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立法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财税立法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键词：生产物资采购企业管理

引言

近年来，企业逐渐认识到采购对于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作用。采购的地位逐渐得到重视，开始将供应链管理理论引进到采购管理中。采购管理的研究一般是以工业企业为背景进行的，由于生产型企业管理的复杂性，虽然一些研究者对采购管理作了初步研究，都强调了对采购管理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还是比较缓漫。

1.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流程

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业务流程不仅因企业而异，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业务流程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通常情况下，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采购来源，采购方式以及采购对象等业务作业细节上。虽然采购流程存在着以上种种差异，但归结起来，其基本采购流程主要由以下几个程序组成。

(1)在项目、生产、组织、设计完成以后，物资计划员根据工程部制定的滚动生产计划，利用技术部制定的材料清单，将生产计划拆分成材料需求计划，并结合现场的实际需求，同时考虑原材料库存制定出原材料采购计划或书面请购单，转发至采购部门用来作为采购业务依据。

(2)采购员收到原材料采购计划或请购单后，在原有的供应商中选择诚信良好的厂商，通知其报价，或通过招、议等形式询价，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可能的供应商后，将经批准的书面采购订单发送至合适的供应商处。

(3)如果供应商能够满足订单的要求，它将返回一张订单确认通知，这笔业务将按照正常的业务过程进行。如果不能满足订单要求，它将提议更改送货的日期、数量或者价格。采购员将重新确认价格，同时到材料计划员处核对供应商提议是否符合生产计划的需要。如果不符合，采购员还必须再和供应商协商达成妥协。而且即使妥协达成后，由于工程设计变更还可能会改变对采购原材料的需求。一旦这种变更产生，材料计划员必须再和采购员联系，采购员再与供应商沟通，上述过程不断重复进行，直至最后签订供货协议。

(4)签约定货后，应依据合约规定，督促厂商按时交货。货到使用单位后，使用单位的质检部门、保管人员到现场对标的物的尺寸、数量和质量依据国家标准进行验收。

(5)厂商交货检验合格后，随即开具发票、首先由采购部门核对发票的内容是否正确，并填写物资采购验收单并与发票(附材料清单)一起到财务部门挂账后付款。付款时，采购部门填写付款申请单，然后转交财务部门。凡厂商所交货品与合约规定不符或验收不合格者，应依据合约退货，并立即办理重购手续，予以结案。

2.生产型企业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

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有以下两个特点：

(1)采购物资的多样性：一方面，企业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相比，体形格外庞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企业材料、制品、构件和配件，且其复杂的生产过程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机械设备。而且由于制品、构配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符合企业设计的要求，同一种材料也会有不同的规格。因此生产企业采购的物资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占据物资的十类五万多个品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设计者的水平技术高低不同，欣赏水平和爱好存在差异，以及生产企业的经济、技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使得企业产品在规模、形式、构造、装饰、生产、组织等方面千变万化，并经常需要运用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

(2)物资供应的多变性：企业产品的生产地点是统一的、固定的，使用单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了企业产品生产的不固定性。生产企业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生产出用户满意的产品，生产中使用的材料不仅要随着产品的变动而变动，需求的规格也是多变的，由于市场逐利原因不是畅销材料常常采购不到，直接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就需要做好材料的代用工作，从而增加了物资供应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使材料的采购供应规范化、标准化，而需要灵活多变的物资供应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否则可能会造成生产的混乱。

3.供应链的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管理的特点

3.1基于供应链的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管理的两个层次

(1)技术层次上的采购管理：供应链管理应该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即满足客户的价值要素，因而企业的采购管理必须保证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及时、准确满足客户需求。所以，在供应链管理条件下，企业采购管理的任务要以企业外部市场需求变化为依据，通过有效的经济管理活动，为企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技术层面的角度出发，企业采购管理首先需要考虑应采用什么技术手段与方法来保障企业的产品制造活动的物资供应。而有关技术层面的采购管理应着重考虑降低采购成本、降低库存、提高采购质量、缩短采购周期四个方面。

(2)战略层面上的采购管理：供应链管理下的企业采购是建立在供需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的，企业采购管理的范围必须扩展到企业的外部环境，管理重点从传统的内部事务管理转向企业外部资源管理。这里所谓的企业外部资源管理是指企业间协作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维护。建立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涉及到企业双方的资源、经营战略、发展目标等战略因素。因此，企业的供应链采购管理在从事外部资源管理时，应该从企业战略的高度考虑如何选择确定供应商和与其建立什么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此解决采购技术层次上的问题，满足采购企业的供应需求，摒弃那种为了生产供应需求寻找贸易伙伴的做法。

3.2采购管理模式的关键点分析

传统物资的采购模式下，采购活动主要围绕价格而展开。价格因素是采购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采购活动考虑的唯一要素。因此，企业为了取得价格上的优势，一般多采取多货源采购策略，通过增加供应商的数量来降低采购的价格。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采购需要考虑的因素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产品的采购价格只是总成本的一部分，产品的质量对总成本也有相当的影响。

高质量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将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导致较低的总生产成本或较高的产成品价格和质量。在当前买方市场下，产品的高价格或者低质量都将极大地影响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面对激烈的竞争，企业需要快速响应顾客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采购方制定采购策略时，肯定会考虑到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这两个因素。正因为如此，在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上实行采购管理时，选择和评价供应商时，要充分考虑到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这两个因素。如果这两者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那么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将无法体现。

3.3系统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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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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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渠道已由过去单一的财政拨款为主向多渠道筹集过渡。近几年来，尤其是2000年后，高校总收入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是财政资金占高校总收入水平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校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财政无偿拨款（包括如“985工程”拨款）、科研横向和纵向收入、学费收入和自筹资金等几方面。

