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兴市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策略。整个东亚各国（地区）更是以低估汇率为基础、保持汇率稳定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典范。

1．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选择

对于东亚汇率制度的经验观测一般选用外部货币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为计值货币，测算各国汇率对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或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以天为单位的汇率运动。

Kawai(2002)与MicKinnon对亚洲外向型国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汇率回归结果都表明，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明显钉住美元，台湾、泰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钉住的一篮子。不过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归结果也大致提示了亚洲外向经济体实际上保持着与美元钉住的稳定汇率制度。

97年货币危机冲跨了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但危机几年之后，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观测了东亚国家危机后的汇率变化趋势。大部分学者发现危机后采取独立浮动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Calvo与Reinhart(2000)与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货币法，认为这些国家危机之后已经回到了危机之间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东亚重新回到了明显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率水平上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持了本币对美元的稳定。”

2．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出口结构因素

以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主的东亚各国有着对钉住汇率的偏爱本质，这主要由各国与地区的出口特点与结构所决定。最初，东亚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进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出口显示为比较优势，产品上竞争不明显，而且出口贸易集中于初级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间品数量有限，即ρ、γ较小，这一时期的汇率稳定主要是出于远期汇率市场缺失与稳定物价名义锚的考虑。但近二十年来，东亚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一个共识的因素-梯形贸易结构的雁形模式。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外从1985年的10.32亿平均增至1995年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四小龙”产业结构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态势，同时高层次服务业不断完善；东盟各国则开始注重由劳动密集为主，向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并存的结构升级。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如表），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韩国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异常突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比较优势产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行业转为资本密集行业，在电子产品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同时部分行业已呈现出技术资本密集特征。比较上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电子产业发展迅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电子产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该地区出口的最主要支柱产业。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普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必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产品出口替代弹性较大。

第二，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贸易中开始转向加工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较早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贸易，产业结构迅速向高新技术方向升级。如新加坡利用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同发达国家在IT产业进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生产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东盟与中国等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和文化素质优势，大规模从事技术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加工。这种进口中间品，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形势必定使得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

第三，出口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东亚经济体产业内部贸易上。东亚内部贸易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如2004年中国区内贸易占35%；而对于东亚大多数其它国家或地区，区内贸易所占份额更大。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与美、日、欧之间的区际贸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另一方面，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流动规模。

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汇率传导η值趋于减小。

三、政策含义与借鉴

汇率波动对各国出口的作用表现是不相同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汇率波动在新兴市场体会抵制出口。

1．政策结论

若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多相似产品、竞争激烈或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时，此种贸易结构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刚性，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这意味着汇率的贬值对贸易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故我们可以说，汇率不变的成本较小；但新兴市场体由于远期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抵消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汇率稳定收益较为明显。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该国政策会极大地倾向于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的汇率稳定。

所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以促进出口为重要目标，可以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为优化，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时，采取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则更为合适。

2．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来讲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口逐年增加，显示了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从1999年起,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递增32.2%。中国的贸易结构日渐与东亚各国趋同。据有关统计，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子产品上。同时，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为55.2%。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也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初显雏形，有着较大的进口依存度。

现行贸易结构下的“出口至上”战略造就了大量贸易顺差，对于汇率稳定无法起到正面效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磨擦，成为“人民币升值风波”的起始原由。当前的出口结构与汇率选择出现了明显矛盾：从出口状况来看，由于出口结构还没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越是恶化，反过来出口就得越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客观条件，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产业结构及至于贸易结构是汇率最终浮动的基础；（2）外向型战略不仅有收益，长期来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战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递减，传统贸易部门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其它非贸易部门如技术、软件发展、金融与服务同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GordondeBrouwerandMasahiroKawai,"ExchangeRateRegimesinEastAsia"[M],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

2.GordonM.Bodnar,BernardDumas,andRichardC.Marston,"Pass-throughandExposure",[J],theJournalofFinance,Vol.LVII,No.1.Feb,2002

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4．世界银行编，东亚的复苏与超越，[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伟，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3第12期

篇2

[论文关键词]信用信息信用主体供给建筑市场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市场信用缺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投资效益，加大企业经营成本与风险。笔者认为，信用主体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导致失信的主要原因，而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则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最终根源。以下具体展开分析。

一、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为响应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建筑业企业信用系统”和“中国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等为标志的信息系统已初步建立，各地建筑市场的征信和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一些成果，有关建筑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信用档案、数据库等正在加快建立和逐步完善。但这些与真正的“征信”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数据库信息不足，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目前数据库中所拥有的信息大多是建筑企业基本情况、行业管理信息和工程业绩。这些信息是企业按照系统要求自行上报的，有利于企业的正面信息容易得到反映。建筑市场其他信用主体行为，如：付款记录、履约记录、运营状况等更广泛的信息则缺乏。

2．信息的动态性和可持续性不够

由建设主管部门牵头建立起来的数据库，主要通过年度审查和通知上报数据来更新，数据滞后，时效性差，缺乏动态性。而国际上大型征信机构的征信数据一般三个月更新一次，并持续跟踪修正。目前我国建立的建筑市场征信数据库(信用档案)多属于基本信息查询系统，如何保证其可持续性运转还亟待研究和开发。

3．政府部门拥有的信用信息对社会开放程度低

政府部门掌握了能够评价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重要依据。由于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支持，存在于政府内部的信用信息，经常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联系在一起而未向社会公开。同时，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也助长了信息的封闭。目前，只有部分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实现了部分信息(如：企业注册数据)向公众的开放。长此以往，征信机构根本无法采集到有价值的信息，也难以形成准确、全面、公正的信用评价报告。

4．缺乏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难以实现信息共享

按照建设部的要求，有些地区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信息系统并建立了企业数据库。开通了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但由于国家缺少统一的技术评价标准并监督实施，因此各地平台信息相互独立，互不衔接，资源不能共享。建设主体在不同地区填报信息时，很有可能错报或瞒报致使信用信息失真，造成重复劳动，资源浪费。

二、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经济学机理分析

根据建设部2003年制定的建筑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共同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查询违规的责任主体、受处罚的项目、不良行为事实、处罚依据以及处罚措施。目前，该信用平台建设依据比较充分、运行相对完善。虽然长三角地区为全国的试点地区，但是，从信息供给和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多数是在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后才进行公告，其他信用缺失等不良记录很少涉及。各省(市)及信用主体仍然希望尽可能多地提供并自身优良业绩，希望尽可能多地从平台中获取他方信用信息，而对自身的信用状况，特别是不良记录想方设法地掩盖。出现上述种种情形的深层次原因必须运用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

