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20:30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 Bartlett, F.C. Remembering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 Bedir, Has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ultural schema [D]. Adana: Cukurova University,1992.
[3] Lyons, John: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P 30
[4] 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5] 蒋林平,石红梅,蒋和舟.本土文化对外传播英语翻译与教学目的论――以湘西地区为例[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11,(4),27-29.
[6]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羌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少数民族,其历史可以追寻到商文化甲骨文记载中。在3000年的历史发展中,春秋战国以来羌民族就在宁强一带居留繁衍,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有的一道风景线。但是随着时代与人口变迁,特别是“5.12”地震灾害的发生,目前羌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的破坏,其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因此作为陕西省宁强县作为我国羌族重要聚居地,针对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文化现状与保护利用开展针对性研究,为羌族文化传承保护,投资2550万元,建成羌族文化博物馆,提供了基础保障,为了弘扬羌文化,搭建了平台。
一、简述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宁强被国家列入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加大了保护力度,成立了羌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羌文化研究会,具体实施羌族文化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组建了羌族刺绣,羌族歌舞,羌族傩艺术团队,先后赴甘肃,福建,四川,西安,凤县等地展演交流,羌绣参加陕西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并赴上海世博会展示,均获好评。
在羌文化民俗类艺术传承和展示的同时,羌文化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出版了《陕南羌族(上下)、《陕南羌族信仰礼俗与保护》等,在省内外理论研究刊物《陕西理工学院学报》,《四川阿坝师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学报》等发表羌文化研究论文20余篇,论文收录《情系尔玛》、《汉水文化研究》、《汉中民间文化论文集》、《羌文化传承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文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为做好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为建设具有宁强羌族特色的品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当前的羌族文化保护现状并不乐观,在民俗类文化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地质灾害破坏。在羌族文化发展中,地质灾害对于其文化传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特别是在“5.12”地震影响下,大量的羌族传统建筑受到了严重破坏,羌族艺人年龄偏大,有的已过逝,对于其民俗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二)传统工艺的流逝。在民俗文化发展中,大量民族工艺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手工业受到现代工业发展影响,其手工业水平、继承者等因素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文化关注度的降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民俗类文化都受到了社会文化发展影响,造成了社会文化关注度的降低。如在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中,傩戏是其“羌年”节日庆典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羌族主要的一种节日文化形式。但是随着电视、电脑等新型媒体形式的出现,傩戏民俗文化在地区文化生活中的关注度严重下降,造成了这一重要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的提升。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措施研究
为了确实做好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地方政府与文化保护部门结合地区特点,利用以下保护措施开展了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以政府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抢救性保护措施
政府是羌族文化民俗保护工作的主导力量。也是保护工作的开展的基石。因此在羌族文化民俗保护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以政府与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措施。其主要工作包括了以下两点。1.宁强县宣传文化中心做好非物质遗产文化抢救性收集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宁强羌族文化博物馆对羌族文化文物进行保护性收藏、展示与宣传工作。一方面提高社会对羌族文化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利用集中收藏与管理的方式,提高了文物的保护质量。2.对民间民俗遗产进行保护性管理。除了做好民俗文物保护外,县宣传文化中心和文保部门,还对现存的民俗文化继承人、表演形式、表演道具等民俗文化遗产,利用摄像、摄影、绘图等进行登记管理,形成整体化的民俗文化档案,为民俗文化保护提供多媒体的技术资料支持。
(二)加大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
民俗文化表演者、道具制作手工业者、音乐演奏者等民间非物质文化继承者流失,是造成当前羌族民俗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提高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1.加大政府部门投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利用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等政策性优势,吸引更多的中青年加入到民俗文化遗产学习中,为文化遗产^承队伍提供新鲜的力量。2.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文化保护工作。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我们不仅可以吸引本族群体,甚至是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喜爱羌族文化热心的人士,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就是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质量的一种有效方法。3.组建了羌绣合作社、山花艺术团和羌州罗氏傩艺表演有限公司
(三)合理发展民俗文化经济,推进文化与经济平衡发展
发展民俗经济提高民俗文化保护投入与保护质量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族经济开发中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1.以保护前提。由于受到“5.12”地震等地质灾害影响,目前羌族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保护质量依然较差。因此我们民族民俗文化经济开发依然应以保护为前提开展,不能因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而对羌族文化遗产造成二次破坏。2.加大民俗经济投入。在政府与民间民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以促进民俗文化发展为前提,利用政策支持方式,将民俗经济收入侧重于羌族手工业、民俗表演等民间民俗经济投入中,促进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
(四)以新媒体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
为了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力度,引发全社会对羌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度,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形式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如将羌族歌舞、傩戏等文化艺术形式制作成文化宣传短片,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由地方文化部门制作羌族民俗文化的微电影,进行网络播放等,都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重要模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智慧。”语文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决定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离不开语文。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历史使命,探寻语文教学的新思路、新渠道,深入研究民俗文化,丰富语文教学,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让学生在祖国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光大。
