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37:27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投资决策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可见,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理论界观点不一。其实,以上三种信息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关键点仍在于投资风险和期望收益的评估。同时,我们发现,一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类型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财务会计领域,就会计论会计,而少有投资者本身行为即投资理论中找寻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侧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资决策理论本身仅应用于指导个人投资,“引导决策者采取与模型更一致的生动,并根据最终结果修正所采用的决策模型,以达到更满意的效果。”(何永明、陈文斌,1998)或是联系财务中的公司投资决策,“企业集团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企业组合,股份公司对不相关公司的收购兼并,个别游资通过基金组合进行投资,这些都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实际应用”(吴明礼,1998)。但是较少有人剖析投资理论在财务报告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本文拟从投资决策理论入手,通过对投资行的定量分析,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投资决策理论分析
投资决策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证券组合选择》。文中论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风险。该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他选择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投资者会规避风险,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最低的风险的可能风险。均值——方差假设,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效用依赖于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1,用公式表示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资行为。例如a可能是无风险政府组合投资,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资,或者是证券组合投资;Ui(a)代表该投资行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为该行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为该投资行为的风险。同时Ui(a)随着X的增加而增加,随着Sa2的增加而减少,因而我们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资者将会在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不同的权衡,例如,某更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将选择-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设对会计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效用函数如何,都需要投资期望收益和风险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报告。离开了该假设,就需要个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定知识,以推断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用两个方案来阐述投资者如何进行决策及其在决策中所需的信息类型。
方案一:某甲拥有$2,000资金,决定全部用于购买A公司每股市价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将取决于A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我们定义: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赢利能力
总收益=期末市价+期间股利
当A公司处于事件1下,下一期间股票将上升到每股$22;当处于事件2下,股票将下跌到每股$17。同时假设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总收益计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过去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或以现行市价为依据分析得出先验概率,则事件1的概率P(H)为0.30,事件2的概率P(L)为0.70。但为了更客观地评估A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当期财务报表的公布以获取有关公司业绩的利好消息(Goodnews)和利空消息(Badnews),并重新修正计算后验概率。在当期,财务报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联系先验、后验概率之间的桥梁即条件概率(又称为信息系统)。
表一信息系统
当期财务报告信息
GN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称为主对角线,0.10和0.20称为副对角线。
也就是说,基于对报告分析的广泛经验,甲认为,假如A公司确实处于高盈利能力的话,那么有80%的可能性当期的财务报告显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显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应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难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方差(即风
险,)见表二。2
表二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资方差:(0.15-0.925)2×0.77=0.0025
(2)总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资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资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数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将相同的资金分散购买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证券组合形式投资,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0.6750已经是计算过的后验概率)。
现在组合中存在四种可能的收益,两种市价同时上升或下降,一种上升而另一种下降。表三给出了四种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总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总收益
AB股利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0.1225
1.0000
投资收益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主要考虑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经济环境中,总存在许多共同影响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场因素,例如利息率,外汇汇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间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减少。因而我们假定事件1的概率为0.5942,大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时也存在一些只影响个别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表三中的第二、三行,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将小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类推。
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资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总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资方差:(0.07-0.0925)2×0.1864=0.0001
(3)总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资方差:(0.00-0.0925)2×0.0925-0.0008
(4)总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资方差:(-0.08-0.0925)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投资方差:σa2=0.0065
从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资单股时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将选择方案二投资证券组合。
由此可见,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接受风险更低的投资方案,即投资者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降低风险。如果无交易费用的话,购买股种越多,风险越小。因为,个别公司因素的实现往往会由于多种证券而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组合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投资决策理论的精髓所在。
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中,我们发现,无论投资者个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评估证券期望收益和风险的信息。即会计信息从质和量上都应该保证能够提供有关风险和收益的信息,这就对财务报告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财务会计的启示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是根据当期财务报告信息来不断修正其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从而选择满足最大期望效用的买和卖的决策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财务报告对决策者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已被世界各国职业会计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简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简称CFAC)第一号(SFAC1,1978)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这里,FASB强调“理性”一词,这和投资决策理论的假设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选择最大期望效用的决策者,才被称为理性的。同时,此目标中认为,这些投资决策同时适用于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即财务报告不仅应提供有用的信息给公司内部现存的投资者,而且必须将信息公布于市场,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也是依靠当前财务报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以决定是否购买。
如前所述,对投资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关风险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计未来投资回报的信息。这种观点体现在SFACI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上,即“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首先,从股利和利息中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总收益的一部分(见表三)。其次,第二个目标指出,投资者需要评估预期收益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虽然这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同样被认为相关于未来收益的期望价值和风险。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即从总体上规范了信息需求的数量,那么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是从质上提出了信息要满足使用者决策的标准,即信息必须具备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为帮助投资者形成对自己回报预测有价值的产品。这种特征的关键在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根据SFAC2的定义,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换句话说,当信息能帮助报告使用者预测事件(例如未来盈利能力)时,它是相关的。就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投资决策理论而言,我们注意到,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风险主要取决于期末股价、期间股利以及概率判断。毫无疑问,这是面向未来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来,其预测的未来结果也越精确,这就引发了要求以公允市价代替历史成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对投资者未来预期有更大的相关性。特别地,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投资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风险变得更加难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机构已陷入财务危机,但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良好”或“健康”的报告净收益。(黄世忠,1997)这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
然而,FASB虽然陆续了有关金融机构公允价值披露的准则(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坚持历史成本在预测未来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现实环境中,历史成本信息并非与决策毫不相关,只是相关度的问题。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表一中的信息系统形象地表达。该表提供了现有财务报告信息(GN或BN)和决定未来投资收益的未来导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间的概率关系。
二是历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认为,为了可靠,信息必须如实表述且具有可验证性并保持中立。当财务报告信息由于管理当局的误导而变得有偏倚时,必然造成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失误,则信息就不再誉为真实和可验证的,即缺乏可靠性。历史成本由于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为基础而更具可验证性,并减少管理当局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回到表一中,运用投资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能更准确地描述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表一,不难看出,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概率越高(0.80,0.90),意味着现有财务报告信息和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甲对公司将来股价及分红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断,越和甲的决策息息相关。可靠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也很高。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少波动,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对每一种事件而言,主对角线概率越大,波动越小。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状态下,可使主对角线等于1,即财务信息完全相关和可靠。而在实现中,往往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均衡。比如,对A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历史成本为公允价值计量其资本资产,结果导致相关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对角线概率增加,而副对角线概率的减少。这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如何合理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达到相关和可靠的优化,向来是会计界的难点之一。这正是投资决策理论带给财务会计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汤云为、陆建桥:《财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国际动态和我们的思考》,《会计研究》1997年第1期。
②葛家澍主编:《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李心合:《论决策有用学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当代财经》1996年第5期。
④陈建根:《证券市场环境下若干会计问题研究》,《当代财经》1998年第5期。
⑤何永明、陈文斌:《现资组合决策模型与风险偏好》,《投资研究》1998年第6期。
⑥吴明礼:《投资组合理论与我国财务实践》,《四川会计》1998年第2期。
⑦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⑧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1997.
