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管理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研发管理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二、与SOLIDWORKS研发管理平台的集成

当然，对于使用SOLIDWORKS软件的企业而言，SOLIDWORKSInspection则可以发挥更大的优势。它可以作为一个插件无缝集成到SOLIDWORKS软件中。在创建工程图时，设计师可以在设计阶段就将用于质检的尺寸标注为审查尺寸，从而在保存为供质检部门使用的PDF格式的检测图纸时，无需使用OCR的识别功能，便能自动创建带球注的检测文档。在SOLIDWORKS研发管理平台构架中（图4），提倡的是在总体项目计划控制下进行基于三维的并行协同设计，设计BOM到制造BOM延展，建立以产品结构为核心的产品设计数据库。它要求企业把跨学科并行协同三维设计的理念运用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如图5所示。而质量检测作为跨学科协调设计的重要一环，必须摆脱传统手工耗时的检测手段，使用创新的自动质量检查报告解决方案，使得整个SOLIDWORKS研发管理平台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只有跨专业协同设计（图6）的工程师都采用了高效工具之后，才能保证设计反馈更加及时，从而从整体上缩短新产品的研发周期。

篇2

1.2IPD体系框架IPD体系框架是IPD的精髓，它是业界最佳实践的集成。它具体包括7大要素，可概括为市场管理，含客户需求分析、优化投资组合和衡量标准；流程重整，含跨部门团队、项目和管道管理、结构化流程；产品重整，含异步开发与共用基础模块。

1.2.1基于市场需求及投资理念的市场管理IPD首先强调产品开发及创新是基于客观的客户需求分析，采用$APPEALS方法，从8个方面对产品进行客户需求定义和产品定位，开始就要把事情做正确，缺乏清晰及时的市场需求往往导致项目方向偏离和产品失败。其次，IPD认为产品开发是企业的一种投资组合，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企业需要最大化资源的使用效益，聚焦企业战略，在符合企业战略的前提下，产品开发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服务方向、市场需求、企业优势、资源条件、竞争对手情况、收益目标等因素。最后，IPD认为产品开发也是一种投资决策，需要企业高层参与，从产品调研阶段开始就评估产品的可盈利性。并且，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以业务决策的方式，随时评估产品的可盈利性，及时终止亏损项目。

1.2.2基于协同理念的流程重整IPD通过跨部门的团队、结构化的流程、项目和管道管理来加强协同。在IPD模式中，跨部门的团队分2类：一种是集成产品组合管理团队（IPMT），是IPD体系中的决策机构，由企业高层及各部门主管组成，负责制定企业愿景、战略，对各产品线运作进行指导和监控，并推动各产品线、研发、市场、销售、制造、售后服务和物资采购等部门的协作；另一种是产品开发团队（PDT），团队成员一般包括研发、市场、财务、采购、制造、技术支援、质量师等，在PDT经理的领导下，以一种跨功能部门的方式工作，保证沟通、协调和决策的高效。另外，产品开发是一项复杂活动，涉及到各个部门。IPD通过将产品开发划分结构合理、定义清楚的过程来管理这些庞大而复杂的活动。对单个项目的管理以PDT团队和结构化的流程为基础，通过全流程计划进行监控和协调。管道管理是通过分析一定时期内的业务策略，对项目及其所需资源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及平衡的过程。

1.2.3基于并行工程的产品重整提高研发效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IPD的有效手段是产品重整，产品重整主要关注于异步开发和共用基础模块。异步开发模式的基本思想并行工程，是将产品开发在纵向分解为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任务，如最终产品、平台层、子系统、关键技术等层次任务，并行开发不同层次的所有任务，从而减少各层次任务的依赖关系，快速、高效地进行产品研发。共用基础模块是指那些可以脱离具体产品，在不同系统之间共用的零部件、模块、技术，是企业内部的积累和共享机制，是异步开发的基础。

2IPD对军工企业研发管理体系的借鉴作用

军工企业与完全竞争的民品行业相比，有明显特点：一是主要市场为国内市场，与军兵种有关，市场属有限竞争；二是所承制军品以承接任务为主，中途基本不可停止。但是，随着军工企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一些变化，国际市场打开局面；国内军兵间的市场有融合趋势，由以前被动承接任务，向引领用户需求发展。这些变化，对军工企业以前立足于单领域、单项产品的研发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给引入IPD研发模式带来了契机。笔者认为，IPD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军工企业研发管理体系有借鉴作用。

2.1构建产品战略及规划体系军工企业过去不重视成本，但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没有利润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发展的机会。因此，军工企业可以借鉴IPD的市场管理工具，成立企业的IPMT团队。通过需求分析、投资组合分析以及可盈利性评估工具，将有限资源用于最有市场机会和产品组合上，构建企业的产品战略、产品线战略、产品开发的路线图，并在具体产品开发过程中设置阶段性的投资决策评审点，时时关注可盈利性，及时终止没有前途的产品。

2.2构建跨部门的产品开发团队军工企业内往往技术职能部门过于强势，产品开发团队相对弱势，产品开发受技术职能部门影响较大，而IPD强调集成产品开发团队是跨部门团队，是一个重度矩阵结构，产品开发不仅是研发部门的事。它将产品研发（从项目立项一直到产品推出市场，可以大批量生产为止）的相关环节统一到一个团队中进行管理。团队人员不仅对职能经理负责，更要对相关的项目经理负责。IPD的模式有其优点，因为他有一个最终负责人，这个小组必须对最终结果负责，避免职能部门互相推诿、各自为政，出了问题总是找不到责任人的现象，也提高了沟通、协调的效率。因此，军工企业可能将项目研发的责权利适当向产品开发团队倾斜，让产品开发团队人员都参与到产品研发过程中来，在产品开发之前做出相关联的规划，产品过程中相互协调，以保证产品从始至终都保持技术领先、成本合理且符合市场需求的优势。

篇3

1.1数据库设计数据库用于存放工具信息，包括工具名称、使用记录等，以文本形式记录在Access数据库文件里，数据库设计得完善有利于程序的简化，因此应设计合理的数据库文件，以满足应用程序使用。数据库设计成两部分：一是工具基础数据，记录工具的参数信息；二是工具使用数据，记录工具进出信息。

1.2应用程序设计应用程序用于读取工具数据库信息，是计算机程序与用户的人机对话界面，班员无需查看数据库文件，从应用程序显示界面里能了解工具信息，通过应用程序实现人员登录、使用、归还等功能。

1.2.1登录：校验班员名与密码的正确性。在图2的登录界面上设置一个Combo1.text复选框，里面存放班组人员姓名，再设置一个文本框，可输入登录密码，程序设计。ToolUse.LogN=Combo1.Text----读取Combo1里的班员姓名IftxtPassword="123"Then----判断密码LoginSucceeded=True----密码正确标记UnloadMe----关闭登录窗口ToolUse.Show----显示工具管理程序界面ElseMsgBox“密码错误，请重输!",,"登录"班员选择用户名，然后填上密码，按“确定”按钮，如果密码正确，则登录为True状态，如果密码不正确，则提示“密码错误，请重输！”。

1.2.2使用：记录使用工具信息。在图3的应用程序界面上，设置“使用”按钮。

1.2.3归还：记录归还工具信息。在图3的应用程序界面上，设置“归还”按钮。

1.3程序健壮性设计程序的健壮性（Robust），也称为程序的容错性。它反映了程序正确处理错误数据和错误操作的能力。编制一个合理的应用程序，遇到用户错误输入时，应该首先判断用户输入的数据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再进行计算。不合法，应提示用户。班员在要使用一件工具，在输入工具编号时写错了编号数字，导致应用程序查询不到该编号对应的工具，设计如下代码，程序将给出错误工具编号提示，提示班员正确输入编号。

