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试点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型城镇化试点，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是各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现场

二是有关部门要“帮”，积极支持、形成合力，尽快出台已经明确的支持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助推动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试点工作的合力。

三是媒体要“挖”，深入挖掘经验、积极宣传引导，多宣传试点中的新做法、好经验，多宣传敢闯敢试、愿为人先的试点精神，形成全民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氛围。

交流会上，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各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了相关政策，并与试点地区负责人和媒体代表进行了交流。

专题1：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安心“扎根”城镇;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近年来，合肥市紧紧围绕“新跨越、进十强”的总体要求和“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以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翻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合肥版”，走上了创新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之路，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十二五”以来，合肥市建成区面积由320平方公里扩大到4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335万人增加到395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55.7%，提高到2015年69.1%。

合肥市通过分类放开落户限制，着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降低迁移落户门槛、加大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创新户口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另外，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市民化这个问题上，合肥市采取了保障受教育机会公平、保障教育过程公平、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扩大城镇教育容量等措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合肥市则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均等化、推进社保均等化和实施“安居工程”。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之后，合肥市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落户更加开放。自2013年7月户籍制度改革施行后，到2015年6月合肥市已办理落户人员143908人，同比增长5.3%。二是教育更加公平。实现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零障碍”入学，全面享受同城待遇，做到“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缴费”。三是消费进一步提升。2013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2.53：1，每落户一名农业转移人口，约增加消费支出12000元。四是投资进一步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合肥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约8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若只考虑10万人的增量部分，每年将新增80亿元的投资需求。

晋江市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有户籍人口109万，吸引集聚的外来人口也有100多万。这些外来建设者是晋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让他们融入晋江、扎根晋江，既是晋江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晋江一直以来努力探索突破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晋江市始终坚持“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盖”的基本理念，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

作为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晋江市首先解决了外来人口的户籍落户、户籍福利问题。通过实行居住证制度、放开人口落户限制让外来人口“落户无门槛，转入无障碍”。截至目前，累计办理居住证200多万张（有效期内110万张），已办理外来人口落户19313人。为了让外地人口“留得住”，晋江市还全方位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住房、社保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让外来人口愿意留在晋江安居乐业。在“融得入”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以人为本，从情感融入和文化融合入手，在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增强“新晋江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晋江市通过先行先试、持续创新，破除了体制机制的束缚，打开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局面。

专题2：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重庆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引擎作用。2015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5%，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在改革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重庆市坚持规划引导，强化项目策划及资源整合力度。结合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项目前期策划，研究提出“五通、八联、三保障”三大体系、共十六大专项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方案，规划项目总投资1.84万亿元。并且依据规划提出的重大项目，整合资源要素，提出项目建设投融资思路。

另外，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突破，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重庆市正着力推动政府主导的“投”运作模式逐步向创新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转变，两年来，围绕增强主城区综合交通枢纽运营周转能力，加强重庆市各区域互联互通，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等重点领域，两次集中签约PPP项目39个，涉及总投资（资产总额）约2600亿元。

在基础设施领域积极推进PPP模式的同时，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需求，重庆市积极探索创新，通过采用设立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多渠道扩大和优化投资等措施建立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以来，湖南省株洲市围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重点推进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改革重组，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不断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渠道，逐步实现了投融资方式从要素驱动为主向信用驱动为主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

株洲市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思路，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了改革重组，以做强主体，引导投资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司业务重组和推行债务分类管理。与此同时，还加大了财政资金统筹和归集力度，设立了5.3亿元的专项发展基金和6亿元的偿债基金。在项目策划、拉动投资方面，株洲市围绕优势策划项目、立足整体开发策划项目、注重利益导向策划项目，破解了“项目找资金”的困局，走出了“资金找项目”的新路子。

株洲市通过加强政银合作、创新金融服务平台、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户财产权抵押试点等方式来不断创新投融资渠道，以此激活投资。在简政放权、吸引投资方面，株洲市按照“应放尽放，放管结合”的原则，着力抓好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力度、推进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等工作，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专题3：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广东东莞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促进城市更新;浙江嘉兴市姚庄镇以农村住房转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有效激活城乡实体经济，拉动城市消费需求。

东莞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城市，开发强度已达43%，仅次于深圳市，超过香港的两倍。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较为低下。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用地瓶颈制约突出，全市60%以上的镇街没有超过500亩的可集中建设地块。因此，从2009年开始，东莞市积极推动“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介入其中，先后投资资金400多亿元，完成改造1万余亩，正在实施改造2.8万亩，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改善了城乡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三旧”改造过程中，东莞市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减轻城市更新改造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也通过多元化的操作主体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其中，由于商住项目盈利大、收益快，前期启动的“三旧”项目超过八成为商住项目，东莞市积极引导改造业态多元化，从注重商住开发到注重产业升级;在资金来源问题上，东莞市则大力动员社会资本介入改造项目;不同的改造项目在收益分配上各不相同，东莞市采取利益分配多元化，即政府在土地价款和税费分配上大幅让利;在开发过程中，东莞市采用多元化融合的方式，将城市更新与地下空间开发及轨道交通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采用多元化发展的措施之后，东莞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更新改造，大部分项目的容积率至少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在“三旧”改造中积极探索高层工业大厦产权分割转让，有助于降低改造成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改造而建设的现代化楼房和商业设施彻底地整治了周边环境，提升了物业价值。另外，拆迁安置与改造补偿也增加了村民与村集体的收入。

2008年以来，嘉兴市姚庄镇坚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战略，牢牢把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契机，积极开展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主要内容的农房改造集聚工作，改善农户居住条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土地节约集约，深受农户拥护参与。目前，姚庄镇先后编制农村土地整治项目5个，累计完成农村土地整治823.4亩，土地开发2081.9亩，姚庄主中心和丁栅、俞汇社区副中心等“1+2”新社区已集聚农户2200多户，全镇集聚率已达40%。

姚庄镇以农房改造集聚促进城乡统筹为工作主线，坚持自愿至上，合理把握“政府可承受度、农民可接受度、工作可推进”的原则，找到政策的“平衡点”，又推出了让各方都可接受的政策，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深受农民欢迎。在其他方面，姚庄镇坚持同步复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按照“田成方、路成格、林成网、进出水沟渠配套”等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土地复垦，获得了周转指标、节约了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平原高耕保地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新路子。在推进过程中，坚持一体发展的原则，来建设城乡示范片区，姚庄镇把农房改造集聚工作作为浙江省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的主要内容，充分运用超250亿元的市场资本，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姚庄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为进城居民创建优质的城市环境。

