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0 15: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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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播种机由于装用了播种标定线路的导航技术系统,可以对播种作业的线路进行校正。当播种机播种速度节奏产生变化以及标定的播种行宽不同时,经常需要对其气动式播种机进行复杂的变更操纵。对此,近期一些公司生产的新型播种机,就装有一种可控式种子播撒器,具有极大的可操纵性,当播种机进行通过式定位播种作业时,其每行种子的播种量可以保持不变。当播种机的播种行驶速度节奏产生变化或车轮间隔不同时,为了避免对装用气动式播种器的播种节奏进行调整操纵,奥地利Pottinger公司创新设计出了一种IDS型智能化种子分配系统。由于装有一种可以进行单粒种子控制的种子分配喷头,极大地提高了播种机作业的操纵柔顺性和舒适性,同时,也保证了每行种子播种量的精确度。对播种机车轮的误差、轮距的宽度以及播种的节奏,均可以通过操纵托架上的控制机构进行选择。播种机的轮距宽度被定位后,其播种机的种子播种量就会成比例减少,因此,其播种种子量就保持固定不变,达到较高的播种精确度。装用的播种器可以部分(左边或右边)或单个断开播种喷孔,进行单边播种作业,这样,就可以在田边地头进行相关的精细播种作业。另外,不少播种机生产公司推出了可以进行单粒玉米和蔬菜(各种豆类)种子播种的播种机,由于采用了较为完善的显示种子分离的电子显示设备,因此,在播种机行驶速度高达15km/h的工况下,也可以保证精细播种作业的质量。而实际上,在谷物种子和油菜作物种子播种作业中,需要单粒种子精细播种机的农场用户越来越多。因此,在近年来的国外播种机市场上,单粒种子精播机的新机型也越来越多。对于播种计量控制技术,则在气动式播种机创新型产品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即在播种机中央种子箱斗上设计装有1个种子定量器。因此,播种机在进行播种作业时,种子播撒十分均匀。这种预定量种子的播种法获得了普遍推广,主要特点就是在播种机进行行播时,采用了1个种子分配器,对其所播种子进行配量。采用这种播种方法时,为了便于种子的传送和控制,所播种子一定要保持干燥。为了使来自种子分配器的种子流能够单粒分离,每次进行行播作业时,种子定量器就将种子维持在犁铧上面。这些不规则的种子流进入种子定量器,然后经分离被推入播种管内进行播种。当前,在谷物种子和油菜种子播种时,播撒的种子也出现了低密度分布要求的趋势,这一趋势也强化了这类农作物单粒播种定量技术创新。这种单粒播种定量技术不仅提高了播种的作业效率,而且也具有播种、施肥和杀菌的综合经济性。如德国Horsch公司所推出的一种新型单粒播种定量器,就是在其现有的ProntoDL型播种器技术平台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的。由于该新型播种机在其装置的种子漏斗上装有1个种子播种定量器,使得所播种子可以自动进行定量下播作业。这种种子预定量装置,通过1个种子分配器采用气动式分配种子进行行播作业。播种种子运行程序直到犁铧,完全进行标准化自动操纵,播种器无需进行任何改变操纵。
政府技术采购是指政府对当时尚不存在,但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研发出来的某种技术、产品或服务提出需求意向,通过采购的方式将新的产品引入市场的方法。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在政府技术采购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采购了很多对增强国民经济和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并且为企业加速发展创造机会。
我国正处在政府技术采购制度的构建阶段,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政府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应当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面向全社会确定研究开发机构,签订政府订购合同”。这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将政府技术采购列入了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研究国外成功的政府技术采购模式来指导我国的政府技术采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国外政府技术采购的诸多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可以归结为3个模式,即招标采购模式、合作伙伴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下面将对这3种模式分别进行讨论。
1政府技术采购的模式
1.1招标采购模式
招标采购模式是指政府部门组织采购项目管理团队,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供应商的技术采购。招标采购模式是程序上最为标准的政府技术采购,如图1所示。当技术需求发生后,政府部门组织与采购相关的各方人员组成采购项目管理团队实施采购。该团队的职责是制定需求说明书;进行项目的招标;在挑选出合格供应商后对采购项目进行管理;解决项目进行中存在的问题。待项目结束后项目管理团队也宣告解散。
这种模式适用于公共事业的技术采购,例如教育、医疗等事业,其最终使用者为学校、医院等具体单位,并非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对新技术的需求,但对新技术的采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并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公共事业组织缺乏进行采购的能力,因此需要政府对技术采购进行组织。例如,20世纪80年代,瑞典国内没有专门供初、高中使用的电脑,瑞典教育部就曾对供学校使用的电脑进行了技术采购。招标采购模式不仅能够让公共事业组织的技术需求得到满足,也能够促进技术供应商所处行业的发展。在上述案例中,瑞典的计算机业本来处于发展的低谷,正是通过向学校提供新型电脑技术而走出了困境。
政府技术采购不同于一般政府采购,由于所采购的技术是以前不存在的,因此风险要远高于一般政府采购,为了提高采购的成功率,在这种模式中一般会使用“采购项目管理团队”来对整个采购进程进行控制。采购项目管理团队是该模式的核心机构,对整个采购的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其成员选择要慎之又慎,应选择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并在某领域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人参加。该机构一般由政府发起组织,需具备完成项目管理的各种能力,因此其成员包括最终使用者的代表、政府部门的人员、技术顾问、工业顾问、项目管理顾问等,各种专业人员的比例要合理。
首先,团队的任务是形成能够满足最终使用者要求的切实可行的需求说明书。最终使用者代表在初期要对新技术提出详细的需求;技术顾问和工业顾问则可以对这些需求进行评估,指出哪些部分是可以实现的,哪些部分的研发存在风险,并与最终使用者共同对需求进行适当的修正;政府部门的代表则可以将结果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行使最终的决策权。最后形成的需求说明书应是先进、清晰、详细和可行的。需求一旦确定就最好不要更改,否则供应商会无所适从。
接下来,团队需要根据需求说明书发放标书,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在选择供应商时应综合考虑需求满足程度、企业技术实力、企业规模、运营状况、价格指标等各种因素,避免仅仅以价格为评判标准。采购技术与采购普通商品有很大的不同,技术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技术实力不强的一般小企业所很难胜任的。有些小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将价格压得很低,倘若将项目交给不能胜任的小企业来做则失败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最后,团队要对技术采购的进程进行监控,解决项目进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了将采购风险降到最低,管理团队要保持对项目的关注,经常向技术供应商了解研发的具体情况,并尽可能地帮助技术供应商解决研发中出现的资金、技术等问题。例如,当供应商的研发资金出现短缺时,项目团队应寻找财力雄厚的企业或请求政府出资帮助供应商渡过难关;当供应商在技术上没有足够能力完成项目时,项目团队需尝试为其选择合作伙伴来帮助它完成研发,这些合作伙伴可能是其它企业、大学或科研院所等。
1.2合作伙伴模式
合作伙伴模式是指采购方与技术供应商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共同研发的技术采购,如图2所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行政部门并非实际的采购者,它只是对采购的方向、原则等问题进行政策上的指导。技术采购的真正实施者为由政府掌控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应具有以下特点:本身具有营运能力,这意味着企业能够在实际运作中积累大量的经验,可以发现对技术的需求,并形成完备的需求说明书;对技术有一定的敏感性,可以帮助供应商开发出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产品;规模较大,拥有雄厚的资金,使企业能够承受采购失败造成的损失。
这种采购模式适用于电信、能源、交通等国有力量较强的产业企业。当这些产业的企业需要新型技术而自身又无足够能力研发时,可寻找合适的供应商进行技术采购。由于采购方的企业一般在业界已经营多年对各技术供应商比较熟悉,有的甚至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采购往往以合作的形式进行。在这种模式中也可能存在招标寻找供应商的现象,但采购方出于稳妥的考虑,最后选择的往往是与其曾经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技术供应商。例如,在芬兰对移动通讯技术的采购中,供应商是与采购方曾有合作关系的诺基亚;在瑞典国家铁路公司对高速列车进行采购时虽然进行了招标,但选择的也是与其有几十年合作关系的ABB公司。
采购方与供应商之间常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来推动研发的进行。双方的合作基础是采购方要拥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有益的帮助。合作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按合作紧密程度划分可分为以下几种:高层互访,即双方负责技术的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互访对新技术的研发动态进行沟通;员工交换,即两方的技术人员可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在组织间交流,以达到沟通和互相学习的目的,这种人员互换可以形成制度来促进双方合作;技术委员会,即由双方的管理层组织技术人员和部分管理人员形成同定的委员会对研发中的技术问题进行推动和解决;合资公司,即双方共同组建专门的公司对新技术进行研发。高层互访旨在公司的上层对技术研况进行沟通,形成一致意见;员工交换则较为灵活,适合于采购者与供应商平时的技术交流,即使没有采购项目也可以进行;技术委员会结构自由,无需动用双方太多资源,适合用于采购前期及技术不复杂的情况下;合资公司适用于研发任务艰巨和深入合作的情况,但成立合资公司时采购方要处理好与供应商的利益分配问题,对于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产品销售利润的分配等关键问题必须在合资公司成立时就达成一致的协议。
1.3政府引导模式
政府引导模式指当一家企业的力量不能够完成技术研发,而该项技术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时,政府组织多家企业进行联合研发的技术采购。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IBM了比日本计算机性能强数倍的360电脑。为研制出可以与其抗衡的电脑,日本政府的国际贸易产业部动用3000万美元组织6家企业进行联合研发。其中,日立、富士通和NEC组成团队研发主机和集成电路,三菱、东芝和Oki则研究设备。
政府引导模式如图3所示,政府凭借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各企业组织起来,并引导研发的方向,协调企业之间的利益。这种采购模式的好处在于政府可以将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创新力量进行协作研发,参与的企业可以取长补短,采购效果要高于对单一企业的政府技术采购。在上述日本电脑的案例中,企业的协作研发使得日本计算机行业渡过了难关,并且在硬件方面研发出了能够和IBM竞争的产品。
