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哲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医学与哲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辽宁省大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0772

国内刊号：21-1093/R

邮发代号：8-122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篇2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在医学殿堂中的一块瑰宝。过去，它曾经为我国人民的生存、繁衍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中医学仍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卓著的临床疗效为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医学知识同古代哲学相结合的结晶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对中医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战国至秦汉时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在祖国医学取得空前发展的同时，蕴含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辨证法思想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天人相应学说”等古代哲学思想亦在不断完善。当时的医家借用了这种哲学思想，将它们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用以总结、解释已取得的医学成果，并编撰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黄帝内经》反映了当时我国医学的最高成就。

《黄帝内经》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为工具，不但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预防和治疗，而且将疾病的发生与自然、

社会联系起来，具有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的雏形。《黄帝内经》主张以人为本,《素问》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贵于人”，确立了人在医学中的主体地位。《黄帝内经》还主张应“人参天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通过全身孔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促进人体血气循环，“弃其陈，用其新，精气日新”，处于“新陈代谢”的不断变化之中，

反映了医学世界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它对疾病的认识，不仅注重于“邪”、尤其注重于“正”，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正邪斗争”的发病学观点，使中医学一开始就居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

《黄帝内经》的另一个伟大成就在于它确立了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诸内必形诸外”，即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运用这种方法论，它从整体宏观角度将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概括为五大功能体系，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生理、病理观。这些学说的建立，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中医学有可能在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运用哲学的力量，对人体及疾病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

《神农本草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对药物的研究亦采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提出君、臣、佐、使、七情和合以及四气五味等概念，从而将实践与理论融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对中医临床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概括了古人对自然界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古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亊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称为“五材”；这五种元素不仅具有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称为“五行”。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中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组织结构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如人体的五脏属阴，六腑属阳；具体到每一脏腑，也有阴阳之分，如心有心阴、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中医学还应用阴阳学说来说明脏腑间在生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由阴阳两个方面保持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的结果，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即阴阳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阴阳失衡则导致疾病的发生。

中医学五行学说将人体内脏分别归属于五行，以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特点，如肝喜条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认为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火有阳热的特性，故认为心属“火”等。同时中医学还应用五行学说来说明脏腑之间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如肝病可以传脾，是木乘土；脾病也可以影响肝，是土侮木等。

3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学的认识方法主要为整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集中表现为具有当代系统论意味的整体观、综合观。中医学的整体观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高度重视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统一：中医学认为四时之气有消有长，人也应顺应这种消长规律。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记载：“故四时阴阳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3.2特别注重社会环境和情志致病：中医学认为，从心理属性而言，正常的情志变化并不致病，但过度的心理失衡则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4中医学的治疗方法与古代哲学

中医治疗极具思辨和人文色彩，含有丰富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4.1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在治疗学中的具体体现与实践，也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与精华。中医学认为，任何一个病证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其周围事物密切联系，并且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治疗疾病时应根据每个患者的客观实际，通过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不仅要确诊病人患了何种疾病，而且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属于何“证”，治疗方案主要针对这种“证”而制定，即为“辨证论治”。

4.2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中医治疗学的治则主要有治未病论、治病求本论、因势利导论、三因制宜论等，也体现了其古代哲学和辩证法思想。

其中“治病求本论”是中医治疗的重要治则。标、本是古代哲学辨证法的一对范畴。中医学引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疾病的正与邪、现象与本质等的关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篇3

《医学与哲学》杂志自1980年出版以来，已成为我国医学人文学方面的一份主要刊物，在国际同类期刊中占有重要地位。最早被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与“国家中文核心期刊”，是我国同时获得两种国家核心期刊的惟一人文医学杂志。

为促进我国人文社会医学发展，适应全面评估医学技术的需要，《医学与哲学》自2005年9月起，改为半月刊，将原刊物的内容一分为二：一为人文社会医学版（上半月刊），每月8日出版；一为临床决策论坛版（下半月刊），每月23日出版。《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名称不变，但在封面上标明两个版本的名称。

人文社会医学版的主要栏目有：医学人文研究、医学哲学研究、生物医学哲学、医学伦理研究、高新技术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伦理学、跨文化伦理学研究、医学思想史研究、近代医学研究、医学人物研究、医学心理学、医学人文关怀、卫生保健改革、保健政策研究、医学社会学、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等。读者对象：主要以从事人文医学教学与研究及管理工作者，但其中许多内容也应为专业工作者了解。

临床决策论坛版的主要栏目有：决策理论研究、临床决策病例(病种)分析、医学评论、比较治疗学、圆桌会议――专题决策座谈、技术评估、临床伦理、临床人文关怀、临床医生论坛、国外医学新进展、会议博览、名医春秋等。读者对象：主要为临床专业工作者，但其中许多内容也有益于人文学者和管理专家。

来稿可注明本人投稿版本意向。欢迎有关医院和医院的科室和我们合作，承办有关专栏，发挥学术优势。

《医学与哲学》统一刊号：ISSN1002-0772，CN21-1093/R；人文社会医学版邮发代号8-122，定价7.00元；临床决策论坛版邮发代号：8-128，定价：7.省略 网 址：省略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5号大连医科大学《医学与哲学》信箱邮编：116027

欢 迎 订 阅

2006年《护理管理杂志》

ISSN 1671―315XCN 11―4716/C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获第四次全军医学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

《护理管理杂志》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发行的专科护理杂志。本刊认真履行办刊宗旨，紧跟学科发展动态，并对护理学科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快捷追踪报道，得到了护理界专家及同仁的赞扬。《护理管理杂志》继“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之后又获《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第四次全军医学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等奖项。开辟有院长看护理、论坛、论著、调查研究、综述、质量管理、专科护理管理、护理科研管理、护理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社区护理管理、护理改革、护理工作与法、安全管理、护理经济、护理考察等栏目。