从姚庄镇农房改造集聚工作实践来看，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益，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被外界总结为“姚庄模式”。经验和成效主要表现在：土地要素节约集约、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壮大、公共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实体经济有效激活等方面。

专题4：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

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方面，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江苏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完善配套，打造“以城促产”特色小镇。

龙港镇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位于浙江省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南岸。1984年建镇初期，通过户籍改革、土地有偿出让、发展民营经济三大改革，建成了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经过31年的不断发展和三次行政区划调整，由5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现辖区面积172.05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1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44.3万、外来人口10多万。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6.1亿元，同比增长11.1%。

龙港镇力争为全国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紧紧围绕中央11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要求，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全力突破。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将龙港定位为县级单位，赋予县级职能，并相应赋予县级行政主体资格，实现县镇之间权责关系由不稳定向稳定转变。在部门之间的管理上，推行“大部门”制改革，优化横向管理，按照“党政机构合一”、职能相近部门合并和打破条条对口的原则，建立若干个“大部门”，实行属地管理。以此，形成了多网合一、并网运行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一张网”机制，进一步强化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将公共安全网格、综治网格等进行并网运行，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和社会治理。

下一步，龙港镇在全力做好试点实施方案和子方案的制定、完善和报批工作的同时，还将分步抓好改革措施的推进落实、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在2017年6月前建立试点工作评估体系，梳理和总结经验，形成一套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

2006年以来，睢宁县沙集镇抢抓时代机遇，利用信息化的有利条件，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引领大众创业，激发内生动力，形成了全国有名的“沙集模式”。在强化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沙集镇统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促进产城融合，新型城镇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产”的方面，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建成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使电商产业规模达到28亿元，成为中国淘宝镇。2014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4000元。在“城”的方面，完善城镇功能，创新成为徐州市重点中心镇，镇区建成区面积达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7%。

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夯实产业支撑，壮大全镇经济实力。用“产”为“城”打基础，实现“以产带城”，为此，沙集镇在激发农民创业热情、优化发展环境、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并且，不断完善各种配套，提升城镇功能，用“城”为“产”做支撑，实现“以城促产”，沙集镇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近年来累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15亿元，开工建设各类项目30项，以此来优化生产条件和完善百姓生活环境。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发展成为中国淘宝镇，纵观来看，沙集镇把电子商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这种经验在全国来说可谓是首屈一指。在发展的过程中，沙集镇牢牢把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完善产业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原则，把大众创业和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专题5：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方面，湖北武汉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广州市番禺区则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作为国内首个也是世界目前唯一向全球公开招标并制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城市，武汉市采取“顶层设计、应用落地、需求导向、示范推进”的方法，认真探索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应用体系建设和支撑性产业建设，积极引导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转化应用，组织实施了一批涉及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居家养老等领域的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武汉的智慧城市建设采用顶层设计、规划引领的方式，结合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113”总体架构。即：确立一个发展目标，建设一套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应用、产业和运行”三大核心体系。经过近几年来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武汉具备了较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感知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和地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程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武汉市抓住“能为老百姓办事”和“为老百姓办成事”这两个关键环节，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帮助市民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是武汉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在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亮点、特点之外，武汉市还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不仅要认真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能解决什么问题，还要努力降低成本，实现城市信息化建设项目效益最大化。

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武汉市立足产业，拓展应用，实现以应用促产业，带动本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壮大。并且，还大力推动重点领域尤其是政务领域数据资源开放，采取“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方式，健全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间的信息协调共享机制，实现全市信息资源互联互通。面对当前良好的发展契机，武汉市抢抓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进实施了“互联网+”行动计划。

篇2

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正式发文将XX市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该市成为25个全国地级市试点之一，同时也是贵州省唯一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地级市试点。依托国家试点战略部署和自身特色与优势，XX市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确定了其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总体目标，即以破解投融资机制难题为突破口，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序启动城乡一体化、行政区划、多规融合等领域改革，着力消除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一、城镇化融资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XX市政府一直依赖政府性融资平台作为城镇化建设的融资主体，缺乏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绝大多数公共服务设施和产品是由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建设，并由政府主导资金的投入方向。因此，该市城镇化融资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主体单一

政府承担着该市城镇化建设投资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没有形成投资多元化局面，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在管理和运营方面，受到政府的影响大，约束机制弱。

（二）政府财力有限，投入资金严重不足

政府可用财力无法满足需要巨额资金的城镇化建设，当前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托以地方政府信用担保成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当前中央政府出台政策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背景下，平台公司融资能力将进一步弱化。

（三）城镇化建设资金渠道狭窄

该市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和银行，市场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它市场主体的资金难以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四）城镇化融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201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全市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为36.83%、占市本级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为63.84%，土地出让金已经超过市本级公共财政收入的一半，形成了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不可持续性。

二、项目分类及相应的融资模式分析

对XX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梳理，将主要由政府引导的项目分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三大板块。其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板块包括棚改、城市道路、保障房（非棚改）、污垃水等市政工程投资，城乡统筹板块主要为旅游类投资，公共服务板块包括文化设施、体育场馆投资。针对上面提出的城镇化融资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分别对各类项目的融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融资新模式。

（一）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1.棚户区改造。XX市棚户区改造可以通过“三统一”或政府采购模式开展。

采用“三统一”模式支持棚户区改造，可由某省级投融资主体统筹融资，政府财政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以差额补助协议项下权益质押，还款来源为该市在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还款资金。（具体操作模式见图1）

图1 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模式

采用政府采购模式支持棚户区改造，融资主体可为承接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公司自有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依托借款人自有资产和权益以及项目自身资源质押或抵押。还款来源依靠《政府采购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资金及借款人综合收益。（具体操作模式见图2）

图2 政府采购融资模式

2.城市道路。由于城市道路项目本身无收益，宜采用政府采购模式建设，具体操作模式见图2。融资主体由市场化主体负责建设，项目资本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资金，依托借款人自有资产和权益以及项目自身资源质押、抵押或第三方提供担保（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依靠《政府采购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资金及借款人综合收益。可考虑将无收益的道路建设与有收益的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相结合，减少财政资金出资压力。

