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3:31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结业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一)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
自上世纪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实施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制度采取的是“人人有份”的承包方式。为了保障每个人都均等的占有土地资源,都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数量来平均的分配土地。国家将土地赋予了长期的使用权,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以维护农民对于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保障农民在土地承包上拥有的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年限为30年,草地的承包年限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年限为30-70年。并且特殊林地的承包年限,经过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还可以适当的延长期限。土地承包制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承包土地的数量不便,但是人口数量在增加,这之间就形成了人与地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家庭人口数量以及承包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当前农村存在着两种家庭,一种是人数较多,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少。另一种是人数较少,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多。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衍生出了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一种家庭主张人多地多、人少地少的诉求主张,另一种家庭则主张土地承包权利不能变动,要按照之前约定的年限来执行。两类家庭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后续工作的瓶颈,导致了许多农民的土地采取荒废搁置,或者无偿将土地转交给他人耕种的现象。这是当前在农村经济发展当中最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人地利益矛盾。
(二)水利建设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国农业水利建设一直较为薄弱,并且问题较为突出:
1、原有的一些水利设施,包括渠道、管道等无人管理维护,年久失修,各种水利设施的损毁较为严重。
2、农田、河道等无人维修。
3、农田的水利建设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这些问题与地图承包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承包时,并没有预留专门的水利建设用地,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土地都在农户自己的手中,没有集体土地可以补偿水利建设中所需要占用的个人土地。另一方面,各村委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维修水利工程的资金,大中型的水利设施一直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当中。
(三)现代农业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进行土地承包时,为了实现利益均等,将土地划分成为了优、中、差三个档次,并且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绝大部分农户的田地都是分散的,不集中的。从劳动力使用的方面来件,土地的分散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了农业负担。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趋困难,在外出打工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富余劳动力排斥大规模机器的使用,生产效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在农业机械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分割开的土地由于细小不够规模,无法使用农业机械,种种因素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当前机械化的使用率尚不足50%。分散的土地经营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不利于发挥现代化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模式推广,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二、如何有效化解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在当前的环境下,应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要保证现有土地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实现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和流动,实现农村土地关系的稳定,这也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首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广大农民的心愿,农民愿意土地长期稳定下来。土地的稳定是农村稳定、农业稳定最根本的保障,土地稳定了,农村其他的事情都好解决。土地长期稳定,农民心里才踏实。当前农村上访的主要问题还是聚焦在土地问题。调查结果表明,一般土地承包关系较为明确,无土地纠纷的农村,基本上无人上访。农民的上访,大都是因为土地问题,要保障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的刚性不变,只是经营权发生流转和变动,这样既能稳定土地关系,又在根本上调整了经营关系,适应了农村人口变动的需求。关于土地的承租方依法缴纳土地流转租金,而出租房则因为土地流转而享有租金。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前农村土地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农田水利建设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统筹规划的大工程,而各家农户较为分散,规模小,难以对水利工程进行统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之后,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批量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宏观上实现对农田水利的建设规划及实施。拓宽水利建设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的滞后现象。
(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
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坚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在流转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土地流转的是农民的承包地,农民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性的行为,发展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有序监管的这么一个过程。土地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不能强迫农民进行,并且价格要根据市场行情来确定,双方协商,不能由单独的某一方决定。流转的过程一定要依法进行,不能因为流转而改变了土地的性质。农民在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之后,可以自主合理的支配收益。流转之后可以不再直接性的经营土地,而是获得租金。而自己就可以从农业生产当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其他行业当中。
(四)实现规模经济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够有利于农户之间的合作,培训新型农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其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丰富了土地承包的经营关系和内容,提高了农村土地社会化的程度,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后,就需要农村实现规模生产,集中投入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根本效率。
1.单位总数排位前移,单位增幅名列前茅。2012年,全省服务业法人单位数601694家,我市占全省7.6%,从十三个省辖市单位排位情况看,我市由2008年的全省第六位前移至第四位,超过了南通和徐州二市,继苏州、南京、无锡之后;四年间,我市服务业单位发展迅速,单位个数增长较快,服务业单位数增加21028家,增长86.1%,比全省服务业单位增幅高7.1个百分点,增幅在省内十三个市中名列前茅,列第四位,仅次于无锡、苏州和连云港市。
2.单位占比排位靠后,总量支撑相对不足。2012年底,全省服务业单位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达57.4%,而我市虽由2008年的45.5%提升为51.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2个百分点,位列全省倒数第三,全省仅二个市比重低于50%,分别为南通和泰州。而从全省十三个市GDP中三产比重来看,我市位于全省第四,可见,我市服务业单位数对经济总量的支撑度极弱。
3.现代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优化明显。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服务业共涉及14个行业大类,其中我市有10个行业四年间单位数增速超过全省平均,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大行业高速领涨。尤其近年来我市围绕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事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的企业逐步增多,至2012年末,全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及专业技术提供的企业有2055家,比2008年增加1304家单位,增幅达173.6%。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的建议