可见,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理论界观点不一。其实,以上三种信息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关键点仍在于投资风险和期望收益的评估。同时,我们发现,一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类型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财务会计领域,就会计论会计,而少有投资者本身行为即投资理论中找寻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侧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资决策理论本身仅应用于指导个人投资,“引导决策者采取与模型更一致的生动,并根据最终结果修正所采用的决策模型,以达到更满意的效果。”(何永明、陈文斌,1998)或是联系财务中的公司投资决策,“企业集团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企业组合,股份公司对不相关公司的收购兼并,个别游资通过基金组合进行投资,这些都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实际应用”(吴明礼,1998)。但是较少有人剖析投资理论在财务报告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本文拟从投资决策理论入手,通过对投资行 的定量分析,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投资决策理论分析
投资决策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证券组合选择》。文中论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风险。该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他选择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投资者会规避风险,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最低的风险的可能风险。均值——方差假设,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效用依赖于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1,用公式表示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资行为。例如a可能是无风险政府组合投资,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资,或者是证券组合投资;ui(a)代表该投资行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为该行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为该投资行为的风险。同时ui(a)随着x的增加而增加,随着sa2的增加而减少,因而我们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资者将会在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不同的权衡,例如,某更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将选择-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设对会计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效用函数如何,都需要投资期望收益和风险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报告。离开了该假设,就需要个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定知识,以推断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用两个方案来阐述投资者如何进行决策及其在决策中所需的信息类型。
方案一:某甲拥有$2,000资金,决定全部用于购买a公司每股市价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将取决于a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我们定义: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赢利能力
总收益=期末市价+期间股利
当a公司处于事件1下,下一期间股票将上升到每股$22;当处于事件2下,股票将下跌到每股$17。同时假设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总收益计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过去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或以现行市价为依据分析得出先验概率,则事件1的概率p(h)为0.30,事件2的概率p(l)为0.70。但为了更客观地评估a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当期财务报表的公布以获取有关公司业绩的利好消息(good news)和利空消息(bad news),并重新修正计算后验概率。在当期,财务报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联系先验、后验概率之间的桥梁即条件概率(又称为信息系统)。
表一 信息系统
当期财务报告信息
gn 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称为主对角线,0.10和0.20称为副对角线。
也就是说,基于对报告分析的广泛经验,甲认为,假如a公司确实处于高盈利能力的话,那么有80%的可能性当期的财务报告显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显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应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难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方差(即风
险,)见表二。2
表二 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资方差:(0.15-0.925)2×0.77=0.0025
(2)总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资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资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数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将相同的资金分散购买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证券组合形式投资,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0.6750已经是计算过的后验概率)。
现在组合中存在四种可能的收益,两种市价同时上升或下降,一种上升而另一种下降。表三给出了四种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 总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总收益
ab 股利 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 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 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 0.1225
1.0000
投资收益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主要考虑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经济环境中,总存在许多共同影响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场因素,例如利息率,外汇汇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间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减少。因而我们假定事件1的概率为0.5942,大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时也存在一些只影响个别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表三中的第二、三行,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将小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类推。
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 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资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总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资方差:(0.07-0.0925) 2×0.1864=0.0001
(3)总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资方差:(0.00-0.0925) 2×0.0925-0.0008
(4)总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 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资方差: (-0.08-0.0925) 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 投资方差:σa2=0.0065
从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资单股时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将选择方案二投资证券组合。
由此可见,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接受风险更低的投资方案,即投资者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降低风险。如果无交易费用的话,购买股种越多,风险越小。因为,个别公司因素的实现往往会由于多种证券而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组合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投资决策理论的精髓所在。
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中,我们发现,无论投资者个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评估证券期望收益和风险的信息。即会计信息从质和量上都应该保证能够提供有关风险和收益的信息,这就对财务报告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财务会计的启示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是根据当期财务报告信息来不断修正其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从而选择满足最大期望效用的买和卖的决策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财务报告对决策者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已被世界各国职业会计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concepts,简称cfac)第一号(sfac1,1978)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这里,fasb强调“理性”一词,这和投资决策理论的假设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选择最大期望效用的决策者,才被称为理性的。同时,此目标中认为,这些投资决策同时适用于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即财务报告不仅应提供有用的信息给公司内部现存的投资者,而且必须将信息公布于市场,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也是依靠当前财务报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以决定是否购买。
如前所述,对投资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关风险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计未来投资回报的信息。这种观点体现在sfaci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上,即“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首先,从股利和利息中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总收益的一部分(见表三)。其次,第二个目标指出,投资者需要评估预期收益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虽然这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同样被认为相关于未来收益的期望价值和风险。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即从总体上规范了信息需求的数量,那么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是从质上提出了信息要满足使用者决策的标准,即信息必须具备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为帮助投资者形成对自己回报预测有价值的产品。这种特征的关键在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根据sfac2的定义,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换句话说,当信息能帮助报告使用者预测事件(例如未来盈利能力)时,它是相关的。就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投资决策理论而言,我们注意到,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风险主要取决于期末股价、期间股利以及概率判断。毫无疑问,这是面向未来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来,其预测的未来结果也越精确,这就引发了要求以公允市价代替历史成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对投资者未来预期有更大的相关性。特别地,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投资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风险变得更加难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机构已陷入财务危机,但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良好”或“健康”的报告净收益。(黄世忠,1997)这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
然而,fasb虽然陆续了有关金融机构公允价值披露的准则(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坚持历史成本在预测未来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现实环境中,历史成本信息并非与决策毫不相关,只是相关度的问题。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表一中的信息系统形象地表达。该表提供了现有财务报告信息(gn或bn)和决定未来投资收益的未来导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间的概率关系。
二是历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认为,为了可靠,信息必须如实表述且具有可验证性并保持中立。当财务报告信息由于管理当局的误导而变得有偏倚时,必然造成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失误,则信息就不再誉为真实和可验证的,即缺乏可靠性。历史成本由于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为基础而更具可验证性,并减少管理当局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回到表一中,运用投资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能更准确地描述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表一,不难看出,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概率越高(0.80,0.90),意味着现有财务报告信息和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甲对公司将来股价及分红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断,越和甲的决策息息相关。可靠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也很高。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少波动,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对每一种事件而言,主对角线概率越大,波动越小。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状态下,可使主对角线等于1,即财务信息完全相关和可靠。而在实现中,往往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均衡。比如,对a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历史成本为公允价值计量其资本资产,结果导致相关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对角线概率增加,而副对角线概率的减少。这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如何合理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达到相关和可靠的优化,向来是会计界的难点之一。这正是投资决策理论带给财务会计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汤云为、陆建桥:《财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国际动态和我们的思考》,《会计研究》1997年第1期。
②葛家澍主编:《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李心合:《论决策有用学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当代财经》1996年第5期。
④陈建根:《证券市场环境下若干会计问题研究》,《当代财经》1998年第5期。
⑤何永明、陈文斌:《现资组合决策模型与风险偏好》,《投资研究》1998年第6期。
⑥吴明礼:《投资组合理论与我国财务实践》,《四川会计》1998年第2期。
⑦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⑧william r.scott: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 hall in.1997.