税收法规明确了高校作为纳税主体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高校自身和后勤服务集团的经营所得，以及校内各部门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除了依法可以免税的部分外，都应按照税法规定缴纳各类税收。一直以来“税收不进学校”的观念在高校财务人员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高校的财务人员未树立依法纳税意识，也缺少对税收法规的学习和了解，发生纳税义务后很少能够及时办理税务登记。近几年，随着税务机关加大征收力度，将高校作为税收检查的重点，高校依法及时纳税的压力逐渐增大。如2007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局召集在京高校财务负责人，就高校缴纳企业所得税进行了探讨。2008年年初，海淀区税务局又就所得税召开了会议，这充分显示了税务部门对高校的重视。这种情况下，如何对高校税负问题进行梳理，严格涉税业务的管理，就成为高校广大财务人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面临的税负现状分析

1.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1997]75号）规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收入，除财政拨款和国务院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项目外，其他一切收入都应并入其应纳税收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进修班、培训班所得暂免征收所得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高等学校包括教育部门所办的和国家教委批准、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以及中国人民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军队院校。

对高等学校、各类职业学校服务于各业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虽然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并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随着所得税法规执行力度的加大，如何合理缴纳所得税，已经成为高校财务部门面临的一大课题。

2.营业税

营业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实施非学历教育的学校则应当依法缴纳营业税。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

但是税务部门和纳税人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免税范围仍存有疑问，为此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于2006年1月12日《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对教育劳务的免税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

(1)各类学校（包括全部收入为免税收入的学校）均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并按规定使用发票；享受营业税优惠政策的，应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减免税手续。

(2)校办企业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所提供的应税劳务（服务业税目中的旅店业、饮食业和“娱乐业”税目除外），经审核确认后，免征营业税。

(3)高校后勤实体经营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及为高校教学提供后勤服务取得的租金和服务性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或教师公寓等高校后勤服务设施向社会人员提供服务取得的租金和其他各种服务性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4)社会性投资建立的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并按高教系统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租金的学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营业税；但对利用学生公寓向社会人员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租金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5)设置在校园内的实行社会化管理和独立核算的食堂，向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向社会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按现行规定计征营业税。

(6)高等学校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俗称“四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随着高校科研事业经费到款的逐年增长,很多高校并没有办理“四技”营业税的减免,故每年因为“四技”而缴纳的营业税已经成为高校的严重负担。

3.其他税种

其他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这些税种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在高校整体税负中比重很小。不过随着高校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税种也应该引起广大财务人员的重视。

二、高校可采取的对策

1.积极推动完善高校领域税收政策立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专门的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文件。在高等学校税收政策方面，多数是由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的，如通过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规章加以规定，立法级次低。另外，面对教育体制改革给高等学校带来的新变化，税收政策的出台显得非常仓促，大多是以通知或补充通知的形式出现，某些税收政策已经跟高校的财务核算体制不匹配，造成缴纳税款的不可操作性。所以，积极推动财政部、教育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立法层次高、规范、协调、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税收法律法规，争取相关部门在法规制定阶段充分考虑高校特点，可以为高校承担合理税赋争取主动权。

2.修订高校财务制度

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设置的会计科目根本不能满足高校进行税金核算的要求，如没有“企业所得税”科目。高校财务人员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需对账面利润进行较多的调整，如果财务人员在平时工作中对与涉税业务有关的收入支出不进行完整的记录，不熟悉税法，就很难正确计算应税所得额。所以迫切需要主管部门根据税法的要求，修订《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分开核算应纳税所得和非应纳税所得，对于应纳税所得，正确核算收入和与之相匹配的支出，以计算和缴纳企业应负担的各项税负。

3.加强纳税宣贯，树立依法纳税意识

目前，因为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不同，各大高校各种税种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如北京地区，各高校《对北京市统一银钱收据》的使用就各不相同。建议成立地区高校财务负责人联谊制度，定期交流纳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统一口径。

对于“四技”涉及到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各高校主管财务和主管科技校长应加强沟通，重视“四技”减免。财务部门跟科技处（部）的要加强联系，共同做好“四技”的减免工作。如北京某高校，科技处负责“四技”合同在技术市场的登记工作，财务处负责税务局的备案工作。在没有进行营业税减免工作之前，每年需要缴纳600多万的营业税，登记备案后，每年只需要缴纳几十万元的营业税，效果非常明显。另外，加强对广大科研人员的纳税宣传力度，积极合理为学校避税。

4.提高财务队伍人员素质

目前，各高校财务人员普遍存在年龄结构偏大、学历较低、知识结构落后等困难。迫切需要打破人才壁垒，引进具有现代财务管理意识的年轻专业财务人员，提高财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广大财务人员要重视对税法的学习，做好纳税申报和减免税申报。利用税率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对高校的经营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必要时还要咨询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和税务专家，制定合理的纳税方案。

参考文献：

[1]财税字[1997]7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征收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国税发[1999]65号: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

[3]财税[2004]39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4]国税发[2005]129号: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

[5]京地税营[2005]525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取消技术交易免征营业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财税[2006]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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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税遵从观的含义及特点

纳税遵从，来源于TaxCompliance的翻译，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的程度。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我国在《2002年一2006年中国税收征饭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提出了“如何建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如何才能在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纳税人也能“诚信纳税”，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要义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社会主义税收新秩序。

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必须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三是能够意识到采取违法、非法等手段偷逃税款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纳税风险。纳税遵从观下企业税收管理目标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具体由发票管理、涉税会计处理、报表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等环节组成。

二、树立纳税遵从观，防范企业涉税风险

(一)建立稳定获得税收政策信息的渠道，动态掌握税收政策及变化。纳税人只有在熟练掌握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强化纳税意识，实现纳税遵从。税收政策是基础，及时获得和掌握税收政策，可以防止政策信息不对称，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税收政策之间在内容上有覆盖性，这种“补丁上打补丁’，的浩繁的税收政策需要企业专门安排专业税务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梳理。了解税收政策的途径较多，可以上网查找，如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查找，可以拨打税务服务电话12366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财税政策公报类期刊获取财税政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派员参加税务培训学习，听取立法者、专家和学者的辅导讲座，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等。企业专业税务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渠道，动态了解并掌握同一税种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关于同一涉税事项税收政策的变化内容，正确理解具体税收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以便依法处理涉税事项，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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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

