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审判委员会制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缘由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曾对中国审判工作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学界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导致中国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出现“判、审分离”,“先定后审”,直至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很多的学者直接正面提出废除这一制度,而是主张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明确和扩大合议庭在审判中的权限。这一建议在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反映。此后的一段时间,至少在诉讼法学界,有关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讨论趋于平静。但是,随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呼声的渐趋高涨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日益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弊病不断被揭示,使其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评论的焦点。具体如下:

第一,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尽合理,其成员基本是院一级和庭一级司法行政负责人,这可能使得一些业务能力强但行政职务低的审判人员被拒之审判委员会的大门之外,形成行政色彩浓厚而专业色彩淡薄,与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疑难复杂案件的主要职责相违背,从而影响办案效率的提高和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二,当前对于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法律上只片面地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的表述过于笼统和宽泛,再加上有关司法解释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留下了一个弹性十足的条款,以致于司法实践中真正由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不仅远超出该法律真正想划定的范围,而且其范围还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

第三,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直接接触诉讼参与人和亲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或辩护,感受证人语气的迟疑,表情片刻间的不自然等关乎案件审理的细节,而只能以合议庭提交的案卷书面材料作为定案依据,且有可能被承审法官汇报的主观性或个人错误所误导,从而影响了审判委员会成员依事实判案的公正性,不利于保证裁判的科学性,这堪称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天然”缺陷。这一硬伤亦与诉讼法的公开审判原则的要求相悖。

第四,由于法院根本不告知当事人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不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不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所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形同虚设。为此,一旦审判委员会成员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就很难保证其审判的公正性,实践中也因此出现过一错案。

第五,由于多数案件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造成当庭宣判率极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必须达到法定人数,造成案件等待讨论的时间越来越长,案件运转节奏越来越慢,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

第六,从表面上看,审判委员会人数较多,被“买通”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方式的间接性决定了它对案件的讨论裁判是在不面见当事人甚至是检察官、不听取他们直接言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幕后”式的审判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给当事人的“私下”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空间,为某些不良的干扰开了后门。然而独任庭或合议庭的决策主体受到当事人、人、旁听者以及公共媒体等公开地监督,后者能比较有效地对法官施加影响力,使之能更注意抵制腐败风气的侵袭、追求案件的公正审理。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尽善尽美,利弊相较,择优取之直至今日,审判委员会在司法领域一直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在它显得不那么与时俱进了,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并非到了非弃之不可的地步,仍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完善和配套措施的健全来暂时补救,所以我们不应因该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立刻全盘否定,而应根据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和制度改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做出合理的规划。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1、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建立的,这使它既不同于英、美等国的“陪审团”,也不同于法、德、意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陪审法庭”,而成为独一无二的审判组织。一方面,我们能简单地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审判委员会制度这样一个通例的存在,就简单地否定该制度在中国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固然有缺陷,“但仅因一个制度存有弊端,就要予以废除,恐怕世界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可能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是没有理由存在的”。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必须综合考察它及其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再全面、客观地对审判委员会的存续与否作出判断,若为肯定,则应针对现状的不足进一步地探求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对策,若为否定,则应有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合理的替代制度。

2、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废依赖司法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为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完善自然离不开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孤立出来,而不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那么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必然会与其他制度的改革不协调或不能得到其他制度的有力配合,在实际操作中就会遇到重重困难,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况且,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属于各项政治体制改革中风险最小,但社会效益却较大的领域。如果忽视司法制度实际为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以为只要建立了法官高薪制,实现了法官的专业化,克服了法院组织和审判活动中的行政化趋向,解决了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成或基本完成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那就真正地忽略了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还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由此可见,该制度的改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我们要有平稳的心态,不能求之过急。

(二)改革的步骤及具体举措

从中国当前司法实践看,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因而亟需加以修正改良。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会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因而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最终是要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只能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为此,本文主张对审判委员会的改废可分两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是针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和弊端尽量予以救治,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1)就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而言,它包括如下几点:一是采用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等方式把那些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的法官吸纳到审判委员会;同时定期对审判委员会委员进行考核评定,实行竞争淘汰机制,从而健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提高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树立其权威地位。二是最高院应明确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并尽可能做出详细的、类型化的限制性解释,同时应由合议庭掌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程序的启动权。三是要真正落实回避制度,应在开庭时明确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的权利,审判委员会有法律规定应回避的情形,亦应自行回避,或由院长指令回避,以保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公正性。四是建立审判委员会旁听制度。