《护理管理杂志》推出刊授继续教育学分项目，订阅本刊并进行学分注册者，根据注册登记情况和返回编辑部的有效答题卡，全年可获取Ⅰ类继续教育学分12分。

《护理管理杂志》为国际期刊标准大16开本，64页，月刊，每月10日出版。

订价：每本5元，全年定价60元人民币，全国各地邮电局均可订购，邮发代码82-926，也可破年、破季从编辑部直接订阅。从编辑部集体订阅超过100套以上者，可享受9折优惠，每册4.5元，全年每套54元（免邮费）。编辑部自行装订了2002~2005年各年的杂志合订本，2002、2003年合订本（双月刊）每套38元，2004、2005年合订本（月刊）每套76元，如需订购请直接从编辑部办理邮购（免邮费）。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5号 《护理管理杂志》编辑部邮编：100700电话：（010）640486306404306466721461 传真：（010）66721265

E-mail：huguan@public3.省略或hlgl@chinajournal.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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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进修杂志》

《医师进修杂志》是卫生部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国内惟一为继续医学教育服务的综合性临床医学期刊，连年被评为国家临床医学类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并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学术期刊网”。

本刊主要读者对象为广大内、外科临床医务人员。开设的主要栏目有：专题辅导、临床论著、进展概述、综述与临床、进修查房、病例讨论、病例报告、探讨与评价、药物与临床、影像与临床、新技术介绍、教训纵横等。

《医师进修杂志》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内科版，每月10日出版，下半月为外科版，每月20日出版。刊号：ISSN 1002-0764，CN 21-1229/R。大16开本，80页。每期定价6.省略http ：//省略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是山西省首家集科研、医学、预防、保健、心理咨询和生活指导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生殖医学医疗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山西省生殖医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山西省生殖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位于临汾市平阳北街16号，南临平阳广场，北倚火车站、汽车站、交通便利，环境温馨医院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是一所以高标准医疗服务为起点、高品位医疗环境为特色的专科医院。该院全心致力于生殖医学领域的研究，及时掌握生死系统疾病防治的最新动态，导入当代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医院文化。

“科技兴院、以人为本”，医院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技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专家队伍。并建立一整套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专科发展模式，本着“博取众家之长，关爱生殖健康”的服务理念，大力倡导“专业化、人性化”服务的精神，实行“无假日门诊制”、“全程导医服务”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真正让广大患者放心满意。

我们的服务目标是：通过最资深的专家队伍、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舒适的医疗环境、最科学的检测方法、最便捷的诊疗流程、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最优质的护理服务、最合理的收费标准、最健全的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做一流的专业生死医学医院，树立“社会认可，百姓放心”的品牌医院。

我院特设有：科、生殖整形科、生殖感染科、前列腺科、妇产科、乳腺科、不孕不育科、性健康咨询科、首创无痛人流等。引进三十多套国际高精尖的检测、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形成了“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可持续发展优势。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全体员工将以“用心听取、细心诊断、耐心解答、精心治疗、热心服务、衷心祝福”的“六心级”标准，为您服务，您永久的健康和幸福将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地址：临汾市平阳广场往北200米（平阳北街16号）

电话：0357-21152332116311

挖掘中医瑰宝 力致人类健康

万会敏，1965年出生于中医世家，第五代传人，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人，1992年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从事医疗事业十几年，擅长于中医接骨，曾用祖传秘方“神奇接骨灵”治愈了无数例骨折、骨伤患者。

“神奇接骨灵”特点是接骨续筋、消肿止痛、活血化瘀“神”。新旧骨折、男女老幼，接骨速度“奇”，治疗各种骨折、骨伤久不愈合为一“绝”，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一般骨折可“不住院”、“不手术”，疗效好，费用低，服用简便、5-7天服药一付，一疗程6付，骨折患者一般一至二疗程既可全愈。

1． 西省太原市亮靓皮鞋护理公司的李志禄，因车祸盆骨多处骨折，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在山大二院治疗手术费用就得三万多元，还不保有后遗症。最后服用了“神奇接骨灵”两个疗程，就完全康复了，而且没有一点后遗症。

2． 汾市向阳路井立富、洪洞县甘亭镇的孔梅莲，腰椎严重压缩性骨折，服用“神奇接骨灵”三十天就能下床了。

联系人：万会敏 联系电话：137537355510357-7686088 2034578

地址：临汾市东关小十字北街33号中医正骨科

刘志秀:疑难杂症的克星

刘志秀，男，1950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医主治医师，现任山西省乡宁县教育体检站站长。刘志秀从部队到地方，从医四十年，他以自己中西医结合的特长，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近千例，小儿疾病两余例均有独到之处。

近年来，刘志秀凭借多年的中医药临床经验，结合药用菌、食用菌产品治疗早中期癌症、肿瘤患者（消化道癌、呼吸道癌、妇科癌等）疗效良好，已治疗的20例患者中有效率达到90%以上。对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诸如各种顽固性皮肤病，心脑血管引起的偏瘫、心肌肥大、尿毒症、肾病综合症、白血病、重症肌无力、糖尿病、小儿脑瘫、各种肌瘤、囊肿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地址：山西省乡宁县教育体检站

电话：0357-6823928 手机：13935782408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万通社区医疗服务站健康咨询室：

电话：0357-2582274 手机：13753790830

乡宁蓝云妇产医院：杏林一枝花

满载盛誉的乡宁蓝云妇产医院，创建于2001年，是乡宁县唯一的富有特色的专科医院。她虽起步迟，但发展快，信誉高，深受社会各界和主管部门的赞誉。连年被评为医疗卫生工作和优质服务先进单位，被市、县劳动部门确定为城镇医疗保险定点医院。

