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日文化交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三国代表在充分认识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加强民众对文化交流的参与，引导民众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三国友好组织都举办了许多民众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和参与感。三国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领域加强合作：一是三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汇聚民间智慧与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民间保护方案；二是在艺术领域，应挖掘三国艺术共同点，并做比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环保领域加强合作；四是旅游方面，进行三国旅游线路的开发。

三方代表还提出，民众应与政府、媒体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并突出强调青少年参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篇2

一、引言

日本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国电影诞生之日起，两国电影的文化交流除了时期一度中断以外，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尤其是以后，中日关系在1980年进入蜜月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中国在这期间引进了大量的日本电影，受各种因素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电影的引进渐趋衰落。进入21世纪后，日本电影的引进略有起色，北野武、岩井俊二、宫崎骏等导演的作品给中国新一代带来了较大影响。

本文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为研究对象，对日本电影汉译中的片名翻译部分进行重点论述。论述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片名的汉译方法开始，将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论述功能主义在日本电影片名的汉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不足之处，希望能借此对日本电影的汉译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日本影片名的翻译方法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古代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民开始使用汉字表意表音，发展到今天，汉语词汇已经不是单方面的输入，近代起，大量的词语由日本传入中国。受到这种相同汉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日本电影片名的翻译过程中，很多译者会选择直译，将日文汉字直接写作中文汉字。但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简单机械地照搬原来的片名就可以，影片的译名不仅要保留原片名的内涵和艺术性，同时还要兼顾到商业价值，并且达到功能上的对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电影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引进，影片的片名以及内容的翻译都是经过译者们的精心考量做出的翻译，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有相当数量的日本电影用过各种渠道被引进到了国内，由于引进渠道不同，译者的翻译水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日本电影的片名翻译上质量有好有坏。目前日本电影片名翻译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直译法、换译法、音译法、增减译法、移位法等。

（一）直译法

在翻译理论中有一种翻译方法叫“直译法”。直译法是指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完全保留原文语言指称意义的翻译方法。在功能主义论翻译法原则的指导下，翻译者采用直译法能最大限度保留源语中的民俗风情与语言文化，让观众能再观影的同时感受源语国的文化。在日本电影片名翻译中，这种翻译方法是常用的译法。这是在保留原片名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无论是词汇、语义还是语序都与原名一致的翻译方法。在日本电影片名中大多采用直译法，这是由中日两国语言的渊源所决定的。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这一特点在日本电影片名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很多片名都会用直译法进行翻译，简便易行又通俗易懂。直译法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完全直译

所谓完全直译，就是指在对日本电影片名进行翻译事，只使用直译法进行翻译。

（1）汉字词、固有词片名

汉字词片名，对于用一定日本语基础的人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们完全对应于汉语词汇，比较直接，也很直白。例如：「白夜行直译成《白夜行》，「告白直接翻译成《告白》，「男直接翻译成《脑男》。但是这种直观的翻译手法对于不熟悉日本语的观众来说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2）外来语片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肆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文化，与此同时，从西方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现代的日本电影片名也都直接用外来语表示，多表现为片假名。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远没有日语中外来语数量那么庞大，所以多数情况下，也是采用直译的方法。如：「プラチナ・デ`タ翻译成《白金数据》。

2.部分直译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电影片名是由外来语和其他词语构成的时候。片名中的外来语主要是人名或地名，而恰好该人名或地名在汉语中又有对应的外来语形式时就会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进行翻译，而片名中的其他部分则用直译的方式翻译过来。如：「チ`ム・バチスタの压狻狗译成《巴提斯塔团队的荣光》。

直译法是大部分影视翻译中最常见的翻译方法，无论是中国电影翻译成日语，还是日本电影翻译成汉语，或者欧美电影翻译成汉语，这种翻译方法都是最常见也是最简便的，同时也是最忠实于原来作品的。

（二）换译法

汉语和日语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用语和语序的不同，尤其是带有一定文化特性的词汇就不能采用直译法，而是应当遵循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原则，采用换译法进行恰当的补充和完善。在片名翻译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直译或音译都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原片内容和主题，或者会因为直译或音译而产生意义指向不明确、语意模糊、词不达意等情况，这时通常会采用换译的方法。所谓换译，就是指根据电影的内容，脱离或部分脱离电影原片名，有意识地选择其他词语转换原片名的翻译方法。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使用换译法要求译者在对影片内容和主题有充分把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想象，结合中国观众审美取向翻译出既恰到好处又明确主题的片名。

如：「ギミ`・ヘブン翻译成《第三凶间》，就是对影片内容和主题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根据原电影名进行再创造，观众从译名中就能直观体会到影片属于何种类型。

（三）移位法

尽管汉语和日语词汇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表达习惯和汉字词的意义却不尽相同，语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部分日本电影片名进行翻译时，一定要按照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对语序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电影中除了由词语或符号构成的片名外，还有很多是以句子作为片名。当片名为句子时，由于汉语和日语语序的不同，采用直译法的话会显得很生硬，在对这样的片名进行翻译时，更适合采用移位法。还有一些片名不是句子的情况下，也会使用移位法进行翻译。这是因为直译过来的片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为了迎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而采用这种翻译方法。如：「rをかける少女译为《穿越时空的少女》。「lも知らない译为《无人知晓》。

（四）增减法

增减法是指在翻译电影片名时为了与原片名功能对等所采用的增减词汇的方法。即翻译方法中的增译和减译。在将日本电影片名翻译成汉语时会用到添加一些词语的方法，以便达到更好地迎合中国观众审美心理的目的。如：「暗いところで待ち合わせ翻译成《在黑暗中等待相遇》。另外，减译将原片名中的个别内容删减掉使译名更简洁明了，使译名能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如：「绝体绝命！42.195km 东京ビッグシティマラソン减译成《绝体绝命》。

三、功能主义论视角下的日本电影名称翻译

功能主义论的主导理论是目的论，1971年赖斯（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认为翻译时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其后她的学生费米尔（H.J.Vermeer）彻底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正式提出了翻译目的论这一功能翻译学派的主体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1]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因素，选择最佳翻译方法。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总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目的论共有三大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 “忠实法则”。这三条法则的关系是：“忠实法则”服从于“连贯法则”，而这两者都服从于“目的法则”，“目的法则”是最高法则。翻译中到底是采用哪种翻译方法，都取决于翻译的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行为，电影名称翻译也不例外。

电影名称的翻译就是要以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为目标，也就是说要尽量达到传递电影的信息、情感、及审美的目的，又要体现出其商业价值，所以电影名称的翻译应尽量保留原作的信息，表情，审美功能，适当强调其广告功能。上述译法也多是在功能主义指导下进行日本电影名称的中译，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为了追求尽可能传达电影主旨、信息，吸引观众前来观看，实现其艺术及商业价值，采取多种翻译手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原则的前提下，我国的电影片名翻译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现在我国处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电影作品也应接不暇，此时，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好的译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看一部电影作品，进而了解到源语国的风土人情和言语文化，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电影片名的翻译，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尤其是日语中有很多和汉语同源的汉字词，由于意义之间或微妙或巨大差异，更需要译者多加注意。译者需要在充分分析词义和语境并结合原片内容的基础上，考虑源语和目的语的对等性，考虑时代背景和观众的语言习惯、接受能力，仔细揣摩，这样才能翻译出更准确、更生动、更忠实于影片的电影译名。

注释：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版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1.

[2]魏建亮.日本译制片在中国：一种现象学描述[J].贵州大学学报，2013，（4）：28.