可见,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理论界观点不一。其实,以上三种信息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关键点仍在于投资风险和期望收益的评估。同时,我们发现,一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类型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财务会计领域,就会计论会计,而少有投资者本身行为即投资理论中找寻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侧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资决策理论本身仅应用于指导个人投资,“引导决策者采取与模型更一致的生动,并根据最终结果修正所采用的决策模型,以达到更满意的效果。”(何永明、陈文斌,1998)或是联系财务中的公司投资决策,“企业集团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企业组合,股份公司对不相关公司的收购兼并,个别游资通过基金组合进行投资,这些都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实际应用”(吴明礼,1998)。但是较少有人剖析投资理论在财务报告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本文拟从投资决策理论入手,通过对投资行的定量分析,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投资决策理论分析
投资决策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证券组合选择》。文中论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风险。该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他选择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投资者会规避风险,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最低的风险的可能风险。均值——方差假设,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效用依赖于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1,用公式表示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资行为。例如a可能是无风险政府组合投资,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资,或者是证券组合投资;Ui(a)代表该投资行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为该行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为该投资行为的风险。同时Ui(a)随着X的增加而增加,随着Sa2的增加而减少,因而我们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资者将会在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不同的权衡,例如,某更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将选择-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设对会计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效用函数如何,都需要投资期望收益和风险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报告。离开了该假设,就需要个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定知识,以推断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用两个方案来阐述投资者如何进行决策及其在决策中所需的信息类型。
方案一:某甲拥有$2,000资金,决定全部用于购买A公司每股市价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将取决于A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我们定义: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赢利能力
总收益=期末市价+期间股利
当A公司处于事件1下,下一期间股票将上升到每股$22;当处于事件2下,股票将下跌到每股$17。同时假设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总收益计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过去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或以现行市价为依据分析得出先验概率,则事件1的概率P(H)为0.30,事件2的概率P(L)为0.70。但为了更客观地评估A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当期财务报表的公布以获取有关公司业绩的利好消息(Goodnews)和利空消息(Badnews),并重新修正计算后验概率。在当期,财务报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联系先验、后验概率之间的桥梁即条件概率(又称为信息系统)。
表一信息系统
当期财务报告信息
GN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称为主对角线,0.10和0.20称为副对角线。
也就是说,基于对报告分析的广泛经验,甲认为,假如A公司确实处于高盈利能力的话,那么有80%的可能性当期的财务报告显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显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应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难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方差(即风
险,)见表二。2
表二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资方差:(0.15-0.925)2×0.77=0.0025
(2)总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资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资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数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将相同的资金分散购买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证券组合形式投资,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0.6750已经是计算过的后验概率)。
现在组合中存在四种可能的收益,两种市价同时上升或下降,一种上升而另一种下降。表三给出了四种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总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总收益
AB股利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0.1225
1.0000
投资收益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主要考虑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经济环境中,总存在许多共同影响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场因素,例如利息率,外汇汇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间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减少。因而我们假定事件1的概率为0.5942,大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时也存在一些只影响个别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表三中的第
二、三行,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将小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类推。
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资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总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资方差:(0.07-0.0925)2×0.1864=0.0001
(3)总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资方差:(0.00-0.0925)2×0.0925-0.0008
(4)总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资方差:(-0.08-0.0925)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投资方差:σa2=0.0065
从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资单股时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将选择方案二投资证券组合。由此可见,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接受风险更低的投资方案,即投资者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降低风险。如果无交易费用的话,购买股种越多,风险越小。因为,个别公司因素的实现往往会由于多种证券而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组合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投资决策理论的精髓所在。
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中,我们发现,无论投资者个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评估证券期望收益和风险的信息。即会计信息从质和量上都应该保证能够提供有关风险和收益的信息,这就对财务报告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财务会计的启示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是根据当期财务报告信息来不断修正其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从而选择满足最大期望效用的买和卖的决策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财务报告对决策者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已被世界各国职业会计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简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简称CFAC)第一号(SFAC1,1978)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这里,FASB强调“理性”一词,这和投资决策理论的假设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选择最大期望效用的决策者,才被称为理性的。同时,此目标中认为,这些投资决策同时适用于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即财务报告不仅应提供有用的信息给公司内部现存的投资者,而且必须将信息公布于市场,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也是依靠当前财务报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以决定是否购买。
如前所述,对投资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关风险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计未来投资回报的信息。这种观点体现在SFACI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上,即“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首先,从股利和利息中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总收益的一部分(见表三)。其次,第二个目标指出,投资者需要评估预期收益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虽然这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同样被认为相关于未来收益的期望价值和风险。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即从总体上规范了信息需求的数量,那么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是从质上提出了信息要满足使用者决策的标准,即信息必须具备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为帮助投资者形成对自己回报预测有价值的产品。这种特征的关键在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根据SFAC2的定义,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换句话说,当信息能帮助报告使用者预测事件(例如未来盈利能力)时,它是相关的。就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投资决策理论而言,我们注意到,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风险主要取决于期末股价、期间股利以及概率判断。毫无疑问,这是面向未来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来,其预测的未来结果也越精确,这就引发了要求以公允市价代替历史成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对投资者未来预期有更大的相关性。特别地,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投资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风险变得更加难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机构已陷入财务危机,但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良好”或“健康”的报告净收益。(黄世忠,1997)这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然而,FASB虽然陆续了有关金融机构公允价值披露的准则(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坚持历史成本在预测未来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现实环境中,历史成本信息并非与决策毫不相关,只是相关度的问题。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表一中的信息系统形象地表达。该表提供了现有财务报告信息(GN或BN)和决定未来投资收益的未来导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间的概率关系。
二是历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认为,为了可靠,信息必须如实表述且具有可验证性并保持中立。当财务报告信息由于管理当局的误导而变得有偏倚时,必然造成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失误,则信息就不再誉为真实和可验证的,即缺乏可靠性。历史成本由于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为基础而更具可验证性,并减少管理当局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回到表一中,运用投资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能更准确地描述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表一,不难看出,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概率越高(0.80,0.90),意味着现有财务报告信息和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甲对公司将来股价及分红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断,越和甲的决策息息相关。可靠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也很高。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少波动,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对每一种事件而言,主对角线概率越大,波动越小。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状态下,可使主对角线等于1,即财务信息完全相关和可靠。而在实现中,往往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均衡。比如,对A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历史成本为公允价值计量其资本资产,结果导致相关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对角线概率增加,而副对角线概率的减少。这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如何合理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达到相关和可靠的优化,向来是会计界的难点之一。这正是投资决策理论带给财务会计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汤云为、陆建桥:《财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国际动态和我们的思考》,《会计研究》1997年第1期。
②葛家澍主编:《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李心合:《论决策有用学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当代财经》1996年第5期。
④陈建根:《证券市场环境下若干会计问题研究》,《当代财经》1998年第5期。
⑤何永明、陈文斌:《现资组合决策模型与风险偏好》,《投资研究》1998年第6期。
⑥吴明礼:《投资组合理论与我国财务实践》,《四川会计》1998年第2期。
⑦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⑧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1997.
陈德棉(1962),男,浙江温州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
摘 要:投资决策,即公司资源最优配置的选择问题,欧美等国理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已开始将实物期权理论(即实际投资机会)引入到投资决策的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详细介绍了国外经济学者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实物期权的理论基础及定价、该理论与传统投资决策理论的比较研究等,以期为国内后续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投资决策;实物期权;实物期权定价
