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3:3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结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
自上世纪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实施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制度采取的是“人人有份”的承包方式。为了保障每个人都均等的占有土地资源,都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数量来平均的分配土地。国家将土地赋予了长期的使用权,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以维护农民对于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保障农民在土地承包上拥有的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年限为30年,草地的承包年限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年限为30-70年。并且特殊林地的承包年限,经过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还可以适当的延长期限。土地承包制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承包土地的数量不便,但是人口数量在增加,这之间就形成了人与地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家庭人口数量以及承包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当前农村存在着两种家庭,一种是人数较多,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少。另一种是人数较少,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多。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衍生出了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一种家庭主张人多地多、人少地少的诉求主张,另一种家庭则主张土地承包权利不能变动,要按照之前约定的年限来执行。两类家庭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后续工作的瓶颈,导致了许多农民的土地采取荒废搁置,或者无偿将土地转交给他人耕种的现象。这是当前在农村经济发展当中最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人地利益矛盾。
(二)水利建设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国农业水利建设一直较为薄弱,并且问题较为突出:
1、原有的一些水利设施,包括渠道、管道等无人管理维护,年久失修,各种水利设施的损毁较为严重。
2、农田、河道等无人维修。
3、农田的水利建设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这些问题与地图承包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承包时,并没有预留专门的水利建设用地,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土地都在农户自己的手中,没有集体土地可以补偿水利建设中所需要占用的个人土地。另一方面,各村委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维修水利工程的资金,大中型的水利设施一直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当中。
(三)现代农业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进行土地承包时,为了实现利益均等,将土地划分成为了优、中、差三个档次,并且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绝大部分农户的田地都是分散的,不集中的。从劳动力使用的方面来件,土地的分散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了农业负担。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趋困难,在外出打工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富余劳动力排斥大规模机器的使用,生产效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在农业机械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分割开的土地由于细小不够规模,无法使用农业机械,种种因素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当前机械化的使用率尚不足50%。分散的土地经营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不利于发挥现代化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模式推广,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二、如何有效化解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在当前的环境下,应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要保证现有土地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实现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和流动,实现农村土地关系的稳定,这也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首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广大农民的心愿,农民愿意土地长期稳定下来。土地的稳定是农村稳定、农业稳定最根本的保障,土地稳定了,农村其他的事情都好解决。土地长期稳定,农民心里才踏实。当前农村上访的主要问题还是聚焦在土地问题。调查结果表明,一般土地承包关系较为明确,无土地纠纷的农村,基本上无人上访。农民的上访,大都是因为土地问题,要保障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的刚性不变,只是经营权发生流转和变动,这样既能稳定土地关系,又在根本上调整了经营关系,适应了农村人口变动的需求。关于土地的承租方依法缴纳土地流转租金,而出租房则因为土地流转而享有租金。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前农村土地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农田水利建设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统筹规划的大工程,而各家农户较为分散,规模小,难以对水利工程进行统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之后,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批量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宏观上实现对农田水利的建设规划及实施。拓宽水利建设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的滞后现象。
(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
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坚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在流转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土地流转的是农民的承包地,农民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性的行为,发展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有序监管的这么一个过程。土地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不能强迫农民进行,并且价格要根据市场行情来确定,双方协商,不能由单独的某一方决定。流转的过程一定要依法进行,不能因为流转而改变了土地的性质。农民在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之后,可以自主合理的支配收益。流转之后可以不再直接性的经营土地,而是获得租金。而自己就可以从农业生产当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其他行业当中。
(四)实现规模经济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够有利于农户之间的合作,培训新型农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其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丰富了土地承包的经营关系和内容,提高了农村土地社会化的程度,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后,就需要农村实现规模生产,集中投入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根本效率。
1.单位总数排位前移,单位增幅名列前茅。2012年,全省服务业法人单位数601694家,我市占全省7.6%,从十三个省辖市单位排位情况看,我市由2008年的全省第六位前移至第四位,超过了南通和徐州二市,继苏州、南京、无锡之后;四年间,我市服务业单位发展迅速,单位个数增长较快,服务业单位数增加21028家,增长86.1%,比全省服务业单位增幅高7.1个百分点,增幅在省内十三个市中名列前茅,列第四位,仅次于无锡、苏州和连云港市。
2.单位占比排位靠后,总量支撑相对不足。2012年底,全省服务业单位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达57.4%,而我市虽由2008年的45.5%提升为51.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位列全省倒数第三,全省仅二个市比重低于50%,分别为南通和泰州。而从全省十三个市GDP中三产比重来看,我市位于全省第四,可见,我市服务业单位数对经济总量的支撑度极弱。
3.现代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服务业共涉及14个行业大类,其中我市有10个行业四年间单位数增速超过全省平均,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大行业高速领涨。尤其近年来我市围绕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事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的企业逐步增多,至2012年末,全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及专业技术提供的企业有2055家,比2008年增加1304家单位,增幅达173.6%。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建议
1.完善产业管理机制,全力提升竞争实力。目前,全市服务业单位数占比在全省仅排在第11位,单位的支撑度明显不够,而且,多数企业存在规模偏小,档次较低、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与我市经济发展形象定位严重不符,同时也说明我市服务业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常州在区位和资源上有一定优势,经济发展也具备良好基础。“十二五”期间,我市应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推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在服务业发展的定位上,一抓单位数量、二抓规模实力。要实行部门归口管理,综合统筹服务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资金管理、行业策划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服务业发展的管理机制,强化责任意识,有利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快完善和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实施二、三产业剥离,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深化服务领域的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进外资、民资在常投资,并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以优质服务吸引国内外服务行业企业落户常州;另一方面,重点抓好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旅游休闲、房地产、金融信息、教育文化等重点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培育出新兴服务业单位,形成“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2林业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分析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10]。总结近期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单独研究某一因素影响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1.1林业经济增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单个生产要素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投资、科技投入、劳动力、森林资源、林产品进口贸易等因素。林业投资可以推动林业经济增长[11],其中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还证实了两变量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受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变动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变动受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的影响则较大,长期来看,财政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相互间有显著促进作用[12]。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响林业经济增长方式[13]。另外,国内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林产品进口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产品进口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口是林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则不成立,主要源于从长期来看,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通过进口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如中国原木、锯材等初级林产品的大量进口,不仅没有对国内生产形成替代,反而释放了国内的产能,有效地刺激了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林业实现良性经济增长[14]。
