德素质是“知”与“行”的统一，它不仅要求受教育者把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内化，还要求把内化的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这种从“内化”到“外化”的转变靠的是道德实践。

道德实践是道德意识的外化，是个人施之于他人和社会、社会施之于个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且具有价值意义的活动总和。早在古希腊时期，伦理学就被公认为实践的科学；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强调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前提，而且强调道德必须化为人的行为和践履义务的活动；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等也认为道德具有实践性。不能付诸实践的观念，是不能称为道德观念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把道德的本质看作道德实践，如宋明时期的陆象山、王阳明等都认为“行”是道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和最本质的特征。道德实践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是个体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要形式，因此主体参与模式把道德实践作为培养主体性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

课堂学习主要完成自主道德认识素质的培养，而自觉道德践行素质与自我道德调控素质的培养主要靠课堂学习之外的道德实践活动中进行，道德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军训、各种无偿的社会服务和公益劳动，更主要的、大量的、经常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学校生活）中，自觉地将正确的道德认识实实在在在地付诸行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个体还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矫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不断自我完善。

综上所述，主体参与模式从内容上强调统一的道德标准和一元化的价值观，从形式上强调发掘发展人的主体潜能，并认为主体参与的主要形式是课堂学习和道德实践，课堂学习和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主体性道德素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有助于个体实现“内化”与“外化”这一道德品质形成的完整过程。

三、主体性道德素质培养的关键在教师

篇4

其实，渐悟和顿悟亦可理解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主张日积月累、由浅而深的常规之道的是渐悟，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即是“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的功夫。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伦理道德观念及规范日积月累的教与学，多是循渐悟之道而行的，我们平常所论道德认知，多是从渐悟角度展开的。其实道德认知和一般人类认知一样也还有另外一面，即“顿悟”。

顿悟即习佛上的“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即所谓“一旦豁然贯通”（朱嘉）、“发明本心”（陆九渊）或“反求本心”（熊十力）的功夫等。由佛学而渗透开来的顿悟早已成为我国哲学史、文学及美学史上重要概念。作为一般认识门径的顿悟既与渐悟有很大的区别，也有互补或统一的一面，无论过分强调渐悟，还是过分强调顿悟都是荒谬的。以辩证的眼光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南顿北渐”的宗派之争，有其偏颇各执的一面，同时也可看出现实生活中对于遵循分析思维、循规蹈矩过分强调从而被理性思维缚绑手脚的单纯渐悟的方法论局限性。在中国现存的道德教育中因循理性思维的一般局限，人们多对道德认识“顿悟”的一面视而不见，或者视之为神秘的东西的而予以回避。因此对于道德认知的这一被忽视的侧面予以研讨是当务之急。

顿悟与直觉是相似但并不完全相等的概念。顿悟作为一种认识过程属于直觉的一种，直觉显然还包括在一种道德情境中凭直感立即作出判断的含义，而顿悟似乎更多地强调直觉之前的沉思默想等知情意的酝酿过程。但是直觉和顿悟之间相同的一面显然大于这些意义上的细微不同，本文是从直觉与顿悟相通的一面去进行以下论述的，亦即，本文的“直觉”作为认识的过程、方法和能力，也可称之为顿悟的过程、方法和能力。

二、道德直觉的必要与可能

在道德教育中之所以需要培养道德直觉，首先是因为道德学习过程中运用道德直觉的必要。而这一必要性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道德基本概念的意会性质（或自明性）。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人都对这一性质有所揭示。如18世纪的情感派就曾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经验推理，不如说是依靠人类所固有的道德感（所谓“第6感官”?）而直觉到事物或行为的善恶价值。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EdwardMoore〕?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是“善”，而善是自明而不可推导的。“‘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正如‘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一样；也正如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一样，你也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人们对善的认识因而只能是直观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推导，因为善是自明的，无须借助其它事物或性质来证明，更不能从别的东西中推导出善。我们不能同意善和义务等道德基本范畴是完全自明、拒斥逻辑推导的极端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不仅因为其对立学派的强大存在遭到了实际的揭示，而且这一观点确有走向神秘主义和否认伦理学的科学性的危险。但道德基本概念有其可以诉诸逻辑分析的一面，也有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直觉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情感派的摩尔、普里查德到中国陆王学派及所有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家才能有经久不衰的立论依据。正如英国学者波兰尼所指出的“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能够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多，而不依靠言传的了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道德概念的意会性的存在，决定了通过直觉方式进行道德认知的必要性。除了道德概念必须通过直觉加以理解之外，道德行为所处的情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等也决定了直觉存在的必要性。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道德责任往往是多重复杂同时是相互矛盾的，加上道德情境可能存在的解决问题或履行义务的紧迫性（如救火、救人的情境）根本不容许人去进行复杂的逻辑分析或象功利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家所倡导的那样计算结果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幸福。人唯有通过道德直觉进行当机立断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这里他“以为他的道德观念和直觉地完成的行动仿佛是自明的、当然的、没有疑义的”。