现行投资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其成熟的标志是《资本预算》(Dean,1951)一书的出版。随后Markowitz(1959)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在此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即CAPM)。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的问世将证券的定价建立在风险和报酬的基础上,这不仅受到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热烈欢迎,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实践。
时至今日,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缺陷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呼吁对投资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对投资决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近十年来,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理论的研究上。
一、实物期权理论的起源和确立
实物期权即实际投资机会,是指存在于实物资产中且具有期权性质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将期权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实物资产(real assets),特别是公司的资本预算评估与投资决策之中。其理论起源于实践工作者、战略专家以及理论工作者对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不满。
早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以前,公司经理和战略专家们就直觉地认识到经营管理柔性和战略作用的价值,所以,在现实中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应用净现值法来进行投资决策,相反,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来作出决策。Dean(1951)、Hayes和Abernathy(1980)、Hayes和Garvin(1982)等指出,标准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常常低估投资机会的价值,导致投资短视行为并造成投资不足。决策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用决策树法来完善净现值法,然而这只能部分地反映投资决策的柔性价值。Myers(1977,1987)指出,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在评估具有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的投资机会时有它内在的缺陷,他认为由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来自于对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选择的权利。同时,他将期权的观念应用于实物资产上,提出可以借用金融期权定价理论来评估此类投资机会。在Myers把一些投资机会看作是“增长期权”的思想基础上,Kester(1984)讨论了增长机会的战略和竞争作用。Trigeorgis和Mason(1987)指出在评价公司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时,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评估方法是比较适用的方法。Baldwin和Trigeorgis(1993)指出,可以通过获取和管理公司的实物期权等主动活动来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并重建竞争优势。Mason和Merton(1985)、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Kulatilaka和Marcus(1988,1992)等讨论了其他更一般的实物期权的概念。其中,Mason和Merton(1985)对许多投资运营的实物期权作了详细的讨论,并把它们通过一个假设的大规模能源投资项目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来自Black和Scholes(1973)、Merton(1973)等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开创性的工作。Cox、Ross和Rubinstein(1979)提出的离散时间二项式定价模型使得期权定价相对简单易行。Margrabe(1978)讨论了两种风险资产互换的期权定价。Stulz(1982)分析了两个风险资产的最大(最小)值的期权的定价。Johnson(1987)进一步把上述分析拓展到对多种风险资产的期权定价。这些研究使得分析放弃、转换用途的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成为可能。Geske(1979)讨论了复合期权的定价,这在理论上可用于评估增长投资机会的价值。Carr(1988)综合上述两类工作分析了序列(复合)交换期权的定价。以上这些工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来对序列投资以及其他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进行定价。
Cox和Ross(1976)指出,金融期权可以看作是特定的可交易证券的组合,也就是提出了合成期权的概念,这使得对期权的定价成为可能。无风险定价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构造等价可交易证券组合。由于同风险态度以及资本市场均衡无关,风险中性定价对将来的期望收益以无风险利率贴现。Rubinstein(1976)在不存在连续交易机会和风险回避的条件下也给出了标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Mason和Merton(1985)、Kasanen和Trigeorgis(1994)等指出,理论上可以用类似于对金融期权定价的理论对实物期权进行定价,因为尽管实物期权并不能被交易,但在投资决策中,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公司的现金流量是可交易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是多少。对于实物期权定价来说,在市场中存在同不可交易的实际资产具有相同风险特性的可交易孪生证券(或可交易证券的动态组合)已经足够解决问题了。Garman(1976),Constantinides(1978),Harrison和Kreps(1979)以及Cox、Ingersoll和Ross(1985)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无论或有权益资产是否可交易,在为它们定价时,只要我们将基本变量的预期增长率减去其波动率与风险市场价格的乘积,我们就可以用风险中性方法对其定价。这好比以无风险利率贴现等确定性现金流量,而不是以风险调整贴现率来贴现期望现金流量。对于无系统风险的实际资产来说,等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中性增长率等于风险利率。然而,如果标的资产不可交易,那么它的增长率就要比等风险可交易金融证券的均衡期望收益率要低。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差距,在进行期权定价时,需要进行类似股息的调整。McDonald和Siegel(1985)指出,可以用市场均衡模型来估算二者之间的差额。
三、各种实物期权定价理论的综述
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实物期权定价研究的文献。这些研究文献大多是针对某一种实物期权进行分析,一般都给出了解析解。McDonald和Siegel(1986),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以及Tourinho(1979)等都讨论了推迟期权。Ingersoll和Ross(1992)研究了利率变化对投资价值的影响。Pindyck(1988)研究序列投资中推迟期权的价值,并分析最佳投资进度安排。Carr(1988)和Trigeorgis(1993)也讨论了序列投资问题。Trigeorgis和Mason(1987)、Pindyck(1988)研究了膨胀和收缩期权。McDonald和Siegel(1985)、Brennan和Schwartz(1985)分析了关闭和再运营期权。Myers(1990)分析了放弃期权。Margrabe(1978)、Kensinger(1987)、Kulatilaka(1988)以及Kulatilaka和Trigeorgris(1994)等研究了转换期权。Myers(1977)、Brealey和Myers(1991)、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Pindyck(1988)以及Chung和Charoenwong(1991)等把将来的投资机会看作是公司的增长期权,并进行了研究。
尽管上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但是,由于它们主要是针对特定时段的特定种类的实物期权进行定价,所以没有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现实中投资项目一般比较复杂,通常一项投资中包括多种实物期权,而且这些期权的价值互相影响。唯一的例外是Brennan和Schwartz(1985)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分析了暂停(再开始)采矿的实物期权以及放弃采矿的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他们指出,转换矿场运营状态的部分不可逆转性会产生一种惯性或者滞后效用,这使得长期保持稳定的运营状态相对有利。尽管滞后效用是早期决策对后期决策影响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研究不同实物期权之间的相互影响。
Trigeorgis(1993)分析了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特性,并指出后续实物期权的存在可以使关于标的资产的早期实物期权的价值增大,因为早期实物期权的执行会改变标的资产本身的价值,从而会增加后续实物期权的价值。所以一系列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并不等于其中各个独立实物期权价值的简单加总。他还研究了决定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近来这种关于实物期权间相关性的研究,更是促使实物期权理论从理论研究阶段发展到实际应用阶段。
四、实物期权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比较研究
企业在考虑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传统资本预算方案在评估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时是准确的。但是,它忽视了企业在制定决策后的管理弹性,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投资人士的质疑。而实物期权与传统的资本预算评估方法(如常用的净现值法)最大的差别在于实物期权非常重视弹性决策中的考虑因素。
Hayes和Gavin(1982)指出使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的公司由1959年的19%增加到1975年的94%,但却使得研究开发费用和资本投资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准则常低估了投资的机会,导致过于短视的决策、投资不足以及竞争力丧失等情况。
Donaldson和Lorsch(1983)认为使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资本投资决策,由于所假设投资方案的未来现金流量确定,且决策者在决策后毫无选择和修正的机会,只能消极地执行既定政策,这使得执行的最终结果与决策者在实际经营决策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实际上,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充满着竞争者进入等不确定性,所以投资后真正的现金流量与预先估计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一致,在市场环境及整个经营环境改变或不确定性因素消失时,决策者便会根据新的信息修正投资方案评估价值,原先的投资决策可能因此而改变。
Myers(1983)指出当采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评估投资规划中运营或者战略性的期权时,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当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在评估较稳定的现金流量时,问题不大;但在评估企业的成长机会或无形资产时,特别是研究和开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因几乎都是期权价值,所以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并不适用。
Baldwin和Clark(1992)指出传统资本投资决策方法并不能正确评估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组织能力的发展可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市场的机会,而获致较佳的运营绩效。他们建议应将组织能力视为投资的范畴,并讨论其在战略性资本投资上的重要性。Dixit和Pindyck(1995)认为净现值法虽然运用简单,但它隐含了错误的假设,即投资是可逆的(reversible),投资是无法递延的,然而大部分的投资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而且是可以递延的(deferrable)。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与竞争者的反应往往使实际收益与预期有所出入。当有新的信息或是不确定性逐渐明朗化时,企业往往发现不同的投资项目应有不同的管理弹性能力来修正原先设定的投资。例如,可以递延投资或扩张、紧缩甚至放弃这项投资项目。这些可以依照环境变化而对未来行动做出调整的管理弹性,使原本净现值的概率分布函数发生不对称性与偏态,这种不对称性和偏态来自于增加了可能的向上价值和限制向下的可能损失。当缺乏管理弹性时,传统净现值的概率分布是对称的,净现值的期望值将符合预期的分布;当管理弹性的效果显著时,即可以提供对未来改变加以调整或改变原先设定的策略,使得带来向上的潜在获利且限制向下的损失,在此偏态不对称的概率分布,它的期望值会超越静态的净现值的期望值,超过的部分就是期权的溢价,这反映了管理弹性的价值。
以期权方式评价资本决策构架的提出,是想把管理弹性观念化和数量化。当考虑决策者的管理弹性时,并不是放弃传统的净现值(或折现现金流量)法,而是通过期权评价的方式来量化管理弹性,避免出现投资项目的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基本上,当未来情况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期权的价值愈高。传统上,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等因素会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的净现值,但是却会增加期权的价值(正效果),从而抵消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的负效果,使投资项目在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价值增加。
事实上,资本投资的期权理论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考虑了所谓投资项目所隐含的“弹性”价值。决策者要正确评估投资项目的真正价值,就必须将这一弹性考虑进来。在资本投资决策上运用实物期权,是将资本预算评估程序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所需要的信息加以扩充(考虑管理弹性)。因此,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投资机会评估时,期权评价方法将可提供较现金流量折现法更为完善的决策方案分析结果,使之能符合投资项目的特征,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五、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领域研究
实物期权理论在竞争和战略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由专利、专有技术、自然资源所有权、管理能力、声誉和品牌、产业规模和市场能力等构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使公司拥有各种实物期权(实际的投资机会)。由于这些实物期权的存在,公司可以对由于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投资机会有更快的反应,从而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了早期资本投资的竞争和战略作用。Roberts和Weitzman(1981)发现,在序列投资中,如果早期投资能提供一定的后续发展机会,即使它有负的净现值,也可能值得投资。Baldwin(1982)发现,在序列投资决策中,当决策具有不可逆转性时,决策者一般会要求较高的收益率以弥补机会成本。Pindyck(1988)分析了当投资不可逆转时,在产品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投资阶段规划生产能力的战略影响。Dixit(1989)则研究了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进入和退出决策,并指出,由于沉没成本以及转换成本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决策都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在进行早期投资时,应当着重考虑其战略影响。
Myers(1987)、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Trigeorgis和Kasanen(1991)等从更明确的实物期权的角度,研究了竞争影响和战略影响。其中,Kester(1984)定性分析了增长期权的竞争和战略作用,从学习曲线的角度分析了早期投资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将来投资机会的战略影响。Trigeorgis和Kasanen(1991)结合战略规划理论研究了多项投资间的相互影响。
Kasanen(1993)研究了现在投资对将来投资机会的战略影响。Trigeorgis(1990)研究了随机竞争状态下推迟期权的定价问题。Smit和La Ankum(1993)指出,在实物期权的分析基础之上,运用博弈论的工具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投资的竞争战略效果。随着博弈论的发展,结合博弈论的方法对完善关于竞争对策的实物期权分析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六、结束语
在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部门的隶属单位,没有自,更谈不上投资决策。投资决策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国家。此时的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投资决策,即整个社会投资的决策,其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全社会的投资得到最优分配,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等。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逐步展开,企业(公司)逐渐成为市场中独立的竞争主体。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许许多多的微观实体――企业的蓬勃发展。因此,企业(公司)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基础,企业投资决策在企业竞争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借鉴西方的投资决策理论,对我国的企业投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国内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借鉴阶段,缺乏对投资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密切关注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动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BLACK F,SCHOLES M S. 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May-June): 637 -659.