该院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拥有职工40名，其中副高以上职称的2名专家，长期任教坐诊，主治医师4名，医师10名，技师3名，护师2名，医护、技士12名，下设妇产科、乳腺科、内儿科、急诊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药剂科、放射室、检验室、B超心电图室、手术室等13个科室。新颖的高档病房、普通病房、临时输液病房设施齐全，环境舒适优雅。态度热情、技术过硬、收费低廉是该院一贯遵行的办院宗旨。作为龙头科室的妇产科，门诊、急诊、住院、手术各项业务全面开展，技术先进，服务周到，堪称一流。尤其对男、女不孕不育、无痛人流、乳腺病的诊断与治疗效果良好，赞语满城。

看现实，全体职工上下一股劲，全院一盘棋，正以更高涨的热情，更良好的态度，更全新的理念，精诚为广大患者服务。相信，蓝云医院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欢迎订阅《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

《护理研究》是中华护理学会主管的护理类学术性刊物。旬刊，A4幅面 ，96页码。刊号CN14-1272/R，ISSN1009-6493，现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所载文章被国内外多家医学数据库收录。报 道重点以护理学研究为主，涉及护理科研与临床实践等各个方面，及时反映国内外护理学科 发展动态及护理专家经验荟萃，展示近年来我国护理事业飞跃发展的丰硕成果，将最优秀的 护理论文介绍给广大读者。开设有：护理程序专题笔谈、专家论坛、理论探讨、论著、综述 、经验交流、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小经验、论文写作辅导等栏目。是各级医院及医药院校 护理人员、护理教师及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良师益友。

欢迎订阅2006年《护理研究》，《护理研究》为旬刊，每月分上中下旬出版，上旬版 内容以科研为主，每期定价7.00元，全年84.00元。邮发代号22-130。中旬版内 容以实用为主，每期定价7.00元 ，全年84.00元，邮发代号22-131。下旬版以推广护理经验为主，每期定价7.00元，全年84 元，可直接与编辑部订阅。欢迎集体、个人在全 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或向编辑部直接订阅。

联系地址：太原市解放南路85号护理研究杂志社

联 系 人：刘建军

篇4

2用相互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

阴与阳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属性。以阴阳对立的观点选穴组方，就是根据人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部位的不同，选取阴阳属性截然相反的穴位配伍组方，并结合相应的针刺手法，以发挥它们的协同作用，从而实现“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过程。①上与下:人体以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将人体腰部以上的穴位与腰部以下的穴位配合应用，能够通经络、调气血，治疗相关脏腑经络的病变。如，子宫脱垂，取百会、气海，能够补气升提，固摄胞宫。②左与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类经》云:“阳从左，阴从右”。专取人体左右两侧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调和左右经脉阴阳之气，使之归于协调统一。如，中风偏枯，即可采用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取穴方法，又可左右瑜穴同时并用。③前与后:前指人体的胸腹部，属阴;后指人体的背腰部，属阳。《难经本义》说:“阴阳经络，气相交贯，脏腑腹背，气相通应”，说明人体前后腹背经络脏腑之气都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取前后部位的瑜穴配伍组方，能够治疗相应脏腑的病变。如，胃病，前取中院、梁门，后取胃俞、胃仓。④内与外:内指四肢内侧，属阴;外指四肢外侧，属阳。选用四肢内侧穴与外侧穴配伍组方，能够相互协同，提高疗效。如，外感咳嗽，在上肢外侧取曲池、合谷，在上肢内侧取列缺、尺泽，能够疏风解表，宣肺止咳。

篇5

贾可·辛提卡是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他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直接结合起来,创建了博弈论语义学。辛提卡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处理命题,就是要确定命题的值,即命题的真或假。同经典逻辑一致,辛提卡预设了命题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给出一个定义域D,任何名称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专名,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定义域D中选择相应的个体将句子中的量词短语替换,从而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参与人分别为“我”和“自然”,每个回合必定要分出胜负,不容平局,那么对于一个句子S,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S约化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我取胜,自然失败;如果这个原子句为假,则自然取胜,我失败。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是理解定义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综合:“语言博弈”概念源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游戏说,而它的理论核心则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图象论。

一“图象论”与命题真值

维特根斯坦是学界倍受关注的大师,其前后期思想的迥异恰当地诠释了他的哲学主题:“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论语义学所强调的也是动态的理解命题,这与维特根斯坦哲学在本质上殊途同归。

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图象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目的都在于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和界限来理解思想的结构和界限。维特根斯坦工作的基点,就是回到逻辑的出发点,即考虑命题的性质。这样,真的界限就构成了语言的界限,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就是关于事实的话语。“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②。维特根斯坦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象,“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③。“图象是一种事实”④。“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⑤。“图象的真假在于其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与否”⑥。维特根斯坦认为,图象与它所图示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关系“由图象元素与物项的配合而成”⑦,这种关系本身也是一种图象;二是“凡图象,不论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实在———对或错———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即是逻辑型式,亦即实在的型式。”⑧所以,“每个图象亦是一逻辑图象”⑨。“对象是简单的”⑩。“对象构成世界的本体。因此不能是复合的。”

一切复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这就是绝对简单的对象,那么,这种绝对简单的对象是什么?很显然,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罗素和弗雷格的影响。罗素对客体进行了区分,一类是亲知的客体,一类是描述的客体,通过“亲知还原”,描述的客体可以转化为亲知的客体,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客体进行了扩展,认为属性和关系也是一种客体。语言中的一个名称来表示一个简单的客体,通过这些客体的结合方式,指称客体的名称可以相互组合成句子。对于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定义它们是什么,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这样,我们也就无法言说这些客体是存在的,因为定义一个客体就是意谓着被定义项的存在。维特根斯坦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实质上是罗素亲知客体的变体,是经验的客体。图象论的主旨是说明图象如何具有命题的内容,图象可以看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也可以看成图象,这对于解释最简单句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处理复杂的句子呢?