道德直觉既有其道德学习上的必要性，也有其存在和培育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来自于道德学习主体道德智慧的积淀。根据社会遗传理论，每个人都有类的禀赋，千百万年人类的一些社会经验都以心理结构的形式实现了社会性遗传，积淀于每一个体的心理。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在来不及作出合乎逻辑的证明之前道德主体就已然有了先在的道德判断和行动。在心理学“直觉”的解释中，容格所谓“原型”的触动，苛勒所谓“格式塔”的“完形”。实质上都是在一定情境之下，道德个体凭借并调动这些老祖宗的遗产对对象实施迅速观照和会意的结果，除了族类经验，道德学习个体自身的经验也可以以简约、内隐的形式积淀在意识的最深层。就象类的原型和图式起作用时一样，当道德情境刺激之下，人们的这种个体经验积淀也能为人所唤醒，不自觉地作出“非逻辑”（实为“隐逻辑”）的决断，而无论是类或个体道德经验的心理积淀都已成为心理学所证实的一个客观事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每一个个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这些内存的直觉潜能，开发个体的直觉能力？这就不得不把论述的焦点移回到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活动的教育过程中来。

三、道德直觉能力的审美培育

关于直觉能力的培育，杰罗姆·S·布鲁纳（JeromeS.Bruner）在《教育过程》?第四章“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中提及6种增进直觉思维的可变因素，即倾向性因素、给某个领域提供各种经验、教学中强调知识的结构、启发式程序、鼓励推测、发展自信和勇气。庞学光在《浅论道德直觉及其培养》则直接提出了培养道德直觉的4种方法（第一，?给学生丰富、系统的道德知识。第二，重视学生道德经验的积累。第三，进行多样化的道德思维训练。第四，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布鲁纳曾指出，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具有“直觉信心”，“需要在没有稳定的意见一致的标准下，着手选择一个形象或者表述一个评论。”教学过程就是要鼓励这种自信和勇气。庞学光也认为“对于道德直觉的培养来说艺术学科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都对艺术对直觉培养的价值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视为途径之一。但是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借助外在的艺术过程去培养道德直觉能力。只有使道德教育本身引入审美因素使之成为一种审美范式的德育，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审美的直觉培育功能。本文即是将艺术品及道德教育过程本身的审美因素统一起来论述审美对道德直觉能力的培育的。

审美活动何以能够培养直觉和道德直觉能力，这必须从分析直觉的特征和发生机制入手。首先，关于直觉的瞬时性与情感作用。直觉、道德直觉能在一刹那间“豁然贯通”地把握对象。这就是所谓直觉的瞬时性特征。瞬间性特征与直觉的许多特征和心理机制均有联系，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因素，即布鲁纳称谓的“倾向性因素”。“这种倾向性因素对直觉的作用是使直觉倾向于对某个领域而不对别的领域进行直觉思维”，情感作为倾向性因素可使主体对对象作出与主体心理隐性需要和图式相契合的方向性选择，由于情感之中往往有理性的积淀，故有可能直接切入对象的本质，（也有可能导致谬误）。

情感对于直觉除了这种导向作用之外，还有直觉的发动机制。情感虽然不是认知，但它可以为人的认知内驱力提供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主体的心理活动，从而象高效计算机那样自动将合乎当前问题情境的策略从内存中调出，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如果说有什么因素能够增进直觉能力，那么首要因素当属情感。审美活动（包括立美活动）被人称之为“情感的体操”，是因为无论是创美过程还是审美过程，都是情感表现和观照过程。审美活动所激起的情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随意联想、想象和幻觉能力，唤醒沉睡的思维网络，在一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对道德教育而言，审美情感不仅对道德认知的对象会产生“赋值”作用，使认识主体有一定直觉的倾向性，??而且利于通过审美活动中的情感交流训练提高“移情能力”，在接受道德观念、实施道德判断和行动时迅速“反求本心”，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通感”。

其次，关于直觉的非逻辑性与形象思维。布鲁纳指出：“直觉是指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而掌握问题或情境的意义、重要性或结构的行为”。

“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较为准确地揭示了直觉的非逻辑性或非理性特征。“非逻辑性”指主体在直觉对象并未进行自觉的归纳、演绎等理性分析活动。但非逻辑并不是“反逻辑”或“无逻辑”，而是逻辑活动在内隐的不自觉状态。之所以产生这种逻辑的内隐，是由于直觉活动中人是“以形象和概念共同反映事物本质”。直觉活动之所以优于单纯的“概念”思维，是由于形象和概念相互配合、补充、促进形成的合力。“形象比概念灵活、更能在问题情境不明确的情况下发挥创造性探索作用。它能表示概念、说明概念、扩展概念、并能启发创造出新概念”。正是与形象思维相融合，理性思维才显得“盐在水中，有味无痕”起来，因此，能够将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结合的活动将有利于直觉能力的培养，而审美活动恰恰是具备这一特征的典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正确地指出，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如“这幅画是美的”），但仍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美的东西别人也觉得美），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单称判断（当我说“这酒对于我是快适的”?时，?别人的主观感受未必一定与我同一）。这一矛盾的统一在于“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谐合”。审美判断一方面是感性、个别的，另一方面又是主观、普遍的，超越感性又离不开感性、趋向概念又无明确的概念。正是因为审美活动的感性、理性思维的统一，才有利于主体在思维活动中发挥左右脑的共同优势，实现概念与形象联合的“非逻辑”性或“超逻辑”性。道德教育的认知模式过分强调分析思维的作用，改造这一范式的出路显然在于实现时道德教育的形象思维嫁接----实践德育的审美模式。