BALDWIN C. 1982. Optimal sequential investment when capital is not readily reversible[J]. Journal of Finance, 37 (3): 763-782.
BALDWIN C, CLARK K. 1992. Capabilities and capital investment: new perspectives on capital budgeting[J]. Journal of Alied Corporate Finance, Summer: 67 -87.
BALDWIN C, TRIGEORGIS L. 1993. Real options, capabilities, TQM, and competitiveness[R]. Working Paper 2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REALEY R A, MYERS S C. 1991.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M]. 4th ed. [S.l]: McGraw-Hill.
BRENNAN M J, SCHWARTZ E S. 1985. A new approach to evaluating natural resource investments[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3(l): 37-47.
CARR P. 1988. The valuation of American exchange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Finance, 43 (5): 1235-1256.
CHUNG K, Charoenwong C. 1993. Investment options, assets in place, and the risk of stock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3): 21-33.
CONSTANTINIDES G M. 1978. Market risk adjustment in project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33(2): 603-616.
COX J, ROSS S. 1976. The valuation of options for alternative stochastic process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1/2): 145-166.
COX J, ROSS S, RUBINSTEIN M. 1979. Option pricing: a simplified approac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3) : 229-263.
COX J, INGERSOLL J E, ROSS S. 1985. An 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sset prices[J]. Econometrics, 53(March): 385-407.
DEAN J. 1951. Capital budgeting[M]. [S.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 PINDYCK R S. 1995. The option approach to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05-115.
DIXIT A K. 1989.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June): 620-638.
DONALDSON G, Lorsch J. 1983. Decision making at the top: the shaping of strategic direction[M]. [S.l]: Basic Books.
FAMA E F. 1977.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s and capital budgeting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l) : 3-24.
GARMAN M. 1976. A general theory of asset valuation under diffusion state processes[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GESKE R. 1979. The valuation of compound op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1): 63-81.
HARRISON J M. 1979. Martingales and arbitrage in multiperiod securities market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 (June): 381-408.
HAYES R H, ABERNATHY W J. 1980. 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0(3): 66-77.
HAYES R H, GARVIN D A. 1982. Managing as if tomorrow mattered[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0(3):77-79.
HERTZ D B. 1964. Rick analysis in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2 (January-February): 95-106.
HIRSHLEIFER J. 1958.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INGERSOLL J E, ROSS S A. 1992. Waiting to invest: investment and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Business, 65(1): 1-29.
JOHNSON H. 1987. Options on the maximum or the minimum of several ass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2(3): 277-284.
KASANEN E. 1993. Creating value by spawn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2(3):251-258.
KASANEN E, TRIGEORGIS L. 1994. A market utility approach to investment valu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pecial Issue on Financial Modelling), 74( 2): 294-309.
KENSINGER W. 1987. Adding the value of active management into the capital budgeting equation[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5(1): 31-42.
KESTER W C. 1984. Today's options for tomorrow's growth[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2( 2): 153-160.
KESTER W C. 1993. Turning growth options into real assets[M].[ S.l.]:Aggarwal: Prentice-Hall,.
KULATILAKA N. 1988. Valuing the flexibility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M]. IEEE Transaction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35( 4): 250-257.
KULATILAKA N, MARKS S. 1988. The strategic value of flexibility: reducing the ability to compromis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3): 574-580.
KULATILAKA N, MARCUS A J. 1988. A general formulation of corporate real options[J]. Research in Finance, 7: 183-200.
KULATILAKA N, MARCUS A J. 1992. Project valuation under uncertainty: when does DCF fail [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5(3): 92-100.
LINTNER J. 1965.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i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 February: 13-37.
MAGEE J F. 1964. How to use decision trees in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2 (September-October): 79-96.
MARGRABE W. 1978. The value of an option to exchange one asset for another[J]. Journal of Finance, 33(l):177-186.
MARKOWITZ H M. 1959. Portfolio Selection: 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s[M]. New York: Wiley.
MASON S P, MERTON R C. 1985. The role of 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 in corporate finance[M]// AITMAN E,SUBRAHMANYAM M. Recent advances in corporate finance. IRWIN.
MCDONALD R, SIEGEL D. 1985. Investment and the valuation of firms when there is an option to shut dow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2): 331-349.
MCDONALD R, SIEGEL D. 1986. The value of waiting to inves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4):707-727.
MERTON R C. 1973. 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4(l): 141-183.
MYERS S C. 1977.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2): 147-176.
MYERS S C. 1983. Finance theory and financial strategy[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ial Journal, 5(1): 6-13.
MYERS S C. 1990. Abandonment value and project life[J]. Advances in Futures and Options Research, 4:1-21.
PORTER M.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M]. [S.l]: Free Press.
PADDOCK J, SIEGEL D, SMITH J. 1988. Option valuation of claims on physical assets: the case of off shore petroleum leas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3): 479-508.
PINDYCK R S. 1988.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capacity choice, 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5): 969-985.
ROBERTS K, WEITZMAN M L. 1981. Funding criteria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projects[J]. Econometric, 49(5): 1261-1288.
RUBINSTEIN M. 1976. The valuation of uncertain income streams and the pricing of options[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Autumn): 407-425.
SHARPE W. 1964.Capital asset pricing: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 Journal of Finance, September: 425-442.
SMIT H T J, LA ANKUM A. 1993. A real options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investment strategy under competition[J]. Financial Management, 22(3): 241-250.
STULZ R. 1982. Options on the minimum or the maximum of two risky asset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2): 161-185.