1.完善产业管理机制,全力提升竞争实力。目前,全市服务业单位数占比在全省仅排在第11位,单位的支撑度明显不够,而且,多数企业存在规模偏小,档次较低、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管理水平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与我市经济发展形象定位严重不符,同时也说明我市服务业发展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常州在区位和资源上有一定优势,经济发展也具备良好基础。“十二五”期间,我市应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推进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在服务业发展的定位上,一抓单位数量、二抓规模实力。要实行部门归口管理,综合统筹服务业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资金管理、行业策划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服务业发展的管理机制,强化责任意识,有利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快完善和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实施二、三产业剥离,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深化服务领域的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进外资、民资在常投资,并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以优质服务吸引国内外服务行业企业落户常州;另一方面,重点抓好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旅游休闲、房地产、金融信息、教育文化等重点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培育出新兴服务业单位,形成“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2、价格变动引起供求的变动首先价格与需求成反方向变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跌,需求增加。同理,价格与供给成同方向运动,即价格上涨,供应商会增加供给量;价格下跌,供应商会减少商品供给。最终价格的涨落会调节供求的平衡。
二、基于供求模型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具备商品的基本属性,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也就是研究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问题。探讨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成本低廉,在这一区间,对低端操作工人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大量农业劳动者进入城市补充了这部分用工需求,反应在需求曲线上,体现为需求曲线右移且趋于平缓。
我国人力资源产业需求结构的演变规律:一次产业的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52:83.5%;1992:58.5%;2008:39.6%二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增加并行1952:7.4%;1992:21.7%;2008:37.2%三次产业绝对增加与相对缓慢增加并行1952:9.1%;1992:19.8%;2008:33.2%第二阶段,大量的持续性的用工需求将推高人力资源成本,比产业继续转移,而原有产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需求,产业升级将导致二次产业低端人才需求逐渐降低,高端人才需求增加,人力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三次产业崛起。反应在供求模型上表现为需求曲线上为高端人才需求右移。
2林业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分析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10]。总结近期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单独研究某一因素影响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1.1林业经济增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单个生产要素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投资、科技投入、劳动力、森林资源、林产品进口贸易等因素。林业投资可以推动林业经济增长[11],其中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还证实了两变量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受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变动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变动受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的影响则较大,长期来看,财政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相互间有显著促进作用[12]。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响林业经济增长方式[13]。另外,国内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林产品进口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产品进口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口是林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则不成立,主要源于从长期来看,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通过进口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如中国原木、锯材等初级林产品的大量进口,不仅没有对国内生产形成替代,反而释放了国内的产能,有效地刺激了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林业实现良性经济增长[14]。
2.1.2林业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贡献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林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营林生产以培育森林资源为主,受林木生长缓慢、林地数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营林产值很难快速提高,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资金要素的投入对于营林生产的贡献率更大[15],资金投入应以国家投资为支撑力量,主要因为林业投入要素中相当部分的生态资产化,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降低了林业产出[16]。除上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之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制度、市场、政策的影响。高岚、张自强系统地研究了产权管制和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1996~2007年间广东省林业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具有重要贡献的假设,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的贡献有限,提出现阶段中国仍需不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差异。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变量难以量化”保守结论[17]。李微等针对国有林区比较多的伊春地区,从公共理论角度出发,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供给因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需求因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认为产业结构、森林资源,消费需求,资本和劳动力对伊春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及第三产业并没有对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主导作用[18]。而李平、张俊飚持不同观点,认为科技投入为林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的观点均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结合中国林业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决定了林业制度变迁作为林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辅助生产要素(资金、人才、技术)进行动态优化配置,协调好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从而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整合模式[19]。
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转变分析