[3]钕青.文本分析与传播方式研究：中日关系蜜月期中国银幕上的日本电影（1978-1989）[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篇3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古代日本对《史记》的接受也不例外，既有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解读与体现。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指出，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研究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价值[1]。《史记》与日本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厚。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域内、域外两种视角，考察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播与融合。

一、《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与融合现象，古已有之。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武帝当时的盛况：“乐浪①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他的《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认为，正是“出于一种要求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所以“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变隔海相望为跨海相会，揭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交流史的序幕[3]。大庭修与井上泰山等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他们的研究发现，汉籍东渡扶桑的速度几乎与出版同步，“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4]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入境的记录，出现在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公元712年）里。据它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着中国的《千字文》与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十卷《论语》，登陆日本[5]。西汉司马迁（前145或135-前87？）的《史记》，这部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何时以何种方式东渐，《古事记》没有提及，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也没有正式记录。

二、圣德太子与《史记》东渐

虽然《古事记》及其前后的文献里没有关于《史记》传至日本的方式与确切时间的记载，《史记》对日本的影响却是有迹可循的。循着这条轨迹，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日本学者野口定南，中国学者覃启勋与张玉春等，对这项研究尤其关注。野口定南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史记》研究专家，他依据日本古代文献受《史记》影响的状况，推测出《史记》是由古代日本派遣的隋唐使者带回日本的论断[6]。这一论断被学界普遍认可，被认为是野口定南教授在《史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关于古代日本的隋唐使者，唐代魏征所撰《隋书·东夷传》有如下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7]只是，从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②派出的第1批遣隋使到后来平安时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前后12批次时间跨度238年。在238年间的12批次遣隋唐使中，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批次的使者将《史记》带回了日本？可惜就在研究深入的过程中，野口定南教授却猝然而逝。他的离开，留下了太多遗憾。这不仅是日本《史记》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史记》学界的损失与遗憾。

长江后浪推前浪，接力这项研究的中国学者中，覃启勋教授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先后两度赴日，经过多方位的查证与思考，以清醒的视角定位了《史记》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公元600至604年间[8]。也就是说，早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史记》就已经东渡扶桑。覃启勋教授的研究，弥补了野口定南教授留下的遗憾。

对此定位，中日两国的文献都提供了支持。张玉春教授也是关注此项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日本调查《史记》的版本期间，张玉春教授发现，“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第十条‘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寰无端。’应出于《史记·田单传》‘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史记》已经流传于日本”[9]。“宪法十七条”颁布于公元604年，据此可知彼时圣德太子对《史记》已经相当熟稔了。除了张玉春教授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此说提供支持之外，日本汉诗集《怀风藻》（公元667-751年）对《史记》的大量引用，更是《史记》飞鸟时代已经东渐的明证，此将另文专述。

三、《史记》东渐与汉文化的接受

首先，确认一下关于《史记》传至古代日本的正式记载。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也是目前所知的关于《史记》在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8年），详细记载了截止公元9世纪已经传至日本的汉籍，《史记》位列其中。这是笔者2011年访学早稻田大学期间所见日本皇宫宮內厅书陵部所藏的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有关《史记》的记载，有6种共139卷[10]。其著录情况如下：

正史家

史记八十卷 汉中书令司马迁 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集解

史记音 三卷 梁轻车录事参军 邹诞生撰

史记音义 二十卷 大中大夫 刘伯庄撰

史记索引 三十卷 唐朝散大史 司馬貞撰

史记新论五卷 強蒙撰

太史公史记问 一卷

以上记录表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所存《史记》及其相关的汉籍已经不少。与国内普遍使用的《史记》三家注相比，以上书籍中，少了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中的两家，当时都已经传到了日本，它们是裴骃的《史记集解》与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代替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是刘伯卢的《史记音义》，这一点与国内不同。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缺席，将是我们以后探寻的课题之一。

《史记》一经东渡，便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关注。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与《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日本皇室对《史记》极度重视，列之为历代天皇必读书目，并请专攻《史记》的学者入宫讲授。《皇室与御修学》，由日本皇室宫内厅编撰，它记载了历代皇族所学典籍。“据《皇室与御修学》目录，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皇宫的皇族，实际上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汉籍”[11]。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大学的河野贵美子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参观一年一度的日本皇室宫内厅藏书展。在书展上，我们不仅见到了《史记·高祖本纪》一卷的珍本，也发现在历代皇族所读的经典中，有《文选》《孝经》《千字文》《周易》《汉书》《论语》《尚书》等一系列来自中国的典籍，并且占了较大的比重。在所有书目中，《史记》赫然居首[12]。以上的记录证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汉籍，已经相当丰富了。

司马迁对日本的影响，渗透在多个方面。那么，古代日本人是如何学习《史记》的呢？这里首先梳理一下古代日本史学与文学的相关资料，主要以《六国史》与《源氏物语》为例，借以考察日本史学与文学对《史记》的传承与发展。

四、《史记》东渐与日本史学传统

《史记》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国史，遑论史学。古代日本的官修史书“六国史”，皆产生于《史记》东渐之后。这并不是巧合，诚如覃启勋教授所研究证实的，实则是它们对《史记》的被启发与仿效[13]。池田英雄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六国史模仿的正是中国的《史记》[14]。这种模仿涉及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体例的模仿比较直接，内容部分则融合了日本民族的特色。首先来看体例上的模仿。池田英雄先生通过精确的比较研究后指出，古代日本六国史③的体例，模仿《史记》的本纪；江户时期编纂的《大日本史》，由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等组成，袭用《史记》的体例；江户末期的《日本外史》，全书二十二卷，效仿《史记》“世家”。[15]体例上的模仿之外，再就是内容上的模仿。我们来看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虽说它们没有提及《史记》，虽说体例是编年体，但是其内容编排明显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例如，“两书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16]《史记》记载了中国从开天辟地到汉武帝的传说与史事；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古事记》，也记载了日本从开天辟地到推古天皇的传说与史事。不过，《史记》关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在《古事记》演变成了兄妹相恋的传说，为了血统纯净而近亲结婚甚至兄妹婚娶，正是古代日本皇室的真实写照。类似例子比比皆是。由此证明，《史记》不仅从体例到内容，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而且对日本史学的产生，具有催化与生发作用。

五、《史记》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

《史记》是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双峰，《古事记》亦是日本史学与文学的杰作。相比于《史记》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仅深入广泛，而且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与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谈起《史记》都是如数家珍。在奈良朝与平安朝时期，宫廷与知识阶层人人以谈论《史记》为荣。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与学问，首先得看他是否熟读《史记》。《源氏物语》（约公元1001-1008年）出现于日本平安朝中期，受《史记》与白居易诗集的影响明显。《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更是以较高的频率直接或间接出现在《源氏物语》里，例如命运悲惨的戚姬。作者紫式部（公元约978-1015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父亲都长于汉学。平安初期，她还在幼时，便与兄长一起跟随父亲学习中国典籍，对白居易文集与《史记》尤其熟悉。《紫式部日记》记载了她对汉籍例如《孝经》与《史记》文帝卷的研读，也记载了幼时与兄长同受教于父亲时的趣事。她对《史记》的领悟力远远高于兄长，以致于父亲感叹：“可惜不是男儿，真是不幸啊！”[17]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里，随处可见《史记》的影子；比《源氏物语》晚出二百多年的《平家物语》，引用中国史话也相当多，出典最多的也是《史记》。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文写成的诗文，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与见证。《怀风藻》（公元667-751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也是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集。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天智天皇（公元624-671年）时代，成书于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收录日本白凤期（近江时期）到奈良时代64名诗人的120首作品，现存116首中，既有以司马迁的经历或《史记》内容为题材的作品，也有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与继承。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不仅介绍每个作者序言部分的行文模仿《史记》，而且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多达33处，并且主要集中在本纪、列传与世家等人物集中的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史记》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对《史记》的传承，是出于吸收先进智慧与文明的自觉行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本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传播。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反观和思考，对于发现人类文化遗产的更多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是在2011年“近代东亚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史记》在日本的接受与展开”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课题来源：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年基金项目“《史记》在日本的传播研究”（2011017）；日本早稻田大学2011年访问学者课题“《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注：①古代日本和朝鲜是同一个国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才分为两个国家。“乐浪”是汉武帝统治朝鲜时期，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设置的四郡之一。

②圣德太子（公元574-621），本名上宫厩户丰聪耳皇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王朝的改革推行者，促成了推古王朝开始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者。

③六国史包括：《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与《三代实录》。

注释：

[1][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研究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日]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4][日]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日]安万侣著，青木和夫校注：《古事记》，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

[6][日]野口定男：《读史记》，东京：研文出版社，1980年版。

[7]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13][16]覃启勋：《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张玉春：《日本藏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

[10][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版。

[11][日]河野贵美子：《在古代日本的继承与展开》，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12][日]日本皇宫宫内厅书陵部编撰：《皇室与御修学》，东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2011年版。

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国与日、朝（韩）、越等东亚各国，存在着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以汉籍为媒介的文化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汉籍研究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不仅出版了数百部汉籍整理和汉籍研究方面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汉籍研究的论文，多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部委的资助，而且对汉籍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此外还成立了不少汉籍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在中国的两岸四地和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汉籍研究已经成为学术交流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一）现实基础

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以及东亚各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文献的丰富，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学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汉籍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等为构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范式提供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笔者拟以中日两国的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对此略加申述，以为窥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汉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