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

(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

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

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研究框架中，法律观念、体制以及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的运行是法律观念下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竞争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则要求。本文主要是从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对市场经济法律观念进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观念来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一)市场经济概述及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规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能有效的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且滞后性的特征，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调控与政府行政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传统的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还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面临着一定混乱的局面。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有序的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对促进经济社会规范化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关于经济发展的民法已达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发展秩序以及调整市场化行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较多的法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民法法律，这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经济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制定的行政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着可操作性差、不规范、不公开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规范，转变政府行政机关的职能，制定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法律规范。

2.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应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行政，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严格加强执法，能促进良好的执法环境建设。

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探析

(一)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条件以权力为本的法律观念

权力是在相对自由的法律情况下运行的，以获得合法权益为可能的，权利的运行主要以利益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保障权利能为市场经济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经济法律要首先确定以权利为根本的法律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上是区别，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受到行政权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影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要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让企业真正的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规律，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确立以权利为本的观念，着力完善民事立法与经济立法体系建设，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经济竞争法则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

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包括:竞争参与的全面化、竞争规则的公正性以及竞争过程的透明化、竞争结果的有效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上级要求的绝对服从，对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来决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也受到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导致市场经济不能平稳的发展。

三、结语

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是对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和增加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法律观念的建设，并将其中优秀、成功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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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审计和财政监督，决定了我国财政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取向。随着财政监督体系的逐步确立和基本完善，使我国的财政审计工作产生了巨大变化。

一、对财政监督的理解

对财政监督的理解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全过程阐述财政监督的含义，以孙家琪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辞典》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指的是通过财政收支管理活动对有关经济活动和各项事业进行的检查和督促。另一种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对财政监督的含义进行归纳，以顾超滨主编《财政监督概论》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是指政府的财政管理部门以及政府的专门职能机构对国家财政管理对象的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调查处理与建议反映活动。还有一种观点是从财政业务的角度来阐述财政监督的含义，以李武好、韩精诚、刘红艺著的《公共财政框架中的财政监督》提出的财政监督的定义为代表，认为财政监督是专门监督机构尤其是财政部门及其专门监督机构为了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而依法对财政性资金运用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进行检查，处理与意见反馈的一种过程，是实现财政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

二、对财政审计的理解

财政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及财政部门组织执行财政预算的活动所进行的审计监督。财政审计，又称财政收支审计，是审计机关依照《宪法》和《审计法》对政府公共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实施的审计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和审计机关的组织体系，财政收支审计包括本级预算执行审计、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以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根据《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主要对财政部门具体组织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海关系统关税及进口环节税征管情况、金库办理预算资金收纳和拨付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预算执行情况、预算外收支以及下级政府预算执行和决算等七个方面进行审计监督。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财政审计逐步实现了三个重要转变：一是由收支审计并重转向以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主；二是由主要审计中央本级支出转向中央本级与补助地方支出审计并重；三是财政审计范围已由传统的财政决算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税收和海关征管审计，扩展到预算执行审计、部门决算审计、转移支付审计、税收和海关收入审计、政府采购审计、财政绩效审计、社会保障审计等。逐步形成了“大财政审计”的概念。大财政审计是财政审计的扩展，也是财政审计的补充。

三、财政监督中对财政审计的监督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对原有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了一整套重大改革。会计准则的重要作用不仅得到实践工作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政府财政部门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又全面地推进了新税制改革，税收的刚性通过立法途径得到了保证。新税制规定，当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国家财经规章制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时。税收征管机关在征税时，应以国家财经规章制度的规定为准。这一规定对于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秩序有积极的作用。自实施财会制度和税制改革以来，理论界围绕税收原则的刚性内涵与会计准则的公允内涵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逻辑来看。税收原则体系同会计准则体系是一致的，二者都应体现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运行的客观要求。但从某一特定的时期看，税收原则体系与会计原则体系又是有区别的。首先，税收原则由于阶级性要求可能会做出某种强制规定，

但会计准则体系的阶级性要求相对而言并不十分鲜明，审计的准则无疑应是以各项公认的会计准则为基础的，其实我国早已有注册会计师与注册审计师合一之实。其次。财政监督有独立存在的实体一财政资金言，财政实体还应包括国有资本部分；而审计则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财政管理的目的应是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运行效益；而审计则只是属于方法论的范畴，审计的阶级性并不突出，国家统治的代表——各级政府需要审计，对于微观经济单位——公司、企业来说。加强内部监督管理、完善公司的内部审计功能。也是它们管理的重要职能。再者，财政监督包括人事监督和财经监督两方面内容，而审计监督只有财经监督之责，并无人事监督之权。从法律角度看，一级或上级审计机关实施监督所依据的法律准绳也只能是由立法部门或财政部门所制定的各项财经法规。我国现行的一级审计机关对同级财政的审计也只能在预算法等法规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当然在这里也可能会有新的情况出现。从长期来看，税收刚性原则不会脱离会计准则而孤立发展，税收在它的立法时，会不断地吸收会计准则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东西来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简言之，税收刚性既是立法的要求，也会体现会计准则演进中的精华。由于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在我们今后的财政活动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交叉，而且审计监督也有由政府内部监督模式往人大的独立审计模式过渡的趋势。探索审计监督和财政监督各自的内容、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监督效率等也将会显得日益重要。

四、完善财政审计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都要围绕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个目标努力推进。从内容上讲，公共财政体系包括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公共财政政策体系、公共财政责权配置规则体系、公共财政制度体系、公共财政管理体系和公共财政监督体系八个方面。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在2008年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的基础上，2009年将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由此可见，将对我国财政审计产生了深刻影响，财政审计面临着“五新”：一是面临着新的财税管理模式和管理内容；二是面临着要确定新的审计客体和审计对象；三是面临着要运用新的审计手段，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已经刻不容缓；四是面临着要确立新的审计的目标，更注重绩效审计；五是面临着要适应新的审计环境，要实行阳光审计。由此可见，在公共财政制度重构过程中，要解决制度缺陷，堵塞各方面的漏洞，不仅需要财政内部的检查监督，更重要的还要借助于财政审计的作用。通过财政审计和财政监督，发现问题和提出建议，促进各项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魏长生,查勇.浅谈绩效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9,(5).