一、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开发语文课程资源
1.经典诗文背后氤氲着传统民俗文化的气息
通过阅读《江南》,可以了解江南水乡人们亲水采莲民俗风情,通过理解《敕勒歌》,可以明白塞北草原游牧民族骑马纵歌的生活习惯。我们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等古代作品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也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在传授语言文字知识,进行人文教育的同时,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2.名家文本里面荟萃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
“语文的文本价值与学生独特体验的完美结合。”如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已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鸭蛋、精神层面的鸭蛋,它更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承载着作者自我的精神,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只有用文化视野和生命的历程去解读它,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刻,学生的情感在民俗的熏陶中得以升华。端午的鸭蛋,就是一卷精神的胶片,上面承载着作者对童心的复苏、故乡的缅怀和对民俗风情的追念。
3.山光水色中间流连着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山伟岸、水奔腾,草木有情,蜂蝶有意。利用好这些蕴含在文字、景色背后的人类几千年来赋予“物”的特殊含义,可以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树立良好的道德修养。
4.故事传说背后掩藏着民俗文化的精髓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更多经典的、优秀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进入到小学语文教材。这些不仅是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材料,而且往往蕴藏在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它使孩子求真、向善、尚美,使孩子了解悠久灿烂的华夏文化。
二、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培养语文实践能力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曾说: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民族的命运与走向的问题。当前,外来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多,在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的不断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在学生的思想中日益淡化,作为语文教师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1.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
比如举行一些“元宵节——我和花灯有个约会”;“清明——追寻英烈的足迹”、“端午——走进屈原的世界”等活动,对于发掘和弘扬民俗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搜集身边的民俗风情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正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如参观名胜,收集对联。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诵读欣赏”中介绍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对联,教师可以在讲授了文本中对联知识之后,要求学生收集体现家乡文化特色的对联。这样,学生既能巩固文本知识,又加深了对家乡民俗文化的了解。家乡的西楚霸王项羽故里,泗水古国遗址、嶂山森林公园等名胜古迹,均有反映家乡历史、展现家乡文化的对联。 转贴于
3.开发乡土资源
在用好文本资源的基础上,教师应努力开发与语文教学有关的乡土资源作为拓展,把民俗文化教育由小课堂带入大社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家乡,亲近家乡,培养深厚的乡土情结。开发乡土资源,当以活动为载体。在明确活动目的、细化活动要求的基础上,教师要放手由学生具体操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民俗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是我们语文教学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走进语文课堂是大势所趋,弘扬民俗文化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语文教学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应该坚记鲁迅先生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开展民俗文化教育,努力将民俗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深处,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走进生活,走进语文世界,走进语文课堂,让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个开满民俗文化之花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俗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创新内容。
一、民俗志书写创新
将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对其产生的新的要求。书写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条件,因此必须从书写上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民俗志文字的表达并不要求严格参照于民俗兴起时的文字风格,并且要求较少固定式填充资料的书写方式,这需要书写者在工作时能够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塑造,如书写的表达意境、文章风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与日俱增的现今社会,刘铁梁通过不懈研究,为民俗志树立的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进积极的倡导,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发挥范式的主导作用。在2004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所参与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刘铁梁教授作为首要的负责人与其他师生对试点展开研究,作为试点的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通过学者及学生们的调查和研究,为该区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极具实践意义的方案,同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书写形式,进而随着研究深入而最终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书写理念。该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书写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深化进行,为东城区、怀柔区、西城区、昌平区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书写理念获得了不断补充和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国民俗志书写的统一制式。
二、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独特作用
北师大教授刘铁梁在研究时发现了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以此基础上对“记录民俗学”进行重新的等位。刘教授认为“民俗志并不能单纯的作为记录载体,而是应帮助科学的研究为整个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目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上来看,作为研究资料的民俗志不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资料,其本质上已然具备着一定的认知。虽然刘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并未明确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备的规范性作用,但是从其对民俗学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对民俗学的各方面影响,已然决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为此类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规范和引导民俗学发展的范式,虽然在民俗学的发展中期并非独一无二,但是民俗志的独特作用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