中国学者踵继民国初年诸多学者赴日本寻访佚书之后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汉籍调查的热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严绍鋈教授对日本佚存汉籍调查研究；王宝平教授对清代中日图书交流的个案追踪和编目整理。近期郭真义等研究者，分别编著出版了《黄遵宪题批日人汉籍》、《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日本藏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汉籍目录》等。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和留存情况进行调查与整理，便于摸清汉籍域外传播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可以为该问题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一方面着力揭示了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及其学术思想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着重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域外汉籍研究成果颇丰，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岛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こ中国文学――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较文学的考察》等；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有黄俊杰的《十八世纪中日儒学异同试论》、陆坚等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王勇等主编的《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严绍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东亚地域的汉籍研究，研究者不仅发表了大量针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专著，而且还出版了诸多专题性的著作、综合性的论文集和研究丛书，如王勇教授主编的“日本文化研究丛书”（杭州大学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中华书局）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在域外汉籍研究中，许多学者还申报主持了有关域外汉籍的研究课题，如张伯伟教授主持的“域外汉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孙文博士主持的“‘舶载书目录’研究”，这些课题均为国家部委资助的研究项目；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是一整合型研究课题，在他的主持下仅在大陆以此课题名义出版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达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学界还开展了有关汉籍研究的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开了“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域外汉籍与中日交流”座谈会。同时，创办了专门性的连续出版物，不少高校还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有张伯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成为动态反映域外汉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园地；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有南京大学2000年成立的“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成立的“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书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域外汉籍研究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如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开设了“东亚汉文献研究”，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开设了“中日比较文献学研究”（含日本汉学与汉文献研究）等课程。

（二）理论背景

中古以降，中国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趋隆盛。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中华文化以其发祥地为策源地，跨越漫长的十多个世纪，如同水波向四周扩散，超越诸多政治区划与地域局限，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汉字（包括其变体）为主要载体的区域文明，即“东亚古典文明”。在这一古典文明所涵盖的区域内，以汉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献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东亚各国文化和其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东亚各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他者”的眼光。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对域外汉籍，以及东亚各国在汉籍影响下产生的土著语文文献进行深度解析，是理解东亚古典文明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其文明史的意义的关键。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可能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为主；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整体观照，就会发现，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间完全视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严绍教授指出：“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杉本孜教授也说：“汉籍对日本学术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超过想象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日本学人对中国典籍的解读来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人是以“他者”的视角通过对传入汉籍的解读来理解中国文化，用这种方法理解的中国文化，不免会因受解读者所处的地域、历史、民族、时代背景、思维方式，甚至是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学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国人理解的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接受了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其学术思想的中国学者的著作，继续对日本文化和学术思想产生影响，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日本学者在吸收了欧洲的科学文化之后的汉语著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经过长期不断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与滋长，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谓“东亚古典文明”的核心内涵。

因此，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及其对输入汉籍的东亚各国的文化影响，而且要关注域外学者对中国原典的诠释、引用，还要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对这部分文献的追踪研究，需要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通力合作，“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这一新的学术取向引发了学术界对域外汉籍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学者们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如王勇教授提出的“书籍之路”、王晓平教授提出的“亚洲汉文学”，严绍教授提出的“国际汉籍文献学”等。上述观点高屋建瓴，为宏观把握“域外汉籍”的总体状态和考察汉籍的跨域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汉籍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求同”――考察超越国界的东亚古典文明所呈现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寻异”――阐发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与阐释回应来自汉文化策源地发出的信息。换言之，汉籍在不同地域获得了怎样独特的发展，这更应该成为汉籍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笔者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范式，以参与上述理论问题的讨论，推进汉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内涵

清季以来，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调查多持有一种“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其目的或是使流落异邦的中华经典魂归故里，或是用以验证中华文明如何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夷狄”之邦。近年来，汉籍研究日趋客观，出现了中外汉籍“互相补正”的学术取向，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从总体来看，汉籍研究的理论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关于汉籍研究的方法论和学科化的研究，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为了进一步彰显汉籍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学科化色彩，笔者尝试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术理论范畴，强调“他者”的能动性，即汉籍接受者的意识与反映，希冀有助于汉籍研究的学科建设。

笔者定义的“汉籍比较文献学”，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立足于古代汉文典籍的跨国、跨地区传播的历史事实，在东亚广大区域内，对汉文典籍向域外传播的规模、流向、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以及在汉籍影响下进行的域外汉文创作和其本土创作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寻求并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及本土文献与中国文献之间的关系、异同，进而关注汉籍流布地区的土著语文著述与汉籍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以文献学为出发点，揭示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次的文化联系，为构拟符合历史事实的东亚古典文明提供一个可能的参照系。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的价值就不只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其对汉文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也就不是无关宏旨或无足轻重的了。汉文化在历史上曾发挥伟大的作用，它已经成为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发这种因素，阐释其价值和意义，使汉文化在21世纪的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今日学者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汉籍历史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和核心内容，通过对东亚各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输入及衍生的各种形式的汉籍文献的种类、数量、内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阐明各国本土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存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与借鉴关系，而且可以从东亚各国输入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上把握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公、私各界对汉籍的需求，并据以发掘其背后隐藏的国家文化建设意识和知识界的读书趣味；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区域内的学术界、知识界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情况，为阐述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区域各国的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国家建设所产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为例，通过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可以盘点输入日本的中国典籍的种类和数量，揭示以典籍为载体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况；通过考察日本汉籍的生产与流通状况，可以把握日本知识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学术界解读中国文化的进程及其学术状况，并据以考察中国文化东传日本的情况，考察以典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及考察中国文化对东亚古典文明形成的意义。

三、“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基于学界已经取得的汉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笔者体会“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以中日为例），似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汉籍传播史研究

中日之间汉籍传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典籍向东传入日本的历史研究；二是日本学人对输入汉籍的阐释及其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

考察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中国典籍数量巨大，不同历史时期向日本传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数量、种类等非常复杂，而且我们现在对上述问题还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写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现在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会使我们对中国典籍向日本传播的历史的整体认识加深，并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推进。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断东赴日本寻访佚书，其搜佚辑散工作成果颇丰，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和日本公、私现存古籍目录，有选择地对一些具体文献和目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寻中国典籍流落异邦的故实，摸清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具体情况，获得有关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数量、种类、途径等更加翔实的数据，比较准确地把握东传汉籍的具体内容与数量，从而作出关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的可靠结论。

日本学人对中国原典进行的汉文诠释及其独立撰著的汉文（汉学）著述传入中国也有千余年的历史，据王勇教授考证，肇始于日僧携经入唐，中经宋、元、明，至清代达到全盛。对这部分史实及其文献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走入汉籍研究学者的视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之《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之研究》等多篇专题论文，等等。但是，较之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传播史研究，对日本的汉文著述及其传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这是今后要重点关注和加强研究的课题之一。

2 汉籍接受史研究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传抄、翻刻、注疏、释解等形式进行交流、传播，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流传于日本的汉籍，包括由中国输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的日本传抄本、注释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汉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学者、僧人用汉文进行的创作。这对于我们所倡导的“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通过对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的微观考察，可以实证中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献的影响。同时，关注日本学人的汉文著述及日本语文著述独有的发展轨迹，把握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它与输入汉籍之间的深层联系，为阐明中国典籍东传对日本古代文献所产生的影响提供考镜源流的基本依据。

汉籍传入日本虽然有商业利益的驱动，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为了国家建设与发展及其知识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锁国”时期，日本把输入的中国典籍作为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日本通过汉籍接受中国文化的必要条件是汉籍文本的传入与解读。因此，了解某种中国典籍在何种情况下被传入日本，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怎样的解读与阐释，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有效手段。前者经由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索隐钩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谓“书籍之路”的研究，许多隐藏在残编断帙之中的史实逐渐清晰起来。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学者是如何解读输入的中国典籍的？通过对此问题的解读，看到了怎样的中国？日本人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这种依靠典籍传播而进入日本的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日本的国家与文化建设？凡此种种的发覆，有赖于对古代日本汉籍及日本语文献的抉微钩沉。

3 汉籍文献学理论研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典籍对日本文献的发展，尤其是对日本汉文文献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文献学”视域下的汉籍文献理论研究，是在运用文献形态学的方法描述日本汉籍文献学特征的基础上，考察中日两国图书（不限汉籍）的分类、著述体例、阐释学特征、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的异同。

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强调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国传统文献学理论对日本古代学术视野中的图书分类、著述体例、文章理论、学术理念等方面的影响，不仅是认识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异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汉籍比较文献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汉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运用正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简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汉籍研究领域，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结合各自的研究课题，践行并总结出了一些针对域外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中提出的对特定的某一汉籍和汉籍现存实物进行研究，对目录、记录、引用等进行研究，以及对刻版进行研究等方法；张伯伟教授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提出的“据……以考”的十条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汉籍传播和影响是行之有效的。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与域外汉籍研究方法、文献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它自身的独特之处。在学习和借鉴先贤时俊提出的域外汉籍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对汉籍比较文献学的学科内容、特点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将文献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对中日两国的汉籍进行文本识读和文献学研究，把握文献学的基本特征，实现“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的基本目标。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两国汉文典籍进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既要比较两国汉籍在文献形态学、目录学等方面的异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还要阐述其历史根源与意义。

