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履职报告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独立董事履职报告，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是独立董事产生最直接的动因。监管机构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是形成有效制衡力量，限制控制性股东权力，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实施十余年来，大量事实和理论研究证明，独立董事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该怎样破解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困局，本文试图从独立董事履职评价角度寻找突破。

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的必要性

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意见》中还明确提出了独立董事在拥有普通董事的职权之外还拥有一些特别职权以保障其作用的发挥。上市公司制定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也从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态度等方面对独立董事提出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确保独立董事尽心尽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呢？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对公司进行调查？为什么要代表全体股东或者一部分股东谋取利益？公司的发展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是靠独立董事的社会声誉来保证就能得到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了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发挥。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发展，委托关系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当中。根据经典的委托理论，只要存在委托关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分布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就需要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而对人的业绩评价是设计激励约束机制的一个基础环节。“业绩评价标准不仅影响到激励机制的构建，而且影响到激励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影响资源配置”（支晓强，2000）。作为公司人的独立董事，受全体股东的委托履行“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责任，责任的履行如果脱离了考评约束，独立董事也只能成为看上去很美的“花瓶董事”而失去本身存在的价值。

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现状

独立董事制度是一种发端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西方市场目前对独立董事履职评估按照评估主体划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来自公司内部的考评，由公司按照一定标准制定评估指标，对董事会包括每个董事和独立董事业绩进行评价。但是事实上，这种考评并未真正全面实施并发挥效力。Neal（1995）调查美国32个行业36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发现，公司对董事的业绩评估非常不正式，不少公司事实上“根本没有”对董事业绩进行评估。另一种是来自社会独立机构的评估。如美国标准普尔评价系统对外部董事的职能和独立性的评价；欧洲戴米诺的评价系统对独立董事的评价；亚洲里昂证券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对董事会行为的评价等。

国内的董事会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独立董事的评价尚未引起上市公司的重视。2006年，中国网通制定了《中国网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绩效评估办法》，并实施了董事年度绩效评估，从履职情况、参与董事会工作程度、客观公正性、团队合作及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方面采用董事互评方式对董事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分优秀、良好、欠佳三个等级。但是评估指标概念模糊，等级之间界限欠清晰，评估缺少客观性，导致最终评估结果粗略，价值不高。目前上市公司定期公布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这是一种自我评价方式，但自我评价缺少客观公正性，从述职报告内容上看，评价项目并不完整。

从社会评价来看，2004年北京连城国际研究咨询集团和《董事会》杂志联合推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综合价值排名体系，体系中包括了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考核。谢永珍（2003）和李斌、张耀南（2004）从独立董事的规模、独立性、职权行使和激励机制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评价。上述评价大都是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运行整体情况的评价，侧重于对制度设计上的考量，并不涉及对独立董事个人履职情况的考评。

上述现状表明，当前对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当薄弱，急需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

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解析

（一）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

在现代股份制公司中，股东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三者之间存在着两层委托关系，其一存在于股东与董事之间，其二存在于董事与经理之间。就股东与董事之间委托关系的本质而言，董事作为股东的人，应当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包括中小股东的利益。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极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突出，一些大股东通过操纵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另外，国有股权主体虚置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作为人的经理层掌握了企业实际控制权，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内部各方面联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股东的控制和监督，使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这种内部人控制现象不仅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甚至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护。

（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角色定位

传统的认识是，独立董事应该至少具备以下三种角色定位：其一，降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合谋的可能性，并作为专职的调停人和监督人有效地降低管理层对剩余要求人权益的侵害，从而解决企业中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监督者角色；其二，独立董事利用自身丰富的商业经验与专业知识，帮助企业经理层解决经营上的难题，构建重要的商业战略，这就是战略指导者角色；其三，独立董事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充当资源提供者角色。

但是，因为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除报酬之外的其他利益关系，所以既要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又要寄希望于独立董事充当战略指导者和资源提供者角色，让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出谋划策甚至贡献力量，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矛盾。从这个角度而言，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应该强化监督者角色而弱化战略指导者和资源提供者角色。

（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

作为主要是监督者的独立董事，其职责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基于上述委托理论的分析，独立董事应该成为中小股东的人，在董事会结构中体现中小股东的立场，制约大股东、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第二，抵制内部人控制。独立董事超脱于公司利益之外的独立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其能够比其他董事更好地承担起判断公司事务、抵制内部人控制这一任务。第三，提高公司决策质量。审查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就公司战略、人员任免聘用、管理层的业绩发表意见，以避免错误决策，并在公司经营异常或违规时进行信息披露等。

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指标设计

基于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的分析，本着逻辑性、现实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将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设计了包括个人情况、履职行为、履职效果、社会评价在内的四大类指标，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进行履职评价。

（一）个人情况指标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保障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根本，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和灵魂；独立董事的个人品质是影响其职责履行的主观因素；独立董事本身具备的专业能力是其履行职责的客观条件。因此，评价独立董事个人情况的指标包括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个人品质和任职能力三个方向。

（二）履职行为指标

履职行为是独立董事监督企业经营管理的手段，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方式体现。独立董事通过在专业委员会任职、参加董事会会议，对关联交易、借款担保、大额资金往来、重大投资、利润分配、企业并购等事项进行监督并发表独立意见来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评价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指标包括独立董事的职权行使和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发挥两个方向。

（三）履职效果指标

独立董事的履职效果直观地体现在公司的财务数据中。独立董事通过执行其监督职责，引导公司采取正确的战略、执行科学完善的内部业务流程，从而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因此，评价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的指标以财务指标为主，主要有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股东利益维护情况、财务报告质量三个方向。

（四）社会评价指标

独立董事是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人，作为股东的“耳目”履行监督者角色，这要求股东对独立董事进行考评。同时，独立董事还提供战略指导和服务，势必要求企业管理层对独立董事进行考评。因此，社会评价指标主要有股东对独立董事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管理层对独立董事工作的满意程度两个方向。

以上四大类指标十个评价方向的具体指标选择如表1所示。

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评价体系构建

在运用上述指标对独立董事进行履职评价时，可以按照总分为100分进行评分，根据对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影响程度、反映程度以及指标的公信度对各指标赋予分值。评分时，对定性指标，以优秀、良好、称职和不称职划分等级（审计意见类型根据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划分等级），并赋予每个等级相应的分值，如100、80、60、40，根据每个定性指标实际得分乘以各指标分值所占总分值比重，换算出各指标实际得分。对于定量指标，借鉴沃尔评分法的思想，与行业比率进行对比换算，计算标准评分和调整分，得到相应指标实际得分。最后将所有定性和定量指标得分汇总，得到对独立董事履职评价的最终评分。以某上市公司为例，对某独立董事进行履职评价如表2所示。

从四类指标的重要性来讲，独立董事履职行为是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而履职行为会带来良好的履职效果期望，但由于履职效果指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影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履职行为应该比履职效果赋予更多的标准评分。社会评价有其存在的意义，但评价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出于自利的选择，有可能作出并不准确的判断，所以赋予分值相对较低。而独立董事个人情况是履职的基础，受证监会约束和上市公司选择，主观性并不强，不能赋予重要的评分权重。依据这一排序，表2对四类指标分别赋予40、25、20、15的分值。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定性指标的每一个评价等级要有严格清晰的划分标准，社会评价部分应该通过具有一定统计意义的调研得出等级，力求形成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结论。对定量指标而言，各指标的“标准评分”和“标准比率”的确定必须以行业平均数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修正，行业最优和最高评分也应该及时根据情况调整，才能取得较为理想的评价效果。

从评价主体来看，无论是现行的自评方式，还是由股东或董事会中的薪酬委员负责考评，都很难保证评价的独立客观性，导致考评的实际权力仍掌握在大股东或“内部人”手中。只有保证独立性，评价结果才具有实际意义并发挥约束作用。所以，可以参考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估公司等行业中介评价机构的设置办法，成立类似的独立董事中介评价体系，承担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的评价工作，并出具独立董事履职评价报告，提供给上市公司并向社会公众公布，以此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江苏省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反思；对策