最后，关于直觉的整体性与物我同构。分析思维的特征是主体将对象各细部进行认真观照，由局部而整体，由小到大地认识事物。即“分析思维是以一次前进一步为其特征”。也正是因为思维的开端为局部、为分析，所以其认识事物的整体及本质有一个漫长而不保险的程序（不保险在于整体往往不等于局部相加）。

而直觉思维则相反，?它是“由大而斜?直接抓住整体切入对象的本质从而实现“豁然贯通”的。道德直觉也是如此，道德直觉对道德观念及道德情境的把握也是整体性的、未经分析直接从整体入手的。在道德情境复杂和紧迫的情况下，主体正是凭借这种对情境的直接整体性把握才能迅速作出道德判断并诉诸行动的。

篇5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黄炎培.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王永祥.从“劳工神圣”的新伦理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04）.

附1：《教师职业道德高于其他职业道德的原因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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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清风.加强和改进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8（1）：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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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石文明.新时期的教师修养[J].中国冶金教育，2003（1）：89-92.

附2：《会计职业道德滑坡与职业道德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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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王健.论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D].内蒙古大学，2013.

篇6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1、1979年—1991年：这一时期，新闻界经过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弄清了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定位等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大问题，意识到了新闻事业既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现代社会中一门具有独特的社会职能的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必然有其职业道德要求。同时，这个时期新闻失实这种新闻实践领域的老问题依旧存在，而追求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这类新问题又接踵而来。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逐渐兴起。当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内容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反对新闻失实、虚假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追求新闻真实性等方面；也出现了少量研究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反对有偿新闻、新闻伦理学等的论文，但数量很少。

2、1992年-1997年：这个时期，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从研究强度来看都明显加强，论文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1997年达到第一个研究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研究，一方面与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与不断修订有关系——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出台，1994年4月、1997年1月两次修订，《准则》的出台明显推动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与这个时期新闻界在市场化中片面追逐利润、淡化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有关，另外，这个时期“有偿新闻”的泛滥也促使了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热潮。与此相应，这个时期，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内容明显丰富了；而且，与有偿新闻有关的研究明显成为一个重点。

3、1998年-2004年：这一阶段，有偿新闻研究在继续，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对有偿新闻的研究大都与突发事件结合起来论述。突发事件成为促进这个阶段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东周刊》事件、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引出的受贿事件等，都促使了新闻学术界对职业道德研究的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研究走入又一个高峰，仅2004年一年的研究论文就达百余篇。同时，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审视新闻职业道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次，新闻伦理学研究也在继续：除了对国内新闻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外，对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新闻伦理研究的介绍和论述增多。另外，对新闻职业道德观的相关研究也受到了重视。除此以外，研究者开始从新闻娱乐化、炒新闻、新闻策划等角度研究新闻职业道德。还有，网络道德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

4、2005年至今：这个时期，从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炒新闻、新闻专业主义等切入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在继续。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联系（如新闻职业道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三个代表与新闻职业道德等）的研究，也占不小比重。随着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成为热点，对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度明显增大。另外，研究者对新闻自律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

二、研究的主要视角和内容

总括20多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研究视点和内容：

1.新闻失实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新闻失实是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最常见的切入点，也是从80年代初新闻学界一开始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至今一直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当然，随着不同时期新闻失实形式的不断变化，研究的认识和结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就内容来看，对新闻失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失实的表现、失实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失实等层面来展开；从目前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论文数量都很庞大，所获得的认识和具体内容也较为系统、深入。从研究成果的形态和类型来看，也相当丰富和多样，有新闻理论著作中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有研究论文中就某一认识视点所做的深度分析与论述，也有大量来自业界的对某些失实个案的解剖和反思。

2.“有偿新闻”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有偿新闻”在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也占有很大比重。与“有偿新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的成因、后果及如何防治等方面。

关于“有偿新闻”的成因，研究者的观点较为统一，普遍认为，“有偿新闻”的成因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从主观看，新闻工作者社会良知的丧失，对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追逐是重要原因。①从客观因素看，市场化背景下形成的新闻产品市场交易的不规范，为“有偿新闻”的出现提供了机制和土壤；企业或其他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宣传需求，则为“有偿新闻”提供了买方市场。