具体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为例）主要有：

1 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籍文本进行识读

文本和史料的准确可靠是保证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久远，而且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播渠道不一，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汉籍受到的关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献数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许多早期传入日本的珍贵汉籍多以抄本传世，字体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处，加之抄写者的汉文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会有疏误，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写，或无意的疏失。凡此种种，使得对汉籍的文本识读成为汉籍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难点和消除的障碍。因此，文本识读是进行汉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进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需要首先运用文献学的审形辨音、字词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对汉籍文本中的讹、脱、异文等进行勘误，为继之进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础资料。

2 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籍分类研究

由于东传日本的汉籍数量庞大，内容庞杂，传入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有些到近现代才传入日本，目前难以对不同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所有汉籍同时进行研究。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对象（汉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研究，其研究对象的同质性相对较强，便于获得真实可靠的数据，便于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和规律。

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和性质同一度，分为断代研究、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

其一，断代研究是指选取某个特定的历史平面，确定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对这一时期的汉籍进行清查，对其间发生的汉籍交流和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这种研究，是从中日汉籍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选定一个横断面，所考察的汉籍数量和范围可以大为缩小，便于勾勒出一个时期内汉籍传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个时期的中日汉籍交流与研究的情况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们连起来就应该是一部中日汉籍交流史的大致轮廓。

汉籍比较文献学的断代研究要求，所选择的历史时段，既要有足够的长度但也不能选择太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一历史时段内所选择的汉籍数量既要足够得多，但也不能选择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汉籍。在研究分析时，也要注意对这一时段内的汉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彰显时代特点，揭示本时段汉籍与其前、后时段汉籍的联系与区别。如果选择的时段太短，那么就没有足够的汉籍文献容量；如果考察的时段过长，那么汉籍文献的数量就会太多、文体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进行断代研究时，要注意选择一个“适度”的历史时段和汉籍数量。

其二，专书研究是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专书（包括目录学著作）或专人的著作，对该书或专人著作的传播进行追踪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在日本有无得到释读、传抄或翻刻，有无衍生文献，流布范围和流传时间如何，是否回传至中国等。通过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详细考察，分析该书或专人作品的传播特点，然后与相关汉籍（同类性质或相同文体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进而考察不同时代同类性质或同类文体汉籍的传播特点，探求汉籍输入国在不同时期的读书趣味与文化需求。

学界已经开展的专书研究多集中于《诗经》、《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文选》、唐宋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朱子学、阳明学、佛教、道教文献的研究，对于最能具体而感性地反映汉籍流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舶载书目录”类文献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与介绍阶段，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舶载书目录”所载汉籍数量繁多，而且具有连续性，能够全面反映一个时期汉籍东传的全貌，是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极生动而又具多方面价值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汉籍交流情况的绝佳资料，应该成为汉籍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三，专题研究是指围绕某一主题进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学术兴趣和能力，选定一个可持续关注的主题，进行一系列专门性的研究或讨论。专题研究的对象（即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专题的选择相对比较灵活，可以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如关于汉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史学意义、汉籍东传与西渐的动因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论；可以是某一问题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题的断代性的研究，如张伯伟教授对清代诗话东传的研究；可以是对某一类汉籍的专门研究，如蔡毅教授、张伯伟教授对日本汉诗的研究，也可以是对汉籍的综合性研究等。

3 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汉籍定量研究

篇5

身份认同本来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关于“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广义上来说,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1]自我身份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研究引入社会建构主义视角。Lambert认为二语学习会影响学习者自我认同的转变,他提出“削减性”和“附加性”两种双语现象。“削减性”的母语与母语文化认同为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认同所取代;“附加性”在认同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不放弃原有的母语与母语文化归属。而Lantolf的研究发现二语学习是一个自我转换的过程:从第一阶段的自我丧失到第二阶段的自我恢复,学习者通过新的语言获得他人的声音,重建过去,并逐渐建立新的主体性。[2]

而我国国内的学者既关注学习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从文化和人格层面关注学习者自我认同整合性的成长。高一虹等概括出六种认同变化类型,提出对应于“削减式”和“附加式”的“生产式”双语现象。即母语和目的语的掌握、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理解相得益彰,语言学习者的认知、情感、行为能力得到总体提高。

总的来说,生产性学习模式强调了学习者通过外语学习进行自我认同建构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被认为是最优模式。这一学习模式有两大特征:一是突出了母语和母语文化的重要性;二是聚焦于人格的建构,将学习结构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批判能力三个层面结合在一起。根据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纵向自我认同转化,即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建构更加开放的、对本群体中心主义更具反省能力的健康人格,走向人的自我实现。因此,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自信、生产性的双语人,而不是某种“复合型人才”构成中的工具技能成份。[3]

二、日语学习者文化身份建构中所存在的问题

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与他种语言、文化的对话与对抗,极有可能成为学生自身成长的一个新契机。此时,教育者若能进行积极的、批判性的教育干预,可以促成具有整合特质的生产性双语学习结果的产生。否则,可能把学习者从一种单语人变成另一种单语人,浪费了母语及其精神世界的宝贵资源,不能带来人的整体成长。

1.国际环境及全球化大趋势下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

21世纪是全球化、国际化社会的时代,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接触将会越来越频繁。这种新形势给我国外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多元文化的渗透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交流,也使我国的外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教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和问题。

2008年,虽然中国的总体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日本的9%,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依然是一个文化制造弱国和文化输出小国的配角形象。冷战后,以美、日为首的强势语言和文化,以隐蔽的形式将其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等不知不觉中渗透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在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美、日文化就一步步成了全球第一文化,引起弱势文化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缺失。以台湾为例,日本殖民统治曾经在这里实行的“去中国化教育”,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造就了李登辉等亲日派,使得国学在台湾受到冷落,学生们远离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心灵日益受到西方文化的渗透、侵蚀。

在中国大陆,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同样困惑着人们。一边是迷恋日本流行文化和产品的“哈日风”的兴起,一边是“抵制日货”的游行所折射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现象反映出一部分日语学习者主体性的迷失,不光对日本文化,甚至对自己的母语文化缺乏起码的理解、评价能力。有的人对日本的大化改新、明治维新津津乐道,却不知中,中国的受害者人数者有多少;搞不清尖阁诸岛是不是中国领土者有之。

2.日语教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学习者的非生产性外语学习取向

应试教育下,以单纯的语言操练为教学手段,从而忽视了对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以及与母语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讲解传授。日语专业所开的课程偏重日本文化,缺少中国文化、中日文化对比、跨文化交际等课程。学生们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接纳、表述。有不少人学了外语丢了母语,有了外国文化,就抛弃本国文化。有学者感叹:从事外语学习的“外语族”,思想贫瘠、研究能力低下,缺乏基于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主体意识,其主要原因也在于“外语工具论”等非生产性取向。[4]许多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的母语表达有明显向外语迁移的倾向,有时甚至出现了用日语语法结构套用的中文表达方式的怪现象。

三、外语学习者自我认同研究对日语跨文化教学的启示

1.人才培养模式从应试教育转向人文教育、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抱着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日语学习,以为只要毕业之前通过日语能力1级考试就高枕无忧,把1级考当成了一块找工作的“敲门砖”,学习心态极为功利、浮燥。经过如此“平时不烧香,考前临时抱佛脚”的突击式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做选择题而不会交际,学出来的是“聋哑”日语。不管是其专业素质,还是文化素质,都无法真正“达标”。

交际能力的培养本质上就是人格的培养和人性的实现。我们的日语专业,不单是职业培训机构;作为日语教育者,我们眼中不应只有语言,还应有人。除了日语之外,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人文教育。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外,还应该自由地来往于两种文化之间,有着独立、成熟的头脑。

2.改革考核方式及考核内容

日语专业扩招之后,每个班级的人数膨胀,生源质量有所下降,师资明显不足。期末考试题如果出得太难,可能导致很多学生挂科。许多老师考虑到这些因素,便手下留情,将考试题型客观化、单一化、简单化。于是乎,考题多见词汇、单项选择题,少见作文、翻译、问答题等主观题。对听解、读解之类被动接受能力考核多,对写作、口语等灵活、主动输出的内容考核少。影响力最大的日语能力1级考试更是清一色的选择题。这种考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学生的日语学习围绕词汇、语法,以死记硬背为主;实际的口语、翻译水平低下,缺乏一定的逻辑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而毕业后难以适应对外交流的工作。自2010年起,日本决定对1级考试进行改革,考题要求能够测试应试者的解决问题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而我们的专业考试改革也同样迫在眉睫,在改善教学条件、实现小班教学的前提下,笔试与考查结合,考题中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主观题必须占有一定比例。