一、江苏省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存在的问题

2007年，江苏省证监局贯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各上市公司在网上披露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江苏省境内确认上市公司为117家。其中1家已依法注销。2008年7月后上市的两家未披露《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因此最后确认研究江苏省审计委员会运作的上市公司为114家。

(一)江苏省未设审计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未正常运作的上市公司较多

在江苏省境内A股上市的114家公司中，未设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37家，占所有上市公司的32.5％。具体见附表1。

在江苏省境内A股上市的114家公司中，审计委员会未正常运作的上市公司为33家，占所有上市公司的28.9％。这里提到的“未正常运作”，是指“工作未独立展开”，“尚未正式运作”，“无实质性运作”，“运作没有正常化”，“尚未召开过会议”等。具体见附表2。

在江苏省境内A股上市的114家公司中，未设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37家，审计委员会未正常运作的上市公司为33家，共70家，占所有上市公司的61.4％。具体见附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江苏省境内A股上市未设审计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未正常运作的上市公司中，2003年占92.3％，1997年占91.6％。2006年占80％，1993年占75％，2004年占66.7％，2005年占66.7％，2008年占66.7％，1999年占62.5％，1998年占50％，2001年占50％，2007年占50％，2000年占375％。1996年占36.4％，2002年占33.3％，1994年占20％，1995年占0％。

(二)江苏省审计委员会设置不规范问题不少

1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

从我们收集的资料分析，公司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共18家上市公司，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15.8％。

应该指出，华西村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作了改正，该公司《第三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都披露了财务总监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但在2009年3月9日的《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选的议案》。议案修正为：“鉴于XXX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不适合兼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现将审计委会员成员调整为YYY担任。”可惜其他17家还未调整。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的独立董事无财会专业人士

从我们收集的资料分析，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的独立董事。无财会专业人士的共有5家上市公司，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4.39％。

3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未占多数

从我们收集的资料分析，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未占多数的共有8家上市公司，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7.02％。所幸的是在8家上市公司中已有3家在江苏证监局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得到调整，其中两家在2008年，1家在2009年。

4大学在职的主要校级领导担任独立董事，有的还是审计委员会成员

从我们收集的资料分析，大学在职的主要校级领导共有6位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5.26％。

2004年9月30日，教育部党组的《关于部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六不准”规定的通知》第五条规定：“主要领导不准担任社会上经营性实体的独立董事。”“以上规定，其他普通高等学校可以参照执行。”江苏境内最著名的两位主要校级领导在《通知》后相继辞去了独立董事职务。

5独立董事超期履职，审计委员会不及时更新

某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两位独立董事分别从2000年9月和2001年6月担任，上述两位独立董事到2009年换届，明显超过证监会规定的六年任期，其中2001年6月担任的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三)江苏省审计委员会运作不规范问题很多

前面已涉及到，在江苏省境内A股上市的114家公司中，审计委员会未正常运作的上市公司为33家，占所有上市公司的28.9％。此外还有：

1外部审计机构不是由审计委员会而是由财务总监提议聘任

某上市公司2008年5月9日的《200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披露：“XXX总监作如下报告：董事会续聘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时，在《200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显示：“XXX，2004年至今任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协调

某上市公司2009年4月10日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通过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改事项是：原第十五条：“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协调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事宜。”修改为“第十五条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协调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事宜。”

3未成立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委员会与之如何沟通

从收集的资料分析，未成立内部审计机构共有20家上市公司，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17.5％。

4内部审计机构与财务机构合设，或由财务总监领导而非审计委员会领导

从收集的资料分析，内部审计机构与财务机构合设，或由财务总监领导的共有7家上市公司，占整个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6.14％。

5未成立审计委员会却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据某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汇总报告”项目中披露，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08年3月5日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07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而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在2008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才成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篇3

在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国民财富得到迅速的积累，公众对投资理财的需求也日愈增加，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内生性和输入性通胀交互作用，CPI指数保持高位，使得公众对持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理财需求更为迫切。近两三年来在我国居民有限的投资渠道中，传统的房产投资和股市投资由于住房政策的调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再受到青睐，资金纷纷撤离楼市和股市，另觅具有稳定收入的投资品种。在我国目前有限的主要投资理财产品中，唯有信托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超越CPI指数，基本上信托产品实现的预期收益率均在7%-13%之间，甚至更高。据信托协会数据显示，至2012年上半年，短短的两年间，全国范围内，广大投资者购买的集合资金信托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从3499.58亿元增长到15882.26亿元，增长了4.5倍。信托产品从不为公众所熟悉，迅速发展到受到广大投资者的热烈追捧，投资信托产品的投资者（自然人和机构）数量和资金急剧增长。

对于投资信托产品，相当多的自然人投资者虽说购买信托理财产品时有被要求阅读风险揭示书、签订阅读确认函及阅读各种说明书、协议等，但由于信托产品是一种高度技术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金融产品以及其本人的能力或其他原因，大多数对产品风险不甚理解，并不十分关注信托产品本身的风险收益特征以及信托经理的履职能力，只关注信托产品的高收益和信托公司的实力，风险识别完全依赖于信托公司，期待风险由信托公司负责或承担；另一方面，由于负责信托项目投资的信托经理缺少动力对信托项目进行细致甄别，可能为做成项目而做项目，从而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了项目筛选过程中的逆向选择，以致项目整体风险特征以高风险项目为主。因此，在被扭曲的投资者信任委托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信任委托信托经理的连环委托关系中，信托公司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从而有必要对其内部治理结构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绝大都数信托公司为国有或国有控股。而在我国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天然地存在着所有权缺位的状况，因为作为控股股东的国家并不具有人格属性，国家必然要将所有权委托其指定的人来代行国有股股东的权利，这些人并不是财产的最终所有者，但他们作为决策者、经营者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者，自觉不自觉地把大股东人和内部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决策的基准。但是信托公司它不仅仅是国有的公司，还是一个公众公司，除了对国家、股东负责外，还应对社会对广大的投资者负责。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全国64家的信托公司，截止2012年上半年，股东权益总额1806.83亿元，管理的信托资产总额为55382.20亿元，管理资产为自有资产的30倍以上。信托公司若具有片面追求股东收益和内部人利益极大化的倾向，就有可能忽视众多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使其面临或承受了不匹配的风险，并可能将造成社会安定问题。从这点上说，信托公司治理结构中必须具有有效防止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和小股东利益的制度安排。

为弥补所有权制度环境缺陷、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的权益、救济中小股东利益，有关监管部门借鉴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经验，从2007年开始在信托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强制性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信托公司治理指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信托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要关注、维护中小股东和受益人的利益”，第二条特别强调：“信托公司治理应当体现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组织架构的建立和运作，应当以受益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受益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受益人的利益”。由此，信托公司独立董事担负着维护保障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特殊而有重大的责任。信托公司独立董事的设立，完善其公司的治理结构，其：

1.可以制衡大股东的滥权和侵权，最大程度地避免大股东对公司行为的扭曲，有效改善了国有大股东一股独大的局面，防止不正当的关联交易；

2.可以在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的权益、保护企业员工和小股东利益发面发挥较大的能效作用，且最大限度地遏制“内部人控制”不良现象的发生；

3.由于独立董事较高的教育素养、职业背景、专业技能，优化了董事会的业务、知识、经验结构，提高了董事会的综合决策能力；

4.可以督促公司规范信息管理，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使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充分了解相关信息；

5.可以有效地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不断适时地完善薪酬考核办法，确保公司履行受托人的忠实义务和谨慎管理义务，激励经营者提高识别、测量、监控和控制投资行为中固有风险的能力，以实现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双赢。

虽然独立董事制度是解决国有或国有控股信托公司有关公司治理中诸多问题的有效制度设计，是建设规范董事会工作的支撑性制度安排。然而该制度并不是一贴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其引入我国也仅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最早是在资本市场得以应用，后逐步推广并强制性地应用到具有公众性质的金融公司中，信托公司便是其中之一。独立董事制度在信托公司的实际实践中，和在上市公司的实践类似，也同样存在着需要创新完善的薄弱环节，即：履职不到位，成为“花瓶”，功能作用失效的问题：