3.污垃水等市政工程。污垃水等市政工程项目是国家推进PPP模式的重点领域之一，由于项目本身有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可由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项目资本金由项目公司筹集，依托项目项下收费权质押或者母公司担保等方式构建信用结构，并可通过加强与省再担保公司合作，由省再担保公司全额或部分担保的方式构建信用结构（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为水费、排污费等收费和列入财政预算的政府付费及财政补贴。可将该市污垃水项目分类打包，引进社会资本成立对应PPP公司，统一规划和分步实施。（具体操作模式见图3）

图3 水务及污水处理项目PPP融资模式

（二）城乡统筹

重点支持以旅游为重点的城乡统筹建设，由于项目本身有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由市场化主体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资金;信用结构为商业性开发景区的门票收费权质押、政府批准的其他收费项目的收费权质押及借款人合法享有的其他权益和收益质押等（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一是景区门票收入及景区内住宿、餐饮、交通、娱乐项目等其他经营性收入;二是旅游企业综合收益;三是各种政府返还或补贴的资金等。（具体操作模式见图4）

图4 旅游项目PPP融资模式

（三）公共服务

重点支持以体育、文化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城乡统筹项目建设，由于项目本身有一定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可由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项目资本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资金，信用结构为项目项下经营性收费权质押、借款人合法享有的其他权益和收益质押以及资产抵押（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一是学费收入、体育场馆运营收入、门票收入以及相关其他经营性收入;二是各种政府返还或补贴的资金等。（具体操作模式见图5）

图5 公共服务PPP融资模式

三、其他金融工具运用

（一）资产证券化

可探索该市著名景区收益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外部资金，用于偿还存量债务、新增项目资本金出资等方面。（具体操作模式见图6）

图6 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

（二）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

设立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既可为社会资金发掘新的投资渠道，也可放大地方政府财政性资金有效缓城镇化建设资金解紧缺的压力。基金定位于市场化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领域土地一级和二级开发、重点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以及以旅游项目为支撑的产城融合重点项目。基金可由政府、有关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与社会资本共同通过PPP方式支持该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类融资租赁是盘活存量固定资产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将水务、收费公路、经营物业等资产所有权转让给租赁公司，取得相应资金用于新增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建设。可与有关租赁公司合作，将XX市存量固定资产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盘活，获取资金用于城市道路建设等公益性项目建设或融资平台转型。（具体操作模式见图7）

图7 售后回租融资模式

（四）债券

国家发改委、银行业协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有关政策，债券发行逐步由审核制转变为注册制或备案制。XX市可抓住机遇，一是与有关证券公司合作，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设计方案，探索支持旅游、排水污水处理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PPP项目公司通过发行项目收益债券、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市场化方式融资;二是运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探索在国外发行债券，运用国外资金解决公共服务融资渠道不足的问题。

（五）信托

借鉴信托公司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探索与信托公司合作，充分利用信托公司的资金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探索政府与有实力的信托公司组建PPP公司的方式，拓展新型城镇化融资渠道。

四、对XX市投融资政策建议

（一）加紧组织机构建设

例如在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下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发改、财政、住建等部门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融资相关事宜。同时抓紧组建XX市PPP中心，负责对接省PPP中心，加强研究国家和省级关于PPP模式的有关政策;加快制定和完善配套体制机制建设，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PPP项目融资工作;建立PPP项目储备机制和项目库，制定PPP项目年度和中期开发计划。

（二）探索新型融资模式，丰富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做好试点项目策划及在建项目资金保障。在建项目做好梳理和分类，统筹各类资金优先保障项目续建和收尾。已签融资合同项目，抓紧争取资金到位，确保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和发挥效益。二是加快推进融资平台转型。研究编制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加快推进完善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为PPP项目实施主体或城市发展运营商，对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公益性项目作为PPP项目出资方，推进PPP项目融资。三是积极争取通过省政府代为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充分发挥试点优势，尽可能多争取通过省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规模，并将债券资金用于存量债务置换。

（三）以存量债务甄别为契机，完善财政风险管理体系

根据《贵州省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方案》，做好存量债务甄别工作，为下一步存量资产化解和新增项目建设做好基础工作;采用投资补助、贴息等方式支持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项目，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研究编制XX市中期财政规划、分级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偿债率、债务率、政府投资项目债务依存度等风险指标，构建债务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和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和还款资金池，弥补政府负债流动性风险管理资金缺口。

参考文献

[1]陈伦盛.新型城镇化融资创新的资产证券化视角[J].市场论坛，2015（5）：65-67.

[2]胡海峰，陈世金.创新融资模式 化解新型城镇化融资困境[J].经济学动态，2014（07）：57-69.

[3]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北：统贷统还推进棚改试行政府购买服务融资模式[J].城乡建设，2015（10）.

篇3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多央娜姆建议支持成都等城市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多央娜姆委员认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以破解“三农”问题为突破口，以统筹城乡的思路推进城镇化建设，率先在全国将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进行一元规划、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全域成都的统一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民在市域范围自由迁徙，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推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并向农村延伸，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成都近年来大力实施“五大兴市战略”，构建了由1个特大中心城市、7个卫星城、6个区域中心城、10个小城市、169个特色镇、约2800个农村新型社区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53.7%提升至2012年的68.4%。成都的城镇化建设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推进的，具体做法和发展目标与新型城镇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对成都下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央娜姆委员说，成都区域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在中西部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全市常住人口1417.9万人，户籍人口1173.4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建成区常住人口约670万，正由城镇化加速期向成熟期过渡。中心城市首位额度过高，缺乏大城市，中小城市发育不足。城市各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明显是三个层次，中心城区类似沿海地区，城镇化率达96.7%；近郊区类似中部，城镇化率为49.8%；远郊区是典型西部，城镇化率只有34.3%。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张的同时，城市拓展区居民入住率低。人口分布不合理，中心城区聚集了超过50%的人口，近远郊城镇人口吸纳能力明显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水、电、气等供给紧张，水、大气等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等。此外，市外转移人口融入和市民化成本分摊问题、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都具有代表性。