2.1.2林业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贡献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林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营林生产以培育森林资源为主,受林木生长缓慢、林地数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营林产值很难快速提高,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资金要素的投入对于营林生产的贡献率更大[15],资金投入应以国家投资为支撑力量,主要因为林业投入要素中相当部分的生态资产化,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降低了林业产出[16]。除上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之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制度、市场、政策的影响。高岚、张自强系统地研究了产权管制和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1996~2007年间广东省林业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具有重要贡献的假设,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的贡献有限,提出现阶段中国仍需不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差异。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变量难以量化”保守结论[17]。李微等针对国有林区比较多的伊春地区,从公共理论角度出发,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供给因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需求因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认为产业结构、森林资源,消费需求,资本和劳动力对伊春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及第三产业并没有对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主导作用[18]。而李平、张俊飚持不同观点,认为科技投入为林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的观点均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结合中国林业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决定了林业制度变迁作为林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辅助生产要素(资金、人才、技术)进行动态优化配置,协调好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从而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整合模式[19]。
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转变分析
2.2.1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及其转变方向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涵义出发,以要素数量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新建项目,二是林业经济增长靠多占用资源和高消耗来实现,三是产出变化与质量、效益变化不尽协调[20]。在中国目前林业资源紧缺、林业资源质量日益下降的条件下,这种粗放型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时,要使经济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转而着眼于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有效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近的[21]。在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廖雅萍主张不能将全部的林业资源都要集约化经营管理和发展,他针对当时的林业资源现状以及经营管理现状,认为林业应该分类经营,即以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森林应该按社会公益事业进行经营,实行事业化管理,由政府和社会负责建设,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森林则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进而在经营措施、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各个方面对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来,张孟德和孙秀娟均从循环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林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林业在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上起到的调节中枢的作用,在林业产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在林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使循环经济具体模式中,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林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与林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变方式的观点一致[23-24]。
2.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目前的林业资源现状、林业发展现状、当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激烈的林业市场竞争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迫切需要中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不是一个自发就能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户等各个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刘勇、马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观上,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改革和科技的观念也不强,林业尤其突出。客观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中国林业企业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虽然在积极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但进程缓慢,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明晰;二是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林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资金投入重“森工”轻“营林”,必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利,主要表现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分布区域和宏观生产力布局、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兴企等之间的不合理[20]。总之,迫于当前林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形势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林业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在林业产业中的转化效率越来越高,林业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现实的、可能的[25]。
2.2.3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
在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中,劳动力要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素。首先,资本的密集程度对林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和改进林业企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为林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载体和制度保证。因此,资金投入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再次,林业科技创新对于林业的贡献有巨大的潜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当前的中国林业科技与经济脱节严重,形成“两张皮”的状况,科技成果转化无法到位,林业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劳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几个方面成为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劳动者劳动行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26]。魏远竹从林业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林业企业是林业经济的细胞组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而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又是能否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对林业企业来说,除了应注重科技和体制的双重创新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之外,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推进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7]。
2.3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一国或一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有助于经济增长[28]。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林业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业制度指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林业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为基础,而其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业产业结构状况[19]。据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林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目前中国粗放型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某一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此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的研究。虽然林业产业结构因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林业产业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各地区的林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林业产业政策等条件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个地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不尽相同[29]。因此,选择个别典型省份或区域的林业发展做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黄烈亚、翟印礼等选取全国26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各地区1997~2006年10年相关统计数据,就各地区林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林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M值(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林业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处于次要地位[30]。