篇7

一、非营利法人概述

本文认为非营利法人的非营利性应该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从法人存在的目的看，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是非营利法人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实现某种公益目的。第二，不能进行利润的分配。非营利法人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并获得利润，但是这些利润不得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第三，不能将非营利法人的资产转变为私有财产。既然是非营利法人，那么他的财产就应当永远是公共财产。即使是在非营利法人解散的时候也 不能分配财产。

二、我国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一）对我国的非营利法人可否从事营利活动规定并不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对各类非营利法人是否可以从事营利活动规定并不统一。然而，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很多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现象。由于没有法律规定，这些非营利法人在从事营利活动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不向社会公开，包括资金情况，运作情况会导致监督机关的监督失利。近年来，国家开始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开始放宽，但是对一些行为法律规定还是很不明确。例如，以前规定，民办教育机构不得从事营利行为，后来做了修改，[1]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从事营利行为，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本文认为，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行为进行限制并不利于非营利法人的发展，只有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给他一些激励措施，才利于他的发展。[2]

（二）对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的方式规定的不够具体

我国现在只有少量法律条文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条文大都流于形式，规定不够具体。以《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例，法律规定基金会要以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各自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却没有对营利活动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到底哪种方式才算是安全，合法，有效，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导致某些非营利法人过度的从事营利行为，影响正常的公益活动。所以，为了保证非营利法人的正常发展，很有必要作出具体规定。

（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还是没有体现出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特殊优惠，这样不利于保护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为了更好地保护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必须在税收上与其他活动做区别对待。而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不仅没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有关的活动和与公益无关的活动作出区分，而且还把非营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收入及利息作为了征税对象。

三、完善我国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

本文认为，为了有效的引导和规制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必须明确规定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如果禁止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是不现实的。我国应当对此作出附条件的许可主义模式。对大多数非营利法人作出许可其从事营利活动的规定，对某些极其特殊的非营利法人，允许其从事营利活动会影响其非营利人的性质，对此可以作出禁止的规定。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既有利于其自身发展，也可以减少国家对其的财政支出。其次，国家还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领域作出规定，因为向一些金融领域，如果向其投入资金具有很大的风险，为了实现非营利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国家应该对此行为作出禁止规定。一定要限制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领域和范围。再次。国家还应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规模作出一定限制，因为规模太大也不利于非营利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最后，一定要对非营利法人从事公益活动和营利活动的行为作出明确区分，不能相互混淆。[3]

（二）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

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区别对待。本文认为应该采用收入来源法确定营利活动的相关性，以其收入的来源作为区别的依据。划分为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收入和与公益活动无关的营利收入，进而对这两种收入做区别对待。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划分的依据。

虽然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但是一定要对其从事营利活动的范围加以限制，对其可以从事的领域进行严格的规制，否则容易造成非营利法人性质的背离。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目的是减少国家财政的支出，避免非营利法人收入的闲置和浪费，让其资金流动起来，适当的从事经营活动，可以使其收入有稳定的增加，这对于国家还是非营利法人本身都是有利无害。对于一个非营利法人必须从事营利活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非营利法人所从事的营利活动应当在组织的公益宗旨范围之内；第二，非营利法人如果不从事营利活动就不能实现其章程规定的设立宗旨。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该非营利法人才是必须从事营利活动的。[4]

我国现在的税法上没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活动和与公益无关的活动作出区分，对其都一概而论，这不利于非营利法人的发展。本文认为应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收入进行减税或免税，而对其从事与公益活动无关的活动按正常的税收进行管理，这样区别对待，对非营利法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税务机关对其减税或免税，有利于促进非营利法人更多的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活动，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贾西津.对民办教育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3（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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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税”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避税，即税收规避的简称，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通过对经营事项进行事先筹划，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到减免税负的目的。

各国对避税概念的理解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避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为减轻税负所采取的一切行为。进一步可将其分为正当避税和不正当避税1，其中正当避税也称合法避税，是指纳税人依据税法规定，作出符合税法宗旨并能减轻纳税义务的行为；不正当避税则指行为人利用税法漏洞，通过人为的安排，减轻税负的行为。

2特征

(1)非违法性。避税是一种非违法行为。

(2)提前性，亦称前瞻性。即在纳税前，就需要对经营过程的中涉税行为进行相关的筹划和安排。

(3)受益性。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低税负，例如运用低税率，可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二是延长纳税时间，将纳税期推后，可以间接减轻税收负担。

(4)权利性。避税实际上是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运用税法所赋予的权利，来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

二、“节税”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节税，是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减少税款，即税款的“节约”。它是指在税法规定范围内，当有多种纳税方案可选择时，纳税人以税收负担最低为标准来进行选择。

节税行为因符合税法宗旨和政策意图，因此常为各国政府所鼓励和提倡。

2特征

(1)合法性，节税是通过对税收法规进行分析研究后，作出的优化税收的选择。

(2)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从宏观经济调节来看，税收是调节市场经济以及生产者、消费者行为的有效的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引导纳税人的生产、消费行为，以实现政府调控经济，引导消费的目的。