当前，收集、处理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信息和建立数据库的成本较高，而从数据库中调取、使用的成本较低。这就是信用信息具有的高首稿成本和低边际成本。每个主体都希望以低成本甚至免费从中获取信息，不愿意投资建立信息平台，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搭便车”。下面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机理。

建筑市场中信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咨询单位等，为表述方便以i和j代表主体，G代表各信用主体自愿提供的信息量。根据规模报酬不变原理，建筑市场信用信息总供给量是：G=G+G2+G3+AG，(1)设信用主体i的预算约束为Y一PX+PG。表示收人，表示消费私人物品的数量，和P分别表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价格。假设主体只消费私人物品和信用信息一种公共物品，以Ui(X，G)表示效用函数。

由于目前建筑市场未建立相应制度和机制，主体i独立决定供给量G，其他主体的供给量为G，，可以合理假设认为G固定，且J选择能最大化u的G。令i的目标函数是Q，并使其最大化

由于J的购买给定，因此(5)式说明主体i会把信用信息当作私人物品购买，即的效用最大化导致公共物品替代私人物品的边际率等于它们价格的比率，这称为纳什均衡。将方程(5)与帕累托最优条件作比较，使下述福利函数最大化：

其中，所有>0。使w最大化的X和G，会成为一种帕累托最优分配。总预算约束为：

其中是关于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8)式符合萨缪尔森所说的存在公共物品时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并要求所有主体的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价格的比率。

如果信用信息G和私人物品X在各主体的效用函数中是正常物品，则(9)式说明纳什均衡条件下所提供的信用信息量极可能小于帕累托最优数量。即满足(9)方程时所消费的G数量和Xi数量分别比满足(5)的条件时更多和更少。

在建筑市场中，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一方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履约能力及其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趋利动机往往诱使其采取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另一方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在交易中处于劣势。由于我国建筑市场目前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信用监控及评价机构，信用信息透明度低、搜集企业信用信息困难，因此无法对某一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有效传播。这种“信息不通”、“信息不对称”给失信者以可乘之机，方便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被查处之后仍能易地“重操旧业”，能够毫不畏惧、毫无愧意地与新的契约对象进行不对等的一次性博弈。

同时，由于缺少严格的约束机制，每个主体都希望其他主体提供的信用信息能为己用，而很少会主动提供自身信息，特别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自愿独立的信用信息供给量越少，就会导致小于帕累托最优数量的供给量，随着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增加，两者差距将会不断加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加剧。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下面考察U作为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特征，假设

中国-由上式可知，主体认为其他主体提供的信用信息数量越大，则i的自愿供给量越小。

假设每个主体的收入y相同，所有主体选择相同的G，经整理分别得到主体i和建筑市场的信用信息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供给量

如果t’l>1，两者比率小于1，随着的不断增大，它趋于零。也就是说，随着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增加，两者的比率越来越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知，由于政府、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咨询单位等信用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数量存在差异，而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同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使得掌握信息能力和数量占优的信用主体，为了谋取在建筑市场上更大的利益，就可能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照自身目标对信息加以隐藏和扭曲。因此，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严重不足，信用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对比发达国家，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可以了解到市场中其他主体的资信状况，无形中形成了对建筑市场的信用约束。

三、建立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为了削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扭转建筑市场信用缺失的现状，需要完善制度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促进信用信息的共享。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信用信息供给责任

立法机构应根据我国建筑市场信用方面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新制订的国家信用管理法规中，如《征信管理条例》，应包含有建筑市场信用的专门条款，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建筑市场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又可防止制度供给过剩。

作为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的主管部门，建设部可授权相关协会、学会或金融机构作为建筑市场的信用服务机构，以这些委托机构和民间信用服务机构为主体，制定和完善针对建筑市场的信用信息采集、披露、评级和使用的具体标准和实施办法，并进行宣传、讲解和说明。

2．政府统一制定评价标准，实现信用信息共享

建立建筑市场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整合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具体步骤是：一是鼓励和支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标准建立数据库；二是在建立各部门基础数据库的同时，建立国家级和省级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信息交换平台；三是有序开放信用信息数据库；四是积极推进信用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五是鼓励信用服务企业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开发适合我国建筑市场主体特点的评分模型，设计各具特色的征信产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篇3

作者：郭燕 单位：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由于农信社为员工规定了贷款营销任务，部分员工为了完成任务不顾贷款风险、不问贷款去向、不讲贷款规则，较为盲目地将资金贷给客户。只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忽视了农信社的集体利益，不利于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营销机制不健全农信社受到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并没真正地考虑如何从开拓市场进行营销，所以没有形成较为健全的市场营销机制。主要体现在运行、监督、鼓励等机制方面。在农信社内部形成了无竞争、无动力的工作氛围，不利于激励员工积极努力地工作、创新及开拓。营销手段落后，经营产品单一农信社的营销手段往往局限于室内广告、微笑服务等形式，没有深层次地考虑如何制定营销策划，创造不同以往的营销手段。在经营产品方面也没有开拓出新的产品，难以满足市场与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树立正确的市场营销观念随着我国金融和体制的改革，农信社传统的经营阵地和客户群体已经不能满足自身经营的需求。在金融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农信社应当积极引进市场营销机制，树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要求的营销观念。转变传统“坐等上门”的观念和作风，充分认识到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开展营销策略，才能保持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在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建设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首先，几经改革形成的多级法人机制并不适合农信社积极开展市场营销策略的需要。农信社应当加快构建市场营销体制的脚步，尽快建立一个满足市场变化要求的机制，为开展市场营销提供良好的条件。其次，争取在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金融机构得到更多优惠政策，例如结算渠道、票据兑换等方面。然后，政府应当减少不正当的行政干预行为，积极落实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农信社的市场经营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最后，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追讨部分企业和村集体拖延还款行为，降低市场营销风险和经济损失。为农信社创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明确以“三农”为主体的市场定位农信社市场定位，应以“三农”为主体，分三个步骤明确产品定位、明确品牌定位及明确公司定位。(1)产品定位的目的是让消费者一旦产生类似需求就会联想到该种产品，将产品形象定位在客户心里，以便区别其他金融机构产品。(2)品牌定位是在产品定位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它实现品牌价值。农信社应当围绕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来确立自身品牌定位，便于区别其他金融机构以大额贷款、重视商业贷款等品牌定位。(3)农信社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企业，需要确定企业定位，确定企业形象。明确企业定位，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客户对产品定位和品牌定位的认识，加深对金融产品的印象。在“三步走”定位策略的影响下，农信社占领和巩固农村市场，保住已有市场份额和客户目标群，并积极开拓新的客户群体和业务领域。实施以开发新产品为主的产品营销策略金融产品作为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农信社必须创造新颖独特的产品来吸引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利用现代金融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开办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争取目标客户群体，扩大市场占有率。创新金融产品是否能够被客户认识、接受和喜欢，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的促销策略。因为它是产品策略能够实现的有效保证。通过卓有成效的市场营销活动，向客户推荐新产品，做好销售后的服务工作，以取得客户的信任。建立完善的人才策略在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竞争时代，竞争核心之一就是人才。农信社根据自身业务的需要来培养和招聘各种营销人才，以改善人员知识结构，积极提高员工素质和竞争意识。在运行、监督、管理和鼓励等方面建立比较完善的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才能不断地拓宽业务领域，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建立属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个企业自身独有的，明显强于同类企业的，不易被其他企业模仿复制的特殊优势。农信社要想巩固已有市场，防止被其他同类机构和产品吞噬市场份额，就必须通过产品、服务、品牌、形象、人员等，展示自身不同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新风貌、新实力，充分凸现出比较优势。