关于如何防治“有偿新闻”，研究者主要围绕“自律”、“领导”、“监督”、“改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各自的对策。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加强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自律，似乎受到更多人的强调。如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监督、评议还是惩罚，起到的无非是一种修枝剪叶的功效，只有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才是从根做起，才能夯实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根基。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待遇的方法来杜绝“有偿新闻”。③

3.新闻炒作、新闻媚俗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90年代以来，新闻炒作与媚俗之风盛行。一些媒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一味媚俗，大肆炒作，引起许多社会公众的反感。新闻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问题的关注。

新闻炒作与媚俗和新闻职业道德的联系在于：首先，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是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原因之一；其次，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减少和避免新闻炒作与新闻媚俗的重要条件。一些对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的研究者正是由此出发对新闻新闻炒作与媚俗问题进行强调和关注的。

4.典型案例与新闻职业道德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常以新闻界发生的某些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某些案例，呈现新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对策。这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案例介绍引出新闻道德缺失话题，然后就新闻道德问题的相关内容、对策进行论述。

如，著名的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就曾成为新闻职业道德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引发了许多研究文章。另外，“茶水发炎”事件、“杨丽娟事件”等也都曾引起众多学者由此出发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记者，必须做到：绝不有意编造虚假新闻，这是新闻工作者的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④

5.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关系研究

从新闻专业主义切入来研究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是近年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围绕二者间的关联，有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从本质上说，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念：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业准则。⑤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媒体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使命和社会责任应该对应着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职责和职业权利；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中的行为准则和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职业利益也密切相关，新闻从业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行业准则前提下，才能够获得其应有的职业利益，获得别人的赏识和尊重。因此，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新闻成为一项专业的必要条件。同时，新闻职业道德也对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⑥另外一些学者把新闻专业主义视为解决新闻职业道德缺失问题的治本之策。如陈力丹认为，通过长期的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内化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是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长远之计。⑦

6.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关系研究

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规，一个涉及新闻自律，一个涉及新闻他律，两者密不可分，故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必然要涉及新闻法制问题。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法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新闻职业道德为新闻法规提供存在的价值基础，对新闻法规具有多方面补充；反过来，新闻法规又可以保障新闻道德规则的实施。⑧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往往是将自律和他律同时作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来看待的。如有研究者就强调：新闻传媒职业道德建设一要靠他律，二要靠自律。⑨

7.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研究

研究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措施者也不少，取得的认识也较为多样。如有研究者强调，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完善自律监督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机制；三是完善和加强有关职业道德修养的学习制度等。⑩另有研究者则提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应当促使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促使宏观管理和调控体制良性整合；优化新闻职业道德的外部监督体系；提升社会公共道德水准和道德判断力，铲除违背职业道德的社会土壤等。11

8.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

对外国新闻职业道德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关研究视角和内容主要分为这样几类：

（1）美国新闻职业道德状况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当多，有些研究也较深入。如关岩德的《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一文，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媒介内部专职督察员或道德顾问的设置、新闻评价活动）等；另外还介绍了美国新闻院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情况。12

（2）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比较研究。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陈中原的《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该文从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出现时间、价值标准、新闻生命、采写原则、版面安排等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了各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共性和个性。13

（3）中外新闻职业道德状况比较研究。此类研究的路径一般是先介绍西方新闻自律情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说明。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为例，文章首先介绍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发展的历程，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14

9.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

网络媒体职业道德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网络给新闻职业道德带来的影响和网络环境中的职业道德要求等方面。就第一方面的研究来看，很多人的认识已经比较明确，如认识到网络媒体在真实性、抄袭、把关人缺失、新闻保密、隐私权等方面都更有可能出现诸多问题。15就对网络新闻职业道德要求的研究看，研究者多从强化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依靠自律原则规范从业者的行为、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等方面进行强调。16可以看出，目前这方面研究的层次还比较浅，主要停留在传统职业道德理论与网络传播特点的机械对照与分析层面。

三、小结

综观近年来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

1、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涉及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其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从现有研究成果看，研究成绩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也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面比较广，研究内容也比较深入。在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拓方面，研究者也较为注意。如近年来，新闻伦理学、网络环境下的新闻职业道德、新闻自律等新的研究视角被不断开掘出来。

3、从现有研究来看，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出现原因和对策的研究中前后逻辑与可行性分析的缺失。具体来说：在成因分析方面，大多着重于原因的说明，而缺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的论证和分析；在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缺失的后果时，偏重于情绪性的宣泄和简单层次的描述，且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在对策研究方面，学界提出的种种对策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可操作性，多为自说自话和拍脑袋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注释

邓名瑛：《“有偿新闻”的伦理批判》《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6期。

胡忠青：《西方新闻自律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今传媒》，2006年第6期。

曾凡斌：《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与重构》，《视听界》，2005年第3期。

郑保卫：《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

陆晔，潘中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台），2002年第4期。

景刚：《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4年第4期。

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

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马秋枫，张晋升，王天权：《论广东新闻传媒职业道德的他律与自律》，《暨南学报》，2005年第5期。