研发任务的分配和协作机制的形成是该模式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采购方应组织专家将需研发的技术进行模块化,并将每个模块交与在该领域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团队负责,每个企业团队专注于一到两个模块的技术研发。企业团队的数量不宜过多,数量过多会对团队间的沟通产生阻碍。由于各团队的研究成果最终要整合在一起,因此团队之间需要对技术标准、产品规格、研发进度等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沟通和协调,以便各模块可以无缝对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引导模式中,政府的角色是引导而非控制,即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用行政命令对企业进行干预。这是因为在采购中信息分散在参与者中,政府对信息的掌握比较缺乏,过多地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容易造成盲目指挥,反而会引起企业的排斥。在日本电脑的案例中,日本政府曾希望6个主要的电脑公司进行合并以获得市场竞争力,却遭到各企业的联合抵制。日本政府意识到了自己的手段过于强硬,因此没有强迫公司合并,并且发现在宽松的协作环境下更容易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由于参与方较多,各方都希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难免会发生利益冲突。政府要积极且恰当地对各方利益进行协调,设计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尽量让各方都有满意的结果。例如,政府可以出资获得各项专利的所有权,并允许参加研发的公司以低价使用各项专利,这样可以避免各企业在专利权分配上的纠纷。
2对我国政府技术采购模式的启示
以上3种模式各具特色,必须在合适的情境中才能发挥作用,表1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
以上3种模式在在国外均有成功的范例,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可以为我国的政府技术采购提供宝贵的借鉴。
(1)我国可按先易后难的顺序对政府技术采购进行尝试。首先,合作伙伴模式的难度是最低的,而我国又有为数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出政策,国有企业实施的方式对这种模式积极进行尝试。其次,招标采购模式的流程非常规范,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项目的控制来降低采购的风险,也可以逐步进行尝试。最后,政府引导模式不但需要政府有很强的协调能力,还需要企业间要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实施难度较大,必须经过详细的论证和细致的规划才能进行,可以在总结前两种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慢慢介入。
资本作为国际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将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产生长远影响。从中国经济的实现背景来看,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日益增强,外商投资作用举足轻重,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广义而言,技术进步既可以依赖于自身研究、开发,也可以借助于对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外资在东道国的经济促进力。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金融业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随着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时代的到来,跨国银行的进入和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面对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仅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同时也必将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加剧国际摩擦。为实现既减少摩擦,充分发挥跨国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又保护本国银行业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政策组合和互补已成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国银行进入我国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寻得良方。
二、FDI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理论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潜在经济发展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从哈罗德、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熊彼特与库兹涅兹的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到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进步,这些增长理论都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FDI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分析
我们知道,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在这里,对于分析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渠道,我们可以分为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影响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而间接影响技术进步这三个渠道。若FDI仅仅是“投资”或者仅仅影响“国内资本积累”,从本质上说,它与国内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不再认为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是外生的,在这个新的增长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投资”,其影响也不再局限于“资本积累”,它还通过该过程影响我国的技术效率。
三、FDI进入我国金融业的背景与现状分析
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这种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FDI对我国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
(一)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动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个过程,其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频繁流动、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金融市场的全球联动等,其主要表现有货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广泛扩展,不断改变着全球银行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从而对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产生强烈影响。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业大规模跨国并购浪潮,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争夺市场,各国跨国银行都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单个银行的规模效益毕竟是有极限的,“超级寡头”之间的跨国并购成为了扩大银行规模的一条捷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创新速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创新。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也为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所以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达到了空前规模。
2.经济开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就已经依次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和先驱。
⑴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经济越开放,就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更能受到投资者得青睐,因为它能给投资者带去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个开放的经济往往也是一个更加有效率的经济,快速的生产,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费给外商带来极大利益,投资企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才更有利可图。这样,一个国家越开放的地区接受的外资以及由此产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经济开放的中东部地区,人民的思想和观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学习新鲜事物,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文化理念等等,并学以致用,用于自主创业以及创新之上,他们这无疑是一个新技术的良好孵化地。
⑷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的消费观念颇具全球化,更热衷于购买外商企业的产品。
⑸经济开放的地区政策比较明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商政关联比较紧密的国家,选择经济开放的东部和中部能够让外资企业更好的经营,安心透明的经营。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经营现状分析
1.外资银行重点发展高技术产品
诸如开展高技术含量的网上银行、现金管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等产品,这样既可以规避物理网点较少的劣势,又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资银行的长处不仅体现在能够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而且具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也即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不同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最终产品,这是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2.从竞争到强调合作
在大举扩张的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在经营指导思想还是实际市场运作上,外资银行都强调同国内银行进行市场竞争。然而,入世至今,外资银行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中资银行进行市场竞争时,在营业网点、客户资源和人文环境方面均存在劣势,因此现阶段外资银行的经营策略主要是强调同中资银行合作,以弥补其自身的劣势。
虽然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时间不短,但是他们对于本地客户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资银行却拥有多年的客户交往关系和完备的客户信息。中国企业在与中资银行的长期合作中,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银企关系。同中资银行合作,外资银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资银行的客户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身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客户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3.充分发挥技术优势
