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社会资本理论，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引言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当今最具潜质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与教育学领域,学者们都在教育与健康问题、社区与家庭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竞争优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寻求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管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之一,当它扩展到企业层次之后,企业管理领域对其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可以发现,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运行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1990;Burt,1992;Granovetter,1973等)现已成为管理和组织的主流理论;它的出现为包括管理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转换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化对原有研究议题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视并综合反映社会行为方面的各种关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过借用这一概念来超越传统的静态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理论对当今一系列管理和组织领域的热点问题仍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据此展开研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2文献回顾

2.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学者对此概念作出了广泛的定义。其中被广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义,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多种实体,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动。简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资源和能力。

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的,后来许多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Tsai&Ghoshal,1998)。对于社会资本层次的划分,被广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构架,他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连带的对外连接,对外寻求情绪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制能带来的资源;宏观社会资本的观察中心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政经制度等。其中,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socialcapital)是组织拥有的结构的某些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带来整体的利益(Luo,2005)。组织的社会资本即包含了组织内部的宏观社会资本,又包括了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构面及其在管理学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处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其内涵可分为三个层面:(1)结构:网络连带(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连带)、网络构型(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2)认知:共有编码、共同语言、共有故事;(3)关系:包括信任、规范、认同、义务。2.2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世界许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许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管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应用于工作绩效、资源交换、组织创新和组织间合作等许多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的是边燕杰等人,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如陈传明、郑胜利、周小虎、张方华及武志伟等,分别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区别、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企业资本与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等。

1.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在企业管理的宏观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联盟行为、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企业在行业关系网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则通过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后指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来自于合作、快速学习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又必须以良好的社会资本为基础。随着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更重视关系和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战略重要性。在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Burt(1992),Roger,etal(2001),Akdere(200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3)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类型。而企业社会资本包括了企业制度、企业网络、企业关系、企业信任和企业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作为联系紧密的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战略联盟的互信及协作,形成联盟组织的长期信任关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会资本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识管理研究

企业理论演进到知识理论后,企业被理解成为从事知识创造和转移的高效专业的社会化团体,企业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过程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事实上,企业的知识创造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的价值,借助这个概念可以较好地把握企业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解释知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Ghoshal(1998)认为,组织的优势在于创造和共享知识,并且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智力资本形成的四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同时,很多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社会资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进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移(Nonaka&Takeuchi,2000)。

3.社会资本的权变管理

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将注意力停留在积极面上,事实上,企业获取社会资本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使得获取社会资本表现出较大负债;同时,社会资本的获取还会面临着各种风险选择。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及同时可能产生的企业社会负债的风险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Gabby&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学管理企业的社会资本,应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网络要素组合,对网络要素组合的利弊进行权衡,以较高的效率进行知识的创造,获取和保持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地位。

3企业社会资本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趋势

篇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 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 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 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 (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 & 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 、古依斯等（Guiso，2001 ）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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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资本；；评价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5-0054-04

一、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出现并不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概念是相对个人资本而言的。一个资本如果来源于单一的个人，就是一种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如果来源于社会上的两个人以上就是社会资本。这是从资本社会化的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为了说明：随着社会发展，资本来源渠道更加广泛，资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私人资本，而是经过各种途径进入资本市场的只追求获利而不具有独占性的社会性资本。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国家资本等都称为社会资本，有时也把整个社会的资本总和称为社会资本。在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来源更加广泛，除了股份资本、国家资本外，各种基金管理着许多资金也进入资本市场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虽然存在一些不同之处，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加分离，但社会资本与传统的私人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其获利的本性没有改变，进入资本市场后为保证自己获利而享有的控制权没有变，只不过控制权不再由原始出资者掌握，而是由人掌握。马克思的这种社会资本概念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

社会资本概念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解。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资本学说。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总体说，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社会学的“社会网”理论基础上，主要考察个体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如科尔曼认为的：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

二、社会学角度的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与存在问题

社会资本学说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人构建社会资本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获利，或在社会资本拥有下可以获得便利，而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需要投资的。这样，社会资本概念又对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使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变为个人的一种获利的资本形式，在人的关系中建立了与生产等活动中的资本形式的联系。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质上就是将人的社会关系看作是获利的手段。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来建构，它是投资后可以获得收益的一种来源。布迪厄分析的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转化为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资本占有量。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所以，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这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间接的消耗经济资本。

詹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概念当作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概念本质是一样的，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根本无用，甚至有害。但是他也指出了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

当然，一些研究者从宏观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把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和沟通从经济角度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在文化、思想上的协调对经济活动具有相当的价值。在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学说研究中，他就认为，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就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来看，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一是把人的各种活动包括社会交往活动都归于一种理性选择过程，但实际社会中，人的交往活动并不总是理性的，也不是完全可以由经济利益来决定。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和控制手段，是理性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协调和适应。虽然社会行动多数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选择论的沼泽。实际上，社会行动区别于经济行动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经常导致非预期后果。比如人们在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时，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到可能的后果。况且，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显的社会资本投资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开放网络更能带来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个命题在工具性行动中可以得到验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情感性行动。其二是社会资本理论存在使用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和论证。多数社会资本理论家主张，人们之所以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因为这有助于实现未来的利益。然而，利益体现在行动结果中。他们不得不用行动的结果来揭示其原因，在逻辑上重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谬误。