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近年来吸纳了大量市外和省外人口，目前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达245万人左右。开展试点，可以为建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指标与人口流入流出挂钩的利益及成本分摊机制提供借鉴和经验。成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大力培育和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吸纳人口转移，而且正在开展中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可以为改革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提供借鉴和经验。

此外，还可以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城市病”治理、完善市域城镇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责编/郝祥平

篇4

《方案》显示，开展此次试点主要有五方面任务。其一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按照户籍制度改革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

二是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篇5

老陈们面临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当地官员。与外界惯常批评“只注重土地城镇化忽视人的城镇化”相反，在《决策》的调查中，很多地方官员正在千方百计为留住人而努力，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没有人，城就做不起来。”

但是，人的城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一个人从这儿到那儿，使很多东西发生了变化，需要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休闲娱乐等基本的生活配套。”一位地方官员告诉《决策》，当下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有很多瓶颈。

这些瓶颈正是新型城镇化试点要探索的。今年9月，国务院确定了62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安徽成为仅有的两个省级试点之一。安徽的试点要破解哪些问题？新型城镇化之路又在何方？

“主战场”

“过去，一些地方只注重城市空间的扩张，强调土地城镇化，不注重人口的吸纳，忽视人的城镇化，致使城市留有大量没有转化身份的农民工。”在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孙自铎看来，这种城镇化是不彻底的城镇化。

2013年，安徽城市化率虽然已达47.86%，但非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仅为22.9%，两者相差近25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同步享受城镇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待遇，“人的城镇化”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

在城镇发展中，很多地方通过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一味追求城镇化速度，基本是“摊大饼”式，缺乏产业支撑。

安徽省发改委曾做过相关调查，发现有的地方甚至把城镇化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工业集中区每年扩大1平方公里。这就导致城镇服务功能不够完善，缺乏与之相适用的教育医疗、商业网点、休闲场所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很低，市民化进程缓慢。

“2012年底，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建成区面积1423平方公里，但每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仅为3500人，未来规划中可供开发的面积还有2060平方公里。应当以此为主要载体和突破口，发挥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聚集人口功能，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安徽省发改委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闪辉认为，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与农业转移人口汇集区，应当是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

2013年6月，安徽省选定32家开发区进行产城一体化试点。

“目前开发区偏重于产业发展，开发面积中产城之比为73，难以支撑城镇化发展的需要。”闪辉认为，应当着手调整开发区总体规划，围绕“人的需求”重新设计园区功能布局，由单一生产功能为主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功能统筹布局转变。”

根据安徽省住建厅的研究，产城一体化的园区规划，其产业用地只能占到总用地的40%至50%左右，居住服务用地占总用地的20%至30%左右，道路交通用地占到总用地的15%左右，绿化及其他用地占15%左右，保持这一比例才能保证开发园区良性发展。这意味着园区内将引入更多包括工业服务、生活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并以此吸引人口聚集，撬动城镇化。

在相关政策支持上，安徽省鼓励试点园区对周边相邻的开发区进行整合;支持试点开发区根据集聚的人口，统筹规划建设就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加快构建开发区产城一体建设融资平台，鼓励注入优质资产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实现开发区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试点开发区产业升级，扶持壮大主导产业。

“最根本的是要在体制机制上作出重大调整，通过改革创新推进产城一体化发展。建立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土地、建设、环保、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以制度上的突破释放发展的潜力。”闪辉告诉《决策》。

“钱从哪里来”

“人的城镇化是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实质是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权益。”根据闪辉的测算，安徽地级市农民市民化成本约15万元人，县城市民化成本约10万元人。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是此次试点的首要任务。

在闪辉看来，应该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合理分担公共成本，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建立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成本的农民工市民化机制。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义务教育、公共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

新型城镇化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人的城镇化，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据测算，未来一个时期，安徽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投资消费需求每年接近4000亿元。但钱从哪儿来？

“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做保障，能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决定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核心问题。”在孙自铎看来，目前城镇化建设主要靠土地出让金，运作方式大部分仍停留在以土地换投资阶段，在土地供给收紧、地方政府无地可卖，且拆迁成本不断高涨情况下，地方政府卖地收益越来越少，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以往靠政府大量举债和“土地财政”的老路子走不通，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就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当务之急。

2013年3月，安徽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安徽作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个试点省，双方将在安徽省9市+23县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并在2020年前持续深入推进全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专家看来，国家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整顿以后，商业银行关闭了政府融资这扇门，争取政策性银行贷款就成为城镇化融资的重要渠道。截至2014年一季度，国开行安徽分行累计向新型城镇化领域发放贷款498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贷款发放额的89.2%。

“对于一些准公益性项目涉及市场运营，吸引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来缓解资金之渴是重中之重。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运营，引进社会投资进入准公益性项目建设。如城市供排水、环境卫生、交通等各个领域，解决中短期投资压力。”孙自铎认为，应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降低准入条件，制定公开、公平、合理的准入制度，确保民营资本公平地参与到城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各种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全新设想，值得我们关注跟进，用好国家政策，争取更多建设资金，投入到基础性建设中来。”在闪辉看来，要走金融创新的路子，“不是缺少资金，而是缺少创新手段。”

“两头悬着”的地

与“钱”的问题相比，另一个更严重的瓶颈是“地”的问题。

一方面城市土地极度紧张、地价奇高，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有宝贵的土地资源却被闲置，这“两头悬着”的问题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首要破解的难题。

根据统计，2002―2013年，在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进城的10年间，安徽农村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从每平方公里的4126人下降到2822人，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却从242平方米增加到360平方米，大量空置宅基地缺乏流转或退出机制，导致“空心村”现象加剧。

与之相反的是，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严重不足。根据安徽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2020年，安徽全省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988.84万亩，但到2013年底，建设用地总规模已达2905.35万亩，指标只剩下83.49万亩，显然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化对土地的需求。

一些乡镇由于建设用地年度指标严重不足，甚至连居民小区的菜市场、配套商业设施都因为缺少用地指标而无法建设，这显然与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要求相去甚远。

这样的反差并不是安徽独有。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10%―20%是闲置的，部分地区闲置率甚至高达30%，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城镇化又面临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

在此次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中，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事实上，对于宅基地退出机制，安徽已经进行了探索。