2.2.1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及其转变方向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涵义出发,以要素数量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新建项目,二是林业经济增长靠多占用资源和高消耗来实现,三是产出变化与质量、效益变化不尽协调[20]。在中国目前林业资源紧缺、林业资源质量日益下降的条件下,这种粗放型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时,要使经济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转而着眼于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有效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近的[21]。在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廖雅萍主张不能将全部的林业资源都要集约化经营管理和发展,他针对当时的林业资源现状以及经营管理现状,认为林业应该分类经营,即以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森林应该按社会公益事业进行经营,实行事业化管理,由政府和社会负责建设,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森林则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进而在经营措施、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各个方面对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来,张孟德和孙秀娟均从循环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林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林业在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上起到的调节中枢的作用,在林业产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在林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使循环经济具体模式中,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林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与林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变方式的观点一致[23-24]。
2.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目前的林业资源现状、林业发展现状、当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激烈的林业市场竞争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迫切需要中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不是一个自发就能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户等各个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刘勇、马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观上,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改革和科技的观念也不强,林业尤其突出。客观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中国林业企业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虽然在积极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但进程缓慢,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明晰;二是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林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资金投入重“森工”轻“营林”,必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利,主要表现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分布区域和宏观生产力布局、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兴企等之间的不合理[20]。总之,迫于当前林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形势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林业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在林业产业中的转化效率越来越高,林业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现实的、可能的[25]。
2.2.3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
在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中,劳动力要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素。首先,资本的密集程度对林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和改进林业企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为林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载体和制度保证。因此,资金投入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再次,林业科技创新对于林业的贡献有巨大的潜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当前的中国林业科技与经济脱节严重,形成“两张皮”的状况,科技成果转化无法到位,林业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劳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几个方面成为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劳动者劳动行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26]。魏远竹从林业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林业企业是林业经济的细胞组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而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又是能否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对林业企业来说,除了应注重科技和体制的双重创新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之外,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推进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7]。
2.3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一国或一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有助于经济增长[28]。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林业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业制度指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林业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为基础,而其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业产业结构状况[19]。据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林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目前中国粗放型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某一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此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的研究。虽然林业产业结构因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林业产业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各地区的林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林业产业政策等条件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个地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不尽相同[29]。因此,选择个别典型省份或区域的林业发展做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黄烈亚、翟印礼等选取全国26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各地区1997~2006年10年相关统计数据,就各地区林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林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M值(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林业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处于次要地位[30]。