1.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问题。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规定董事应由股东大会选出，但由于信托公司的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占有绝对或者相对的控股地位，所以独立董事的选举难免为大股东的人所决定，在中国这样的人情观念太重、法制环境又不太好的社会环境中，“人情董事”在所难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某种程度上在信托公司中无法担负起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和代表中小股东的社会责任。

2.独立董事的日常管理问题。通常被选聘的独立董事是在某一专业领域（例如：会计、法律、财务、金融、管理等）具有专长或权威的人士，是专家名人。独立董事的工作过程，既需要对信托公司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和掌握，还需要审阅众多繁浩复杂的文件资料，参与开会审议，提出建议和意见，作出决策。其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发表一下意见、举下手就可以的。专家名人他们大多工作繁忙，独立董事是兼职的，不可能在公司坐班。因此，如何保证独立董事能及时掌握和熟悉公司情况？有否足够的时间履职？便需要公司有个日常的服务管理机制。

3.独立董事的薪酬考核问题。独立董事一方面时间、精力不够，另一方面职责权利不对等、激励不够、动力不足。相关监管部门赋予信托公司独立董事担负着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的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监督公司关联交易，关切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的重大责任。其权力很大，风险也很大。通常信托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报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与其对几十亿甚至上千亿资产的监督责任相比，确实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其法律风险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和所获得的津贴比例不对等。若没有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对等的利益，激励的效果就不起作用，是否会勤勉尽责几乎依赖于独立董事本身的忠诚、责任感与自觉自愿，设立独立董事的重要作用及有效性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大打折扣，更谈不上追究相关的责任。

如何使信托公司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有效地发挥其相关监管部门所赋予的维护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的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监督公司关联交易的重大责任呢？如何使其稳妥有效地整合大股东、中小股东和投者（委托人、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他们三者之间的利益共享和多赢。笔者认为，需要从制度安排和机制建立上着手，对信托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加于创新和完善。

首先，完善《信托公司治理指引》。2007年初出台的《信托公司治理指引》至今已实行5年多的时间，5年来我国信托业发生了从谋求生存、粗放发展，到现在生机勃勃、规范发展的巨大变化，在行业规模上已超越保险业，成为继银行业之后的第二大金融行业。该指引很多方面已经需要调整和完善，在规范独立董事方面，鉴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与信托公司一样基于信托原理设立的公司，可以参照有关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的规定，加于细化，使其更具有导向性。

其次，建立独立董事的激励与问责机制。信托公司独立董事的报酬一般采用固定的年薪制津贴，其固定本身就难以量化考核独立董事是否尽心尽力、勤勉尽责地履职。对此，笔者建议信托企业要改变以往上市公司所采用的独立董事固定收入体系，可在大幅度提高津贴的基础上，收入半数以上采用期权或期股的形式支付，待任期届满由监管机构（或信托业协会）和中小股东综合评价后再予以兑现，由此建立收入与业绩、风险与收益挂钩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有此激励的利益机制，将来追究责任才有基础。

再次，完善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首先独立董事要具备有专业特长、人品端正、责任感强、有丰富的履职经验、有风险意识。可以由信托业协会牵头，建立“独立董事池”，向社会公开招募或由相关人士推荐，进行遴选组成。在信托公司选聘独立董事时，由信托业协会从“独立董事池”以差额方式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再由信托公司股东会来选举产生，大股东须回避表决。这样产生的独立董事在上述激励机制下才有可能尽心尽责地以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为重，使大股东、中小股东和投者（委托人、受益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实现共享和多赢。

最后，完善信托公司治理机制。规定独立董事一年内到公司履职的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保证独立董事对公司真实情况的了解。建立独立董事资料阅读制度，成立专门机构或委托相关部门定期向独立董事报告政策信息、行业和公司信息，并提高董事会的开会频率，加强与公司管理层联系和沟通，使其熟悉并了解公司情况，提高履职能力。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也应当定期地向监管部门、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和股东报告其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的情况和个人履职的情况，以便对其进行评价。

总之，只要有好的制度约束、有责任感的专业人才、正确的履职目标、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对信托行业政策的基本了解和对公司情况的熟悉，独立董事便能更好地履职，更有效地发挥其在信托公司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维护、保障投资者（委托人、受益人）利益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篇4

国际金融公司于2002年入股南京银行后,在激活并提高南京银行公司治理水平上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当时,国际金融公司的股份为15%,南京银行也成为当时外资占比最高的国内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提倡“好的公司应该有好的董事会”的理念,强化了南京银行的内控建设、风险建设和发展规划的建设,同时完善了内部管理机构。可以说,通过“引资引智”,南京银行领导层认识到了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并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切实予以加强。

南京银行是启动IPO较早的城市商业银行,要想成功发行上市,最重要的一条是治理要规范。这一时期,南京银行董事会切实将完善公司治理建设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治理水平有了质的突破。

此外,这段时期,南京银行还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法国巴黎银行,发行了次级债券,可以说,南京银行的公司治理较好地体现了职责明确、分权制衡、规范运作、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要求。

2007年上市后,公司治理也开始由形备到神似的变化。

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上,按照财政部的要求和银监会的《商业银行稳健薪酬指引》,修订了《高级管理人员考评和薪酬激励管理办法》,增加了风险指标的考核和部分薪酬延期支付制度,使考核更加全面、科学、有效。在具体考核上,则实行民主测评、董事考评以及监事会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高级管理人员履职的科学考评,较好地做到了个人业绩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在于细节

规范与完善内控程序。主要表现在有较为全面的制度和程序,而且不折不扣地执行。比如,在董事的提名上,董事会对董事人选的原则是用能人,而不是“花瓶”,这点在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有搜寻、初审独立董事人选的工作职责。该委员会按照任职条件的规定,严格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核。形式上的审核主要是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而实质审核非常重要,主要是通过多方渠道对其履职的能力和品行进行深入了解,力求能够体现“专业和专注”的履职要求,而且初审的原则是“不求名气,只求合适”,以真正提高南京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为目标。

注重董事会软环境建设。一般来说,董事会只关注议案的表决情况和决策的效率,而不太关心董事提出的各式各样与公司治理紧密相关的问题。但南京银行董事会认为,公司治理的不断提高就是在于细节,所以对董事无论是在各类会议中、实地调研中还是与经营层沟通中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方法,都及时归总并强化落实,具体到相关责任人和完成时间,并定期在董事会上进行反馈,使董事感到自己的建议得到了尊重和重视。比如:针对今年上半年南京银行一位外籍董事提出的注重同业资产风险、表外资产中的理财产品风险的建议,董事会立即让经营层予以调查落实,经营层迅速展开专项管理工作,并及时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在下次董事会会议上向全体董事会成员做了通报。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良性循环,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也提高了董事履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创新风险管控举措。在风险管理上,南京银行先后制定并完善了七大风险管理政策和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程序、流程。尤其是今年,南京银行认真执行“三办法一指引”,积极进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解包还原”,严格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有效开展“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提升了公司治理效果。同时,完善了风险条线的组织架构,设立了经营层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了风险管理部、授信审批部、资产保全部,理顺了风险作业机制;按照银监会的“六项机制”要求,建立了小企业金融部,并按照“两个不低于”强化了对小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建立了金融市场部、会计结算部和营运管理部,强化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管理。

在发展战略上,南京银行建立了三年发展规划,科学指导全行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目标,并按照自身实际状况建立了发展规划年度回溯评价机制,提高了发展规划执行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保证了南京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在资本管理方面,南京银行制定了《资本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和《三年资本规划》,强化了对资本的规模、风险和持续补充等方面的管理,逐步在资产负债配比、经济资本考核和小企业专营等方面加以运用,同时,通过对年度投资参股计划和分支机构发展计划进行资本量化分析,保证了对资本实行长效管理。

篇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2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事实上，尽管经过了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未走上一条规范、标准的道路。决策、执行、监督不能有效分开，“三会一层”徒有其形而无其实。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股权分散催生内部人控制