从其他方面而言,专注于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进步速度令人惊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不错的成果。实证性的研究对民俗学内容的拓展以及基础建设都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需要获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在该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成就,在神鬼传说、故事和历史研究中,均发表的杰出的论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是从多个方面对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日民俗间故事比较泛说》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对民俗学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些著作的背后,钟敬文先生晚年之时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够通过指导研究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和补充,在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着钟先生的心血。学者许钰对传说和故事、陈子艾对民族风俗、张紫晨对宗教和戏曲等研究,结合钟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学术成果,共同构建了目前民俗学实证领域。
四、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
民俗学的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在学术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针对于我国民俗学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如我国已故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发表《把我国民俗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论文,更是参与到现行民俗学教材《民俗学概论》、《民俗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之中。学者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也已论文的形式对民俗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在民俗学恢复之时,其传统性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随着研究步伐的不断深入,该类研究方式也将更加受到重视。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选取论文的方向和针对问题的意识也常有相关类型研究的出现,如黄涛的《民俗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围和传统性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创见性令人观止。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作《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对国外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在理论的研究中有着不俗的造诣。
五、结束语
民俗志书的书写创新、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作用、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都体现出来民俗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也和中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余悦,王俊晖.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2]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0(10).
[3]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民俗研究,2008(3).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热点。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2,1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括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沪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2.2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人,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1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台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3.2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夫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谫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文章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l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旅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新晨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62-01
一、民俗文化元素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意义
随着时间的发展,民间的风俗生活文化经过积累、沉淀而构成了固定的文化元素,在共性下又有个性,浓浓体现了中国式的审美理念。
民俗文化元素是指伴随时间、地域和民族的变化,民众点滴生活文化的集合,经过不断传承、变化发展而真实存在于社会中的实体性意象。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民俗”且实际应用的国家。早期的民俗文化元素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适应人们的生活。
同时,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遗产也是脆弱的,我们应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现在“民俗文化”正成为一种新时尚,它在反映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恒久魅力的同时,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是可以与现代文明并存的,并且以新的形式和外在表现不断去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对文化层面的要求。
民族元素是无穷无尽的。设计师在学习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的同时,还应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努力探索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生活的民俗文化。充分学习并借鉴民俗文化,可以使设计更具文化内涵,民俗文化的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民俗文化元素在设计中的运用
(一)民俗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百年民族品牌,中国著名的珠宝首饰品牌老凤祥金店的标志就是采用了传统图形经过适当的变形后“凤凰”的形象,在扩大老凤祥品牌知名度,加强老凤祥品牌美誉度的同时,凤作为吉祥标记,代表祥瑞,包含了飞黄腾达,好运连连的寓意。由此可知,平面设计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也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它所传达的内容和其隐藏的意义,可以引起人们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与重视。
民俗文化元素广泛应用在平面设计中,利用民俗文化元素的可读性和认读性,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提高了平面设计的冲击力、影响力,而且加速了广告的传播速度,增强了平面设计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将传统民间艺术图形符号融入平面设计,必然可以使其在国际上展示出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神秘魅力。
(二)民俗文化在建筑及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是世界建筑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是东方建筑中最具特色的代表,而且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不同的民风民俗,使得中国传统建筑具有地域性特点。
在室内装饰中可以看见民俗元素的影子,其中在家居装饰和家具用具中最能体现民俗风味,比如书柜、八仙桌、挂饰、高脚椅、屏风、书柜、床等等,在室内设计中,家庭格局也少不了民俗元素,如空间布局、室内色彩、图案、纹饰的搭配等都和民俗有很大关联。在建筑设计中,民俗元素还有其它方面的应用,比如住屋的风水信仰、分布、室内外雕刻、绘画等,若在建筑设计中恰当地运用它,势必能起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包装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手段,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包装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保护商品和方便运输的承载物,也是一个地区乃至国家、民族文化的承载物。
时代的飞速变迁使得现代商品的包装设计被推向视觉传达设计的主流。一个好的、具有文化气息和现代美感的包装设计是提高人们对商品和企业认知度的主要手段,并且一个能够让消费者赏心悦目和具有文化底蕴的包装,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商品的附加值。比如深受外国人喜爱的中国传统十二生肖工艺品包装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在产品包装设计上大量运用喜鹊等有吉祥寓意的民俗图案,在给商品添彩的同时也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激发了消费欲望。
参考文献:
[1]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王献忠.中国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书店,1991.