外资银行的进入引入了新的技术和专业技能,从而增加了当地客户可获得的金融产品数量,因此外资银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外资银行拥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优良的资产,还拥有发达的全球分支和客户网络,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产品等。中间业务需要先进的网络硬件和软件系统作为技术保障,在技术支撑方面和全球覆盖面程度上,中资银行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在经营外汇业务方面,外资银行具备灵活的风险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务程序和较为宽松的担保条件。进入中国市场后,外资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优质服务外,还会大力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服务。
(三)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分析
1.对中资银行客户营销模式的影响
尽管中资银行不断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并不断改进客户营销及服务水平,但与外资银行仍存在较大差距。从目前来看,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贯彻程度不够。
外资银行成熟有效的市场细分和客户定位机制与中资银行粗放的客户分类方式形成对比。无论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还是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过程中,外资银行均十分重视通过市场调查来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锁定相应的目标客户,对特点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户往往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于不属于其目标客户的群体则设置相应的服务门槛。中资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虽然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客户基础,也开始着手搜集客户数据,但还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户细分和定位机制,导致对客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没有到位。
目前中资银行客户经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户经理培育阶段,致力于提高客户经理素质、改善与客户的沟通及加强对产品的熟悉程度等问题,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客户经理培育的有效机制和运作体系,转而强调为客户经理提供强有力支撑的内部支持系统。
2.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约束机制
对国内企业来说,的确有些事情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有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大家也许都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们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够促使我们加强管理,加快改进不足之处。他举例讲,建行的许多机构和网点,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购置的,当时并不要求有完备的产权手续。但是,要股改,首先产权就必须明晰,就要求必须完全按法律制度办事,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并且经过中介机构的确认。特别是在外资战略投资者详尽严格的尽职调查面前,有任何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迫使你必须尽快完善手续,改进管理,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对我们工作的标准提高了很多,对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正好促使我们朝国际水准的商业银行方向去努力。
3.国际性金融风险
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就意味着金融资本项目的开放,那么中国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应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就要被动摇,金融发展中不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二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国没有融入全球经济,我们的脚基本上还是踩在地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促使中国的银行彻底要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中国的银行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更强烈的影响,如果中国商业银行不能及时地提高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时间,很可能会触到金融危机的“地雷”。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本国政府缺少应付国际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外国金融投资者也担当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四、提升外资银行对华技术溢出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技术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也加快了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步伐。本章以对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实证和政策分析为基础,提出新时期促进外资银行技术溢出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渠道有多种,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间接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弱。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一般来讲,劳动力素质越高,其学习和模仿能力越强。一部分接受过跨国公司培训的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成为推动当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科技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间接地提升了本国的全要素生长率。忽略人力资本会高估进口贸易溢出的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鼓励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加企业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这是我国R&D活动结构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政府应增加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务
由于研发机构都是资金密集型的运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务也是吸引外资研发机构落户的条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关金融机构,以国有投资或股份制投资形式,直接对外资企业的经济运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尽快设立各科技园区科技研发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条理,以扶持各园区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对外资项目的核心技术创新,可以在贷款利息、期限和还款方式上做一些优惠。第三,鼓励外资企业带动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产业的外资利用水平,促进金融机构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外资项目的增加了融资渠道。
3.改善招商投资软环境,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
在政府职能人员的任命上,要严格把好关,减少和杜绝人情关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识、市场观念和开拓进取思想的人员;另一方面,要特别强化监督机制,规范行为,尽快从制度建设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从源头上转变观念,从机制上保证服务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应尽快对外界树立投资环境有钱可赚、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网站,宣传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行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介绍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项目资源和招商重要活动,宣传成功的投资典型。
4.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
加强R&D投入,要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在现有的科技投入基础上拓宽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国财政科技拨款不仅支持既D活动,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等非R&D性质的科技活动。显然,财政科技拨款的数量,尤其是用于R&D活动的比例,是影响R&D/GDP比值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应保持稳定、持续增长。政府应加强对重点科技项目转化为生产技术所需资金的支持,并通过资金的引导,推动企业在联合攻关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自身研究开发的实力,从而使企业成长为加速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真正主体。企业科技投入也是影响R&D/GDP比值大小的关键性因素,而这又是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决定的。
(二)金融业层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唯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资本市场在筹集生产资金、改善企业经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供税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发展资本市场应该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策略。