(3)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各国在制定税法时，都会制定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为纳税人的节税行为提供了前提，使得节税行为具有普遍性。

(4)形式多样性。税收政策在地区、行业或者企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越大，那么纳税人的选择余地就越大，节税的形式也就越多。如利用地区差别、科技含量差别、出口优惠等，都具有可行性。

三、“避税”和“节税”的区别与联系

1从立法角度看，二者内涵不同

节税具有合法性，而避税有非违法性。节税顺应立法精神的，而避税则违背立法精神。避税是以不违法的手段达到减免纳税义务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税法，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间接影响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2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二者对经济、社会影响不同

企业选择节税，会造成政府税收收入的暂时减少，但从长远来看，企业通过节税，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样使生产者有更高的积极性以及更多的资金去再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税基而获得额外的税收收入。同时，普遍推广节税有助于国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促进纳税人学习和研究税法。

避税在形式上与偷税截然不同，没有公然违反税法，但它也是利用税法和国家政策的“漏洞”和缺省环节，使得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妨碍了税收职能的发挥。同时，避税会影响纳税人的心理平衡，使得一些纳税人会朝着有政策漏洞的行业、部门去生产、投资，不利于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甚至会引起经济的不正常发展。

3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二者对企业的影响不同

节税可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是获得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正确途径。企业进行节税筹划活动，可以增强企业对资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避税是以现行税收制度存在的漏洞为前提，如果税收政策变化，一定会影响企业的税收状况，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因此，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不能进行长期的生产发展计划，导致生产计划的短期性。一旦税制完善，企业便束手无策，难以应付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4从国家的角度看，政府对二者持有不同态度

在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提倡企业进行节税筹划，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又间接增加了国家税收收入，是一种政府于企业的双赢选择。因此国家应在这方面积极宣传，让纳税人了解、认识节税筹划。

避税，是一种国家不提倡的行为，虽然目前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提出反对，但由于避税的非违法性以及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我们还是应该自觉的反对这种行为。政府部门应该不断改进和完善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科学合理地设计税种，构建一个完善的税收体系；同时出台相关的反避税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征管稽查水平，才能制止避税的有效办法。

5避税与节税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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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时间与财务会计大致相同，甚至早于财务会计，其在企业税收筹划、反映企业纳税义务履行情况、监督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国对于税务会计有了较长时间的理论研究，税务会计模式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范围内大致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财税分离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财税统一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同时，我国对于税务会计方面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还不成熟，且一般将税务会计视为财务会计的一部分，重视程度不高。建立适当的税务会计制度，不仅是会计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完善我国税制的迫切要求。本论文以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为基础，从分析税务会计模式发展完善的必要性出发，运用分析对比的方法，与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税务会计模式进行比较，直观对比出发展背景、历程、成效差异等，以期找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符合我国税务会计发展的模式。

一、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1．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合理把控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差异的必然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改革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开始，税收制度与企业财务制度之间的差异逐步扩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均是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一种会计核算管理活动，但税务会计因与税法有特定联系，相对于财务会计更加复杂。税务会计是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税务筹划、税金核算和纳税申报的一种会计系统。二者的处理方法、计算目的、核算程序和结果等有很大差异性，这就要求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尤其是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使得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日趋明显。因此，只有完善我国税务会计制度的建立，才能充分发挥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各自的职能，规范我国会计制度。2．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完善税收制度并保证税收征管的重要措施首先，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有利于完善税收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优化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结构，是对税制基层结构的补充。其次，设立税务会计有助于保证国家税款的征收工作。企业配备既精通会计业务，又熟知税收法律相关规定的人员，不仅能保证国家税款及时、公平、足额征收，还能保证企业在合理、合法纳税的基础上充分使用税收优惠，为企业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再次，设立企业税务会计，建立完善的税务体系，明晰税企权责，让税务人员从繁杂的财务报表检查中解脱出来，从而大大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3．设立企业税务会计是企业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必然选择税收筹划，即合理避税，是指纳税人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及税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政策及法规的导向，事前选择对企业自身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来处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及理财等活动。税收筹划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的利润，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然而，企业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税务会计制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把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正式的工作来处理，才能充分利用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利益，才能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美、法、日三种税务会计模式比较分析