首先，根据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单个自然人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5‰，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农商行脱胎于信用合作社，股东的来源主要是自己的员工和客户。这两点决定了农商行的股权必将非常分散。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股东很少会真正形成合力，参与到法人治理的过程中来。由于严重的股权分散和信息不对称，股东们更愿意选择“搭便车”，客观上形成农商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董事会决策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一，从银行的特点来看，由于银行与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专业性极强，一方面，非专业的董事往往很难具备足够的水准，要完全看懂银行的报告和报表尚且费力，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则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经营层出于对“外行指挥内行”的天生反感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董事会报告的信息往往能少则少，避重就轻，董事很难全面了解银行的真实状况。

其二，从董事会的构成来看，除去高管担任的执行董事，农商行董事会的股权董事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贷款客户，独立董事往往是地方上的退休领导，本身与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从董事会的组成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来看，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并非是银行的常驻机构，其履职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和开展调研检查活动。非执行董事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事务，仅靠一年开会的几份材料和走马观花的几次活动，无法及时了解和监督农商行的运营情况。

其四，从董事会的表决模式来看，尽管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民主平等，实际上忽略了股份持有的差异，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的事实。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参考上市银行的设置，我国农商行董事会中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通常为1：1：1。由于《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即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董事的持股数量多少与董事会决议是否通过毫无关联。极端情况是，即使股权董事持股达到100%，只要在人数上未超过半数，仍将失败。二是董事极有可能合谋损害小股东利益。只要利益一致，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完全可以撇开独立董事，强行通过决议。由于担任执行董事的农商行高管信息充分且利益高度一致，因此通常都能够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占得先机。

（三）缺乏对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

首先，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想要客观地评价高管层的履职情况就十分困难：

其一，从经营的对象看，一般企业经营的通常都是某类商品或是服务，而银行经营的对象却十分抽象，是风险。银行正是把储户无风险的存款，转化为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来获得收益。然而，风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光靠股东、董事，根本无法客观评估一家银行的风险状况；

其二，从经营目的看， 普通企业通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或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银行则更加注重利润和风险的平衡-即实现所谓的稳健发展，而风险和收益本身就是对立的存在，如何评价高管层的经营是否“稳健”就显得十分困难。

其三，由于银行的高管和董事、监事、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说，如果股东偏好高收益，那么高管可以选择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贷款，在风险暴露前及时抽身；如果股东偏好低风险，那么高管往往会选择投资低风险的票据、同业和中间业务，尽可能避免任何有可能产生风险的业务，而这种隐蔽的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更难发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农商行本身股东水平不高，内部人控制严重，想要靠内部来推动实现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几乎是不可能了。

（四）有效监督缺失

对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监督无非是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来源于管理机构的监督。主要是来自于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的监督。二是来源于银行内部的监督。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的监督。三是市场层面的监督。这主要是来源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投资人等）的监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三个层面的监督都很难到位。

首先，管理机构对农商行法人治理的监督难以深入。名义上，省联社是农商行的上级管理部门。而实际中，农商行作为股份制的独立法人，股东大会才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省联社对其管理缺乏法律支持，难以名正言顺。银监部门可以进行监管，然而法人治理很难用定量的指标去衡量，效果好坏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体现，很难监管到位。

其次，内部监督实际上很难落实。农商行股东十分分散且普遍素质不高，缺乏法人治理的专业知识，对法人治理监督的积极性很低。独立董事在薪酬上又并不“独立”，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独立性。监事会的外部监事基本上由银行内部协商并最终决定，薪酬实质上也是由管理层发放；职工监事基本都是银行的管理人员；股东监事通常与银行有着利益关系，就更不可能去较真了。

再说市场层面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其倒闭和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利益相关人通常并不担心投资的安全性问题，监督的积极性就不高。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的前提是及时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由于政策要求并不严格，农商行的信息披露一般每年只有一次。仅仅靠着一份年报，是无法监督银行的复杂的经营的。

二、加强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股东地位和积极性

一是通过出台和修订有关政策和办法，放宽农商行的入股条件，适度提高自然人和法人的持股上限，形成相对集中和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提高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求农商行提高增资扩股门槛，更加注重股东的法人背景，引进富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提升治理的效率和经营的透明度。三是在董事会中适度增加独立董事、股权董事的比例，提高监事会中股东监事持股比例，在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监事之间形成制衡。

（二）加强机制建设，发挥三会一层的不同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分别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的权限和职责，构建“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制衡的治理文化。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每年须制定工作计划，年终须对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说明，并向股东大会报告。银行要为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提供足够支持，成立董、监事会办公室并配置专业人员，确保其能独立深入开展各类调研、监督、检查活动。

（三）加强监督管理，强化信息披露

目前，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仍然是促进银行加强法人治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银监会一是可以通过规定监管员列席农商行股东大会、董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并将相关会议的议案、决议、出席及发表意见情况和会议记录纳入到监管体系，对农商行的法人治理进行指导和监督；二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立法的方式，明确农商行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监察审计、财务状况、合规管理、高管薪酬的披露要素及方式，为董事会、监事会履职和银监监管提供充分依据；三是对农商行董、监事会的运作情况进行常规监管，对其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重点关注，以确保其深入履职，不走过场。

（四）构建职业董、监事市场，提升独立度

造成当前农商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监事的水平不高，独立性不够。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起职业的董、监事市场。通过设置水平较高的专业门槛（参考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确保董、监事的专业水准；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组成联合招聘组，在公开市场上选拔优秀人才。如此其一可以避免委托人因时间和能力限制，无法充分履职职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效地保证董事、监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独立性；其三，对职业董、监事的任职期限进行强制规定（如六年），出于维护自身职业声誉的考虑，其也必将努力勤勉履职。

（五）对高管层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要董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实施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考评制度；二是监事会要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履职档案，对高管的履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监督，按年度进行评价，并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要落实高管层薪酬的延期支付制度，使风险和报酬在时空上匹配；四是根据农商行自身特点，摸索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给高管层套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武青.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监督水平[J].中国金融，2007（22）.

篇6

尽管独董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由于“兼职”性质，对其履职过程勤勉性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虽然能够对是否亲自出席董事会、缺席现场董事会次数、董事会上是否投反对票等关键点考察独董的勤勉履职状况，但大多数行为是无法考察和判断的。例如，是否主动掌握任职公司行业特色及行业监管方面的知识、是否在参会前认真阅读董事会会议资料、是否就决策中的重大事项事前与有关人员沟通等。对独董而言，勤勉是凭良心，而不是靠监管。作为勤勉尽责的独董，必须同时服务于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效益性，缺一不可：必须在把好合规关的基础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于公司的效益性。

如何把握合规性更加重要

什么是独董的合规性职责？保证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或专业、行业标准，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独董在公司运行的合规性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少。他们对年报、关联交易、担保等交易和事项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合规性把握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独董基于合规性的尽责履职主要原因有：合规方面的监管规定明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上市公司风险意识总体上讲比较强，愿意利用独董的知识与经验共同把好合规关；独董本人自身的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在董事会这一群体中，独董与其他董事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与其他董事一道，共同把好合规关、最大限度降低违规风险。

对独董而言，如何把握合规性比把握合规性本身更重要。理论界和实务界流行一种看法，将独董投反对票理解为对合规尽责，而把长期未投弃权票、反对票的行为当成“花瓶”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我认为，作为独董，不能简单地通过行使否决权来达到合规的目的，而应该在董事会就有争议事项投票形成决议之前，通过与其他董事、管理层沟通、共同商量，找出具有合规性的解决办法。例如，本人曾任职独董的一家上市公司，其一家下属三级企业需获得一笔银行贷款，但银行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按持股比例计算，上市公司在该三级公司中的权益不到30%。在该方案上董事会之前，我们独董通过与其他董事、高管多次沟通，提出应该由下属二级公司与该三级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按出资比例担保，而上市公司本身不应该参与该笔贷款的担保，最后我们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让可，公司撤销了该项议案。

事实上，独董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最佳的履职方式。不能将独董是否投弃权票、反对票作为衡量是否勤勉尽责的标准，中国的协商制民主的文化决定着决议之前充分沟通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决议，是最佳的决策方式。