[3]王唯茵.艺术设计与民俗文化[J].江南论坛,2004(04).
作者简介:
关键词:
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群众文化建设的进程是加速社会文化传播及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对群众的精神文化也能够有较大的促进。特别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在传承环节其自身具有显著的民族历史文化特性,合理的与当代群众文化建设相结合,能够推动我国文化特色全面进程,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一、群众文化建设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基本功能
目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全面进程已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群众文化本身就是对以往文化艺术的传承,不管在文化艺术的构架以及类型上,都能够利用群众活动去全面开展,进而去完成创新。从国内现阶段一些以常规形式传承的传统文化活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算经过一定时间,一些文化活动在特性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风貌,比如国内一些地方所开展的赛龙舟就是典型的文化承递。同时还有一些民族传统佳节在历史过程中已变成被大众所接纳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但可以体现我国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向全世界彰显了华夏文明丰盈的文化底蕴。就用户县农民画为例子,其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户县农民画结合了传统美术的一些艺术形式,让农民画焕然一新,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同时被一些学者所赞扬。因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艺术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的展现给世人,不仅要进行传承及保护,同时还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要将它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环节之中。从群众文化特性视角来看,其有较为显著的唯一性、区域性以及民族性,这种特性在持续的发展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物质文化可以为群众活动的构建奠定路基,而制度文化被视为两者间的介质,可以把群众的相关规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历史文化的持续发展的浪潮,群众文化构建活动只有和常规的传统民族文化适应,才能够得以长久的生存及发展,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时代背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与当下的社会背景相适应。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群众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若想剖析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先要分析文化的基本理念,我们将文化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可以把社会经济构架及政治构建全面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民族的发展要全面合理的运用文化功能。而有着显著时代特色的民族文化具备十分鲜明的民族色彩,其时代特点以及民族特点显而易见。一些民族文化在历史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其生命周期十分短暂,同时也有一些民族文化会出现形式上的变更。不过这种民族文化出现过,那么其必然存在一定的意义,且对社会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可以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这些至今仍被沿用的历史文化已经从根本影响了华夏文化艺术的进程。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数之不尽,且华夏文明文化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这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支持密不可分。换一种说法,即精神财富的构建与广大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不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世界文化背景的全面入侵下,仅保护传承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要侧重于对我国各民族间的多样文化予以结合并持续完善,使其顺应时代的脚步。而想要促进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发展我们就要借助于群众文化活动,对现阶段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所提出的抢救为先,保护为主这一口号来看,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和保护是重中之重。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承及保护,才能够在群众文化构建中结合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进而全面深化我国的文化建设。
三、群众文化发展要依附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及创新
群众文化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历史性,上文提及群众文化在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其内质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就算是传统经济被瓦解,依然不会遏制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以群众文化发展环节我们要重视民族历史,以防文化与历史之间出现断层的情况。在实际继承文化遗产过程中,不但涵盖民族文化艺术,同时还包含民族文化艺术表现机制。换一个角度分析群众文化发展内容,不难发现其中包含了对劳动者的歌颂以及对真爱的赞誉,在未来的传承活动我们要对此类内容进行全面的深化。针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一些民族文化艺术结合了古代诗词以及戏曲等,这些均为群众艺术的产物,就算是传承到今天也没有在相关记载中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一些群众文化形式也保持着以往原汁原味的风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民族文化遗产中也掺杂着一些负面的内容,比如迷信等,要对此类传统民族文化予以正确的传承。推动群众文化需要在继承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革新。可以进行创新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让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变得多元化。所以,在创新的潮流中要将继承作为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全面促进群众文化长久的发展。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构建一定要依附于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无论在继承或是创新上都要和现阶段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在继承的过程中要规避其中的糟粕,将经典再升华,同时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去完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在其表现形式上予以全面且持续的革新,长此以往能够从根本充实群众文化活动,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顾秋玲 单位:南京市江宁区社保局
参考文献:
[1]姚培娟.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以凯里舟溪镇为例[A].2011年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4(07):66-68.