(2)涉及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它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改革人事组织和财政制度,杜绝地方对当地法院的干预。二是提高法官素质,确保案件公正审理。除了进一步坚持司法统一考试制度,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外,还应增加法律职业经历的要求。同时要增强法官职业道德素质,对于未通过年度的考核或明显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应及时清出法院系统。三是通过终身制和高薪制,保障法官的职业永久性和较高生活水平,使法官在外来的金钱诱惑面前不为之所动,从而确保司法廉洁和审判独立。四是改革错案追究制,确保法官的能动性。

2、第二阶段则应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在取消审判委员会后,笔者尝试对中国的审判模式作一构想,即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并采用不同的审判方式。对此,已有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就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方式而言,德国的方式是值得一提的。德国的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采取两种审判组织形式:陪审大法庭和专业审判委员会(相当于中国法院中的专业法庭)。在地方法院,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的陪审法庭审理可能判决不超过4年监禁的刑事案件,复杂的案件,还需要1名职业法官的协助,即可建立扩大陪审法庭。地区法院刑事法庭分为小法庭和大法庭,大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审理严重的一审刑事案件。州高等法院设有审判委员会(庭),由主席和2名法官组成,主要审理民事上诉和特别重大的一审刑事案件。联邦法院分设12个民事、5个刑事、7个专门的审判委员会,每个委负会包含有4位法官和1位主席。还设有特大的民事审判委员会和刑事审判委员会,各由9位联邦法官组成,专门审理涉及重要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一致性问题的案件。另外还有一个大联合审判委员会,专门负责就民事和刑事法院间的法律变更和法律的不统一性进行监督。联邦行政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常由5名职业法官,重大案件可由7名职业法官组成;劳动法院和社会法院基本同此。联邦设2个审判委员会,各有8名联邦宪法法官组成。日本、德国与中国都属大陆法系国家,而且中国长期以来都受着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做法具有可借鉴性。

此外,可以考虑在法院设立专项审判的咨询委员会。法学家当然是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尤其是一些研究未成年问题、妇女问题的专家。该咨询委员会的功能是对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咨询意见或方案,供法官或合议庭参考、选择,其意见对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没有约束力,审判组织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该咨询委员会对审判结果也不负责任。该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纳入法院人事编制,不属于法院的审判组织,各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立,并非每一个法院都须设立,其设立的形式、成员的任免比较灵活,可以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为单位设立,其成员也可跨地区、跨行业聘任。

参考文献:

1、伍贤华.判委员会制度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4(9).

2、王春芳.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透析与远景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3、陈迎新.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反思[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3(3).

篇2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53-02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 ，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审委会一般不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只是听取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就进行裁决；审委会的决定可以否决独任庭、合议庭的意见。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法院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水平，解决法官素质不高问题，实现审判权的整体独立。但是，其最大的缺陷是它的审判形式违背了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司法专制、秘密审判而提出的，其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为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司法准则之一。一般认为公开审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审理案件的活动公开，一方面它要求，法院对案件的实质性审判活动，法官对案件确认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均应在公开的法庭上形成。法官不能在庭审之外，还进行对案件的实质性甚至是决定性的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公开审判意味着向当事人和公众的公开，法官的全部审理活动均应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宣判均应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惟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1]第二，审理案件的人员公开，法院应当适时公布审判人员的组成。

然而，审判委员会制度却明显违背了公开审判原则。首先，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决定使公开审判形式化。审委会的委员，他们不参加法庭审判，不查阅记载庭审情况的案卷材料，也不允许控辩双方到审委会会议上当面陈述，而是仅仅通过听取承办法官对案情的汇报，在庭审之外秘密的进行对案件的实质性甚至是决定性的诉讼活动。这样，由控辩双方参与、由社会公众参加旁听的法庭审判就失去了直接形成裁判结论的能力，法庭审理流于形式，公开审判形式化。

其次，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过程是不公开的，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当事人均不公开。审委会一般是在听取承办人员口头汇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讨论并作出决定，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人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这样，诉讼当事人和公众就不知道案件的审理经过，自然也无从知道案件可能存在的不公正之处了，“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因此，即使诉讼当事人提出上诉或者申诉的话，也由于对于案件决定过程的不知情而不能很好的维护其权利。

有人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同合议庭评议案件很相似，而且合议庭评议案件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但审委会与合议庭是不同的，二者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合议庭直接参加法庭审判，而审委会不直接参加法庭审判。因此，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讨论和合议庭评议案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审委会讨论案件当然也不能套用合议庭评议案件秘密进行的方式。此外，在合议庭秘密评议之后，再设置一道秘密讨论决定的程序，这也是有违公开审判的精神的。

还有人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不公开进行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不公开评议案件是相似的，但审委会讨论案件与陪审团评议案件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区别：(1)对案件讨论的范围不同。审委会不仅讨论案件的证据、事实问题，而且还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形成实体判决。而陪审团则仅就案件事实问题进行讨论。(2)审委会委员不参加庭审，一般也不旁听庭审；而陪审团的成员则要在法庭上旁听整个庭审过程，这一点是两者最为关键的区别。因此，审判委员会秘密讨论案件与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秘密评议案件是不同的。