三、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社会资本概念

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应该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着相同的本质。这种本质表现为社会资本的私有性、价值性、收益性。当然社会资本的使用者会反复强调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如社会资本的无法转让、社会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社会资本的危害性。过于强调一种资本的特殊性，只能是使这种概念本身离概念内在的要求越远，最后连其是否是资本也值得怀疑了。社会资本概念揭示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对人的活动的经济价值，反映了人际关系给人带来的收益，由此明确为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有共同之处，都是可以给人带来收益的一种手段。社会资本，尤其是个人建立的社会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私有性，是以个人为中心形成的与他人的联系与沟通。这种联系与沟通使个人在今后与他人的交流中不需要再作更多的铺垫，减少初期交流的时间与成本，而且建立的沟通机制可以使交流活动更加顺利。现代制度经济学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人与人形成的制度对人的活动的经济意义。不过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宏观的交往规范着眼的，而社会资本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将来可能会殊途同归，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社会资本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从另一角度来讲，把可以带来收益的投资活动都称为资本活动往往并不能真正揭示这种活动的内容。一个概念，尤其是科学的概念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资本概念也不例外。有投入有收益的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没有必要一定把这种活动的载体都称为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有明确指向的资本，不能泛化地用于任何与收入有关的领域。因为一旦处处使用，必然导致整个资本概念的失效。人与社会建立的联系确实需要花费人的时间、精力与钱物，这种联系对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会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如果单一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是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形成，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与社会建立联系，不仅有经济考虑，也有心理、情感与社会需要等各种复杂的动机，其从社会获得的也不仅是收入上的提高或经济交往的便利。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于利益活动，这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济学的缺陷所在，经济学的方法只是从人之外的市场来把握人的经济性，而社会学的研究正是要弥补经济学的缺陷，但社会资本概念却是社会学借用了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

如果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投入产出，量化分析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无法用货币来进行计量，这也说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看到有这种投入产出的现象，只能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但真正用定量的方法进行测量时则难以做到。人在构建与社会的联系中，许多活动主观上并没有获得收益的意识，即便一些活动的投入主观上有获得收益的意识，但是在与人的互动中既不能确定投入量应该是多少，也不能确定最终有多少收益。把这样一种活动名之为社会资本形成活动，可以在现象上描述之，但不可能从定量上加以把握。

社会学家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时确实看到了人的社会关系对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生产经营和收入活动带来的影响。而且社会关系的建立是一种人与人沟通与联系过程，不可能不花费人们时间和金钱。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社会中是存在社会资本的，人要有意识地去认识与把握社会资本，从而为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加明确的行为指南。但是，这种对社会关系经济价值的表象认识不能代替数量上的把握。没有指标来定量地测算社会资本价值量，既无法表明社会资本概念的科学性，也无法为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提供帮助。在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提出过不同的方法。事实上，任何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的形形的测量，均与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把焦点对准社会网络中个人所处的位置，并把此视为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通过确认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可能评估行动者与一个结构位置的距离，诸如一座“桥梁”，在获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价值的信息方面，“桥梁”的占据者有可能处于竞争性优势。强度也被证明为测量“桥梁”有效性的网络位置尺度。这种测量方法是想说明：网络位置是识别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然而，它们并没有为这些方法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可行性提供十分清晰的研究论据。除非有在任何特定测量中运用的明确理论论据，像对社会资源和网络位置所进行的测量一样，简单地把任何社会网络的指标运用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本定量化的。

由此可以发现，社会学家使用的这些测量方法不过是比较不同人的社会资本的差别，是一种序数价值测量方法，是从社会关系对人重要性的角度来进行测量的。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投入多的总体上要比投入少的人的社会资本多，社会资本多的总要比社会资本少的可能获得的收入多。但这些方法没有从经济价值角度对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做出定量测量。如果不能对人的社会资本进行价值测度，这种资本与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明确，只能停留在定性的阶段，而这种定性的分析也影响了社会资本进一步深化。

四、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分析与批判

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的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并不复杂，实际上是一种将社会关系庸俗化的做法。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分析来认识人的思想和行为。但将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的资本，这种观点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影响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表面上将人的关系货币化，商品化，从而可以更容易度量和投资，但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与人关系的非人化。社会资本只能由社会学家提出，因为它不需要如经济学家那样对其进行直接的价值度量，不涉及资本转让等问题，也不必与一般资本概念作比较。一旦进入经济学的领域，这种社会资本概念的提法就存在许多问题。这个概念反映了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现象时是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且只停留在现象上，表明其概念体系的贫乏。为了说明这种资本的实在性，社会学家又从文化、网络等方面说明这种资本的存在，而这更说明这种概念只能从抽象的角度去理解。如社会资本的代表人物福山对“社会资本”作了新的解释，使其从属于文化范畴。他用“信任”这个概念把社会资本与文化联系起来。“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既然社会资本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又以文化为基础，所以，经“信任”的传递，文化便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福山把人与人之间一切交流和沟通的内容都归在社会资本范畴内，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可以被用来获利的手段，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人自身，都被当作资本来看待，这正是资本宽派论和资本主义异化的表现。