价值创造需重效益性履职

效益性指的是，独董确保董事会在决策中有效地使用企业资源以满足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给定的战略框架下，使得企业在中长期发展中作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决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有两点涉及对独董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方面的要求：独董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就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收益及风险预测等进行分析论证，并发表独立意见；独董应对授权、重大融资和资产重组及相关资产评估事项的合理性进行考虑并提出建议。

勤勉尽责要求独董同时为合规性和效益性而努力。合规性和效益性的区别表现为：独董在合规性职责方面不作为意味着跌破了履职底线，将会产生个人法律风险，而在效益性职责方面不作为通常只会对独董的声誉和能力产生损害；合规性职责的履行能够保证企业建立基本的制度和正常运作，只有在此基础上履行好效益性职责才能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有的独董认为对效益的追求是股东董事的责任，置身于企业经营外部、与企业无利益关系的独董必须关注的是企业在追效益过程中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本身。

上市公司聘请独董通常会考虑独董的知识结构，独董中通常有财会、法律、行业方面的专家。某一上市公司的独董群体中，既讲求分工，也讲求合作。独董的效益性方面的履职，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参与度和筹资决策参与度。尽管提交议案的同时管理层会提交内容详细的可行性报告，然而独董事前不仅需要详细研读方案和相关可行性报告，还需要重点关注可行性报告形成过程中基础数据的客观性。例如，对于项目投资方案，独董要更多地关注投资方案的行业前景、政策现状与趋势、方案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对投资回报测算中所采用的产能、销量、价格、市场占有率、贴现率等基础数据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必要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调研、与管理层沟通，避免因过于乐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投资损失。

上市公司需正确对待独董

勤勉履职、追求合规与效益双目标是独董应尽的义务。独董履职过程与作用发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独董履职过程关键点并非独董自身所能完全把握的。独董勤勉履职的程度，以及履职的最终效果，与任职公司对独董机制的认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状况，以及为独董提供履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人曾对独董参加董事会会议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同时做若干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在有的公司任职两届从未缺席现场董事会，而在另一家公司则每年都有缺席董事会的情况，原因是有的公司会就董事会的开会时间与独董充分沟通，从而保证全体独董均能参加会议，而有的公司未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下达会议通知，致使有的独董因时间冲突未能参加会议。

为了使独董勤勉履职能够产生合规性和效益性双重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篇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A+H上市，2015年营收931亿元、净利润295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5%；主要股东为中央汇金公司。

董事会由多元化的董事组成：执行董事长期从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工作，从业经验深厚；股权董事曾分别在财政部、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等单位任职，具有丰富的财政、金融管理经验；独立董事在宏观经济研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审计等领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科学、多元化的高素质董事会团队是光大银行董事会高效运行的人员保障。在日常工作中，各位董事根据有关规定，认真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规范、尽职、勤勉、高效地履职，使履职行为和公司的价值有效统一。

董事会构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设置了“专职董事”，即汇金公司根据其持股比例选派几名专职董事全日制在光大银行办公，其行政、工资、组织关系等均在汇金公司，以便能够独立、客观地履行职责。汇金公司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的股权管理部门为其提供支持，并不定期安排各种培训；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则负责为专职董事提供日常工作支持和服务保障。相对于其他非执行董事，V岸事有更为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通过专题沟通会、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全面、深入地了解光大银行经营管理、业务发展、财务状况、风险管理等相关信息。在不干涉管理层日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专职董事还受邀列席银行各类重要会议，包括行长办公会、业务条线会、年度和年中工作会等，持续关注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

闭会期间，董事特别是专职董事和独立董事可根据需要赴分支行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围绕相关主题，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考察，了解全行战略及董事会各项决策的落实情况，及时获得履职所需信息。专职董事通常在年初拟定全年调研计划，并将调研时间、课题、拟走访的分行等相关信息提供给董事会办公室，以便后者协调相关业务部门和分行进行统筹安排。每个调研课题结束后，调研组牵头人根据考察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在上报股东的同时抄送管理层，管理层及时研究、反馈，并逐渐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

篇8

一、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分析

（一）独立董事参会情况总体分析

在已披露2007年年报的862家沪市上市公司中，共有2 679名在任独立董事，其中已扣除562人次的兼任因素。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总体良好，委托出席及缺席情况占比合计仅为7.17％，特别是独立董事的缺席率已控制在较低水平。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对独立董事职责与责任的强化，目前独立董事兼任情况并不十分突出，而且结合对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的分析，发现多家任职情况并未影响独立董事的董事会会议出席率。

（二）独立董事提出异议情况总体分析

在已披露2007年年报的862家沪市上市公司中，共有26家公司的40位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提出异议，分别占沪市已披露年报上市公司总数的3.01％以及独立董事总人数的1.5％。从异议人次及事项分析，2007年内共有54人次分别就37个事项提出异议。其中，被提出3次以上异议的有3家。就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事项类别来看，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包括新设、增资、出让或受让股权等方式）被提出异议最多，为21项，占总数的56.76％；因董事高管聘任及薪酬事项被提异议的有6项，占总数的16.22％；定期报告及其摘要事项被提异议的有3项；对外担保事项被提异议的有2项；其他事项（包括债权债务和解协议、会计处理等）有5项。

（三）独立董事提出异议情况的特点分析

1.部分独立董事已开始摆脱“橡皮图章”的角色，敢于发表独立客观的判断意见。例如，保税科技（600794），在2007 年11月16日召开的董事会2007年第八次会议表决本公司和大理造纸分公司与大理造纸厂三方协商签署的《和解协议书》议案时，独立董事彭良波、薛镭分别投了弃权票和反对票。根据公司的披露，独立董事彭良波弃权的理由是，其被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时，被告知该笔款项是公司的债权，而不是对大理公司的应付款项，而现在和解协议又称要解决公司的债务，前后说法不一致，因此难以作出判断。而独立董事薛镭更是直接投了反对票，并明确发表意见认为，大理造纸公司原属大理造纸厂，公司股权转移后保税科技并未实际开展造纸业务，没有理由产生如此多的租金和业务费，因此他要求公司相关责任人对此做出详细的分析并在可能情况下最大限度避免损失，并请有关方面考虑司法程序的进一步可能。

2.部分独立董事能够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情况，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就公司重大对外投资事项作出审慎决策，同时向市场投资者充分揭示有关投资项目的潜在风险，起到了提示市场关注的重要作用。

例如，宁波联合的公司董事会200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子公司宁波联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1.3亿元的价格受让上海旺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占嵊泗远东长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的股权。但独立董事王爱武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他认为，“远东长滩旅游度假区项目区域位于海岛，与陆上项目相比，交通、气候等制约因素会带来较大的项目风险。考虑到项目总投资超过10亿元，如果项目销售不佳，此类旅游度假型项目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资金占用规模会大幅增加。公司内部项目实施团队、经营机制、一线经营班子对项目的信心等因素都没有能够非常深入的了解，因而无法对项目作出清晰的专业判断。”因此，为慎重起见，该独立董事最终对议案投弃权票。又如，哈高科公司两位独立董事王秉利、朱玉栓就公司关于与苏州兰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议案分别提出异议，并发表意见认为，该项目所需资金量大，投资周期长，技术含量高，哈高科白天鹅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及员工目前不具备承接该项目的能力。

3.在缺乏相关信息，特别是中介机构专业意见的情况下，有的独立董事能够不盲目附和，也不随意否决，而是主动表示弃权。

例如，巨化股份在2007年3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三届二十次会议，独立董事朱荣恩对公司收购浙江巨邦高新技术有限公司16.67％的股权议案予以弃权，原因是公司未能提供巨邦公司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因此无法作出判断。又如，SST磁卡在2007年3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刘金生为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时，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徐杰、罗平、刘继忠因认为董事会聘任刘金生为常务副总经理的原因说明过于简单而投弃权票。

4.个别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提出了集体异议，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公司在内部运作以及特定事项上存在的矛盾与风险，向市场投资者传递了重要的信号。