社火活动最源于先民对土地神和火神崇拜。古代把土神和祭土神的地方和祭礼过程叫做社。自古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对于土地能长出养活人的庄稼五谷这一现象产生恐惧进而感激以至于顶礼膜拜的时候,便产生了社火活动的原始形式――社祭。顾颉刚先生认为社为土地之神,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以社神为信仰,每当秋去冬来的时候,先民们便备好丰富的祭品,杀猪宰羊祭祀社神和祖先。在这个时候,劳作一年的人们进入农闲,于是他们便头戴花翎,花脸纹饰,载歌载舞以示庆祝,这就是最初的社火。《辞源》说社火为:“节日迎神赛会所扮演的杂戏、杂耍”。社火一词始于宋代,宋朝人范成大解释:“民间锣鼓,谓之社火”。社祭活动中出现了“琴瑟击鼓”的场面,社祭的场所已经突破了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梗桔,而成为民众聚会的一个场所,祭祀己经成为一个民众性的节日,社神由过去的周王的保护神变为各诸侯国以至每个家庭和民户的保护神,社祭已不再是单纯的对于神的祈祷而成为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社火舞蹈。
1.当地文化和贾村社火舞蹈的关系
1.1贾村民俗文化介绍
贾村民间流传着“每年一小赛,十年一大赛”的传统。贾村还保存着自明代相传的《周乐星图》赛社礼乐用本,该本依照宋元旧规,按宋徽宗“大晟”礼乐规制,记录着由“四十大曲”而来的队舞队戏以及宋元杂剧。直至清末民初,贾村赛社历代相承,各届赛社均由当地“乐户”承应伎乐,演出队戏、院本、杂剧。在活动中,乐户穿戴的服饰样式特殊,头戴七折八扣小帽,箍以额翼(又称花抿),上插雉尾,象征翼星崇拜;身穿前短后长的“龙褂”,从前面看似马褂,从后面看又像长袍,或穿有领无袖的“开氅”。赛社乐户的传承多为家传口授,平顺西社村王家至今仍有乐户的后人执业吹打,1985年山西省文化厅对此项活动进行录像时,王家献出遗存的杂剧抄本,并由第四代传人王福运口授了院本《土地堂》,对赛社文化遗存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也有学者在考察中搜集了一些文字和实物资料,并对当地乐户做过深入的调查,对于贾村民俗文化向外界的展示与传播意义重大。
2.作用
2.1贾村社火舞蹈对当地文化推进作用
2.1.1申报“非遗”对贾村社火舞蹈的影响
200年潞城贾村社火文化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誉为中国社火文化“活化石”;随后引发了当地政府官员、学者、当地赛社活动组织者和当地村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由于当地政府对当地文化的重,所以在元宵佳节都会举办民俗文化活动而贾村社火舞蹈活动往往是这个活动的重头戏。以前是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自己集资推向市场,申报后由政府跟企业赞助,而村民也会以这样方式得到报酬。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在这些庙宇中祭祀只有在封建社会才会有官方参与,从封建社会结束后,几乎祭祀没有官方的参与和授意。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其对人们思想的松绑,1996年后,每年正常进行社火活动。我认为重要原因也在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大家也开始对社火舞蹈进一步了解,“官方”也开始参与研究。
在当地政府大力挖掘传统民俗文化中,他们还高度重视特色民俗对旅游业和民众教育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当地名胜古迹保护,并且投巨资打造一些具有当地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项目,促进了当地人民的收入。2009年,潞城市被评定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并且这几年当地政府通过不懈的努力正积极准备申报中国“迎神赛社”文化之都,打造中国孝道文化之乡。
民俗的发生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化水平制约的。它既要以民族物质文化状况及思想认识水平为基础,又充分表现着其物质文化的文明程度,特别是思想认识的发展程度。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历史上以农耕经济为主,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晋商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票号钱庄遍布各地,大有成为金融霸主之势。他们为山西带来经济的富足的同时也将各地文化引入山西。在晋商的推动下,山西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与思想认识水平都有相应的提高,而这种先知先觉的思想觉悟又深深的影响着社火舞蹈的传播与发展,它为社火舞蹈适度的创新和观赏性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2.1.2“非遗”后,由于贾村社火舞蹈的出现,带动了其他民俗文化的繁荣
潞城市每年都会在元宵节当地举办具有当地民俗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每个乡镇都会有自己当地的文化活动,在2013年的活动时,刚开始由100多名潞城市退休老干部组成的表演方队最先入场,也拉开了历时3个小时文艺活动的序幕。接下来店上镇的百狮闹春表演队,翟店镇的民间社火表演队,微子镇的群龙迎春方阵,合室乡的旱船表演队,潞华办事处民俗仿古旗队和具有传统民俗的经典剧目――社火《水漫金山寺》等等,都使得当地文化在推进,而这些文化在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
记得曾经看过一些材料中有这么讲,一个具有特色的文化的传承不是说它有多久的历史有浓厚的影响力,但是它要保持生命力,就得必须注入新鲜血液,如果一味的拘泥于前人的成果,很容易阻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这种说法以前我一直觉得都有理,可是现在不得不思考,究竟怎样才是文化的传承。无论人们主观是否愿意,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随之改变的,这个改变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2.1.3(三)“非遗”后,让当地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们应该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对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和传统生存方式、优越的城市化生活与农村生活的贫困单调等,以西方文化为基因的都市文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使中国仅存的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受到侵蚀。同时,这样的状况使民间艺术的生存、保护、继承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们保护民间社火这种民间文艺,除了发挥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职能、研究保护措施、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应注重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弘扬和倡导。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先秦民族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2]廖奔:《社火与队戏[J]》中华戏曲,2002(01)。