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扩大，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这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资本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说明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理解人的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被商品化了，人的社会关系用投入产出来分析并不奇怪，国外多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者都是从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人在市场中获利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这一理论一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市场化、商品化程度不高，权钱交易现象较为普遍，所谓的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就被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新闻媒体当然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的作用。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不过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描述，社会上一些人把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如通过贿赂达到自己的及时性目的――与社会资本的正常投资混为一谈也就成了一种正常认识。要想正常使用社会资本概念，不是要还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定义的本来面目，而是要从现实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确立来着手。这一概念的独特的模糊性、歧义性与综合性所具有的调和、折衷特征获得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广泛的认同。“资本”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它在政治领域往往与利益、竞争、社会关系的物化、人的精明的计算，甚至与剥削与阶级斗争等含义相联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社会”概念却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合作、义务、互惠以及共同体生活等与“资本”内涵相对立的方面。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的结合所体现的正是遭到马克思批判的普鲁东的形而上学的折衷方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每个事物都只要它的好的一面。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与其说提供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如说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根本困境。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都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它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许多人投入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研究，同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这种关系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只是一种为个人私利的结合。许多人乐于用公共的资源为自己建立个人的关系网，这不仅不会促进社会发展，反而会出现权、官与金钱的结合，成为权力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社会表现。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真实内涵，社会资本的概念不过是为一些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提供了借口，而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则被忽视。因此，我们要将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揭示出来，要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内涵和变化规律，为中国现实社会的现实关系研究提供更加科学的方法，这才是未来中国社会研究的努力目标。

参考文献：

［1］［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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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20年代“社会资本”的概念出现在学者们的视野中，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从未停息，各位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做了论述和界定，以求探索社会资本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而学者们的核心争论多与其选择的分析层次有关，基于此，本文希望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分析层次的理论优势，以促进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研究。

一、社会资本分析层次的争辩

20世90年代，伴随着社会资本现代意义的开启，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两条路径。而除了这种以研究取向的不同划分之外，不同学者又从社会资本的系统化理论架构出发，将其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一）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

1、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

个人层次的关注点包括：（1）个人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投资；（2）个人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嵌入在网络关系中的资源，并用这种资源产生回报。坚持这种分析战略的社会学家主要包括林南、伯特和波茨等。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又被称为社会资源理论，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为了从嵌入性资源获取回报而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的投资”。①而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②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③

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具有三点特征：其一，社会关系网络孕育了社会资本，离开了网络，社会资本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其二，社会资本更多的包含了信任、规范等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源；其三，社会资本更是一种获取效益的投资活动。

2、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理论

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群体、社团或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关注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网络中的群体参与，并把社会资本看做社会共有的公共物品，可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福祉。其中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和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理论都是这种分析的典范。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可以转化的并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凭借社会资本，行为者能够直接获得经济资源，并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④詹姆斯·科尔曼作为社会资本研究的集大成者，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的各种实体，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不管其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⑤普特南把政治参与和民主的议题加入到社会资本中，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规范、网络和信任”。⑥

然而不论是个人为中心，还是社会为中心，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社会关系网络中成员的互动维持和再生产了社会资本。其中，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理论奠定了社会资本作为集体资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普特南又提出了公民参与，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组织的特征，使社会资本与公民福祉、制度绩效、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把社会资本理论放入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研究框架之中。⑦

（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与个人和社会的分析层次不同，这一分析层次主要从理论的系统化角度出发，学者托马斯·福特·布朗和乔纳森·H. 特纳都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过这种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这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区别出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以及宏观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以及适合的研究领域。⑧

1、微观社会资本

微观社会资本强调在特定网络中的个人调动资源的能力，关注嵌入在网络中的个人，布朗又把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这一阵营下的理论学家包括了科尔曼、波茨和林南。微观社会资本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层次在关注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上文所论述的个人为中心分析层次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波茨和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波茨在理论中引入价值和规范，认为它们有助于推动个人建立社会联系他跳出了于理性选择范式，把社会资本的研究带入了更广阔的空间。

林南坚持在行动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中开展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其理论体系中包含了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三个核心概念，分别对应投资对象、投资场所和投资者及其活动。于是，社会资本变成一种运动着的投资过程，是面对资源争取回报的行动。社会资本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对象，更是一种实践。⑨

科尔曼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选择理论，通过思考人们之间的关系类型进而探讨理，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认为社会网络的差异会影响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科尔曼的理论为过渡性理论，为中观社会资本做了铺垫。

2、中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称为“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特定网络中的结构化，以及资源在不同结构中的流动方式。在这个理论阵营的理论家包括罗纳德·伯特以及所有以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可以说，这个研究层次包含了一部分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研究。

伯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理论”试图隐喻“社会资本”是一种竞争优势，告诉企业家和组织必须扩大自己的网络关系，加强不可替代性关系的建设，致使竞争对手被孤立，而自己获得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回报。⑩伯特否定了网络背后多样化动力对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比如信任，他认为信任是人特有的。

中观层次对网络的关注把群体组织纳入了视野中，其中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的典范，强调社会资本的集体性，使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体的意义，上升到“公共物品”的社会层面。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的水平。在他看来，像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就像拥有常规资本的人一样，拥有社会资本的人也希望尽量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品”，是从中获益者的私有财产，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

3、宏观社会资本

布朗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主要讨论了社会资本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以及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关注社会联系受到“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宏观分析避开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考察了社会制度和与其建立联系的人以及这些联系的表现方式。这种宏观分析的观点不多，相关的理论主要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而并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世界银行试图通过研究社会资本，建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之间关系；武考克希望构建一种理论综合作为分析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框架；福山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文化和价值规范，并且考察了普遍信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宏观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二、两种分析层次的比较