再次，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在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公开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审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固定的、公开的，但是对于某一具体案件来说审委会的成员又是不公开的，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哪些审委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实际上该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也确实不知道。特别是对于经过审判委员会审理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上只签署合议庭成员的姓名，而不署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也不在文书上写明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的。3]这种对审委会组成人员不公开的做法是有悖于公开审判制度的，同时也影响了回避制度的实行。

“秘密审判为封建司法的专横和擅断提供了庇护所，同时也强化了审判的恐怖和威胁作用”。4]“为了达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所的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平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5]刑事公开审判制度对于实现诉讼公正，防止司法专横、法官擅断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明显同公开审判制度相违背，仅凭此点就应该取消审判委员会，更何况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破坏了法官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但是，考虑到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而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特别是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笔者建议，对审判委员会的取消可分两步走：

第一，改革审判委员会。首先，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1)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2)要明确合议庭讨论案件的范围。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必须是“重大”、“疑难”的案件，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已作出界定。这样就可以把那些大部分属一般性的案件都交由合议庭裁判，真正实现审判合一，职权统一。其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仅就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不就案件的事实、证据问题进行讨论。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合议庭在查明案件的证据、事实的前提下，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疑难或重大分歧时，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样就可以减小由于审委会不直接参加法庭审判而带来的公开审判形式化的弊端。再次，创立民主、科学的审委会法定工作程序，增加审委会工作的透明度。要明确规定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等，并对外公布。其中，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一般应固定为听取汇报、询问汇报人、研究讨论、无记名投票表决、宣布结论和签名等步骤。另外，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应当制作笔录，并允许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查阅。至于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案件的日期当然也应提前告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这样，就使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透明化。最后，还要加强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公开。一方面，在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前向当事人公布审判委员会成员名单，以便于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另一方面，如果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的，在裁判文书上不仅要签署合议庭成员的姓名，而且还要签署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姓名，这样才符合公开审判的精神

第二，取消审判委员会。作为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取消其存在。在取消审判委员会后, 可以建立如下制度对于原来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案件进行处理： (1) 建立大法庭制度。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由专门的审判组织来承担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许多国家有这样的做法，如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涉及到违宪审查、法律解释的案件则规定由大法庭审理。借鉴与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考虑在我国引入大法庭制度，即在遵循现行审判合议制度的前提下，在各级法院内部设立由高级法官组成的大法庭，专事审判重大、疑难案件，它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合议庭、独任庭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至于组成大法庭的法官人数，可以根据法院的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笔者认为可以实行在现有合议庭组成人数的基础上再乘以三的原则，得出的人数就是各级法院大法庭的组成人数。因为这个方案比较符合我国各级法院的实际情况，并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下不需要进行大的制度变动。通过建立大法庭制度，增加审判人数的作法来对重大、疑难的案件进行处理，既吸收了审判委员会制度中由有丰富经验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的优点，同时又能有效地避免审判委员会判而不审、违反审判公开原则的弊端。(2)成立各项审判的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会商，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具有审判职能。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负责任。

注释：

1]贝卡利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页.

2]杨一平.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篇3

吸收专业性人才进入审委会并不是意味着解决这些人的职级问题，要摒弃审委会委员必须同职级挂钩的做法，把那些业务精通、政治过硬、作风正派的法官吸收进来。专业性人才进入审委会，不但可以更好地解决审判中的专业性难题，而且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审判委员会所讨论决定案件的质量，保障案件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真正树立所讨论决定的案件在法官和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对进入审判委员会专业型人才的选拔可以通过提名、推荐、考核、评定等方式进行，做到唯才是举，惟贤是用。同时，将审判委员会中部分并不精通审判业务的同志解脱出来，充分发挥他们在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中的才能和智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二、在工作职能上，审判委员会主要任务应由“审批”案件向宏观指导转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深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根据这一指导精神，审判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研究有关审判工作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对案件的讨论研究。但在司法实践中，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对正在审理或者已经审理终结的案件进行再“审批”是个不争的事实。对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制度，专家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审判委员审批案件于法无据，“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审判委员会职权之一是讨论案件，并无有权做出决定之说，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做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两个法律的内容明显存在冲突。” 陈光忠教授主编的《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中强调，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通过审委会对办案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适当解决法律中的疑难问题。有的认为，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致使公开审判制度流于形式，使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诉讼权力形同虚设，造成“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合议庭决定案件的权利遭到损害。苏力先生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某些地方已经起到或者更一步起到在一个管辖内统一执法标准，提高法官素质的作用 .

