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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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5-0001-01

1.理论分析

的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这些都是我们依据唯物辩证法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最根本的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说要从现实的真实情况出发去总结，不唯书，不唯上，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

在多年的高校礼仪教学中，笔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发展的眼光看高校礼仪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和原则，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2013年1月，由笔者担任主持人的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新形势下民办高校礼仪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10JGA205）已结题，以下就是笔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知识运用到高校礼仪教学实践中的背景、思路、方法与结论。

2.项目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世界俨然成了地球村。跨国界、跨文化的人际日趋频繁。以礼待人，是人类从心底发出的呼声，是从心底里产生的对他人的尊敬之情。中国是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孔子在《论语》中说，"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学习和应用礼仪知识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做到处处"以礼待人"，举止得体，落落大方，是融入社会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礼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是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礼仪体现素质，它是一张"名片"，是律己、敬人的表现形式和行为技巧。随着当今社会商务活动日益繁多，商务礼仪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商务礼仪是在商务场合适用的礼仪规范和交往艺术，是一般礼仪在商务活动中的体现。本课题旨在帮助学生成功塑造职场形象，提升个人魅力与修养，使自己受人欢迎，从而赢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事业的成功。

3.教学思路

3.1 贯彻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教师在生活中教礼仪，学生在生活中学礼仪。融"教、学、做"于一体，在本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三基地、一园区、一中心"：东南亚语言文化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基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创业型人才双轨育人试验基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拟实习实训基地等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特别注重在授课过程中结合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着重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过程巧妙运用礼仪知识和技能赢得求职成功、立足职场的能力。

3.2 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推陈出新，不拘一格。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情感陶冶教学法、随机进入法等，创新采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教学方法。采取现代化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把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转变为"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将以教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转变为以学生参与为主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潜能，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3.3 密切结合广西外国语学院办学特色，贯彻实施"把小做大，把外做强"的理念。立足于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和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人才的需求，将东盟各国（如泰国、越南、柬埔寨等）的相关风俗礼仪知识，通过现代教育教学技术融入到礼仪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融入自编教材《商务与涉外礼仪》中，以培养.学生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和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需的各种职业岗位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4.教学特色与创新之处

4.1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时尚多变，易于90后学生接受。例如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情感陶冶教学法……多种教学方法融合在课程教学中，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氛围，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好。

4.2 课程演绎的方式新颖独特。如课程名称设置，同样是礼仪公共选修课，叫《商务礼仪》和叫《职场形象塑造与魅力提升--商务礼仪时尚解读》，效果完全不同；同样是礼仪课，叫《社交礼仪》和叫《人际交往与气质修炼》效果也完全不同；装点了时尚元素的课程名称，收效大不一样，老师上起来也激情洋溢，学生学起来也兴味盎然。

4.3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4.3.1 通过组织参加全区商务秘书大赛、校内礼仪风采大赛等方式，使学生学以致用。在比赛中促进学习，在比赛中促进教学，经实践证明收效良好。

4.3.2 通过组织课题组成员参加全区第十二届教育教学软件大赛，教师的教育技术水平得到全面的检验和提升。

4.4 立足于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和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人才的需求，将东盟各国（以泰国、越南为主）的相关风俗礼仪知识，通过现代教育教学技术融入到礼仪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以培养学生适应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和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各种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各种职业岗位的基本职业素质和能力。

5.成果与结论

2012年9月，笔者将课题初步研究成果（包括教学理念、自编教材内容、整套最新课件、教学素材等）应用于公共选修课中，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我校礼仪选修课课程名称为《职场形象塑造与魅力提升--商务礼仪时尚解读》，系统一开放，同学们就纷纷报名，短短一天的时间，开设的4个班全部报满，每个班120人，共480人选修了此门课程。选修本课程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的各个二级学院不同的专业，影响范围遍及全校。有来自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欧美语言文化学院的、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国际会计学院的、人文艺术学院的、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的、信息服务工程学院的。全校七个二级学院全都涉及。课程研究实践的成果已经惠及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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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我国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目标