芜湖市是全国第一个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城市。1999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该市试点，包括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10多年来，芜湖试点成效明显，但一直未能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以逾越法律“红线”。

2013年9月，安徽宣城市下辖的宁国市政府出台《农村宅基地退出办法》，规定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农民，可获得最高每亩6万元的补助。但由于补偿标准不高，农民主动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较低。而且抵押融资渠道不畅，由于风险因素和处置难度，集体建设用地一般不能抵押，银行不愿进行抵押融资。

篇6

检验通州当前的阶段性试点成效，对于全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城镇化呈现三大模式

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人的城镇化。通州区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出发，本着以点带面、示范引导、有序推开的原则，重点推进外来常住人口和本区农民市民化，在区级层面制定完善相关实施路径和配套政策、统筹推进的同时，重点选取潞城镇、台湖镇、于家务乡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作为试点乡镇先行先试推进新型城镇化。

三个乡镇因地制宜，试点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潞城镇是北京建设城市副中心的重要承载地，通过棚户区改造，探索以棚户区改造为抓手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台湖镇是北京城市边缘集团和二道绿隔地区的重点区域，通过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统筹利用试点，探索农村集体土地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模式。于家务乡是全国“四化同步”的试点地区，通过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治为抓手，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具体而言，潞城模式主要依托棚户区改造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征是棚户区改造+重大项目带动+行政办公区建设。即通过棚户区拆迁、转非，实现转非农民“带着资产上楼”、“失地不失业”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通过引进重大项目和建设行政办公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跨越发展。

台湖模式则突出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特征是集体建设用地整治+城乡结合部整治+棚户区改造。即台湖镇围绕产业提质增效、社保城乡统筹、生态环境改善目标，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治为主，结合城乡结合部整治和重点村棚改，通过拆除低效分散的工业大院用于还耕还绿，将腾退出的集体建设用地集中置换到产业园区；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实现产业用地的减量提质，解决农民社保，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于家务模式通过以宅基地为主的集体建设用地综合整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征是宅基地统筹利用+中心镇开发+特色村建设。即以农村建设用地的综合整治为核心，通过迁村并点、企业腾退、指标置换等方式，引导18个迁并村土地向中心区、次中心区和科研创新区三大组团集中；通过就地城镇化，保留4个特色村；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统一流转、统筹开发、规模经营实现农民增收和就地城镇化。

实现的方式

经过几年探索，通州已经接近完成国家赋予的试点任务，目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主要得益于通州结合棚改建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借助试点通州编制完成了外来人口梯度赋权积分指标体系。结合棚改的推进，初步确立本地农民就地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经测算农转非人员安置成本约为70万元/人。政府、企业或村集体、个人的成本分担责任为：政府主要承担道路交通、市政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设施建设公共治安费用，以及就业培训等公共成本支出；企业或村集体承担“农转非”人口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企业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加大职工技能培训投入，承担就业补助费用等成本；个人承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就业技能培训等资金。

为解决试点的资金来源，通州多渠道融资，建立了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

首先是政银合作，建立新型城镇化产业引导基金。通州区新型城镇化2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已被列入北京市财政局和中国农业银行共同设立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基金首批项目名单，基金采取股债贷联动的新型投融资模式，资金参与将结合具体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后续将结合各乡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等领域可实施PPP模式的项目吸引金融机构和实业资本共同参与。

其次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探索在公共服务领域实施PPP模式。通过制定出台《通州区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实施意见》，重点在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推广PPP模式，将PPP项目中政府负担部分纳入财政预算，对PPP项目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查效率。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及社会主体投资风险。目前“碧水再生水厂升级改造工程及配套管网”和“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线打捆”两个项目作为实质性探索正在实施，主要采取“企业建厂+政府配网”模式，后续将结合新型城镇化工作推进建立PPP项目库。

再者是整合政策性资金，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倾斜支持力度。在试点中，通州坚持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将市级转移支付资金、奖励资金、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区级资金等各项政策性资金集成整合，用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气治理、用能方式优化、乡村环境改善等，夯实城乡一体化基础。

试点几年间，通州的体制机制多方面得以改革创新。

从规划层面看，通州坚持规划先行，编制了新型城镇化及集体建设用地利用规划。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农委等部门牵头开展通州区总规修编及专项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工作，通州区新型城镇化和集体建设用地利用规划是17个专项规划之一，目前已制定工作方案，确定配合部门及技术承担单位，正在开展数据收集、现状调研、专家研讨等前期工作。

从功能疏解看，通州逐步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腾退了大量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工业企业的调整退出，通州研究出台《通州区产业调整退出工作实施方案》、《通州区工业调整退出工作奖励暂行办法》、《通州区调整退出工业企业能耗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等12个文件。截至目前，累计已有549家工业调整退出企业实现停产，其中市级调整退出任务42家工业企业中已有37家实现停产；另有285家工业企业签订调整退出承诺书。全区疏解及升级改造市场累计已完成25家，疏解商户820户，疏解从业人员2000余人。

从政策集成角度看，通州着重推进了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利用。通州区借助试点，编制完成了《通州区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调整退出及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优化利用土地实施意见》、《通州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优化利用土地集体土地资源减量整合办法》、《北京市通州区确认农村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实施办法》等土地利用和主体设立相关文件，并多次与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国土委就政策突破问题进行沟通对接。

篇7

当代贵州：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都匀是贵州省唯一的县级综合试点。都匀为何选择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先行先试？

吴 丹：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州委州政府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布局。作为黔中经济区重要的支点城市、贵州南部交通枢纽、黔南“泛都匀”经济圈的核心，都匀必须进一步发挥在全州体制上的资源优势、交通上的区位优势、区域上的地缘优势、后发上的文化优势和天然的资源禀赋，竭力走出一条城乡统筹、效益同显、成果共享的发展之路。

在确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都匀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缺乏大思路、大手笔、大谋划，在项目引进、规划布局上气势不够，难以支撑都匀未来发展。二是经济总量小，产业发展缺乏龙头带动，工业化水平不高，实体经济不多。三是城镇化程度不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历史欠账较多，承载能力弱，城市管理水平仍需提高。四是城乡居民增加收入的手段不多，就业矛盾仍较突出，扶贫济困的任务依然艰巨。