个人为中心和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层次主要是从个人和群体为单位划分了社会组织的研究对象，前者属于个人，为个人利益服务，后者属于群体、社区或者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是为所有成员的公共利益服务。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主要强调个人、结构和嵌入的结构，分别关注了自我为中心的力量、网络的结构化和嵌入在较大系统中的网络（见表2-1）。

社会资本不同层次的界定要求研究者在运用社会资本分析具体问题时必须采用相应的理论表述。如果将适用于集体的理论套在了个体身上，就会出现林南曾论述的“生态谬误”，即从某个层次上得出的结论被运用在了其他层次上。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为中心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其研究对象都是个体，关注点都是个人在特定网络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可以相互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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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与社会学

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准确划清他们界限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他在他的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中提出经济学研究理，而社会学研究非理。在此之后，经济学与社会学日益疏远，只有极少数学者还试图保持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熊彼特与韦伯等人，他们的努力丝毫不能阻拦经济学和社会学日益疏远的趋势。

然而近几十年，这两门学科却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征兆，加里·贝克尔将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即理性选择架构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贝克尔认为在有限的范围内，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比迄今为止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有限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以科尔曼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也开始构建理性选择社会学。但是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理性选择理论存在缺陷，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于是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受到怀疑，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人类学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动因问题，他们反对把个人简单地理解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还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其行为是在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选择，受到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体系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不仅关注正式制度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而且指出应该分析包括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这实际上暗示着对理性选择范式关于个人假设的修正。再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信息经济学三剑客之一的阿克洛夫，他不用经济学模型来解释非经济学行为，而是直接将非经济的社会学要素引入经济分析之中。他认为人们偏离理性最优化的现象往往不是随机的，由于社会或心理方面的原因，这种偏离经常是系统的。

对这种情况提供新的分析方法的,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在一些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学家通过引入和运用一种新的社会学方法，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诸多经验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正如格拉诺福特所说，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学中流行的技术分析工具不适于讨论社会关系，也不适于解释社会关系如何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时大家关心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如何构成有利于行动的资源、如何创造价值、行动者如何在行动中利用与他人的关系和更为广义的社会结构等问题。这时需要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而且这种新的分析工具或视角必须具备能够使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点，即在一个行动者身上使理性选择假设与社会结构约束假设相容的功能。于是学术界把注意力投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概念首先源于社会网络观点，可以从个体选择行为出发进行研究，使社会资本的研究同资源、回报、效益等经济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即个人或企业可以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投资或构建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争议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统一的，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规则、惯例、习俗或投资于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个人和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动力或方便，即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改善法律、法规的执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从微观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2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有关学者又提出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一贯认为，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个体特征与目的的函数，只受价格信号的支配，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进行选择。但是实际上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各种价格信号经常因社会性因素的干扰使个人或企业的理性选择出现偏差，必须辅以内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信任机制来对错综复杂的价格信号进行甄别，个人和企业才能做出正确而且有效率的决策。在实践上，越来越多管理者承认，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决策，也不是高瞻远瞩，而是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的重点不在于管理人，而在于建立人际关系。管理者不应该总是把目光停留在如何提高个人的绩效，而应该关注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可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理论和企业外社会资本理论，企业外社会资本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企业能否有效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企业能否成长壮大的关键，而企业对它们的融合是以社会网络资本为中介的，社会文化资本通过对交往交易中的共识规则的达成和互助行动的预期来影响企业的成长效率。在此基础上，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除了不断融合社会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外，还有社会信息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传递的信息比市场获得的信息更密集，比等级沟通获得的信息更自由。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指的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行为规范，从理论上讲，企业内社会资本可以增强生产要素组合的效率，增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回报。企业内社会资本就像机器的剂，有利于加强企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所以强大的企业内社会资本可以大大减少企业内的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3 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趋势

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他的衍生物企业社会资本理论，都还处于他的草创阶段，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规范，在理论体系上还不够完善。但是，他使经济学从高不可攀的神台走向现实世界，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必将是未来经济管理研究的主流。笔者认为，从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体系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完善：

（1）企业如何投资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众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经指出，社会资本可以是有目的的投资产物，例如布迪厄指出：“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针对某些社会关系的确定或再生产，而这些关系则是在短时期内或很长一段时期内直接用得着的社会关系，即把那些偶然的关系，诸如邻居关系、工作场所的关系、甚至亲属关系，转变成既必须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称，社会资本可以由个人投资和占有，个人为了从中获益，必须通过社会交换对此投资和维护。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投资购建社会资本。在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不够深入。

有的学者认为精心设计制度是投资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即用来分配从组织化活动中得来的收益和支付成本责任的一系列规则。也有人认为企业应在增加企业透明度、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各种投入，这样才能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声誉，使企业更易于获取各种稀缺资源；还有稳定的契约、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可以增强企业内成员之间、成员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企业内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效率。但是这些行为如何具体化、如何运用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2）既然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私人有目的的投资购建，那么把它纳入财务体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将是十分必要的。从财务的角度讲，任何投资都应该在事前进行项目评估，预测未来的收益和成本，这样在实际投资时才有据可依、心中有数。企业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收益表现为企业效率的提高，张其仔博士运用经验资料证明了企业社会资本量的高低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管理者与工人间的良好关系对企业的盈亏有显著影响；而且企业内社会资本与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而成本表现为除了物质投资以外，还包括诸如牺牲短期利益、谋求长远利益这样的非直接性质的投资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情投资、时间投资等。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衡量成本效益，从而作出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的正确决策。