3.加强课程建设,培养双语文化能力

《日语课程标准》清楚写明:“帮助学生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拓展国际视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专业课程的设置直接决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为了提高学生的母语和文化水平,可参考某些大学的做法,强行规定日语专业的学生到人文学院选修一定学分的课程。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典诗词欣赏、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课程,列入选修的通识课程。相关的学习无疑会激发学生积累民族语言文化知识的兴趣,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此同时,充实专业课程中的文化课程,增加语言与文化、中日文化对比、中日文化交流史等课程,培养学生在学习中善于联系,勤于对比、分析、综合的习惯,从而培养双语文化能力。

4.在学习中培养学习者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反思能力

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了避免中国与日、美文化之间的交流陷入单向输入的误区,避免中国文化边缘化和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我们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出去,培养学生用日语表述中国文化、批判性反思本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反思能力,需要改进教学模式。首先,教师的角色作用改变了。从以往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课堂交际活动的组织、引导、点拨和参与者。其次,教学法主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教师引导学生逐步从被动的接受式学习转向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中高级阶段尤其适宜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深度和广度,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这可以为四年级毕业论文的顺利开展早做准备。引导学生始终关注语言形式背后的文化差异,课堂上可通过小组讨论、布置课后笔头思考作业、撰写小论文等形式,让书本与实际相结合,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培养学生更加开阔的多元视角和文化反思能力。

参考文献

[1]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高一虹,周燕.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

[3][4]高一虹,等.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M].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裴娣娜.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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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7(3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篇7

对私营企业利用废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对纳税人同时经营农业（包括牧业、林业、渔业等）生产的，农业生产的部分应单独核算，暂缓缴纳所得税，纳税人在CYE纳税年度内发生亏损，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从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加以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额不足弥补的，可以递延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连续弥补期限不得超过3年。

除了上述所得税减免外，还有经营项目的减免，诸如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推广产品给予减免税。前提是应列入国家计划或中央各部、委试制计划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委、经委试制计划的新产品。因而，对于从事这类产品生产开发的企业，应努力使其开发计划珍入试制计划之列，以减轻税负。对民族地区，从事民族特殊商品生产的产品，给予定期的减税，免税照顾。在营业税上，对于企业在国外提供技术服务和劳务取得的收入不征营业税。

从经营方式来看，凡实行横向经济联合的企业，对于企业内部提品所得税上都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私营企业努力利用外资参与经营，从而减少企业税负。

从投资地点来看，凡是在经济开发，经济特区，保税区从事生产经营企业，税收优惠要比在国内其他地区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因此，私营企业主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有目的地进行选择。

墓碑老板月赚10万元

泸西县金马镇中心小学门口有一家石碑厂，专门生产各种形式的墓碑。

石碑厂位于公路边，面积不大，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大小不等的墓碑，数量在一两百座以上。最高的墓碑高达3米，上面的图纹雕刻得非常精美，除了龙柱、凤凰、仙桃、寿星老人等石雕图案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碑座，占地面积竟可达到两间房子的规模。

“这种墓碑最豪华、最贵，光雕刻都要两三个月，价格一般都在两三万元左右。”在旁边休息的梁师傅说，这种高大的墓碑属于豪华型的，一共用了80多块大小不等的石料，两个师傅用电动工具雕刻，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除豪华墓碑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墓碑，一般雕刻一座普通的小墓碑，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了

老板张某说，这一带石碑厂有10多家，雕刻墓碑的石料主要来自石林和陆良。石林的石料主要是白粉石，适合雕刻墓碑的碑身，陆良的石料主要是青石。颜色要黑一些，适合雕刻碑座，价格相对要便宜一点。工人师傅主要从广南一带聘请，都是按天计算，包吃包住，工钱一般就在30元到40元一天。由于清明节临近了，很多人为了孝敬已故的老人，都会赶在清明节前跟风似的为老人立碑，所以这段时间墓碑的生意比较好做。据了解，最贵的墓碑都在两三万元左右，最便宜的墓碑也要五六千元，平均下来，一座墓碑的价格都在一万五以上，有的老板一个月就可以卖出10多座墓碑，可以赚到10多万元。

海归女白领放弃高薪回乡创业做龙绣

陈洁在自己的绣坊里赶制温州客商需要的龙绣。

日本留学四年，知名企业高级白领，前月薪就上万元人民币了，就是这样一位女孩，却因为在日本街头与铜梁龙的一次偶遇，竟让她毅然放弃海外的高薪岗位，回到家乡铜梁，倾其所有办了个微型企业，做起铜梁龙绣。

这个女孩就是陈洁。

1月18日上午，重庆晨报记者来到陈洁的绣坊，却只见到几件小的龙绣作品，“其他的龙绣产品，在前半个月全都已经卖出了。”由于找不到工人，陈洁只好自己亲自动手，帮几位客户赶制龙绣产品。

2000年，陈洁从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于2003年自费赴日本留学，立志成为中日商贸进出口行业的精英。

然而，一次在日本大阪街头的闲逛，却让陈洁遇上了为中日文化交流而受邀到大阪进行表演的铜梁龙舞。“当时，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觉得神奇，惊叹龙舞的精湛表演。”

回到学校，陈洁开始了一项社会调查。了解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的喜好，了解龙乡铜梁与龙有关的文化衍生品生产、销售情况。

尽管做这个调查，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交论文，但这也让陈洁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家乡龙文化及其产业。

结束在日本的留学，陈洁顺利的进入了日本一家知名企业，成为一名月薪上万元人民币的高级白领。

其实，在陈洁心里，一直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创业，成为一名老板。2010年，回到龙乡铜梁，除了龙舞、扎龙，陈洁没有发现其他像样的与龙相关的文化产品。这让陈洁看到了商机，坚定了陈洁创业做龙绣的想法。

2010年，重庆在全国创造性地提出了鼓励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措施。陈洁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了这一政策。

“当时，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来研究这个政策。”陈洁从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创业成功希望。

思考再三，陈洁毅然辞职，回到了铜梁福果镇，办起了“铜梁龙绣”这么一个微型企业，并顺利拿到了4万多元的注册资金补贴。

陈洁所做的龙绣，就是借助铜梁龙文化，在绸缎上绣制不同样式的龙。

绣好的这些绸缎，有的做成了装饰品，有的裱成了装饰画，还有的做成了披肩、围脖等等。

“我的第一件龙绣‘双龙戏珠’，卖给了巴西一位朋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陈洁的龙绣产品，已经在浙江温州有了专门代销商，并在日本有零星销售。

如今，陈洁已经与日本一个朋友签订了意向协议，“依照我们的这个协议，绣坊生产的龙绣产品，将在今年成批量的销往日本市场。”

篇8

会议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熊中原主持。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院长樊宏康在致辞中说：张锦秋院士是享誉国内、国际的设计大师，她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间，为古城西安、为祖国大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经典的建筑设计作品。她和她的作品受专业人士所赞誉，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这次座谈会，既是对张锦秋院士从事建筑创作40年的回顾和总结，又是一次学术、技术的交流，中青年建筑师向张锦秋院士学习的绝好机会。

李子青(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很高兴能在久负盛名的曲江池畔，在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这座以盛唐文化为内涵、以古典皇家园林为核心的大型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中，与各位来宾、专家共同庆祝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年及《长安意匠》丛书――大唐芙蓉园的出版。由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唐风建筑也已成为古都西安的特色，为西安保持盛唐文化的延续、为陕西重振汉唐雄风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她不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一批具有浓郁风格的现代建筑，而且在建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和追求，她的论文集《从传统走向未来》在海内外建筑界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期待着张锦秋院士的新作《长安意匠》丛书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

乔征(西安市副市长)：

在建筑设计多样化的今天，张锦秋院士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并不断传播，这一切不光在陕西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得到了很高赞誉。她的每一项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震撼力，就像大唐芙蓉园的设计，被外界评价为国人震撼、世界惊奇。对于建筑设计的精致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也确是她成为一代宗师的精神根源。西安这几年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切都和在座的以大师为核心的一批老专家，老学者和正在不断崛起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近几年西安还将会有几个大动作，如大明宫周边改造、行政中心的搬迁和地铁的开工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尤其要向张大师那样尽善尽美地把我们的项目做得更精彩，把西安建设得更美好。

和红星(西安市规划局局长)：

记得1 992年，我跟张老师一起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西部建筑学会年会。当时中国西部建筑学会成立，为了这个学会的成立，我们筹办了五六年，这期间张老师积极献计献策。从那个时候我就深深感到了张锦秋大师对建筑本土化、城市特色的关注和对西安这座古城的热爱，也就是从那时拜张锦秋大师为师，因此我现在一直称她