针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都匀需要找到攻坚克难的“突破点”、跨越发展的“新引擎”、激活干劲的“催化剂”。我们认为，有“破”方能“立”，只有抓住城市发展滞后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拓展发展空间、注入创新活力。因此，在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的支持下，都匀市积极申报争取，决心以试点工作为契机，以新型城镇化为着力点，破除困境，新立格局。

当代贵州：成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对都匀的发展有何意义？

吴 丹：成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意味着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为我市争取政策支持、破解发展瓶颈，解决结构性矛盾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给予了先行先试的特别“通行证”，为都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小康质量提供了大量政策、项目和产业支持，可谓是都匀市加快发展、赶超跨越量身定制的“加班车”。

正如刚才所说，城市发展滞后、承载能力弱是都匀跨越发展的主要障碍。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能够让城市扩容提质，更重要的是，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城市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还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与此同时，加快城镇化试点进程，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推进“大都匀”建设步伐。

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破旧立新”，既是我市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推动“一圈两翼”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城乡统筹”注入动力

当代贵州：建设“大都匀”是黔南州提出的战略目标。“大都匀”的概念是什么？

吴 丹：从全州的范围看，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都匀发展，始终强调州府龙头地位，提出“一江带两城，建设大都匀”思路，着力打造“泛都匀经济圈”，构筑“一圈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

从全国全省看，2012年国发2号文件明确都匀要建设黔中城市群支撑城市。而全省城镇化战略明确了都匀建设城区面积10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100万“双百”城市的建设目标。

因此，大都匀的“大”体现在城市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格局、政治定位等方面。从行政区划来看，“大都匀”的范围包括都匀市和都匀经济开发区。以此为中心，州委州政府进一步提出了以城镇化带动和千亿级磷煤化工经济带为主的“泛都匀经济圈”发展核心区的概念。

当代贵州：“大都匀”也好，“泛都匀经济圈”也好，“城镇化带动”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吴 丹：正因如此，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定位高端、规划长远、理念新颖、内涵丰富、举措多元的特点。在州委州政府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做大城市、做强乡镇、做美农村”的发展目标，实施“南北拉动、东西扩张、组团发展”战略，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城市承载力和吸附力。

申报成为新型城镇化试点以来，我们紧紧围绕“双百”城市的目标要求，始终强调规划先行，以规划还绿、建设显山、退房露水的发展理念，整合都匀的山、水、桥、绿等要素，高标准、大气魄做好城市整体规划，着重实现六个“确保”：

一是以棚户区改造为重点，加快安置房建设，确保安置成区。二是构建内外畅通的交通体系，确保道路成网。三是坚守发展生态底线，加快绿色化发展，确保生态成系。四是以提高消费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壮大城市产业，确保商业成集。五是以力补民生欠账为重点，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确保设施成套。六是以示范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建设为重点，确保城乡统筹发展。

近一年的实践证明，坚持走符合都匀实际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唱好城乡协调发展的“二重奏”，为都匀的跨越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山水桥城、国茶之都”的定位愈加清晰，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小城镇建设卓有成效，乡村发展提质增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势头。

“软硬兼顾”共绘蓝图

当代贵州：都匀的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吴 丹：我认为新在理念和举措两个方面。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是城市、乡镇、乡村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共进的城镇化，

2015年初，市委十届五次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乡村的发展方向，走符合都匀实际的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思路。贵州省十一届六次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加快打造山地新型城镇化的‘贵州版’”，贵州省“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做好都匀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更加坚定了我们信心和方向。

当代贵州：新型城镇化的理念，需要得到全市干部群众的认同和实践，才能更好地推进试点工作。

吴 丹：观念的更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申报试点之前，有一些干部认为城镇化就是“让农民上楼”，而部分市民也对市区棚户区改造、道路修建、公共服务升级等举措不太理解。

获批成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后，州委州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和规划目标，“人的城镇化”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开展党员“三亮一创”活动以来，各级党员干部将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特征与工作相结合，同心协力推动都匀的大发展、大变化。

广大群众也见证了、体验了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种种变化，给予建设工作极大的支持。例如马鞍山棚户区建设项目，由于涉及范围大、人数多、范围广，刚开始遇到不少阻力和质疑。如今，南沙洲公园建成开放、大龙大道通车、移民安置项目即将完工，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都说这个项目“在哭声中开始，在质疑声中进行，在笑声中推进”。

当代贵州：党员干部的认同与践行，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都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了“软环境”。“软硬兼顾”方能持续，都匀做了哪些“硬举措”？

吴 丹：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主动创新。特别是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挂钩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两个方面大胆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是强调协调发展，以强化规划统筹、强化城市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强化城市经营的四个“强化”为统领，以示范小城镇和“美丽乡村・四在农家”建设为重点，协同推进城乡发展。

三是坚守生态底线。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我们按照“山头常绿、碧水常流、空气常新、土壤常净”的要求，着力“守好一口缸、净化一条江、护好一片绿”。

篇8

《新理财》：这次试点地区是“62+2”的形式，选择这些地区做试点的依据是什么？

肖金成：根据我的分析和比较，这些城市（镇）的特点首先在于，相对来说它们的基础条件不错，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否则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宅基地确权等工作都难以深入推进。其次，它们在城镇化方面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第三，试点不能都是一个类型，不然会缺少示范意义。最后，还要考虑均衡性，62个城市（镇）中，每个省都有一到两个地级市入选。

《新理财》：在全部试点地区中，只有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目前它们的城镇化水平怎样，各自有哪些特征？

肖金成：选择江苏和安徽两省作为试点，具有典型意义。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是输入型的。而且城镇体系比较合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比较理想。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吸纳能力比较强，不仅吸纳了当地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也吸纳了周边省市的农业富余劳动力；小城镇发育也比较好，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在园区，不像其他地方遍地开花；小城镇人口也比较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江苏省内的苏南和苏北地区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后者发展相对较慢，不过苏北地区中心城市如连云港、淮安等城市的规模也比较大。总体来说，江苏省在城镇化实践中的基本特点是城镇体系相对合理，产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县城和城镇，同时人口也与之相匹配。

相比较而言，安徽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中心城市规模都不是很大，产业发育不是很理想，没能集中太多人口，对区域带动力不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也比较少，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主要靠分母减少，是输出型的城镇化。但近年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很有成效，中心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在增强，合肥、芜湖随着产业的聚集，城市规模也在迅速扩大，也面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总体而言，安徽省的情况也比较典型，具备示范意义。