TOURINHO O. 1979. The option value of reserves of natural resources[R]. Working Paper 94,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在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中,净现值法(NPV)和内部收益率法(IRR)是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净现值法(NPV)是首先预测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流,然后确定适当的折现率,对现金流进行折现,从而计算出投资项目的净现值,根据净现值作出决策。
NPV=-C0+C1/(1+r)+C2/(1+r)2+…+CT/(1+r)T
这里C0为项目初期的投资,C1、C2…CT为项目各期产生的现金流,r为折现率。T为项目的存续期。 若净现值大于等于零,就接受该项目,若净现值小于零,就拒绝该项目。
内部收益率法(IRR)是先对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进行预测,令净现值为零,从而计算出一个折现率,即内部收益率,然后将内部收益率与对项目的期望收益率进行比较。
0=-C0+C1/(1+r)+C2/(1+r)2+…+CT/(1+r)T
这里C0为项目初期的投资,C1、C2…CT为项目各期产生的现金流,T为项目的存续期,r为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如果大于等于对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就接受这个项目,如果小于对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就放弃这个项目。
净现值法和内部收益率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投资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折现。这两种投资决策的方法依赖于两个因素: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和折现率,其他因素不考虑。这两种方法都是静态的决策分析方法,根据折现率和预测的现金流,要么接受项目,要么放弃项目。
现实世界和经营环境的变化非常迅速。这些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就暴露出其僵化和缺乏灵活性的缺点,从而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结果。比如说这几种情况:1、一个净现值为负,但能够为公司提供进入另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的机会的项目被放弃;2、在两种投资方案中,甲的净现值比乙大,但乙项目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其他用途而甲项目却没有,乙项目被否决;3、一个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可以在今年实施也可以在明年实施,在明年实施收益可能会更大,但却在今年实施。以上这几个问题都是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所不可避免的,从而使决策者出现“短视”行为,使投资者错过好的市场机会,减少收益。对于这些传统投资决策无法解决的问题,期权理论却能很好的解决。
二、期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期权在英文中为“Option”,意思为选择权。期权是这样一种权利,其持有人在规定的时间里有权利但不负有义务按约定价格买或卖某项财产或物品。期权是一种纯粹的权利,使持有者能在将来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使持有者处于一种灵活的状况。正是由于期权是一种纯粹的权利,期权的取得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期权的价值。由于人们从期权中所得的好处是不确定的,这依赖于未来的状况,所以期权的价值的确定也是一个难题。尽管期权交易早在公元6世纪就出现了,在18、19世纪期权交易被引入金融市场,但期权交易却一直没有繁荣起来。因为人们无法准确估计这种选择权和灵活性的价值。1973年美国的Fisc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发表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为期权交易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期权的风险规避、投机、套利功能也得以发挥。
期权的基本类型有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对于期权持有者而言,看涨期权在到期日有按事先敲定价格买入资产的权利(标的物品市场价格上涨越高获利越多),看跌期权在到期日有按敲定价格卖出资产的权利(标的物品市场价格下跌越多获利越多)。对于卖出期权者而言,有的只是义务(按敲定价格买入或卖出),收益是当初得到的期权费。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表示为:
C=SN(d1)-Ee-rt N(2)
d1=[Ln(S/E)+(r+1/2σ2)t]/(σ2t)1/2
d2=d1-(σ2t)1/2
这里C为看涨期权的价格,S为标的资产的当前价格,E为规定的标的资产到期的交易价格,r为无风险利率,σ2为资产回报的方差,t为距离到期日的时间,Ln为自然对数,N(d)为累积正态分布函数。也就是说,期权的价格由S、E、r、t、σ2这5个因素决定。其他种类的期权的定价公式可由这个公式调整得到。
三、期权理论在投资决策优化中的应用
当在一个项目上投资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还包括项目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期权,这些期权使投资者具有一些选择权,而这些选择权也是有价值的。NPV法和IRR法都没有考虑这些期权,所以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如果能将投资项目中包含的这些期权也考虑在内,那么分析就能更客观的反映投资项目的价值。对于这些期权可以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进行估价。
那么一个项目的净现值的公式应该改为:
NPV=-C0+C1/(1+r)+C2/(1+r)2+…+CT/(1+r)T+C
这里最后一项C为投资项目包含的期权的价值。
当NPV大于等于零,接受该项目;NPV小于零,就放弃该项目。
投资项目中包含的期权主要有三种:扩展期权,放弃期权和延迟期权。不同的期权能为投资者提供不同的选择机会。
(一)扩展期权为投资者提供进入其他有利可图的领域的机会。由于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同时未来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一个投资项目即使它的净现值为负数,但如果它其中包含的期权的价值足够补偿现金流的负的净现值,那么这个项目还是值得投资的。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分析,不考虑期权价值,就会丧失宝贵的投资机会。
(二)放弃期权为投资者提供将资产转作他用的机会,让投资者以较小的代价退出原来的行业。市场变化是很快的,一个今天还很受欢迎的产品可能明天就无人问津了。有两种设备都能生产同一种产品,一种设备便宜但不能再作他用,另一种设备较贵但能转作他用。在当初选择设备时如果按传统的方法测算,较便宜但不能转作他用的设备应该被选择,因为它有较大净现值。这显然忽略了较贵设备上的放弃期权,是不恰当的。一旦将来的市场发生变化,可能遭受较大损失。所以,在当初决策时对于较贵的这套设备除了计算它的现金流的净现值外,还要计算它所具有的期权的价值,然后再与另一套设备比较,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
(三)延迟期权为投资者提供观望等待的机会。对于一个能轻易进入的项目,且它的净现值大于零,根据净现值法,应对这个项目立即进行投资。在投资之前,投资者其实持有一个该项目的看涨期权,而这个期权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一旦投资了该项目,也就是执行了这个期权,有了该项目带来的现金流,但没了这个期权。投资是否是正确的决策,只需计算一下这个期权的价值和所得现金流的净现值比较一下便知。只有当现金流的净现值大于这个看涨期权的价值时,投资才是正确的选择。之所以这个等待机会有价值,是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也许在将来投资的收益更大,或损失更小。如果未来市场是确定的,那等待机会也就没有了价值。常见的例子是矿产资源的开发,是现在开发还是以后开发,在什么时候开发最有利,这就应该计算项目包含的延迟期权的价值后再作决策。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即NPV法)主要包括静态投资决策方法和动态投资决策方法。静态分析法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问题,常见的有投资回收期法,投资收益法,而动态分析法则需要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问题,常见的有内部收益率法,净现值法,敏感性分析。无论选取何种方法,NPV法的规则是:当NPV>0时,进行投资;当NPV
1、现金流与贴现率预先设定
传统投资决策(即净现值法)要求项目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预测是确定的,决策分析中使用单一的数据,结论直观,易懂。但是在风险投资项目中,未来的现金流净值不可能很容易的被估计。风险投资是一项动态的连续波动的环境,而NPV法对未来的现金流预测是在静态或不便的环境下进行的,这样必定会是预测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
为了回避风险,NPV法所选取的折现率往往比一般项目高于很多,主观性很强。这与风险本身具有的价值想违背。高风险性意味着高的折现率和低的现金流,必然导致一些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拒之门外。
2、项目是不可逆的
传统投资决策理论通常认为投资具有二唯性,要么投资,要么放弃,也就是说一经确定投资此项目,就不能等待,一旦投资,将来也就不能作出调整。例如:投资项目已经开工,如果遇到投资前景不理想时,却不可以轻易中途放弃或终止,而且前期的投入会变为沉没成本,无法收回。
3、投资决策缺乏柔性
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来对项目进行投资决策,适时调整投资决策方案,是投资决策者的基本要求。但是传统项目评价方法总是将投产后的项目按决策的既定程序进行,所使用的模型是静态不变的,缺乏灵活性。
4、忽略了项目的战略价值
大多数的项目投资决策并不是孤立的一次性决策,项目之间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而传统投资决策方法仅仅看到短期价值最大化。在短期可控的信息基础上进行决策的,忽略了前后各期的投资决策者有着紧密,相互影响的继承关系。
二、实物期权理论的提出
最近几年来,大部分的理论和实物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已经不能全面提供一个项目价值的信息,仅仅依靠NPV法不可能满足资本预算决策的需要和企业管理者的需求,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1973年在《美国经济学》上Black and Scholes发表了“期权与公司负责定价”文章,首次提出了期权定价方法。之后,两人共同构建欧式看涨期权定价模型即(B-S)模型,引发了理论界和实物界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兴趣。
1977年Stewart Myers最先提出实物期权概念。期权应用于现实资产时称之为实物期权,是指公司主体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拥有的能根据在决策时还不确定的因素下改变行为的权利。实物期权是把非金融资产当作根本资产的一类期权,实质上是对投资项目所拥有的灵活性的选择。企业可以获得一个权利,在将来某一时间以一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一项实物资产或投资计划,投资者拥有的投资机会或投资项目就像投资者持有的金融期权一样,可以视为是投资者所持有的实物期权,投资者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对该投资机会进行投资,直到投资机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变化对投资者投资有利时就投资,否则等待,直到投资机会消失。
1995年Ross认为项目的价值主要来源于项目的NPV、项目自身内含的期权价值、由资本或价格变动而带来的期权价值。2000年Trigeorgis提出项目的价值是由静态净现值和灵活管理的期权价值两部分构成。
二、延迟投资期权定价模型
假设水利工程项目只考虑第一阶段,并且没有其他类型的实物期权存在,而且项目价值受到从建设期到经营期中所出现的政策、技术改进、各种风险因素等方面的影响。项目价值作为风险性变量,可以看作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可以用连续时间的动态规划方法来研究投资决策问题。如果投资主体在t时刻投资,预期成本C,则其收益为Vt-C。令F(Vt)表示在t时刻投资机会所具有的价值,用F(Vt)=E[(Vt-C)e-pt]表示,这也是在t时刻项投资主体做出投资决策所能得到的收益期望值现值。如果在t时刻投资者没有立即投资而选择等待,说明等待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显然这一价值的度量是期望,我们的目标就是最大化这一期望现值。则最大化投资机会的期望现值:(1)在式(1)中,E为期望的现值,T为水利项目的预期收益年限,ρ为无风险利率。投资者在应用延迟投资期权解决实际投资问题时,会对投资中出现的两种决策结果做出选择,即立即投资还是等待时机,根据项目的期望价值大小来做出何时投资的判断,如果项目的期望价值大于最优投资决策临界值,则投资者会立即投资,否则,投资者会选择等待,直到项目期望价值等于或大于最优投资决策临界值。