（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员工的激励也应由单纯的物质激励转为多种形式的激励，包括以员工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为基础的激励。基于信任的激励与其他形式的激励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费用，是管理激励的发展趋向。决定一个企业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能使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即企业社会资本。如何通过构建企业社会资本及相应的制度的设计，实现激励相容，最大程度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将是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资本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融合了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三门学科来解决现实问题，抛开了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使我们对经济管理问题的研究更贴近现实，但是，这个理论还非常不成熟，需要各个学科的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安佳译.经济学与社会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储小平,李怀祖.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6)

3 汪和建.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J].与现实. 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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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10-10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近几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在国内研究中逐步兴起，并成为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话题。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与我国当前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有重要的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开放、吸收和制度创新等途径来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新世纪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诠释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会资本还比较模糊。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初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洛瑞尝试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是为了论证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科尔曼（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后来科尔曼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而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

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托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在微观层面上，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如亲缘、学缘、地缘。微观社会资本有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在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非正式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而存在，强调个人、企业、社区、团体等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称嵌入结构的观点，关注的是在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等。有关社会资本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托马斯・福特・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会资本的新视角。

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上，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尽管上述社会资本定义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对于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再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参考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进而建构的社会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长期以来将人际关系、关系网络等视为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关系取向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某种强大的亲和力。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特征及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政府对农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根本性变迁。随着“三农”工作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确立，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视角逐步引入中国农村社会予以考察。于是，农村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农村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政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如何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善农村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则是当前理论界和政策界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当然，我们利用“外来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时，应懂得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对“本土化”农村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赋予其新的内容。

1. 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

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参与网络将产生某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该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达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信任使农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彼此协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当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时，通过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达成妥协。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建构的网络体现了身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农村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

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应从各个不同层次予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农村社会资本层次混乱、内涵不清的现象发生。笔者结合我国农村实际，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其予以界定，分为农村个体社会资本与团体社会资本，其中宏观层面，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中观分析。

（1）个体社会资本。个体拥有的被用来实现个体目标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成员资格，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能力。它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越广，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越多，他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个体社会网络中直接嵌入着的诸如权力、财富、声望等更是一种实质性资源。这些资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而是一种嵌入性资源。因此，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资源，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显然，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村民可通过投资或动员来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关系，它以各种“人际关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缘、地缘、业缘与趣缘关系等。

（1945）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②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如果两个人之间发生交往，在一个人考虑是否将所掌握的资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时，他心目中首先考虑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一张封闭的大网，农民或其家庭是网络上的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就是双方的情感联系。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在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强关系联系人和弱关系联系人上的变化以及各种情感联系的变化。

（2）团体社会资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时，一般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蕴藏于个体网络之中的财富。但自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团体（集体）层面，即不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体拥有的资源，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

本文所界定的团体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甚至一个社会、地区和国家所具有的追求团体目标、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网络、关系和文化等内容，表明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凝聚力。它意味着，组织的横向和纵向结构越密集，成员之间的组织关系、信任关系越密切，组织切合实际的文化价值观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体资源就越大。显然，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有利于团体目标的达成，因此，对团体来说是一种资源。可见，团体社会资本就是如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软性资源。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同时还包括“内化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制度等环境资源，它们通过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种主要形式表现出来，并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个体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事实上，本文所指的团体社会资本，包含了中观层面的对社会组织、社区和区域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宏观层面上对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不过对于宏观的社会资本，相对一个地区的农民来说差别和影响不大，且发挥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潜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社区的社会组织、团体的研究上。具体在农村居民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团体社会资本关注社区或团体如何构建、维持并发展其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如何约束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而克服团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网络成员间如何通过社会资本进行义务与权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事物的完整定义和理解至少还要涉及对其功能的界定。个体社会资本虽然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但却是一种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可以被个体行动所获取的资源，着眼点是帮助个体从外部获得资源，归属某一个体，其功能在于为个体行动带来便利，直接为该个体利益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个体社会资本称为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团体社会资本的着眼点是存在于团体内部的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归属于某一团体，其功能在于促进互惠合作，提升团体行动水平，直接服务于该团体的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团体社会资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仅是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层次出发，形成的一种理论上的分类框架，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的是为这种描述提供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同时，它也并不试图代表惟一可能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观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与具体的问题产生关联时，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创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经验问题的分析。总之，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的层次划分，可以更好地进行农村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3. 农村社会资本的特征

对农村社会资本本质特征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认识，包括资本的生产性、增殖性和过程性。它们揭示了农村社会资本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基本属性。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世界”。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具有许多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质，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因而在农村社会中，其社会资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会资本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乡土特色，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信”等规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远影响。

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相比，它们在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与城市社会资本相比，农村社会资本有着自身的具体特点。第一，从形式来看，农村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为主，组织类和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但在城市社会中，法人组织、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并重，非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第二，从现状来看，农村各类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乡土特色，城市各类社会资本则具有现代特征。以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为例，在目前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其主体，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和稳定性相对较高；而城市中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主要以单位制的业缘关系为主，规模相对较大，同质性与稳定性也相对较低。第三，从分化程度来看，农村社会资本村内之间分化程度相对较低，村与村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市社会资本，城内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与城之间分化程度较低。第四，从运作风险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强大的特殊信任基础支撑下，运作风险相对较低；而城市社会资本在特殊信任基础丧失，而普遍信任还没有形成的前提下，运作风险相对较高。

