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系统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商贸系统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引言

    功能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较实用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过程应该从语用的层面开始,先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即是说纪实性翻译还是工具性翻译),然后将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现的内容和那些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心理期待、交际需要、媒介条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内容区分开来。分析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是考虑的焦点。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学员认识问题,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Nord,1997)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贸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贸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贸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2、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译员培训中有关功能方法论的着作。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翻译只是翻译多种形式的一种。因而,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 )。Vermeer认为目的法则是:每个文本为某个目的所生产,并应该服务于该目的。译文的接收者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译、日译、讲话和写作必须让你的文本在使用场合能对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从属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翻译要求,它是由发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译者本人)给定的。翻译要求规定需要什么样的翻译。至于原文,他们认为只是一种信息源,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面对意向受众,功能策略便可以解决翻译问题。

    该理论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创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范式。该理论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认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它反映出了翻译的三个性质:目的性、交际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译理论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将文本按功能主要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贸文件主要属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传达商贸交际信息。因此,功能翻译理论适合于商贸翻译的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对于商贸翻译教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功能翻译理论与商贸翻译教材建设

    论文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商贾翻译;商贸翻译标准;商务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贾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贫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贾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引言

    功能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种较实用的翻译理论。功能翻译过程应该从语用的层面开始,先决定翻译的目标功能(即是说纪实性翻译还是工具性翻译),然后将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现的内容和那些必须根据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心理期待、交际需要、媒介条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的内容区分开来。分析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是考虑的焦点。在翻译教学中,对翻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学员认识问题,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Nord,1997)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出发,探讨了商贸翻译教学的三个方面:商贸翻译教材的建设、商贸翻译的多元标准以及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2、功能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诚原则(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译员培训中有关功能方法论的着作。功能翻译理论源于行为理论,他们认为,翻译是一种在既定场合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语言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的成功与否决定于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讲究翻译目的的完备性,而不是对等。他们认为对等翻译只是翻译多种形式的一种。因而,他们提出了任何翻译的最高原则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 )。Vermeer认为目的法则是:每个文本为某个目的所生产,并应该服务于该目的。译文的接收者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译、日译、讲话和写作必须让你的文本在使用场合能对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从属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翻译要求,它是由发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译者本人)给定的。翻译要求规定需要什么样的翻译。至于原文,他们认为只是一种信息源,因为任何翻译都是面对意向受众,功能策略便可以解决翻译问题。

    该理论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创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范式。该理论以目的为总则,把翻译放在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框架中,认为翻译行为和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它反映出了翻译的三个性质:目的性、交际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译理论以修辞功能等值为基础,在翻译实践上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将文本按功能主要分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贸文件主要属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传达商贸交际信息。因此,功能翻译理论适合于商贸翻译的实践,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对于商贸翻译教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篇2

流通业地位问题

流通业的地位在我国理论界基本上经历了从“无流通论”到“一般流通论”到“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及“流通战略论”的认识过程。近年来，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占主导地位，但专家们论证的角度并不相同。如宋则（2008）从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角度，得出“商贸流通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稳居基础产业地位”的结论。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认为随着买方市场态势的形成，流通主导权由上游生产向下游销售的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此提出整个流通业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环节上升为引导生产和消费的先导产业也是一个必然趋势的观点。

洪涛（2011）则从我国流通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为13%左右的角度提出流通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兴的基础产业。黄国雄（2010）通过对生产与交换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的动态变化分析，得出流通业在我国基础地位和先导地位基本确立的结论。丁俊发（2011）从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的角度，提出流通业与工业、农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因而也是先导产业的观点。刘国光（2011）从流通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我国经济由供给约束向市场需求约束的转变、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晴雨表及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的助推器等多个视角论述了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的确立。

目前，流通产业的基础论和先导论在理论界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但张洪平博士（2008）认为流通基础论和流通先导论的本质都是“流通决定论”。他在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决定论”。本文认为“系统决定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片面性，是对“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超越；但是，在强调系统决定论的同时，需要突出经济社会系统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的特殊性。

因此，对于流通业的地位问题，本文支持在“系统决定论”的基础上，突出目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流通决定论”，这既符合整体系统论的要求，也具有矛盾论动态演化的阶段特殊性的逻辑，因此，依据目前经济系统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依据“流通决定论”将流通基础论和先导论作为目前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应该是符合整体经济系统要求并能体现出现阶段特点的理论基础。这样，在当前阶段，“流通决定论”可以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将流通产业定位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对于促进流通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应该具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流通业作用和功能问题

基于流通业发展与消费关系的视角，宋则（2009）认为发展流通产业可以直接实现即期消费、开发潜在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同时还可以节能降耗、扩大就业、支撑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等。宋则和王雪峰（2010）认为“建立畅销服务体系是推动结构调整、满足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思路”，而现实中我国“商贸流通渠道阻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始终是我国商贸流通领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除此之外，宋则（2011）还认为商贸流通业具有稳定物价的功能和作用。张连刚和李兴蓉（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流通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理论观点。文启湘和梁爽（2010）从流通业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整体上我国流通业发展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低；但2000年以后二者都呈增加或上升趋势的结论。这说明我国流通业的发展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向逐渐适应转变；同时，消费增长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也在增强。

从以上学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证实，我国流通业的发展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确具有促进消费的作用和功能，因而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流通业的发展有助于消费市场的扩张、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这对于我国提升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赵娴（2010）认为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水平、生产的商品化以及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流通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日益凸显，成为较之生产过程更为重要的经济运行过程。王先庆（2012）认为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流通渠道的基本功能就是连接生产与消费，促成商品销售，实现商品价值；而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阶段，流通渠道将越来越多地引导生产和消费，通过商流、物流、信息流的传导与组织，挖掘和创造商品的新价值，提升原有商品的价值，从而使“渠道价值”越来越大。王俊（2011）运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流通规模扩大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TFP上升。这说明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是确实存在的，流通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高低。赵志田等（2012）利用制造业和流通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论是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或论证了流通业发展对生产的促进或引导功能的存在，显示出流通在促进生产发展和生产技术升级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系统的角度，宋则（2009，2012）在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其区分为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并指出长期以来流通业的间接影响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对流通业而言，“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基于此，他提出以后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应在政策上体现出流通公益性的部分职能；在调节措施上转向以“存量解决法”替代“增量解决法”；实现从“靠加法、拼增量”向“靠减法、解存量”转变的工作思路。白思然和陈向清等（2012）从工业化与流通业动态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工业化中的流通效应，包括价值实现效应、价值增值效应和价值优化效应。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流通效应的三个子效应所处的地位和增速不同，工业化初期，作为流通基本效应的价值实现效应位居首位，随后其重要性不断下降；价值增值效应在工业化中期居于首位；价值优化效应在工业化后期居于首位。

总之，流通领域业内专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业无论是在促进消费还是在引导生产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都开始显现，并且流通业也是经济系统平稳运行和促进价值实现及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因此，流通业的发展和壮大可能会是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以后在政策上需要加强对流通业发展的关注和支持，加大对流通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流通产业安全问题

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也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我国对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基于流通业的竞争性、外资商业市场比重很小等方面的理由，认为我国流通产业并不存在安全问题；但是，从外资商业企业进入我国的目的（获得市场份额、追求利益最大化、获得超额利润等）看，他们的进入极有可能造成了我国各个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各种失衡与差距更加恶化以及政府控制力弱化等经济安全问题。事实上，流通产业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业内部分学者的担忧和关注，他们对竞争性领域是否会引致垄断在理论和经验上都进行了论证分析。