三、案例实证分析
某水电站装机容量1600MW,保证出力310MW,预计多年平均发电量39.2亿kW•h。项目的发电和供水部门拟考虑引入除政府以外的投资主体。现假设一个风险中性型投资者有意投资该项目的发电部门。该项目静态总投资为127亿元,发电部门的静态总投资为87.4万元。投资者通过对项目的发电量、地区供电需求等参数的统计,预测出该项目的各年现金流量。项目建设期为3年,生产期为12年。水利发电项目的所得税税率为15%。令折现率i0=12%,得出该项目的财务净现值为82.99亿元,根据传统投资决策方法可进行投资。估计该项目价值的期望增长率为3.2%,项目价值期望增长率的方差σ为0.13,无风险利率ρ为12%,根据假设条件,投资者此时只拥有延迟投资期权。1.投资决策者先求解出最优投资决策的临界值V:(亿元):2.投资决策分析。投资者预测在生产期第一年达到总发电量的50%,第二年达到70%,第三年后达到100%。利用净现值法计算该水利发电项目在t=0时刻的价值,其价值为:(亿元)比较V0和V*,V0<V*,此时的投资者不会立即投资,而是选择等待的策略。如果使用延迟投资期权,则含有延迟投资期权的投资时机的价值为:(亿元)在延迟期内,随着投资者自身设备、技术、人员的不断完善,找出尚待解决的难点以及相关设施、管网的日益完善,如在某一时刻t1,此时投资者预测在生产期第一年达到总发电量的70%,第二年就可达到100%。此时项目的价值变为:(亿元)此时V1>V*,投资者选择停止等待并立即实施具体投资的投资决策。
一、华泰公司简介
华泰公司自身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科研开拓队伍,现有的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3人,中级职称15人,初级职称25人,工人40人,均有生产技术、科研与生产的经验,有从事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技术开发和生产的实践经验。
企业从事混凝土早强剂、速凝剂、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制造、销售等业务。从公司的利润指标看,公司的业务规模连年增长,但其净利率水平不高,资产的利用效率较低,业务收入的增长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利润的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原来的两个产品,是比较成熟产品,进入门槛低,市场竞争激烈,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逐年增加,经预测以后几年的利润将逐渐减少。资产的利用率低,导致单位产品负担的成本较高。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要想保持公司活力,提高公司的发展后劲,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企业投资新产品决策理论在华泰公司的实施
决策作为一个过程,通常是通过调查研究,在了解客观实际和预测今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效应,然后从中选定某个最优方案。常用的战略分析的工具包括很多方面,包括著名的PEST分析,五种力量模型、价值链分析、雷达图分析和因果分析等多种工具。在本案例进行决策过程中,主要运用了SWOT分析和五种力量模型分析。
所谓SWOT(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内部优势因素、劣势因素、外部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通过调查一一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分析,以便在分析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针对研究对象的威胁
“五力”模型的理论是由麦克尔・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波特指出,一个行业中存在5种基本的竞争力量,行业内部的竞争状况取决于5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即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厂商的威胁、顾客讨价还价的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中现有的竞争者之间的抗衡。
根据华泰公司实际情况,运用决策分析理论进行评估(本文将SWOT和“五力”模型两种理论决策工具结合起来,其中优劣势分析,放在五种力量模型之一:新进入者中进行分析;机会和威胁的分析,放在五力之二:目前行业竞争者中进行分析)。
华泰公司在开发新产品、实施战略整合的决策过程中,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外部环境同样存在着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面临着如何利用自己优势进行正确的市场定位问题。下面结合决策理论,介绍华泰公司逐步放弃原有的项目(乙方案),实施战略转型进入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产品的项目,所采取的策略(甲方案)。
(一)五力之一:新进入者
本公司是“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产品的项目的新进入者。
1、华泰公司的技术优势分析。该公司技术人员针对现有的速凝剂存在的问题,研究并已成功开发出适合喷射混凝土速凝剂,试制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产品经“徐州市建设工程检验中心”检验,各项质量性能指标均符合并高于国家建材行业标准JCA77-2005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要求,广泛应用于矿山井下巷道、铁路公路隧道等工程。该产品经过徐州矿务集团、上海地铁工程等实际现场实验试用,用户反映良好。目前“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技术申报发明专利已获授权,专利号:ZL03132155.0,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内领先。
2、华泰公司开发新产品劣势。公司的生产规模较小,无法很快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明显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学历层次偏低,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员太少,固定资产前期投入太多,筹资能力较弱,公司缺少优秀的销售人员,缺乏具备一定专业、较高理论层次营销人员等。经分析,企业的劣势,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华泰公司优势明显大于劣势,正力大于负力。
(二)五力之二:目前行业竞争者
目前,国内生产喷射混凝土速凝剂的厂家已有30-40家左右,生产规模大多数在2000-3000吨,少数厂家的产量达5000吨左右。2004年国内年产总量约8万吨,生产厂家大约有30家,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中南和东北地区。
1、华泰公司的发展新产品机会分析。国内的行业竞争厂家虽然多,只对该企业的老产品有很强的竞争性,现有生产厂家生产的速凝剂采用的配方以铝氧熟料和明矾石为主要原料,工艺中明矾石需要进行破碎煅烧加工后使用,原料成本和生产成本都较高。公司开发的新产品克服了上述老产品的缺陷,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且该产品优异的新性能和性价比满足了市场的需求,发展潜力巨大。当前该新产品在国内企业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相对的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再加上产品优异的新性能和性价比,对华泰公司来说开发出来新产品市场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2、华泰公司发展新产品的威胁分析。目前市场竞争局面对该企业有利,并不是没有风险,国内市场巨大,但由于该厂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迅速进行规模生产,满足全国市场的需求,筹措资金能力不强。其中有的竞争者在资金的筹措、营销策略等方面都比较有优势。企业目前投入的研发资金严重不足,有可能影响产品的后续开发,及完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知识产权的保密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应该注意和防范的威胁。经分析后,该公司必须抓住机会,努力将不利因素降到最小,使产品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系列化,扩大产品的应用范围,以优良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扩大市场的占有份额,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树立品牌,防范市场风险,才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正力大于负力。
(三)五力之三:供应商
原来老产品速凝剂的主要原料明矾石,供应商主要在山东苣南县等地,产地以外的地区速凝剂生产厂家所用明矾石要加上较高运输费用,增加了原料的成本,并且供应地单一,讨价还价的余地很小。
“喷射混凝土速凝剂”新配方主要原料为发电厂沸腾炉渣,徐州市全国著名的能源基地,有几十家热电厂,所产生的沸腾炉渣均作为废料处理,占用大量的耕地,污染环境。新产品正好解决了废弃炉渣的环保问题,同时解决了老产品的速凝剂上原来存在的问题。供应商很稳定,成本极低。
结论:此力是有益的正力。
(四)五力之四:替代产品
新的“喷射混凝土速凝剂”产品本身就是原产品的替代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国内技术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只要企业不断进行研发投入,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系列化,扩大产品的应用范围,即使今后出现新的替代品也来源于华泰公司。结论:此力完全是有益的正力。
(五)五力之五:购买者
对徐州周边地区各煤矿每年速凝剂需用量的不完全统计:兖州1200吨、枣庄3240吨、皖北1800吨、淮北5400吨、大屯1440吨、徐矿3240吨、天能:1200吨、鲁能1200吨、永煤2040吨、中煤五公司960吨等。合计32880吨。
喷射混凝土速凝剂在公路隧道施工、土建工程、地铁等工程、水利电力涵洞等方面消耗用量较大。且每年都必须保持大的补充量。由此看来,喷射混凝土速凝剂还有巨大的潜在市场有待开发。
关键词行为金融理论投资策略投资心理
1行为金融学概述
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MH)。该假说认为,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市场就是有效的。根据这一假说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理论,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理论(OPT)等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也构成了现代证券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理论和金融证券市场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冲突,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和不完全理性的现象,证券投资行为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在证券市场上则表现出股票价格的各种“异象”,如:一月效应、周末(周一)效应等,用传统金融理论很难对这些“异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金融学受到了重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金融学的一些弊端。
2行为金融投资决策的心理、行为特征
2.1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DeBondet和Thaler(1995)认为过度自信或许是人类最为稳固的心理特征,他们列举了大量证据显示人们在做决策时,对可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的估计过于自信。资金管理人、投资顾问和投资者都对可能自己驾驭市场的能力过于自信,在投资决策中过高估计自己的技能和预测成功的趋势,或者过分依赖自己的信息而忽视公司基本面状况从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这种过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导致大量过度交易(overtrad?鄄ed)的产生。
2.2反应过度(Over-reaction)
反应过度描叙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应上会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会有所偏离。过度反应的另一种表现是,当没有出现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事实时,投资者由于主观判断失误,以为事实已经发生并采取行动而导致投资损失。