改革不是倾覆,解放不是否定,创新不是折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当中,我们改变的是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管理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任何时期都不可动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目标。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又对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标做出了规划。但是它并没有的提出教条式的条款,而是在坚持的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特征上的描绘。在深化改革发展的今天,我们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作为我们建设的总目标,更是我们的思想指南。它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体化,将人民主的思想形象化,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新气象,让社会风气更加正派。在全面社会改革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深化改革的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未来社会的表述从本质上,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变,坚持人民利益导向不变。改革不是倾覆,改革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对深化改革实践指导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同时,进一步论证了改革带来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活力。

3为我国深化改革巩固了政治基础

人民民主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政治保障,更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政治核心。无论改革如何深入坚持人民民主的思想始终不变,我们在推进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不是为了将人民民主性质改变,反而是通过改革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思想本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谋而合。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人民民主有了新的变化,在坚持工农联盟牢不可破的基础上,我们更要团结所有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社会阶层。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我国改革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生力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政治保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阶层也发生着变化。从整体上来看工人阶级仍然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阶级依旧是我们最为可靠的盟友,但是由于我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依靠新兴阶层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建设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理论所提到的充满活力就需要有这些新兴阶层的参与,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创造力更能够保障社会的创新发展,而这也更能够体现人民民主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中间阶层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会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逐步加强而扩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产生进一步化解了这一矛盾的产生,有效地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通过对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使人民享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兼容共同,是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建设,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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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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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试：

（1）笔试科目：①公共外语（含听力）；②专业基础；③专业课 （详见医学部博士招生专业目

录）。外语语种及业务课选考者请在报考登记表中相应栏目内注明。

（2）时间：笔试在3月10日、11日进行。

（3）考试地点：北京大学医学部。

2．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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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气提高，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对自然界的平衡生态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类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核战争威胁等负面现象越来越忧虑，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起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生态运动，其后来与政治运动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区别与其他派系的理论体系。

生态主义产生以来，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思想进行批判。第三阶段回归到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

生态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自然观造成的，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任何个体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的经济发展最终将使人类走向灭亡。

二、西方生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方生态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加重了自然界的负担。西方生态主义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本家竭尽一切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这些手段不可避免的污染了环境，加重了自然界负担，生态主义认为现阶段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的特殊资本主义造成的。

（2）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资源，借此转嫁生态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破坏。

现阶段，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投建高污染企业，进行垃圾废物排放，以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向世界扩张，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根本上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

从各国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经验来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条规定为公民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形式行使控告权利提供了空间。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这条规定为刑事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现阶段，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已经具备，我国应从诉讼管辖、举证责任、诉讼主体等方面推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完善。其一，在诉讼主体方面，将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展到公民，以全民监督的形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在举证责任方面，在认定侵权的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被告在因果关系、免责事由上负有举证责任。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负有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举证责任。其三，在诉讼管辖方面，由于民事、行政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理论及实践问题较多，疑难复杂程度较大，因此该类一审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地域管辖方面，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跨省市行政区域的河流污染案件，可由高级法院指定某中级法院或海事法院集中管辖。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期，借鉴西方生态主义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建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对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夏少敏，王凤斌.环境法治的价值――自然权利和人类福祉[J].鸡西大学学报，2011（07）