篇4

一是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地进行法律监督。一方面可以防止和纠正法院承办人对案件事实的曲解或汇报案情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另一方面对有意见分歧的案件可以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虽然列席会议人员没有表决权，但可以通过发言来影响或说服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接受检察机关的意见，至少也可以给审判委员会最终决定提供参考。

二是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要充分发挥作用，从被动列席的角色中转换出来，做到对案件、对法律负责。要把列席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当成一个“事中”监督的过程。

三是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和安排。一旦检察机关的意见和观点没有被法院审判委员会采纳，法院最终审判结果与检察机关的期望相距甚远，存在定性上或认定事实上的错误、量刑畸重畸轻，那么则可尽快研究对策，采用其它途径进行监督，如果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是有关其它审判工作，检察机关则也可尽快从中了解法院有关审判工作思路和部署，并以此为借鉴相应部署检察工作。

四是有利于查明案情。针对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在会前并不了解案情，受办案人执法水平、认识能力、工作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有时汇报材料不能完全反映案情，委员们往往不能详尽地了解案情，以至在事实上影响了决策意见，导致案件的错判。如果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就能够及时对遗漏的案情、检察机关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进行补充说明、阐明案件定罪、定性、适用法律依据，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二、实行检察长列席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不完备。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最早是在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原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如果对审判委员会不同意，有权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人常务委员会处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列席本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在此后的1979年和1983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再未提及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反而是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在这里，不但没有规定检察长应列席哪些、哪类案件，而且只是说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并不是“应当”或“必须”列席。

2、列席监督的范围不明确。相关法条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监督的范围和具体职责，难免使得法院以此而消极应付。

3、缺乏列席的必要程序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检法两院必须密切配合，而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如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由谁决定，法院何时通知检察院、检察长在审委会上发言的内容及次序安排。

4、列席的地位、作用不明确。检察长在列席审判委员会过程中，法律监督职能如何发挥、发言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对案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院应如何采纳，产生的分歧怎样处理等等都不明确，使由此产生的审判监督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就目前而言，检察机关列席审委会大多还停留在就案论案上，对如何充分利用该项制度，及时了解法院处理有关案件思路和观点，及时发现和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办案和工作中乃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和办案质量的研究总结不够，从而使执行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效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5、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情况偏少。一是检、法两院配合不够，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院的密切配合为条件，由于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缺乏程序上的保障，法院一般不愿意主动要求检察长列席。二是检察机关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这一权利的行使重视不够，缺乏主动性。检察长可能并不了解审委会讨论的时间安排，虽然希望列席但因缺少沟通而错过时机。三是检察机关只注重列席审委会对公诉案件的讨论，而对民事、行政、经济等其他类型案件很少列席，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列席的案件范围。

实践中，为加强两院工作交流、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少地区的法检两院已达成共识，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暂行规定》，对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作了硬性规定。该规定适用于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明确了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必须通知检察长列席的五类案件，以及可以通知检察长列席的六类案件，同时，还就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具体程序等方面作了规定。

三、完善和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思考

1、立法完善

完善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增强法律监督权威性。建议在对现有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必要的修订与完善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案件范围、列席的任务和列席的具体程序，并就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时的发言权和建议权等问题，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以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作用。从实践上看，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有以下几种：（1）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疑难的案件；（2）是合议庭与检察机关在案件定性定量上有重大分歧的案件；（3）是审判委员会或检察长认为需要列席的其他案件。

2、司法实践完善

强化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检察机关要变被动为主动，凡是法律规定和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列席的案件，检察机关要主动提出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作用。首先，在日常执法工作中，检察院要设专职人员经常保持与法院审判业务工作的密切联系，适时掌握法院的审判活动，善于及时发现和预测有必要列席的案件，迅速向检察长反馈情况，以便提前作好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准备工作。其次，要灵活运用审委会的“列席权”，当检察长因故不能列席审委会时，检察长可以委托一名副检察长代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使“列席权”落到实处。第三，在列席审委会时，检察长应代表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审判监督权。检察长可以充分了解案件决议过程，对案件事实和证据问题作必要的补充。会后，对审委会的错误决定应当提出监督意见，加以纠正。第四，针对目前审判委员会启动程序不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过多，一般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审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区别重大疑难案件和普通案件，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启动程序。

对检察长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应当根据案件性质依法作出不同的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所独享，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性质属于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是程序问题，而非实体问题。而对于检察长监督的方式，应当在审委会结束后，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监督的意见。但作为例外，对于检察机关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允许列席的检察长发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这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可以提出抗诉，是我国的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检察长发表处理的意见，有利于审判委员会全面、充分了解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作出公正的裁判。检察长发表意见的时间，应当在各委员发表意见后，主持人总结审委会意见前。主要是考虑检察长的意见不应当对委员发表意见产生不当影响，这与院长应当最后发表意见的理由是一致的，也是平等的。

