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新闻理论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篇2

节目编排是广播电台频率经营的重要环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广播电台在节目编排方面存在有很大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模仿中央；广播业发展落后地区模仿发达地区；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台内部互相模仿等等7。本文系统研究分析了副省级电视台新闻频率的节目编排策略，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为广播电台频率节目编排提供思路借鉴。

一、数据采集与分析

副省级城市目前一共有十五个，分别为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广州、深圳、武汉、成都、西安。我们通过互联网来搜集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其所对应的省级电台新闻频率和中央电台新闻综合频率的节目播出时间表，以此作为本文的数据基本来源。我们选用了2004年至2005年这个时间段。由于有些副省级城市电台并没有自己的官方网页，我们通过网络搜索引擎也并没有找到它们的节目播出时间表；另外，我们也尝试着与该电台总编室联系索要节目表，但是直到本研究进行时，对方仍旧没有答复。该原因造成本研究缺失了部分基础数据，缺失的副省级市电台新闻频率有3个，分别是长春、哈尔滨、济南和西安。

我们借鉴学界已有的结论，将不同新闻频率的节目从大的功能类别上分为文艺类节目、服务型节目、新闻类节目、谈话类节目、教育类节目和商业广告等六大类。我们以搜集到节目播出时间表为基础，将这六大类的节目类型按照不同的专题类属进一步细化为如下的栏目分类。如表1所示。

表1新闻频率的节目分类和栏目分类表

我们利用Between-GroupLinkage聚类分析方法对本文中的11个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进行分类处理。在分类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新闻类节目、娱乐类节目、服务类节目以及谈话类节目等在各个频率中出现的频数和平均播出的时长作为标准。通过SPSS软件，按照聚类分析所提供的结果，我们可以将这11个副省级城市电台的新闻频率分为三类，如表2。

表211个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的聚类结果

在第一类新闻频率（即深圳电台新闻频率）中，节目设计主要是由版块化的栏目构成，具体表现为栏目个数较少，但是每个栏目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在第二类新闻频率中，新闻类节目主要是以独立的栏目出现，频数高，但是栏目的平均时长相对较短，而其娱乐类节目和服务类节目又突出表现为一种版块式的构成，个数少，但平均时长较长。与第二类新闻频率相对应，在第三类新闻频率中，新闻类节目主要是以版块化的形式组成，而其娱乐类和服务类的节目则以独立栏目形式出现的比较多。在具体的节目表现内容方面，这三类电台新闻频率也各有侧重。其中第一类新闻频率更为注重新闻类栏目，其累计播出时间相对最长；而第二类和第三类的新闻频率则更为侧重娱乐类和服务型的栏目，新闻类节目的播出时间相对较短。

我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分别从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新闻频率中抽取一个个案作为代表，以对其节目编排策略进行剖析。

二、深圳电台新闻频率的节目编排策略

节目编排主要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听众，主要是听众的收听行为；二是竞争对手，一般副省级电台新闻频率主要竞争对手是本省电台新闻频率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三是自身的节目制作资源与能力。在案例剖析中，我们主要考察各新闻频率对听众收听行为和竞争对手节目编排上的考量。

1、听众收听行为导向。

在深圳电台新闻频率的一周播出时间中，绝大多数节目的编排都采用带状策略，也就是说某一个节目被安排在每天同一时间或相隔数天的同一时间播出，内容题材和节目风格都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一般认为利用这种带状策略，有助于建立节目的品牌和培养听众的收听习惯。在一天纵向的节目编排上，深圳电台新闻频率采用了版块编排策略，即在节目编排中，将几个同类型的节目被安排连续播出的策略。利用导入效应粘住听众。除此之外，深圳电台新闻频率在一天的节目编排中还采用了“吊床策略”，即指在编排

收视率相对较低或不容易预测的节目时，在该节目的前后编排两档很受欢迎的节目。如深圳电台新闻频率在晚上10点左右播出一档“898健康在线”的健康保健咨询类栏目，该栏目事实上是一种推销医药保健产品的软广告类节目，在其中充斥着大量的病例介绍、医生专访等内容。对健康受众而言，这档节目的收听率较低。为了能够达到较高的收听率，以进一步吸引广告主和广告商的兴趣，深圳台新闻频率在这一档节目的前后时段中分别播放了“挑战深圳”和“博爱夜激情”两档强势节目，希望能够通过优秀的娱乐类节目和聊天类节目来保留一部分听众，使得“898健康在线”的收听率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2、竞争导向。

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7点这两个时间段中，深圳电台新闻频率主要利用时间差来采用“桥梁策略”，跨越竞争对手的节目“破口”来编排节目；即让节目开始与结束的时间与竞争对手错开，这样做的目的是即使观众想转台，也可能因为错过了开始时间而返回。同样，在节目内容方面，深圳电台新闻频率与广东电台新闻频率在该时段所播出的节目类型不同，即深圳台采用了一种“迂回避让”的节目编排策略；但是深圳台与中央台新闻频率在该时段所播出的节目类型却都相同，均为新闻类节目。可以看出，深圳台在此处所采用的是一种“对抗式”的节目编排策略。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一种策略，并不是因为深圳台的新闻采编能力可以达到与中央台进行正面抗衡的水平，而是由于深圳电台新闻类节目的报道范围与目标受众与中央台的不同而造成的。深圳电台主要面对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其目标听众也是这部分的居民，由于深圳电台地处深圳，在采集本地新闻方面较中央台有着更多的优势和资源，也就是说，深圳电台新闻频道可以将更多的节目时间聚焦在本地新闻事件之上。