在市场经济大的背景环境下，农信社面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要想在金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定需要充分引进市场营销策略，改变传统营销策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巩固已有农村市场和客户群体，积极开拓新型金融产品，配置各种营销人才，才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篇4

现代物流企业的经营模式是物流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用物流功能要素进行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的业务运作方式。经营模式是企业盈利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一个成功的经营模式，企业才可能获得盈利。物流经营模式是物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物流企业经营模式的研究，对于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寻找新的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物流企业经营现状

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物流市场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物流企业，传统运输、仓储、货代企业开始向物流领域拓展，新兴物流企业大量涌现。国外物流企业也看好中国的物流市场，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拓展速度。物流业形成了多种类型物流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但与物流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业仍处在发展初期，物流企业发展还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现代物流理念淡薄，经营观念落后，缺乏现代物流服务模式的开拓创新。

据有关机构统计，近年来，我国新增物流企业的数量每年以16%—25%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国已有70万家与物流有关的企业和机构，但从网络、功能、管理、服务、业绩等方面综合评估，真正实力超群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据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和美智管理顾问公司所做的第三次物流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规模较小，在调查的50多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拥有超过2%的市场份额。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物流企业的功能单一，增值服务薄弱，缺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物流需求的能力。现代物流的本质是服务，物流企业的目标就是要满足货主企业向其客户提供物流服务的需要，因此无论是在服务能力上，还是在服务质量上都要以货主满意为目标。随着工商企业物流理念的成熟，他们在要求提供运输、仓储等一般外，还希望物流企业提供物流网络设计、库存管理、订货管理、流通加工、定单处理、信息服务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然而，国内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提供此类物流增值服务。调查数据表明，国内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的85%来自基础，诸如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等，增值服务及物流信息服务等的收益只占15%。

从表面上看，物流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内容单一，物流手段落后，信息化程度低等方面，但通过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物流企业缺乏对现代物流深层次的研究，缺乏成熟的、适合客户需要的经营模式。

二、先进物流企业的经营模式分析

以中远物流、中外运物流、招商局物流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物流企业，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应对国外企业的冲击，结合自身优势，在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笔者走访调研了数十家先进的物流企业，掌握大量企业经营运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八种具有借鉴意义的模式。

1．物流服务延伸模式

所谓物流服务延伸模式，是指在现有物流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向两端延伸，向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和全面的物流服务，从而提高物流服务的附加价值，满足客户高层次物流需求的经营模式。如，仓储企业利用掌握的货源，通过购买部分车辆或者整合社会车辆从事配送服务；运输企业在完成货物的线路运输之后，根据客户的要求从事货物的临时保管和配送。这种模式对于从事单一功能物流服务的传统物流企业来说，不仅可以拓展物流服务的范围，而且达到提高物流服务层次的目的。

2．行业物流服务模式

行业物流服务模式是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在拥有丰富目标行业经验和对客户需求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在某一行业领域内，提供全程或部分专业化物流服务的模式。这种经营模式主要特点是将物流服务的对象分为几个特定的行业领域，然后对这个行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掌握该行业的物流运作特性，提供具有特色的专业服务。行业物流服务模式集企业的经营理念、业务、管理、人才、资金等各方面优势于一体，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

商业运作方式决定着物流服务方式，只有深入掌握了目标行业或项目的具体特征，才能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实际上，行业物流服务模式体现了细分物流市场的特征。物流企业必须不断研究目标市场行业的物流特点和发展趋势，成为这些行业的物流服务专家。在全球，也只有极少数企业能进行所有种类物流服务的现代物流企业。绝大多数物流企业都可采用目标集聚战略，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各有侧重地展开各具特色的物流服务。

在国内，行业物流服务是近年来我国物流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服装、家电、医药、书籍、日用品、汽车、电子产品等行业或领域纷纷释放物流需求，极大的丰富了物流市场。

3．项目物流服务模式

项目物流是指为具体的项目提供全程物流服务的模式。这类需求主要集中在我国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综合性的展会、运动会中，如三峡水电站、秦山核电站、国家体育馆等基建项目以及奥运会、展览会等大宗商品的运输物流服务，实施这种模式的物流企业必须具备丰富的物流运作经验和强大的企业实力。“中外运物流”在项目物流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长期以来，中外运在国内外建设起完善的业务经营网络，在为国内各大外贸公司提供全面运输管理服务的同时，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生产物资实行国际多式联运，同时为我国大型国际展览会、博览会和运动会承担物品运输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4．定制式物流服务模式

定制物流服务是指将物流服务具体到某个客户，为该客户提供从原材料采购到产成品销售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全程物流服务模式，涉及到储存、运输、加工、包装、配送、咨询等全部业务，甚至还包括订单管理、库存管理、供应商协调等在内的其他服务。现代物流服务强调与客户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采用定制式服务模式不仅能保证物流企业有稳定的业务，而且能节省企业的运作成本。

物流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确定最合适的物流运作方案，以最低的成本提供高效的服务。

北京星网物流中心是由“金鹰公司”（MSAS和Sinotrans在1996年成立的合资公司）专门为诺基亚公司兴建的物流设施，它坐落在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内，将园区内诺基亚的区域供应商和制造厂商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通过“金鹰公司”提供的无缝隙供应链解决方案，降低整个园区内企业的供应链成本，实现低成本运营目标。

5．物流咨询服务模式

物流咨询服务模式是指利用专业人才优势，深入到企业内部，为其提供市场调查分析，物流系统规划、成本控制、企业流程再造等相关服务的经营模式。企业在为客户提供物流咨询服务的同时，帮助企业整合业务流程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进而提供全套的物流解决方案。企业通过物流咨询带动其他物流服务的销售，区别于一般仓储、运输企业的简单化服务，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在具体的业务运作中，可以采用大客户经理负责制来实施物流咨询服务。大客户经理要针对每个客户的不同特点，成立独立的项目组，组织行业专家、大客户代表、作业管理部门、项目经理等人员，从始至终负责整个项目的销售、方案设计与服务实施，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提高客户满意度。实践证明，这种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与客户结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业务运作模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6．物流管理输出模式