在竞争性的零售业是否会导致垄断、引致产业风险方面，尚慧丽（2009）通过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纵向约束关系的论述分析，论证了在整个供销产业链中，随着零售商势力的增强，强势零售商会凭借其优势地位对生产企业实施纵向约束，同时对其他零售商实施排他性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她认为我国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有造成外资垄断的风险。马环宇（2012）通过对外资流通业在我国超速扩张的经验分析，发现跨国流通企业在我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凸显，对我国经济已经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抢占国内市场，兼并中小企业，控制市场地位，侵蚀制造业的发展，获取超额利润，以及与国有企业的“合谋”造成国资流失和超经济垄断等），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在经验上，外资流通企业的快速扩张已经改变了国内流通生态，造成本土流通企业经营困难，国内制造企业严重依赖外资流通企业，传统制造企业边缘化，政府应急控制能力弱化等问题。他认为应该对外资流通企业的超速扩张进行规制，不能任由其肆意扩张发展，应该为国内民族商业予以适当的保护，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培育民族商业的竞争力和国有商业稳定市场的能力。

纪宝成和李陈华（2012）在我国已经摆脱资金瓶颈、外资商业的进入步伐却持续加快的现实背景下，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得出流通业的竞争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规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值得反思；流通产业安全往往是指一种潜在威胁，而不是现实存在。通过经验分析，得出流通产业安全的度量指标不能只局限于外资商业在华的总体市场份额，而要充分考虑各类指标的科学含义、外资商业在华分布的地域非均衡性以及外资商业的母国结构等其他微观层面的因素。他们认为，“流通产业安全是指一国流通业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有序竞争、健康发展，总体上和地域上均不受外国资本潜在控制威胁的状态”。

流通领域的安全问题源自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流通产业的安全问题确实应该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和关注；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重视并不是反对开放，也不是反对利用外资；而是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角度提醒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要做到适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形成本末倒置的尴尬局面。可见，流通产业安全问题也应该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角度对现有的外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

流通产业组织问题研究

对流通产业组织的研究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吴忠宝和王晓东（2008）从集中度、企业数量和规模、产业壁垒、连锁化程度、大型交易市场规模、流通效率、流通产业集群这七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测量流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得出我国的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呈上升趋势，但是组织化程度绝对值仍然较低的结论。和刘历兵（2011）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突破传统的哈佛学派 SCP路径，引入HHI指标对我国流通产业组织和结构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行为变量和绩效变量对结构变量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结论，也就是说，我国流通产业的市场结构受到流通企业绩效和行为的严重影响的结论。其政策含义是我国的流通业要做大做强，提高集中度必须依赖于流通组织本身的演化规律，重点对流通企业定价行为、制度扶持以及防止地区垄断方面着手，引导流通业资源整合；而不是简单的促进并购。

徐从才和原小能（2008）从分工深化和生产者服务业的演进规律出发，指出分工、产品内贸易、流通组织创新与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进而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利用零售商终端控制、供应链动态联盟和业务流程外包等流通组织创新来推动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流通组织的演化和组织化水平的提升与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具有密切的关系，学者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流通组织化水平依然不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组织化水平的提升有其自身的规律，采取简单的政策收购和兼并的形式人为地提升组织化程度，而对流通组织行为关注和支持的不到位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应尊重组织演化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推进组织化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推动流通业发展和推进流通现代化、提高流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行途径。

流通体系分割及一体化问题

在流通体系建设方面，陈文玲（2010，2012）认为经过30多年的变革积累，我国的流通体系将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其本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流通、限制流通的障碍，实现顺畅流通、便利流通。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需要用国际的视野和全球性的战略思维考虑流通的战略定位。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现代流通发展的要求和流通竞争力的打造，都需要我国的流通体制向内外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和现代流通立体化和混沌化转变。

在市场分割的成因方面，王晓东和王昊（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带来市场分割的加剧，并且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批发环节。这说明批发市场的弱化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批发体系缺失的危害和重构方面，王晓东（2011）认为当前的批发体系萎缩并非源自“批发无用”的有效论据，但专业批发职能的分散化使批发领域主导力量缺乏，也引发了批发职能创新性不足的问题，使工业品流通矛盾日益加剧和复杂化。对新型工业品批发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应是“重构”与“完善”并举，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把握“一个核心”，区分“两大系统”，融合“三种模式”，统筹“四种关系”。

在新时期的流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王晓东和谢丽娟（2011）认为流通业繁荣市场的功能要适度、稳定市场的功能要重启、新型技术的功能要加强、促进就业的功能要充分发挥。他们据此提出要加速流通总体规划和立法、健全流通宏观管理机制、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重构工业品批发体系、转变零售业盈利模式。此外，王晓东（2012）还在总括性地分析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既存格局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战略方向，包括：重构与完善批发体系、适时转变零售业发展方向、重拾流通业的稳定器功能、重视完善大宗商品流通体制。

流通体系分割是我国流通不畅、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流通体系分割的成因看有行政体制问题、有区域分割问题，也有王晓东教授提出的流通企业规模扩大引致的问题以及批发业的弱化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我国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对这些成因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国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和形成。

流通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问题

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流通体制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任保平（2012）认为现阶段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基本还处于投入推动型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要实现商贸流通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加快流通企业的技术进步，来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在加大技术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流通业的信息化。李骏阳（2010）认为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流通业实现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流通业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包括在发展道路方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他提出在发展手段方面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向注重人力资本转变，在发展目标方面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提高转变，在发展策略方面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在资源利用方面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共同促进我国流通业规范和迅速发展。

黄国雄（2010，2011，2012）提出实现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从重视产值向重视价值实现；整体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连锁经济规模效应；重视提高潜在市场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企业的信誉度；走中国化的连锁商业道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等。他们认为在流通体制改革中，流通领域要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对外开放要以内资为主体，农村市场要以农民为主题，扩大内需增加供应要以零售为主体，商品管理要以商务部门为主体，批发体系的建立要以各类商品交易市场为主体，价格应以市场化形成为主体。并提出了我国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必须把握商品流通发展的基本趋向，概括起来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即人本化、现代化、多元化、一体化、层次化、立体化、连锁化和市场化。以上专家学者对流通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和对流通体制问题研究的探讨，为我国的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对我国今后流通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理论价值。

参考文献：

1.宋则.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实证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08（3）

2.吴忠宝，王晓东.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的测度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12）

3.洪涛.“十二五”中国特色流通战略及体系研究.商场现代化，2011.8

4.黄国雄.加强流通理论创新 推动流通产业快速发展.中国流通经济，2010（4）

5.丁俊发.中国流通业的变革与发展.中国流通经济，2011（6）

6.刘国光.发展流通产业要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并用.中国流通经济，2011（2）

7.张洪平.流通过程的系统决定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

8.宋则.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延界定和影响力研究内容梳理.经济研究参考，2009（31）

9.赵凯，宋则.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众作用机理研究.财贸经济，2009（1）

10.宋则，王雪峰.商贸流通业增进消费的政策研究.财贸经济，2010（11）

11.宋则.充分发挥商贸流通业稳定物价的功能作用.中国流通经济，2011（9）

12.张连刚，李兴蓉.中国流通业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4）

13.文启湘，梁爽.基于DEA模型的流通业与消费增长协调发展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10）