肖泽军、铉珺玮概括湖北的林业总产值主要来源于营林、林产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过对营林、林产品、竹木采伐和林业总产值四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与林产品产值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林产品产值增加值对林业产值增加的贡献却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产值增加值对林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最大,但与林业总产值相关性却不高,这主要源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31]。肖敏静和赵璟选取江西省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西省林业三大产业对江西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三次产业的依次贡献率为49.8%、37%、11.8%,表明目前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江西经济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与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业经济的发展还主要是以营林业等基础林业为主,林产工业及林业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薄弱,林产品的加工及林产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还不够发达。与此同时,林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和作用[32]。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林业产业结构中,中国的林业三次产业比例为70:26:4,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林业工业产值多数达到林业总产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林业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低下,没有发挥好林业经济增长主体的角色,并且在当前林业二次产业内部,仍然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即以消耗森林资源的木竹采运业为主,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辅,属于低级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增长。因此,在改变粗放型林业增长方式的发展环境下,林业除了在林业三次产业结构上需要优化升级,在林业第二产业的内部也需要调整,重点是培育林产加工业这一林业主导产业[27]。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发现,从全国角度和省域实证研究均表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重点是林产品加工业,并将之培养成林业主导产业[27]。总之,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与有效配置为基础,林业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林业要素预期投入产出效益。均衡的产业结构,适应于技术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反之则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稳定,该理论同样适于林业产业。因此,新时期林业的重点任务除了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注重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进集约化发展。
1.农业内部结构变动现状
我国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其中,种植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76.12%下降到2014年的70.82%,但是种植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仍旧占有主导性地位。与林业、渔业相比,牧业处于第二梯队,牧业的生产总值在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21%左右。种植业与牧业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几乎是农业生产总值的全部。近些年,由于国家林业政策的出台,林业在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2014年达到了7.38%,这一比例还有望在未来5年内得到提高。渔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不足1%,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
2.农业内部结构转换速度与方向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涉及到的地理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速度还是相对缓慢的。2005年与2014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种植业、牧业、渔业与林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以10为一个周期,对农业内部结构转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林业是结构转变速度最快的产业,其次是种植业,牧业与渔业紧随其后。受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在“十二五”期间,林业的生产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受市场经济刺激的影响,在农业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增加。由于种植业的面积广阔,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仍然占主体地位。
3.农业内部结构变动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农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来进行分析各个因素对最终结果产生的影响大小排序。
(二)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分析
1.农业外部结构变动现状分析
2004-2014年全国农业结构变化数据,在10年时间里,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出现一次。在2004年以前,为“一、二、三”结构期,2004-2006年期间则变成了“二、一、三”结构期,2006-2014年,变为“二、三、一”结构期。由此可见,农业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发生了改变,现在已经成为所占比重最低的产业类型。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重,资金与社会资源都会流入到生产效率高、经济收益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中。如表3所示,我国农业生产总值由2004年的37.16%下降到2014年的24.77%。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31.82%上升到2014年的45.17%。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28.08%上升至2014年的33.06%。
2.农业外部结构转换速度与方向分析
不同区域农业外部结构变化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在江浙地区,第二、三产业为支柱产业,农业外部结构变化并不明显。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农业外部结构变化仍然是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由于地理位置所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转换方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外部结构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换速度较快,以农业为基础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展现出强大的动力,而向第一产业转化的速度却十分迟缓。总体分析,我国农业外部结构的转换趋势是由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转换,产业结构转换符合经济学原理。
3.农业外部结构变动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农业外部结构具有明显的成长特征,2014年,已经初步形成了“二、三、一”结构。第二产业已经成为了支柱产业,第二产业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国民生产总值总体提升的情况下,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一产业升级,农业生产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成为第一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结合上述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来看,我国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体现于方方面面,与第二、第三产业交织于一体,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化。
二、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一)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面对当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要着力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发展特色产业化农业。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就要正确处理农业产业化发展与之间的关系,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石,统分结合,分层管理,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更的情况下,创建科学的土地流转机制,开始多形式的规模经营形式,开发建设家庭农场、家庭牧场以及家庭林场。发展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第二、第三产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要多举并重,统筹管理,因地制宜,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契机,促使农业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的同时,适应农业外部结构转换,在种植业、牧业、渔业与林业多方面发展的同时,使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实现有效的融合。
(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布局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需要以市场需求为指导,以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效融合为核心展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需要将农产品品质的提升、数量的增加、效益的增长综合进行衡量,促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到相关产业中来。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制定长期计划,根据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按部就班展开。农业品种结构要按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农产品数量控制依据经济收益进行调配,劳动的配置也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渠道来实现。因地制宜地做好产区布局,既要抓种植业的产量和质量,也要大力推动渔业、林业、牧业发展,形成配置合理、效益明显的农业内部结构。
(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财政直接投资、专项贷款或财政贴息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促使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促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企业兴建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使科学技术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提升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显现出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也是促使农业经济取得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投资环境,给农业中各个分支产业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