物流管理输出模式是指物流企业在拓展国内企业市场时，强调自己为客户企业提供物流管理与运作的技术指导，由物流企业接管客户企业的物流设施或者成立合资公司承担物流具体运作任务的服务模式。采用管理输出方式时，可有效减少客户企业内部物流运作与管理人员的抵制，使双方更好的开展合作。采用物流管理输出模式时，可以利用客户企业原有设备、网络和人员，大幅减少投资，并迅速获取运作能力，加快相应市场需求的速度。在运作时，可以有两种方式

（1）系统接管客户物流资产：如果客户在某地区已有车辆、设施、员工等物流资产，而物流企业在该地区又需要建立物流系统，则可以全盘买进客户的物流资产，接管并拥有客户的物流系统甚至接受客户的员工。接管后，物流系统可以在为该客户服务的同时为其它客户服务，通过资源共享以改进利用率并分担管理成本。

（2）与客户合资成立物流公司：物流企业与客户共建合资物流公司的方式，既使客户保留物流设施的部分产权，并在物流作业中保持参与，以加强对物流过程的有效控制；又注入了专业物流公司的资本和技能，使物流企业在物流服务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招商局物流集团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便是物流管理输出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招商局物流集团通过对青啤发展现状和其他多方信息的分析，结合青啤自身拥有大量物流设施、设备与人员的实际情况，提出与青啤成立合资物流公司，购买或租赁青啤原有物流设施、设备，并接收青啤原有运作和管理人员。这种模式确保了招商局物流能够将其较为先进的现代物流理念、员工分配制度、操作流程的再造方法，渐进地、完整地灌输到合资公司的物流管理中。合资公司开始运作的三周时间内，青啤原有车辆利用率就提高了60%，每年仅公路运输就将为青啤节省物流成本近700万元。

7．物流连锁经营模式

物流连锁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方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的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费用的物流经营形式。物流连锁经营借鉴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可以迅速的扩大企业规模，实现汇集资金、人才、客户资源的目标，同时在连锁企业内部，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系统，更大程度的整合物流资源，用以支持管理和业务操作，为客户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

锦程国际物流集团从2000年开始物流连锁经营的尝试，将商业中加盟连锁的经营理念引入到物流业，创造出了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持，以加盟连锁的形式进行物理网络扩张的经营模式，使公司迅速汇集了资金、人才和客户资源，扩大了企业规模。

8．物流战略联盟模式

物流联盟模式是指物流企业为了达到比单独从事物流服务更好的效果，相互之间形成互相信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物流伙伴关系的经营模式。国内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自身力量薄弱，难以与大型跨国物流企业竞争，因此，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发展方向是相互之间的横向或纵向联盟。这种自发的资源整合方式，经过有效的重组联合，依靠各自的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合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在企业规模和信息化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提高，形成规模优势和信息网络化，实现供应链全过程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企业在物流服务领域实现质的突破，形成一个高层次、完善的物流网络体系。在战略联盟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而将附加价值低的功能虚拟化。虚拟经营能够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实现企业的精简高效，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广州海元物流公司就是中小型物流企业战略联盟的成功典范，它是由31家优秀的专线运输公司资产重组后建立的现代化物流企业，在全国拥有376个分公司，并且建立了海元物流信息系统，推出了京广物流带、广沪物流带、广渝物流带等服务区域。“海元模式”是中小型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新模式，为中小型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

三、对物流企业经营模式的几点思考

1．经营模式是物流企业成功的关键

在物流市场被普遍看作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市场以后，进入物流行业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竞争已经由单纯的价格竞争开始走向服务质量和服务层次的竞争。此外，我国加入WTO以后，已经陆续开放了部分物流市场，一些跨国物流企业，如马士基、UPS等相继进入中国，国内的物流企业面临着来自跨国物流公司和国外物流资本的挑战。今后的五至十年，将是我国物流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物流行业将重新洗牌。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创新而被淘汰出局；那些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则会打牢市场根基，确立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通过企业整合、重组，将会在各个地区产生若干家大型的现代物流企业。其中，有的将会成为具有全国性物流网络，能够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前面所述的几种经营模式，便是那些具备勇于开拓创新精神和敏锐市场洞察力的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这说明，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成功的经营模式是企业获得盈利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目标就是寻求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只有找到了适合于企业的经营模式，传统储运企业才真正完成了转变。

2．经营模式是现代物流服务理念的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顾客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企业对于物流服务的准时性、及时性、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物流企业针对客户的经营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因此，在提供服务时，要仔细分析客户的需求，了解客户的经营规律，以便提供精确的物流服务。

经营模式体现了物流企业的现代物流服务理念，企业在为顾客提供物流服务的过程中，必须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物流合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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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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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型人才的市场需求

在创新型人才涌现中肩负着重要责任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若要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没有“应当承担的过失”，[3]则既要有相应地责任意识或目标追求行动，还要有相应地责任能力或目标达成效果。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创新型人才涌现难的原因之一来自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自身，没有能够大规模、大批量地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素质的人才（准人才）。一项基于用人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调查研究显示，超过50%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创新精神不甚满意。[4]就此而言，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首先受到来自于创新型人才涌现的需求压力，需要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5]譬如，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而大力开展教育教学体制和机制改革，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以及教学管理、教学激励、教学保障等教学资源配置、教学制度文化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效率提高和效益提升方面的发展。[6]作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不仅受到来自于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一般性需求压力，而且还受到来自于作为创新型人才使用主体（单位）的人才市场（用人单位）现实的具体性需求压力。人才市场在广义上指的是包括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组成的供给方和用人单位组成的需求方在内的人才交易的场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7]人才市场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特殊的条件状况，而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存有特殊需求。能否考虑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这种实际需求，直接影响着后者对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培养的（准）创新型人才的接收、认可及使用状况，最终影响到创新型人才能否涌现的结果状况。就此来说，人才市场状况对于高等教育所提出的现实需求，构成了后者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8]正是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人才市场现实需求，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就不能是关起门来孤立式的自我改革和发展，而要是服从并服务于人才市场需求的开放式的改革和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对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的衔接关系进行反思，并着力开展各类学术性、实践性的教学改革。[9]正视创新型人才涌现的人才市场现实需求，意味着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及时关注和了解人才市场的现实状况，准确理解和把握人才市场的实际需求，适应和满足人才市场实际需求。譬如，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一目标而着眼于现实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之数量、结构、质量，基于动态地预测管理而进行必要的适时调整，达到合适的教育规模、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合需的教育质量。