14.王先庆.试论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商品流通渠道功能的变异.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2（3）

15.王俊.流通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1（1）

16.何永达，赵志田等.我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演进机制的实证研究.价格月刊，2012（4）

17.宋则.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增强趋势研究.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2（6）

18.白思然，陈向清等.中国工业化与流通业发展动态关系分析.商业时代，2012（34）

19.尚慧丽.大型零售企业的纵向约束及其影响.北方经济，2009（4）

20.马环宇.外资流通企业在我国超速扩张的影响.商业时代，2012（25）

21.纪宝成，李陈华.我国流通产业安全：现实背景、概念辨析与政策思路，2012（9）

22.吴忠宝，王晓东.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的测度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12）

23.，刘历兵.流通产业组织与绩效关系新探.岭南学刊，2011（1）

24.徐从才，原小能.流通组织创新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财贸经济，2008（1）

25.陈文玲.现代流通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中国流通经济，2012（12）

26.王晓东，王昊.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的非政府因素探析.财贸经济，2012（11）

27.王晓东.论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的重构与完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7）

28.王晓东.完善我国市场流通体系的宏观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3）

29.王晓东，谢丽娟.新时期流通结构优化升级之再认识.中国流通经济，2011（7）

30.黄国雄.论流通发展方式转变.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31.黄国雄.论流通主体—再谈流通体制改革几点意见.中国流通经济，2011（9）

篇3

实施城镇化战略，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目标和手段之一。玉溪是云南省地级市，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环境。现阶段随着改革深入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农民增收困难；经济增速减慢等。当前云南省提出要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促进城镇化发展。能否抓住机遇，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玉溪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且其研究思路也可供其他西部中小城市借鉴。

1 玉溪市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玉溪市人口城镇化发展也促进国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2009年全市八县一区人口共206.85万人，设乡镇（街道办事处）75个，其中45个建制镇、27个乡、中心城区3个街道办事处，城镇化水平为37.4%，成为云南省综合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州市之一。但研究中城镇化发展仍然存有突出问题。

1.1 城镇化发展水平低，尚处于初级向中级阶段过渡时

2009年，全市城镇化水平虽比云南省高出10.8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1个百分点，差距明显，仅完成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1.2 市域各县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分布东密西疏，差距明显

受经济、社会、历史等综合因素影响，玉溪市域现有城镇体系主要沿交通带和“三湖”地区分布，形成两种格局：以红塔区为中心的五县一区东部城镇群区占全市总面积的30.49%，建制镇占全市城镇总数的60%，城镇分布密度约6个/千平方公里。西部四县城镇群区占全市总面积的69.51%，城镇分布密度约1.69个/千平方公里。

1.3 城镇化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

2009年全市人均GDP按官方汇率计算为1674美元，根据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对应关系，城镇化水平应达到40%以上，实际仅达到37.4%。另外，1990～2009年，全市GDP从41.31亿元增长到286.4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16%，而非农业人口由20.17万人增长到36.08万人，增长速度仅为4.6%，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1.4 城镇规模小，总体实力不强，聚集效应不明显，城镇发育不充分，功能雷同，缺乏特色

玉溪市是由中心城市——县城城镇——县域建制镇所组成的三级城镇体系，城镇总体规模小，单中心特征，无法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单靠红塔区来带动经济发展，能力有限。目前县城镇和县域建制镇以集市贸易为主要，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服务功能薄弱，重复建设，缺乏明确的分工协作，倾向于“小而全”的方向发展。

1.5 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使城镇体系难以形成较强的整体功能

按系统论的观点，城镇整体功能应形成由小到大、层次分明、相互支持的网络结构，实现各种经济作用的正常传递。玉溪市城镇体系就缺少这种层次上的连续性。2009年红塔区非农业人口13万人，与第二位的通海县秀山镇（非农人口2.54万）相比，城镇人口规模相差较大，中间缺少接传辐射的能力。

2 玉溪市城镇化滞后的负面效应

造成玉溪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诸多原因中，城镇化滞后是重要的一条。它给当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带来负面效应，客观上加剧了城乡、产业、地区发展的矛盾。

2.1 阻碍了工业化进程，造成人口结构与资源占用结构不合理

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通过“聚集效应”、“循环累积效应”反过来促进工业化。2009年，玉溪市工业化率为61%，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导致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扩大。当年全市城镇和农村人口比约为28，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占总量比接近82，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财富分配的差别程度，说明在这种结构下，农民不可能具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地位。

2.2 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城乡差距拉大

由于城镇化水平滞后，大量农业人口留在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也阻碍了机械化的推广，无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城镇化滞后也导致市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明显扩大趋势。

2.3 阻碍第三产业发展，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

城镇化水平滞后阻碍第三产业发展，削弱了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充分释放出来，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

可见，加快城镇化发展，是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全市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3 玉溪市城镇发展的思路

根据全市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差距明显，应采取适度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中心城市，积极发展县城城镇、合理发展县域建制镇，加快工业化进程，树立经营城市（镇）的理念。形成以红塔区为中心，213国道为主轴，公路交通网络为枢纽，环市域内一定数量、规模、等级、功能不同的城镇群。即：通过“交通兴镇”和“产业建镇”，带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状况选择适合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如：行

政、商贸为主的综合型、工矿型、交通枢纽型、旅游型、农副产品集散型等城镇。

4 推进玉溪市城镇化发展的对策研究

4.1 强化红塔区作为中心城市的建设的战略地位，推进县城城镇建设和有重点的发展县域建制镇

随着云南省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国际大通道”三大发展目标，抓住机遇与挑战，提升红塔区在以昆明市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地位。优化现有城镇结构，提高二级城镇功能，增强聚集效应，发展具有前途的城镇承担中心城市接传辐射能力。同时重点发展具有资源优势、交通发达的三级建制镇。

4.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镇）功能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交通建设；园林绿化设施建设；改造城镇供水、供电设施；完善排污系统、建立无害垃圾处理厂；大力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信息传输宽带化、数字化和智能化。

4.3 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产业兴镇”

根据城镇实际，实现产业互动协调发展。首先，在巩固粮食、甘蔗、烟草三大产业基础上，加快畜禽、林果、蔬菜、花卉、生物药业五大优势产业实现集约化经营。其次，巩固发展“两烟”及配套产业；突出发展生物制药业、名贵花卉种球及种子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改造农产品加工业、建筑建材业、冶金业和机电工业等传统优势产业。第三，积极发展新型商贸业；实施旅游业精品战略；加快房地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发展。

4.4 树立经营市（镇）理念，提高城市（镇）运营效率

作为西部中小城市财政收入有限，应树立经营城市（镇）的理念。利用公共设施建设、经济调控政策和社会保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城市资源和功能载体进行集聚、重组和营运，把城市建设由简单的生产过程变成资本营运的过程。

4.5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

篇4

中图分类号： U448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Analyzes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oads and later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oad traffic. Optim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oads from the road plane, profiles, sections, subgrade, pavement, road intersections, etc.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late urban roa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Urban roads; Road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涪陵区江南片区作为城市老城区，是城市传统的政治、经济、交通、商贸中心。根据总体规划的定位，未来江南片区重点发展商务办公、旅游服务和商贸居住功能，是城市未来双核之一，保持商贸中心的地位，并继续承担主要居住生活功能。交通问题是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涪陵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涪陵区江南片区的基础设施已逐渐不能满通需求。据交通预测，2015 年到2025 年由于交通量的增加，现状路网的服务水平将大幅度下降，制约地方经济发展。江南片区，虽然近年来实施改造了一大批城市交通设施，但受现状和地形的限制，城市交通容量依然有限，在应对城市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时，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对江南片区的发展造成直接不利影响。为了保证“十二五”期间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涪陵区通过一系列道路改造项目的实施将逐步完善城市交通网络，提高城市道路安全性、舒适性和通过性，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城市道路条件，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实现“畅通涪陵” 和“宜居涪陵”。