审委会对刑事案件的讨论时，应由刑事案件的公诉人或者民事行政案件的检察机关的承办人汇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以及法律依据，防止案件的主审法官在汇报时，汇报不实或者避重就轻，造成审委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除此之外，在行使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检察长还应对案件管辖、送达期限、提交程序、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到会人数、审理和表决程序、回避制度的执行等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意见应记录在审判委员会记录中。

再次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产生的法律效力：

虽然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检察长或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必须引起审判机关的充分重视。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不能只流于形式，要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产生分歧时，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不能直接否定合议庭或法院承办人的意见，但可以促使各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该案件有全面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意见，还应当记录到审判委员会的记录里。如果检、法两院意见分歧较大，主持会议的人民法院院长应暂时中止审理争议案件，在法定期限内，由相关部门完善证据、收集法理依据，然后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作者通讯地址：广西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广西南丹5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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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9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5-053-1

一、审判委员会的性质

审委会是各级法院按民主集中原则设立的机构，对审判程序实行集体领导，它的职能是总结审判经验教训，提高法院审判水平；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和决定，保证案件判决的公正性。关于审委会的性质，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我认为审委会是审判组织。审委会的职能主要包括：法院对院长但任审判长的回避问题；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以及再审的决定。审委会的职能反应了审委会的性质：具有行政色彩的审判机构。

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弊端

（一）违背了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我国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为了案件公正判决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审委会对案件的讨论是秘密的，并不公布相关的程序，当事人根本无法行使该权利。有的二审发回重审或决定再审的案件，都会提交到审委会，在基层法院，有些庭室可能只有三到四人，他们的庭长参与本庭的案件的审理，但是他也是审委会的委员，所以他在参加审委会对该案件讨论时明显的违背了回避制度。因此该制度缺乏建立回避制度的机制，委员的回避更无从谈起。

（二）违背了直接言辞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然而审委会审判案件的方法是：法官口头向审委会汇报案件情况，由审委会根据汇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形成决定意见。审委会对于案件的认识来源于间接陈述，对于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在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的情况下认证的，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

（三）违背了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必备的原则，包括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两方面的内容。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和上级法院的干涉；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官服从法律和良心，独立对案件做出裁判。审委会的设立，使得审委会按行政方式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这都严重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与精神。

（四）违背了程序公开原则

在我国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审委会手里，审委会是真正行使了审判权的机构。审委会审判案件一般都不公开，暗箱操作。程序的意义在这里被严重地省略了，而这也是审委会广受攻击的根本原因。当程序缺乏最基本的正当性时，实体公正就有理由受到严重的怀疑。

三、关于审判委员会的改革

（一）对审委会进行渐进式改革

虽然我国的司法改革近年来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不具备取消审委会的条件，我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即逐步对其进行改革。审委会制度是以整个司法系统为背景的，并非单独存在的，所以应当保留审委会的建制。取消审委会审判职能的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个人能力低带来的审判公正问题；二是法官独立可能出现的司法严重腐败问题。

（二）审委会逐步从审判组织过渡为咨询机构

将审委会定位于系统内的咨询组织，严格限制审委会的权力，剥夺审委会的审判职能，使其成为咨询机构，当事法官对案件负全责。

（三）逐渐剥夺审委会审判职能，健全完善咨询职能

审委会集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咨询权、审判工作领导权等多种职能于一身。根据对审委会的定位，就应当把审委会的审判、监督和领导职能交给其他相应的机构。同时，应当加强审委会的咨询职能。1.咨询。审委会应当从对具体案件的讨论中退下来，而以提供咨询为主要职能。由若干名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的法官或知名律师，社会专业人士组成，审判人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可以请求审委会提出建议，该建议是一种参考意见，不强制采纳。2.总结审判经验。总结审判经验其实是审委会法定的职责，但是一直以来未得到应有重视，甚至出现被忽视的现象。强化总结经验功能是审委会制度改革发展的大方向。3.指导。指导有关审判工作，诸如审限跟踪问题，公开审判问题，管辖异议问题，合议庭成员回避问题，使得法官不至于犯严重的错误。

参考文献：

[1]肖建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考[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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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如何选用？

85%人力布局一线，选任和薪酬体系有别于公务员

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探索，被视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亦被视为司法“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上海方案”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破题，通过划分人员类别，核定法官、检察官员额；实行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上海计划用3～5年时间，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人员分类管理体系。