[2]宋盈滨.环境修复势在必行[J].企业导报，2011（09）

[3]黄永健，薛坤.试论李渔家具设计思想[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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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力量。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依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而缓慢发展，对社会发展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自然科学从观察和搜集材料的阶段过渡到认识自然的结构和变化规律的阶段，自然科学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不断转化为生产技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使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不断变革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式。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一、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是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16-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出现了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从早期的文学游记的幻想到18世纪明确的法律条文，再到19世纪初的理论形式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还处在与封建主义并存并受制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是封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从封建主义的母体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社会主义思想家还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批判资本主义，构筑理想社会的材料还不能从现实中得到，就只能从头脑中勾画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即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机器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第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两大基本阶级。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阶级分化加快。旧的封建贵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和斗争日益明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促进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第三，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扯平了劳动者在体力上的天然差别，奠定了劳动者在体力劳动中的平等地位，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实现人的平等的希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平等提供了条件。以上三点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要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就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机器大工业的客观性是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引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列宁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以电气化为先导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由于电力代替了蒸汽成了机器运转新的动力，大大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垄断的产生。第二次科技革命最直接的社会结果就是垄断组织的出现，从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资本主义变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垄断组织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的重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的私人性向社会性转变。在垄断组织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这样高的程度以致于私有制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仅仅限于对生产的监督权和经济活动的受益权，失去了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垄断组织为未来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做了准备。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预示着政治与经济的高度融合，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开始由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镇压职能向主要是发展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转变。圣西门关于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预言开始有了现实的基础。“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目的在于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事物秩序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管理，为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经济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做了准备。三是，生产的民族性向全球性转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从其宗主国向国外输出，使资本主义走向全世界。资本的对外输出和扩张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瓜分世界的斗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由它派生出来的三大矛盾更加尖锐。

总之，第二次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垄断组织从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做了准备，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了直接实践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但垄断组织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体现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必将为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社会主义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现实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三、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从物质生产向智能生产转变，显示了劳动平等向人的平等的发展趋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在于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机器大工业对人的体力劳动差别的扯平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客观性。机器大工业的建立预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实现人的平等的社会发展趋势，而作为在机器大工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结论还具有局限性。首先，在人的脑力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其次，在人的劳动贡献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的平等，如何使人“各尽所能”；再次，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本身就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以脑力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以创新为核心的脑力劳动才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能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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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8

在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等日趋明显。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也给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灌输理论”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已显得过时，特别是中学政治教育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灌输理论”的发展及其科学内涵

灌输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主要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针对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结合对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历史的考察，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著名论断。1902年3月，列宁发表《怎么办？》，从为什么要灌输，灌输什么，怎样灌输等方面对的灌输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阐明了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深入的阐述实质。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端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其次，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会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那么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只能是“一种从外面灌输生成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第四，灌输理论的实质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并非具体的方法。

二、“灌输理论”对当代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作用

（一）“灌输理论”对学生的思想水平提高的指导作用

人的思想、文化、理论不是天生就形成在头脑中的，它需要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才能获得。在人的文化和思想都提高的时候，它为其更好地接受从外部灌输的理论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反过来，“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代表理论素养的提高，只有通过灌输，人民才能掌握，理论水平才能提高。”学生的思想也只有通过“灌输理论”才会更好的形成。

（二）“灌输理论”可以坚定中学生的思想与理想信念

中学生正处于学习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由于学校生活相对简单，学生思维宽度和社会阅历受到局限，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得不透彻，往往被表面现象迷惑。国外的也利用一切缝隙向国人灌输损害我国政府名誉和危害我国安全的言论。这就需要我们党和国家利用“灌输理论”来坚定中学生的理想与信念，坚定他们的观，社会主义观！

（三）“灌输理论”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具有指导作用

虽然灌输理论产生于革命年代，但它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作用。“灌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从外界的强制灌输，它还有引导、启迪、讲究方式方法的使教育对象接受的含义。强制灌输只是蛮横的“填鸭式”教育，是一种错误的灌输，它忽视了学生这一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坚持以引导、启迪受教育者的科学灌输，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才能有的放矢，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三、当代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坚持和发展“灌输理论”

（一）灌输的方法要丰富多彩

“灌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是“把水引导到需要水的地方”“输送（思想‘知识）”。但是灌输的“灌”法，它与“满堂灌”和“注入式”有区别，不是那种拘泥传统理论框架，照本宣科式的讲解；更不是那种脱离实际而空洞说教或枯燥乏味的夸夸其谈。其正确的教法是根据学生年龄、知识水平与生活实际，并结合社会实际，以简约而明达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启发、形象的比喻把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抽象的理论具体化。这样，教师讲得生动活泼，学生就会听得兴趣盎然，并能轻松愉快地接受理论，掌握知识。