4. 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类型。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由于分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其分类也有多种。如前所述，农村社会资本有层次之分，在不同层次上，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既然农村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层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层次的承载主体和要解决的问题之间随意地变动，则会带来某些理论和测量上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从方法论上看，也应该根据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农村社会资本类型的划分，也应充分体现出它的层次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了具体划分。

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村民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在具体研究中，这几类社会资本将在不同的分析对象中，分属于不同层次。在本文中，根据我们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村民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个体层面的研究内容；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区域、国家社会资本构成团体层面的研究内容。

从客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和制度体系等。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村民可以通过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拥有组织成员资格、认同和运作文化规范及运用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文化规范和运作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

从内容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人际信任。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村民的私人关系网络、组织成员资格、规范认可能力和个人诚信程度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社区结构、风俗习惯和普遍信任等。

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变迁对乡村治理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因此，从客观后果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区分为正功效、负功效和零功效的社会资本。这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才能体现出它运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种社会资本的运作，在不同层面上会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见，社会资本本身没有“积极”或“消极”的种类之分，只有它在具体的社会事实中，从运作结果才表现出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

三、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建构

本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的。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指社会资本的结构层次，即个体和团体层面，其中的个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微观社会资本，团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横向维度主要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参与以及共享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关争论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对如何正确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实要厘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从厘清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入手。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把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微观社会网络的测量，一般采用局部网方法，也叫“个体中心网”或“自我中心网”（ego-centre network），它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测量和判断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问题。局部网常用的指标是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

在测量团体社会资本时，学者一般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而这与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使用的以社会网络为主的指标有较大不同，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不同，个体层面上关注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而团体层面则强调协会、社团、志愿组织等非盈利性组织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使得测量结果的解释力遭到了削弱，同时也很难得出测量社会资本的完整框架。有鉴于此，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总结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如图1）。

他们认为测量社会资本最理想的方法应该包括图1中所有的四个象限。但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目前大多数的进展存在于对微观层次上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对图1右边上部象限的测量，即对宏观层面上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最远目标。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上，他们建议测量重点应该放在三种类型的替代指标上，即地方联盟和网络的成员身份、信任的指标和对规范的忠诚以及集体行为的指标。

关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设立不同，而且差异较大。普特南（1993）认为信任、社团组织、公民参与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指标由邻里互动、集体效能、社区竞争力、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凝聚力组成。纳拉扬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当吻合，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个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Harpham等，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边燕杰（2004）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赵延东、罗家德（2005）区分为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对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照赵延东、罗家德（2005）的理解，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前者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职业或单位类型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规模、网络的成分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存量问卷中筛选出来的问题，并用七级里克特量表来衡量。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等指标。王卫东（2006）沿着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它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Harpham（2007）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应由网络、社会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标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可设立为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三大指标体系。桂勇、黄荣贵（2008）总结了常有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社区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非地方性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互惠与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等指标体系。

本文将依据个人分析层面和团体分析层面两个维度，结合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原则，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们各自的层次不同，决定了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主体、客体、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从个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村民个体和家庭层面，人际关系本身是社会资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受限于关系中的个体，即只有关系节点中的人们才具备拥有和动员关系资源的资格和能力，关系外的他人不具备这种资格。从团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组织、社区、区域和国家，它们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并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独立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在综合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构，本文也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图2）。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网络、信任、互惠、参与、规范及共享几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体系共分为四个层次，总目标层、分目标层、子目标层和可操作层。总目标层是待测的社会资本总量，分目标及子目标层则是构成社会资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层则是针对每一方面设计的在实际调研中用问卷进行访谈的具体问题。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体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强调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传统资本概念，为我们研究农村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有关社会资本的梳理中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由于受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规范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基础薄弱。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缺失。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所在。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削减社会的等级观念意识，增强公民社会的内生能力，降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强化农村社会资本积极效应，削弱其消极影响，积极培育农村现代性新型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村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村是传统积淀最深的地域，农民是传统因子负荷的主体。农民身上负载的传统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弱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如传统宗法秩序、乡村黑恶势力等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消极性异化与复制，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资本传统性因子的再生与异化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巨大的消解和腐蚀作用。因此，必须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层面加以改造和重构，其重要途径就是社会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民主与法治是消解社会资本负效应和强化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而从推动力来看，政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对此，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社会资本补充，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按马克思经典理论，当村民们还不能够代表自己的时候，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强大政府则是必须的。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对于农村社会资本，要更多地补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这样，近年来的“民工潮”对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的不良冲击（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贫困问题、流动缺少组织而造成的交通问题以及各种犯罪问题）才能减少，而城乡劳动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会整合。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注意建构农村中以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资本。我们必须着力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社会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以信任、互惠、合作为内在行为规范，通过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公民参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注释：