1．美国：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从法律制度看，美国采用的是海洋法系，即普通法系。其形成并且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如中国的宪法般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主要依据经美国法院判例给予解释，成文法再进行补充。税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使用状况也不例外。各州分散独立的法律体制，国家没有系统地、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统一规范。从经济体制看，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在宏观上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不直接干预经济，经济具有高度的自由和开放性，市场决定供求，遵循公认会计原则，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从会计规范的形式来看，美国由于其会计核算规范为民间管理方式，因此，会计核算规范均以公认的会计原则为核心，其立法对会计核算规范并无直接影响。美国强调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极大程度的保护了企业经济利益，使企业的财务会计能够自觉遵循会计原则，同时其完全不受税法的约束，所以会计核算、提供的相关信息相对客观、公允和真实。从企业组织形式看，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等企业形式在美国非常丰富多样，以股份制企业为主。美国作为全球证券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企业资本的构成与法国、日本相比，自有资本占比高达55％，法国占比为36．8％，而日本只占19．8％。从融资渠道看，美国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通常依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企业未来的前景作为是否持股或持股多少的重要参考。由于美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在融资渠道的选择上优先选择证券市场，而银行只是辅助渠道。由于美国财务会计过于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税法约束，这种投资者导向型会计模式推动企业财务会计发展日臻完善，但需要统筹相关税务和计算、核算应缴税款时，就须根据美国复杂的税法同步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即使涉税会计比较复杂，但美国这种税务会计模式能够较好地发挥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应有作用，因此还是能被诸多国家广泛采用。2．法国：财税统一的税务会计模式法国的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基本统一，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也是财税统一型的模式，政府和税法占据主导地位，会计服从税法。法国这种财税统一的会计模式明确要求：企业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一致，强调缴纳税款与股东的财务报表要一致，决不允许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理会计相关事项。这种“政府税收导向型”的会计模式，会计职业团体的力量较弱，过分强调按税法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虽然可以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征收，满足税务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的实际状况，反映不够真实、公允，满足不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从法律制度看，法国采用大陆法系，适用于成文法，法律既系统完整，又清晰具体，逻辑缜密。法国政府通常在一定的时候借助法律使用行政等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会计服从于税法，企业的财务会计往往受到公司法典、税法典和证券法典等诸多法典的影响，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由于税法优先会计规则，税务部门不仅可以确定企业纳税申报的财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而且还可规定企业的实际财务会计和报告实务。从经济体制看，法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很强的计划性，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方位立体地干预调控经济，在经济调控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认为企业对未来市场短期的预测应由市场来解决，而国家对整个市场中长期的预测则由国家计划解决。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既有宏观层面，也有微观层面，由此可见，计划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法国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国有化占比较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担负着重要作用。从融资渠道看，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发达，投资者普遍乐于购买国债而不愿意购买或持有股票，企业所需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或银行。由于法国要求企业的会计准则要与税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法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有其明显特征，即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互统一。3．日本：财税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相较美、法两国，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美国强调经济自由，会计要保持独立而采用的财税分离模式，也不像法国强调税法优先会计法则而采用的财税合一模式，日本采用的是一种协调特征下混合型的税务会计模式，中和二者特征，更灵活。从法律制度看，日本采用大陆法系，使用具体而详细的法律条文。日本在会计规范方面，除了企业会计准则，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都是重要依照。日本的商法适用于所有产业活动单位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是处理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民事法律的总规范，旨在全力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充分保障国家的税收。商法、证券交易法既是法律，同时也是会计规范具体的条文。会计准则虽然原则条例数量多且内容细致，但其实际上是对商法、税法以及证券交易法的补充。日本的证券交易法，用来规范股票发行和流通，税法对企业会计有直接影响，日本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列示的费用扣减以及收益递延等项目必须是税法允许的。从经济体制看，日本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市场，同时不排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以让市场自由有序、充满活力。但是日本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会采取计划调控、宏观调控、对企业施加影响等方式参与经济调控。从会计规范方式看，日本的会计准则与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系互为补充，前者在会计处理方面规定较为系统，后者则更为详细具体，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相比美国和法国，日本的会计准则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也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总计划，所以日本的税务会计是一种宏观统筹欠缺，没有完整系统理论支撑的会计体系。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日本企业绝大多数是股份公司，中小企业众多，虽然大企业数量较少，但在经济活动中却占有主导性地位，大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组建起企业集团，便于维护企业长期稳定。从融资渠道看，日本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企业集团和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所以政府和投资人都对财务会计有所要求。前文说到的日本的商法、税法和证券交易法三套法律与企业会计关系密切，对会计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日本的会计模式以企业为导向，重视为企业管理服务，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以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纳税及时、公平，形成了日本会计与税法相互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

三、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调节方式上与法国、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在一定时候会采取一定的手段干预经济，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不仅是资产的所有者，而且具有管理职能，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双重扮演身份使得我国的产权关系比西方国家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上市公司以国资背景为主导，另一方面民间投资活跃度和理性度不够，市场主体和渠道较为单一，发展不够成熟均衡。因此，我国税务会计模式探讨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已有的成熟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日本和法国中间，正从法国的经济形式向日本的经济形式转变。从法律制度看，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适用于成文法。我国法律不仅体系完整，而且规定明确，具有绝对的权威，对会计模式也具有刚性的影响。因此，税法与会计关系密切。从会计规范方式看，经过长时间的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我国当前是以包括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的《会计法》为中心，规范着财务会计核算行为。从企业组织形式看，有限责任公司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较多，能达到上市要求的大企业较少。从融资渠道看，我国银企关系十分紧密，但银行对企业的门槛要求较高，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能轻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很多资金周转不灵的小企业却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向银行贷款，只好向小型的信贷机构寻求贷款。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与法国、日本比较接近，尤其是在经济、法规等背景因素上，而与美国等具有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高度发达的资本融资市场的西方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事实上，我国的税务会计模式也较倾向于日本的财税协调税务会计模式。根据会计发展的国际化潮流，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将逐渐由二者合一的模式发展为二者协调并存再到二者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但就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财税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究竟适不适合我国，还需进一步摸索探讨。从改革开放至今，近四十年时间，我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在改革的进程中，政府不可避免的采用计划和宏观调控的手段干预经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我国当前国情而言，实行日本的财税协调的税务会计模式是较为合理的。综上所述，美国财税会计分离的模式应是我国税务会计模式发展的远期目标。就目前而言，应该选择财税适度分离，明确财税不同的目标，制订相应措施保证财税目标的实现，积极完善我国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美国已开了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先河，形成了完整的税务会计理论框架；法国仍然坚持传统处理，同时也在进行改进；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财税会计建设理论。总之，与美、法、日三国财税会计相比较，我国应借鉴吸收并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且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理论体系。有朝一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高度发达、法治化程度明显提高、股份制企业日臻完善、民众法治观念大为改变时，财税完全独立的目标将指日可待。在这种会计模式下，税务会计将赋予以下三方面的职能：

（一）核算反映职能

税务会计的核算反映职能，即对企业的涉税活动进行核算和反映，是税务会计最基本的职能。税务会计依据财务会计信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实施条例以及会计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将会计信息调整为税务信息，从而全面核算企业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等相关内容，并以价值形式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会计纳税活动，为国家组织财税收入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资料和决策依据。与此同时，通过加强对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拓展税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监督管理职能