1.加强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人才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也是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业必须高度重视和尊重人才,要制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养体制。要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引进,从金融业层面应该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创造吸引人才的各种条件,比如从薪资、福利方面,金融业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灵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奖金”的模式,“奖金”的设定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人才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从职位方面,金融业可以在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二是引进人才的方式可以在与科研部门或高校联系合作中,发现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积极的从大企业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只有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金融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人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培养人才是基础,吸引人才是重点,用好人才是关键。要坚持把能力建设作为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主题。加大对人才工作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和各类教育事业,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基础。要合理引进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科技人才一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2.拓展各大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脚步
可以对资金实力雄厚的,重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信誉良好、具有发展潜力的跨国企业提供低息大额贷款,以满足资金流动的需要。银行还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及特点,创新产品,整合产品组合,增强产品的适用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适应市场需求。要积极开展各种表内外授信和融资业务,引导企业由单纯贷款需求向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转变,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实现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安排有潜力的跨国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者债券进行筹集资金,扩大企业的资金来源。
3.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发展金融创新。大力推广和发展基础产业债券,可转债,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作为企业融资的有效手段,解决企业从成立到生产,重研发投入到运用到生产过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及面临巨大的风险的大难题。
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升对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对我国金融业来说,来自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这一性质决定了FDI技术溢出的有限性。我国金融业要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技术溢出,必须有足够好的学习意识和技术能力,这通常来自自主研发和革新的经验积累。因此,增加自主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意识,是内资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根本。
4.拓展业务领域,挖掘潜在市场和客户。
中小企业信贷和农村金融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市场。由于信息披露、资产规模等因素达不到要求,中小企业很难从资本市场筹得资金,也不能发行债券,因此比大企业更需要银行信贷.而农村金融具有贷款额度较小,当地信用文化、社会关系等对贷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点。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业务区域集中,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业和当地农村的情况,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务,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5.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机会改善银行经营。
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国际资本流入有利于我国引进先进的技术经验,这点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因此我们应鼓励、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等中长期资本的流动。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既是对WTO有关协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国直接投资与其它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较低,也有助于扩大资本输入国的就业机会和带来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首先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适当放松境外投资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渐进的扩大开放范围。而对投机,套利等短期资本流动则应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场而言,国际资本流动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使得各国银行间的资金往来、信息交往更为密切,对促进银行创新、完善自身经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引导下,银行金融资本的流动还将推进银行的重组,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我们在选择引入外资方式时,必须慎重。
在保证不丧失控股权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国际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引资都是以现金购买普通的股票股权方式实现的。但在国际上,大部分投资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债券,甚至是可转债等等。中国应增加投资工具种类,完善投资市场。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服务对象以及国际化程度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区别对待,有必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6.利用监控功能对国家重点产业的进行融资支持
对某些产业实施适当的融资限制,避免重复建设。运用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各类分析报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则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平交易和竞争,起到资源优化的作用,同时又极大的促进了企业的进步与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尽完善和规范。有必要对其进行规范和发展。扩大市场规模,增加供给,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增加信息透明度,构筑金融信用等级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和规范各类金融中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六、小结
对FDI技术转移动因的研究表明,技术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术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始动力,而且在技术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术转移会引发我国国内技术转移的连续进行。但技术转移的顺利进行要求主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必须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将会制约FDI技术转移效应的发挥。从技术转移的主体来看,跨国公司利用FDI实行技术转移主要是基于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国利用FDI获取技术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揽子性质。
由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与我国人力资本在跨国公司质量优化的程度以及企业间人力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受跨国公司经营阶段和研发战略的影响,后者主要与跨国公司和我国企业在薪酬福利、培训、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人力资本偏好有关。
由竞争所引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通过“战略跟随”行为以及优于当地竞争对手的有利因素影响我国市场结构而产生的,FDI通过竞争对我国技术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技术示范、技术竞争和技术锁定效应的综合比较结果。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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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超级秘书网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一、国外IPO抑价的理论解释
(一)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理论,分别是发行人与承销商之间委托―理论、信号假说理论、逆向选择假说理论、防范法律诉讼假说等。
Baron(1982)提出发行人与承销商之间委托―理论,该假说认为投资银行作为股票的承销方比发行人拥有更多的有关资本市及发行定价方面的信息,于是投资银行为了能顺利的将所承销的股票发行出去将采取抑价发行出去,将首发价格人为调低,造成首日上市抑价这种现象的出现且抑价程度与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相关。
Allen and Faulhaber (1989) 提出了信号假说理论,他认为在新股的发行过程中,潜在的投资者对拟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内部管理及公司治理结构、产品特性及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方面所拥有的信息远远不如上市公司自身,于是优质的公司就达到了通过抑价发行来促使潜在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效果。
逆向选择假说理论是在信息经济学中最为经典的一种模型,Rock(1986)认为通常缺乏信息的投资者只能获得很少份额的定价偏低的优质股票,却可能获得很高或者全部份额的定价偏高的股票,这就是所谓的“赢家诅咒”。
(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包括有投机泡沫假说理论、股权分散假说、市场气氛假说等。这些理论和假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了自己对新股抑价的理解。
最早是TiniC(1988)和Ritter(1991)提出投机泡沫假说理论,他们认为市场是无效的而且存在着噪声交易,上市新股的交易价格将和其内在价值相偏离,新股的抑价可能会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因为大部分投资者未能以发行价获得相应的新股,所以在新股上市初期这部分投资者对新股的错误估价导致其在二级市场进行投机易,最终市场将重新给新股定价,新股的价格也将回归其内在价值,即经历了一段投机炒作后,新股的价格回归其价值,投机泡沫将会破裂,这就是所谓的投机泡沫假说。