（二）灌输的内容要与时俱进

学生文化提高与思想形成的怎样，即灌输的效果如何与灌输的内容是否与时俱进相关。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并将其基本原理和探索新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规律结合，是合理定位灌输内容的基本要求。当今灌输的主客体与灌输的手段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创新灌输内容，用富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的内容向受教育者灌输。具体来说，就是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紧密结合群众思想的新变化，既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理论的灌输，又重视对学生进行先进思想和现念的灌输，引导他们对现实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

（三）灌输的方式要从“单一强制”走向“师生对话”，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传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灌输理论”多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者依靠权威，不允许学生做出选择和怀疑，迫使学生接受理论灌输的内容。如何改变这种知行不一的现状呢？我们认为，“理论灌输应从‘单一强制’走向‘师生对话’，对话是一种认识方式，是对话主体双方从各自理解的前结构出发所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对话式的理论灌输，对话双方是平等的，是在充分发挥对话双方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双方的主体性活动，变直接灌输为间接灌输，潜移默化地将先进思想灌输到学生头脑中，促使学生形成知行合一的良好人格。

篇9

文明的创造与演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着人。但文化是一种抽象存在，对它熟悉并不代表对它的熟知。一方面，我们无法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同时，我们也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就像抓在手里的空气，当我们去追寻文化的踪迹时，它除了在我们手里之外，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通过文化，我们可以认识哲学的问题、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有待于哲学层面的阐释。而哲学是关于人的文化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其目的的学问，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活动的灵魂。从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理由、根据和目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灵魂。借助哲学，我们可以加深对文化深层内涵的开掘。哲学作为对人类活动的反思，并不存在于自己虚构的世界中，而存在于一切人类的现实实践领域之中。可以说，哲学的研究视域包含了整个人类文化活动的领域，文化的进步既是人类精神能力的扩展，也意味着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哲学的发展同样蕴含着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和扩宽。

一、文化：一种呈现人的活动的存在

“文化”产生于拉丁文“Clutera”，由动词“Colere”而来，具有“耕耘”的意思。18世纪，法语中文化含有训练和修炼心智，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随着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文化的不同涵义。与西方语言不同，把文一词对应到中文范畴来看，“文”常指纹理，“化”有变化、生成的意思。把“文”、“化”合在一起，构成“文化”这一范畴，要追溯到《易•贲卦•像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即是从纹理含义演化而来，“以文教化”[1](P.2)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比较来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与汉语中的文化是有一些不同的。西语中强调栽培、种植，后来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思想教养，它更看重的是一种凭依内在的力量而生发的价值规范。汉语中的“文化”主要侧重在“以文教化”，强调的是人伦关系的外在规范对人的约束。但都突出了文化的为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性质。

但文化的内涵并不是虚浮的，它是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无形的制约性的深层积淀。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化的特性，我们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首先，文化具有人的实践意味。人的存在是文化发生的起点，没有人的创造也就没有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特有的活动的产物。但人与自然物质的一般意义上的交换，并不能构成文化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人不仅在认识外界自然，“利用”自然的有用性，更要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外在的世界，以反作用地使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人也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物”之外去认识世界，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存在于物质运动的过程之中，在自身所进行的客观实践活动中，内在地认识着事物的本质。同时，经由人改造自然物，但经过人的创造活动的“文化物“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物“，它已被注入了主体的目的性内容。这种成为“文化物”的“自然物”是实践的生成，具有着实践的意味。

其次，文化具扬弃着原有存在的的属性。自然界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生的产生就是超越本能的自然，建立自己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内在地包含着人与动物差异的本质规定性，即人具有创造性，而且是对原有存在扬弃的创造。在这个意义说，动物的活动是零起点性的，比如，老老鼠死亡之后，小老鼠会从零出发，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险，当它积累了丰富的，所谓的活动经验，但是它无法把这些经验传递给它的同类和下一代。而人则不断以某种方式扬弃着给定的或外部的世界，不断地超越、更新和重建着已有的文化创造物。