维特根斯坦最开始的设想是用合取和析取处理一切复杂句子,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伦前束式处理量词句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来采取了另一个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图象法,“凡对于复合体的陈述,都可解析成对于其成分的陈述,解析成一些把复合体完全摹状了的命题。”即一个复杂的表达式的真值取决于组成它的表达式的真值,即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涵项,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语言的运作方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源于罗素和弗雷格的启发,罗素和弗雷格两人都认为命题才是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主张将命题形式化,即用数学中的函数表示命题。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思想的运用是水到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题是命题的真值函目”。换句话说,“一切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做真值运算的结果”。“命题就是从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自然也从其确是一切原初命题的总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一切命题都是原初命题的总括。”

命题与世界的图象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图象的元素与事物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二是图象与事实之间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由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图象是实在的一幅模型”,“图象是一事实”,“图象所表现者即是其意义”。

正是因为命题具有相同的结构,才使得我们可以将其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变项替换。那么,图象如何与世界相联系?在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中,这种关系由名称—客体的关系来决定,但是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对前期哲学的反叛,不如说是进一步的深入,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名称与客体的关系被受一定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所确定。在完成这个思想转变之后,维特根斯坦不需要图象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语言这种被规则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是将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题分析,他的研究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命题的构成和命题的真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命题的真假。第二个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前期哲学为解决辛提卡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而博弈语义学中的概念则直接对应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存在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存在,是以现实世界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维特根斯坦的客体。在辛提卡看来,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语言交流所涉及的客体多是描述的客体,这些描述的客体有些能转换为亲知客体,有些不能,如“结构为H3O的水”,但是人们在日常的交流中又会涉及这些概念,自然在定义域D中也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体是对维特根斯坦客体的扩展。辛提卡的客体分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两类,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显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语义学层面上的,而是语用学层面上的语义,这在博弈论语义学的操作性中得以体现。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定义域D中的个体必须能与可能世界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脱离了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说何物,更不用说判定言说语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样,语义确定一个实现不是必需的,它应该为证实一个实现是正确的提供标准。

在确定了命题的构成之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命题真假的标准是什么。辛提卡认为,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的真假值。博弈论语义学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体用概念的名称代入量词所约束的变元,即参与人“我”在定义域D中找到相关的个体以证实语句,而参与人“自然”则企图找到范例来证伪语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关的个体呢?或者说,怎样才知道代入个体后的语句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扩展了维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命题的构成问题,相应的,辛提卡的命题范围较之维特根斯坦就宽泛的很多。辛提卡将博弈论语义学称为“寻找并找到的”逻辑,寻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个适当个体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来的图象与现实世界相符合。这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人们的日常交流。可见,在确定命题真假的标准上,辛提卡与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图象论的符合标准。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话说就是,“名称-客体关系曾经被建立,仅仅需要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将原子句和现实相比较。”

辛提卡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和逻辑语义学之间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围相似性之一,就是在两个理论中,语言的基本元素和现实的特定方面之间的代表关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进一步的分析。”罗素指出,事实是意指那种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事物。而一个命题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两种方式,即以人们所谓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一个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原子事实,与原子事实相对应的是原子命题,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是否与原子事实相符合。在原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联结词就构成了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在分子命题的基础上,借助逻辑量词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概括命题。其真假最终也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假。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任何复杂命题经过分析都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辛提卡由此得出结论:“一个指示性句子的表达在通常的本质上不是这些语言博弈的一个回合,在这些语言博弈中,给出了几个构成成分的词语,并且因此给出了整个句子的内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论语义学中,我们根据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确定定义域D,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可以处理命题,并且将命题的具体处理方法转化为真值函项的求解,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真值函项求解,并且这个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论。

二“语言游戏说”与语义博弈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的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游戏当成是运用语言的比喻,即强调语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才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试图通过孤立的逻辑分析来揭示语词的意义,结果只能误入歧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这种处理方法,实质上是从具体的语境动态地观察语词的用法,我们不能孤立地去问“什么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而应该说“什么是意义的解释”。弄清一个语词代表什么之前,必须首先掌握包括这个语词在内的那种语言游戏,一个词语的意义也就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实际用法。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思考,得益于一场足球比赛的启发,同时,相较于足球比赛,语言游戏也存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必要条件。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讨论规范和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做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

“遵循规则类似于服从命令。人们是被训练这样做的;人们是以特定的方式对命令做出反应的。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可见,规则和遵循规则是人们在实践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这种语言游戏所遵循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逻辑必然性?“维特根斯坦最终在他的认识论斗争中失败了”。

其实只要留意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缺陷,维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逻辑常量’不代表任何东西。事实的逻辑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所代表。”“没有‘逻辑的对象’、‘逻辑常量’(照弗雷格与罗素的意义),于此便显然可见。”虽然维特根斯坦不承认逻辑常项的存在,但是认为客体具有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客体能够聚拢。

辛提卡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受到博弈论的影响。“游戏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冯·诺意曼(von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Nash)那些数学家构建一个详细的游戏的一般理论的结构,那个理论旨在帮助科学家与哲学家理解有趣的问题的范围。它们甚至包括了真理与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的语言—世界关系)以供讨论,维特根斯坦从中提出了他的语言游戏观念。”

与维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确立了命题和世界的图示关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处于这些描述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来,单纯的图像论已经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了,图像论的任务是描述关系,那么对关系的关系的刻画,则需要另一个理论。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为解释语言与现实结合所需要的思想,维特根斯坦经常包含更多的语言博弈思想。“为了理解(一个给定的一阶逻辑语句)F,我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记忆空间,事实上,我们对一阶语句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语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较之上,而不是(潜在的)F的图像本质。”“有时语言博弈能够明显的被发现用于提供词语和它所刻画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许我们用图像论处理语句理解的时候已经不足道了,但更为恰当。辛提卡认为自己受到“维特根斯坦有关思想的启发,强调受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亦即寻求和发现语言游戏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维特根斯坦走得远得多,因为后者的思想是轮廓性的且不系统。”“在我没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我怎么可能在实践中采取一个策略?”