例如，欣网视讯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在2007年共对公司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及其他事项提出过三次异议。一是在2007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介机构的议案》时，独立董事沈连丰对议案内容进行了否决。二是在2007年10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聘请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介机构的议案》时，独立董事冯俊文对此议案投否决票。三是在2007年12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欣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欣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预案说明书（草案）的议案》、《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上海欣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欣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议案》、《存续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5个议案时，公司四位独立董事顾汉德、王开田、冯俊文、沈连丰对上述全部议案投了否决票。

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在路上”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有人回答：“没有。”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对此答复不敢认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虽然现在仍存在不少急需改善之处，但她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企业追赶国际迈出的重要一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上市公司暴露出的粉饰报表、提供虚假信息、操纵利润、误导投资者等问题，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广大投资者对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频繁的关联交易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面对如此的环境，我国证监会决心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加强监管，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进而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1993年青岛啤酒发行H股，并按照香港证券市场的有关规定设立了两名独立董事，从而成为第一家引进独立董事的境内公司。1997年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指出：“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独立董事。”1999年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2000年经贸委提出今后在大型公司制企业中应逐步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正式提出董事会中可以设立非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由此拉开了独立董事全面走上我国上市公司舞台的序幕。

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专家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引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熟悉企业管理业务的专家，或是其他上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是本行业的技术权威，或是知名学者，可以提高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增加公众对公司的信任度。独立董事的加盟，为公司经营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这些独立董事具有不同的知识和背景，可以运用他们丰富的商业经验，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以专业眼光来考虑公司的投资决策，可以帮助公司抓住市场机会，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源，提高公司在制定战略时对环境的预测能力，使得公司决策更加科学。

（二）监督制衡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经过了“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几个阶段，一度并未取得满意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严重的“内部人控制”，控股股东和经理层权力过分膨胀，监事会形同虚设，监督机制严重缺乏。追根求源，在于公司监事会并不能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内部经理层。然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隔离监督者与被监督对象的联系，会明显提高监督的效力，使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受到制衡，确保其始终为增进公司价值而服务。

（三）弥补监事会缺陷

长期以来，监事会存在着缺陷：

1.作用有限。监事会基本不具备直接调节董事和经理人员行为的能力和手段，在取得监测信息并对董事或经理进行评价后，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一种咨询和建议。

2.监督滞后。监事会成员通常只能列席董事会会议，只能就他们认为的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提出异议，而这种监督意见并不能影响董事会决议的效力；这使得监事会的监督具有滞后性，它远不如董事会的监督来得那么及时和有效。

3.不利影响。专职监事机关的设立使公司机构庞大，公司内部关系也更复杂，董事会在决策时也必然会受更多牵制，这就难免会影响公司的行政效率。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弥补了监事会上述缺陷。独立董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直接调节经理班子的行为；独立董事由于设在董事会内部，可以在较少公司内部机构牵制的条件下实施监督，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行政效率。

（四）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吴淑琨（2001）对深沪476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李琳硕士学位论文（2006）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也得出结论，即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之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

（五）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1.监督职能。秦丽娜（2005）认为，独立董事作为股东的代表，拥有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权。唐跃军（2004）的调查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发挥了监督职能，其实现监督职能的方式主要有以下4种：知情权，表决权，通报权，撤换经理人员。蔡彬清（2005）以上交所133家公司2002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独立董事对公司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2.保护投资者利益职能。唐清泉（2006）、唐跃军（2004）的问卷调查都表明，独立董事针对公司的重大事项以及可能侵害中小股东的事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通过多种方式向公司提供知识和信息。邵少敏的博士论文（2004）就独立董事和董事结构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对浙江省的上市公司做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尽管执行董事仍然是影响独立董事对投资者保护的因素之一，但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独立董事能比较好地抵制管理层这个内部人对投资者利益的侵害。

总之，正像原伊利股份独立董事王斌所说：“无论把独立董事的作用范围缩小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可能不在于更高地去创造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能阻止价值毁损。”西方国家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包括对相关理论的争议、实践中的问题的分析，于今日才突现出较为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的优势效果。而我国2001年才开始正式引进，并在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之初，就认识到这是一项需要做好长期准备的项目。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已经“在路上”，迎接她的必定是光辉的明天！

【主要参考文献】

[1]李霖.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情况分析[N].证券时报，2008，（6）.

篇9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03-04

一、问题提出

财务报告是企业对外报告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皆以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可见财务报告对于证券市场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发展还不长的证券市场中已经频频出现财务报告造假舞弊的行为，屡禁不止，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经过大量的中外研究发现，财务舞弊的成因是多元化的，并且舞弊的手段也是越来越高明，如今财务舞弊成因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公司治理这一企业制度层次。公司治理结构，指为实现公司目标经营业绩，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基于委托责任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公司治理优势在于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公司的良性运转和高效经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有效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因此对公司治理和财务舞弊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股东追求的经营目标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在公司治理中股东不参与经营，为了关注公司的运营状况，监督管理层是否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股东会用投票权来进行约束。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越高，公司财务舞弊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财务舞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本文以股东大会会议次数来衡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程度。因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越多，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

（二）董事会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董事会作为代表股东的公司最高决策机构，既是股东会的人，又是经理层的委托人，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具有战略决策职能和监督职能，其中之一即为确保公司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董事会特征主要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比例等特征。

在董事会规模方面，Jensen（1993）认为，相比大规模的董事会，小规模的董事会在信息沟通方面有着比较优势，因此能更有效地控制经理人的财务舞弊行为。Yermark（1996）的研究也表明小规模的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更有利。然而Core（1999）却认为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关系。

在董事会会议次数方面，与股东大会类似，在一定程度上，董事会会议次数代表着董事成员的勤奋程度，会议次数越多，董事会成员之间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并完善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进而可以减少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而董事会意识到企业内部控制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财务舞弊行为时，董事会会议次数通常较多，目的是纠正已经发生的舞弊行为。

在独立董事比例方面，按照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划分，一般将董事分为内部董事、有关联的外部董事和无关联的外部董事（也称独立董事）。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在董事会规模既定的情况下，董事会的独立性是保证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关键因素。独立性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可以确保董事会在利益相关者做最佳利益行动时保持足够的客观性。Beasley（1996）研究发现，未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比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有更大比例的外部董事。Dechow，Sloan and Sweeney（1996）、Persons（1996）和Sharma（2004）等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多数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独立董事的介入有助于抑制经理人的财务舞弊行为，而且随着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就会下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董事会规模越大，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高。

H3：董事会会议越多，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

H4：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

公司领导权结构是指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个人兼任。Molz（1988）认为两权合一会削弱董事会的监控功能，公司倾向于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公司的透明度。Beasley（1996）和Persons（2006）实证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影响内部监控和信息披露质量，两职合一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与财务舞弊正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意味着总经理自己监督自己，这与防止总经理自利的目的相违背，会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增加舞弊发生的概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5：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高。

（三）监事会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监事会不仅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还对董事会成员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审查，这可以防止董事与经理人之间的合谋。类似于董事会的监督效率，监事会的监督效率受到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影响。一般地，规模较大的监事会在专业、经验、信息等方面可以互补，也不容易被强势的董事会、经理人员所牵制，这有利于发挥监督作用；活跃的、积极的监事会有更多的机会发现经理人、董事成员的不当行为，能够更有效地监管管理层；激励机制可将监事会成员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励强度大的监事会有更强的动力维护自己利益和股东利益。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6：监事会规模越大，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

H7：监事会会议越多，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9—2010年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分为财务舞弊公司和非财务舞弊公司。

财务舞弊公司是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资料不全的上市公司和未找到配对样本的上市公司。

对于非财务舞弊的配对公司，按照如下标准进行选择：（1）配对样本必须为没有受到沪深交易所、证监会谴责，所选用财务年度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应与财务舞弊公司处于同一上市地（上交所或深交所）。（3）与财务舞弊样本处于同一行业（证监会的CSRC 行业代码）。（4）总资产与财务舞弊样本公司的总资产相当。合计总样本为96家上市公司。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及证监会网站、上交所网站和深交所网站。