《新理财》：在接下来的试点过程中，两省各自需要突破的发展和改革的瓶颈是什么？

肖金成：江苏省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比较重。未来，在当地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如何解决，政治权益、劳动报酬等能否与当地居民均等化，能否在当地落户成为当地市民，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其次是土地问题。目前，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按照户籍人口来确定。由于江苏省的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因此建设用地供应滞后于需求。建设用地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政策能否落实，能否满足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建设用地需求，此外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之后，农村的土地如承包地、宅基地等如何解决，均需要进一步探索。

篇9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筛选符合条件的建制镇上报，以期跻身试点之列。包括湖北、湖南、甘肃等中西部省份，也包括浙江、广东等早已试点扩权强镇的沿海发达地区。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城镇化问题单靠城市改革难以解决，迫切需要寻找新突破口，要改变以往以单纯促进发展为目标的做法，集中优势资源设置试验区。尤其针对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这也将成为近中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化解“小马拉大车”的城镇病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人士表示，从现阶段人口流动方向来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小城市两端聚集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显。

“从数据来看，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其中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

他认为，县、镇、新城新区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治理单元，其包含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最小完整系统。其优势在于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社会改革风险。

据统计，目前全国建制镇已达到20113个。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常住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全国约150个。其中，常住人口为10万-20万的建制镇有140多个，常住人口超过20万-50万人以上的建制镇约有10个。

“镇改市试点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未来要把小城镇或者建制镇作为实现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一个主要阵地。”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方创琳介绍。

当行政区划体制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不相配时，一些强镇各方面已具备城市的体量，但行政体制上仍受控于上级县政府，不相匹配的财权和事权使得城镇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

方创琳将这种现象比喻成“小马拉大车”。他进一步解释说，当初政府做城市规划的时候是按照镇的建制、规模、基础设施来进行配套的，而当承载的人口总量超过了小城市、中等城市或者大城市的规模时，就会出现严重的超载和超负荷运转。比如交通、水电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是按照小城镇的人口来配备的，而经过几年的人口流动后，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成倍扩张，但规划仍没有变，就会形成低标准承载过多人口，这势必会带来交通拥堵，水电供应紧张，教育、医疗资源不够用等一系列问题。

城市有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方创琳认为城镇的这种现象是“城镇病”，他表示，“城镇病”需借新型城镇化的契机来化解。“单靠现有建制镇的行政体制没法解决‘城镇病’，因为现在建制镇没有财权和行政审批权，只有做事的权利，无法开展工作。要解决‘城镇病’就必须在行政体制上做出规划调整。”

建制镇扮演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小城镇或者建制镇是国家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战场。”方创琳介绍，目前建制镇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率已经由1990年的50.2%左右降低到2010年的34.4%，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加剧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日益严重的“城市病”。要想将人口就地城镇化，缓解大城市的压力，那么就要改变建制镇现有的行政体制，通过镇改市，建设好小城镇，才能吸引人口留在镇中，才能提升建制镇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同时大城市病、小城镇病也会得到缓解。也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国家提出了县改市、镇改市等方案。

“当前，‘镇改市’水到渠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文锋指出，“目前，我们国家有很多‘超级镇’，城市功能比较完善、产业聚集度较高，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镇改市’是必然，也适应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要求。”

浙江和广东的呼声最高

根据《通知》，国家希望各地在符合条件的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等不同层面选择试点地区，每个省（区、市）的报送数量原则上控制在4个以内，并于8月31日前统一报送国家发改委。

据报道，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确定报送名单。甘肃省初步确定凉州区黄羊镇、陇西县首阳镇、甘谷县磐安镇3镇申报试点。湖南省发改委表示，湖南的镇改市试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待试点获国家批复后再作公开”。“10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湖北省肯定是有的，但目前此项试点工作几个部门之间还在讨论研究中，不方便透露具体申报的信息。”湖北省发改委体改处人士表示。

同样表示正在筛选申报的还有河南、安徽，以及浙江、广东等一直对此呼声较高的地区。

“中国镇级人口10万以上的多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而言不太可能像东部地区有那么多的镇级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说。

初步统计，浙江第一批27个小城市试点镇，就有12个符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要求。而对于全国千强镇、明星镇扎堆的广东来说，数量或更多。所以，对于这次试点，“浙江和广东的呼声最高”。

据悉，浙江自2010年启动全省小城市试点之后，27个试点“中心镇”已经在财权、事权、人事权以及用地等方面得到了“扩权”。今年初以来，浙江省考虑建立小城市试点镇用地指标单列制度，争取国家在浙江率先开展撤镇设市试点，将条件具备的镇升格为小城市。

放权的阻力

实际上，强镇扩权本身并非新提法，“镇级市”的概念几年前就见诸报端。

有受访专家表示，早在20lO年2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强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提出，要“着力解决强镇责大权小功能弱的突出问题，努力把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这也是镇级市概念首次见诸媒体。

同年，中央编办、民政部等6部委下发通知，初步在河北、山西、浙江等13个省选择25个经济发达镇进行改革试点，但这样的试点并未达到一些地区想象中的“镇改市”目的，而只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而早在1995年，原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就联合发文，要求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所在地的县（市）政府，在符合改革方向的前提下，赋予试点小城镇政府必要权限。该文件甚至允许设立镇级金库，建立完整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但一位19年来亲历强镇扩权之路的国家发改委专家批评说，强镇扩权走了弯路，来回反复。上面一强调，市、县两级就高调放权；上面一放松，它们又悄悄收权。

曾在一个试点镇任职的绍兴市副处级官员透露，早在2007年，该市的嵊州市（县级市）长乐镇曾设立过地方金库，即建立独立核算的一级财政，但因与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最终被取消掉。2013年下半年，绍兴市也曾发文明确，试点镇的主要领导在任职期间，符合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的，可高配为副县职级，但在组织部门专项整治高配、超配泛滥现象之后而不了了之。即便是店口镇这样拥有6家上市公司的“浙江资本市场第一大镇”，在多年争取之下，也始终与财政独立核算、土地指标单列无缘。

不只是店口镇。2013年一个镇就创造了财政总收入18.8亿元，超过全国158个县级市的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也深陷无权之苦。