这里有几种选择。也许有人会像在非确定性证据系统内所做的那样提出某种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议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递归中。这种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中实际可游戏性的思考。辛提卡坚持认为语言目标导向语言本质,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处于维特根斯坦形式化时期的游戏概念的意义。当时,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提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

篇6

记者:申漳教授,我国中医学源远流长,您能谈一下中医的起源问题吗?

申漳:中医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形成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关于中医源头的探讨,其实就是探讨以这三部书为代表的中医是如何形成的。当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流行观点,以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国医学史》为代表。认为中医药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批判中医起源于动物本能、起源于“圣”、起源于“巫”等说法。称其“流行”是因为它与“流行”的哲学观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二是调和观点,以李经纬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为代表。它是调和流行观点和其所批判的观点,像是一个“拼盘”,将中医学的各种起源之说拼为一体,但对许多尖锐矛盾采取回避态度。

三是存疑观点,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廖育群的观点为代表。他对流行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启迪人们扩展思路,但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

记者:申漳教授,您是怎么看待我国中医起源问题的呢?

申漳:我认为中医至少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人类“常规”的生产劳动经验知识,这为人所共识。第二个源头是中国古代哲学,它在中医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源头可称为“另类”的社会实践所获得的“另类”知识,这主要指依靠特殊能力或气功等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知识,如扁鹊非凡的望诊能力助其创立脉学;再如李时珍认为,经脉是在气功态时感知发现的。

记者:中医和西医有什么不同?中医自身有什么特点和不足?

申漳:从源头来看,原始社会在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其社会形态、哲学理论、思维方法等均发生了显著的分岔。西方的“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科学和西医是一个整体,走的是一条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传统文化和中医是一个整体,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因此,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不同道路上两种医学的先进或落后。 中医走的是“辨证”之路;西医走的是“辨病”之路。“辨证”是以“辨关系”为主;“辨病”是以“辨实体”为主。“关系”与“实体”的内涵完全不同。

中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医学模式,例如:“天人合一”的生命模型,“和谐”健康观,“失和”病因观,“调和”治疗观, “意象思维”的认识方法等,这些都是和西医截然不同的,显示出了中医的特色;但是,中医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中医对实体知识认识不足,中医推理或比类有牵强之处,中医有些学说实证不足等。

中医与“系统科学”的相通

记者:申漳教授,您最初是学习理工学科的,曾研究过科技史,后来又潜心钻研中医的理论和方法,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医和“系统科学”之间的关系。

申漳:“系统科学”可以说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20世纪的又一次科学革命。“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非线性科学等。“系统科学”方法以整体论为主,以跨学科的横向比较和模型方法为主。

中医与“系统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二者研究对象相通,都以“生成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次,研究方法相通,二者都不是以“还原论”为主、而是以“整体论”为主。再次,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与系统论的“黑箱法”相通。还有,中医对待疾病的态度与混沌学相通。“混沌”在现代科学中指确定系统的随机性。中医将疾病及其发展演化当作人体生命系统的不确定行为,重视初始条件的不同,重视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与混沌学相通。

“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之分。在简单系统中,“实体”往往占居突出地位;而在复杂系统中,“关系”是研究的中心。人体是超复杂系统,中医不是以“实体”为中心,而是以“关系”为中心,调整人体系统中的“不正常关系”,以“恢复正常关系”为目的。针灸与中药治病的机理是调节人体这个超复杂系统的自组能力,从而恢复生命系统的和谐、有序。

记者: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系统科学”是否有其局限性?中医能否解决“系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

申漳:“系统科学”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它面对生物系统时,常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生命系统至今尚未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而在面对人体超复杂系统时,中医学能够超越系统科学的表现有三点,首先,系统科学仍是以“主客二分”哲学思想为指导,无法处理“主客交融”的现象,而中医学是在“主客合一”,或叫做“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系统科学”乃是以“理性思维”为主导,而中医学是以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合一的“意象思维”为主导;再次,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一般复杂系统,而人体健康与疾病问题是超复杂系统,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论”是描述这个超复杂系统的简化模型,并且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实践检验。

中医与“关系哲学”的交融

记者:申漳教授,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哲学理论对中医的解释。

申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嘉昌教授在长期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实在论”,简称“关系论”。西医的哲学基础是“物质实体论”,而中医的哲学基础是“关系论”。

“关系论”有两个基本概念:关系和关系者。关系是事件或系统内外的秩序或联系,任何事件或系统都存在于关系之中,没有孤立的事件或系统。关系者就是事件或系统。系统通常包括实体与关系两个方面:其中,实体是有形、有质,是“形而下”;关系是无形、无质、不可精确定量,是“形而上”。关系不是关系者的属性或功能。时间可以理解为古往今来的关系;空间为上下左右的关系;物理场表示相互作用,是关系;除有质量的实体外,能量、信息都可以理解为关系的表现形式。

“关系论”是对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论”、“阴阳论”、“五行论”等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或者说是中国古代“主客合一”哲学思想的现代表达方式。《中医今解与关系医学》这本书就是将中医学的“阴阳论”、“五行论”等用现代“关系论”术语、概念来表达和解释的。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下“关系哲学”与中医学的交融之处。