三、人才市场支持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路径

诚然，创新型人才涌现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进行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又适应人才市场现实需求的改革和发展。然而，高等教育因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譬如信息交流上的相对封闭性，信息获取上的相对被动性，以及改革时间上的滞后性和发展成果上的后发性等，使得仅单方面依赖高等教育适应人才市场，结果往往是难以保证其对人才市场现实需求的满足度和满意度。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和发展，反过来又需要人才市场的支持。惟有获得后者的必要而充分的支持，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人才市场的现实需求。就创新型人才培养而言，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并且可能获得的人才市场支持，有四个基本路径：一是及时地方向性引导。即人才市场以及作为其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已有人才的使用情况，向高等教育（高等院校）及时表明自身对于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总体性需求状况），提供明确的市场预期需求信息，以便引导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方向及方式方法。固然，从逻辑上来说，应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从包括人才市场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出发，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供需关系进行调查，在大量和系统的数据积累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政策措施，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但从实现来看，由于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首要衡量指标是毕业生就业状况（包括就业数量和质量），而人才市场并没有及时提供前者所需的相关信息，致使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也正因如此，迫使“中国许多大学聘请第三方机构每年对本校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就业能力跟踪研究，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和使用评价进行跟踪研究，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需求方信息和培养质量反馈。”[10]二是尽量地匹配性接收。即作为人才市场主体的用人单位基于自身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招聘和接收按照创造性模式培养而具有创造性潜能的高等院校毕业生。特别是在招聘过程中，要明确亮出并始终坚守这一基本标准而非替代以其它标准。进而在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专业相关性等方面，尽可能予以照顾。同时，作为人才流动的交易场所或从事人才流动开发配置服务的组织机构，人才市场在为高等院校毕业生充分合理地择业、就业和创业以及可能出现的再择业、再就业，或者说在人才的有效进入、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等方面，应提供有力、有效的组织保障、制度保护和机制保证。对于适应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来说，改善其毕业生就业状况（首要的就是保障其就业率），正是人才市场（用人单位）对其最明确的肯定和首要的支持。三是充分地创造性使用。即作为人才市场主体的用人单位尽可能地按照创新型人才的特点去使用，敢于并善于充分使用，鼓励和支持其创造性工作，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潜能，助力其取得创造性业绩成果，从而使得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毕业生能够从潜在的、可能的创新性人才转变为现实的、真正的创新性人才。在此方面，钱学森本人即是一个成功典例，[11]“两弹一星”的功臣群体和航天工程的科研团队即是两个鲜活群例。这是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最终证明、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效用支持。但从实际来看，一项对于2011届大学毕业生工作半年后的大规模调查显示，他们认为自己刚毕业时实际拥有的创新能力水平仅为50%，但与其初始岗位工作所要求水平相比的满足度为81%，这表明用人单位所提供给新进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岗位的创新性要求是比较低的。[12]因而，这种充分使用或是创造性地“放手使用”，扬长避短，使得人尽其能，才尽其用，或是创造性“手脚并用”，取长补短，使其边干边学，干中成才。这意味着用人单位（人才市场）在人才的使用培训、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要有一整套适应于创新性人才的制度设计和组织安排。四是主动地反哺性同馈。即人才市场及其主体用人单位基于既有的人才使用评价和未来的人才使用需求，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合情化建议，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积极建议还是消极建议，只要是出于真诚、真实的善意，对于后者都意味着一种正向的支持。进一步而言，围绕创造性人才培养乃至于高等教育（高等院校）的改革和发展，人才市场特别是用人单位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支持，譬如提供实习、实训、实践的机会，共建实习、实训、实践的基地，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培养（训）和合作研究，则是对高等教育（高等院校）改革和发展的最直接有力的支持。在这方面，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式启动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及其载体“协同创新中心”在全国部分高校的成立和运行，已经展示了部分可行的实践路径并提供了初步成功的实践例证。

四、人才养用一体化：人才市场支持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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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性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在老年人中发生率更高。根据其发生的部位，缓慢性心律失常可以分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阻滞以及室内传导阻滞。

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常见病因：①特发性的传导系统纤维化、退行性变等；②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如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死后；③各种原因的心肌炎症，如风湿性、病毒性心肌炎和其他感染药物：④迷走神经兴奋.常为夜间发生、非持续性；⑤药物影响，如洋地黄和抗心律失常药物；⑥高血钾、尿毒症等；⑦心脏外科手术损伤、导管射频术并发症。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病理改变主要为淀粉样变性或脂肪浸润、窦房结胶原支架异常、窦房结动脉病变等不明原因的退行性病变，导致窦房结及其邻近组织的器质性病变。房室阻滞的病理改变主要为传导系统或心肌退行性变，如原因不明的心脏支架退行性变、原因不明的传导系统纤维化，其他病变引起的心肌纤维变性、退行性变导致传导阻滞。

缓陧性心律失常起病隐袭，进展缓慢，有时被偶然发现。其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心动过缓的程度，如心率不低于50次/min，可以不引起症状。如心率低于50次/min或者出现大于3s的长间歇，可以出现相关的症状即症状性心动过缓。所谓“症状性心动过缓”是指直接由于心率过于缓慢，导致心排出量下降，重要脏器及组织尤其大脑供血不足而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如一过性晕厥、近似晕厥、头昏、黑蒙等；长期的心动过缓也可引起全身性症状，如疲乏、运动耐量下降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可持久或间歇发作。出现症状性心动过缓是植入永久起搏器的适应证，药物治疗只是短期内用于缓解症状。

一、临床资料

自2007～2009年本院共收治52例患者，52例均为门诊治疗患者，男20例，女32例；年龄36～72岁，平均57岁；病程1个月～23年。根据病史、体征及心电图等检查，确诊为缓慢性心律失常。

二、治疗步骤

【相关药物】

(一)抗胆碱能药

1.阿托品(Atropine)为阻断M胆碱受体的抗胆碱药。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抑制腺体分泌，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使心跳加快，另可使瞳孔散大、眼压升高、兴奋呼吸中枢。大剂量能解除小血管痉挛，使周围及内脏血管扩张，改善局部血流灌注。

2.山莨菪碱(Anisodamine.654-2)从茄科植物中提取的生物碱，阻断M胆碱受体的作用与阿托品相似或稍弱。可解除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同时有镇痛作用，但扩瞳和抑制腺体分泌的作用较弱.且极少引起中枢兴奋症状。