[3]《山西通志[M]》清光绪十八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4]石应平:《中外民俗概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5]田荣军:《社火文化研究――以宝鸡县天王镇社火为个案[D]》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3月。
[6]王学锋《贾村赛社及其戏剧活动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文论文,2007年11月。
[7]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一、广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优势
1.民俗涵盖率高。广西省是我国旅游资源最为丰盛的地区之一,由于广西少数民族最多。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壮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广西,有少数聚居在其他地方。除了壮族,广西省还有另外十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于此。广西的少数民族民风十分淳朴,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乡土气息浓厚。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这些少数民族创造出使人叹为观止的文化,伴随历史的推移,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居民共同将传统民俗文化延续到了今天,直到旅游业在此兴旺发展。因为民俗覆盖面广,产生的民俗文化越来越有丰富的内涵,人们可以研究,通过欣赏民俗文化享受生活的美好。因为这个原因,抓住时机努力开展旅游业,有利于广西省民俗的传播,使游客对这个地方产生良好印象,于此同时使少数民族实现富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不止。
2.传统文化数量丰富。广西民俗文化数量种类相当多,主要囊括下面几个方面:(1)传统习俗。中国汉族传统风俗习惯相当多,例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之道,在待客之道等方面。广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比较大。例如瑶族,始终实行一夫一妻制,坚持婚姻自由,碰到自己心爱的男女时采取特别的求爱方式表达内心,倾诉衷情。白裤瑶是女方主动示爱,与汉族女子完全相反,却是直接赠给心爱的对象信物。在待客方面,侗族自古用打油茶招待客人,与汉族稍有不同,但也相似,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大融合。(2)节日习俗。我国汉族从古至今有春节、重阳节、盂兰盆节等等,少数民族还有众多拥有本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广西的少数民族也拥有着十分丰富的节日文化。
3.文化古迹丰富。在广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文化古迹也是一大特色。传统民俗的每个方面都融入了文化古迹的建造过程中,例如古迹上面刻画的壁画是少数民族居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建筑的取材体现着少数民族传统住宅的风格,古迹的结构也完整展示了少数民族民居的独特建造形式和建筑艺术风格,是扩展旅游市场的一个兴奋点。然而,伴随着历史的推移,有不少的古迹受到时间的风化和认为的损害,不少古迹面临毁坏和倒塌,当前工作的重点便是加大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让文物古迹得以顺利的传承下去。
4.民族文化重视化。随着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已经成为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提倡传播民俗知识、保护民俗文化,力争尽所能来留存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也是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体现,极具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少的人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保护抱有信心,一批批的民俗文化研究者还在不断的涌现出来。政府注重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发扬,使得逐渐多起来的人对民俗文化感兴趣,想要深入了解,感受民俗文化当中独特的民族风味,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能体验不同风情不同生活的美好。所以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发展广西民俗旅游资源是一件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事情。
二、广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难题
1.景区景点平庸化。在广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景区景点的平庸化。首先,每个地区的景区景点都逐步向平庸化靠近,在景区结构中,除了自然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外,其他的能够体现民俗风情景点十分稀少,游客大多只游玩过一遍就了解了,不会成为回头的顾客;除此之外,为了使得景点多一次神秘感,给景点景区虚构了许多子虚乌有的神话故事传说,在吸引游客眼光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景点的真实性和信用度。加上虚构的故事大都平淡无奇,或者严重造假,往往招致游客反感得不偿失。此外,在景区规划建造中,把经济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歪曲了旅游资源开发的真正意义,一些极有文化内涵、历史研究价值的景点就因为开发资金问题而被丢弃,使真正具有开发价值的景点埋没,造成了一种文化资源的浪费。