本次研究以涪陵区兴华中路道路改造工程为例，从满通运输、道路网走向、居住环境、景观、地面排水、工程管线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1道路交通现状

涪陵区江南片区作为城市老城区，城市道路受地形、现状的限制存在以下特点：

（1）坡陡弯急，路面狭窄 道路技术指标偏低

江南片区各台地间的高差在30―50米左右，各台地间联系通道坡度偏大，局部路段的坡度达到14%；受现状影响，大量道路路面狭窄，部分干道如乌江路、望州路承担干道功能，却只有两车道。

（2）密度过低，级差不合理

现状建成区路网密度约为4.71公里/平方公里，低于规范最低值5.4公里/平方公里，且干道所占比例远大于支路，与规范要求的路网级差正好相反，级差构成极为不合理。

（3）系统性差

城市路网整体系统性较差，现状东西向仅太极大道―迎宾大道和滨江大道两条贯通性通道。南北向缺乏高等级通道，现状纵向道路等级低，间距大，导致体育南路、武泰路等低等级道路被迫承担干道功能。干道系统存在一定的交织，兴华中路高笋塘至工行段即为横向、纵向通道重叠路段，导致此路段易出现交通拥堵。

（4）建设滞后 ，可挖潜力有限

2008年至今仅建成翔正路和中山路局部路段，年道路建设量不足1公里，相对城市开发进度和车辆保有量增长严重滞后。

兴华中路道路改造工程位于涪陵区江南片区内，为城市主干路（兴华路）的一段，道路现为双向4车道，设计车速40km/h，车行道宽14～16m，人行道宽5～10m。兴华中路道路改造工程西起实验路转盘，东至高笋塘转盘，全长约2.2公里，现有道路路面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是由原来的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路面，路面完好无损。

涪陵区为重庆市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山地重丘陵地区，导致兴华中路的平面线形较差，最小平曲线半径为70m，道路的纵坡较大。沿线主要交通节点：兴华中路与实验路交叉口（实验转盘）、兴华中路与黎明路交叉口（黎明转盘）、兴华中路与高笋塘路交叉口（高笋塘转盘）均采用环形平交，是兴华中路交通运行的主要堵点。

图 1a江南片区现状路网结构图

2区域发展及道路功能定位

区域规划定位方面：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江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涪陵老城区（江南片区）为商贸、商务、旅游服务、食品加工、化学医药和居住为主的城市综合片区。规划功能概括为：二心三轴七大片区。二心指商业中心、商务中心；三轴指滨江发展轴、生活功能轴和新城市中轴线；七大片区指五个城市居住片区和两个现代工业片区。二心和七大片区为成片状的城市用地；三轴为带状的城市用地。

路网结构定位方面：根据涪陵交通改善规划，优化后江南片区主干路系统由“四横四纵”变为“五横五纵”如图1b所示，五横分别是滨江大道、桥南路―中山路东西段、人民路、兴华路、太极大道；五纵分别是兴涪路、百花路、实验路―黎明路―通江路、高笋塘路―广场路、中山南路―巨柳路―顺江大道。

兴华中路为规划路网中“五横五纵”中的“一横”，位于江南片区中“二心三轴七片区”中的一轴，该轴为涪陵区生活功能轴，是城市沿兴华路、桥南路布局的功能带，沿该轴带的土地使用性质（沿道路地块）以商业金融为主。兴华中路是涪陵区江南片区内东西向联系的重要通道，是涪陵区江南片区东西向的主动脉。因此该道路是涪陵区江南片区服务功能为主、交通功能为辅的城市主干路。

3设计理念及原则

3.1 总体设计理念

以“安全、环保、舒适、和谐”为设计总体目标[1]，贯彻“六个坚持、六个树立”的新理念，力争把工程建设成“安全畅通、贴近自然、资源节约、兼顾发展”的绿色之路。

（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安全至上的理念

建设“以人为本”的道路系统[2]，处理好机动车、行人的关系，适应涪陵区城市环境建设的需求，重视道路景观设计，使道路布局、绿化与今后规划建筑总体和谐、布置美观。

（2）坚持质量第一，树立公众满意的理念；

（3）坚持人与自然相和谐，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

（4）坚持系统论的思想，树立全寿命周期成本的理念；

（5）坚持合理选用技术指标，树立设计创作的理念；

（6）坚持可持续发展，树立节约资源的理念。

3.1 总体设计原则

（1）充分结合道路现状，保证改造方案可实施性的原则

根据现有道路车行道及人行道的宽度，道路改造成双向6车道。人行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保证2m～7m。对于局部路段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一侧无法拓宽一个车道，而另一侧的人行道较宽，本次设计将道路中心线作调整，保证道路拓宽为双向6车道。

（2）保证交通功能，改造方案近期远期结合的原则。

结合现有交通流量对几个重要交叉口改造，减少对地下商场等构筑物的影响，设计中兼顾远期改造成立交的可能性、可行性，做相应预留空间。

（3）坚持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原则.

由于道路现有管网较大，搬迁量较大，且部分路段人行道较窄，不能满足所有管网均布置在人行道下，本次在路面结构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基层，既保证了路面的质量，又可保护敷设在车行道下的现有或新建管网，从而节约工程投资。

4设计要点

4.1道路平面设计

道路起于实验转盘，终点位于高笋塘转盘。本次道路改造设计由于受地形地貌的限制，平面基本遵循现有道路平面。道路全长2168.94m，全线共设7个平曲线半径，最小半径为70m。本次设计在半径小于500m的平曲线设置35m长的缓和曲线。

对于涪陵区体育馆至高笋塘转盘段，考虑北斗隧道实施后，下行车辆通过北斗隧道，而不通过兴华中路，兴华中路该段车行道不考虑其拓宽。

4.2道路纵断面设计

兴华中路改造段，现状道路纵断面在最大纵坡、坡道长度限制、最小竖曲线半径等道路纵断面设计涉及到的参数上均满足相关规范要求，本次道路改造设计将保持原有的纵断面设计不变。

4.3道路横断面设计

兴华中路为城市主干路Ⅱ级，设计车速为40km/h 。在规范允许前提下，本次设计小汽车车道宽度取3.25m，外侧大型车车道宽度取3.5m，考虑路缘带及双黄线，双向6车道的车行道宽度取21.5m。其路幅分配为：B=B1m（人行道）+0.25m（路缘带）+3.5m×2(车行道)+3.25（车行道）+0.5m（双黄线）+3.25（车行道）+3.5m×2(车行道)+ B2m（人行道）

对重要交叉口处，在交叉口进口道一侧拓宽一个宽3m的车道。其路幅分配为：B=B1m（人行道）+0.25m（路缘带）+3.5m×2(车行道)+3.25（车行道）+0.5m（双黄线）+3.25×3（车行道）+3.5m (车行道)+ B2m（人行道）。道路横坡采用单向1.5%，人行道横坡为2%[3]。