第三，文化是一种集体性的生成。文化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存在、发展和创造的，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群体遵循或认可的共同的行为模式，它表现为以往历史过程所造成的东西。而且，在人类活动中，文化又依赖物质工具形式、语言符号形式、社会关系形式等由各个民族在共同的创造过程中所约定而成的形式，正是这些形式，使得文化看起来似乎是某种独立的东西，但究其本质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集体性创造的表现方式。可以说，“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2](P.37)，文化对个体来说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自在性，是非个体性的。

不难看出，文化确实是一种呈现人本身实践活动的存在。一种文化对生存这一文化之中的人的生存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感化和熏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深深浸透于存在于其中的人的灵魂。另一方面，它规约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向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的内在维度，而文化的变迁或转型总是不自觉地呈现着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从这个层面来说，对文化的追寻就是对人本身存在追寻，因为人始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

二、哲学：一种体现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升华，是人类理性的事业。文明创造的性质、形式和过程彰显了人类社会发展在不同时代的特征，这些特征又通过哲学体现出来。对哲学与其时代文化精神的关系，我们作如下理解。

第一，哲学理论地折射着人类文化精神世界现实图景。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揭示人在自我的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关系，反映着特定时代的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方式。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传统中国哲学是根植于原始“天人合一”观念之上的，儒家的“入世”、“齐天下”的思想，道家的“出世”、“独善其身”的观念，都是这种思想的枝脉。中国是一个农本型的社会，这种封闭的、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形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大多数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终生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村庄、田野等天然的集体之中，家风族教、传统习俗经验情感等文化因素默无声息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们们。一代代的人自觉地在这种周复始循环的重复中出生、成长、老去。人自然地消融在这种单调的日常生活之中，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自然的“合一”。显然，这种传统哲学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现实折射。

第二，哲学批判地推进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描述是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的。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哲学不断地为其建构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前提，又不断地对这些前提进行“反思”和“检查”。所谓人后天形成的“第二自然”，就是文化超越人的自然本能确立的人为的行为规范，这也是文化对原有存在的扬弃的鲜明体现。正是因这样，哲学的这种对文明诸形态的扬弃式的批判，才不断推进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并成为文化与哲学共同进步的机制。

第三，哲学指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规范着人的实践性活动，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在其集体性的创造性过程中，离开正确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人就会受到其约定俗成的规范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制和惩罚。马克思就是在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辩证方法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创立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平稳地进入了新的阶段。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哲学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导向作用，具有何其重要的意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哲学的演变过程了解了哲学在文化中的普遍的文化价值。在哲学的发展历史上，它最初几乎涵盖所有的文化学科，包括人文学科和主要的科学技术学科。可以说，它实际上就代表着文化的总体。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文化开始分化，产生了不同的门类。由之哲学的疆域和地盘则逐渐退缩与减少，它不再代表文化的总体，而成为文化系统中的要素之一长期根植在文化系统之中，最后发展成为文化学科的元标准以及文化学科合理性的裁判者。可以说，哲学层面的文化价值研究与探讨，是文化意义上的哲学讨论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研究，这一目的性的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确立哲学之普遍的文化价值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哲学在文化中的超越地位，才能确定文化意义上哲学的合法性。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认为，不能把哲学史当作一个孤立的过程来研究，哲学史是文明和文化史的重要一部分。他要求把哲学的故事和人类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再到后来，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卡西尔的文化批判，这一过程的研讨和探知是符合哲学发展的逻的。

总之，哲学与文化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哲学是抽象思维着的主体的头脑中的产物，它是最高的文化，是文化中的制高点。哲学总是体现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浓缩，哲学一方面折射了特定的文化发展历程，同时，它也以反思、批判的态度重新整理、建构着着文化的发展形态，甚至重塑着人类文化的精神。哲学的发展进步同人类的文化的创造是紧密相联的。在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它通过对对一定时代的文化产生进行结晶和提炼而形成，并作为人类文化成果文明的核心和灵魂。反过来，哲学离开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也是不能存在的。离开了文化的哲学，和没有哲学的文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要通过对哲学与文化的深刻认识，以及哲学与文化关系的来具体指导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哲学学科及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一方面撷取哲学中文化中的哲学因子，另一方面析出文化中哲学的结晶，从而更好地促进哲学、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才真正具有现实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与力量。