2.景区重点模糊化。一个严重的缺陷还存在于各个景区之中:景区重点不明确。为了取得大众的关注度和丰厚经济效益,一些景区在景点的文化背景当中掺杂了无关紧要的文化知识,误导游客走入误区,民俗文化的精髓无法真正的被了解。并且,在景区的介绍当中,出于某种目的把民俗文化曲解,使民俗文化的特殊感尽失,民俗文化重点往往被忽略了。而且在旅游者参观过程中,导游员的素质也是关键。但是很多导游基本都只了解一些皮毛,甚至非常肤浅,对景区的民俗文化没有深入了解,在介绍过程中缺少真实性、可行性,使得景区游览重点模糊化。在景区内部,景区介绍十分不清晰,令游客朋友们的满足感大打折扣。
3.交通通达度问题。交通问题对于开发旅游资源来讲可以称为致命一环。首先,对于广西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交通条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大部分地区处于偏远的山区,要想改善交通的现状,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逐步完善。当然,所投资金的数目也是相当之大的。再者,广西的偏远山区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影响很容易出现滑坡,一旦发生滑坡,不仅游客的正常行程会被耽误,游客的安全问题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旅游出行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便捷度的问题,如果景区周边距离公共交通比较远,这里的旅游业发展也将面临巨大挑战。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开发旅游业本身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但如果因为交通、品等问题没办法迅速解决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反而会由于资金花费过多造成资金周转不良,资金不能快速回笼的问题。导致旅游者自带东西,这样长此以往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和污染,导致生态环境的毁坏,得不偿失。
三、广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问题解决措施
1.加强调查研究。在解决广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全面调查,才能科学合理德进行开发工作。首先需要从广西民俗文化的起点开始开展调查工作,了解原汁原味的文化、少有人知的民俗资源特色。可以让工作人员走进少数民族村寨,在少数民族居住区生活一段时间,谈话和生活交往,亲身体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并如实记录,把有趣的有特色的风俗习惯整理好,有利于开发民俗资源。还有可以组织专家论证、安排大会讨论等形式来规范广西民俗文化开发建设,积极挖掘有价值可利用的建议,精简建设的规划,力争准确精炼。其次就是针对广大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游客最景区的兴趣点,挖掘景区本身最有价值的景观,根据游客需求来开发景点。
2.加大宣传力度。想要振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宣传工作必须要加大落实。可借助新闻、网络等途径来传播民俗旅游资源,把景区内的相关信息传播到媒体上,使旅游者了解认识景区,对广西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产生兴趣,想一睹她的风采。并且,加强宣传广西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工作,让当地群众了解到旅游业的进步发展会对当地整个经济整个社会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带动作用,让当地群众了解旅游资源开发的必要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投身到旅游也中来,给旅游者展现当地淳朴的民风民俗,展现出民俗文化旅游的深刻内涵。
3.完善制度规划。制度规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交通制度。交通问题的解决是旅游业发展肯定会面临的挑战。首先要讲的是偏僻的山区里的交通,要请专业人士来进行道路勘测,采用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来考察论证,选择最便捷最经济的线路来修建。二是导游制度。对景点景区的导游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训方法,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援,向游客展示广西省少数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三是环境制度。生态环境影响的问题是旅游业的展给广西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在环境规划之中,一定要综合各种资源环境问题,努力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找到解决方法,尽力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行垃圾和资源的分类回收等等,尽量在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
四、总结
广西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尊重传统文化的一种最好体现。广西的民俗旅游资源本身拥有很大的魅力,所以在发展中有非常大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开发工程中也会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相信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即使遇到问题也总会有解决方案。当然,方案实施过程之中,相关部门的资金支持、当地居民的帮助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参考文献:
[1]闫飞.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8年
[2]邢莉.钟敬文的中国民俗学理论新建树――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探讨[A].纪念钟敬文诞辰一百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3年.
[3]格桑德吉,斯朗永宗.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相得益彰 打造日喀则特色旅游[N].日喀则日报,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