张老师。如今，1 5年过去了，张老师厚积薄发，一系列富有西安特色的建筑相继问世，实现了走自己的路的创作理念，形成了一又个一个的创作高峰，这也是中国建筑师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之路的高峰。张老师的作品，我感觉最深的是它的现代感，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中国式的建筑，更蕴含了一种时代感，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易。可以这样说张老师的建筑创作已从“仿”走向“创”，从“形”走向“神”，从“有法”走向“无法”，从对传统的自信走向对传统的自觉。

2002年，西安的城市建设走到了十字路口，千年古都的风采如何再现，现代化建设如何传承历史，城市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色？为此在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安市规划局成功举办了“三会三展”活动，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为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设出谋划策，把握方向。其中“西安市城市特色与建筑风格专家研讨会”就是在张老师的积极推荐下，借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之即，特别为西安开的一个专题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界顶尖人物为西安的城市特色和建筑风格畅所欲言，共绘美景。这次会议为今天的“唐皇城复兴规划”奠定了扎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规划的龙头抬起来了，西安模式已在全国叫响。

刘兵(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我看到名为《长安意匠》的这套丛书时，不禁思索着为何叫长安意匠？于是我翻开了张锦秋大师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文集，突然一段话映入眼帘，使我顿有所悟。原文是这样的“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无论哪一个古城楼，无论哪一个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

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张锦秋大师所说的意就是一种境界、一种高度、一种胸怀、一种态度。同时大师又很谦虚称自己为“匠”。

我非常有幸在大唐芙蓉园建设的2年过程中在张大师的主持下具体负责大唐芙蓉园的组织建设工作，我对张大师宽广的胸怀、敬业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而由衷敬佩。可以说没有张大师辛勤的汗水．没有张大师两年如一日抱着近70岁的带病之躯、日以继夜的在芙蓉园工作，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美仑美奂的仿唐建筑，就不能向世人传播我们盛唐的文化。

顾宝和(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

我作为张大师的同代人，从这40年来对张大师的了解，从其影响国内外的作品中间我感受到张大师不是简简单单地就自己的职业而着眼，而是从深入挖掘整个文化和对世界的影响来探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从1 980年代开始有大规模的建设以来，几乎困扰了我们这代建筑师的一些主要问题，张大师都是经过实践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解决一些困惑我们的矛盾。记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刚建成不久，我们曾开过一个张大师作品和成就的座谈会。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从当时情况看，张大师处理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些初步考虑，而今天我们已看到张大师在当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我想到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我们这个行业注定我们一定要面对的第一个困扰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第二个困扰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辉煌的建设阶段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怎样处理商业和文化的关系？第三个则是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职业和理论体系与规划的关系。

赵元超(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为了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道路，颐和园西山脚下留下张总探索的足迹，唐代佛光寺大殿洒下她辛勤的汗水。正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热爱，近半个世纪张总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地探索和积极实践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构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之树，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张总在陕西用自己的作品探索了一条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从1 980年代的三唐工程，1 990年代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钟鼓楼广场，到21世纪的黄帝陵祭祀大殿和大唐芙蓉园，一个个感动城市、震撼心灵的作品提升着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文化品味，用现代的视野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张总用她的作品在这片曾经诞生过伟大唐诗的热土上用白话文继续书写着混凝土的诗作。

张总在陕西工作的40多年，也是中国建筑界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年代。各种主义、流派，思潮汹涌而来。张总谦虚地把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之路概括为探索之旅，作为后辈，我深知这不仅仅是探索之旅，在全盘西化的时代大潮中，更可能是独孤的探索之旅。我在1 985年做研究生调研时曾向张总请教过，10年后的1 995年之初我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工作，在张总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创作，正是这种工作体验，提升了我对建筑，对城市、对设计、对创作认识的飞跃。我清楚地记得在参加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设计时，她带着我们一起踏堪地形，面对着高低不平的坡地，询问我们设计小组的成员，是否保留这片坡地。由于我们对西安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不必考虑，张总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唐长安城保留的唯一的一处高地。正是张总对西安城市文化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和热爱，这一历史地貌才得以完整的保留，使新图书馆座落在历史的高地上，成为一个知识的殿堂和西安又一个新地标。也同样，张总在图书馆、美术馆工地上，为了保护现场的植被，在大雪纷飞的现场一个一个圈定要保留的树木。我已数不清为了图书馆、美术馆设计，张总到过多少次工地。而这仅仅是张总众多创作中的一个工程。正是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这种对城市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和社会责任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品。

王军(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所长)：

张锦秋先生，是一位能“感染城市、诠释公众心灵”的建筑师。张先生通过在清华大学近1 2载的学习和研究，秉承梁思成、莫宗江两位泰斗的教诲，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建筑的无限热爱，搭建了一条以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精髓诠释和发展现代建筑创作的道路，并在陕西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中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春花秋实，40年的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芬芳天下。

张先生在建筑创作中始终坚持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之路：于建筑的环境、意境、尺度中体现传统文化及传统建筑的精髓，于功能、材料、技术上体现现代建筑的需求。40年来，张先生在“现代建筑的多元探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或有特殊要求的新建筑创作”、“在古迹的复建与历史名胜的重建”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她同时也在关注一个建筑师在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中的作用，参与了大量城市设计的规划和风格定位。

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首先我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院长、张宇副院长、马国馨院士及其传媒机构《建筑创作》杂志社对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周年暨《长安意匠》丛书第二部《大唐芙蓉园》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金秋时节置身干大唐芙蓉园的美景之中，令人联想颇多。

一个建筑师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人们谈起她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座城市。或者，当人们谈起一座城市的时候，怎么也不能忘记她的名字。

作为晚辈及一代中青年建筑师，我认为要学习张锦秋院士着眼高处、学养独具的创作观，尤其要从张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中省悟过来，发现亮点、启迪智慧、畅言义理，在品读她经典作品中，尤其要品味到一种民族情感交融的渴望及中国建筑应有的文化自信。

作为建筑传媒人，我们倍感张锦秋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是一种文化寻根的硕果，走进大师的作品，有一种净化心境，焕发本真的冲动，这里不仅有文心铸魂，更显现着一种可贵的“文化征服”。我曾记得在2002年杭州西子湖畔“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张院士对我讲．中国要开展系统的建筑文化教育，这种普及不仅仅要面向公众，也要面向建筑师。英国大思想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更有一句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能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在意大利都灵市将举行的第23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是“传播建筑”。细细品味，我们感受到了专业媒体的一种责任。建筑凝聚实践和思想，我们有责任把他们记载下来，使其更广泛更深入地流传。

从对张锦秋院士《长安意匠》丛书的策划及编辑中，我们不断感到成为一个有力度的建筑专业传媒的意义及价值。要知道，迄今口耳相传的时代已告结束，我们要在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找准行业传播即分众传播的位置。大师承载着先哲精神，“口述”历史应着力做大做强。我相信，《长安意匠》――大唐芙蓉园的出版，不仅仅是良好的开端，它更凝聚起为中国建筑大师著书立说承担责任的团队精神。

张锦秋(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此时此地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我很激动。回想起来，准确地说我是1 962年2月28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报到的，从此离开学校，走上了设计的工作岗位。记得当时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你是研究生，那你看你是到情报室搞科研呢，还是在工程室搞设计呢？”她很尊重我的意见，但由于的理想一直就是当一个建筑师，因此选择了设计所。

当时西安是“三线”建设的前沿阵地，我也就是从参加“三线”建设开始进入了我的设计生涯。现在想来就像是昨天一样，很近很近。

陕西省的历史积淀使我走上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探索之路。使我走近唐代建筑的是两个小项目：一是位于临潼骊山之麓的华清池大门。当时处于后期，还没有改革开放，由于对外旅游的需要，华

清池要盖个大门。以前有关华清池的设计都是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的洪青老总做的，但由于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还未解放，不能正式作项目，所以就让我接手做。从设计开始，我就在思索着华清池是个唐代文化遗址，那么这个大门是否应有些唐代的印迹呢？于是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建筑历史的书籍，还有敦煌壁画，文物考古杂志等资料。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设计应该有一点唐代的文化，因为题目跟唐代有关联。二是位于唐兴庆公园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遗唐留学生，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在这个纪念碑的设计上不仅要体现唐时代的风格，更要体现中日友好关系。