肖泽军、铉珺玮概括湖北的林业总产值主要来源于营林、林产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过对营林、林产品、竹木采伐和林业总产值四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与林产品产值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林产品产值增加值对林业产值增加的贡献却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产值增加值对林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最大,但与林业总产值相关性却不高,这主要源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31]。肖敏静和赵璟选取江西省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西省林业三大产业对江西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三次产业的依次贡献率为49.8%、37%、11.8%,表明目前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江西经济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与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业经济的发展还主要是以营林业等基础林业为主,林产工业及林业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薄弱,林产品的加工及林产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还不够发达。与此同时,林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和作用[32]。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林业产业结构中,中国的林业三次产业比例为70:26:4,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林业工业产值多数达到林业总产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林业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低下,没有发挥好林业经济增长主体的角色,并且在当前林业二次产业内部,仍然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即以消耗森林资源的木竹采运业为主,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辅,属于低级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增长。因此,在改变粗放型林业增长方式的发展环境下,林业除了在林业三次产业结构上需要优化升级,在林业第二产业的内部也需要调整,重点是培育林产加工业这一林业主导产业[27]。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发现,从全国角度和省域实证研究均表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重点是林产品加工业,并将之培养成林业主导产业[27]。总之,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与有效配置为基础,林业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林业要素预期投入产出效益。均衡的产业结构,适应于技术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反之则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稳定,该理论同样适于林业产业。因此,新时期林业的重点任务除了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注重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进集约化发展。
1.农业内部结构变动现状
我国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其中,种植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比重由2000年的76.12%下降到2014年的70.82%,但是种植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仍旧占有主导性地位。与林业、渔业相比,牧业处于第二梯队,牧业的生产总值在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21%左右。种植业与牧业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几乎是农业生产总值的全部。近些年,由于国家林业政策的出台,林业在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2014年达到了7.38%,这一比例还有望在未来5年内得到提高。渔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不足1%,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
2.农业内部结构转换速度与方向分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涉及到的地理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速度还是相对缓慢的。2005年与2014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种植业、牧业、渔业与林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以10为一个周期,对农业内部结构转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林业是结构转变速度最快的产业,其次是种植业,牧业与渔业紧随其后。受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在“十二五”期间,林业的生产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受市场经济刺激的影响,在农业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增加。由于种植业的面积广阔,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仍然占主体地位。
3.农业内部结构变动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农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灰色关联理论来进行分析各个因素对最终结果产生的影响大小排序。
(二)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分析
1.农业外部结构变动现状分析
2004-2014年全国农业结构变化数据,在10年时间里,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出现一次。在2004年以前,为“一、二、三”结构期,2004-2006年期间则变成了“二、一、三”结构期,2006-2014年,变为“二、三、一”结构期。由此可见,农业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发生了改变,现在已经成为所占比重最低的产业类型。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重,资金与社会资源都会流入到生产效率高、经济收益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中。如表3所示,我国农业生产总值由2004年的37.16%下降到2014年的24.77%。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31.82%上升到2014年的45.17%。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04年的28.08%上升至2014年的33.06%。
2.农业外部结构转换速度与方向分析
不同区域农业外部结构变化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在江浙地区,第二、三产业为支柱产业,农业外部结构变化并不明显。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农业外部结构变化仍然是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由于地理位置所限,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对转换方向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外部结构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换速度较快,以农业为基础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展现出强大的动力,而向第一产业转化的速度却十分迟缓。总体分析,我国农业外部结构的转换趋势是由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转换,产业结构转换符合经济学原理。
3.农业外部结构变动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农业外部结构具有明显的成长特征,2014年,已经初步形成了“二、三、一”结构。第二产业已经成为了支柱产业,第二产业也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国民生产总值总体提升的情况下,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一产业升级,农业生产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成为第一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结合上述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来看,我国农业外部结构变动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体现于方方面面,与第二、第三产业交织于一体,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于合理化。
二、通过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策略
(一)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
面对当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要着力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发展特色产业化农业。推动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就要正确处理农业产业化发展与之间的关系,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石,统分结合,分层管理,保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更的情况下,创建科学的土地流转机制,开始多形式的规模经营形式,开发建设家庭农场、家庭牧场以及家庭林场。发展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第二、第三产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要多举并重,统筹管理,因地制宜,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为契机,促使农业内部结构发生改变的同时,适应农业外部结构转换,在种植业、牧业、渔业与林业多方面发展的同时,使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实现有效的融合。