周宗杰：《简论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职业时空》2007年第2期。

陈敏：《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关键性因素分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

关岩德：《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1期。

陈中原：《形象与信誉的基石——81个国家(地区)、7个国际组织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初步比较分析》，《新闻记者》2001年第11期。

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郑瑜：《互联网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篇7

1.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

2.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

3.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4.《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

5.青少年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的培育探究

6.伦理道德,因何期待“精神哲学”

7.改革开放三十年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问题研究述论

8.旅游伦理道德判断与结构性分析

9.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10.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研究

11.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12.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

13.中小企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基于儒学伦理分析

14.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15.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

16.网络时代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考

17.科技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四种类型 

18.论青少年生命伦理道德教育之必要性

19.乔治·艾略特伦理道德观的艺术表现

20.后奥运时代下对体育伦理道德发展的研究

21.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探索

22.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2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特征透析

24.“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25.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26.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27.乡规民约与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

28.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

29.哥特小说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以《修道士》为例

30.新时期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探析

31.会通与更新:基督宗教伦理道德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关系

32.价值定位: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前提思考

33.服务型政府视域下的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

34.伦理道德与美国外交——兼论伦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35.何谓“父亲”?为什么要反对“父亲”?

36.企业伦理视角的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障碍与路径探讨

37.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调查分析

38.马克思的伦理道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39.医学期刊编辑与伦理道德应对

40.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

41.我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历史演变

42.从谚语看维吾尔族的伦理道德观

43.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影响与疏解

44.关于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探讨

45.关于信息技术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

46.中国金融稳定的实现:金融伦理道德的实验分析

47.论教育制度的伦理道德之维

48.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

49.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对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

50.浙江省中小企业伦理道德状况调查报告  

51.药害事件引发的伦理道德教育

52.文化自信心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教育

5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民俗中的嬗变

54.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55.试论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56.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教育的法治化思考

57.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阅微草堂笔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

58.运用伦理道德理念进行护理管理的研究

59.伊迪丝·华顿伦理道德观的“相对论”——小说《元旦》的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60.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青年德育的启示

61.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探析

62.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思考

63.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伦理道德探究

64.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构建探析

65.论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问题

66.浅议新闻摄影图片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67.试论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

68.试论和谐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意蕴

69.儒教与基督教对中西方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研究

70.我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71.传统伦理道德现实价值研究

72.食品加工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对策研究

73.原罪与赎罪——纪录片拍摄中的伦理道德

74.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探析

75.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的现状与构建途径——基于武汉高校的调查

76.护生伦理道德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

77.论佛教伦理道德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78.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与重构

79.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述要

80.论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特征及其对现代体育道德重建的价值

81.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82.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83.网络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

84.旅游伦理道德建设探析

85.浅议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之区别

86.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

87.伦理道德:现代科学人才观的应有之义

88.浅谈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

89.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探讨

90.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及原因探究

91.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转型与重构

92.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高校伦理道德教育

93.试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伦理道德教育

94.的家庭伦理道德

95.论伊斯兰伦理道德的社会应用

96.关于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地位的再认识

97.论壮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

篇8

关键词：市场营销；职业；道德

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具备职业道德，这也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良好职业道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会对市场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企业以及市场营销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环境稳定，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营销职业道德的涵义

营销职业道德指的是企业及其利益关联主体必须遵守的一切行为规范。从根本上说，营销职业道德要求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协调处理好企业利益、客户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三者关系，在遵守道德规范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企业不仅要盈利，更应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发挥消费导向作用，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二、市场营销中不道德行为表现

（一）窃取市场营销中情报信息

是否可以准确、有效获取市场信息，特别是掌握竞争对手的信息，对于企业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长期实践表明，只有准确掌握市场信息、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才能把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不道德行为一种表现就是不通过正常合理渠道展开市场调研，而是利用不正当手段窃取他人信息。比较常见的像派人窃取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贿赂其他企业内部人员，从而获取情报信息等。

（二）采用非正常营销渠道竞争

在企业营销战略组合中，渠道营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渠道营销战略必须符合自身实际，这会对产品销售和营销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从实际营销情况来看，一些企业往往通过欺诈手段进行产品销售，或者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排挤其他企业，搞市场垄断等，这都是不道德营销的行为表现。

（三）运用不道德的价格营销策略

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营销战略，价格营销战略必须科学合理，这会对企业产品销售和经济效益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客户切身利益。有的企业只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按法律规范进行销售，采用不道德竞争手段来谋取私利，比较常见的像胡乱定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价格垄断等，这些不正当营销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四）欺骗性的产品营销策略

在企业营销活动中，产品营销处于核心地位，产品营销策略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生存发展。一些企业只看重眼前利益，忽视消费者实际需要，通过不正当手段来谋取私利。比较常见的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伪造商标、不提供售后服务、生产经营过程中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这些行为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

三、加强市场营销中人员职业道德的途径

针对当前我国市场营销中几种主要不道德行为表现，我们需要从企业自身和外部多方面加强市场营销中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促进市场营销正常运营开展。下面提出几点途径建议：