(二)拟交感胺类药

1.异丙肾上腺素(Isoprenaline)为β受体激动剂，对β1和β2受体均有强大的激动作用，对α受体几无作用。主要作用：作用于心脏β1受体，使心肌收缩力增强，心率加快，传导加速。心排血量和心肌耗氧量增加；作用于血管平滑肌β2受体，使骨骼肌血管明显舒张，肾、肠系膜血管及冠脉亦不同程度舒张，血管总外周阻力降低；心血管作用导致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变大；作用于支气管平滑肌β2受体，使支气管平滑肌松弛；促进糖原和脂肪分解，增加组织耗氧量。

2.肾上腺素(Epinephrine)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肾上腺素a、β受体的拟交感胺类药。本品的效应包括：使心率增快、心肌收缩力加强、血压增高、支气管扩张。

(三)解痉平喘药

氨茶碱(Aminophylline)为茶碱与二乙胺复盐，药理作用主要来自茶碱，包括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增加心排出量、扩张输出和输入肾小动脉，适用于支气管哮喘、喘息型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等缓解喘息症状；也可用于心力衰竭的哮喘。

【选择原则】

1.抗胆碱能药物可以消除迷走神经对窦房结的抑制，使心率增加。对窦房结起搏细胞本身自律性并无作用，增加心率幅度有限，适用于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所致的缓慢型心律失常，如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窦性静止、窦房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Q-T间期延长所致的室性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死伴有房室传导阻滞也可用本药。

2.异丙肾上腺素主要使交界区或心室起搏点自律性增加。对窦房结自律性无影响。可以用于治疗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心搏骤停、支气管哮喘、心源性或感染性休克。

3.肾上腺素适用于缓慢型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的复苏、过敏性休克和其他过敏性疾病。

4.氨茶碱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可影响窦房结的除极过程，使其自律性提高，传导性加速，同时也可以解除迷走神经对窦房结的抑制效应。

三、讨论

1.避免使用减慢心率的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及钙拮抗剂等。

2.用于提高心率的药物缺乏长期治疗作用，只能作为暂时性的应急处理，为起搏治疗争取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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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保险市场正逐步转型：一方面，我国保险业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期。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我国保险业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全部地域和除有关法定保险以外的全部保险业务。目前，除了外资在合资寿险公司中的股比不得超过50%、外资产险公司不得经营有关法定保险业务以及对外资保险经纪股比和业务等若干限制外，保险业已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保险业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其主要标志是保险供给主体的竞争性和保险服务的差异性突显，保险消费行为的主导性增强，保险消费方式的选择性增多。保险市场的变化带来了消费者行为和动机的较大变化，消费动机与行为更趋理性和实效。这些变化无疑对当前的保险营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创新营销，对激发潜在保险需求，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营销思路的创新

转型期的中国保险业，路子应当怎样走，需要很好地思考，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保险业未来的发展命运和前途。在我看来，新的发展思路应当明确以下四个定位：第一，保险营销观念的定位：应从单纯的市场营销观念转向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第二，保险功能的定位：应从单纯的风险转移工具转向风险管理及个人理财手段相结合；第三，保险业务的定位：应从单纯的保险转向以保险业务为核心，高度重视投资业务相结合；第四，保险公司的角色定位：应从单纯的保险企业转向提供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公司。这样四个定位基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我们不得不正视人口老龄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融一体化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和冲击。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迅速变化，国际上金融领域内严格分业经营的界限逐渐被打破，金融一体化经营的趋势在不断加强。金融一体化意味着银行、证券、保险各类金融产品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产品的交叉将越来越普遍，纯粹的保险产品将不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虽然在中国现有的环境和法律制度框架下，四个定位还不能一步到位，但保险业必须明确这个发展趋势，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保险公司营销观念仍局限于市场营销观念而不转向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或将自己紧紧地束缚在保险领域，仅仅做单纯的保险业务，那么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保险业在未来发展格局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营销内容的创新

保险业营销内容的创新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方式创新和营销团队管理的创新。

（一）保险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有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原创式创新，即从无到有，设计出一种全新的产品；二是派生式创新，即从一种产品衍生出另一种产品，或者从产品的基本功能衍生出其他功能；三是组合式创新，即将现有的产品进行重新组合，制作成一种既具有原先产品的某些特点，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老产品的新型产品。原创性创新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很容易做到，但随着产业的逐渐成熟，大量的创新是发生在派生式创新和组合式创新方式上。例如，由早先只具有纯保障功能的寿险产品派生出既具有保障性、又具有储蓄性、甚至投资型功能的产品，这是一种派生式创新；投资连接产品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式创新的例子，它将保险产品与共同基金产品“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兼具两种产品特征的新产品。

（二）保险服务创新

保险产品大多承保的往往是人们忌讳的、与损失、灾害、死、伤、残等相联系的风险。这种产品忌讳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在产品的购买阶段通常是较被动的，而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对“产品”又有极大的需要。保险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保险服务必须真诚、及时、便捷。方便被保险人投保、及时为被保险人进行理赔给付，做好保单销售出去以后所有的基本服务等（例如提醒投保人缴费、耐心、细致地答复被保险人的咨询），这些都是保险公司基本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据国务院发展经济研究中心不久前所做的“中国50城市保险市场需求”报告，在对全国25000个家庭所做的保险调查表明，公众对保险行业的满意度只有30％，比电信行业的的满意度还低。如果保险公司连基本的服务都没有做到，却谈什么服务创新，那是本末倒置。如果消费者对保险的服务不满意，由此根本不购买其所谓的“创新产品”，那么，产品创新是毫无意义的。

（三）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方式的创新

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例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手段的完善，原先不存在的风险成为新的承保对象，原先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原先小额标的、小额索赔的保单成为巨额赔款保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公司不去认真研究可保风险的特性，不进行风险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那么，再好的产品，再好的服务，也不可能使管理风险的保险公司脱离“险境”。目前，国际保险业风险管理手段在不断创新，产生了诸如自保公司、有限风险产品、多触发原因产品、应急资本、保险风险证券化等各种非传统风险转移方式（AlternativeRiskTransfer）以及整合风险管理方式(IntegratedRiskManagement)等。我国的保险公司应当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认真分析资本市场、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金融意识、监管者的水平等具体因素，进行风险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

三、营销策略的创新

（一）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我国保险市场是一个非均衡性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险种差异和服务差异，因此，保险营销应适应市场转型的需要，因地、因人、因险种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1.实施“地区差异化”策略。根据地域和区位不同，我国的保险市场可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市场。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客户群层次相对较高，需求多样化，观念更新相对较容易，基础建设较完善，网络硬件环境建设较好，加上数字签名等安全保障技术的应用，在外部环境上，城市完全具备推动网络销售的条件。尤其对于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白领，网络销售将是有效渠道，可采用人员推销、电话直销、委托中介、网络销售等策略。而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普及电话，更不要说网络，而且老百姓的保险意识和保险知识水平较低，保险理念和保险观念缺乏，保险市场处于拓展和开发阶段，应采取人员直接推销、委托推介策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保险知识和保险意识低，应专门设计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保单和条款。