申漳:“关系论”在中医领域有几点认识,一是“主客合一”,这是对 “主客二分”哲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与中医的“天人合一论”和“元气论”同源;二是“关系论”与“实体论”对立互补,也说明了中医和西医的对立互补;三是“关系论”作为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基础,也可以作为现代中医的哲学基础;四是“关系论”是中国古代孕育中医的儒、道等学术文化“不在场”的哲学基础;五是“关系论”是中医学的“不在场”的哲学基础。

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天人合一论”、“元气论”、“阴阳论”、“五行论”等为代表,这些理论也是中医的核心基础理论。“关系论”的正式提出虽然是在20世纪末,但是“关系论”的基本思想、“主客合一”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运用着“关系论”。

用“关系论”来解析中医核心理论,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发展。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哲学阴阳关系论在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领域的发展与运用,贯穿于中医学理、法、方、药等全过程。首先要明确阴阳关系是客观、普遍的存在;阴阳关系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阴阳关系的划分具有主观性、相对性;阴阳关系是“主客合一”的。其次要清楚中医学阴阳关系论是为解释、说明生命现象、病理现象而建立的模型理论。其中,对立互补关系是阴阳关系的基石,阴阳对立能揭示矛盾运动,互补能恰当地说明生命的有机性、整体性,也是生命活力的体现,更是信息场保持有序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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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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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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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哲学与文学翻译诗学建构

现代语言哲学颠覆了语言的“工具”论，认为语言是我们在世的居所，并且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语言聚合现象的翻译研究首先要建立在语言学之上，但翻译不仅仅是一项语言行为，它更涉及到语言本身就已经包含的文化问题，翻译的文化视域在本质上赋予翻译行为一种合法性，因为将翻译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翻译文本参照物不应该是源文本，而是翻译文本所处的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以及目的语与源语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翻译是一个以译语来消化、吸收“异”的过程，翻译转移、吸收原作的“异”以促进本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同时，被翻译和转移的“异”在译语文化中获得新生，因此，文学翻译具有再创造性和意义再生性，需要突显译者的主体性。同时梅肖尼克和勒菲弗尔的翻译诗学均强调文学翻译的整体性和历史性，有必要在文学翻译诗学建构中把文学翻译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考量。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翻译绝不能随意而为，它的要求极为明确，即原作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得歪曲。因此语言哲学背景下建构文学翻译诗学必须考虑语言、文化和翻译伦理三个维度，缺一不可。1.突显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从本质上说，主体性是人活动的能动性问题。“人之存在的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1]翻译诗学是有关文学翻译的诗学，而文学翻译的过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二度创作”过程，梅肖尼克翻译诗学提出的“中心偏移”说强调译作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延长源语作品的价值，为此，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2]，是一个译者选择和再创造的过程。这样才能使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纳进新鲜空气，从而使源语作品的艺术生命在新的氛围里得到重新锻造。为此，文学翻译诗学需要确立译者的主体存在，译者作为主体的存在是文本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翻译诗学的发展和译者主体性的显性冲动，中外译论中关于以“规定性”和“忠实性”为目标的理论就具有了一定的狭隘性，因为它们抹杀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全部的文学特殊性”。文学富含诗性，文学性的意蕴既隐身于语言，又超乎语言之外，诗意贵在体悟，犹如悟禅。梅肖尼克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一方面包括对源语作者主体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包括译者能够以创造性的翻译再现源语文本的节奏，实现中心偏移。“在处理语篇的过程中，我们输入了我们自己的信念、知识、态度等。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的翻译都将反映出译者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观，即使自己尽量地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毫无疑问，在大多的科技文献、法律文献和行政文献的翻译工作中，这种风险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文化取向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潜入……只要涉及具有主观性的话语，对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诸种微妙的侧重肯定是千差万别的。”[3]由此可见，译者的主观体验和主体参与对文学文本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表达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翻译诗学的、文化的生成转换中，译者必须跳出传统译论中“忠实”的束缚。语言工具论排除了一切文学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有别于实用语的“诗语”。语言哲学维度下，语言本身具有“创造性”，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特别反对西方语言观中把语言当作人类可以任意取舍的制品和任意分解的工具，在他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和精神劳动（Energeia）”[4]。此外，语言还具有“经验性”和“历史性”的特性，带有深深的时代印记。“每件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音调、色彩、生动性和氛围。每一段文字除却其字面及具体的含义外，如同每一段音乐一般，还有其不甚言表的蕴意，这也正是诗人意欲给我们的审美感受之唯一所在，而这也正是这层蕴义，才是译者当致力反映的……为了道出文学作品的这种文学蕴义，首先要抓住它，光抓住它也还不够，还要重建它。”[5]翻译不是单纯的认知行为，而是施为性很强的目的行为，是创造意义上的“作”，即对源语意义的读取和对目的语意义的建构：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往往会在翻译策略中倾注自己对译语文化的想象，以增译、缩译、节译、改变甚至伪译等诗学变体手段，达到对阅读的抵制和积极干预；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通常会以译语文化为转移，译本成为了文化“他者”和审美文化的喻体。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解构了以“忠实”为归依的“同一性”，形成了双重或多重的“异质性”。它理解、阐释、传递意义，同时也创生和赋予意义，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2.明确文学翻译是一种意义再生过程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其任务是帮助人们了解另一种语言所设置的意义域。文学文本是一个意义开放的系统，它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和一成不变的。汪正龙认为：“在文学理解中读者面对文本也泯除了时间的沟壑，处于常读常新的‘共在’之中，在意义的反省中自我的构成与意义的构成是同时的。时间沟壑的消除和理解的当下性走向使历史理解与美学理解相近。”[1]翻译不断地建构语言世界，生成文本，是使原作的意义显现出来的过程，是一种创生意义的文化行为。译者阐释文学文本就是阐释文本所设计的可能世界，各以其情而有所得，各以其智而有所悟，所谓“诗无达诂”、“以意逆志”正说明了文本意义的非终极性和意义再生的必然性。随着时代的更迭，人们对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也会产生新的理解。利科曾经把源语文本比作一条不断延伸的“地平线”：作者的本意被他写下的文本所“占有”“、盗用”、“远化”或“异化”，历史的文本遗传下来，更加有一种远化的距离感和意义的遗失，今天的读者必然跟它有“文化的冲突”。阅读力图克服这种冲突，“复活”尘封在文字中的意义，也就是重新“占有”文本，但这必定是文本与读者共同形成的“地平线”，眼下的现实场景与历史的距离感相互交汇“，复活”难全“，遗失”难免[2]。加上译者在理解源语文本时存在多重性、兼容性和动态性，所谓“译雪莱使自己成为雪莱”，其实也是“使雪莱成为了自己”。由此看来，文学翻译必定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米歇尔·巴莱特（MicheleBarett）曾经说过：“如果把语言看做意义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拥有了自己的巨大生命力。”[3]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体现了梅肖尼克眼中翻译诗学的“历史性”，对于原作而言，翻译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的关系：“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翻译关系所具有的历史性在目的语当中生产出语义的、句法的物质，这种物质开始时局限在翻译的范围内，接着它会成为语言某些特性发展的因素……在这里所牵涉到的关系问题上，翻译的时刻与语言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同等重要。翻译作为一种全新关系，它只能扮演现代化的、全新的角色，但是某种二元对立的概念却将某一文本的翻译视作形式和过时。”[4]文学翻译的语言是文学语言，而文学语言具有弹性、伸缩性、模糊性和多义性，给译者以很大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空间，“文学语言不是直白和一览无余的，留有较大的联想余地与空间，在书写‘空白’与语言尽情延伸中可能会歧义丛生，文学语言的微妙在含蓄的优雅中得以充分的体现。”[5]因此，在对文学语言的艺术品位和多义感受中，意义被延生着、创生着和改写着，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我们有所理解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6]