“这是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亮点，也是最难点。”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上海方案”推行分类管理改革，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分成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大类，突出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的主体地位，用专业化、职业化稳定和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法官、检察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在司法队伍中所占比例分别为33%、52%、15%，85%司法人力资源将直接投入办案工作。

“长期以来，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姜平说，“改革后，无论是法官、检察官助理，还是初级法官、检察官，都有单独职务序列和晋升通道。科学的人员分类，让法官、检察官职业前景可期，更安心于一线工作。”

与之相应的是，法官、检察官的选拔、考核、薪酬制度改革。根据“上海方案”，将在市级层面组建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的选任、监督。

改革后，法官、检察官主要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中择优选任。也可通过考试，从优秀律师和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中公开选拔或调任。法官、检察官将建立一套有别于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凡是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均要求在司法一线办案。

“上海方案”还明确，法官、检察官可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基层女法官、女检察官可延迟5年至60周岁领取养老金；符合条件的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可延迟3年至63周岁领取养老金。上海已在去年试验该项改革。

独立审判空间多大？

完善司法责任制，权力清单力推司法“去行政化”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这一轮司法改革的焦点。“上海方案”从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入手，科学划分内部办案权限，凸显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方案”明确，主审法官是指独任审判和主持合议庭的法官。在独任审判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

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组织的负责人，在检察长依法授权内对做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承担办案责任。而且，法检机关的各级领导，都应当担任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亲自参加办案。

与此同时，上海将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今后，审判委员会将减少对个案指导，增强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实施类案指导等方面的职能。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明确应当由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行使的司法权力，以及各项权力行使的相应责任；建立执法档案，确保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司法权力清单，是“上海方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上海探索司法改革“去行政化”的关键点。这两项制度旨在推行主审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既保障依法独立办案空间，又加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监督。

“去地方化”探索亦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通过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这一制度安排，以及各区县法院、检察院作为市级预算单位，纳入市级财政统一管理的制度设计，上海探索建立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据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高院已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及16项配套制度。确定上海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4家法院进行先行试点，先行试点工作至年底结束。“我们将围绕中央确定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3个方面的重点、18项改革任务，努力推进审判体制、审判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难点在哪？

从零打碎敲创新到系统推进，冲破利益羁绊

由司法人员分类、实行员额制打头阵的司法改革试点，面临多重挑战。

“和以往的审判机制创新、审理过程公开、审判文书上网等单方面的改革创新不同，这一次是根本的制度变革。”姜平说，“改革难度大、领域广、社会期望值高，这要求我们要做到整体设计、系统推进。”

基于制度性建设的司法改革既要有增量的创新，又要有深层变革，需要突破的难点不少。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重新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不适应办案要求的法官、检察官要分流、退出；建立起适应司法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法官、检察官有条件延迟领取养老金，意味着司法薪酬体系的全面变革；凡享受法官、检察官待遇的，应当在司法一线办案，打破原有“官本位”的行政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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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是指物业管理公司接受业主或业主委员会的委托，根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物业进行维护、修缮、管理，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环境卫生、绿化等事项提供协助管理或者服务的活动。

（一）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性质

我国合同法中尚没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方面的规定，实践中很多人认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是委托合同。就物业管理服务义务的内容来看，物业管理公司所提供的大部分物业管理义务不需要对单个业主言听计从，他们只需要依据合同约定以及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提供卫生、环境、保安等物管义务即可，是由物业管理公司自行独立完成的。

委托合同的性质，是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在委托合同范围内所获得的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因此，委托合同由委托人承担责任。这样结果就导致业主可能要为物业管理公司的物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显然是违背物业管理服务的目的的。从合同目的进行解释，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委托合同。

在物管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中，不仅有对全体业主的公共物业的管理，还涉及到对业主个体相关财产的保管，以及对共有物业设施的购买、更换等等。因而物管服务合同中的性质比较复杂，混同了保管、租赁、承揽、委托等法律关系。

（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法律效力

在物业管理法律关系中，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一般是由业主委员会或物业建设单位和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然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特殊性在于签约双方并不是合同当事人，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双方是作为委托方的业主委员会和受托方的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签约的行为属表见，法律后果最终归结为全体业主。

二、无书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的处理

实践中，有不少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在无合同可依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在处理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时，应注意审查以下问题：

（一）物业管理公司的资质问题

物业管理公司从事物业管理服务，除应办理相关企业登记外，还应具备相应的等级资质、收费资质，并领有政府部门颁发的相关证书。对不具备法定资质从事物业管理服务工作的物业管理公司，发生了物业管理纠纷的，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物业管理公司补办相关证书的，应视为具有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资质，按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关系处理。对于没有取得相关资质证明的，视为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物业费用只能按合理成本收取。可以司法建议业主委员会解除物业服务关系，重新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二）物业费用标准问题

