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新政策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计划生育新政策，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民生财政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

民生财政与新型城镇化具有互动关系，可以与城镇化实现协同发展。首先民生财政从制度上规划和确定公共资源整体配置，确保民生建设资金的合理运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其次，民生财政通过调节资金投入引领并监督新型城镇化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后民生财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互相推进作用。民生财政的建立，有助于从资金上支持和保证新型城镇的民生建设，推进发展速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必定带动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民生财政的比例将得到增加，来源将更加稳定和丰富，民生财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互相依赖、互相推进、共同发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迈进。

二、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各个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河北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在：①城镇化建设起点低、标准低、水平低，导致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全国排名仍落在后面，且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②设区市、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③城市发展动力不足，规模实力偏弱，且产业不合理，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形成，造成城镇化持续发展动力不足；④管理粗放，城镇生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表现为城市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城镇化发展不匹配，交通拥挤、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失业率提高等。城镇总体带动能力和吸引力不强，城镇化发展面临挑战。

三、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策略

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河北省是一次很好的机遇，随着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进，河北省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应从实际出发，做好以下工作，促进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一）加快产业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源动力。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这一产业将会派生和发展出新的产业。这种累积和循环的产业发展过程，推动城市不断向前发展。河北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各地要结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合理定位城镇功能，着力培育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建设产业聚集区，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另一方面，增加文化产业、社区产业等公共服务产业扶持，提高人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确定政府角色，促进城市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市场化过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政府的有限主导，就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确定“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种“城市病”或城市危机的出现，与缺乏公共政策的及时有效干预直接相关。政府的干预、引导和服务群众的定位，能够有效缓解各种城市问题，同时通过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结构，使城镇化惠及百姓。

（三）做好土地产权改革，保障农民权益。在新型城镇化中起到“护航”的地位。这就要求在坚持节约集约的原则下，坚持保护耕地和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适时、主动、科学合理的调整土地利用规划，使土地得到充分、有效的科学利用，协调新时期各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用地支撑。同时也要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给农民工建立起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使他们从农地上有偿退出，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经营规模才能成倍扩大，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四）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扩大民生公共工程财政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必须调整发展思路，培育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尽快形成适宜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建立专项资金，加大幼儿园、小学、保障房、廉租房等方面的投资力度，逐步提高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支出，加大政府的调控和支持力度，国家和省上规定专项用于城镇建设的专项资金要足额征收，全部用于城镇建设，缓解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化市民等带来的系列问题。

（五）改变粗放式发展，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集约路径。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等，建立“智慧城市”，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如当前微博等实时媒体工具让人们形成了通过发微博来信息的习惯，而民众的数以亿计的微博则成为大数据可视化处理的数据基础。同样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工具为各种活动网络提供便利，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立现代农业，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以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六）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广大民众享受社会红利。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推动城镇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注重民生，强调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因此，要完善比较短缺的教文卫相关职能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民众能够充分享用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高品质生活。

总之，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要从河北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教训，量力而行，以制度创新、产业带动、错位发展为突破口，加快新型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马忠华，程振锋，王延臣.我国新型城镇化创新路径探析[J]. 商业时代，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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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校招生数的不断扩大，各高校都出现了办学条件紧张的局面，尤其是学生宿舍、教室和公共活动场所。为了缓解校本部教学资源紧张的局面，许多高校都建立了新校区。学生公寓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新校区有着重要的意义，公寓思想政治工作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寓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新校区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加大对新校区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探讨，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1 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思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如下：

1.1新校区师生交流的缺乏，不利于学生的社会化

新校区往往没有教工住宅区，各科任课老师上完课即乘班车走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非常短暂。新校区除了有限的日常管理人员和学生工作人员外，学生几乎看不到任课老师。这使学生难以与教师进行多维的思想交流和信息沟通。而刚刚留校或工作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学生工作人员，一个人往往面对一届数百个学生，与学生的深层次的、心灵层面上的交流沟通稀少，加上教育经验的缺乏、工作的过渡性质，对学生的思想状况缺乏深刻的把握与应有的对策。加上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低下，道德他律尚未转化为自律，无疑延缓了新校区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1.2新校区学生公寓文化氛围缺失