图 2a标准横断面图图 2b拓宽段横断面图

4.4道路路基设计

本次设计车行道拓宽的位置均为现有人行道，管网较多，在路基施工时必须注意到现有管网的保护。本次路基设计在秉承经济、耐用原则，注意环境保护兼顾工程景观效果的设计理念下，做到密实、均匀、稳定；填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采用当地材料。

4.5路面设计

兴华中路作为城市主干路，且道路改造加宽宽度较窄，因此整体性较差，且加宽段地下现有管线较多，部分管网需敷设在加宽段下，为了保证道路的整体性及地下管网免受影响，基层采用钢筋混凝土，使其依靠钢筋及集料的嵌锁作用，增强混凝土强度，防止开裂，从而达到整体结构不被破坏及保护地下管网的目的。

本次设计车行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具体设计为：4cm厚改性沥青玛蹄脂碎石SMA13上面层；6cm厚中粒式密级配沥青混凝土AC-20下面层；0.7cm厚改性沥青稀浆封层；22cm厚C30钢筋混凝土基层；25cm厚6.0%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

本次人行道改造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风格”的原则，使人行道更加安全、整洁、畅通，完善人行道市政设施。人行道建构设计采用透水砖250×150×60mm，2cm1：2水泥砂浆找平层，10cm厚C20混凝土基层。本次改造设计人行道铺装采用浅灰色透水砖打格子，中间铺砌深灰色透水砖。

4.6道路交叉口设计

兴华中路全线与7条现状道路相交，均为平面交叉口。本次改造设计主要解决兴华中路与实验路交叉口（实验转盘）、兴华中路与黎明路交叉口（黎明转盘）、兴华中路与高笋塘路交叉口（高笋塘转盘）等主要堵点优化设计。本文在此以实验转盘优化为例：

1）现状问题分析

兴华中路、兴华西路、实验路、黎明南路相交节点由于现状采用转盘的交通组织方式，转盘的通行能力有限造成现状堵塞现象较为严重，产生拥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兴华中路、兴华西路、实验路、黎明南路流量增长较快，高峰小时流率已超过4000pcu/h；各个进口道直行方向为主要流向，同时实验路和兴华中路进口道左转流量较大；（2）兴华中路、兴华西路、实验路、黎明南路入口道未展宽，导致通行能力不足；（3）无信号灯控制，造成人行随意过街，造成车辆拥堵；（4）消防队和人民银行附近存在占道停车导致进口道产生拥堵。

2）改造方案

秉承“节约用地，空间上寸土必争”优化理念[4]，对交叉口进行合理展宽和渠化，明确车道功能，提高通行能力；合理组织行人交通，保证行人安全，缩短行人过街时间[5~7]。具体实施措施有：（1）将现有转盘取消，通过交叉口渠化和红绿灯控制来实现该交叉口的交通组织；（2）将兴华中路和兴华西路进口道由现状两车道拓宽至四车道，四条车道分别为左转、直行、直行、右转车道；出口道拓宽至三车道。实验路和黎明南路进口道由现状两车道改为三车道，三条车道分别为左转、直行、右转车道；出口道为一车道；（3）人行过街横道根据交叉口渠化位置确定，过街信号结合路口灯控优化方案予以调整。

图 3a实验转盘现状流量流向分析图 图 3b实验转盘改造后效果图

5结语

论文通过深入地剖析涪陵区江南片区的路网结构，在梳理西南片区路网层次建构的基础上，确定改造工程涉及的兴华中路的道路功能定位。对兴华中路改造段在道路平面、纵断面、横断面、路基、路面、道路交叉口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优化改造。统筹思考确定兴华中路为一条服务功能为主、交通功能为辅的城市主干路。通过优化改造，江南片区主要交通干道形成“五横五纵”的路网构架形式，兴华中路改造完成，疏通了整个主干路网，避免主干路网上因局部瓶颈路段的存在，降低整体通行效率的现象，提升交通出行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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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翟忠民，景东升，陆化普.道路交通实战案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篇5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95-06

从人类文化多样性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人类所期待的。没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就没有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竞争的动态性就难以为继，这会直接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求自身具有多样性，单一的、没有内部差异的文化是不能指望它会向前发展的。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先进发达”的文化事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无一不是在异种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实现的，无一不是在兼容了异民族文化事实之后生产出来的新型文化事实体系。正如尤尔夫・汉纳尔斯（Uif Hannerz）所指出：“世界的体制与其说是创造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同质文化，不如说是一种多样性代替另一种多样性；新的多样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关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1]35天生优秀的文化从来就没有过。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没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互动与冲突，就不可能造就新型的发达文化，更不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不仅不是累赘，反而是人类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是社会发展的资本。若是抛弃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无异于毁掉和丢弃了人类的智能库存，使人类失去了创造发明的凭借。没有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必将失去其宝贵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过去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已使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这样的保护机制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还损害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2]56。为此，传统村落保护则需另辟蹊径，就是要立足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特征，从保护行动的启动就立足于此前已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规划和实施保护行动，这样文化的适应功能、环境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及社会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笔者认为文化生态可以归结为7个字，即人、文、地、产、景、史、神，而传统村落保护就是要对上述7个维度实施保护和传承。

一、文化生态概述

“文化生态”这一专用术语从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70个年头。其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接纳、阐释到付诸应用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而且充满偏见的过程[3]100。时下，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大致包含着如下三大范畴：其一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的生态”。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民族文化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关的人们需要利用它，有的承认它的客观存在，还得想方设法对它加于适应[4]2。做出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立足于文化本体而做出的认识，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主体。其二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生态的文化”，甚至将这个术语改成“生态文化”。其主体显然是生态，而非文化[5]8。也就是说，特定的自然必然模塑出特定的民族文化来。这样的理解与20世纪初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存在着学理上的传承P系。其认知取向是要致力于探讨文化多元并存的自然原因。但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在于它会在无意中淡化甚至抹杀人在社会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曲解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其三是将文化生态理解为“文化加生态”。也就是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既要关注文化，又要兼顾到生态背景。人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尽可能地避免过犹不及现象的发生[3]100。做出这样的认识，只会导致具体的措施在实践中变得无所适从，从而在文化与生态之间摇摆，结果会导致对两者都失控。

上述三种理解在当下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总是以表面上互有区别的方式反复出现。在思路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只能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进行，结果上述三种理解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几乎没有一次是真正执行到底的。一旦碰到实际困难，保护者就会轻率地半途而废，不管其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责任一过，都难于问责，也没有人敢正视导致曲折和失误的认识根源，从而不了了之。为此，正本清源，反思“文化生态”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面临两大来自学理层面上的挑战。其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否需要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做出适应，甚至是有没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适应？其二是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适应，而且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效，那么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又在哪儿？前一项挑战是针对此前的人类学研究惯例而来。在此前的人类学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同，所谓“文化”仅指人类行为的综合体系[6]。其功能表现为保持人类社会的协调与繁荣。至于人类所面对的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那仅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人类的职责和禀赋仅止于如何去消费和改造它们，无需对它们的存在担负任何意义上的维护责任。反正，无机背景和生态背景肯定会存在。人类的维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人习惯于认定人类是为了自己而生存，环境则是均衡地服务于每一个人[7]6。通俗一点来说，要么就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不信上帝的人则可以改为“人人为自己，自然为大家”。正是受到这种思维惯例的左右，人类学此前先后兴起的各种学派，都致力于探讨文化是如何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要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则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研究的范畴之外，并且认为那是地质学和自然史研究的范畴，与人类学毫无关联。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学术视野的展拓，原先极为自信的学者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8]45。因为他们开始接触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文化。这些陌生的文化和环境不仅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客观存在，而且还在不断地渗入自然的实际生活之中，明显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9]。为此，文化和环境不得不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去加以认真对待。