篇4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DA|从0至1.03不等，均值为0.0817，标准差为0.08673，较为符合离散程度。REAL-CAP即企业当期从研发支出资本化中转入资产的数额，最小为0，即本期该企业没有转入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ELSE-CAP即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除转入资产外的减少值最小值为0，表示本期该企业没有除转入资产外的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2.回归分析及结果说明。从数据结果可知，REAL-CAP与|DA|不显著相关，从而验证了H1：企业研发成功并转入资产的研发支出不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LSE-CAP与|DA|显著相关，且标准系数＞0，说明该指标能显著导致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增加从而验证了H2：企业通过其他途径再次计入当期损益的资本化研发支出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主要的原因是，在新会计准则下，企业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选择上有一定的操纵空间，部分企业会利用此进行盈余管理。但由于企业在确认无形资产是须符合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因此企业为达盈余管理目的而确认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会因最终无法确认为无形资产而通过计入当期损益等其他方式转出。因此转入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不会不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而企业通过其他途径再次计入当期损益的资本化研发支出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篇5

关键词：研究与开发支出独立调整资本化

一、对现行R&D支出的会计处理方法综述

（一）国际上其他国家对R&D支出的会计处理

对研究与开发（research&development简称R&D）支出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抑或是采用其他做法，已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目前，国际上对R&D支出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方式：

1.全部费用化。即将R&D支出全部作为费用，记入当期损益。采用这种做法的主要有美国、德国、荷兰等国。

2.全部资本化。即将R&D支出在发生时全部资本化，并在未来可取得收益的期限内摊销。采用这种做法的有意大利、法国、日本、巴西、瑞士、瑞典等国。

3.有选择的资本化。这种方法是事先确定一个用以资本化的标准，当R&D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时予以资本化，达不到资本化条件的则予以费用化。目前英国的做法及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是遵循的这一原则。

1997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了《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商誉和无形资产》，该准则将R&D支出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种类型划分，前两种类型作为期间费用的处理，后一种类型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准则具体规定了5个条件）才能予以资本化。同时修订后的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第13号，允许企业将以前已费用化的R&D支出，在原来导致其费用化的不确定因素消失后重述。也就是说，如果项目开发成功并且市场前景看好，那么以前已费用化处理的R&D支出便可以“扣”出来增加开发成功的无形资产的成本。

1998年9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正式公布了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即《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简称IAS第38号）。该准则规定：为了评价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是否符合确认标准，企业应将自行开发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同时指出：研究阶段不会产生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这个阶段发生的支出或费用应在发生当期确认为损益。而在开发阶段，则可能产生的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而某些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准则第45条具体规定了6个条件）开发费用应予以资本化。其成本为自R&D首次符合无形资产的基本确认条件和其后发生的支出总额。该准则第59条又规定：“报告企业在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或中期财务报告中初始确认为费用的无形资产项目支出，不应在以后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的一部分”。即已经确认为费用的部分不得在确认无形资产时予以转回。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的做法和国际准则的规定在形式上颇为接近，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现行实务中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会计准则所遵循的原则与国际准则的规定大抵相同。

（二）我国对R&D支出的会计处理

我国无形资产准则立项于1993年初，并成立了项目组。1994年12月，项目组完成了项目征求意见稿，并对外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来看，对自创并依法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如何确定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应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做法，将符合资本化条件的R&D支出予以资本化，并作为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成本的一部分；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将R&D支出全部费用化，因为费用化的做法在股份有限公司试用没有发现存在较大的问题；还有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采用费用化的做法，但对高新技术企业的R&D支出应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允许采用部分资本化的会计政策。

1996年12月，项目组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草案）》。1997年英国颁布了无形资产准则。1998年，IASC公布了国际无形资产准则。我国在借鉴国际无形资产准则及其他国家相关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对原草案作了一些调整，于2001年1月18日正式对外公布实施。

我国准则规定：“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予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二、对上述各种R&D会计处理方法的评价：

（一）全部费用化

这种作法以美国为代表。美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正式颁布无形资产准则，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却早于1978年10月就颁布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2号—研究开发成本的处理方法》。准则规定，除采掘业以外的所有企业的R&D支出均在发生时作为费用处理。其于APB公告第4号《企业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上表述的把成本确认为费用的三个原则是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具体如下：

①结合原因和结果。一些成本依据与特定收入假定的直接联系而被确认为费用...把他们确认为费用就完成了对收入的确认。

②系统合理的分配。如果一项资产的收益期是几个期间，在缺乏比原因结果更直接的基础时，以系统合理的方式把成本分摊到各期。

③即期确认。一些与当前会计期间有关的成本被确认为费用是因为：⑴发生在该期间的成本没有提供可辨别的未来收益。⑵在以前年度被记录为资产的成本不能再提供可辨别的收益。⑶不论是以与收入的联系作为分配基础，还是在几个会计期间分配成本都有被认为是没有有用的目的。

由于R&D支出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及与未来收益间缺乏必然的因果联系，所以不适用“结合原因和结果”的原则和“系统合理的分配”原则，只能立即确认为费用。

费用化的处理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端：

1.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目地在于取得技术成果，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具有典型的投资动机。如果将R&D支出费用化，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之外，就会形成可能对企业经营起重要作用的大量账外资产的存在。

2.由于费用化的处理，企业未来极具超额获利能力的无形资产不能在表内报告，反而使本期经营成果大幅下降。由于信息误导，容易使会计报表使用者产生悲观情绪。尤其是在两权分离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费用化的处理无疑助长了经营者的短期行为。管理层通过对R&D项目少投入甚至不投入来保证净资产收益率等考核指标的实现，而使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后续发展无力。

在现行的实务中我们也注意到，费用化处理的方法在美国也没有贯彻始终。比如：对内部自创计算机软件发生开发费用的处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68号指出：内部自创计算机软件发生的，属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应在发生当时计入损益，直到为所开发产品建立了技术可行性为止。

（二）全部资本化

赞同此方法的人认为：企业开始研究开发活动是希望获得未来收益的。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企业也不会从事这些活动。R&D支出的效益应从公司的整体来看，而不能从个别研究计划来看。若其中的一项成功了，而其余的失败了，则失败的计划是那项成功计划所应付出的代价，因此全部R&D均应资本化。

该方法至少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

1.开发项目的未来收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研究开发项目成功的概率由Booz­Allen&Hamilton合著的《新产品的管理》（芝家哥，1968年）作过了详细的研究。我们要讨论的是，企业即使能够证明失败项目和成功项目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开发成功之前，由于没有成本负担载体，归集于无形资产项目的支出，只能累积，不能调整。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不符合资产的定义。

2.支出和收益之间缺乏因果关系。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以确认成本与收益相联系，甚至连间接的相关联也难以成立。MauricesS.Newman在《R&D支出的等量收益》、OraceJohnson在《R&D会计的继续探讨》、AlexJ.Milburn在《研究开发支出与随后收益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分别通过计量期后销售、收益或行业销售份额，没有找到R&D支出和增长的未来收益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FASB同时也认为：现代会计理论不是从总体来决定资产的价值，而是就个别的交易来判断。而且，一个企业的全部研究开发计划可能有一些不同完工阶段的项目和最终成功的确定性不同的项目组成。如果R&D支出在全企业的基础上进行资本化，那么富有意义的摊销方法就不能形成。因为受益期无法确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会计研究论文集》第14期上报道的调查也表明，90%的公司原则上倾向于R&D支出由当期的收益弥补而不是从新产品的收益中得到弥补。

（三）有选择的资本化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是全额资本化或是全额费用化的做法，都有着较大的不合理性，其共同的缺陷是把本来较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么有选择的资本化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费用化或是资本化作法的不足，理论上显得比较完美。但在实务的操作上却出现了很多困难：