(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布局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需要以市场需求为指导,以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效融合为核心展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需要将农产品品质的提升、数量的增加、效益的增长综合进行衡量,促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到相关产业中来。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制定长期计划,根据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按部就班展开。农业品种结构要按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农产品数量控制依据经济收益进行调配,劳动的配置也要采用合理、有效的渠道来实现。因地制宜地做好产区布局,既要抓种植业的产量和质量,也要大力推动渔业、林业、牧业发展,形成配置合理、效益明显的农业内部结构。
(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财政直接投资、专项贷款或财政贴息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促使农业科技创新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促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企业兴建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使科学技术成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提升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含量,显现出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也是促使农业经济取得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投资环境,给农业中各个分支产业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
第一,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整体密度偏低,区域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不紧密,国内旅游经济联系要高于旅游综合经济和人境旅游经济。成都经济区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较紧密,形成了几个强派系,形成了一定的区域旅游合作基础。
第二,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明显的核心一外围结构。成都经济区处于核心地位,聚集、打-散旅游客流的能力较强。核心一外围结构与地区在整个区域内的地理位置有较高的一致性,处于核心地位的地区大都位于成都平原或其附近区域,接受成都市的辐射;处于外围地位的地区大都位于四川省的边界,距离中心地区较远,这也说明了核心区对外围区的辐射作用较弱。
第三,省会中心优势明显,成都市在旅游综合经济、国内旅游经济、人境旅游经济空间网络中都保持着核心地位,而且成都市的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值都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属于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第一等级地区,且只有一个。
(二)政策建议
针对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核心一外围结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联系不紧密的特点,文章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旅游交通网络,提高区域间交通通达性。四川省旅游经济空间网络核心一外围结构的形成与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处于网络外围的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经济区,除提高自身旅游交通的可进人性外,还要加强与区域内处于核心地位的成都经济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构建成都一攀西一川西北一川南经济区的旅游交通网络体系,接受成都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的旅游辐射,实现区域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客源共享,提高区域间的旅游空间联系。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广阔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在时机成熟时怎样去改变一个行业的命运。”
——[美]乔治·索罗斯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传播理念、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目前,我国传媒业的传统观念、模式、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传播者为中心逐渐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由着重理性教育向注重理性教育和感情沟通相结合转变;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受众的参与程度也随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这些变化既是市场经济大背景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传媒业必须从深层体制上继续改革。
所谓体制,从哲学角度讲,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方式,而结构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系统机制和功能的不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体制就是生产关系。目前媒介改革的主要矛盾就是媒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协调,所以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改革才是根本的改革。以往那种由国家包办、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媒介迅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媒介合理机制,迫使媒介主动接受市场调节,由单纯宣传型向宣传经营型转变。从资源角度来说,媒介的形象、人员、设备等有限的资源应该纳入市场轨道,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价值。过去办节目不计成本,不管效益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自收自支、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负盈亏的产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机制已经开始引入媒介系统,并且成了调整传播模式天平的重要砝码。以下本文将从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媒介经营带来的负面效应等方面展开论述,并相应地提出建议与对策。
一、市场经济与传播模式的变迁
我国自1978年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最终于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纵观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政治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前奏。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不仅表现在以经济获利为价值取向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还体现在经济学的话语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完全可以用“市场经济”4个字来概括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
市场经济有5个要素:市场是竞争的主体;有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即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且与国际市场接轨;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自由流通、等价交换,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时效观念等等,势必会促进媒介产业化运作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除担负必须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功能外,还将有大量的传播活动开始受到市场供求杠杆的调节,并由此引发出传播模式的调整。
所谓“传播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抽象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结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最简要地描述传播的主要成分、传播过程的主要环节及这些成分、环节和有关变量之间主要关系的图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的传播观念闭塞,媒介工作者想象力、创造力匮乏,忽视了受众在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地位。而随着传媒被推向市场及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受众在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受众与传播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追求信息平等关系的趋向。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众已经不可能简单地回复到被动的地位,魔弹论也不再可能复归。原来那种由传播控制者一厢情愿地发出信息、灌输受众、垄断媒介的日子终将一去不返。”市场运作方式要求传媒回应受众的要求,避免只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也不能以低劣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同时也可以减少新闻从业者个人偏见的影响,令节目更能切合社会需要。”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传播模式:(见下图)