（二）变量解释

四、实证分析

以上两个表格对财务舞弊公司和非财务舞弊公司样本各指标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两组样本的总资产均值几乎相同，体现了样本挑选的标准。董事会人数、董事会会议次数、公司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都存在显著差异。可见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合理，董事会人数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反映了董事积极沟通并参与公司的治理，沟通次数越少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出，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当公司出现财务舞弊状况时，股东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整顿公司出现的财务问题，通过增加会议次数来增加股东沟通次数，次数越多越有可能商讨出制止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对策，使公司步入正轨，防止其侵害股东利益。而其他解释变量都不显著，这说明这些指标不能成为解释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因素。在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越不可能发生财务舞弊，这可能是因为公司规模越大，各种规章制度比较全面，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比较完善，公司越不容易发生财务舞弊。

五、结论、建议及局限性

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和财务舞弊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形成的结论主要有：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财务舞弊之间是显著负相关，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财务舞弊显著负相关。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来防范财务舞弊风险。（1）保证股东大会次数，降低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数量少，用手投票所得到的利益与其对公司实施监督所负担的成本严重不对称，因此更愿意搭便车来分享其他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利益而不用承担任何成本，因此降低中小股东的监督成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比如，发展机构投资者，使中小投资者通过投资基金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召开股东大会必然会产生不小的成本，因此为了保证股东大会的次数，我们要改革上市公司的投票表决制度，采用成本更低廉的投票方式，如网络股东大会与电子投票权。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股东大会的会议成本，而且可以保证股东大会的次数，从而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风险。（2）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效率。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无论是独立董事还是监事会在抑制公司财务舞弊上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财务监督权同时赋予两个监督主体可能是公司内部监督体系效率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由于独立董事聘用机制、激励机制等原因，他们没有激励来监督非独立董事与管理层、监事会成员的履职情况，对公司监督体系效率的改善几乎没有绩效。可以考虑不将监督职责赋予给独立董事，而只发挥其专业咨询功能，在公司中建立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体系，以在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之间形成良好的内部制衡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特征包括多个环节，每个环节有多方面的特征，本文只是选取了主要环节的主要方面的指标开展研究，未能完整反映公司治理结果对财务舞弊的影响。且在公司治理指标收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还有作者统计水平有限，因此回归结果没有预期那么显著。

参考文献：

[1] 徐文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与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1-14.

[2] 陈亚平，赵刚.浅议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与内部控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123-124.

[3] 梅丹，王瑞雪.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舞弊关系的实证研究[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4）：113-119.

[4] 杨盈盈.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防范研究[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34-37.

[5] 黄新建，吴江，付利.治理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5）：135-136.

[6] 顾艳玲.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9年财务舞弊行为研究[J].财会研究，2010，（23）：48-51.

[7] 杨慧辉.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J].现代财经，2010，（11）：81-86.

篇10

一、引言

就全球范围而言，学者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现象非常普遍。根据Francis et a1.（2014）的统计，1998-2011年标准普尔1500公司（Standard&Poor's 1500）中大约40%的公司中有学者背景独立董事（以下简称学者独董），这些公司中学者独董占比为14.3%。反观中国公司董事会，可以发现学者独董占比更高，上市公司中大约有70%的公司有学者独董，占所有独立董事的40%。上市公司中为何有如此高比例的学者独董，他们发挥了怎样的治理功能？这些问题长期为社会所关注。一种观点认为学者独董具有理论功底扎实、善于批判思维、精通财务管理、熟悉政策法规、具有社会声望等优势，学者往往也更加独立，因此，不论从能力还是从独立性角度分析，学者独董均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学者独董往往关注理论严密性而忽视现实情况，有限的商业运作经验限制了学者独董的实际决策水平，学术专长可能无助于企业实际经营。而且，学者本身所担任的学术机构科研、教学、行政等工作占据了大量时间导致其无法有效履职。2015年7月以来，由宝能系引发的万科股权之争中独立董事的履职状况，再一次使独立董事制度尤其是学者独董的实际治理功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目前极为缺乏专门针对学者独董展开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针对学者独董的治理功能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将探讨学者独董是否对任职公司业绩产生正面影响？是否可以提升任职公司CEO选聘的效率？是否在公司出现业绩滑坡后更可能出任职务以扭转不利局面？深入分析学者独董治理功能也与当前文献发展脉络相适应，正如Anderson et a1.（2011）指出，董事异质性特征对于董事会实际功能而言具有重要影响。例如，Sisli-Ciamarra（2012）针对银行背景独立董事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筹集资金时使用更多债务，而且债务条款更优越。Litov，et a1.（2013）研究发现，拥有法律背景董事的公司可以减少风险行为，并能够提升公司价值。Masulis，et a1.（2012）研究海外背景董事时发现，这类董事参会频率更低，公司财务错报概率更高，CEO薪酬更高。因此，有必要针对学者独董展开研究。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4-2012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公司学者独董比例越高时，公司财务业绩越好，CEO变更――业绩敏感性越高。特别地，当公司经历业绩滑坡后，将倾向于聘任更高比例的学者独董。细化分析发现，综合型学者独董在提高企业业绩、提升CEO变更――业绩敏感性中作用更为明显；业绩滑坡公司更倾向于聘任综合型、专家型学者独董。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测试：（1）为了避免水平模型易受到的遗漏变量影响，使用变化模型进行测试；（2）为了控制学者独董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上市公司所在地高等院校数量，利用两阶段回归（2SIS）继续进行检验；（3）利用董事会换届公司样本，研究业绩滑坡与学者独董聘任之间的关系；（4）利用发生业绩滑坡公司样本，研究学者独董在改善业绩、提升CEO变更――业绩敏感性等方面的作用。所有稳健性测试结果均支持前述研究结论。

本文贡献为：第一，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学者独董的治理功能，发现学者独董有助于提升企业财务业绩和经理人选聘效率。特别地，当公司经历业绩滑坡后，将聘任更多的学者独董。第二，在规模庞大的学者独董群体中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类型，即综合型、商学型和专家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学者独董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这相对于此前文献中将学者独董作为同质性群体对待有了较大进展（例如：Rosenstein and Wyatt，1990；Fich，2005；Duchin et a1.，2010；Agrawal and Chen，2011）。第三，当前社会各界关于学者独董实际治理功能的争论非常激烈，本研究有助于厘清相关争论，也有助于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的决策。（2007）等利用291家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2年）数据，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学术背景、教育背景均未对公司业绩产生正面的影响。唐雪松等（2010）在分析独立董事监督中的动机时控制了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高校领导职务任职情况等。Agrawal and Chen（2011）在分析董事会中意见争论的性质、诱发因素以及相应后果时，考虑了学术背景董事对于董事会意见争论的影响。但是，上述文献并未专门探究学者独董任职于公司的缘起，也未探讨学者独董对于公司机制的影响。

从理论上而言，学者独董相对于其他独董在改进企业业绩、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首先，学术背景独立董事通常为某一个学术领域的专家，例如，企业管理、科学技术或法律监管等，他们在相应领域处于学术研究前沿，掌握该领域前沿知识，这为企业优化公司治理效果提供了便利。其次，学者背景独立董事在任职公司之前受到了较严格的学术科研训练，大多数具有博士学位、副教授（副研究员）或教授（研究员）职称，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批判思维、深入探究的能力。进一步分析，学者背景独立董事往往具有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可为公司扩建社会网络建立了基础。此前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关系广泛的独立董事可以利用所处社会网络，更好地获取履职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有效提升自身专业胜任能力（Kang and Tan，2008；陈运森和谢德仁，2012）。而且，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够获取或控制所需的外部资源，独立董事则可以利用社会网络为企业提供各种社会资本或资源。例如，Farina（2009）认为连锁董事可以为公司带来关键性资源，并利用意大利银行与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网络数据研究发现银行常常处于网络之中，而且，网络中心度越高时财务业绩越好。Lin（2002）认为，处于社会网络中的独立董事即使不动用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社会网络也可以发挥符号功能，代表其可以运用的潜在的社会资源。再者，董事会运作中学者独董可以借助自身声望更为顺畅地履行监督或咨询职责，从而可以有效地监督经理等内部人的决策行为，也可有效地为经理决策进行咨询。此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夫君子爱口，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这种影响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中尤为深刻。也就是说，学者独董具有更强的动机避免差的履职行为或效果给自身声望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证文献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学者独董进入董事会的实际原因。Forbes and Milliken（1999）认为学者独董提供了董事会多元化的一种来源，而董事会多元化可以提升董事会整体知识水平和技能。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知识是创业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Audretsch andLehmann（2006）据此分析了风险较大的企业如何获取外部知识，并认为存在两种途径，即，吸引具有学术背景的经理或者董事加入公司，他们利用295家高科技公司研究发现研究型大学地理位置与公司董事会构成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White et a1.（2014）研究发现，中小规模企业在拓展其董事会时常常任命学者独董，在科技、医学或工程等领域具有专长的独立董事更可能获得任命，而且证券市场常常给予这类任命正面反应；具有管理经验的独立董事由于其社会网络关系等也经常获得提名，当这些独立董事具有商学院教育或任教背景时证券市场的反应为正。