就从这两个很小的建筑，我开始感觉到，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随处都能映射出唐代的文化。以后，又陆陆续续地做了许多设计，都和唐代有关系。这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如果说头两个项目是偶然的设计，而后设计的一些较大的现代公共建筑，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就并非偶然了。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空海是日本香川县人，唐德宗贞元20年随遣唐使入唐，研究密教，先后得惠果嫡传密宗两部大法及传法。为纪念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西安市政府应日本的请求作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碑体由日本建筑师山本忠司先生设计，我方承担选址和碑院的设计，考虑到选址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形式上着意仿唐，力求法式严谨、风格纯正。从此开始做第一个真正的“仿唐建筑”。以后就源源不断地做与陕西历史文化有关的项目。

我来到了西安，来到了长安所在的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一片沃土。我在此安身立命，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壤，汲取它的养分。

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是项目成功的有力保障

一个城市的建设，真正拍板定案的是领导。陕西省的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不想说太多的道理只讲个具体事情：那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项目。

1 970年代，总理就曾建议，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可以在大雁塔附近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我被委任为项目负责人。到底要把博物馆建成什么样子，任务书上只说明了一句话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怎么来象征？一个时代的统治意识就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这个时代最高的建筑艺术也是这个时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艺术。今天的陕西博物馆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唐代宫殿建筑。

整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风格已经是唐风。在做色调选择时，我们决定以素雅为主，这样可能更接近现代的审美意识，更有一种永恒感。那么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屋顶都是灰瓦，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量用琉璃瓦。

既然唐代是灰瓦，我们也就设计成灰瓦了。这时省上的领导说：“哎呀，灰瓦是不是太穷气了？我们这是国家级博物馆。”他提出来既然要有一点宫殿建筑的气势那就选用黄琉璃瓦，以期能辉煌灿烂些。但当时我追求的是一种黑白灰的基调，这是很高雅的现代的色彩。因为与省领导的意见产生分歧，所以我心里很矛盾。怎么办？我在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铁灰色的琉璃，而不是黄琉璃。这样至少在色彩上既符合唐代的灰瓦屋顶，又符合我想追求的淡雅的色彩。领导最后采纳了我的建议。这样的例子很多，省市领导充分地让每一位建筑师发挥自己的才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尊重。

再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西安市要是把曲江这片地区按历史风貌恢复其盛唐的神韵。自从毕业之后40年来，我一直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设计一座大型园林，但却渺茫得如同做梦。万万没有想到在21世纪初，曲江新区管委会委我以重任，规划并设计大唐芙蓉园，使我多年的向往居然梦想成真。

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召开“黄帝陵祭祀大殿建筑创作海峡两岸座谈会”期间，我陪台湾地区建筑师公会原理事长吴夏雄参观兵马俑。在入口处看到有刻图章的，我一看吴夏雄很喜欢，就准备自己掏钱刻个图章作为礼物送给他。章子刻好后，我叫刻图章的师傅将我这个赠予人的名子刻在图章侧面。当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刻图章的老师傅很是惊讶：“你是张锦秋？”我回答：“是呀！”老师傅紧接着说“那这个图章你不用付钱了，我来送。”台湾建筑师吴夏雄看到此情此景，感动得不得了。他说：“没想到，大陆一个建筑师在普通百姓当中竟有这样的影响。在台湾，谁认识我们呢？包括李祖原，人家也不知道哪栋大楼是他设计的。没想到大陆建筑师的地位这样高。”

建筑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时我做陕西历史博物馆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各个专业与我配合的非常融洽。这些专业的工程师经验丰富，他们就像我的老师一样给我指出一些问题，提醒我们建筑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非常到位。我们这个设计队伍确实是一代一代传承着。建筑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团队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同样也离不开开发商的支持与配合。设计群贤庄时，为了建筑造型的美观我们要做退台，但一退就退掉了许多面积，这对于开发商来说，损失是很大的。但老板尊重了建筑师的意愿。正是这种明智的决策赋予了群贤庄的主干道以空间的变化。

能在陕西、在西安工作，是我的运气、是我的幸福。不然的话我不会做出这么多符合这个城市发展、符合当地百姓要求的建筑作品。

座谈会虽然结束了，但张锦秋大师为西安留下一幢幢作品的同时，她的理念、她的创作观、她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到会的人。我想她和许许多多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建筑师们还将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上下而求索。他们将用自己的建筑作品向世界诠释中国，而我们则要用我们的声音向世界诠释中国。

篇9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意义堪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说到底是一场体育的盛会，而上海世博会，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工业文明的展览，这两项盛事虽是崛起后的中国的集中亮相，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中国文明的最深的内核，中国更渴望在文化而不是体力或者器物的层面被世界所认同。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人们自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多了一份更深的感情和期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作为一个民族精神魂灵的文学和文艺对于一个急于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已经厕身世界前列的中国来说，它太需要一张世界文化殿堂的入场券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来得正是时候！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似乎只有放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百年旅程中加以审视，才能窥见其意义。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习惯了以西方为师、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或者一路狂奔或者茫然四顾的中国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关系，似乎就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理不清扯不断的关系的某种隐喻。似乎只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文化才能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才能在西方的文化殿堂里登堂入室。中国作家所形成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因期盼而失望，因失望而怨恨，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世纪隐疾，年年发作。以至于大大小小的作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无法持有正常的心态，要么极力吹捧，要么不屑一顾，要么故作讥诮之语，莫言获奖，无疑缓解了这种世纪心病。相比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全国之力，莫言的获奖，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力量，其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意义，似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然而，文学说到底是一项个人的事业，对莫言获奖的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对他作品的解读才能加以体味。不可否认，莫言的成就，与他的包括《红高粱》《檀香刑》在内的一批重要作品中立足于地方文化的精神原乡中，所展现出的奇崛而瑰丽的想象力、肆意而丰饶的语言有关。他的为他赢得巨大文学声誉的作品，恰恰都是与现实、政治和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作品。不仅如此，莫言的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的文学世界所有意秉持的一种退步的、民间的、反启蒙的文学审美立场，恰恰是与百年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化的、启蒙的、进步的文化方向相左的。这种倾向隐藏在莫言的创作轨迹中，从早期向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学习，到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莫言表现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一个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清醒认识之上的文化自觉。深蕴于作家创作底气之上的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谦卑、内省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信。正如评论家葛红兵先生所说，“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胜利，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失败，他正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对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我们是否能在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之外，为21世纪人类文明开掘出另外一种新路来？

然而，要清晰认识莫言作品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将之与诺奖竞争对手村上春树作一点比较。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呼声最高的两位作家是莫言和村上春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关于中日这两个作家水平之间的评判，又夹杂着非常复杂的民族感情。因为虽然文学可以超越国家和种族，但是文学评奖受到文学之外的政治、国族等因素的干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向来以小资作家示人的村上春树，自前年推出三卷本的《1Q84》，借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以隐喻的方式、感伤之风格对人类受到极权统治的威胁给予深切的关注，其呈现出的现实关怀让人为之震撼。而相比之下，我们并没有在莫言的新作《蛙》中读到这样的震撼，虽然莫言看上去很讨巧地选择了一个很让西方人感兴趣，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的主题，但是他的立意中所谓的演义式的救赎，并没有石破天惊式的创见，而对于自己最拿手的东方式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却又因为毫无节制，而流于飘忽。今年在中日两国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村上春树在日本最大的、最主流的报纸《朝日新闻》中著文《狂热于领土好比醉于劣酒》，对日本政客的行径提出了批评，表达了对狭隘的民族情感可能会带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路的阻隔的担忧，这大概是东亚领土之争以来，在政府和民间之外，最为独立和清醒的声音。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表现，特别是对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的一些过激的行径的失语，其高下立现。

二

莫言获诺奖，既是一件文化事件，又是一件文学事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学事件。区别在于，作为一件文化事件，人们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作家的身份、荣誉、经历等文化因素，它们要纳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序列中，与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消费文化运作方式紧密相连。而作为文学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莫言作品本身，是莫言小说中那些明显具有个人烙印的文学气质———恣肆的语言、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和肆意燃烧的生命热力，以及在复杂的文学意象之后所要表达的对于人性的深彻的洞察，特别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纠葛中对于人文中国的深度挖掘。

但是，从网络传递的信息看，莫言获奖越来越成为一件文化事件。几乎从传言开始，网络媒体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策划，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同时，凤凰网推出专题，刊登了许子东、程永新等一些学者对莫言获奖的评论文字，时间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感觉这是早已精心策划、安排、导演好的游戏，一切安排就绪，只待主角粉墨登场，而在百度贴吧“莫言吧”里，莫言获奖消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2300万次。在获奖之前，莫言的关注度仅仅是韩寒的十分之一，获奖后，莫言的搜索量瞬间反超韩寒10倍。与此同时，莫言获奖后，作品洛阳纸贵，即使出版社开足马力，也是一书难求，而且一夜之间，莫言的手稿也暴涨百万元。而莫言的故乡也似乎嗅到了这种商机，正下大力准备整理莫言的旧居，试图作为红高粱文化品牌的一个景点挖掘出来。不仅如此，语文出版社也不失时机抛出绣球，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莫言作品进入中学语文教材，似乎更像是一场迟到的文化追授，意味着莫言作品正式进入了官方承认的经典体系，并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中。而莫言和张艺谋、姜文20多年前在《红高粱》拍摄现场光着上身的一张旧照片，也被翻了出来，被娱乐媒体大肆炒作了一回。更有消息传出，莫言作品将登上明年的春晚，与赵本山同台演出。