Booth和chua在1996年提出了著名的股权分散假说。他们认为新股上市后需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一方面有助其价格的发现,为此得通过大量投资者交易该股票才能实现;另一方面这种使得公司拥有大量小股东的做法可以降低公司外部股权集中对管理层所造成的压力,同时还可以防止公司控制权的旁落。因而发行人大多有意选择压低新股发行价格来吸引大量中小投资者,继而达到发行人自己的目的。
二、国内关于IPO抑价文献综述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不过20余年,对IPO抑价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晚,在研究的思路和理论上也大都是利用西方关于IPO抑价的理论和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刘静,陈璇(2008)运用多元回归的研究方法,以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间在中国沪深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发行者对信息不对称者的补偿程度以及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程度两方面选取变量指标,作为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进行IPO抑价理论的实证检验,由此得出结论用信息不对称理论来解释中国A股市场的IPO高抑价现象是有效的。梁志隆(2010)则以市场气氛假说为基础对全流通时期A股的206支 IPO新股抑价程度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市场指数上涨及牛市期间,上市首日换手率、上市首日股指收益率、上市当周股指收益率为影响IPO 抑价的显著变量,与IPO的抑价率成明显正相关,这表明市场气氛假说可以用来解释A股全流通时期的 IPO首日高抑价现象。蒋葵、向秀红(2010)也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2009年新上市的59只创业板股票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深圳创业板市场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IPO抑价现象,其抑价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文书提出命令;提出义务;范围;完善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只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才有胜诉的可能性,问题是当关乎自己诉讼成败的证据掌握在对方当事人或者案外第三人手中,又将如何收集?本文试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一、文书提出命令的含义及设立意义
“文书提出命令是指一方当事人就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由负有提出义务的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持有时,向法院申请要求命令该持有人递交文书的一种方法。”对于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第一,证据的提出仅限于书证。大陆法系国家在对此问题上基本上都承认只有书证才有这一制度。第二,书证由负有提出义务的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持有,即提出的义务主体具有特定性。第三,由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不主动向负有提出义务的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发出命令。
文书提出命令的提出对实现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为举证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提供强有力地的制度支持,从而达到程序上的公正。通过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的形式促使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履行展示相关证据的义务,实现诉讼主体的平等与和谐。
第二,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提出提高了诉讼效率。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发现案件的证据事实,当事人进行争点,保障案件审理的集中化。
第三,文书提出命令的设立打消了当事人因取证困难而不予诉讼的顾虑,使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从而使纠纷得到一次性的彻底解决。
二、文书提出命令的申请与审查
文书申请具体内容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定有所差异,但大同小异。首先,必须明确申请文书的性质和必要形式,即申请的是什么文书;其次,要说明提出申请的理由,申请提出的文书用来证明什么事实;再后,要证明文书被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占有的事实及其具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只有符合这项要件,文书提出命令才有提出的可能。只有满足以上条件,才能通过法院的审查,最终裁定做出文书提出命令。
当事人提交文书提出命令申请后,法院需要对申请进行形式要件上和实质要件的审查。法官将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判断该书证对审判的重要性、证据的合法性、现实可行性等因索综合判断,以决定是否批准该申请。只有同时符合形式和实质要件的申请,法院才会签发文书提出命令。
三、我国关于书证收集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上没有设立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书证由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时,举证人可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将该书证作为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由人民法院收集。但“客观原因”在实务中难以界定和操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没有明确提出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后果
在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拒绝提出文书时,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救济方法,只是对证明妨碍制度作出了较为原则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对方当事人及第三人无理由拒绝提供其负有提供义务的文书时,各国规定了一定的法律后果。“当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不履行文书提出命令时则会被视为违反诉讼法上的诚信义务和当事人平等原则,构成证明妨碍”。为使双方当事人掌握的证据公平和促使文书持有人履行法院的法命,保障司法权威,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证明妨碍都规定了相应的制裁措施。在大陆法系,对方当事人不提出书证时,法院可以申请人所主张的关于该文书的记载或申请人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对于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裁定处举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通过以上现状分析,我国文书收集制度操作性不强,尚需完善。立足我国立法现实,借鉴外国优秀法律制度,对我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构建进行探索,望借此寻求完善我国证据收集之程序保障的有效途径。
四、国外民事诉讼文书提出命令对我国的启示
(一)立法上确立合理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通过对我国为数提出立法现状的分析,我国却要必要建立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可以指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将其持有的书证向法院提交。“此外,确定合理的文书提出义务范围,尽量避免因强制开示文书导致侵害文书持有人的隐私权和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权利”。所以,应对记载有保密义务事项或专供文书持有人使用的文书,可以拒绝提出。
(二)严格规定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在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后,当事人及诉讼外第三人拒不履行文书提出的义务,法律就要施以相应的制裁。“当事人拒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法院据此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关于该文书的记载为真实,如果拒不提出的书证是原件,法院可以将对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书证的复印件、复制件的内容视为真实,如果该拒不提交的书证是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唯一证据,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对于该事实的主张为真实”。
当事人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律的支持,使自己的诉讼请求得到法律的确认。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使当事人在支持自己诉求方面得到强有力的帮助,填补了我国文书证据收集方面的不足,使我国证据制度更加健全,真正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和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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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与服务体系的发展模式
从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整体研究来看,包括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尤其是认知发展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发展。在声乐教学中,国内外关于声乐教学中的元认知理论有着一定的发展阶段。从国外关于声乐教学元认知理论的研究来看,其中,著名的理论研究家皮亚杰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他认为,社会相互作用的经历产生了认知上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作用下,就形成一定的不平衡的驱动力。因此,在社会认知能力上,就可能出现相应的误差,会产生对社会认知与个体行为中的一些调节作用。
从这些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来看,皮亚杰的观点为国内在元认知理论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借鉴等方面的有力条件。在国内声乐教学过程中,对元认知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的知觉、角色知觉、群体知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结合声乐教学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更多的融入一些创新性的发展,因此,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自我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在自我发展突出的声乐教学理论中,为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更好的舞台。
二、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整体简介