（一）加强市场营销职业文化建设

加强市场营销职业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营销人员更好理解职业道德规范、职业行为、职业内容和职业意义，促使其更加爱岗敬业；其次，有利于加强营销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沟通交流；再次，有利于政府制定、实施营销政策，促进营销职业健康发展；最后，有利于提高营销人员职业素养，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

（二）重视企业自身营销道德建设

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树立良好信誉形象。除了遵守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外，企业还要努力打造职业道德体系，体现自身特色，通过各种方式把企业道德文化传递给社会大众，从而扩大企业影响力。所以，职业道德较好的企业会根据营销人员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规范，并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把它放在优先位置，建立全面、科学、有效的道德标准体系，主要涉及到客户服务、产品开发、广告宣传、价格制定等方面。

（三）加强市场营销相关法规建设

国家法律规范是企业营销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底线和原则。就目前实际来说，和完善法律制度相比，我国更需要的是严格执法。有关报道指出，美国亨联公司在我国北京、成都、大连等地发现很多盗用商标、包装的假冒亨联产品，为此，亨联公司花费近6万元，几经周折才找到制假源头原来是广东汕头的一家小作坊。而最终法院判决结果仅仅是对制假者处以罚金200元。有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执法，严厉打击一切违法犯罪行为，并公开处理结果，警示其他经营者。另外，政府要充分利用好新闻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在营销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给社会树立道德榜样，通过舆论力量杜绝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四）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

在我国，有很多社会组织机构可以监督企业行为，像企业行业协会就是其中的代表。行业协会是同一行业内部的企业管理组织，负责规范监督行业内部企业营销行为，维护行业共同利益。从实际情况看，少数企业的不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行业共同利益，破坏行业整体形象，所以，行业协会要根据行业内部实际，对于企业不道德营销行为采取有效监管措施，制定严格规范的行业职业道德标准。行业协会还要发挥好沟通协调作用，有效调解知识产权纠纷，保证企业产品服务质量安全，维护行业共同利益，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道德是一个人的素质体现，而职业道德是企业以及营销人员的素质体现。为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稳定，营销活动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协调处理好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遵循诚信原则，展开公平竞争，实现互利共赢。不断完善职业道德体系，促进营销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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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闭幕式上，本领域内专业学术期刊英国《道德教育杂志》(JournalofMoralEducation)常务主编莫妮卡·泰勒(MonicaTaylor)女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性讲话，她对会议的顺利举办表示了祝贺，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大会最终决定，下届研讨会将移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举行。

全球公民及亚太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德育理论的实践转化与模式、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转型社会中公民与人权教育的本土选择等主题．成为了与会代表们集中关注和交锋的焦点。下面仅从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以及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等3个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中一些重要的报告及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

国际公民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侯·斯塔克(HughStarkey)博士与香港教育学院李荣安(LeeWing-on)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题为《公民身份与人权教育：普遍原则的本土化应用》(CitizenshipandHttmanRightsEducation：ApplyingUniversalPrinciplestoLocalContexts)与《亚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亚洲人的认同?》(ReflectiononAsianCitizenship:WhatareAsianandWhatareNot?)的主旨报告。斯塔克博士认为，人权是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正义与和平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础，这一理念破除了人权为西方专有的迷信。他提出了两种可以“本土化”的人权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论包括学校教育本身都应该关注人权原则在本土语境中的应用问题与机遇的结论。

李荣安教授则从比较的角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剖析。他主要选取了如下一些案例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与分析：韩国公民身份教育语境转换中的主体观；香港与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国大陆地区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型；香港政治上积极取向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现象以及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推动公民教育的终生学习功能发展的努力。通过这些个案，他概括出了关于亚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与结构特征：即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强国家”与政治体制传统、民族一国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现的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折衷主义理念以及亚洲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不可预见性等基本趋势与本质特征，还是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不同的具体实践模式等，都对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学术话语与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贡献。

(2)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UniversityofTechnology)的多利·汉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与美国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王晓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学者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独到洞察力与最新进展。

汉考克女士的演讲主题是《美德规划》(ThVirtuesProject)。她运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风行”于世界各个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新美德规划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区．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抑制来自北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及其对家庭与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年之后，这种教育理念便开始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前后约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尝试规划实施自己的美德规划或项目，教师们也明显表示出了对美德规划的兴趣与热情。时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家庭、商业与社区教育规划中。广泛传播的现实说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阶层教育者对其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与教师们正向的实证反馈等因素，均绝对性地压倒了本应在新美德规划实施之前就该有的理性的哲学思考与反思。汉考克女士提出，我们应该沿着著名哲学家泰勒(ChadesTaylor)教授的“解释性人文科学观”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新美德规划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对于作为学校品格教育计划之美德规划的描述与解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叙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对学校美德规划的实践理论进行清楚的阐释。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有可能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描绘出新美德规划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汉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学的王晓蕾鼓授则从微观的角度，为道德发展研究提供了—个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她的演讲主题是《错误搭配手势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功能》(UsingMiamatchedHandGesturesasIndexestoPromoteMoralDevelop-merit)。她明确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语中自然产生的错误搭配手势，将为人们确定儿童的道德学习的目标与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而这一发现也终将“实质性”地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尔伯格理论，按照道德两难情境中儿童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路径，分别对处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的“前习俗”与“习俗”阶段的120名参加研究的被试儿童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她的实验表明，错误搭配手势在儿童两种道德水平的过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为力图提高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中的家长与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3)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传宝教授等，则以大陆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表达了中国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这一重要命题的观点与声音。