①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4）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加强集体活动的规范和网络。越来越多的观点表明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可以缓解贫困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制度相加的总和，而是把各种社会制度聚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②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是“差序格局”的理论，这一理论堪称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词，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先生解剖中国传统社会，使用的是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这是社会学通用的方法。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是 “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两种格局显著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注重团体的概念，而我们中国人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都是以己为中心。“团体格局”的西方社会对国家这个大团体的认同是普遍而且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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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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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二、从发展角度看“资本”概念的演进: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资本这个通过一定的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资源有着不断深入、递进的认识过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后来发现仅仅从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其所获得的回报,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并且较为看重人力资源开发,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指出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受教育程度,乃至身体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追加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回报,但局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释所获取的全部回报;因此,再到后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组织)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在行动中还可以借助与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多利益回报及其便利,并可能节省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因而以网络、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仍然能够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回报,体现出资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构成资本,是因为它能替代某些资源,也就是说,它能节省没有它而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尽管人们在获取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会因人而异,然而这些资源一旦以资本形式存在都会以“义务――期望”的社会逻辑发挥“赊欠――回报”的投资机制作用。而这种投资的特征在于,一是体现在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二是它能够给社会资本拥有者带来增殖,是无形资产(这里所谓的“增殖”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看,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由此可见,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和文化资本(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元素),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而这种认识也为人们探讨反贫困的路径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反贫困功能

通过前文对贫困认知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从资本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维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出发,来解读和治理贫困问题是适当而必要的。

1、物质资本维度

无偿或低偿地赋予贫困者以一定的物质资本(包括技术资本),为这些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也正是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为有劳动力的穷人建立“资产账户”的意义。由于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自立意识,并且逐渐习惯了现有的状况。如果仅仅将这些人群纳入低保的范围,就很难打破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也谈不上使他们跳出贫困的陷阱了。使贫困人群拥有物质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心态,树立起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强的信念;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质资本赋予贫困者一个较为平等的创业起点,保证了已脱贫者拥有持续脱贫的潜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不至于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再次陷入贫困。

2、人力资本维度

对贫困者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贫困策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因此人的素质的改进对于反贫困战略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开发性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为劳动能力提高、劳动产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投资行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些,舒尔茨等人提出了通过教育支出、职业培训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支出、保健营养支出等,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投资要素。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3、社会资本维度

虽然业已存在的种种论据表明社会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恰好也是贫困产生和反贫困困难的原因所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格鲁特厄特,1996)。组织和制度可以为特定的贫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平台,进而推动了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进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信息的获得渠道较少,对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缺乏判断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即使知道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金的缺乏而放弃)。相关社会资本的构建将有助于向贫困人口传播充分和正确的信息,整合扶贫资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从而推动其脱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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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村民社会资本、家庭宗族社会资本、功能组织社会资本及社区社会资本。这是从表现形式角度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划分。家族宗族网络主要表现为因血缘、姻缘或者说亲缘等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农民自身占有的关系网络资源为村民社会资本。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仍表现为“差序格局”,家庭宗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占重要地位。但当代农村中家庭宗族不再以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形式影响着农村人的生活。功能组织网络主要体现为村民为达到某些团体特殊利益,而自发设立的一些功能性组织所形成的网络,如经济合作组、果蔬协会、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社等。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指因惯例、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和一定行政区域内制度规范。宗教在农村某些地区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农村社会的运转。如各种庙会、天主教组织等。一般人际关系网络主要体现为个体之间因地缘、业缘等而形成的个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如同乡、同学、同事等等。文秘站:

第二,现代信任型、组织参与型、制度规范型及社会精英型社会资本 这是从客体内容角度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的划分。村民可以通过个人诚信程度、拥有组织成员资格、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认同和运作规范制度等形式来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和普遍信任、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区或社会结构和强化规范制度风俗习惯等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和提升。而社会精英型社会资本则是指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本的经济能人乡村精英。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种种挑战,传统的以政府与市场为二元因素的分析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传统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资本这样一个三位一体模式,使得社会资本角度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分析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硬件”部分包括村貌、村容、基础设施等,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形物质条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件”部分是指在农村社会关系上建立的无形的互信、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制度规范等,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无形社会基础。其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件”即信任、合作、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最基本要义。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村社会资本的现实状况为依据,加强村民之间信任、团结、互助、合作等公共精神,增强村民社会责任感,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但要寻求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还要更加注重农民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加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内生力量,侧重于从农民及农村社会关系等主体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不失为一个全新的尝试。

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①“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②

因此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功效、如何通过改革及制度创新等来有效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需要持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特定共同体之中存在的的以互惠、信任、合作及规范为主要特征的的关系参与网络。它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资源。其中信任、互惠及合作是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参与网络承载着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关系农村社会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解释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衡量农村社会转型期中农村社区的效率、农村社会活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快速发展。社会资本虽然有不同的类型,但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人们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发挥重要功能。社会资本是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的中介,是“联结之手”。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协调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发展。占有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政府和市场携手,节约政府管理成本,从而降低市场交易费。

1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生产发展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十二五”时期,农业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协调粮食和其他作物种植比例,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协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整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2整合农村力量,促进有效集体行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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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001-02

1引言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当今最具潜质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还是在政治学与教育学领域,学者们都在教育与健康问题、社区与家庭问题、民主政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竞争优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寻求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管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之一,当它扩展到企业层次之后,企业管理领域对其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可以发现,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运行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1990; Burt, 1992; Granovetter, 1973等)现已成为管理和组织的主流理论;它的出现为包括管理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转换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化对原有研究议题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视并综合反映社会行为方面的各种关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过借用这一概念来超越传统的静态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理论对当今一系列管理和组织领域的热点问题仍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据此展开研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2文献回顾