从学理上讲，人类学从发端之日起，就引进了生物进化理论，而且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以致于基本研究思路必然体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进步，人在进化，文化也在进化，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进化。而进化的指向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效到高效，从愚昧到文明[10]70。按照这样的思路，确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甚至左右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流思维方式。但在引进“进化论”的同时，由于研究的对象与生物学截然不同，以致于在无意中搁置了生物进化理论的某些关键内容，其中就包括“适应”这一不可或缺的范畴。事实上，在斯图尔德之前，人类学家在讨论“文化进化”时，在讨论文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的社会效应时，都在有意和无意中淡化甚至是搁置了文化也需要适应于所处的环境这一基本内涵[10]70。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主流社会确实碰上了与此相关的大麻烦，对新接触的环境和文化，都表现得束手无策[11]46。这一客观现实在人类学领域的反馈就表现为必须正确对待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概念，承认这一概念也适用于对文化的分析和探讨。斯图尔德在这一问题上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从学理的层面正面肯定了文化也必须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文化的进化论才得以健全和完备[12]。而这正是后世将他开创的学派称为“新进化论”的理由所在。文化需要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一经确认，却必然派生出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大问题[13]10。既然人类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千姿百态，文化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后，由此而建构起来的文化就必然具有特异性，必然要与其他文化拉开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整体性的差异。那么文化的进化就不可能走一条完全相同的路径，而肯定会分道扬镳。文化的多元并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无法回避的人类社会惯例[14]56。要知道，这样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几乎是颠覆了此前的众多学派的理论依据。这样的学术思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反击和质疑，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学术发展，不但超出了传统学者的预料，而且也超越了斯图尔德本人的预料。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和例证可以不断地提供生动的例证，足以表明文化确实需要而且可以适应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但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因为文化还得适应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异民族的并存，民族群体的合力，民族之间的利益分享，短暂的社会，等等，都会向多文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这将意味着有关文化适应的认识和理解在内涵上都还需要扩充。文化适应的对象应当是性质各不相同的两类环境，即生态的和社会的[15]323-394。但事实上，无机环境也得加以适应。于是，文化的适应理论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但与此同时，将文化与生态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再认识，而这正是“文化生态”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界所探讨的生态其实仅是人为划定的具体单元[16]296-297。一个动物的种群或者一个植物群落，甚至小到一杯水所包容的微生物，都会很自然地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磨合与互动，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主题。其研究结论又都表现为它们全是纯自然的客观存在，遵循的是一般性的自然规律。至于一个范围更广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综合体，又将如何呢？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当然也不可能注意到，一个生态系统一旦形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内凭借其总体的运行和延续，可以改变客观的无机背景。20世纪中期，随着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相继问世，生态学家对生态认识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7]。他们开始注意到所谓生态系统，其实是一庞大的体系。它能够自立成活，自主运行。靠其合力完善了生存的环境，可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于是生态学几乎是水到渠成。这样的学术思潮变动，对人类学研究同样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与人类打交道的生态系统显然不是毫无知觉，不能对人类的存在做出反作用的无机物，而是能够对人类的活动做出它特有反馈的生命存在。只要生命不终结，生态系统对人类的影响就永远具有“活性”，而不会听任于人类的摆布。生态学做出这样的认识，必然会引发文化适应理论的复杂化。人类适应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对人类做出它自己的反馈[18]45。这样的反馈对人类社会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人类对这样的反馈又得做出新一轮的趋吉避凶。这将意味着文化适应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创举。斯图尔德明确指出，研究文化的变迁绝对不能排除生态系统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12]。正是得益生态学的这一新发展，这也是“文化生态”概念必须提出的另一个学理挑战。

“文化生态”虽说是斯图尔德凭借“理性”的逻辑推理而提出的新概念，但这一新概念，却不是无法实证的抽象理念，而是一个经得起验证的实体。就生态而言，它可以经过资料收集和综合对比，证明其性质已经渗入了文化的成分。它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方式都打上了相关文化的“烙印”[19]4。就文化而言，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不再是纯自然的存在，而是按照文化的需要对生态系统的构成做出了价值不等的评估，并能对这些评估的对象和结果施加人类的影响和作用，致使其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与纯自然状况不同，而是按文化的需要去保持其存在和运行。或者说，在文化生态中的生态，可以证实其已经渗入了文化的内容，就其文化而言，也渗入了生态的内涵。文化与生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可以稳定和谐共荣并能保持稳定延续状态的实体。这才是斯图尔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实质。将它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则更适用于汉语表达的惯例。斯图尔德将“文化生态”确认为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单元，其意图正在于确认这样的基本单元能够贯穿进人类社会的始终，是一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12]。因而，“文化生态”使用于一切文化的分析需要，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关注的传统村落保护问题。

二、传统村落的保护维度

传统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根脉，是农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受到经济发展、旅游业冲击、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自然力的破坏等因素影响，大批优秀的传统村落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正逐渐消失[20]156。为此，实施传统村落保护理应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传承与保护的原则必须确立为活态保护和传承，必须给被保护的传统村落赋予现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经济处于可持续的活态运行状态，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落到实处。因此，需要从文化生态视野下的人、文、地、产、景、史、神等7个维度去推动传统村落的现代化创新。只有这样，传统与保护才能被现代社会所接纳，村落居民也才有信心和决心。

1.传统村落的“人”。毋容置疑，“人”是村落中的“主体”，传统村落的所有活动都是靠村落的居民一一完成。但在活动中不同群体的角色不同，仪式活动从主持者到组织活动的寨老、族长，甚至村落公职人员，从活动的当事者到活动的参与者，从本村人到外村人，从血亲关系成员到姻亲关系成员，从艺人到民众，从歌手到舞者，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儿童，等等，他们在村落活动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村落的具体活动。因此，在村落保护行动中，对这些人物角色的分类与权责进行调查研究，可以精准把握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因此，传统村落保护必须立足于“人”的基础之上，以村落里的“人”为主线，立足于当地文化生态特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擅长什么，进而实事求是地制订保护计划和实施村落保护。只有这样，传统村落保护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总之，“人”不仅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主体，而且他们的智慧与能力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传统村落保护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作为村落主体的智慧与能力。

2.传统村落的“文”。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不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片特有的自然生存空间的自然特性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历史的创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并模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事实体系。一个民族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培植与作用下，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慢慢地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作为利用和协调该民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文化事实也得以形成并不断地完善。为此，在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中，对“文”的保护研究，不仅可以系统完整地理解村落社会的文学艺术，而且可以通过对这些文学艺术所展示的时空场域，更深切地理解当地村落文学艺术的“乡土性”与“生命力”，找回乡土美学的本真，为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生命路径。

3.传统村落的“地”。“地”在村落社会活动中可以系统地展现当地人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知与改造历程，在此基础上使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就分类出了“食物”“药用”“竞技”“工具”“禁忌”，等等。对传统村落的“地”的保护在于揭示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模塑民族文化，还可以在稳定民族文化延续的同时，揭示在村落社会中的地理环境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同时，还在于揭示地理村落是文化取法与加工的对象，是文化构造的本底构成，是村落社区保护的基础所在，更是村落社区营造的自然源泉。