金生铉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和接受，公共教育体系没有将培养拥有权利、自由与责任的理性公民作为其培养目标，公民教育的系统实践也远未实施和展开。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适切性问题。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与品质的培养、发展和促进方面，公共教育应该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能力等来构建自身的目标与内容。

檀传宝教授则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背景的三点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个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社会的具体实际如何理解和实施公民教育则是—个新问题。基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他认为公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大陆需要勇敢破除对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国公民教育都应当具有各自社会与文化的特质，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的公民生活建设同步，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型、公民教育与品格教育等主题的“复兴”等，是当代西方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德育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力”，而道德发展理论与美德规划的巨大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客观地来看，这些理论也的确为上个世纪道德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而对这些理论的讨论热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从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与重点来看，显然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应该积饭地转向教育教学的实践领域．主动地参与实践，并为具体语境与实践中出现的、与理论相冲突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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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谈个体道德的完善，意味着把个体道德的建构放在个人生活的环境之下来思考。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生活在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上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生活是立体的，交往是全面的。在这种个人生活的格局中，个体道德应该成为生活内部的生成，是基于生活的，为了生活的。

一、生活中的“做人”优先：个体道德建构的起点选择

生活和交往主要关涉“做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做人”的问题，前者是人格问题，后者是尊重和宽容问题，这两者应该成为私人生活和个人交往中优先考虑的价值规约。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内主体性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个人生活的自由、自立、自主程度也显著提高。在这种变化之中，我们尤其要强调生活和交往中的“做人”问题，强调个体价值观中的“人格”地位，同时以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处理好做人和做事的关系。

1．追求人格的确定性是人在生活和交往中应遵循的首要道德要求。

“每当历史的重大发展、转折时期，人的问题、人格问题尤其被反复地重新提出。”因此，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背景下，思考“人格”问题，特别是把人格问题放在人的生活和交往的领域来思考，是对“人”重新把握的需要。随着个人生活的日益丰富，人际交往的日益复杂，促动个体以真正的“人”的身份和资格进入生活和参与交往，仍然是当前个体道德建构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以“人”的资格生活首先就应当保持独立的人格。独立人格强调个人意志的自主性，它是人之为人的普遍的基本的资格要求。孟子曾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彰显的就是独立人格，具体而言，就是独立的道德人格，它反映的是人在道德面前的自觉和自主。毋庸置疑，资本主义伊始，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人格已日渐显现，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成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带动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为国民的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观念的增强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代社会的货币和权力所建构的社会制度系统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生活中的人们也日益受到金钱和权力的控制，生活和交往的意义、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这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上、政治上的人格独立并没有造就人们独立的道德人格。实际上，人的独立性和平等性除了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表现之外，更应当获得道德上的表现，尤其是应当在人们的交往中得到确证。否则，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独立的人仍然只能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奴隶，这样的人仍然远非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恪守诚信尤其是“人”的生活准则和交往准则。“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总是生活在永不停歇的交往之中，他所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格品质就是诚信。因为语言是形成交往理性进而达成生活意义的媒介，人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和守信，语言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交往就不会成功，而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也就不可能建立。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即是说，缺乏诚信的美德，人就无以为人，也就会丧失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根基，如果一个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苟子·不苟》)。诚实和守信，作为人格的意义，不言自明。

2．尊重和宽容是现代人在生活和交往中应该具有的起码的道德态度。

尊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坚持平等的交往观念内涵着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人群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生活观念上都有所较大的差异，这是人们在生活、交往中潜伏着矛盾和摩擦，甚至造成交往的障碍。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周易·系辞下》)，反对对上交往的巧言令色和对下交往的傲慢，同时更多地给予他人以生命尊严和权利上的尊重。这决不是简单的“怜悯”，更不是暂时的自我牺牲，而是从生活观念和交往理念上善于从他人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关系结构中考虑问题，是出于爱心的关怀。对于我国当前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况来说，这种做法对于建构人们的交往伦理和生活道德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尊重的基础上，现代人还应具有宽容的道德情怀。宽容不是一味地妥协、放纵，或者无原则地放弃道德责任，而是在坚持基本道德原则的基础上与他人平等对话，并对他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给以理解和尊重。毕竟，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多元文化必定带来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道德选择的多元化，一味地以道德理想主义来要求他人、要求生活，极易走向道德上的“专制主义”，从而使道德取得话语的霸权并对人们的生活横加干涉。由此可见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具有宽容精神之重要。当然，宽容也不意味着放弃道德理想，只是我们应当在坚守道德理想的前提下，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持有不同价值观、道德观的人进行沟通、对话，对之进行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否定、排斥。