从这样一种崭新的传播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它至少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对自身功能的重新认识——传媒不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灌输思想的宣传工具,而同时也要扮演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角色。这个传播模式与计划经济传播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计划经济力图控制受众的接收状况,把传播内容的无限量扩大视为重中之重,“是一种生产经济”;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消费经济,在它的传播模式中,受众的接收状况成了传播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传播的归宿。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传播模式天平正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调整期,而使之更趋完善和丰富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规范市场机制、使用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待传媒的问题。
二、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
产业通常是指生产经营具有同性质产品的部门或单位,它包括直接生产单位及其他服务性部门,它们按照社会需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着各种经营活动。产业化就是根据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而媒介产品的生产、经营、播出等活动完全按照产业部门的行为规范合理运行即为媒介产业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媒介的位置不再是类似于政府的职能机构;而是在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产业实体。盈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是由于媒介产业化运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并且媒介产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商品的特殊的市场运作方式,因而目前我国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现状尚不容乐观。
媒介产业化运作与普通商品买卖不同的是,生产商、发行商的利润并不是直接来自消费者,而是来自于媒介本身,而媒介的利润则是通过广告收入来实现。至于消费者,也就是受众,主要是通过购买广告商品完成对传播内容的消费支出,用于媒介产品本身的消费值只是消费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媒介传播内容的购销过程比普通商品要复杂得多,其操作难度相应也大得多,加之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文化附加值”的高低因受众的层次、地域及生活方式等差异的影响而有较大出入,所以目前在媒介产业化运作方面出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如:
1.市场竞争机制出现某些偏差
这种偏差来自于信息反应能力不强和价格体系的混乱。商品生产的竞争意识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信息反应的迟钝导致媒介产品受市场关注的程度不高,而价格体系的混乱则令定价策略丧失其市场竞争机能。因而竞争意识在我们的媒介产品市场上体现得并不强烈,许多媒介产品只是靠投资商与各大媒体的私人感情得以实现利润,在电视业这一点尤为明显。
2.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机制不健全
反馈信息的分析与处理是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目前各类传媒的收视率、阅听率调查、统计、分析与处理仍属于整个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虽然有全国最具权威、最大调查覆盖网的电视调查中心和其他一些外资调查公司的存在,但大多数的所谓调查机构其工作手段仍比较原始,致使我们的市场分析工作处于极不完善的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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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意识和售后服务意识还未真正树立
品牌不仅意味着媒介产品的特性和品质,同时也与受众的倾向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媒介品牌是有个性的,它代表着媒介产品或某一产品要素的具体形象。平常我们所说的名编辑、名记者、名主持人、名牌栏目、精品频道以及优秀的CI设计等都属于媒介品牌的范畴。它们在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足够重视。
商品的售后服务是交易的延伸,也是商家树立名牌形象的必要手段。媒介产品作为文化商品,其售后服务应根据受众的要求有其特定的内容。目前媒介亟需这方面的思考与动作,这对于占领市场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媒介产业化运作方式对媒介发展、对传播模式的重新构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大众意识的渗透使传播模式的合理重构成为可能,也为传媒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传媒运作将不再仅是传者的主观设计,而是从市场经济规律出发来证实它的“从众性”。
二是新闻民主意识的增强。市场运作的主要形式是竞争,对于媒介而言,最重要的是信息竞争。市场带来残酷的压力与动力,使传媒把信息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在边缘地带发展信息,打破了单纯靠上级指令报道新闻的模式,而把民主监督性新闻以及带有同类意识的节目扩大化。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传媒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产业化运作的行列中,而中国媒介传统的传播模式也将因此而有所转变,其正面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媒介产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应该引起世界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解决的。
三、媒介产业化动作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媒介产业化运作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媒介产业化动作过程中,媒介的领导很难处理好宣传与创收二者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作为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在搞好宣传,做好政府喉舌方面任务非常之重,但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在自负盈亏的条件下充实事业经费,满足职工福利方面的需求。并且不少传媒在进行产业化运作中把宣传和创收人员分开,使得这两部分人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也是颇难解决的棘手问题。
2.媒介产业化运作对媒介工作者的思想带来较大的冲击,使一部分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主要表现包括:不能安心本职工作,崇尚拜金主义;受短期利益驱动,不愿进入基层实地调查;内部矛盾增多,相互消耗力量,影响积极性的发挥等。
3.节(栏)目设置、信息传播乃至播(刊)出形式、操作方式等受到广告活动的很大影响和制约,潜伏着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危险。在传媒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而过分依赖这部分收入会使广告客户在媒介中取得较大的发言权,对媒介施加影响。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图对节(栏)目设置、内容选择、播(刊)出形式、时间(版面)安排等提出许多额外要求,而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会对这些要求作出妥协和让步,这将很可能导致媒介导向上的失误,“使媒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卫兵”的功能逐渐丧失。
4.媒介产业化运作有可能使媒介区域发展不平衡状态更加突出。应当承认,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乡差别,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经济水平直接决定了受众的购买力,广告客户更愿意把资金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必将使落后地区媒介广告源严重缺乏。同时,广告客户对目标对象的要求与媒介产品的受众对象重合率不断增高也会使媒介在产品内容、形式的选择方面进一步向富裕地区的受众倾斜,这样广大农民和贫困地区受众的收看(听)要求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被“剥夺”了平等参与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权利,成为备受冷落的受众群体。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不规范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在带来积极作用、使我国大众传播模式趋向更合理方向转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而寻找出减少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对策,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传播模式平稳渡过调整期将是摆在媒介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依我个人看法,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着来解决:
首先,应当明确,“传播业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鲜明地表现一定阶级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产业化运作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属性,并且通过抓主要矛盾、依据有关法规来促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宣传与创收的矛盾,不妨在一定时期内仍由政府保证对媒介最低限度的投入,并在发展政策等方面对媒介的产业化运作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这样可以使媒介从业人员获得安全感和基本保障,同时也利于传媒队伍的稳定。此外仍要坚持宣传工作的主置,争取在报道方式、手法等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提高媒介产品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