1.难以制定出用于不同企业、行业的可比标准。FASB在无形资产准则制定的过程中考虑了诸多用于判定开发成功的标准，包括：“技术上的可行性”、“可销售性”、“有用性”、“未来收益可能性”等，但上述因素中，没有一个有利于建立应用于所有企业的客观的可比条件。

2.对于满足条件的费用资本化，那么R&D支出中仅有部分资本化并摊销。这样资本化的数额就不能表示未来收益的全部发生成本，资本化的定期摊销数也不符合收益与成本的配比。

3.有选择的资本化也许会溯及以前发生的成本的资本化。对以前确认为费用的成本的溯及违背了对其他事项的现行会计实务，即对其他事项的最初的会计处理是不能因事后结果而发生改变。

在前述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会计实务中并没有理会对以前确认为费用的成本的溯及是否违背现行会计实务的问题。其次，英国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没有涉及对R&D支出的处理，只对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提出了标准，即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仅可在有易于确定的市场价值时予以资本化。这实际上是给企业了一种选择权。如果企业选择将内部产生的无形资产资本化（符合以上提到的“有易于确定的市场价值”），那么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应贷记重估价准备（“revaluationreserve”），以后，还应持续的进行重估价。

（四）我国对R&D支出的会计处理

1.我国做法同国际准则相比较的差异

1)对R&D支出过程不加区分。即并没有将研究开发过程按研究阶段、开发阶段或是其分划分方式予以划分。

2)确认资本化的条件不同。国际准则中以开发达到实质可行性为划分界限，同时附加了促使该开发最终完成的其他条件（准则具体规定了6个条件）。我国是以依法申请功为条件。从该条件来看，如果开发成功而没有申请也不能作为无形资产来核算。如自行开发的专有技术。

3)包含的资本化成本范围不同。国际上是自R&D支出首次符合无形资产的基本确认条件和其后发生的支出总额。如某企业2001年全年累计发生R&D支出1000万，其中该年12月1日至31发生200万，该企业的研究开发项目自该年12月1经鉴定达到实质可能性标准，则本年应予以资本化的金额只能为200万。若该企业2002年又为该项目发生了500万的支出，则2002年末该无形资产在不发生减值情况上的价值就是700万。而我国是将开发过程中的所有支出均予以费用化，只是将依法申请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当作其成本予以反映。

2.对我国做法的进一步分析

我国准则对R&D支出会计处理的规定的出发点是希望同国际规定保持一致。只是签于目前我国的资评估体系尚不完善，对无形资产是否达到实质性确认标缺乏权威机构的认定，于是便采用了一个简便折衷的办法，以申请成功与否作为确认的条件。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企业的R&D支出通常很大，而律师费、评估费等中介费用相对则显得微不足道。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中所列示的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既不代表其原始成本，也不代表其未来的收益能力，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其会计处理方法的实质仍然是费用化的处理。

由于本质上的费用化，所以自然回避不了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的弊端，目前我国企业核心技术开发能力的缺失正与此息息相关。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是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2001年全省专利申请量12829件，居全国第二位。但对这些申请专利进行分析后发现两个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一是发明性的专利少，只占总数的8%。二是分布不均匀，绝大多数专利集中在仅占全省企业总数5%的企业中，而其他95%的企业是一片空白。杭州市是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2002年杭州市的知识产权局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市65000家企业中，98.7%的企业从来未拥有过自己的专利技术。即使在全市的400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拥有授权专利的企业也仅有91家，仅占22.8%（文汇报2002年9月3日）。

三、对R&D支出的独立调整资本化

(一)对R&D支出会计处理方法的进一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其实务操作来看，将R&D支出按照合理的方式予以资本化已是大势之所趋。合理资本化的做法尽管相对比较复杂，而且现行的有条件资本化方法中也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它是毕竟是在纯粹费用化或纯粹资本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着眼点就在于力求规避上述两种处理方法的弊端。而人类文明进步的本身就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至于到底以哪种方式资本化、资本化多少更合理，恰是目前人们正在热烈探讨的问题。

我国理论界一致认为：严格按照国际准则的做法在我国尚不可行，原因是国际准则的做法依赖于科学而完备的评估、鉴定体系。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运行，资产评估体系还不够完善，对于某个具体开发项目而言，要明确地定出研究阶段何时结束或开发阶段何时开始往往是很难的，不宜操作。而且，允许将R&D支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实际上给某些企业利用开发费用资本化政策调节损益留下了空间，加大了投资的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鉴于此，有人提出在R&D支出时先予以资本化，确定为无形资产；若研究开发活动失败，则按追溯调整法一次性注销；若研究开发成功，则按无形资产的摊销规定予以摊销①。这种做法尽管引入了追溯调整的概念，但没有解决全部资本化本身存在的问题。又有人提出通过对企业历史资料或行业状况的分析，确定一个资本化比率，将R&D支出按该比率资本化②。该种方法在理论上缺乏足够的依据，因为确定资本化比率的本身就意味着开发成功的概论是可以预测的。还有其他一些提法由于其观点存在有明显的缺陷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本文认为，应当将R&D支出首先在一个单独设立的账户中予以归集，同时设立一个失败准备备抵账户；在研究开发活动延续各期，按项目进度及预期结果的确定程度计提或转回失败准备金；当项目结束后，根据最终成功与否或转入无形资产或转销为费用。为了有别于前述处理方法的命名，突出这种做法在独立账户中[1]资本化且准予调整的特点，我们顾且称其为独立调整资本化法。

（二）对R&D支出独立调整资本化的实务操作的构想

1.设置“研究与开发”和“研发失败准备”账户。“研究与开发”是一个资产盘存账户，而“研发失败准备”账户是其备抵账户。

2.发生R&D支出时，借记“研究与开发”，贷记“原材料”、“应付工资”等账户，期末计提失败准备时，借记“管理费用”，贷记“研发失败准备”

3.当导致计提失败准备的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对已计提的失败准备可以在其计提的范围内予以转回。涉及到以前年度的，按追溯调整法予以调整。这时借记“研发失败准备”，贷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同时调整其他相关科目，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贷记“盈余公积”、“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等科目。

失败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方法可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执行。CPA在进行年报审计时，可对其进行详细认定。

4.发成功并取得专利或专有技术时，经对其评估和认定，可结转部分开发成本。此时，借记“无形资产”，贷记“研究与开发”。当能够确定某项目已经失败时，借记“管理费用”、“研发失败准备”，贷记“研究与开发”。

5.产负债表中增设“研究与开发”及“研发失败准备”两个栏目。两个栏目数值的差额即为R&D支出的净额。

6.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至少披露以下信息：

a)R&D支出的本期发生额、累计发生额，本期已转为无形资产的数额、累计转为无形资产的数额。

b)本期研发失败准备计提比例或依据，若有转回的应当详细披露转回的原因及依据。

c)本期计提或转回研发失败准备的数额，累积计提或转回的研发失败准备数额。

（三）对R&D支出独立调整资本化的优缺分析

1.这种方法首先将R&D支出单独列示，充分披露了R&D支出的现状及前景，满足了企业内外的信息需求。

现代研究开发不论是从开发到应用的间隔时间、开发的性质、开发的规模和目的都有别于往日。我国专门从事无形资产方面研究的专家蔡吉祥在《无形资产学—会计改革趋势探讨》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出于管理的目的，还是出于会计核算的目的，客观上都要求对R&D支出单独核算，以对其进行事先预算规划，事中成本控制，事后分析考核、奖惩兑现或在联合开发各方进行利益享有分配。

其次，从市场的调查来看，不管是美国、韩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等地的股票市场，科技类股票的市盈率普遍高于其他各类股票，而且股价也很高。这说明了“科技含量”已成为企业价值的组成部分，也已获得社会广泛投资者的认可。在人们普遍接受以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理财目标时，对R&D支出单独核算既可行有又必要。