2.实施“对象差异化”策略。由于个人的经历、意识、偏好等原因，使消费者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保险营销应特别注意不同消费者口味的差异。对象差异化营销策略就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又要区别对待，像医生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像老师教育学生一样因材施教，像农民种庄稼一样因地制宜；对象差异化策略就是要为消费群体的特殊需求而实行“定单”服务。老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到头来只能是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顾客是上帝”只是相对的结论，你自己的顾客才是真正的上帝!即使你的产品质量再好，如果顾客错位，仍然无人问津。

（二）实施文化营销

要突出营销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对于保险消费者，服务的本质在于具有文化特色。作为一种具备文明意识和文明要求的生物，人类除了依靠实践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改造周围环境以外，总是企图把简单的生存上升到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环境，总是希望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同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行为越来越具有文化性。也就是，现代营销不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而同时是一种文化交流，需要在营销中巧妙地融入保险知识、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使买卖关系淡化为文化展示与交流，从而拉近客户与公司的关系。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保险商品也大体具有商品的一般特征，无论是“名牌”、“特色”还是“创新”服务，都是公司员工经过多年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有鲜明个性的服务“精品”，它以一种文化形态渗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体现在公司与客户接触的各种层面上，并赋予公司名称以特有的内涵，使其信誉倍增，极富魅力。这种服务虽然仅以一种活动、一种行为，独立的或伴随着有形产品的提供满足客户的需要，但它却以与众不同的风格文化使人们认同、青睐、接受。了解保险营销面对的文化环境，了解目标客户的文化背景，消除文化障碍，争取客户的文化认同，是保险营销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美]罗佰杰·杰克·特劳特营销定位[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

[2]晓珊．“改进保险商品的销售方式”[N].中国保险报，2001，

篇9

到2000年底,沪深两交易所共有1060家A股上市公司。其中929家是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130家是1994年《公司法》出台以前的定向募集公司,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以推荐的特殊方式在两家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此外还有一家是通过换股上市的。本文研究首次公开发行对市场指数的影响,130家历史遗留问题新股和换股上市剔除在外,929次首次公开发行的年度分布如表1所示。

在证券市场早期,市场总规模有限,新股发行可能会带来市场指数的变化,所以本文着重研究1995年后的新股发行对市场指数的影响。1995年到2000年共有681次IPO,接近所有IPO的七成半,本文将这681次IPO作为研究样本。在这681次IPO中,集资规模最小的为3300万元(0736),集资规模最大的为78.46亿元(600019)。发行市盈率最低的为8.25倍(600870),发行市盈率最高的为88.69倍(0993)。681次IPO的集资规模和发行市盈率的分布情况请参见表2。

在1995年至2000年间共72个月中,IPO频率最高的月份是1997年5月,这个月有40家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另外有10个月份,没有一家公司发行新股。这10个月中有7个月是在1995年,另外1个月是在1998年,2个月是在2000年。其他大多数月份IPO次数少于20次,低于8次的有31个月,9到20次之间有24个月。有7个月的IPO次数超过了20次,全都集中在1996年下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之间。

如果按照集资规模划分,单月IPO集资规模最大的是2000年11月,这个月由于有宝钢和民生银行招股,虽然IPO家数只有18家,集资规模却达到201.53亿元。月度IPO集资规模超过60亿元的,共有12个月；30亿元到60亿元之间的有21个月；低于30亿元的有29个月。另外,有10个月由于没有新股上市,集资规模为0。

二、假设

假设一:不同集资规模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是否不同?大盘股是否会导致市场指数下跌?本文将681次IPO集资规模排序,排在前68位的为一组,后68位的为一组。前68位的集资规模都在7亿元以上,称为大盘组,后68位的集资规模都小于1亿元,称为小盘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二:发行市盈率不同的IPO,对市场指数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将681次IPO发行市盈率排序,排在前68位的为一组,后68位的为一组。前68位的发行市盈率都在28倍以上,称为高价组,后68位的发行市盈率小于14倍,称为低价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三:在大盘处于高位和低位时,IPO是否会对市场指数带来不同的影响?本文将每个新股刊登招股说明书当日的市场综合指数,减去1994年年底的市场指数,再除以1994年年底的市场指数,得到各个新股发行时市场指数的相对水平。然后根据该数值的排序,分别从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挑选出排在前34位的共68只新股,作为高位发行组。同样挑选出排序在后面的68只新股,作为低位发行组。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四:不同发行频率的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是否不同?本文用两种方法衡量发行频率。第一种方法用发行次数的频率,将月度发行次数最高的3个月作为一组,称为高频组。该组每月发行次数几乎都在30次以上,共有102次IPO。将月度发行次数低于7次的月份的IPO作为一组,称为低频组。该组共有20个月份,78次IPO。第二种方法用月度集资规模指标,将月度集资规模最高的三个月作为高频组,该组每月集资规模都在116亿元以上,共有93次IPO。将月度集资规模低于24.5亿元的作为低频组,该组共有18个月,共有95次IPO。通过比较两组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差异,检验该假设。

假设五:在不同的新股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是否不同?从1999年起,发行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变革。因此本文将1999年作为标准,1999年以前的474次IPO作为旧发行制度组,1999年后的207次IPO作为新发行制度组。通过检验两种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比较方法

本文主要检验新股发行对市场指数的短期影响,因为单次IPO对市场指数的长期影响应该是比较微弱的,所以本文考察刊登新股招股说明书后一周内5个交易日的市场指数变化。本文假设市场指数短期内的走势服从带有短期趋势的随机行走模型,即:(t＝1,2,3,4,5)其中,为刊登招股说明书后5天的市场指数回报,是一个白噪音序列,是市场指数回报的短期趋势,在这里用刊登招股说明书前5个交易日市场指数回报的均值替代。

根据该假设,应该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同样的,也应该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因此,通过检验IPO后的的分布,可以判断IPO对市场指数短期走势的影响。如果IPO对后市带来系统性一致影响,那么IPO后的的分布会有显著的变化。同样的,对于两组不同的IPO,那么应该服从t分布,其中分别为两个子样本包含的样本数量,分别为两个子样本的估算方差,分别为两个子样本累积超额收益的均值。通过检验它们之间CAR的差异是否显著,可以判断据以分组的因素是否对市场指数带来显著影响。

四、结果

1、总体样本中IPO对市场指数的短期影响

681次IPO平均对市场指数5天后的累计影响不断增加,到第5天达到-0.39%,因此总体来看,过去6年IPO对市场指数短期走势带来了微略的负面影响。但是,各期累积超额收益的t检验值均不显著,这种负面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分组检验结果