其次,承认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媒介产业化运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逐步深化,不能急于求成。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制定竞争规范,避免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提倡科学管理,打破传统的组织结构,建立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结构,设立决策中心、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并由这一个中心、三个系统构成管理活体,以最合理的资源投入,制作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最大限度地占有受众的收视(听)率,并逐步达到媒介产业化运作的既定目标。
第三,高度重视科技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把握媒介业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科学技术和手段,“以科技的最新成果挖掘资源的竞争潜力。”同时通过有效的反馈渠道将各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找到潜在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进一步综合、分析,为决策层和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第四,搞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组合,使其发挥最佳效益,促使媒介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保证媒介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防止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带来的巨大浪费;扩大“小众传播”范围,合理规划栏(节)目和部门的分工,创立独特风格,培养特定受众群体;选拔各门类人才,大胆使用,实行优化组合,争创名牌节(栏)目等。
第五,采用渐进式创收经营策略,以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吸引投资者的资金。提倡受众意识、精品意识、营销意识,并以广告预告、导视频道(导读)、滚动播出(连续报道)等多种方式配合推广优秀节(栏)目。同时这种用广告创收和节(栏)目品牌创收相结合的方式也可以为我们衡量节(栏)目质量的高低提供一个借鉴的标尺,促使人人关心节(栏)目质量的提高。这样既形成了内部的正当竞争机制,又减少了原本因分配不均而造成的诸多矛盾,有效地控制了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扩大。
第六,发挥行业、系统优势,扩大联合,使各类媒介的优势和资源效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使信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共享,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扩张规模互相支持,以增强面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最终形成行业性生产经营集团,从而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七,建立完善的内部激励、制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责任心。
最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落后地区和乡村传媒事业的扶持和援助,缓解媒介产业化运作后传媒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不断加大所造成的矛盾。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如何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中的喉舌功能的同时,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引入媒介,在生产、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改革旧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化管理体制并平稳渡过传播模式调整期,通过不断探索最终形成和建立适合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大众传播模式,将是摆在每一个媒介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注释:
斯盛编著:《狙击全世界:索罗斯和他的三十条秘密商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林之达著:《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P235,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
苏轮机:《完全市场导向新闻学:苹果日报个案研究》,载于《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P217。
刘宏:《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载于《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P2。
张鹏:《浅谈国外传媒业对我国传媒业的冲击与对策》,载于《新闻传播论坛》,1999年第1期,P45。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后,通过对“”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成果,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品牌的竞争力已不容忽视。在日益动荡多变的市场条件下,品牌已经成为赢得顾客忠诚和企业求得长期生存与成长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要重新审视其品牌管理策略。特别是对于国内的企业,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不断创新的压力已经直逼本土的企业必须将竞争的水平提升到国际水准,而不是“窝里斗”。
在全球环境下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越来越多地和产品品牌的竞争力联系在了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制约、相互依存的,这是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企业必须要保持清醒的一点。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比如某些技术、技能和管理机制。一个连续成功的企业必定有其核心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开发、培养、不断巩固以及更新,因为即使建立了核心竞争力,也还有可能再瓦解。如何保持企业的竞争力就成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品牌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市场上的商品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企业竞争力物化的表现。
2002年元月12日,在第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谈道,中国企业过去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能吃苦耐劳;二是具有廉价的资源;三是有限的产品优势;四是关系网络优势。中国企业目前所具有的竞争力只能保持3~5年的时间。加入WTO之后,企业品牌的寿命周期将会大大缩短,这不能不说对现在的本土企业生存来讲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由此看来,与跨国公司相比本土公司最缺乏的就是品牌竞争力,品牌能不能在市场上立得脚,决定着企业在全球化范围内的盈利能力。要建立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先建立企业的竞争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必须具有独特性,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即“买不来”、“偷不走”、“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也就是说,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要有这样的特点:没有市场可以买到;要有法律保护;资源本身与能力有互补性;具有组织性,不属于个人;有持续竞争力。品牌作为一种独有的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附加值它隶属于一定的组织,并且有相应的专利和法律保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牌的竞争力也代表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满足客户需要??品牌竞争力的核心
未来竞争优势来自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而不是市场营销。其实,客户关系管理(CRM)的实质就是在努力维系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关系,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企业的品牌得以延续和持久。品牌作为一种关系,是基于企业和客户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条件下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品牌管理的策略应该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化的。与客户培养和塑造一个感性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品牌关系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要有知名度,让客户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充分地了解品牌;其次,要获得客户对品牌的尊重,和客户建立起友谊关系,进而赢得客户的信任;最后,由信任而生成对品牌的忠诚,客户和品牌之间转变为水融的合作伙伴关系。