2.3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
当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通常未见波动,但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时候,股票市场却有时会出现异常的波动且幅度较大,这表明股价对信息反应的滞后。与个人投资者对新信息往往反应过度相反的是,职业的投资人以及证券分析师们更多的表现为繁衍不足。他们通常会因为过分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依据,而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从而错失赢利的良机。
2.4非贝叶斯预期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们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并非按照传统金融理论中的贝叶斯规律来不断修正投资的预期概率,而是对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权重,在决策和做出选择时更注重近期事件的影响。
2.5后悔厌恶(MyopicLossAversion)
投资者在发现自己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之后,通常会感到伤心和痛苦,而为了避免这种痛苦,投资者会非理性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损失厌恶(LossAversion)”是后悔厌恶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损失所带来的痛苦才使得人们会感到后悔。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来说,这种决策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比如很多投资者具有从众心理,积极购买市场中受追捧的股票,而一旦股价下跌,投资者考虑到还有大量其他投资者也同样遭受了损失时,自责和不快会相应得到减轻。
2.6固锚效应(AnchoringEffect)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作相关数值的定量评估时,容易受事先给出的参考值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固锚”效应。“固锚”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正确答案的特性。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历史信息就更容易成为人们对当前事物判断的主导影响因子。例如在美国,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末受美国股票市盈率(较低)这个普遍认可的“锚”的影响,认为日本股票市盈率过高,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使东京股市的市盈率仍比美国高得多,许多美国投资者却觉得东京市场不再被高估了,因为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末东京股市的高市盈率当成了新的“锚”来考虑。
3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任何理论都是为应用服务的,行为金融学也不例外。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实践的挑战。如行为金融学的大师RichardThaler,他既是理论家,又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和RussellFuller一起发起成立的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5亿美元资产。他认为他们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由于行为偏差引起的系统性心理错误。投资者所犯的心理错误导致市场未来获利能力和公司收益的偏差期望的改变,并引起这些公司股价的错误定价。发现投资者心理上的系统性偏差,是基金获利的基点。其基金业绩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点,从1992~2001年,其基金的报酬率高达31.5%,而同时期的大盘指数收益仅为16.1%。总体而言,行为金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还没有成为投资专家们广泛而普遍的制导理论。有两个原因,一是行为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完全成熟;二是利用这些理论测定各种各样影响价格的心理变量时,会遇到很多操作难题。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投资策略可以一直获得超额回报。行为金融投资策略让投资者具备了战胜市场的可能,但永远也无法具备打败市场的保证。
3.1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ianInvest?鄄mentStrategy)
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由于股票市场经常是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的,对反应过度的修正会导致过去的输家的将来表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从而产生长期超常回报现象。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的研究表明这种投资策略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对此,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近期表现的结果,通过一种质朴策略(NaveStrategy)———也就是简单外推的方法,根据公司的近期表现对其未来进行预测。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和对绩优公司股价的过分高估现象,为投资者利用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
3.2惯易策略(MomentumTrad?鄄ingStrategy)
惯易策略是指在分析股票过去相对短的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到一年)的表现的基础上,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规则(filterrules),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与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规则就买下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Rou?鄄venhorst(1998)对其他12个国家的研究证实了动量效应的存在,从而证明了这种效应并不是由于数据采样的偏差所造成的误解。我国市场存在明显的惯性效应,利用股票在一定时期的波动采用此策略可以买人卖出而获得价差收益。
3.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DollarCostAveragingStrategyAndTimeDiversificationStrategy)
投资者将现金投资于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进行,以备不测时分摊成本,从而达到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造成较大风险的策略,即成本平均策略。它与投资者的有限理性、损失厌恶及思维分割有关。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股票的投资风险的能力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投资者在年轻时应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投资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逐渐减少股票投资比例增加债券投资比例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中普遍采用并广受欢迎的投资策略,同时却又被指责为收益较差的投资策略,而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明显相悖。
3.4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Concentrat?鄄edInvestmentStrategy)
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投资者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①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优势信息,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对行业、产业以及政策、法规、相关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分析、权衡与判断,综合各种信息来形成自己的独特信息优势;②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③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均值方差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不会在机会到来时集中资金进行投资,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也同时分散。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的行为经济学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理论迅速崛起,对现代金融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可以说行为金融理论已经成为金融理论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之一。当然,行为金融理论远非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其对投资实践的指导能力也因时因地而异。
参考文献
1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在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 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 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 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 or 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 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 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 /(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 =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 ]/( s+-s-)
=[(1+0.08)-0.6]/( 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 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 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 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 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 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 (the true npv)=项目的基本npv (the basic 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 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vestment-timing option, 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 option adjusted npv, 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 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 option adjusted 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应用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