4.传统村落的“产”。“产”是对所保护村落生计模式的理解。生计模式是一个经济生活演进的结果。以揭示村落社区如何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达到耦合，实现文化的诱致性变迁。比如在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展示中，既有汉族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稻作文化的若干相异之处，如它有自己独特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种、生产方式，与之匹配的文化具体内容，如太阳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农耕风俗与农耕歌谣，等等。对传统村落“产”的保护，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村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的保护，揭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耦合历程。

5.传统村落的“景”。村落文化是在村落社区特定的空间环境开展的，特定的空间环境都由不同的“景”（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所构成。这样的文化空间涉及到从村落的公共空间到家族的公共空间，从村落神圣空间到家族的神圣空间，从村落的世俗空间到家族的世俗空间，从家庭的私人空间到个人的私人空间，从性别的神圣空间到性别的世俗空间，从年龄层次的活动空间到性别群体的活动空间，等等。村落民间活动在这样复杂的空间进行有序的切换，这样的空间布局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传统村落的“景”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现代社会中不可多得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为此，通过对“景”的保护研究，可以把握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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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7705

1引言

低碳旅游是近年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继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后，特别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首次提出“低碳旅游”概念以后，低碳旅游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另外，随着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学术界对低碳旅游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2研究过程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例，数据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从研究成果的整体看，关于能源、温室效应、碳汇、气候的参考文献总量大，但学术研究成果总量不足2/5，与旅游相关的研究成果少之甚少，不足1%。选取6个与主关键词“低碳旅游”密切相关或相似的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变暖”、“能源消费”、“温室气体”、“碳汇”、“碳排放”，检索发现：中国知网总库含有6个关键词中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文献数量累计94638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数量则累计达37633篇，占总库数量的39.77%；6个关键词分别与“旅游”组合检索时，含有其中一个或两个以上关键词的文献数量累计仅有368篇，仅占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0.98%，占总库数量的0.98%。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一直关注旅游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与低碳旅游相关的成果在2005年开始出现并逐年递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增势更加明显，文献总量截至2011年12月31日累计有360篇，2010年和2011年最多合计229篇，占总量的63.6%（图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探寻经济复苏的途径，而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迈向低碳的旅游业”报告指出，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在旅游业的应用，则起到了明确的指向作用。

3 研究内容

3.1低碳旅游倡导及其概念剖析

低碳旅游出现的背景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旅游”概念，最早见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迈向低碳的旅游业”报告，虽然关于低碳旅游的各类研究论文、报告不断涌现，但学界对低碳旅游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低碳旅游在能源有限的经济发展时代得以提倡，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低碳发展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目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其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

蔡萌、汪宇明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1]，汪宇明倡导低碳旅游，推进旅游发展方式转型[2]；明庆忠等认为低碳旅游是旅游产业生态化的战略选择[3]；侯文亮、梁留科等认为低碳旅游是在保证旅游者旅游经历满意的前提下，以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人性化的制度，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型旅游方式和管理理念[4]。朱青青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降低碳排放量的旅游，在旅游活动中尽量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实践当中用行动弥补所释放的“碳”，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排碳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响应，核心理念是以较少的碳排放量来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5]。唐承财等从低碳旅游产生的背景与低碳经济的内涵分析认为，低碳旅游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与低碳发展理念为指导，采用低碳技术，合理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的节能减排与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形式[6]。

在发展低碳旅游的过程中，节能减排不只是对某个行为主体的要求，它需要政府、旅游企业及相关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秦奕莹认为，低碳旅游是指旅游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在实现旅游的过程中，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准则所进行的旅游。该文章认为主体是指旅游者，客体指景区、景点等旅游目的地，载体指酒店、旅游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并且分别从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的角度对低碳旅游的概念进行阐述[7]。

从旅游产业看，低碳旅游涉及到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六大块，贯穿于旅游业的各个环节，最关键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刘啸认为，所谓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不仅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8]。文彦认为，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水平，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换句话讲，低碳旅游是一种倡导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的旅游消费活动，而贯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9]。

李晓琴、银元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 Driving-Status-Response，DSR） 模型，构建低碳旅游景区概念模型，并从景区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减排技术、消费经营和政策理念5 个层面，选取“低碳经济指标、低碳环境指标、低碳运营指标、低碳技术指标、低碳管理指标”构建经济-环境-运营-技术-管理五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低碳旅游景区的理论框架[10]。

3.2低碳旅游的发展机制模式研究

3.2.1动力机制方面

在动力机制方面，从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角度看，“低碳旅游”模式主要有四轮驱动模型、三轮驱动模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以及的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及社区主导型三种低碳旅游发展模式。郑琳琳，林喜庆、沈中印、郑岩分别构建了关于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的“低碳旅游”的四轮驱动模型、三轮驱动模式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11～13]。周连斌应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低碳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并对其发展的需求动力、吸引动力、支持动力以及管理动力的特点和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提出对优化低碳旅游发展的引导机制、推拉机制、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的建议[14]。

3.2.2旅游系统与体系方面

从系统与体系的角度看发展机制模式研究，浦云从营造低碳旅游景区、低碳餐饮酒店、绿色低碳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绿色环保旅游企业和矫正游客和居民非低碳行为的视角构建低碳旅游体系，建议在建设连接主要旅游城市和国家级景区的低碳通道体系、田野秸秆由地方政府统一高价收购等方面进行创新[15]。唐婧、陈国生在研究湖南低碳旅游生态系统循环构成因子中，提出湖南要从低碳旅游资源的配置、低碳旅游产业链的完善、低碳旅游生态系统的闭路循环3个层次入手，构建由生产因子、消费因子、还原因子组成的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经济系统[16]。

3.2.3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方面

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角度看，马勇、刘军通过研究国内外低碳旅游发展模式，得出低碳旅游发展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论，其中主观因素包括政府、旅游者和投资者的意愿，客观因素则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关，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及社区主导型3种发展模式的结论，推进我国低碳旅游的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应重点关注低碳城镇建设、低碳技术发展、低碳意识普及和政府角色准确定位4个方面[17]。杨效忠，王荣荣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和世界遗产保护目标的关系以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将中国世界遗产地低碳旅游发展分为早期、成熟期两个不同阶段，并相应提出此两个阶段遗产开发与保护模式[18]。陈浩，郑嬗婷等在梳理了旅游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乡村旅游效应后，提出乡村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式[19]。郑琦从低碳旅游的市场拓展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业态创新模式、技术推广模式等方面，探索了低碳城市转型的路径[20]。马勇、王宏坤等从低碳旅游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入手，总结出了经营增长、价值提升、政策支撑、概念体验、“碳交易”五大盈利模式，以帮助旅游企业在发展低碳旅游的过程中获得切实利益，促进我国低碳旅游的健康持久发展[21]。孔玉玲在研究武威市低碳旅游的发展路径中，提出旅游业走“低排放、高能效、高收益”的低碳发展之路[22]。