在此过程中，意义不再是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翻译即变异，而非趋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翻译的变异绝不是可以随意为之的，译者的翻译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维特根斯坦曾经画了一个图，从一个角度看，图形像个兔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图形则像个鸭子，这在说明意义不确定性的同时，也表明了意义的相对确定性。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体系中，译者的主体性虽然得到了确立，但对源语文学文本中的各种思想意趣必定要悉心体会并尽可能准确地传达。3.建构文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文学根植于语言，语言则根植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积极参与和作品的整体价值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翻译诗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与文化、诗学乃至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译者总是处在特定的纵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横的接触层面构成的坐标中，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审美取向、心理结构等因素游走于译者精神历史的深处，化为精血与骨髓。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实现，它属于“话语”，在文学话语中，存在着语言与言语、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融合和回流，翻译与时代环境下铸就的文化及话语结构息息相关。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不再只追求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两个文本之间的形式对等和功能等效，而开始将视野扩展到从文化层面上观照整个翻译事件和行为，翻译关注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译语文本的生产者和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对译语文本接受的影响。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玛丽·斯奈尔-霍恩碧（MarySnell-Hornby）认为译语文本不再仅仅是源语文本字当句对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和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文本不再是语言中静止不动的标本，而是读者（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个文化的语言表现[1]。语言哲学维度下，文学翻译被看作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文和文学行文，译本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情况下，译者应该对通过描写翻译中文化的移植、冲突、调适、改造、变形等路径来表现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中所存在的文化精神，建构新的文化意蕴。译者应该转变文学翻译研究核心，从“怎样翻译”到“翻译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翻译”。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流通体制的合谋之中，译本的形式、结构和篇章之外的非语言领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符号的指意过程息息相关，文本不可能脱离读者和作者，更不可能脱离非文本的现实世界。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他认为：语言的说出是一种行为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语言游戏包括“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2]。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的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3]。从翻译视角来看，“生活形式”揭示了语言游戏———文学翻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文学翻译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去理解和把握。4.追求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梅肖尼克指出“：伦理，是一个行为问题，既指向自己，又指向他人。伦理即是自己针对自己所做之事，也是针对他人所做之事。伦理就是采取行动，创造价值。”[4]“诗学也是一种伦理。一首诗就是一个伦理行为，因为它对主体，即写这首诗和读这首诗的主体进行了转换。”[5]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我们必然要回到“忠实”的概念，翻译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是翻译的本质和目的性所在，“源文”与“目的性”并非翻译中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也不是传统翻译思想中的“一仆二主”中的“二主”。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他们的活动从来都是、并且也只能是一种目的语语言的创造活动，然而主体性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因为主体是社会的、历史的主体，要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文学翻译中，追求一一对应的等值固然虚妄，但过分强调差别、主体性和话语霸权等，也不过是为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寻找借口罢了。所以构建文学翻译诗学的伦理尺度非常重要。在文学翻译中，愚笨的“忠诚”反而会导向“叛逆”，艺术的“叛逆”可能会显现“忠诚”，所以“忠诚”与“叛逆”构成了文学翻译的双重性格，这就是文学翻译的辩证法。许均认为，文学翻译伦理中“度”的把握需要遵循四个关系：积极与消极的关系，积极性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就传达效果而言，二是就翻译态度而言；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注重整体效果，追求风格统一，翻译中要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创新并非违背语言规律，而是对语言体系中的多种潜在因素的创造性的利用，翻译中真正的创造是在彼有此无的情况下的输入；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依附源语的语言形式与表达手段，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浮在源文形式的表层，一知半解，脱离了客观的依据，愈“创造”愈“不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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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难，难在理解，难在表达，难在神形兼备。这中间就存在着译者的理解与表达同原本的关系如何把握。传统的翻译观给译者强加上的所谓“译匠”、“语言转换者”、“仆人”等等这些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只能为忠实地传达原文之意而服务，任何主观性或创造性的举动都是不容许的，都被视为“异端”。但随着西方七十年代“翻译主体性研究”浪潮的掀起，译者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并因此获得新生和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可以看出，如何看待译者与原本这一对既统一又矛盾的概念对于译事原则起着主导的作用。