税务会计的监督管理职能，即以价值形式对纳税人进行全面核算的纳税活动过程，同时也是税务会计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可以说税务会计监督管理职能寓于核算反映职能之中，即通过税务会计系列核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监督会计主体的纳税活动是否与国家税收法律条款相一致，进而监督会计主体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状况，以此达到税收宏观调控的目的。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其监督管理职能也因此具有强制性的特点。通过强制性的监督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证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正确计算并及时缴纳税款，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法的贯彻实施，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预测和决策职能

税务会计的预测和决策职能，即税务会计通过核算和反映纳税人纳税活动的全过程，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进而帮助纳税人对其税务活动进行科学预测和决策。纳税人通过对税务会计信息进行分析，依据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主动规避较高的税负，进行合理税收筹划，从而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税务会计还应加强企业与税务机关的联系，了解政府的宏观导向，更好地促进整个企业的快速运转，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张文贤．会计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M］．第三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10

作者简介:杨默如(1980―),女,中国人民大学、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21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7-0056-03

一、正确划清3个术语界限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不论是纳税人还是税务机关,不论是税法制定者还是税务中介机构,将注意力聚焦于国际偷税、避税和税务筹划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是因为全球经济动荡滋长了以税负减省作为融资新渠道的想法,而且源自日益国际化运营的公司和个人能够更加方便地转移纳税义务。诚然,从公共财政学视角,1元钱的财政收入损失是偷税引致还是避税引致并无差别,因此这3个术语似乎可以相互替代。然而,从法律角度而言,3个术语绝对不能等同。其中,“偷税”因其违法性而易于甄别,然而,术语“避税”(不可接受的)与“税务筹划”(可接受的)由于同样具有合法性,就显得界限模糊。在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纳税人享有“安排自身事务以使纳税义务最小化”权利的前提下,政府会在其中区分出“不可接受”的避税,以使愈演愈烈的避税趋势能够有所抑制。在学术上已较受公认的概念划分回归到实践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中往往难以落实。其实,清晰地划分3个概念,不仅可以稳定政府的财政收入预期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预期,也便于纳税人降低税务风险。

二、3个术语定义与应用的国际借鉴

(一)3个术语的基本定义

偷税。偷税一般是指“对税法条款的直接侵犯”;另一个广为采用的偷税概念是:“纳税人规避税款支付,但未能免除法定纳税义务,因而触犯税收法律,甚至违犯刑事法律。”偷税的属性是天然违法性和可受法律制裁性。违法性产生的原因,一类是未能适当申报一项本属合法交易的可确定税额(如不申报或故意地不适当申报);另一类是未报税的交易本身是不合法的(如洗钱等)。在偷税范畴内,有的国家也区别相对轻微的漏税行为(如未能递交完整的收入申报表)与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如虚假申报或虚假发票)。在英语和其他语种中,后者也被称为“税务欺诈(Tax Fraud)”。

避税与税务筹划。OECD关于国际避税与偷税的报告是比较权威的法律文本。其中提到:“避税……是政府所关心的,因为这种行为有悖财政公平,严重影响预算,而且扭曲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该报告指出:“纳税人通过完全可接受的税务筹划(如在税收减免与激励中选择与正常商业交易相容的最优路径),甚或克制而不消费一种被课税的产品(如戒烟),以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这是可能的,显然政府不会打击这种行为。”报告给出了避税的4个要素:(1)几乎总是呈现不自然的成分,即一项方案中的各种安排都不把商业或经济目的作为其初始目标;(2)秘密性可能是现代避税的一个特点;(3)经常利用法律漏洞或专有法条以达到立法者本不希望的目的;(4)交易中的主要收益来源于所获的税收利益。

(二)术语应用的现状

第一,令人担忧的术语混用。即便是欧洲法庭(ECJ)应用这些概念也会有模糊不清之时,虽然可能是由于疏忽,但也令人担忧。比如:ECJ在Hugbes de Lasteyrie du Saillant案例中记载:“……在成员国领土之外,一个自然人税收住所的转移,本身并不意味着避税。偷税或税务欺诈确不能由自然人的税收住所已转移到另一成员国的事实而大致推断。偷税或税务欺诈也不能使得一项财政措施合理化,如果这种财政措施侵犯了基于(欧盟)条约所承诺的基本自由的实践……”可见,ECJ互换使用了术语“避税”、“偷税”和“税务欺诈”,似乎三者之间无甚差别,这是明显不当的。另外,欧盟的立法者也在相互替换地使用不同术语,如《公司合并指南》并未区分偷税和避税,而是同等对待二者。

第二,概念明确区分的必要。欧盟内不同成员国在避税的法律要件由何者构成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一个成员国认为是无害的税务筹划,在另一成员国可能被视为有害的避税。对此,通常由ECJ判定某一项跨境交易究竟属于避税还是税务筹划。在ECJ判决之前,整个交易的结果在法律上是不安全的。甚至在ECJ判决之后,法律上的不安全性仍然存在,因为ECJ对案件的判决并不都是终审而恒定的。

可见,明确的定义将使纳税人得以预期法律后果进而规划自身事务,得以准确估算相关交易成本。而且,这种“确定性”也惠及政府。如果对财政收入的预计较为确切,那么国家财政预算也将是稳定的。

三、在中国定义和应用3个术语的法律建议

(一)在立法中界定基本概念并列明具体规范

第一,国际税法趋势推动。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税法条文相互影响,特别是程序法方面,国际法(主要是公约、条约和协定)对于一国国内法的同化程度日深。3大术语统一口径的定义在国际上有着OECD等组织的文件依据,适用于其成员国。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应由中央政府启动立法程序加以明确定义。况且,国际避税也更多地涉及我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企业,对于国外税务同行的立法惯例,我国政府与纳税人都需要充分尊重。总之,随着国际税法对3大术语定义的趋同,我国也要加强对3大术语的国际化研究,并在国内税收立法中适用与国际税法界基调一致的规范词汇。