2.该方法在资本化的基础上，通过设立“研发失败准备”备抵账户，使R&D支出的账面价值趋向于其可能的未来收益水平，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不会改变报表本身的性质；待项目结束时决定是转入无形资产还是转销为费用，这将有条件资本化中难以确认标准的问题予以迟延，避免了决策的困难；同时，由于备抵账户的缓冲，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利润的大幅波动。

3.这种做法的构思及流程同投资类账户和固定资产类账户趋于一致，减少了报表使用者的理解难度，提高了报表的参考价值。

总之：对R&D支出单独核算是借签了中外对R&D支出的现行做法的基础上，又结合我国目前的现状，尽可能地兼顾到企业内外部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显得更为科学合理。但这种方法要求对“研发失败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否则也有可能出现企业利用这一政策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蔡吉祥《无形资产学》.海天出版社.1999.6第2版

2.王道振,陆德民《西方财务会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2第1版

3.盛明泉《试论研发支出的合理资本化》.安徽财会.2003第3期

4.邓小洋等《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新视角》.河北财会.2003第1期

5.李晓峰,郭洪仙《构筑我国企业战略竞争能力的平台》.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3第3期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2002》.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0第1版

7.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

8.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200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7第1版

篇6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标,它带来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此,个人不再依赖神的指引,成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为私法自治的权利主体,人类思想的进化从神学阶段转入理性的主体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主体性理论进行解构,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的出现。以主体性理论为向度,上述进程可以表述为“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主体性理论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理论时代”,当然,即使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今天,主体性理论仍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把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看作是“神主体论”,则人类思想史可表述为“神主体性——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个性主体性阶段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理性的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用简明的哲学表述,这两个转换的标志分别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阶段转入形而上学阶段(法哲学),这一阶段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性,即“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但这时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不同。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本文称之为“法官主体性”的法学。到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出现了以“个人主体性”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学派为主。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

一、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主线

西方主体性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哲学命题。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的基础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萨维尼之后,他的“民族主体性”理论被其弟子演化成为概念法学。萨氏认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那么,对于人们、特别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创造法律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现法律的问题。到了以温德夏特为代表的概念法学那里,法律规范具有其肯定的、不变的和确定的内容,“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只需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把它适用至个别具体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窒息了主体性的发挥,为新分析法学、社会法学所批判,即本文所称“法官主体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体性的法学——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

同概念法学一样,分析法学也认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恶法亦法,我们暂且称之为“者主体性”理论。后来哈特发展了分析法学,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引入分析法学,形成所谓新分析法学。哈特认为,法律具有空缺或开放的结构,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法院在处理处于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时,必然发挥法官的主体性,进行法官造法。这种边缘的模糊地带,实质上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划归权利法学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将法律中的规则和原则、准则相分离,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而多个原则、准则可以适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对同时适用的不同原则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确”解。这是德沃金为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释理论。

在法官的主体性上,新分析法学认为,法律是确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释法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纪初德国产生了自由法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直觉因素和情感因素,强调法官的自由裁定权,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衡平去发现法律。社会学法学的兴起,进一步贬抑了演绎逻辑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语)。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则把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到新的高度。卢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研究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他论证说,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

法官主体性法学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点和规律。这与普通法的预设前提是有关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这个预设被认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就国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一事发生争执,国王说:“朕以为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natural?reason)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里的人为理性,显然与自然法中整齐划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样的,而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养成的理性直感。这正是本文将“法官主体性”独立于理性主体性的依据之一。

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法律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体性——一种经济分析法学的图式

经济分析法学派反对自然法的理性,反对分析法学的逻辑理性,也反对对话理论中的商谈理性,在对待法律的客观性问题上,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波斯纳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沟通无法达到对法律的共同的客观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达成对法律的客观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体间达成这种共同性,几乎是一个人们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一种自认为是普适于人们的共同性因素,即人们对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法律而言,特别是对于和财产相关的法律,如侵权法、契约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众的经济学理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以成本和效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对于达致对法律的客观性解释是有效的。

经济学提出的“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在人性论上的普适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性”,即“经济人理性”主体性呢?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从而变为人类的另一个牢笼呢?“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的画像,那么是否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表面上反对“理性主体性”,实质上又回到了“理性主体性”的窠臼呢?

确实,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与自然法学中的理性人本无二致。这只要回顾一下启蒙时代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与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对应就可看出来,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与物权客体的稀缺性和物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由古典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边际效用的原理,使经济学上理性人假设的“画像”更为丰富,利他主义行为被解释为由助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成为主体效用收益,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从认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了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通。

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早期是从伦理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比如经济历史学派的瓦格纳,将经济动机二分;马歇尔也提出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从认识论角度批判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对利益的认识为前提,因此经济人的表达中蕴含着绝对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经济人这一伦理人性论问题隐含着认识论问题,通过研究认识论可解决伦理人性论问题,行为经济学则依此将伦理人性论与认识论贯通,将人性论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质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据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将经济人假定从一个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此后,行为经济学继续西蒙的理论路线,并将之与“经济人”假说研究的传统伦理方面结合,通过人们内心的认识偏见与扭曲批驳完全理性,通过影响人自治的因素批驳完全意志力,通过制度人批驳完全自利,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还原了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包括自然法学在内的传统法学上“理性主体性”的伦理人性论方法,实现了从方法论上的认识主体性,从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义。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篇7

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有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之分，前者又称票据的灭失，指票据从物质形态上的丧失，如被火烧毁、被洗化或被撕成碎片等。后者又称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在物质形态上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脱离了原持票人的占有，如持票人不慎丢失或被人盗窃或抢夺。

票据的丧失在票据实务中经常发生，由于票据具有流通性和无因性等特点，使得票据在丧失后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济措施，很可能导致失票人丧失票据利益。但是同时，失票人所采取的措施又必须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否则不能产生相应的救济效果，我国法律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如《票据法》中规定有挂失止付制度、公示催告制度、提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专门公示催告程序的规定等。这应该是我国票据立法前瞻性的一个表现，但措施的操作性差，这是其中的不足。笔者就曾遇到有人到银行止付汇票，但由于单位签发的均为非现金汇票，全国各地都可兑付，如何挂失？到哪个法院去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在现在电子记账的时代，也许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汇票就被人套现了，同时，法律对此类汇票也做了禁止挂失的规定，因此，银行对此类业务一般是不予受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特别是WTO加入，贸易大量增加将使非现金结算成为主要方式，流通票据丧失后如何补救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下面以银行汇票为例来分析票据丧失后的我国法律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法律对票据丧失后权利救济的规定

1、挂失止付制度

挂失止付是我国传统的做法，自民国以来就有，一直保留至今，1929年票据法第15条规定：“票据丧失时，执票人应即为止付之通知。”我国现行《票据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的票据除外。”

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向付款人告知票据丧失的情形，指示付款人对已经丧失的票据停止止付。现行的挂失止付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发出挂失止付的主体只能是真正票据权利人，即只限于那些能够依靠背书的连续性证明其权利的存在，并且是以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人。（2）必须是权利人已经丧失票据，而且丧失的票据是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9月19日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付款人挂失止付。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3）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讼。”这说明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付款人在得到挂失通知之后并没有对通知事实进行审查的义务，只不过为了防止失票人到法院采取措施之前发生票款被他人冒领的危险，付款人协助采取的救济方法，权利人要想确定其对票据权利的拥有，必须有人民法院依公示催告程序予以除权判决或通过诉讼解决。

挂失止付中，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责任有一个时间限制，《支付结算办法》第51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前，已经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但是，付款人或者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付款的除外。”这说明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时，只有查明确未付款，应立即暂停支付。假如票款在挂失止付之前已被恶意持票人冒领，付款人或其人在已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的前提下就不再承担责任，失票人只能自己承担向不当得利人或侵权人请求返还利益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而且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日起12日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日起，持票人提示付款并依法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