物业费用的收取应遵循公开及与服务相适宜的原则，合理收取物业费，标准应严格依照合同的约定。普通住宅的物业费是参照政府的指导价，确立费用时应以物业管理服务的合理成本为基础，以业主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综合测算。如果未对收费标准、缴费方式进行约定，而物业管理公司对小区进行了管理，实际支出了相关费用，应当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违约责任的确定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物业管理合同是物业管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业主支付物业管理费用的合同。审判实践中，对于业主一方未按约缴纳物业管理费用的违约责任比较明确，而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未全面履行物业管理服务义务的违约责任则相对模糊，不明确。

（一）物业管理公司的违约责任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的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没有约定的则应按照实际损失的原则承担违约责任。业主委员会有权制止物业管理公司的违约行为，并督促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业主委员会可以终止或者解除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违约行为发生实际损失的，应赔偿损失或者降低物业管理费；还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对物业管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二）业主可否行使抗辩权，拒交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公司虽然服务欠佳，但业主认为尚未达到解除合同的情况，业主能否行使抗辩权拒绝交纳物业管理费？根据《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物业管理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业主拒绝交物业管理服务费应当属于行使合同中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为，可以根据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服务的质量状况，按质定价，适当减少业主应交纳的物业管理费用。

（三）物业管理公司是否有权利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气等措施，以促使业主交纳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公司为迫使业主交纳管理费，在业主不能按其要求交费的情况下，经常采取停电、停水、停气等措施。那么，物业管理公司依法享有这种权利吗？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对业主欠费的可以采取停水、电、气等措施的，应当从其约定。2、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应区分业主所欠费用的项目具体分析：业主仅拖欠公共性质服务，而未拖欠代办性质服务费用的，物业管理公司采取停水、电、气等措施的，应视为侵权；因业主拖欠代办性质服务费用，导致相关部门采取停水、电、气等措施的，物业管理公司不承担责任。

（四）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我国法律并无专门规定。一般的原则是《民诉法》关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规定。然而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所履行的义务是否符合约定或者相关标准，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反映出来，而相对于业主来说，要证明物业管理公司是否履行物业管理服务义务，举证上存在诸多困难。此外，相关的物业管理资料通常是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保管的，要证明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存在瑕疵确实十分困难，业主的维权行为难以保障。

笔者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对物业管理公司的物业管理活动进行全方位考核及评价，或者由物业管理协会负责该项工作，并统一管理有关物业管理档案。这样，不仅有利于业主对于物业管理的监督，亦有利于保持发生纠纷后取得证据的相对客观性。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举证的难易与实际情况对举证责任进行适当分配，以便审查物业管理公司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从而能够正确对其是否承担责任做出认定。

四、业主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业主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1、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不明确

《物业管理条例》把“业主委员会”在行政法规的法律文件中予以确定，在立法上正式创立了业主委员会制度。《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而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物业管理条例》的定性十分模糊。有人认为，业主委员会是独立的社团法人。也有人认为，业主委员会属于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非法人组织。还有的人认为，它既不是独立法人，也不享有《民事诉讼法》中“其他组织”的独立诉讼主体资格。

2、有些小区还没有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第10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于《物业管理条例》没有规定其不成立或不备案的法律后果，从而造成了某些地区业主委员会数量较少的状况。

3、缺乏对业主委员会超越权、行为的有效制约

《物业管理条例》虽然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但由于条款过于抽象，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此外，没有规定业主委员会超越大会授权范围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对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样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业主委员会超越权，甚至，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情况。

（二）完善业主委员会制度的建议

1、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如前所述，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业主委员会应当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是按照《社团法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因此，业主委员会不属于社团法人。

2、规范业主委员会的管理

确立业主委员会聘任制，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聘任，并由业主大会向其颁发写明权范围的授权书。它的委员可以是业主，也可以是其他人。确定的聘期。聘期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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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诉理由不充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检察机关片面追求办案数量而放松了对案件质量的要求，对抗诉案件质量把关不严；有的是由于办案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对抗诉条件把握不好；还有的则是由于当事人举证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一方当事人故意回避，不予以配合，到抗诉案件再审时又举出新的证据，导致抗诉理由不成立。

2、认识不一。由于检、法两家对案件的认识有分歧，虽然检察机关的抗诉有一定道理，但法院再审时仍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

3、审级问题。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前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法院往往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再审，而原审法院有的因顾及颜面或种种原因不愿改变错误结论，有的则因观念一旦形成难以转变，即使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再审时仍判决维持原判。

4、行政干预、办人情案等人为因素。由于当前的执法环境欠佳，法院对抗诉案件再审时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等不良现象的影响，个别审判人员在办案中还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执法不公等问题，这些都可能导致虽然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但法院再审时仍维持原错误裁判。