二、合理生存和合意义生活的统一：个体道德建构的生活基础

社会改革对于生活的改变在于为人们造就一种合理的生活，也就是在秩序和公平关照下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存。但这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生活必须能够提供人活着的意义。真实的和真正的生活在于合理生存和合意义生活的统一。

1．人的生存合理性是个体道德形成的基础。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同样，人的生存也具有合理性。马克思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一般而言，动物不对什么发生关系，也不会存在关系，而“人只能存在于同自然、他人、自身自觉能动的关系之中”，这三种关系不仅是人存在的三种状态，也是人存在的原因。

人要生存，就必须面对这些关系，并处理好这些关系，使自己的生存符合自然的、社会的以及自身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可以说，这是人生存的一般合理性，它适合于身处任何社会中的个体。

然而，由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人与自然、他人、自身的关系必然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人的生存合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必然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生产方式如何，社会结构如何，人的生存状态就会如何。这也就是人生存的特殊合理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的、封闭的农业经济与宗法血缘制度相结合之下，人的生存状态主要可以概括为：依赖自然、敬畏自然(“靠天吃饭”)；隶属于宗法血缘家庭，缺乏独立性。现代社会，工业化大生产的建立以及宗法血缘家族制度的被打破，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由过多地依赖自然转变为更多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由家庭的“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的公民。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转变使得人生活于其中的利益关系也随之改变，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个体道德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因此，不同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遵循各个时期的道德要求，才能很好地生存。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人与世界之问各种关系的认识难免存在偏颇甚至错误之处，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灾难。因此，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反思，这是现代人亟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之一。2．合意义的生活为个体道德建构确定方向。

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生存，他的生存必须要符合某种意义，追求某种意义和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存转变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生活以生存为基础，但多了对生存的反思和创造，即生活除了承载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外，还蕴涵着对当下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生存意义以及生存目的的全面思考和审视。这种审视是一种意义的审视，是对善和美的追索。

人的生活意义作为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它的形成只能源于人们实际的生存状态，怎样的生存状态就有着怎样的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从而也就会有怎样的对道德的理解。传统社会中(以中国为例)，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是统一的。人们处于与自然、宗法家庭的简单同一之中，因此，追求圣人境界以达“天人合一”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生活理想，而圣人境界的达成又必须严格恪守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之道。可见，基于对生活意义的这一理解，其道德必然会围绕着调节宗法血缘家族内部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法血缘家庭的秩序来进行建构。

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意义的统一为个体道德建构提供了扎实的生活基础，人的生存不再是简单的生存，而是符合一定意义的生存；生活意义的设置不是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源自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可是，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带来了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新的思索和追问。如果生存状态与生活意义之间无法达成统一，那么个体道德建构的链条就极有可能发生断裂，而这恰恰是我国当前个体道德建构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和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刺激物质消费和倡导精神追求之间似乎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矛盾。这一两难在个体道德建构的过程中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同时，它也告诫我们：坚持合理生存与合意义生活的统一，就必须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即简单地把人的生活问题还原为生存问题，认为人生就是生存，就是生命的过程。以此为基础的道德沿着生存论的路向探求人生的意义必然会误入歧途，失去道德所具有的立场和理想，失去对自我和他人的生存处境、生活状态的关心。

三、践履一种适意的生活方式

合理生存和合意义生活的统一，在于形成某种适合个人的适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个人生活的简朴的、回归自然的方式，它适应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而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过分偏重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单调僵化的生活方式，还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个人生活需要满足的生活方式。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中心来展开，因此意味着人的生活是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是个人的不断生成和创造。

1．适意的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肉体与灵魂的统一。

一般而言，物质生活在于确证和延续人的肉体存在，它所具有的意义是短暂的、外显的；精神生活是人对自身灵魂的确认，它所具有的意义是长久和内省的。其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内涵着以精神提升生活的暗设，因为精神作为人的自我意识，能对物质生活起到能动的作用，从而为物质生活建立一种合乎意义的导向。孔子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彰显出的是精神价值的独立性。当然，这种超越并不是无视物质生活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强调精神生活相对于物质生活的重要——确实，在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今天，对于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和享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渐渐成为一个“拜物者”，并且因为“拜物”而疲于奔命，为了“生存”却较少或很少为了“生活”，这样的人成为了缺少灵魂的“肉身”，生活的意义在消退。超级秘书网

2．适意的生活是一种自得的生活。

之所以说适意的生活是一种自得的生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过着适意生活的人能够自得其乐。适意的生活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蕴涵的是个人的生活幸福观。个人在这种幸福观的指导下，自觉地在自身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理需要和情感需要之间进行平衡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