公寓文化是指在公寓这一特定的文化氛围里，居住者依据公寓的特殊条件，在公寓的各项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的规章制度、组织活动和物质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建立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良好的公寓文化环境是塑造居住者理想人格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对于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新校区公寓建立的时间比较短，缺少老校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硬件的设施不够齐全，社团文化活动略显单一、规格和品位不够，规章制度和共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更是欠缺，这不利于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的思政工作展开。

1.3服务育人观念欠缺

新校区学生公寓的使用和管理，基本上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和物业的管理模式。而现实是多数的物业公司在服务育人、管理育人方面做得很不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关心的只是经济成本和经济利润，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学校的事，是辅导员的事，与自己不相关。另外，物业人员素质也不高，文化层次低，基本未从事过与学生相关的工作；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特点和发展规律了解甚少，缺乏服务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经验。作为学生公寓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服务育人缺失大大削弱公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合力。

1.4学生公寓周边环境不尽如人意

高校新校区大都地处城乡结合部地带。这里的成员复杂，生活方式多样化，思想多元化，交通又不便利，治安环境复杂，各种不良的现象和行为随处可见。负面不良的因素直接冲击学生受到的正面教育，增加了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的思政工作的难度。同时周围社区的成员流动性强，社区居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学生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时会受到侵犯，缺乏安全感，影响了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的安全稳定。

2 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思政工作展开的新举措

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多数坚持在学校的领导下采用社会化的管理方式，为此，在新校区公寓开展思政工作既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以宿舍为中心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化公寓的做法，它应有自己独特的工作思路：

2.1加大新校区学生公寓文化建设力度

要加强新校区学生公寓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公寓环境条件和育人氛围能对公寓内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公寓管理或其他职能部门要重视新校区公寓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如建立学生公共阅览室、学生活动室、宣传报栏以及其他学生活动用场所等，注意充分发挥现代化的教育工具和信息传媒手段在新校区公寓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2加强高校新校区学生公寓思政辅导员的培养

由于公寓思政辅导员在新校区公寓中要对学生进行主导性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又要了解当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首先，作为教导员，要求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理论特长，利用好学生公寓中的各种宣传阵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次作为指导员，他们要指导好公寓党团组织的建设，增强党团组织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渗透力，更好地发挥党团员尤其是学生党员在学生公寓日常学习生活中先锋模范作用。

2.3加强新校区公寓后勤服务人员队伍的建设

后勤员工是后勤服务工作的主体，又是学生公寓服务的实施者和组织者，与学生频繁接触。在新校区学生公寓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加强学生公寓后勤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使他们是既有物业管理专业知识，懂管理又乐于为同学服务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在公寓管理过程中要通过学生的勤工俭学、义务劳动、谈心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接触、体验、学习后勤员工的精神品质，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2.4实施 “以人为本 ”的新校区公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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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某快速城镇化的郊区乡镇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蜕变过程，不仅包括就业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等现代性转型，还包括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文化程度不高、政治认知不充分等因素，城镇化快速变革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独特形态。应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各种条件，进一步增加制度供给，不断扩大参与路径，适度扩大农民政治参与规模，从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 ：市民化；农民工；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贵州省教育厅2014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立项课题（自筹经费项目）“贵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C171）成果

一、政治参与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视角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所在社区的投票选举，其目的在于表达、维护、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径，但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把政治参与作为市民化的路径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变迁，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认同转型、城市生活方式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尺。一个群体从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其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从实践上来说，理清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城镇化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导他们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来，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地情况

政治参与最具活力的地方应该是利益诉求最强烈、身份转化冲突最明显、新旧群体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最具典型的地区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W区D镇作为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关系的重要场域。

D镇位于贵阳市东北城郊结合部，总面积73.67平方公里，有汉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个民族，人口约31500，其中农业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镇是W区首批建设的三个明星乡镇之一，其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流动人口多，城镇化速度快。从整个贵阳郊区乡镇来说，其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同质性程度还比较低，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交锋比较明显。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业园区，建材龙头企业和医药、电器、机械等骨干企业相继落户，使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于市民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样本。但由于其城镇化过程十分迅速，群体结构还没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这一方面来说确实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调查对象情况

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越复杂，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参与认知、参与路径、参与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导价值。本研究中“农民工”概念要比传统研究所指涉的范围要大，是指在城镇没有固定房产，并且在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镇的市民化过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将他们列为调查对象。