第一,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整体密度偏低,区域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不紧密,国内旅游经济联系要高于旅游综合经济和人境旅游经济。成都经济区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较紧密,形成了几个强派系,形成了一定的区域旅游合作基础。
第二,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核心一外围结构。成都经济区处于核心地位,聚集、打-散旅游客流的能力较强。核心一外围结构与地区在整个区域内的地理位置有较高的一致性,处于核心地位的地区大都位于成都平原或其附近区域,接受成都市的辐射;处于外围地位的地区大都位于四川省的边界,距离中心地区较远,这也说明了核心区对外围区的辐射作用较弱。
第三,省会中心优势明显,成都市在旅游综合经济、国内旅游经济、人境旅游经济空间网络中都保持着核心地位,而且成都市的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值都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属于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第一等级地区,且只有一个。
(二)政策建议
针对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核心一外围结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联系不紧密的特点,文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高区域间交通通达性。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核心一外围结构的形成与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处于网络外围的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经济区,除提高自身旅游交通的可进人性外,还要加强与区域内处于核心地位的成都经济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构建成都一攀西一川西北一川南经济区的旅游交通网络体系,接受成都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的旅游辐射,实现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客源共享,提高区域间的旅游空间联系。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后,通过对“”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成果,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二)变量选取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市、区)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各地区少儿抚养系数、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规模和性别比数据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至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如下:农村居民消费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值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用少年儿童(0~14岁)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老人抚养系数用老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表示;农业经济增长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的对数值表示;农村居民收入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消费物价指数-100)表示;城乡消费比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表1给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模型估计由于在估计静态面板模型时,通常考虑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方法,故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来识别模型(1)至(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由模型(1)至(3)可知,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整体依次增大,说明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显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根据拓展模型(3)的估计结果展开。至于依据模型(3)的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则需要通过相关检验来进行取舍,传统的做法是进行Hausman检验,其假定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复合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这时便无法进行Hausman检验,于是,我们采用了与Hausman检验等价的Xtoverid检验来验证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Xtoverid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相应地,本文还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给出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及农业经济增长等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图2至图5),从图上可以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人均农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关系,而少儿抚养系数和总抚养系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反向的变动特征,有关它们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模型识别结果进行详细论述。
(二)实证结果分析第一,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66%,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从而使得家庭少儿总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的弹性增大。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抚养的孩子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抚养的孩子较少时,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希望子女“跳出农门”的农户家庭,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数量换取质量。也就是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而上升了,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负相关,而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是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要以一生为跨度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据统计,2012年底中国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数字将大大增加,对于这些居民而言,暂时性收入是其当期消费的主要来源,较低的收入使居民没有足够储蓄来实现消费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化调整。同时,在面临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时,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收入与支出状况,只能依据现期收入与财产状况进行“阶段性”决策,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典型的“短视性”特征。第二,老人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抚养比每上升1%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39%。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便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其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农村老人将成为净产出为负的消费群体,并需要成年劳动力为其提供食品、医疗等消费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加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农业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或进步缓慢的情形下,还会引起社会总产出水平的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会使消费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并不会将储蓄存款作为其养老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因为现阶段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许是唯一)选择,老年人的生活、医疗等消费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来满足。同时,中国老年人比较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会选择节衣缩食来减少当前消费,以便能为子女遗赠更多的财产,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因而,在农村居民较弱的谨慎的养老动机和较强的关心子女的遗赠动机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抚养比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而老人抚养系数在逐步上升,少儿抚养系数下降幅度超过老人抚养系数上升的幅度,从而人口总抚养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共同作用将使总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如图4),从而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人均农业产值与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农业经济增长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会提高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而引致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农户可将剩余农产品转化、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而不是将仅有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生活补贴,或作为来年的生产资料储备起来。第四,首先从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间关系来看,模型(2)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在模型(2)与(3)中均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偏效应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儿抚养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贡献的偏效应分别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贡献被强化,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贡献被弱化。第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系数远大于农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城乡消费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表明全社会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过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将直接制约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后,通过对“”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成果,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