篇10

我认为首先搞清产生“层级差”的主要原因。

1、因学生思维特点而形成的“层级差”。

在整个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处于经验型向理论型过渡的阶段。初中生的思维与高中生的思维是不同的。初中生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经验型，而高中生的思维则要形成抽象思维，属于理论型的。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利用理论做指导，来归纳综合各种事实材料，掌握一定的逻辑思维程序，利用判断推理等手段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并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

2、因学生学识水平与课程容量及知识深广度而形成的“层级差”

初中历史教材内容多是简单的历史现象和结论，对历史概念和规律的定义与解释简单粗略，受初中主、副科观念左右，历史科在学生心目中地位不高，平时考试也没有体现足够的能力要求，造成刚上高一的学生历史知识不是很完整，没有形成一般的历史认识和理论常识，历史思维能力水平较低。而高中历史采用“模块”加“专题”的形式展现课程内容，避免与初中历史课程内容的简单重复，有利于高中学生更集中、深入地学习和探究历史，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此外，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有利于学生正确认识历史与现实、全局与局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这种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高一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基础，使得教与学出现了困难。例如：第八单元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一单元概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发展线索，从1848年的诞生到1917年俄过十月革命再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时间跨度大，中外关联不说，理论性特强，教材可读性自然大打折扣，学生阅读难度大，不易读懂。总体而言高中学科的知识容量和难度都要比初中大，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3.因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不同而形成的“层级差”

由于年龄特征和心理上的差异，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及学科素养还有许多不适应高中学习之处。大多数初中生的学习上存在被动性的特点，学习习惯较差，更多的习惯于教师传授知识，普遍养成了“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考试考什么”的学习模式。由于知识简单，对知识的要求在了解和记忆的层面上的成分比较多，被动记忆的学习方法在初中历史的学习中还是很有成效的。但是高中教材内容多，课时紧，学生要在教师指导下，以自学为主，必须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完成学习任务。而有的同学还以老一套的被动学习方法对待高中历史学习，结果是“学了大量的知识点，虽然背得很熟，但一用起来，就不知从何下手”，还有的同学没有养成预习的习惯和掌握正确的听课方法，上课听不懂，跟不上，穷于埋头做笔记，不得要领，不能很好的理解知识。这使得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感到深奥难懂。

4.因中高考要求的差异而形成的“层级差”

初中的中考与高中的高考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考试。初中历史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在量上和质上要求相对低些。在中考备考过程中，学生通过强化记忆和强化训练一般可以获取基本满意的分数；部分成绩较差的学生平时没有好好学，知识内容理解不透彻，利用初三考前突击也基本能够达标过关。但当这类学生到了高中，由于教学内容的倍增，知识难度的增加，教师教学与复习方式和考试的方法不同，便会感到力不从心，信心受挫，学习非常困难。

针对以上原因，我认为要消除初、高中历史过渡的层级，在高一阶段历史教学中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1、激发学习兴趣，缩短适应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对新事物的渴求心理和好奇心是成人所不能比的。这也是我们解决难题所必须利用好的积极心理因素。因而，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好奇心出发，通过各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理解新事物的欲望。第一：通过制造悬念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二：通过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及时肯定和鼓励学生的点滴成功。

2、加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使学生尽快入门。

在历史教学中，要使学生达到高素质好成绩的目标，就必须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新课改下的历史思维能力有：阅读和提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历史事实的能力；运用已知信息解决新问题的能力。首先，以历史知识为载体，运用课堂讨论培养学生的思维。其次，充分利用历史材料，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注意总结历史规律，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3、研读课标，整合教材，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

广大教师可以在课改理念和课程标准的指导下用好教材，用活教材，从教学实际出发，在传授历史知识时，应注意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体系，在教学中应防止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要让学生不但见到森林，且要能明了森林纵横交错的关系，知道这棵树与别的树的枝丫是如何连接的，这样才能出入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