2.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学者对此概念作出了广泛的定义。其中被广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义,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多种实体,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动。简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资源和能力。

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的,后来许多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Tsai & Ghoshal,1998)。对于社会资本层次的划分,被广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构架,他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连带的对外连接,对外寻求情绪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制能带来的资源;宏观社会资本的观察中心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政经制度等。其中,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是组织拥有的结构的某些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带来整体的利益(Luo,2005)。组织的社会资本即包含了组织内部的宏观社会资本,又包括了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构面及其在管理学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处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其内涵可分为三个层面:(1)结构:网络连带(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连带)、网络构型(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2)认知:共有编码、共同语言、共有故事;(3)关系:包括信任、规范、认同、义务。

2.2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世界许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许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管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应用于工作绩效、资源交换、组织创新和组织间合作等许多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的是边燕杰等人,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如陈传明、郑胜利、周小虎、张方华及武志伟等,分别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区别、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企业资本与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等。

1.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在企业管理的宏观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联盟行为、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企业在行业关系网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则通过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后指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来自于合作、快速学习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又必须以良好的社会资本为基础。随着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更重视关系和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战略重要性。在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Burt(1992),Roger,et al(2001),Akdere(200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3)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类型。而企业社会资本包括了企业制度、企业网络、企业关系、企业信任和企业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作为联系紧密的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战略联盟的互信及协作,形成联盟组织的长期信任关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会资本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识管理研究

企业理论演进到知识理论后,企业被理解成为从事知识创造和转移的高效专业的社会化团体,企业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过程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事实上,企业的知识创造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的价值,借助这个概念可以较好地把握企业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解释知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 & Ghoshal(1998)认为,组织的优势在于创造和共享知识,并且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智力资本形成的四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同时,很多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社会资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进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移(Nonaka & Takeuchi,2000)。

3.社会资本的权变管理

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将注意力停留在积极面上,事实上,企业获取社会资本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使得获取社会资本表现出较大负债;同时,社会资本的获取还会面临着各种风险选择。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及同时可能产生的企业社会负债的风险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Gabby & 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学管理企业的社会资本,应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网络要素组合,对网络要素组合的利弊进行权衡,以较高的效率进行知识的创造,获取和保持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地位。

3企业社会资本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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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19-02

资本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它代表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社会资本概念无疑借用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了解目前社会资本发展的状况,认清理论界的共识,分析理论各学者的不同论点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1 社会资本的定义

首先我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概括,这里列举了最有影响的一些定义｡(详见下表)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从网络组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动等各个不同的侧面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普特南､福山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

2 现有理论对社会资本的共识[2]

2.1 社会资本是一种崭新的概念工具

早在社会资本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就用社会资本作为分析工具,对个人的求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具体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即对于求职者而言,弱的关系网络可能比强的关系网络显得更有力量｡在政治学领域里,科尔曼在《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中指出,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许多无法通过国家调节和正式的民主程序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社群的自我调节来实现｡

2.2 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如信任､规范､声望等,但都离不开社会关系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各种资源的集合关系网络｡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分为义务与期望､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如果社会关系瓦解了,社会资本也就会消亡殆尽｡因此,必须尽力维持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伯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结合诸多学者的观点,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看作是社会关系及其网络的延伸,而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狭义的社会资本[3]｡

2.3 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功效

如上所述,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考察社会资本,但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工具,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功效｡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除了满足个人利益外,还有着将统治阶级的直接经济统治转化为非经济形式,从而使其获得合法性的作用｡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资本如果运用得当,具有生产性､原始性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就具有人力､物力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功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也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来实现社会的｡

3 现有理论就社会资本存在的争议

3.1 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

一些学者从个体出发分析社会资本,如林南认为,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个人运用社会资本,如何获取和使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获得工具性行动中的回报和保持情感性行动中的收益｡因此,在这种微观层次上,假定个人进行的这些投资对于个人具有期望回报,那么社会资本就被视为与人力资本类似,个人回报聚积也对集体有利｡这种分析的焦点是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和获得嵌入于关系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其中,主要以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他们主要关注:一是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作为其集体资产;二是这些集体资产如何增加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探索集体性社会资本创造和维持的要素及过程｡

3.2 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资源还是结构

总的来看,在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关的文献中体现出来的一般共识是,社会资本为个人通过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但是,社会资本到底是有助于实现个人或团体目标的资源本身,还是一种特定结构､一种获取资源的手段和途径?“资源说”的代表人物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获取各种资源;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林南也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资源｡而“结构说”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不具体,但同样能促进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主要作为要素本身而不是要素动员渠道而存在｡他没有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获取资源的能力,这就使以后的研究者既把社会资本视为资源本身,又在资源动员手段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3.3 社会资本的测量

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指标｡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提出者格兰诺维特用四个指标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互动的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互惠交换｡伯特则认为,社会资本受到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等四个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林南还认为,其他的指标如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同质性和异质性､内聚性和封闭性等也是测量社会资本的候选指标｡

3.4 社会资本是否具有消极的功效

绝大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集中在其积极功能方面,唯独波茨鲜明地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功能｡第一,在一个群体中,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这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获取这种资源时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第二,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第四,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也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简而言之,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并提供摄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