5、法院方面的原因。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是近几年的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法院的民行审判活动是由其“独家经营”，虽然有人大的监督但并未落到实处，因此法院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不习惯，接受监督的意识还较差，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给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带来种种困难，如调卷难、检察建议被采纳难等问题。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有时虽然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但法院仍坚持不改，继续维护其不正确的裁判。

二、解决民行抗诉案件不被法院采纳的问题的对策

1、完善立法，制定民行检察工作实施细则。目前我国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其规定过于原则，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基本处于摸索阶段。由于目前法律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审级、审理期限和审理方式等均无具体规定，使法院和检察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各行其是，矛盾重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民行抗诉工作面临的问题，就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2、转变办案意识，正确处理提高办案数量和保证办案质量的关系。由于民行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监督工作，前几年民行检察部门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扩大社会影响和开拓监督范围，各地都以提出抗诉案件的数量作为衡量评比民行检察工作的基本标准，为此民行检察部门都力争在抗诉案件数上年年有新突破，导致一些民行检察部门过于重视案件数量，而忽视了案件质量，在办案中不做深入细致查证工作，不严格把握抗诉标准。这种情况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一些民行检察部门尚未彻底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倾向，导致抗诉案件不被采纳。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民行检察人员在办案时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着为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坚持“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严把抗诉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抗诉案件质量，对于可抗可不抗的案件坚决不抗，彻底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错误倾向。

3、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1）建立“专家”联系制度。由于民事行政案件的复杂性，加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都容易产生分歧，为此民行检察人员在加强学习的同时还必须与有关法律权威人士建立联系，遇到认识不清的问题及时请教，帮助解决疑难案件，寻求理论指导。

（2）建立抗诉案件的跟踪反馈制度。对已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认为其监督工作已做完，对法院再审情况不闻不问，而应与法院建立联系反馈制度，对每一件抗诉案件进行跟踪监督，及时了解法院对案件再审的进展情况。要多与法院承办人员交换意见，定期联系，通过交流阐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法律依据，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与法院协商解决抗诉案件再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对法院再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督促法院依法办案，及时审结民行抗诉案件。

（3）建立再抗诉制度。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而法院再审时不予采纳的民行抗诉案件，检察机关可重新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再审裁判仍有错误的，应当再次提出抗诉，不能因为法院不纠正错误裁判而放弃监督职能，必要时可请求上级检察机关支持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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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何谓“重大、疑难”案件，各地却有不同的理解，基于各自的理解，有的法院通过自行制定工作规则加以了圈定，有的则是以一种习惯的形式执行着自己的一套，有的法院甚至对案件不区分是合议庭审理还是独任审判员独任审理，一旦认为属于“拿不准”的案件就提交审判委员会（下称“审委会”）讨论。如著名学者苏力先生在其撰写的《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一文中，述及其调查显示的审委会运作状况就是：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的，主张独任审理的案件依法一律不得提交审委会讨论。

从民事案件的角度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独任审理针对的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依据第142条适用简易程序的则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既然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自然不属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地方法院对部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进行讨论，这显然是与立法宗旨相违背的。另外，这些法院的做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很多习惯做法如在案件立案受理后一般就直接排期开庭，而且为了“方便”和“快速”，绝大多数案件是直接被安排为独任审理的，而这时审判员甚至连最起码的案件事实都不了解，何谈“重大、疑难”？何谈是合议庭审理还是独任审理？事实上，对于独任审理的民事案件如果在开庭审理之时发现其并不“简单”，则可以依据司法解释直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组成合议庭的案件如果在审理中发现确实属于“重大、疑难案件”则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

就刑事案件而言，依据刑诉法第149条，排除了按照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的刑事案件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可能性。（当然司法解释中有相反之规定，此处不作详细分析，另文探讨）至于行政案件，由于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所以两类案件均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我们主张独任审理的案件不应提交审委会讨论，并不意味着发现独任审理的案件重大、疑难或者复杂，就将案件“搁置”起来，置之不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难解决，原因在于独任审理的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在审前程序中发现案件重大、疑难或者复杂应依法确定由合议庭审理，从而获取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机会。如果在开庭审理阶段发现案件不属简单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则应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并经合议后可提交审委会讨论。所以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不应违背两大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将独任审理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但我们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独任审理案件任意被提交审委会讨论的状况，则须完善审前准备程序。

*本文原载于《社科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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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副检察长朱景辰主持了会议，检察长乔永成首先对专家代表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阐述了成立＜易裳委员会的意义。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度为检察机关与专家学者交流学习提供了重要平台，是检察机关更好接受外部监督，促进依法办案、科学决策的重要举措，是畅通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是解决办案中专业问题的得力助手，是扩大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是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