从目前国内外关于元认知理论的概念分析来看,尤其是结合声乐教学的整体特点,突出在文化差异、知识差异、个性差异等方面的不足,这样,可以结合声乐教学的整体需要,在发展之中更好的推动元认知理论的发展。
从国内外关于声乐教学中元认知理论的整体概念来看,对元认知理论的定义上,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产生了相应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出现各种不同的信息定义方式。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发展研究来看,对于元认知理论在所有影响个体对信息的获得表征与提取的因素来看,对这些过程与知觉者的判断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应的思考。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上来看,国外研究者认为声乐教学中的元认知能力是一种特有的观点,主要是对认知过程的理解,形成认识人的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关键。有外国学者提出,元认知的主要对象是人以及人类的相关事件,主要是突出在具体事件中的行为知识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在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等方面做出的准确推测与判断的实现过程。
三、元认知理论在声乐教学中的研究综述
在关于自我中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强调在主客体的实现过程中,通过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在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中,在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中,要逐渐从自我中心中解脱出来。从国外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来看,最主要的就是要形成一种发展变化的心理状态模式,尤其是在儿童发展阶段,要结合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形成一种相应的自我实现价值。尤其是在声乐教学过程中,侧重于在形象塑造、素质提升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培养,加强学生在声乐学习中的个性化模式,并从教学手段的创新中,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手段,结合学生的自我中心特点,可以更加全面的促进学生整体能力的提升。
在国内关于元认知能力的研究中,主要是强调自我中心意识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声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将声乐理论知识与实践锻炼相融合,注重在整体知识的培养中,形成心理学发展与个性特点的融合,形成一种“从他人的眼中看世界”或者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主题观点。因此,在声乐教学中,这种观点采择与自我中心的对立,就是突出在判断的歌城中,能从多角度方面去思考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在元认知的核心地位中,追求声乐教学与儿童心理学的兼容性,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的形成整体知识的进步。
四、社会认知研究的基本趋向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3)02-0013-0006
外语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理论相结合的一门跨学科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理论探索,已经初步具有学科雏形(胡加圣等,2010:72-77)。外语教育技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相关研究的积累与演进,那么,近二十多年来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有哪些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知识图谱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为数据来源,于2012年2月下载了《外语电化教学》的全部数据,包括来源篇名、英文篇名、来源作者、文献类型、来源期刊、作者机构、年代卷期、标引词、参考文献等。同时以“外语”或“英语”为检索词,检索下载了2000年以来《电化教育教育》、《中国电化教育》、《开放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远程教育杂志》的相关数据,共得到1089条来源文献。
我们依托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知识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ee Ⅱ进行分析,思路是:首先通过对被引文献的分析,析出若干关键文献,由此判断外语教育技术发展演进路径;其次通过对关键词的分析,判断外语教育技术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几个概念。中心性是一个用以量化点在网络中地位重要的图论概念。中心性值高,说明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高。中心性可以显示领域的结构和动态本质。突变是指频次的变化率,关键文献或关键词的突变值可以体现领域内研究兴趣的变化,是判断研究前沿的重要依据。频度指文献或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频度高,说明与此相关的研究较多,频度可以作为判断研究热点的依据之一。但是,高频度文献或关键词并不一定具有高突变值和高中心性(蔡建东、朱敬,2012:10-15)。
2 外语教育技术的演进路径
运行Citespace Ⅱ,设置如下:时间限定为“2000-2012”,时间分区为“2”年。在语词来源“Terro Source”中选择“Title”、“Abstract”、“Descriptors”和“Identifiers”,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cited reference”,“Selection Criteria”选择“top 30 per slice”。得到图1。去掉重复文献,按照中心性排序,共析出14条文献,如表1。
2.1 现代学习理论奠基期(上世纪90年代)
此阶段析出三条文献,关键词可以归纳为学习自主性、建构主义。在上世纪末现代学习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外语教育技术经历着从“教”到“学”的理论转型。
第一条文献是爱尔兰戴维·利特尔(David Little)的著作《自主学习:定义、主题与问题》。爱尔兰Authentik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Ltd在1991至1997年间陆续出版了自主学习丛书,其中第一本就是戴维·利特尔这部著作。戴维·利特尔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语言和交际研究中心(Centre for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奠基人、欧洲委员会欧洲语言组合项目顾问、爱尔兰国家资助的语言整合训练培训中心主任,在语言的自主学习以及媒体技术应用方面有较高造诣。《自主学习:定义、主题与问题》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和突变值,是自主学习研究领域特别是语言自主学习领域一部重要的理论奠基性著作。
第二条文献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束定芳教授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该著作突破传统外语教学的困境,提出“外语教学研究中的重点不是设计大纲、编写教材来教什么内容,而是了解促进外语学习的条件且在课堂上创造出这些条件”(戴曼纯、刘正光,1997:75),这与现代学习理论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强调学生知识建构的主旨是一致的,因而具有较高的突变值。
第三条文献是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1997年发表在《电化教育研究》的《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外语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的交叉性领域,同时受两方面的理论影响。何克抗教授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元老,在推广建构主义理论、引领信息技术教育改革特别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该文献中心性值高达0.17,可以看作是外语教育技术领域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奠基的标志性文献。
2.2 改革探索期(2000-2005)
此阶段析出八条关键文献,是新世纪外语教育技术改革的探索期,可以用突显学生中心、注重政策引导、关注语料库建设和形成性评估等语词进行概括。
第一阶段:改革的探路石
2002年的两部著作,成为外语教育技术的探路石。
一部是华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何高大教授的《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外语教学》(广西教育出版社)。该著作在探讨国内外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介绍了多媒体系统的原理、特征、应用与发展,并着重阐释了教育技术辅助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软件设计、课堂教学设计、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内容。该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外语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结合搭建了框架,是新世纪外语教育技术改革探索的探路石。
另一部是上海交通大学杨惠中教授的《语料库语言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该著作对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语料库种类、语言数据性质等进行概括描述,讨论了语料库建设的一般原则、具体方法和程序等。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语料库不仅是学习资源,更体现了一种方法意识,即运用信息技术方法丰富学习资源从而更好助力于语言教学。
如果说《现代教育技术与现代外语教学》是一部全景式论述的话,《语料库语言学导论》则是全景图中一个单科亮点。它们从“面”和“点”两个角度为外语教育技术改革进行了探索。
第二阶段:教学要求出台,全面规划改革
200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外语教学改革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以教学要求的形式掀开新的篇章。其特点是突出了学生中心,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并根据分级教学和个性化教学需求,提出了三个层次的英语能力要求。《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掀起了英语教学改革试点的,从教材出版到课件开发再到网络教学平台开通,教学改革主旋律开始奏响。
同年,束定芳著《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既是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的有力注解与呼应,又是一部承上启下之作。该著作在全面调查分析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人学习特点和条件,就我国外语教学的课程设计、大纲制定、教材编写和选用、课堂教学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本土化的改革思路和框架,作者还通过教学实践,探讨了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等问题。该著作既是对前期外语教学改革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改革的探讨与规划,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使得其具有最高的中心性值,达到0.21。
第三阶段:理论探索与实践行动齐头并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网络化多媒体教学的必然性日益突出。那么,网络化多媒体教学的理论内涵与学科定位是什么?该如何行动?作为探讨大学英语多媒体教学的主要载体,《外语电化教学》杂志对此组织了深入讨论。其中有三篇文献得以析出。