从来源结构上看，D镇是一个新移民的城镇，虽然建镇较早，但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规模才逐渐变大。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主要来源于于省内县乡，约占70％。这些县乡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当然的。人员的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且收入差距与人员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除了省内县乡移民外，本地农村的人员数量也不少（占18%），他们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的郊区农民。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他们往往在城镇化之前便已经通过与亲属的交流、经济交流等逐渐熟悉了城镇生活，比起其他县乡的新移民认同感更强烈。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收入都普遍较低，且没有稳定来源。在被调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对政治主体的影响是显然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市民化的对象显然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参与者的主体性是难以达到的，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

在年龄结构上，调查发现：年龄结构还是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52%；20岁以下的占到12%；30—50岁的占到28%；50岁以上的占到8%。部分5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丧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处于收入结构的底端。而随着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等地返乡）增多，30~50岁之间的农民工收入比较丰裕，基本能够适应劳动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数这部分调查对象对未来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的动机。而同样是这群人，由于有一些参与经验，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

从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专以上仅占到2%，高中或中专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0%，小学及以下占到30%。这也就决定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这部分人年龄大约在20—50岁之间。正如我们上述指出的那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希望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低。但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自信力往往不够强，挫折感也较强，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这会造成很多积聚性的社会矛盾。

三、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化中的政治参与具有独特样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外部环境为前件的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仅是行为主体自我封闭式的行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模式。从驱动力方面来看，市民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市民化，一种是被动的市民化。除了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市民化过程外，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中国出现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农村不断地被迫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不同的是，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更多冲击，农民收益更少；反过来，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更小。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因地价高、企业密集而获益更多。他们会因为地价高而能够在周边地区购买住房，会因为企业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较快时间内适应城市角色。在这两方面，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处于不利地位。从短期来看，失地农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补偿费维持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将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给社会留下诸多隐患。

（二）先天营养不良的政治参与

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政治参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参与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必须要求参与主体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如亨廷顿所言，过度的、无序的、无理性的政治参与只能带来社会动荡。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所表现的先天营养不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卷入政治过程，他们必须在学习中提升参与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传统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理论均有一个经验的假设，即经济发展带来人均识字率提高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但我们对D镇的研究却有另外的发现，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愿望却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水平的确会造成政治需求的输入急剧膨胀，政治参与的规模、路径也因此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种相关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达到1000元，政治参与的规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数市民化的农民工主要在镇上从事临工或者经商，与D镇各社区的联系密切，尤其在卫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们在内仍认为自己属于外来人员，对迁入地的政治参与并不热心。但是当经济收入突破一定量后，这部分农民工对政治生态的认同和关注就明显提高了。D镇临近贵阳市W区近郊，为中心城区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工作以农业为主，但非农产业要占23.7%，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热心，一般通过所在企业中的政治参与来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替代”。

（三）政治认知极不成熟的政治参与

通过对D镇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0%的农民工认为是否把户口迁到D镇对他来说无所谓，有20%的希望迁来，有70%的并不希望迁来。认为城镇户籍很重要的缘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在他们看来：（1）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备城镇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为城里人，获得城市的高品质生活。（2）对预期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大多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留恋农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上也仅限于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简单的关系，对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他们不能有效应对。总的来说，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特点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就是说，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样式。

四、结论

本调研归纳出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形态与一般理论假设具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变革思维，另辟蹊径。基于此，我们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以期减缓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震荡。

（一）重新评估政治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给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也不仅仅是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籍，甚至也不仅仅是培养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城镇的政治过程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意识，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增强他们的效能感，把积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各种被剥夺感逐渐消解。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对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作用，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农民工全面参与所在社区政治生活的城镇化才是丰满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也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彻底地实现自身现代转型。

（二）加强以促进政治参与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仔细考察制度供给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考察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渐扩大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前不应该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参与的特点，积极增加制度性的供给，以便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

客观来说，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在发展，农村人口流动也逐渐突破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尽管城乡户籍人数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比户籍的获得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农民，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为了刺激他的政治参与愿望，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训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再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当中来。

（三）在提升权益中不断拓展政治参与途径

维护农民工政治权益，必须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提升参与度和扩大参与范围。一方面农民工远离户籍地，不仅无法参与到一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与人大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委会自治管理等。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最需要的权利应该是参与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增加在城市社会中的发言权，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权益。

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相关的附加制度，大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的途径。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社区的选举和管理跟他们的联系不大，认为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无关。因此，拓展农民工的参与渠道，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权益，最大限度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共事务；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激发、容纳、消化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