国家发改委相关专家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建镇之初，龙港镇“农民自费建城”向县政府提出的条件是，获得与县里同等的审批权限，最终获得了极大的自，但1990年前后这些权力基本被收回。1995年国家启动小城镇综合改革，龙港镇在财政、户籍管理等七个方面获得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但随着试点到期，2000年前后大多权力又被收回。直到2010年浙江启动小城市培育试点，部分权力才被三度下放。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解释说，镇改市的阻力在于，特大镇的上级政府很抵触前者独立出去。因为镇委书记到了县委书记的级别，上级县就管不着他了；另外，特大镇对所在县的财政收入贡献极大（有的甚至过半），一独立县里财源就少了一大块。

诸暨市发改局体制改革科科长毛晨阳说，涉及财政金融、人事组织的改革，地方是碰不得的，只能靠中央顶层设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郁建兴也强调，对小城镇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财政体制，如果无法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下推进，可能需要先修改法律。法外运行的改革将难以避免被终止的命运。

镇改市，改的不只是名

“镇改市，不只是名称变化，更涉及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破题的重要一环。”丁文锋强调，“最根本的是要让镇里居民变成市民。同时，推进管理体制创新，朝智慧城市方向努力，推广电子政务、完善城市功能，让产业有一定辐射圈。”

据介绍，下一步试点将重点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行政管理和降低行政成本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

具体来看，试点重要内容，是探索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成本分担包括，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据了解，政府将承担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公共成本。企业则应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与此同时，试点地区需制定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具体落户标准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具体办法，主动承担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试点融资要求，试点地区需把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以更好地吸引投资者，拓宽投融资机制，进一步解决城镇化资金问题。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融资规划，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和偿债机制。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企业通过PPP等模式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此外，在农村宅基地方面，试点地区需加快推进农村地籍调查，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将农民房屋纳入确权登记颁证范围。将宅基地和农房纳入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率先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据消息人士透露，试点地区将在农民用房确权的基础上，探索宅基地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及实现形式和途径。据了解，试点地区将落实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宅基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上的权能，在保障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权益的前提下赋予宅基地使用权人更多权益。与此同时，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制度，探索超标准宅基地处置办法。

篇10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ity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carry out a new town construction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projects 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and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the spirit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as the main line, and put forward our future urbaniz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verall strategy, target location, spati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new tow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shi development path, mode and realization path, leading the city urbanization i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Huangshi City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这些年，随着城乡二元发展缺陷的日益呈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我市的重视。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渐进过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步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我市积极响应中央的要求，开展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调研，调研课题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为主线，重点研究如何在城镇化建设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市城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预测全市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出我市未来城镇化和城镇发展总体战略、目标定位、空间结构、构建有黄石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引领我市城镇化科学发展。在专题调研活动中，我市组织调研组先后实地考察了陈贵镇李河村李泰山湾、镇福利院；灵乡镇谈桥村、黄土坡湾、岩峰村陷塘湾和灵成工业园、阳新县太子镇新型社区建设、大王镇新农村建设等。通过分析我市这几年城镇化建设状况，结合这次调研活动的开展情况，我对我市城镇化建设做出以下分析和建议：

一、我市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

回顾我市小城镇建设的历史，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l、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建立了四地三级村镇建设试点体系。现有省级试点镇3个；试点村2个；市级试点镇6个，试点村3个；县级试点镇15个，试点村5个。对试点单位通过优胜劣汰、年度评比，实行动态管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对全市建制镇、小集镇和农村小康居民点进行科学定位、定向、定性、定量的基础上，一方面，大力发展县(市)区域经济，发挥县城的辐射和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以积极参与全省“楚天杯”城镇创建活动为契机，通过政策扶持、改革先行、资金倾斜，大力发展一批基础条件好、经济实力强的中心城镇，示范带动，整体推动，相互促动，有力地推动了小城镇建设的全面发展。

2、规划先行，重点指导。始终抓住规划这个龙头不放松，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自1995年始，全市掀起丁新一轮规划修编的。到目前为止，以还地桥、金牛、灵乡、保安、陈贵、大箕铺、白沙、河口、富池等为代表的10个中心镇、口子镇的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基本完成。四棵、潘桥、小箕铺、姜桥等40个集镇和秀山村、三岔路村、丰山村等200个中心村规划也正在进行中。还地桥镇1000米水港富有画意的改造和镇区绿化体系布局，陈贵镇、灵乡镇的绿化广场及政府大楼的建设，龙港镇、金牛镇的贸易商品市场，金山店镇的新街大道等建设项目都是科学规划、严格把关凝结而成的精品。

3、因地制宜，体现特色。根据我市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确定城镇的类型，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1)工矿型。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乡镇建设。还地桥素有“煤铁之都”、“建材之乡”的美誉，现有冶金建材、煤炭、五金工具、橡胶制品等几大行业的镇、村企业500余家，初步形成了长达15公里的省级乡镇工业示范小区。富池镇形成了丰山港下铜矿为主的矿采业，以麻纺石、织染厂、制衣厂为一条龙的轻纺业等支柱产业，被评为“湖北省综合经济实力50强乡镇”。(2)农业开发型。主要是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相互依托。如毛铺乡加大农业综合开发的力度，建立了杂交水稻、辣椒、黄姜等产业化基地8个，面积达2万余亩。“金柯辣椒”、豆瓣酱等泡菜系列，成为地方的拳头产品。(3)商贸型。主要与边贸和第三产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如金扣、龙港等镇，各类专业市场规模大、设施齐全，个体工商户纳税缴费与工业、农业几乎三分天下。(4)旅游型。阳新王英乡千岛湖，以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旅游人数逐年增收，旅游收入不断增长，形成了以旅游促开发，以开发促开放的良性互动态势。(5)综合型。大冶市、阳新县人民政府所在镇，近几年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环境不断优化，正日渐成为农村城镇化的龙头。

4、强化基础，完善设施。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全市村镇建设共投人资金55169万元，完成住宅面积“9．8万平方米，公共建筑8．9万平方米，生产性建筑5.6万平方米，新建道路196公里，公共厕所236座，新装路灯573盏，植树20万余棵。龙港、富池、还地桥等一批中心城镇以城镇道路建设为重点，狠抓基础设施建设，镇区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