莫言和韩寒，一个是纯文学作家，一个是偶像作家，分属两个类型，莫言跟赵本山，更是扯不到一起，其在网络上关注度的变化，更像是大众的一种应急反应，并不能说明什么。然而，从最初的人们不知“莫言是谁”，到一朝成名天下知，大众对莫言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却真实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文化现实和文化现状。人们对莫言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中国人的真实的文学审美趣味，特别是对于具有精神探索性的文学艺术的真实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纯文学萎靡现实的原因。在这场狂欢式的大众礼赞中人们各取所需，似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足。至于莫言作品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的内涵的挖掘，恐怕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关心。

大众如此，再看看文化精英的反应。曾几何时，随着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公布揭晓，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指责和批评便一浪高过一浪，其所表现出的集体性的焦虑和狂躁，也算是一道风景。而今莫言获奖，评论家们却集体转向，众口一词唱起诺奖的赞歌。其实，诺奖的评奖标准和口味并没有变化，只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作祟么？

篇10

一、重视提高教育工作者在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意识和现代德育意识。

学科德育渗透，关键是各级行政领导，基础是教师。要使教育工作者能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的精神和全日制中小学各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自觉地“离德育于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必须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德育渗透意识，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识，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技术手段、环境的意识。为此，要组织教育工作者认其学习《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各学科教学大钢等。通过学习和讨论，使教育工作者从培养跨世纪人才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的高度，学科教学是德育工作最有效最经常的地位，来，认识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意义，认识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优化育人环境，对学科德育渗透的重要作用，统一认识，自觉地有计划有目标地在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更好地教书育人。

二、加强组织管理，制订措施，保证学科德育渗透的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为保证学科教学中德育渗透的全面、正常的开展，必须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指出，学科德育渗透，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使学科德育渗透规范化，佛山市教委制定了《佛山市中学实施德育大纲细则》、《佛山市小学实施德育纲要细则几把中小学的德育实施细则中有关学科德育渗透，按阶段、分年级，根据不同学科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由于行政部门制定了措施，促使学校的学科德育渗透正常进行，落到实处。

佛山三中在学科德育渗透上做得较好。他们采取如下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由一名副校长主管学科德育渗透工作；成立“德育的学科渗透领导小组”，专门组织、研究这项工作。第二，把学科德育渗透的教学纳入《佛山三中教师岗位责任制》，作为考核教师履行岗位职责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凡是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第三，编写《佛山三中“中学德育大纲”分年级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中学阶段各年级的教育要求和任务；做到中学教育的层次化、系列化，使教师明确任务，掌握尺度，做到适度。第四；围绕“在学科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课题，组织全校教师研讨，根据各学科的特点，找出结合点，并把每章节的渗透点列举出来，整理汇编成《佛山三中各学科德育渗透纲要》，作为教学中教育渗透的依据，使德育渗透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保持经常性。第五；组织“学科教学的德育渗透公开课、研讨课”，同时请有经验的教师上全校性的德育渗透示范课，通过听课、评课活动；研究渗透的方法、技术手段及其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提高德育效果。第六，编辑出版《佛山三中德育渗透教案集》(各学科有1-2集)，共十余本。第七，编辑出版了《佛山三中德育渗透论文集人并组织评选优秀教案与论文。佛山三中做到了有领导、机构、制度、要求、计划、目标、总结、科研、检查督促评比，并包含所有学科，全部文化课，使“离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深入了一个层次，迈出了新的一步。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佛山三中“依法治校，依织青人”经验，1997年底，佛山市教委在三中召开了““佛山市在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现场会”，佛山三中介绍了“依法治校，依纲育人”的实践与思考，加快了学校“依法治校，依纲育人”工作的进程。

三、注意教学内容的高立意，激情感，深挖掘，促使学生进行深层次思索。

教师除重视把握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专题教育，知识结构及其内在联系外，还注意教学内容的深层意义，坚持知识、能力、思想认识有机统一的教学目标。例如；在讲唐朝对外关系时，讲述唐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有不少日本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实备、空海等到唐朝学习，但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学，而是学成回国后，传播、消化中华文化，在创建日本文化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鉴真、玄奘两位高僧，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了寻求学问，放弃较为安逸的生活条件，长途跋涉，飘洋过海；忍饥挨饿，担受风险。这种为了求学，为了文化交流，不顾个人安危的忘我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才会受人敬仰；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唐朝推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学习的好机会，好方法。只有善于学习，才会有所收益和进步。

又如；在讲香港失而复得的历史时，教师讲述自从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科技的高速发展期。与时俱进的则国运兴隆，抱残守缺的则江河日下。中英两国相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英国因工业革命成功而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则因闭关锁国而停滞不前。在这背景下；两国相遇必以中国失败告终。百多年来，志士仁人，都没有忘记收回香港；以圆振兴中国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收回香港时，中英的相对国力已倒过来，所以在整个谈判中基本上是中国定调。失而复得，正是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了的结果。它给人们三大启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本；历史潮流，不能抗拒，包括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大潮；上一个世纪的较量，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下一个世纪的较量，将是知识力量的较量。

又如，音乐教师在教唱《南泥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歌曲时，介绍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歌词的含义，旋律的欣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教师讲解：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到了南泥湾，看到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学员们深受教育；向三五九旅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桃花篮》。《南泥湾》就是这个秧歌舞的插曲。在教唱时，教师后发学生用学过的表现音乐的手法，用领唱、齐唱的方法，通过优美的旋律；描绘陕北江南美景，礼赞劳动模范的功勋。前半段是两个优美柔婉的柔情性长句，用领唱方法；后半段用齐唱，同时在前奏部分和后半段的节奏跳跃部分，加民族打击乐来烘托歌曲，产生欢快愉悦的气氛，使学生既得到音乐美的享受，又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由于学生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内容；再哼上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情上会产生共呜。

四、挑战二十一世纪，随时代前进，努力运用现代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书育人，提高学科德育渗透的实效性。

在此，以历史学科为例。佛山市中学历史学科开展了“方法、手段、内容、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教学实验，我市历史教师称之为“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实验”或“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实验”。我们运用整体性观点和综合性方法，紧紧把握住促成“观念内化”的教学方法、手段、环节及其总和，处理实验变量及其各种因素。这包括四个变量(方法——体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式教法，或“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思维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启导式教法；”技术手段——多种传播媒体(含多媒体计算机)的综合运用；内容——知识结构、图式及其内在联系的教学；目标——知识、能力、思想认识的有机结合的教学)，四个因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和十个方面或环节(教纲、考纲、教材、教学目标、方法、技术手段、练习考试、评讲、评价、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把握其总和。并加强历史室、电教室的建设。它促使佛山市中学历史教学走向“四个转变”(即“变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为“启发导学式的能力型为主的教学”；变“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指导思想的启发教学；“变传统的讲解、板书、挂图等手段的教学”为“传统媒体手段与现代媒体手段，含多媒体计算机手段优化组合的教学”；“变单一的班级课堂教学”为“班级课堂、历史室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教学”)，力求达到“二个五要点”(①知识、情感、能力、理论、思想认识有机结合；②在“整体、主体、现代、优化、深层”上体现学科的德育渗透)，改变“五点状况” (学科思想教育的随意性、零碎性、局部性、表层性和说教式)，在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与教学方法，建构能体现学生认知主体作用、能达到知识、情感、能力、理论与思想认识有机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上，有新的突破，提高了德育实效性，回答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若干问题，回答了“教学方法、技术手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与德育实效性”的若干问题。(《促成“观念内化”教学的实验报告》获1997年广东省中小学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1997年《德育报》中小学德育论文一等奖，广东省中学历史教学优秀论文二等奖，该《实验报告》刊登在《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佛山三中《以学科教学为主渠道积极开展德育渗透的研究和买践活动》一文，介绍了生物、英语、地理、语文、历史、物理、数学等学科教学，在“构建教育框架，明确目标、内容、步骤，把握住结合点”和“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等方面，加强德育渗透的研究和实践，进一步发挥学科

教学的德育功能；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的经验。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