首先是两篇理论性文献,即上海外国语大学陈坚林教授2005年发表在《外语电化教学》的两篇关键文献,《从辅助走向主导——计算机外语教学发展的新趋势》和《关于“中心”的辨析——兼谈“基于计算机和课堂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中的“学生中心论”》。前者指出,传统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式将演变成计算机主导教学模式。在主导模式下,计算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陈坚林,2005:9-12)。后者强调,学生中心是基于计算机课堂英语多媒体教学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作者并未摒弃教师中心,而是强调要根据具体实践灵活、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模式(陈坚林,2005:3—8)。这两篇文献的睿智分析,从理论的高度明晰和引领了网络化多媒体外语教学的实践活动。
实践场域的关键文献是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周娉娣、秦秀白的《形成性评估在大学英语网络教学中的应用》(周娉娣、秦秀白,2005:9—13),作者在两个教学实验的基础上,引入了形成性评估分成体系,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方面、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文献使得“网络教学”这个时代特征在外语教育技术领域进一步突显。
2.3 改革深入期(2006至今)
此阶段突出特点是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正式版)》,计算机网络作为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的时代要素得以更加明晰。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经过3年多的试行之后,教育部高教司于2007年正式颁布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该要求以18,82的高突变值位居突变榜首位。2008年1月陈坚林教授在《外语电化教学》发表了《要求更完善,方向更明晰——对07版的新解读》,提出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是教学理念国际化、多媒体教学正常化、课程管理三级化和教育环境生态化(陈坚林,2008:3—8)。该文献不仅是对课程要求正式版的深入解读,也是外语教育技术前期理论探索与实践改革的阶段性小结。
陈坚林教授还有关于网络与外语课程整合的系列文献得以析出。2006年12月,陈坚林在《外语电化教学》发表了《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下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有机整合》。2010年6月,陈坚林出版了《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整合:一项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前者从生态学视角对计算机在新模式中的地位和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特点进行分析,指出计算机网络应与外语课程进行全面整合,计算机仅仅作为辅助工具无助于改革目标的达成(陈坚林,2006:3—10)。后者则基于大量实地考察和研究,重点探索了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的手段、方法和模式,在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师资培训、教材研发等方面提出诸多具有建设性价值的观点(陈坚林,2010)。
从上述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外语教育技术在近二十年来经历了理论奠基、改革探索与逐步深入的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外语教育技术领域积累和梳理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相关学习理论,形成了独有的领域知识与学科认识,为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3 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热点与前沿
在“Node Types”加选“term”与“keywords”,再次运行CitespaeeⅡ,得到图2。
下面我们结合关键词频度和突变值进行分析。
关键词的频度可以显示近年来外语教育技术的研究热点。我们根据图谱析出的关键词列表进行分析,按频度排序,取TOP25如表2。
根据表2,可以看出,“英语教学”、“外语教学”等领域普适性关键词频度相当高,除此之外,可以探察出以下热点问题:
第一,大学是我国外语教育技术的主要场域。位列第三的“大学英语”(频度125)以及后面析出的高频词“大学英语教学”(频度65)验证了这一点。这与研究者大多处于高校且主要基于高校进行研究实验的背景有关。
第二,自主学习与建构主义一直是研究热点。从前文关键文献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建构主义理论支持下的自主学习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是近二十多年外语教育技术乃至整个大学教育领域的主旋律,因而具有较高的频度。
第三,延续多媒体优势,“多媒体教学”、“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等高频关键词被析出。值得注意的是,“网络”逐步成为外语教育技术改革的主要依托技术之一。“网络教学”、“网络环境”、“远程教育”、“网络”、“信息技术”等高频关键词被析出,这与前文关键文献析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第四,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语料库、英语听力与写作是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语料库是外语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频度高达90。英语听力与写作是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英语写作”、“听力教学”、“听力理解”等高频关键词被析出。
第五,“教师角色”如何适应教学改革?这也是研究热点之一。特别是随着课程教学要求的出台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教师如何突破困惑,找准自身的定位,更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
总体来看,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在场域上多位于高校,在理论上侧重于建构主义与自主学习,在技术支持上强调多媒体与网络,在着力点上多侧重于语料库和英语听力写作,在教师发展上则更多探讨教师自身角色的转型。
我们根据突变关键词对研究前沿进行判断。突变关键词只有22个,如表3。
表3与表2有部分重复,如大学英语、听力理解、自主学习、英语写作、网络、建构主义、多媒体等,这说明有些热点同时也是前沿问题。此外,有一些新要素被析出,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是多模态隐喻研究。多模态隐喻研究近年来蓬勃发展。它使得语言研究的关注点从单模态转向多模态、从文本的书面语言转向自然语言,这种转型本身就是外语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有力推动器。“研究多模态教学隐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研究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进而将研究的结果反馈到新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李毅、石磊,2010:47—49)“多模态引喻”的突变,揭示出外语教育技术近年来在人文化与技术化结合方面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触。
第二是通识教育。外语通识教育是国际化大趋势下外语教学改革的必然选择。在历史转型期,“业已成熟的大学英语信息化教学和正在推广的外语通识教育,这两者之间既有承上启下、又有相互关联、更有相得益彰的多重意义。”(王哲、李军军,2010:3—8)2010年5月,《外语电化教学》编辑部、中山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大学英语信息化教学改革成果总结暨外语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高层论坛”,有的学者提出外语通识教育会成为中国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转承点(陈坚林会议发言)。(王哲、李军军,2010:3—8)
第三是中小学场域的突变。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大学外语教学是我国外语教育技术的主战场,但是从突变关键词来,中小学场域的外语教学研究有上升势头。“中学英语教学”、“攀登英语学习实验”等关键词被突变出来。攀登英语学习实验是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支持下的一项旨在解决影响我国农村小学英语课程改革系列问题的综合实验方案,已经在多个省区有比较成功的实验,在教师发展、评价方式、多媒体学习资源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如果说多模态隐喻是外语教育技术前沿研究体现,通识教育则是外语教育技术的实践前沿体现,中小学场域则是外语教育技术阵地日益扩大的体现。
4 外语教育技术的学科性探讨
知识经济时代对成熟却又割裂的学科知识分布提出变革要求,学科交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外语教育技术作为教育技术与外语教学的联姻,也正在时代需求下的学科交叉洪流中悄然壮大。从前文的理论演进与前沿热点可以看出,外语教育技术是伴随着外语教学改革与教育技术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它既可以看作是外语课程教学发展的新阶段,也可以看作是教育技术在外语教学领域的衍生与壮大,更可以看作是二者有机整合后的新生交叉领域。
1953年,詹姆斯·芬恩(DJ Finn)从智力技能、实践应用、人员培训、组织交流、伦理规范和理论体系等角度提出学科建设的六大标准(Finn,1953:6-17)。显然,外语教育技术经过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深入探索,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智力技能以及比较广泛的实践应用。在人员培训、组织交流和伦理规范方面,外语教育技术也有初步探索,但有待于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大深度和广度。在理论体系方面,尽管并未直接冠以理论体系之名,但是陈坚林、束定芳、胡加圣等大批学者的系列研究已经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外语教育技术已经初步具有学科雏形(胡加圣,2011)。
5 研究结论
第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外语电化教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现代学习理论奠基期、改革探索期和改革深入期。
分类号 G250
Hotspot Analysis about Nearly Five Years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rend Prediction
Li Qian, Xu 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journal of Library Trends's articles from2008 to 201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of all 207 articles have been organized and counted. Then it analyzes data from aspects such as time, state, and cited number, and finds out the research focus of library science in it.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organized data and results of other researchers, and makes roughly predict ab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y science.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Hot issues. Study trend.