2、公示催告制度

公示催告是指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示催告的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申报权利，逾期无人申报，作出宣告票据无效（除权）判决，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章专门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作了更细致的规定。在此不一一赘述。

3、提讼制度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提讼是我国《票据法》规定的失票人对丧失票据予以补救的另一方法。但仅有《票据法》第15条的规定，而对于提讼的条件、程序、判决等具体内容我国尚没有法律规定，这在实践中是无法操作的。这有待于我国的有关部门在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这方面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

二、实践中票据丧失后法律保障应用的分析

1、我国汇票结算方式的沿革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国大部分银行还是手工签发汇票，银行接到汇款人提交的汇票委托书，审查无误后，办理转帐或收点现金。签发行和兑付行通过“联行往来”“汇出汇款”科目结算。当时的联行往来一般通过邮寄的方式，银行有专门的联行信封，但这种方式比较慢，而且也怕邮寄途中丢失。因此汇票上一般填写兑付行的行名和行号。主要规定有：

﹙1）签发跨系统转帐汇票，兑付行名称和跨系兑付行名称可以不填，但必须填明兑付地名称。

（2）签发限额（当时规定为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银行汇票（不分系统内外），均应在汇票上填明兑付地指定兑付的银行名称和行号，同时签发行应于当天（最迟不超过次日上午）向指定的兑付银行按规定格式拍发核对电报。

九四、九五年以后，随着电脑的普及，银行逐渐用多用户电脑记帐代替了手工记帐，银行各支行之间也逐渐联网，由刚开始的市联网发展到现在的全省联网，这样，虽然签发行签发汇票和兑付行兑付的基本核算手续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把以前的联行往帐、联行来帐科目换成了“清算资金往来”类似的科目。但联行资金的结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消了以往的邮寄方式，直接通过网络清算，当天兑付汇票，当天清算汇差，缩短了联行资金的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的安全性和利用率。九六年，《票据法》出台，签发汇票的主要规定也发生了变化：

（1）签发行不得为单位签发现金银行汇票。

（2）签发行为个体经济户或个人签发的填明“现金”字样并填明付款行的银行汇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签发行或付款行挂失止付。

（3）签发50万元以上的大额银行汇票，需要向人民银行移存资，移存资金的方法、时间以及大额银行汇票的兑付和结算，必须按当地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这一条随着经济和网络的发展已成为多余，于1997年12月1日随着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颁布实施而被取消。只有各商业银行跨系统汇划款项和系统内50万元以上大额汇划款项仍通过人民银行清算资金和转汇。）

从我国签发汇票方式的变化可以看出，在手工签发汇票时期，由于填写兑付行行名和行号或兑付地名称，失票人可以有一确定的“付款地”，三种制度是适用的，而现在由于“非现金银行汇票”取消了填写兑付行和兑付地的规定，没有了确定的票据支付地，三种制度的法律规定已成为海市蜃楼，只能看不能用。

2、协助防范的应用

事实上，我国实践中对大额转帐汇票也有协助防范的例子，以前是通过传真，现在由于银行之间的网络化，则直接通过清算中心发邮件，各行打印出来，迅时便可传遍全国。下面举一个协助防范的例子。

关于协助防范一份遗失银行汇票的通知

1998年×月×日××字（1998）第×号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苏州、三峡、济南、杭州、浦东分行：

接××省分行报告，其所属××市支行（行号××）签发的一张银行汇票在持票人手中被盗，出票日期为1998年×月×日，汇票号码为××，金额为××元，汇票申请人为××公司第三项目经理部，收款人为××公司。

请各行接此通知后，速转发所属，协助防范。如发现该汇票，应立即与××省××市支行联系。

联系电话：×××××

联系人：×××

但这种范例并没有被立法上所采纳，只有银行的“关系户”或在银行有“关系人”，银行才有可能协助防范，但银行没有义务采取这项措施，并且任何时候对汇票的支取与否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法律对其没有形成约束，银行协助不协助完全看自己高兴与否。

三、我国票据丧失后权利保障法律的分析

1、挂失止付制度的分析

从以上可以看出，挂失止付在银行汇票中仅限于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而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58、59条中有“申请人或者收款人为单位的，不得在‘银行汇票申请书’上填明‘现金’字样。”“签发现金银行汇票，申请人和收款人必须均为个人”的规定，这就把单位排除在失票后权利得到保护之外，而在大量的商品交易中，单位是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法律应当具有普遍性，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而决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①。现在的挂失止付制度只保护了少数者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假如私营企业单位为了防止汇票丢失，均以个人名义办理现金汇票，他首先应考虑到现金汇票有一个缺陷，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不得背书转让，（《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再者就是签发现金汇票一定要填写付款人的名称，也就是说，现金汇票必须是一开始就确定去何处交易的情况下才能申请，这样就限制了汇票的流通性和使用范围。这与票据法的宗旨“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违背。

付款人和“现金”字样是并列的，即填写付款人的汇票一定是现金汇票。由于银行联网业务的发展，现在在某一地方签发汇票，全国各地只要是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机构都可以兑付，而且只要是在提示付款期内（《支付结算办法》规定是一个月）不受背书次数的限制。和以前手工签发时期相比，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呢？1988年《银行结算办法》中曾规定，如果遗失的是填明收款单位或个体经济户名称的汇票，银行不予挂失，但可通知收款单位或个体经济户、兑付银行、签发银行，请其协助防范。但现在法规和规章却连协助防范的措施也没有了，经济发展了，法律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国商业银行多是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有一定的偏向。因为实务中使用的票据，大多是由银行充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而这些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在失票人和付款人之间的利益砝码上，在挂失止付这种措施中，向付款人倾斜②。但这同时也向未支付对价或者非法获得票据的人倾斜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WTO的加入，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将涌入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概念将逐步淡化，银行是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参加商业活动，失票人和付款人所处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我们在不给银行增加更多的羁束时，同时也要考虑保护失票人的利益。