3.3低碳旅游的发展对策研究

3.3.1旅游利益相关者角度

利益相关者在发展低碳旅游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相互依赖，因而如何做出均衡各方的发展对策，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及旅游业的综合性，学者们普遍从政府及监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行业组织、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社会等多个主客体的利益角度，提出了关于低碳旅游的发展对策策略。郑岩，黄素华[23]、沈中印[12]、徐喆，汤蓓蓓[24]等，基于碳旅游核心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从政府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和社区居民等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具体表现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引导、监督指导；旅游企业应该科学规划、合理开发、节能减排；旅游者应该树立健康、绿色、环保、理性的消费方式。肖瑜，张祖明提出大连市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政府制定低碳旅游方面的相关政策，通过建设示范型低碳旅游景区逐步推进低碳旅游景区；旅行社推出低碳旅游线路产品，饭店企业加强低碳制度建设，控制碳排放；交通部门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低碳旅游意识[25]。苏兴国，胡玥借鉴列昂惕夫模型建立旅游管理部门与景区投资及经营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景区投资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景区投资与经营者及旅游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重复博弈模型，全面地分析在低碳旅游推广过程中各相关方的利益取向，并据此提出推广低碳旅游的一些合理化建议[26]。

3.3.2旅游六要素角度

当前，旅游由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组成，因而，很多专家学者，纷纷从该角度研究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普遍认为，实现低碳旅游，需要从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角度，创建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设施、营造旅游体验环境和引导低碳旅游行为，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辉，宋丽等将国内外近年低碳旅游的相关理论和案例做了总结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以大连市大长山岛为例，提出海岛地区实现低碳旅游的途径，即创建海岛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设施、营造旅游体验环境和引导低碳旅游行为，实现海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7]。王敏，梁留科等通过对轿顶山原生态休闲度假区内部的交通现状进行分析，从交通工具的选择、线路的规划、运营方式的选择及车辆的调度管理等方面做出合理规划来解决问题，在交通层面实现低碳旅游；从根源上解决度假区的交通问题，实现度假区的持续发展[28]。张利华认为，当今世界各国把发展低碳旅游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他提出，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是在低碳旅游和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乡村旅游环境，实现游客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共赢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9]。陈玲玲，严伟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根据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详细计算与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态足迹后，提出南京必须立即着手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动低碳旅游发展，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发展[30]。

3.3.3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角度

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方面，李胜男，段理慧对三亚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低碳旅游面临的障碍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得出三亚旅游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发展低碳旅游现阶段所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从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31]。许虹分析了旅游行业的碳消费、资源能源浪费、对碳汇地的破坏、人们低碳旅游意识欠缺等问题，参考了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后，提出制度规范、宣传引导、优势展示、做好规划、更新技术等解决对策[32]。柳敏，张文政在分析了长岛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后，提出营造低碳氛围、配套低碳旅游设施、推行低碳生活方式、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和项目以及适当进行碳补偿，以其将长岛建设成为低碳旅游示范区[33]。朱媛媛，王士君认为，作为对低碳经济模式的积极响应，发展低碳旅游既有必要性也是可行的。他们提出，利用县域所具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通过倡导践行低碳旅游模式、开发高品质的低碳旅游资源、配置齐全的低碳旅游设施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者，大力发展低碳旅游，必将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支撑[34]。付景保认为，旅游业作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应以低碳经济理念为指导，发展低碳旅游。旅游业的低碳发展不仅仅使其行业的发展趋向于绿色和可持续，也对其上下游产业的低碳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他总结我国现有公民意识对低碳旅游发展的利弊影响后，指出低碳旅游发展的关键是公民低碳意识的提高[35]。周娟，范星宏等基于旅游系统论的视角，认为安徽低碳旅游发展应选择走低碳旅游系统化管理的战略思路，着重围绕旅游六要素，在加强政府政策引导的基础上，提出培育低碳理念、倡导绿色交通、实施低碳管理、加强低碳科技支撑等具体实施策略[36]。

4研究方法

从时间上看，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开始只是用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对一些低碳旅游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只是一般性的定性分析结论，主要回答概念性和特征问题，以及对已有理论在低碳旅游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应用发展。唐婧以湖南为例，通过对旅湘游客的问卷调查、游客碳足迹及旅行社旅游线路安排的分析，提出构架湖南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经济系统，以期实现湖南旅游产业的创新和旅游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7]。史云运用比较分析法对绿色旅游和低碳旅游的概念、特征进行剖析，有助于辨明两者关系和深入了解低碳旅游的内涵；同时对目前低碳旅游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充实并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旅游、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38]。

进入2011年后，低碳旅游的研究，广泛使用调查分析法、“三分法”、测量法、案例分析法、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综合评价法、层次模型、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法相结合的方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张明，刘曦等基于低碳经济的“三分法”， 重新界定低碳旅游的概念，分析了低碳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内在联系[39]。董婷婷，张建平对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太姥山园区的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以及游客量预测比较，研究园区低碳旅游发展前景，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议[40]。周常春，袁茜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内涵的基础上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导出旅游碳足迹的概念及其在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的测算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测算出旅游者行为活动过程中的具体碳消耗量，强调降碳的重要性；并最终提出了实现低碳旅游的具体建议[41]。汪清蓉，李飞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方法，对公众的低碳旅游认知度、旅游后是否计算“碳排放”并补偿“碳排放”的态度及其原因、低碳行为进行研究，并提出促进低碳旅游的推广与实践的对策[42]。戴卫东，马帅对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的综合评价进行探讨，建立评价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的层次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各种投资方案风险的大小，降低投资商的盲目性，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43]。陈玲玲，严伟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根据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详细计算与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态足迹[44]。韦飞对上思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详细分析了上思县地文景观资源和森林生态资源类型的特点，总结出上思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特色，认为其森林生态资源区位绝佳，发展潜力较好，具有较高开发价值[45]。这些方法在低碳旅游研究中出现，主要归因于低碳旅游研究前，学者们对旅游研究方法的娴熟应用，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使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不断增多，并走向高级化和定量化。

5问题与展望

5.1存在的问题

我国低碳旅游的研究，对概念性、理论性的研究偏多，具体表现在：低碳旅游的概念界定、发展模式、发展对策。低碳旅游概念研究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三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标、主要利益相关者、旅游产业链和旅游六要素、旅游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意识等方面进行。低碳旅游的机制模式研究，主要从动力机制模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模式、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系统、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低碳旅游对策的研究，主要从旅游利益相关者、旅游六要素、管理、理念、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

在对低碳旅游的界定上，学者对概念的提出角度众多，没有统一的定义。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法、“自上而下”研究法与“自下而上”研究法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总体来说，我国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偏重定性化描述，概念、发展模式、对策研究偏多，缺乏定量化研究成果，现有文献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

5.2展望与建议

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能源紧缺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低碳旅游也将会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趋势。谢园方，赵媛在总结国内外低碳旅游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低碳旅游应重视旅游碳排放测度的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并注重研究深度、拓展研究思路以及加强低碳旅游的实践研究[46]。

5.2.1界定低碳旅游的基本内涵

在低碳旅游的定义方面，笔者认为，低碳旅游的前提条件是保障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确定发展低碳旅游的参与者--政府、旅游企业及相关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应界定于旅游产业内部，包括住宿、餐饮、交通、游览、娱乐、购物等方面，具体条件是低碳技术措施，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量，以实现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定义最核心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的选择。

5.2.2注重个案研究与定量研究

低碳旅游是近几年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笔者认为，低碳旅游的研究，有一定的旅游理论基础，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应从个案研究开始，并结合定量研究，以某个景区或者旅游地作为案例重点研究，而不是地区性的定性模糊研究。

5.2.3注重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研究

能源紧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全球气候变暖更是人类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应该以旅游行业为整体，研究整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及其二氧化碳的排放状况，进而可以针对旅游业各个环节进行重点的研究，从而达到研究整个行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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