(1)大盘组与小盘组的差异

无论是大盘组,还是小盘组,都对市场指数带来了负面影响。大盘组发行公告后5天对市场指数产生的累积影响为-1.13%,而小盘组的累积影响则达到-2.18%。尽管两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是两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t检验值仅为0.63。

出乎意料的是,小盘组对市场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大盘组,这可能与本文的分组方法有关。因为样本期间内,单个新股的集资规模逐年扩大,使得小盘组68次IPO全部集中在1998年以前,而大盘股68次IPO绝大多数集中在1998年以后。为了回避这种分组方法的影响,本文采取另一种分组方法,即分别在各年度中选取集资规模最大和最小的IPO,组成大盘组和小盘组,检验两组市场影响的差异。

分年度分组的结果显示,大盘组和小盘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也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大盘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7%,小盘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1.5%,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0.58,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判断,IPO集资规模的不同并没有导致市场表现的差异。

(2)高价组与低价组的差异

高价组与低价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有所不同,高价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82%,低价组的5天累积影响为0.21%,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05,显著性水平接近90%。可以判断,高价组和低价组对市场指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市场指数会对IPO发行市盈率做出不同的反应。

(3)发行时机的差异

市场处于高位时发行的IPO,在公布招股说明书后5天内,对市场走势累积有-1.33%的负面影响,而在市场处于低位时发行的IPO,对市场的走势几乎没有影响。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40,显著性水平接近95%,表明不同的发行时机对市场影响的差异十分显著。

(4)发行频率的差异

按照月度集资规模划分,高频组和低频组对市场走势的短期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只有0.86。按照月度IPO家数来分组,高频组与低频组对市场走势的短期影响也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只有0.36。由此可以判断,发行频率对市场指数的短期走势没有影响。

(5)发行制度的差异

新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的累积影响为-1.08%。而旧发行制度下,IPO对市场的影响不到1‰,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42,显著性水平接近95%。这表明,在1999年发行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后,IPO对市场的短期走势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有关图表显示了市值配售发行方法的市场影响,市值配售组5天累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为0.23%,非市值配售组对市场走势的5天累积影响达到-1.33%。两者差异的t检验值为1.59,显著性水平接近95%。这表明市值配售发行方法对市场短期走势的影响要显著地小于其他发行方法。

五、回归分析结果

上述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受发行市盈率、发行时机和发行制度的改革因素的影响,发行节奏和集资规模的影响不大。然而,对发行市盈率、发行时机和发行制度改革三组序列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组序列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当市场处于高位时,IPO的发行市盈率也偏高,反之,发行市盈率则偏低；发行制度改革前,发行市盈率和市场指数水平都偏低,发行制度改革后,发行市盈率和市场指数水平都偏高。这种相关关系会直接影响前面的分组检验结果。

为了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5年至1998年的IPO作为子样本。在这一时期内,由于采用固定市盈率发行,绝大多数新股的发行市盈率都在15倍左右,所以子样本中发行时机和发行市盈率两组序列没有相关性。本文将每次IPO后5天累积超额收益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两个因素对其回归。由于子样本是包括沪深两市4年的混合数据(PanelData),在这里采用固定组差异模型,回归方程如附注1所示。其中,和是虚拟变量,当IPO在深圳发行时取1,取0,反之,则相反。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发行时机和发行市盈率两个因素,在控制了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时,另一个因素的作用仍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都会决定IPO对市场冲击的力度。

将上述子样本扩大至总体样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发行制度改革因素,考察在控制发行市盈率和发行时机因素后,发行制度改革是否仍然存在影响。回归方程如附注2所示。其中发行制度改革为虚拟变量,IPO时间在1999年前,该变量取0,否则取1。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发行制度改革因素的作用不显著,表明发行制度改革之所以会影响IPO对市场指数的冲击,并不是因为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发行制度改革后市场指数和发行市盈率同时也大大提高,导致发行制度改革后IPO对市场冲击的力度加大了。

表1:929次首次公开发行的年度分布1

年份IPO数量所占比例（%）

1992年以前232.46

1992年505.35

1993年13414.35

1994年414.39

1995年151.82

1996年17018.2

1997年18720.02

1998年10210.92

1999年9210.17

2000年11512.31

注1：计算IPO的时间以刊登招股说明书的时间为准。

表2:95年以来IPO集资规模和发行市盈率分布特征

最小值90%中值10%最大值均值

水平值1水平值1

集资规模（亿元）0.330.912.637.0778.463.77

发行市盈率（倍）8.2513.251529.0988.6918.27

注1：90%水平值是指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排在第90%的位置上的值。在这里样本总量为681,即排在第614位的值。10%水平值的含义相同,即排在第68位的值。

表三

变量系数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度

SHENZHEN.156.0801.942.053

SHANGHAI.123.0791.559.120

发行时市场指数水平-1.936E-02.007-2.652.008

LN发行市盈率-4.412E-02.029-1.507.132

表四

变量系数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度

SHENZHEN1.382E-02.036.385.700

SHANGHAI-1.157E-02.037-.314.754

发行时市场指数水平-1.604E-02.006-2.748.006

LN发行市盈率5.815E-03.014.416.677

发行制度改革6.373E-03.010.623.534

篇10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最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的持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变得空前脆弱，来自于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遗产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在应付其成员国的货币与支付危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它明显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支配，并且固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条，因此，在处理美洲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时不仅常常表现出冷漠和傲慢，而且即使提供资金援助也总是附加十分苛刻的紧缩性调整方案。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在不确定性日趋显著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提供有效的危机救援机制，因此，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并且承受着高昂的代价。

政策含义

针对以上问题，新兴市场国家无疑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反思。虽然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利益进行了近乎完美的阐述，但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实践却不断地表明，资本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很可能导致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事实上，资本过度流入不仅可能引起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金融动荡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审慎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可能更为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由于直接投资一般与实体经济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伴随着进口的增加，因此，放松乃至解除这类资本的流入限制可以放在优先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证券资本流入和银行海外借款的自由化更容易引起资本的过度流入，因而需要更为审慎地对待。

值得指出的是，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中，资本流入的自由化似乎总比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从鼓励资本流入、扩大利用外资，以及减少资本外逃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解除资本流出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利于资本的流入，因为它提高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但是，如果一国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并且出现了资本流入与外汇储备同时快速增长的局面，那么，适当限制资本流入和更多地放松资本流出限制，将成为更为可取的政策选择。因为这有助于减少资本账户顺差和促进国际收支的均衡发展，进而减缓官方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同时，在一国存有大量官方储备情况下，减少资本流出限制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海外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该国的海外资产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发生了一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既有利于提高国民利益（因为私人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通常会高于官方储备的收益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所承担的外汇储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