一、翻译的哲学性――辩证性

翻译中的每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翻译的辩证性，对于翻译实质的辩证性，哲学家贺麟表达得非常透彻：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 interpreter ) 与原本( text ) 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言为心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亦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与白话向旧、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向异邦人传达”。

翻译的辩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世界上的事物有着各种联系，翻译也一样，许多表面对立的情况，只要我们深入考察就会寻找到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翻译界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而且长期争论不休。如直译与意译之争，移植与归化之争，科学与艺术之争，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等。争论的双方往往各持一端，不注意两种现象的内在关联性，也不把它们放到较大的背景中去考察，更不注重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做许多无谓的争论，费时耗力，意义不大。另一方面，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的灵魂。在翻译中矛盾和争论很多，这一条原则更是显得十分重要，对待翻译的任何问题都要从翻译的目的，所译材料的性质，译作的读者对象，具体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的具体情况去讨论，去分析，即放到大的系统中去考察。人们常说的“词无定义，译无定法”，就是根据辩证法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原则提出的。

二、翻译“忠实性”的哲学内涵

翻译是一项形式复杂的语言转换活动，同时也涉及到纷繁多彩文化的交流。完美的将作者“欲言”与译文读者结合起来，就如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般难以实现。正是围绕到底该以原本还是译者中哪一方为主要着眼点，产生了所谓的“直译”说和“意译”说之争：前者如我国古代西晋的笠法护，以及欧洲中世纪翻译基督教文献的译者们，他们一般唯原文形式是举，不加改动，甚至多用音译法；后者如我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东晋的鸠摩罗什，以及文艺复兴时欧洲的文学翻译家，他们的译文力求归化，文辞典雅，有时不惜随意删减增加。在这些早期的意译与直译的斗争中，意译，即不拘泥于原文语言形式即被认为是不“忠实”，是背叛。

现代翻译理论对于“忠实”有了更加宽泛的定义。法国翻译家阿尔比提出“忠实”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译者作为原作的接受者，要忠实于原作者；另一方面译者作为新文本的创造者，它要忠实于它的读者。这种忠实当然不是原作的“同一”，因为，语言、时代以及原作者与译作者，原作读者与译作读者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在阿尔比看来，所谓忠实原作就是要忠实于原作者的“欲言”，即原作者诉诸出发语手段所欲表达的意义。至于忠实读者，阿尔比提出了两个参照要素：目的语以及译文的读者。在他看来任何与目的语固有的表达手段相违背，不能为译作读者理解的都是不忠实的表现。

三、译者叛逆性创造的哲学性――译者主体性

是否“忠实”就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翻译者，叛逆者也”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何谓“叛逆”?“叛逆”同忠实是二元对立论的两极吗? 之所以会有忠实与叛逆的对立，是因为对于“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存在误解。最早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 ，他所说的“翻译是叛逆”是指“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而不是许多人断章取义理解的译者抛开原作，背叛原作。译者在自身的文化参照系统内接受并表现原文本，在接受原文本和表达的过程中体现主体性，与忠实之间并没有冲突，二者统一于翻译这一主体性活动中。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 ，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 也就是说，从事翻译的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他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以自身的文化为参照系对原文进行吸收、消化和选择性再现。译者是原文本的阐释者，他个人的情感认知因素会不自觉地影响着译文。译者不再是过去“原作者的仆人”、“拙劣的模仿者”一样的角色。译者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在接受原文本过程中的主体性；二使体现在再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现代哲学阐释学认为：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阐释的主体还是客体，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因此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哲学内涵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这并不是说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毫无约束的，它的活动范围决不能超过原作的信息范围，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尊重原文信息为基本前提，不能“反客为主”。这正像袁莉在她的《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翻译艺术所具有的特殊性尤其需要译者的主体意识和忘我精神，但是若允许译者兴之所至，漫天发挥，那么翻译也就不成其为翻译了。”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强调原文信息的重要性和客观性，必然会出现翻译的盲目性和任意性，从而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译作和原作都是创造性的文本，译者和原作者不是“主仆”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同源同质”关系。谈译者主体性必须是以原文本为前提来进行的，主体能动性是否发挥得当，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关于这一点，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牢记在心，并且至始至终地贯彻这一原则。

归根结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该有个“度”，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衡量，是在“忠实”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译者主体性。尊重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尊重原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因为，没有了原作者的主体性地位，根本谈不上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尊重译者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忠实”。而“忠实”也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毫无能动性的木偶，一举一动都受牵制。如果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就意味着译者可以不顾原文的存在而擅自借题发挥，一味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会偏向死译的另一个极端，翻译将不成其为翻译，而是改写，是创作。

总之，在翻译中，时时刻刻存在着译者与原本、“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矛盾，矛盾无处不在，世界上的事物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是永恒的、绝对的，统一则是相对的，对立与统一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所以，在谈论翻译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辩证思维，坚持二分法，坚持用相对论去看待译事之“得”与“失”。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贺麟：《译名论集序》(张岂之《译名论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