针对学者独董对于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Francis et a1.（2014）利用标普1500公司（1998―2011年）数据研究了学者独董对于公司治理以及业绩的影响，发现了学者独董可以发挥广泛的咨询与监督作用，聘任了学者独董的公司业绩常常较好；学者独董通过其咨询或监督也发挥了良好的治理作用，即，拥有学者独董公司的并购业绩更好，拥有更多的专利、更高的股价信息含量，操控性应计更低，CEO的薪酬更低。

其中：ROA.为t年公司资产利润率。Academic-IDt：t年公司独立董事中学者独董的比重。Assetst：公司t年总资产（单位：百万元）的对数值。Leveraget：公司t年的资产负债率。Duali一ty：公司t年是否为董事长、总经理二职合一的虚拟变量，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Boardsizet：公司t年董事会规模的对数值。ID-Ratio。为t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Compensation.为t年公司前三名高管报酬（单位：万元）的对数值。Locationt为t年公司独立董事住所与公司所在地是否相同的虚拟变量，若是，取值为1，否则为0。Overseat：公司t年是否发行H、B股的虚拟变量，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Speciai-Treatmentt：公司t年是否被ST处理的虚拟变量，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Year、Industry分别为年度、行业固定效应。

为了探讨公司业绩滑坡后是否将聘任更高比例的学者独董，构建模型（3）如下：

ROA-Dect-l：t-1年公司是否出现业绩滑坡趋势的虚拟变量，即持续两年发生资产利润率（ROA）低于上年水平的状况，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作为备择，该变量定义为是否出现持续两年资产利润率（ROA）低于上年业绩的值超过0.015或0.02的状况，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该备择定义并未实质性影响文章后续实证研究结论）。Restate.mentt-l：公司t-1年是否出现过财务重述的虚拟变量，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l，否则为0。Audit-Opt-1：公司t-1年是否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Punishmentt-l：公司t-1年是否受到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处罚，若是，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学者独董群体中存在不同的细分类型，按照White et a1.（2014）的思路，学者独董主要包括为三类：综合型学者独董（Comprehensive），即具有管理经历的独立董事；商学型学者独董（Business），即来自于商科教育或研究机构的独立董事；专家型学者独董（speeialized），即具有医学、科学或工程等背景的独立董事。在此基础上继续利用前述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学者独董的治理作用。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学者背景信息通过独立董事简历资料予以识别。由于CSMAR中“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自2004年起才开始收录较为完整的独立董事简历资料，因此，所选择样本起始年份为2004年，截止年份为2012年。其余数据分别来自于CSMAR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等。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有效的公司年度观测1370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所有连续型变量经过了1%和99%的Winsorize处理。从变量Academie-ID均值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学者独董占比为37%，高于Fran―cis et a1.（2014）关于标准普尔1500公司统计的14.3%水平。由独立董事中是否存在学者独董虚拟变量Academie-Dumy的均值可以看出，有71.3%的公司中拥有学者独董，该比例同样高于Francis et a1.（2014）统计的标准普尔1500家公司的40%水平，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上市公司中学者独董现象更加普遍。进一步细化分析学者独董的类型，从变量Comprehen.sive，Business，speeialized均值可以看出，综合型学者独董占所有独立董事的比重为25%，商学型独董占比为18.7%，专家型学者独董占比为7%。变量ROA-Dec均值为O.494，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较为普遍的业绩滑坡现象。

（二）学者独董与企业业绩

关于学者独董对于任职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见表2。从该表PANEL A可以看出，变量Academic-IDt，Academic-Dum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为1%、5%），由此表明学者独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业绩。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学者独董的结果见PANEL B。由此可以看出，综合型学者独董提升业绩的作用更为明显。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综合型学者独董因其较为综合的能力，在董事会中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或咨询职能。此外，控制变量中Compen-sation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针对经理人进行激励可以有效提升公司财务业绩，变量Over.se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发行H股或B股的公司财务业绩较差。

（三）学者独董与CEO变更――业绩敏感性

关于学者独董与任职公司CEO变更――业绩敏感性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见表3。从该表中的（1）和（2）列可以看出，经营业绩（ROAr一1）与学者独董（Academic-IDt或Academic―dumyt）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学者独董能够显著提升CEO变更――业绩敏感性，由此说明该类独立董事能够有效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优化CEO变更过程中对于公司业绩的考量。进一步细分学者独董的分析结果见表中的（3）（4）（5）列，可以发现综合型（Comprehensivet）或商学型（Businesst）学者独董在提升CEO变更――业绩敏感性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但是，专家型独立董事（specializedt）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前两类学者独董更为熟悉公司治理运行机制。

（四）公司业绩滑坡与学者独董聘任

表4报告了公司业绩滑坡之后学者独董聘任情况研究结果。从该表中的（1）列可以看出，变量ROA―Dect一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为1%），表明当公司经历了财务业绩滑坡后，公司倾向于聘任更多的学者独董。细分不同类型学者独董的检验结果见（2）（3）（4）列。由此可以看出，当公司出现财务业绩滑坡后，特别倾向于聘请综合型或专家型学者独董（显著性水平为l%），相对而言，聘请具有商学型独董的动机较弱。在控制变量方面，被审计师出具过非标准审计意见（Audit-Opt-1）或出现过财务重述（Restatementt-1）的公司中学者独董显著较少。究其原因，学者独董在就任新公司时会注意避开信息风险较大的公司，以降低所面临的潜在法律风险。

（五）稳健性测试

1.利用变化模型考察学者独董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前文利用水平模型（1）检验发现，学者独董能够提升财务业绩，易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为此，继续利用变化模型（Change Model）检验学者独董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学者独董变量的变化值显著地正向影响财务业绩变化值，特别地，综合型学者独董变量影响更为显著。

2・控制学者独董内生性的影响。前面分析学者独董治理功能的时候易受到学者独董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为此，继续使用工具变量利用两阶段回归（2SIS）进行检验。工具变量使用公司所在地高等学校数量的对数值变量（Schod）。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之一在于，该地高等院校越多时，所提供的潜在学者背景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能够选择到合适的独立董事概率越高，就职概率也越高。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之二在于独立董事异地履职成本更高，包括交通、时间以及沟通成本等，这些成本是上市公司或独立董事自身在选聘或就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本地任职成为上市公司或独立董事偏好的选择。选择该工具变量的原因之三在于高等院校数量与当地公司经营业绩或治理机制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学者独董仍然有助于提升财务业绩，其中综合型、商学型学者独董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学者独董仍然能够提高CEO变更――业绩敏感性。

3.董事会换届过程中学者独董聘任情况。前面使用全样本研究发现公司业绩滑坡后会聘任更多学者独董，本文继续使用董事会换届这一特定场景检验前述结论是否成立，结果同样表明公司经历业绩滑坡后将聘任更多学者独董以缓解业绩下滑趋势，特别是综合型或专家型学者独董。

4.其他测试。使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的后一期值（即ROAt+1）重新进行检验。此外，前述研究中利用全样本发现学者独董在改善业绩、提升CEO变更――业绩敏感性等方面具有作用。那么，单独对于业绩滑坡公司而言，这些研究结论是否成立呢？为此，继续使用业绩滑坡公司样本检验模型（1）和模型（2）是否成立，所有检验结果与前述实质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