第二,我国税法微调需求。《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阐释:“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一般认为,上述条款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构成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于纳税人避税行为的处理,如果没有法律条文的细化规范,在今后的司法程序中,执法机关将很难对纳税人“不具有商业目的”的主观动机举证。何况,上述反避税规范体系只是企业所得税法体系下的法规和规章,尚无法覆盖重要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

(二)提高处理“避税”案件的执法主体级次

第一,法律规范尚不到位。《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要加强联系,可根据需要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可见,在我国处理“避税”案件的执法主体资格没有较高规格的明确要求。在欧洲,只有经过法院终审裁决,纳税人行为才可被认定为“避税”,这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连税务局或政府公务员都无权认定,而只能交付法官判定。

第二,执法主体应予明确。对我国境内偷税行为,2002年修订的征管法对其执法主体“稽查局”的职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同样,只有明确了反避税的责任主体,这一工作才能够更好地落实。国外税法界有句老话:“反避税不是技术而是艺术。”事实上,从事反避税的税务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还要有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外语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作为支撑。在避税日益变成一种跨区域、跨国境的复杂行为时,既然执法主体对纳税人行为是否构成偷税、避税或税务筹划如此“大权在握”,那么这一权力主体就应当规格较高、责任分明。为此,应以国家税务总局的专业部门为主负责,下设省一级直属机构,专司避税案件的受理和查处,这有利于磨励专业技能和执法程序的独立。

(三)在税收司法中适当采用判例作为依据

第一,借鉴国外司法裁决涉税案件的基本理念。由于避税行为常源于税法的漏洞或不明之处,因此反避税最基本的措施之一是完善税法、堵塞漏洞,少给纳税人留有法律盲区。但是,成文法的国家,人们按“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的“法谚”行事,税法条文再严密,法律修订再及时,也无法应对交易方式(如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和电子商务)推陈出新对于税法更新速度的挑战。在欧洲,为了堵住避税的口子,税法如是规定:当法庭判决交易A是“避税”后,如果另一个纳税人还重复一模一样的交易A,则后者就是“偷税”。法律认为后者是有意利用前者案例信息进行不当申报,属于“偷税”行为。这种规定省却了立法者的许多麻烦。此外,如果法庭判决交易B是“税务筹划”,那么交易B的节税手法就可供其他纳税人照搬照抄而无违法之虞。此种情形就需要立法者采取积极行动以堵塞这一税法漏洞(否则利用这一漏洞的行为因法庭判决而被强调为“合法”),除非国家容忍漏洞的继续存在。

第二,在我国适当运用税收“判例法”的设想和建议。“判例”能否应用于“成文法”国家呢?回顾英美法系的发展历程,判例现在的立法功能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进化。18世纪以前,判例并不具有拘束力。那时法庭辩论对先前判决的引用和讨论也只是佐证法院习惯做法的凭据,起着非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以后,判例才逐步具有拘束力。判例法中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判决本身,而是判决中所折射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判例的积累,判例法的作用由“提供证明”发展到“创造规则”,即“法官造法”审判境界。随着英美法系国家范围的扩大,造法功能的判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立法借鉴。我国对判例的应用比较慎重,我国的立法模式尚属大陆法系的制定法模式,判例不具有立法意义。当学者对是否在中国确认判例法的立法地位争论不休时,审判实践中法官已开始自觉参照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很多法院已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参考》作为工具书使用。天津高院首创的判例指导推动了我国“判例指导模式”的发展。而行政法领域也有学者呼吁采用“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将具有共性的案例总结汇编,使其成为走向有中国特色“判例制度”的一个过渡性质的制度。可见,判例法与成文法的并用是立法发展的趋势,由“判例指导”到“判例作为法律渊源”是中国法律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路径之一。

为了对税法调整的经济现象即“偷税”(违法的)、“避税”(合法但不可接受的)以及“税务筹划”(合法且可接受的)行为之间划定清晰和统一的界线,我国的最高税务当局可以将已有的案例汇编到一系列类似《税收法律案例公告》的全国性税法数据库中,并定期公之于众。通过建立税法案例库及其检索系统,可以逐渐使千变万化的现实案例成为指引征纳行为的补充法律依据,效力级次相当于税收行政规章,如“财税”、“国税发”文件。记载于《税收法律案例》的被定性为避税的案例,当事人不受处罚,只补交税款,但其他纳税人不可步其后尘,否则以偷税论处;记载于《案例》的被定性为税务筹划的案例,纳税人完全可以效仿其手法,直到税法条款作出相应修订;记载于《案例》的被定性为偷税的案例,当事人既要补交税款,又要被处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对于其他纳税人也起着警戒和教育的作用。由于税收案例数量繁多,只有少数重要或典型的税务筹划与偷税的案例必须收录进《案例》公告,但所有的避税案例都应当收入其中。如此,《案例》(也可能是冠以其他书名的类似判例法的文档汇编)才可以在成文法捉襟见肘、不足为据时,成为用于定性偷税、避税与税务筹划案件的权威依据。

四、结论

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涉税交易中,偷税、避税与税务筹划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区分。本文借鉴OECD与欧盟对这3个税收法律术语的主流观点和现实应用,提出了在中国定义和应用3个术语的政策建议:(1)在立法中,明确区别三者概念,使纳税人预期稳定――偷税者得以补税、处罚;避税者得以补税,并杜绝后来者效仿;税务筹划不予补税,也允许后来者效仿。(2)在执法中,提高处理避税案件的主体资格,使之更具严肃性与统一性。(3)在司法中,使“案例”成为今后审判涉税案件的指导和依据,逐步成为对现有“成文法”加以补充的“判例法”雏形。

参考文献:

[1] Paulus Merks, Tax Evasion, Tax Avoidance and Tax Plan. Intertax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Volume 34, Issue5,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