品牌就等于客户,拥有客户才意味着拥有品牌,满足客户需求和维系客户关系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品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著名的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指标,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客户关系管理(CRM)能力,可从六个方面来加以衡量:(1)企业是不是把客户的信息作为战略性的资源来管理?(2)企业是否评估客户持续的价值?(3)企业如何定义和满足客户的期望?(4)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否与客户的价值相匹配?(5)企业是否进行了跨部门的集成?(6)企业是否主动地管理客户的体验和感受?显然,这种能力与最终反映在企业品牌竞争力上的满足客户需求的程度是一致的。
为什么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会转向以满足客户需求程度为归宿?如今每一个竞争者都具备了模仿其竞争对手产品、服务、系统甚至整个过程的能力,持续保持一个品牌的差异性市场定位再也不像以前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分销推广那样简单,更不能靠广告就可以长期维持一个品牌的形象。即传统的、单一的营销策略已难以奏效,而客户关系的培植具有惟一的不可替代性。
国内刚刚开始流行的CRM管理还只是停留在IT行业进行广泛宣传和市场培育阶段,部分企业已经逐步认识到CRM和品牌竞争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习惯将客户服务和品牌管理分开来的传统观念,将随着CRM软件的普及和推广应用、尤其是境外跨国公司的促动而转变,能否利用CRM满足客户需要将是衡量和提升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竞争实力的指标之一。
三、信守承诺??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建立的关键点
如何给一个品牌建立一种信用,并进而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此而付出比竞争对手高出数倍的价格?世界著名的品牌与识别顾问公司亚太区域(EnterpriseIG)的CEOMikeMurphy这样认为: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品牌,品牌是一种感觉,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无形资产,而不是产品本身。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产品的附加值,而不是商品的金钱价值。品牌在今天已变得日益重要。一方面,商业社会品牌具有天然的所有权属性,它可以转变为企业的无形资产,而产品则不能;另外,在信息化的社会,品牌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电子商务环境下,只有强势品牌才能生存下去,而强势品牌则可以创造品牌忠诚。建立强势品牌依赖的基础就是信用。
刚成长起来的本土品牌如何保证消费者对我们品牌的忠诚、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客户资源被跨国品牌掠夺?反思成长中的中国品牌,其致命弱点就是“轻于承诺,耽于信守”。加入WTO之后的本土企业,要增强自己品牌的竞争力,首先要遵循基本的商业游戏规则,这是我们企业与国际企业接轨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有一句话:“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而以商业承诺为基石的品牌竞争力核心也必然是信用。入世后的中国市场,最终是一场没有终结的信誉的较量和品牌的角逐。张维迎教授曾多次提到,缺乏信誉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四、管理??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现代企业品牌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单一的品牌架构向多元化转化,因为企业面临的品牌生存环境已经是变化莫测、难以控制的复杂多变的市场。新的市场营销和品牌化的挑战使得企业品牌的再定位和二次品牌化策略成为一种必然。我们看到许多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了建立品牌知名度和单一品牌成长的过渡阶段,如联想、海尔、TCL、科龙、海信、美的等,基于单一产品结构成长起来的品牌已经延伸到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中,形
成以母品牌为主体的品牌架构,原有的品牌识别体系和管理体系都发生了相应的变革。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寻求一种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而重新建立和监管一套新的企业品牌架构体系,则更具实质性的意义。包括改变企业的品牌观念,依据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界定企业品牌和专业品牌、事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以及产品品牌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整合企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品牌资产价值的最大化。
虽然目前这些品牌管理深层的问题在国内还没有成为企业考虑品牌战略的焦点,但中国入世之后企业品牌管理的重心将从视觉转向核心主体。从核心竞争力理论来分析,这是对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长期考验。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性要素是企业自身的素质,内部条件比外部条件更具决定性影响,企业依赖强势品牌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
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决定了我们的企业在核心技术、核心产品、资金以及生产规模等被动性核心资源方面需要有一个综合平衡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企业里,科学的决策、科学的管理尚未真正形成。据国外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国际竞争力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29位,管理水平居第36位。管理,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资源正是中国企业最为欠缺的,而管理能力的缺乏,尤其是品牌管理经验和理论的欠缺所导致的能力的低下,更是阻碍中国企业品牌竞争力难以形成的关键。
五、专业化??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的路径
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企业品牌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新定位和资源整合的管理课题。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全球500强企业中,单项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比重95%以上的有140家,占500强总数的28%;主导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70%~95%的有194家,占38.8%,相关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70%的有146家,占29.2%。这说明500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最擅长的行业,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多元化品牌。
当然这经历了一个过程。美国企业大规模实行多元化经营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这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带来满意的结果。事实上,不少500强企业因盲目多元化而一度危机重重,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索尼美国分公司、西尔斯、惠而浦、施乐等,多元化发展导致公司资源分散,运作跨度和费用加大,产业选择失误增多,结果致使公司顾此失彼,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受到极大的挫伤。70年代,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占94%,然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跨国品牌竞争力最弱的阶段。
自80年代末开始,一些著名的公司纷纷改弦易辙,开始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韦尔奇即是在此时接任GE总裁职位并开始了对GE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进行业务重组,即缩减多元化领域,回归专业化,在要做的领域中争取最优,树立世界性的品牌竞争优势。进入到90年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扩张,资源相对短缺,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以及企业之间兼并潮流的兴起,促使各国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多元化和经营规模的扩大,相反,通过拆分、重组,将不相关的业务出卖,或变成独立的公司,缩小企业经营范围,使经营业务专业化,品牌单一化。
中国也一样。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投入了多元化经营,如今天在国内地产行业被称为第一品牌的万科地产,从创业初期直到最终将地产作为自己的主导行业,也曾经涉足过贸易、模特经纪人、广告业、展览业、服装、葡萄酒等十数种行业。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多元化发展之后,国内本土留存下来的都已经是在某一专业领域独具竞争优势的品牌。所以,无论是新兴的海尔、联想,还是百年老店同仁堂、张裕葡萄酒,它们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和跨国企业在自己家门口摆开擂台一比高低,中国武术对西洋拳,走专业化经营发展之路,是我们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增强品牌竞争力的惟一选择。
六、长期发展利益??保持品牌竞争力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