《支付结算办法》第55条规定“银行汇票的付款人是本系统出票银行或跨系统签约银行审核支付汇票款项的银行。”这里我们再研究一下的概念，，指人于权限内，以本人（被人）名义向第三人所为意思表示或有第三人受意思表示，而对本人直接发生效力的行为③。这里强调的是人需以本人名义，倘若只有本人行为，就是自己行为，不是。《商业银行法》第22条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这说明每个商业银行尽管有很多的分支机构，但是一个法人主体。某地银行签发汇票，到另一地的本系统银行兑付，这实际上是银行出票后仍由自己兑付，至于资金怎么清算是银行内部的问题，因此，只有跨系统签约银行才是付款人。根据《票据法》第15条规定“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的票据除外。”签发行签发汇票时虽未写明兑付行，但各商业银行签发的银行汇票可以在各地的系统内银行分支机构兑付，因此，银行汇票本身就隐含了付款人在内，那就是签发汇票的商业银行本身。实际工作中这类银行汇票是被排除在挂失止付之外的。但其法律依据的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2、对公示催告程序的几点质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这里的票据支付地应是按票面金额兑付给正当持票人的银行所在地。在手工记帐时，由于汇票上均记载付款行的行名和行号，票据支付地易确定，但现在除现金汇票仍写明付款行名称外，转帐汇票均不再填写付款行名称，丧失后的汇票，假如被恶意持票人占有，全国各地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都可兑付，哪里是票据支付地？失票人又到何处去申请公示催告？而基层人民法院所管辖的范围相对于票据的流通区域来说，又实在是太狭窄了。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公示催告后，公告应张贴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并在有关报纸或其它宣传媒介上刊登，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该交易所。（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9条）法律没有规定某一全国性的报纸专门登载公示催告事项，诸如票据丧失的时间、地点、原因，票据的种类、号码、金额、出票日期、付款日期、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等。这样，基层法院很难做到费时费力的去找一全国性报纸去公示催告，因此，这里的“有关报纸和其他宣传媒介”一般是地方性的。假设某一丢失的汇票已被正当持票人在某地基层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然而这张汇票却被恶意持票人携带至另一地，他又利用这张汇票与善意相对人进行交易。善意相对人又如何得知这张汇票已在遥远的某地被申请公示催告，是一张带有瑕疵的票据呢？我们总不能要求每个交易主体在接受票据时都要询问“票据是否带有瑕疵？”或是亲自认真详细的核实一番。即使他真的这样去做，他也未必能得知，而且冒贻误商机之险。法律为了保护交易安全，专门有规定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国际上的票据法对善意取得都有明确的规定，（《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其汇票时，其已依前项规定（即背书的连续性）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之持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不在此限。）我国票据法第1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交换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国外立法越来越倾向于交易安全的优先保护而不得不因此牺牲所有人的返还原物利益，所有人只能向非法转让人请求损害赔偿④。这种情况下，一张票据被盗或丢失后，非法持票人伪造签章取得票面金额，失票人（被伪造人）、正当持票人或付款银行都可能因为票据伪造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这里不讨论票据伪造的法律责任）但从理论上说，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是票据伪造的最终责任人，失票人（被伪造人）、正当持票人或付款银行的损失可以从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处得到补偿，但实践中往往出现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携款逃跑无处追寻或者票据伪造人（非法持票人）将骗来的钱挥霍一空，丧失偿还能力的情况。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人的权利。我们认为这条规定不妥，主要理由在于：公示催告与其他补救措施一样，在保护失票人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善意持票人的正当权益⑤。法律的的保护对象，应考虑票据的性质、交易安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详述。另外，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行为无效，说明公示催告前和公示催告期满后，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是有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告期满后仍没有人申报权利，只有失票人申请，法院才做除权判决，如失票人不申请，法院不主动做除权判决，这时票据恢复流通。当然，对于银行汇票来说，没有公示催告后的转让，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少于60日，而银行汇票的付款期限是一个月。但对于商业汇票来说，（商业汇票是与银行汇票相对应的一类汇票，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商业汇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两种。）是可能有公告期满后的转让，因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可以是6个月。假如一人在公告期内善意取得票据，另一人在公告期前或公告期满后恶意取得票据，前者无效而后者有效，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而且也不符合公示催告程序的宗旨：既要救济失票人，同时也不得因此而影响票据的正常流通。

公示催告期间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就应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0条、231条都有规定。但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若利害关系人请求付款，付款行是否付款？法律在这方面却没有规定。付款行若拒绝付款，没有依据，若不拒绝，失票人则丧失了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法院应当在控制住票据款项后，才可以终止公示催告程序。

2000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公示催告在失票救济一节专门进行了规定，比如规定有“出票银行所在地人民法院”“全国性报纸上刊载”等，这无疑对失票人寻找救济途径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基层法院相对全国来说毕竟是沧海之一粟，这些手续的操作与异地银行支付票款有很大的时间差，可能会对失票人造成延误，最后也许会引起失票人、银行、善意持票人之间的纠纷，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我国的提讼制度应当完善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或向人民法院提讼。”挂失止付是一种救急措施，必须与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讼结合起来使用。公示催告一般所需时日较长，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规定不少于60日，倘若失票人的票据是绝对丧失，不是落如第三人之手，而他对票据上的款项又急需，这时再用公示催告程序就不太妥当，而提讼制度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我国法律只简单规定提讼，至于如何提讼，向谁提起，诉讼的程序和结果怎样，法律并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四、其它国家和地区有关票据丧失的法律规定

1、英美法系的提讼制度

《英国票据法》第69条规定：“汇票在到期日前丧失的，汇票持有人应请求发票人另行给予相同意旨的汇票，必要时刻应向发票人提供保证，如果所声称丧失的汇票再度出现时，担保发票人得以对抗第三人。若被请求的发票人拒绝给予汇票副本，则应强制执行。”第70条规定：“关于汇票丧失的任何诉讼程序，法院或法官应裁定不得挂失，若能提供使法庭或法官认为满意的担保以对抗该汇票主张权利的任何人的不在此限。”⑥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节第804条规定：“因毁灭、被盗或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的，其所有人应就其所有权，阻止其提示票据的事实和票据条款作出适当证明后，以自己的名义提讼，并向票据上负责的任何当事人追偿，法院应要求其提供保证，以担保被告不因就票据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而受损失。”⑦

我国香港特区奉行的是英国法，《香港汇票条例》第69条规定：“凡任何汇票在逾期前已遗失，在遗失时该汇票持有人的人可向出票人提供保障，以在指称已遗失的汇票寻回而出票人遭索偿时，对出票人作出补偿。如出票人在有上述请求作出时拒绝给予该汇票复本，可依法强迫出票人给予该复本。”第70条规定：“在就任何汇票而采取的法律行动或进行的法律程序中，法庭或法官可命令，只要有人对任何其他人就有关票据提出的申请提供令法庭或法官满意的补偿，则不得确立该汇票的遗失事宜。”⑧

从以上可以看出，英美法票据丧失后主要是在票据到期日之前，要求出票人补签一张汇票，如出票人主张提供担保，失票人应当提供，失票人提供担保后出票人仍拒绝补签，失票人可以向法院提讼，由法院强制其补签。另外，失票人提供保证，担保被告不因就票据提出的其他权利主张而遭受损失后，失票人也可以票据上的其他债务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讼。

但国外票据一般是成套票据，比如商业汇票经常是两张一套，但债务只有一笔，因此第一张上说明“付一不付二”First(Secondbeingunpaid),在第二张上则记明“付二不付一”Second(Firstbeingunpaid)。因此对提讼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而应当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比如说：失票人可以在向付款人提供了担保的情况下，请求付款。至于担保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保证、抵押、质押等，这时，倘若付款人不付款，失票人就可向法院提讼，强制付款人付款。在法律规定的付款期过后，失票人可以诉讼程序请求法院解除担保。当然，付款人付款后，又有善意第三人提示付款，且付款人须得以付款，这时，若担保不足以补偿付款人损失的，应规定付款人可以程序请求失票人赔偿损失。

2、我国台湾《票据法》的相关规定

台湾《票据法》第18条规定：“票据丧失时，票据权利得为止付之通知，但应于提出止付通知后5日内，向付款人提出为申请公示催告之证明，未依前项但书规定办理者，止付通知丧失效力。”第19条规定：“票据丧失时，票据权利人，得为公示催告之声请，公示催告程序开始后，其经到期之票据，声请人得提供担保请求票据金额之支付，不能提供担保时，得请求将票据金额依法提存，其未到期之票据，声请人得提供担保，请求给予新票据。”⑨从台湾的票据法可以看出，票据丧失后，首先向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但发出通知后5日内，必须向付款人提出声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台湾《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的作用有：⑴防止善意人受让票据，票据如系被盗或遗失时，虽因有止付通知，即足以防止其冒领，但究不能防止该票据落于善意人之手，斯时仍不能不对之付款，因此为防止他人之善意受让，即不能不籍助于公示催告程序，该公示催告之布告，不仅应贴于法院之牌示处，并登载于公报或新闻纸，且应贴于交易所。如是虽不敢谓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单毕竟使善意受让人之机会，大为减少⑩。⑵取得除权判决。⑶可以要求支付票据金额或提存。⑷可以请求给予新票据。由此可见，台湾的公示催告程序涵盖了英美法系提讼的作用，无须另行规定提讼制度。