0 引言
对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进行统计与分析,不但可以发现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规律与特征,便于了解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与发展趋势;而且可以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为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事实上,国内图书馆学界一直有不定期对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总结的传统,代表性的文献有:2010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分析[1],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关键词分析[2],近五年来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计量研究[3],2008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4]等等。文献调查表明,国内目前关于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有单独分析某年的,有分析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也有分析某个时期的,系统地分析某期刊近五年图书馆学研究热点与趋势的比较少见。《Library Trends》是由世界顶尖私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版社发行的季刊,致力于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学科理论与实践最新趋势方面的文章,其2011年的JCR为0.313。《Library Trends》上发表的文章能够一定程度上代表图书馆学趋势方面的研究,对其近五年的文章进行统计与分析,可以发现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趋势。
1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当前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对《Library Trends》2008―2012年与图书馆学有关的部分文献进行定量统计与分析,并以各种图表的形式进一步分析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现状与热点问题,使人们对图书馆学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做了大致的预测。
2 数据搜集与分析
2.1 按时间分布分析
某领域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是衡量该领域学术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绘制文献数量的增长变化曲线图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该学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图1是《Library Trends》季刊在2008―2012年五年内发表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年度分布图,比较清晰地展示了在过去的五年内文献数量的变化波动情况,总体上每年的发文数量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由此可以看出在近五年内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在文章数量上的发展呈现出相对平稳的趋势,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也是处于稳定时期。
图1 2008-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
2.2 按国家或地区分析
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期刊上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该国家或地区图书馆学学科的发展态势,同时也代表着该国家或地区图书馆学发展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与水平的高低。因此,本文将2008―2012年内《Library Trends》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按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8―2012年发文数量(按国家/地区分布)
由表1可以看出,在《Library Trends》上的作者大多集中在欧美地区。2008―2009年发文作者主要集中在美、英、澳等国家,2010年开始发文作者的国别开始增加,尤其是2011年在《Library Trends》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来自15个国家,是2008年的3倍,这表明《Library Trends》期刊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
笔者对近五年内发文量较多的几个国家进行了二次统计(见图2),从中也不难发现,美国、英国等国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图2 国家/地区发文量比例图
表1和图2显示:《Library Trends》季刊中的论文主要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中美国的文献贡献率最大;在2008―2012年五年间,美国共106篇,占总发表量的68%,远高于其他国家;其次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论文数仅占12%。这是因为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在世界各国的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世界上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该期刊是美国的大学出版的,来自本国的稿源往往要丰富一些。
2.3 按被引用次数分析
从期刊文献的被引用次数,可以看出被引文献的作者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同时也能够看出发表该论文的期刊的水平与质量。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越高,同时也表明该期刊的水平越高。《Library Trends》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前十的论文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引用次数排名前十的论文全部来源于美国,可见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处于国际领先位置,美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质量和数量都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这10篇论文的内容来看,有的是讨论分布式环境中的机构库和研究数据管理的问题[5],有的是研究休闲活动中的信息共享问题的[6],有的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不一致的相关性判断的影响对信息检索测试的结果[7]等。其中有许多论文的主题都很有吸引力,如:图书馆机构库面临着适应还是死亡的问题,大部分图书馆的持续低资源问题使分享数据的代沟进一步恶化了[8];黑暗数据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它有可能在你还没有充分利用完它的时候就消失了[9];三个重要人物对塑造图书馆评估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10]等。
表2 2008―2012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2.4 按主题分类分析
对图书馆学某期刊研究主题的分析,能够发现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变化情况与发展趋势,笔者将2008―2012年内《Library Trends》发表的文章数量按主题进行分类,其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按主题分类分析
从图3中可看出,近五年《Library Trends》发表的论文主题主要有: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技术和数字图书馆这四大类。通过对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图书馆服务不仅仅只是对读者的信息服务,还应该体现在对图书馆的总体质量、图书馆的环境、图书馆的宗旨等方面;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图书馆学从信息层面的研究转向对知识层面的研究,对知识资源的组织建设与开发管理成为图书馆事业的重点,知识管理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图书馆管理已经从原先对信息的管理升华到对知识的管理;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图书馆技术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图书馆技术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图书馆学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使图书馆技术得到完善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数字图书馆,此后数字图书馆便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
3 国外图书馆学研究趋势预测
3.1 美英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依然是主流
从图书馆学诞生至今,美英等国家在图书馆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多的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学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美国的众多图书馆学家如谢拉、杜威、切尼克和皮尔斯・巴特勒等,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之父”爱德华兹以及帕尼兹等都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前期的优势加上后期的努力使英美国家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引领作用。
3.2 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研究成为热点
通过分析近五年《Library Trends》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①2010年对各地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非常频繁,相关研究表明国外国会图书馆的发展主要朝着两个方向:正在通过整合与其他议会办公室和部门的服务成为文档中心;扩展了自己传统角色,服务于公众[11]。②2011年研究监狱图书馆事业的论文明显增多,相关研究表明独特的监狱环境对图书馆事业的挑战越发凸显[12];经济和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囚犯是否能够从监狱图书馆获得满意的图书馆服务[13]。
3.3 出现了一些对图书馆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通过分析近五年《Library Trends》发表的论文可以发现:Gerould James,Lancaster和Webster Duane 等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在2008年很多图书馆学者对 Lancaster进行了采访和研究,Lancaste对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版的专著《图书馆服务的评量与评估》是最早将新观念和新方法用于图书馆服务评量与评估的研究著作之一,成为图书馆绩效评估的重要著作,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肯定。阅读与分析这些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对图书馆学相关研究领域有更深层的理解与启发,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预测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
3.4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成为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
数据分析表明:各地区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依然是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人们对图书馆建筑的研究也产生了兴趣。在图书馆学的发文中,信息素养、电子化、书目检索、数据保存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一个定性内容分析样本中的国民信息素质政策是否由国家或专业机构的认可[14];应用数字知识活动可以塑造和叙述过去和现在,从而影响未来的建设[15];对书目检索提供一个框架,确定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购买建议的有效系统,充分识别问题与目录地址本地搜索[16]。因特网的发展,推动了信息服务手段向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数字化搜索引擎得到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促进着信息素养的发展。
4 结语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Library Trends》2008―2012年所发图书馆学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研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时间分布、国家或地区、被引用次数、主题分类等主要方面分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图书馆学事业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图书馆学事业的主要力量和重要角色;图书馆学的热点研究问题集中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技术、图书馆服务和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的大潮下,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知识管理,对知识资源的开发、组织、利用和管理成为了重要的研究热点。本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预测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同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Library Trends》是季刊,本研究分析的样本数量相对不够大,虽然该期刊发表的都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论文,但是其他期刊上也有这方面的文章,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其他期刊关于图书馆学趋势方面的研究对国外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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