五、对票据丧失后法律救济立法完善的建议

笔者建议票据丧失后补救的立法应包含以下内容：⑴未到期之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付款人（此可规定为签发汇票之付款人之分支机构）挂失止付，收到挂失止付的付款人，应当即刻通过网络通知各商业银行各地参加联行往来分支机构（以防以后各商业银行间统一票据，互相能代为支付）暂停支付，但分支机构收到通知前已支付者不在挂失止付保障之列。且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向付款人提供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之证明。⑵公示催告期间，若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依法冻结票据之款项，宣告公示催告程序终结，依普通诉讼程序处理票据纠纷事宜。⑶失票人提供担保后，也可向付款人请求给付票据之款项，若失票人拒绝给付，失票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强制给付。⑷付款人向失票人付款后，又遇善意第三人提示付款的，若担保不足以补偿向第三人支付之款项，付款人可以诉讼程序向失票人追偿。同时，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为兼顾失票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后的补救措施也应用上科技手段，不妨由各商业银行总行专门设立网站或统一由人民银行总行设立一个网站，并告知全国，在上面专门登载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的票据，以便使交易人及时得知所接受票据是否为正当票据，进而决定是否进行票据行为。

【参考文献】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版，50页

②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46页

③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40页

④张俊浩，《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35页

⑤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0页

⑥郭锋，常风编，《中外票据法选》，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26-127页

⑦同上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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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基层法院的特点出发考证法官助理制度的作用

据统计，基层法院审判案件数量占全国法院审判案件总数的80％以上，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80％以上。因而“中国司法系统的基础是31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与上级法院相比较，基层法院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案件和法官数量的庞大，下面的特点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1.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相对简单。这些案件案情不是很复杂，标的较小，适用法律难度不大。以江苏省为例，1999年到2004年的六年中，全省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始终保持在80％左右，这个数据部分反映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一个法官目前每年审理的案件在130件左右，其中称得上复杂案件的数量约在5~10件之间，而且这些所谓的复杂案件中，大部分是事实认定的困难，而不是法律结论难以做出。

而这一特点的存在就使法官助理在基层法院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首先据统计基层法院的调解和撤诉率达到了40％以上，某些法院甚至更高，这些案件通常是在未进行庭审的情况下终结的，法官助理在庭审前可以从事调解工作。其次案件的证据、双方的争议经过法官助理在庭审前的梳理，也使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快速、准确认定相对较为简单的事实，并及时做出法律判断，从一些已试行法官助理的法院情况看，当庭宣判率达到了80％，这是未进行改革的法院所难以想象的。

2.基层法院处于审判体系的最底端，面对的是处于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诉讼当事人，所争讼的利益往往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他们通常欠缺法律知志，不懂得遵守法律程序，无诉讼技巧可言，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基层法院的民一庭和人民法庭的工作中。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很多是没有律师参与的，而且中国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下，无论有无律师参与的案件，法院都是案件进程的主导力量，因此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不得不整日忙于案件事务的处理，与当事人谈话，调查，诉讼保全，证据保全等等，可以说法官对一个案件的工作量大部分是体现在这些事务的处理上，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判断所牵涉的时间和精力则只占小部分。中国自古存在厌讼、耻讼的传统，我们政府过去甚至现在一直在宣传提倡的卷起裤角深入田间地头的人民法官形象也正是适用了诉讼当事人的这种需要。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时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如何解决好纠纷，而不是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发达地区法官“坐堂问案”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至少目前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适用。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在各国，现代法律及其相关的制度很多很难进入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或在这样的社会有效运作。

所以法官助理完成审前程序中的勘查、调查、谈话等准备性工作，主审法官专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减轻了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减少主审法官与当事人的不必要接触，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公正处理。

综上，基层法院的工作特点，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多”、“简”、“繁”。正是这样的特点，基层法院改革的方向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面对繁重的审判任务，通过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合理的分工合作提高工作效率；（2）面对大量的简单案件，缩短审判流程，简化审判程序；（3）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层法院的司法环境，将大量的庭外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从而提高案件主审法官的独立性、中立性、消极性和被动性。

（二）从法院的审判流程角度考证法官助理的具体作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目前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现状，以下是一个案件进入法院系统之后通常会经历的一般流程，某些案件的审理流程可能更为复杂，又或者在立案后直接因撤诉、调解等原因而终止了，我们的研究只能以一般的流程状况为基础，并保证所得出的结论和意见与案件处理的更简单或更复杂流程状况相协调。

当事人法院立案庭审查受理，案件进入业务庭（业务庭人员到立案庭签收卷宗）庭长审核分案到具体承办人（诉讼保全）书记员或者审判员发传票、举证通知、应诉通知、证据、诉状（安排开庭时间）接受被告的答辩状及证据（并送达给原告）（管辖权问题的审理）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交换）开庭（再次开庭）主审法院写出裁判文书庭长审核、签发书记员或审判人员盖章、送达报审管部门结案卷宗装订当事人上诉、卷宗移送。从上面的流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法官助理制度有关的一些特点：

1.开庭审理和制作裁判文书是法院工作流程的核心，其他工作，尤其是审前程序更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的。

2.开庭前的工作多为事务性、程序性工作，庭审前的调查，证据收集、交换等可以对庭审的事实认定产生影响，但庭审前的工作一般不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判断，就是涉及到管辖权的裁定，诉讼保全的裁定和具体保全措施的实施，也大都是一些程序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审前程序的承办人不需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知志和审判经验，这就使庭审程序中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从烦琐的审前程序中解脱出来，而专门从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进行法律判断。

二、法官助理制度的程序价值——对于职业化进程的具体作用

（一）保持法官中立，减少对司法裁判的干扰

法官中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法官不得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第二，法官需与诉讼双方保持同等的距离，不能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不能在审理前对争议事实形成预判。而现实中，法官因为开庭前的保全、送达、调查而与一方当事人发生接触而可能丧失中立地位。法官助理设立后，主审法官在法院的工作流程中将主要在庭审这个各方当事人均到场的场合出现，避免了因审理管辖权、调查、保全而与当事人发生的接触，拉开了当事人与案件结果决定人的距离，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就庭审前的有关事务，当事人将被告知与法官助理联系，而不与主审法官发生联系，也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构筑了一道制度围墙，保护了处于审判权核心地位的主审法官。

（二）适应法官精英化的发展方向

主审法官事务性工作减轻，这部分工作量的减少使他们可以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处理更多的案件，法院的案件将向原先法院内部的部分法官集中，这部分法官的权力极大增强了，同时责任也加重了，而部分法院工作人员失去审判权，这是法院内部一次重要的分流。与目前法官队伍过于庞大且素质参差不齐相比，案件质量必然有较大的提升。其结果就是主审法官的地位得以彰显，处理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使主审法官待遇的提高成为必然，同时责任的要求也更高，对决定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主审法官必然要苛以更高的廉政方面的要求，审判权向少数法官的集中，使得少部分人成为监督的重点，“聚光灯效应”随之产生。国外法官在公众中有着良好的形象，与其严格受到各项约束不无关系，监督力度的加大同样是中国法官职业化的必然要求。

（三）分工合作将使法院内部工作实现专业化，工作效率将大为提高

对于主审法官而言，他可以从烦琐的庭前准备程序中脱离出来，从而专心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案件高效与经济的处理。美国上诉法院每位法官处理的案件量几乎是英国上诉法庭法官的3倍，这种能力至少部分可以直接归功与前者所获得的工作人员的协助。同时，由于法官和法官助理分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可以采取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调动法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案件的证据将由法官助理在庭审前通过证据交换和审前会议的形式，进行必要的梳理，审前工作交由具体人员负责，将使庭前准备工作落到实处，有利于庭审的顺利进行。而从目前法院的工作状况看，案件的承办人在发出传票，安排开庭后往往不阅卷，或少阅卷，案件大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使举证期限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使庭前准备成为空谈，开庭后往往因出现没有预料的新情况，比如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而不得不再次开庭，徒增法院工作量，而良好的庭前准备，将有效评估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举证、勘验、调查、鉴定等各方面的准备，争取非疑难复杂案件在一次庭审中解决，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法院内部的分工合作，将改变以往承办人一手包办案件处理全过程的局面，使案件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之间存在一定监督，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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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档案信息化管理是档案工作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提升档案工作为社会服务能力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档案部门大力推进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力图使档案工作与社会发展同步。尤其现在计算机管理广泛应用于各类单位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各项管理活动中，电子文件以其快捷的办公速度和传递速度逐步取代了纸质文件，如何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关键。

一、档案管理信息化的现状

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办公自动化、无纸化等事物的出现，使档案的生成方式发生很大变化，诸如文件的起草、签发、催办、归档等运作过程在计算机和通讯线路中进行，这样档案的前身必须以机读文件为主要形态，那么档案也自然以机读形式存在，这些档案的利用方式与纸质载体档案的利用方式有很大差异。这种变化预示着档案工作者将面对更多的机读形式以磁盘为载体的档案。广大信息检索者关心的是信息的内容，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不同的机读形式的档案中。把这些档案信息综合系统地提供出来是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失时机地提供有价值的档案信息。必须有一个精选的过程，使得机读形式的档案信息具有系统性，真实性、有价值性，用户才能获得更为完善的服务。由此看来，档案信息电子化是档案利用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1、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管理软件缺乏统一性。档案部门使用的计算机型号不一，规格各异，各自开发的软件不能互用，并且没有一个既适用于文件检索又可用于档案信息管理的计算机管理软件系统，由于不能互调，就不能利用电脑完成信息管理工作，不能快捷地出版信息编辑成果，这制约了档案信息电子化的进程。

2、档案管理基础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仍需改进。档案信息管理电于化的前提是基础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但由于历史原因，馆藏档案业务基础差。案卷质量不高，特别是各类档案的著录细则相容性不强，系统软件移植性差；档案自动化工作尚无统一标准，仅着眼于某一个馆或某个专业系统，无法全面实施、推广统一标准，这也制约了档案信息工作电子化。

3、档案管理的技术标准，组织工作程序标准未从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特点和发展考虑，越来越多的归档“文件资料”是磁盘、光盘，现行的档案整理、分类方法、著录标准及有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

4、档案信息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实现档案信息电于化。首先要有现代化的人，管理人员要有较高的知识屡次和先进技术水平，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计算机操作。从目前看，许多档案部门缺乏现代高技术人才，其中档案、信息处理复合型人才就更奇缺，大部分档案人员现代技术水平偏低。甚至有现代文盲现象。尽管引进了现代化设备，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谈不上档案信息电子化了。

二、加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

1、建立网络档案系统。

在系统内建设数字化综合应用平台。建立健全内部服务网和公众服务网，发挥网站的作用，使档案网站成为宣传档案工作、开展档案信息服务的窗口。促进档案现行文件信息化的标准建设，根据系统建设需求，采购必要的硬件设备，为系统提供硬件基础。提高档案管理软件的技术和应用水平，为保证档案信息交换、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创造条件。制定相应的策略、保障档案资源的原始性、安全性、可靠性。

2、加强电子文件的管理是做好档案信息化的关键

2.1电子文件的载体稳定性差，易损坏，随着计算机信息管理网的建立与发展，越来越多的重要文件被传输上网。上网前，又按着信息管理部门的统一要求进行了文件格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通用性，对那些未输送到计算机信息管理网上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档，应由电子文件形成部门编目整理，也利用网络技术向档案部门传输，可以借助信息管理网络在各业务管理机构与档案部门之间开通电子文件归档专递网线，建立依附在信息管理网上的归档专用子系统。将上网与未上网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通过此系统传输给档案部门。档案部门经与办公自动化和信息管理部门协商后，要对归档的电子文件提出格式要求。无论利用何种途径归档，必须由电子文件形成单位按统一格式编目整理后，传输给档案部门，不能由档案部门自行从网上下载，以保证电子文件形成部门对其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档案部门接收的电子文件一律应存入光盘，最好不用磁盘存贮。2.2电子文件归档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受制约因素多，仅靠档案部门独家很难完成，应采取电子文件形成部门、档案部门、计算机与信息管理部门三结合的方法。电子文悠扬形成部门熟悉各项管理业务，了解电子文件的自然形成规律和历史联系，是承担归档工作的主要责任者，在鉴定工作价值时最有发言权；档案部门掌握归档的原则、方法，又了解全局情况，可以发挥把关和统筹作用；计算机与信息管理部门既是电子文件的形成单位，又是设计和维护信息管理网络、管理电子信息的专业技术部门，在电子文件归档制度化、标准化的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三个部门的职能应用于相互渗透，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电子文件归档中集成一体，共同形成质量较好的电子文档。

2.3，做好档案归档电子文件的技术处理工作，实施电子文件管理战略。新型文件材料的归档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现行文件工作领域，对产生的大量电子文件的接收、处置乃至存储工作进行指导，保护电子文件的原始信息，了解文件信息重新组合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通过采取技术处理，将已归档的电子文件改为“只读性”文件，即只能读不能写的不可更改的文件，从而识别和保护电子文件的原始结构，保证电子文件的可靠性，使之与纸质文件一样发挥社会效用。

2.4解决好档案电子文件的保存问题。以化学磁性材料为载体的电子文件，从理论上讲能够长期保存。因为它的信息读出是无接触式的，不存在磨损。电子文件记录在介质层上的信息被密封在塑料保护层内，不怕外界磁场的影响，不会直接受到空气中的灰尘、水份及有害气体的侵害。但是，由于电子文件形成的时间短，缺乏实际贮存的验证。所以，电子文件中原始信息的长期保存问题是有待档案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长久保存的电子文件。需要定期进行复制，以防止信息损失。

三、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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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以来，怒江水电开发工程引发了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对怒江水电开发政策论证过程的分析研究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政策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公共政策论证过程分析也是对利益集团之间博弈过程的分析，从利益集团出发来客观评价公共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当今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高政策制定科学性的必要条件。

一、理论基础——利益集团

（一）利益集团的定义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定义：“所谓利益集团，是指因兴趣或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在1951年发表的《政府过程》中给出的利益集团的定义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韩丽华等人认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通常会组成集团，通过对公共选择施加影响和压力以增进他们所认可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利益集团。”由以上可以看出利益集团包含以下内容：首先他们是群体并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其次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本文认为，利益集团是有着共同利益目标的一群人、某个组织组成的以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来实现自己利益和目标的团体。

（二）利益集团的分类

《政策科学》中按照政策活动者分为官方利益集团和非官方利益集团，前者主要存在于立法机关、政党、政府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之中，其组织基础为其提供了许多资源和接近权力中心的机会，具有强有力的特征。后者主要存在于政治体制外的、不直接行使公共权力的政策过程的参与者之中，如公民、大众传播媒介和公司组织等。其次，王玉琼在《利益集团与政策决策》中将利益集团分为四类：1.非正规的利益集团（无组织的暴徒或抗议者自发组成）；2.非社团性利益集团（无专门组织）；3.机构性利益集团（存在于正规机构之中）；4.社团性利益集团（专门从事利益表达并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是公众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利益表达的代表。社会中谈及到的利益集团一般是涉及现实经济利益，而本文涉及怒江水电开发这一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考虑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利益分歧，只考虑宏观上的关于怒江水电开发的可行性和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上的分歧。所以本文从以官方利益集团为代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而形成的两大利益集团出发来分析怒江水电开发政策的论证过程。

二、怒江水电开发的决策过程

（一）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