在晚上12点左右，深圳电台新闻频率之所以采用较长时长的节目安排，其主要目的在于采用“锁式策略”，即刻意安排一相当长度的节目，以始终吸引观众，防止观众“溢流”，从而封锁其他台的节目的编排策略。一般城市居民在晚上12点左右都即将准备睡眠，深圳电台新闻频率采用长时间的节目安排，可以将广播听众吸引在该节目上，有助于培养听众的收听忠诚度，带动并提高其他时段的收听率。

三、沈阳电台新闻频率

1、听众收听行为导向

从一周的时间维度上来看，沈阳电台新闻频率的大部分节目编排采用了带状策略（stripprogramming），即该电台将收视率较高、制作较为精良的节目（如“沈阳新闻”、“法制新视野”等）安排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播出，利用该策略，电台能够有助于观众的收听习惯的形成。

在沈阳电台新闻频率中包含有很多广告栏目，将不同类型的广告综合成为一种板块式的栏目形态。这些广告专题栏目被安排在每个非广告栏目之前或者之后，时间长度一般在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不等。

沈阳电台新闻频率在每天上午10点之后的播出时段中穿插了频次很高的广告类专题，使得该电台在对节目进行编排与策划的时候就不得不采用“搭帐篷策略（tent-polingprogramming）”，即指将一个收视率高的节目安排在两个影响比较弱的节目中间，以期第一个节目的收视率会因为人们要收看第二个节目而呈上升趋势，而第三个节目也会受益于第二节目的高收视率。沈阳电台利用安排在广告专题之间的优秀节目（一般为新闻类栏目），可以使得听众对该节目之前或之后的广告专题发生部分的媒体接触，以达到广告商的要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强势节目与广告专题交叉组合的节目编排策略也构成了一种吊床策略（hammockingprogramming）；这具体为通过在广告专题节目的前后编排两档很受欢迎的新闻类节目，来留住一部分的听众。在沈阳电台新闻频率中，“搭帐篷策略”和“吊床策略”共同存在并发挥作用。

2、竞争导向

沈阳电台新闻频率在和辽宁电台新闻频率进行竞争的过程中，采用了3种不同的节目编排策略，分别是：桥梁策略、迂回避让策略和对抗策略。这三种不同的节目编排策略应用于沈阳电台新闻频率一天不同的播出时段中。在早上六点半到上午8点左右，沈阳电台新闻频率针对辽宁台，采用桥梁策略进行节目编排，即将辽宁台每个栏目的开播时间与本台的栏目开播时间错开，形成一个时间差；而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左右，沈阳电台新闻频率采用了迂回避让的节目编排策略。当辽宁电台新闻频率在播放新闻类型节目的时候，沈阳电台就安排播放广告专题，而在当辽宁电台播放其他广告类节目的时候，沈阳电台就开始播放新闻类节目。这样的一种节目安排策略完全避开了与辽宁电台新闻频率在节目上进行正面抗衡，而是利用其播出广告类节目的时段来播出新闻专题，以吸引听众的收听。当到了晚上12点左右，沈阳电台则采用一种对抗策略和锁式策略与辽宁台进行竞争。在这个时间段中，沈阳电台播出的《星光夜话》与辽宁电台新闻频率所播出的《悄悄话》均属于同一类型的谈话聊天类节目。除了与辽宁电台展开正面抗衡之外，沈阳电台新闻频率还加长《星光夜话》的节目时长，意图通过一种锁式策略来留住较多的听众。

沈阳电台新闻频率也主要采取了回避式策略与中央台避开正面竞争，这一点最为突出地表现为中午11点半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段中。在该时段内，沈阳电台新闻频率主要播出的节目类型为“读报专题”和“整点新闻”等读报类节目和综合新闻播报类节目；而在该时段内，中央电台新闻频率播出的栏目主要有“财经在线”、“今日论坛”和“文化新干线”等反映经济、文化生活的谈论类节目形态。除去这两家新闻频率在栏目播出形态上的不同之外，它们在播出时间上也避免了相互冲突。如中央台在播放“财经在线”栏目的时候，沈阳台就在播放广告专题；而当中央台播放一些非主打的新闻节目时，沈阳台就开始播放其强势的新闻节目，并试图通过新闻节目对本地听众的吸引力来为后续的广告专题起到一种“搭帐篷”的作用。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沈阳电台新闻频率较多地采用迂回避让的策略来与其竞争对手展开对市场的争夺，虽然这种方式有助于暂时保护自己的目标市场，但是长远来看，只是一味地采用避让的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首先，单纯的避让并不能够阻止自己的听众流向节目制作质量更高，内容更为丰富的电台频率之中；其次，避让作为一种竞争策略从其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被动的，不积极的策略模式，这种模式的采用要受到竞争对手很大的限制和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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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岛电台新闻频率节目编排策略

1、听众收听行为导向

从青岛电台新闻频率一周的播出时间来看，对于一些固定的新闻类节目，如“整点新闻”、“体育联播”等节目主要采用了“带状策略”，也就是说这些节目会在每天的同一时段播出。而对于一些娱乐类栏目，青岛电台在节目编排方面则采用了“棋盘（西洋棋）策略(checkerboardprogramming)”，试图通过对一些娱乐类栏目的编排进行变化，以吸引听众的收听。但综合来看，青岛电台在一周横向的节目编排方面，主要采用的是“带状策略”，“棋盘策略”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且其应用于娱乐类节目的编排，这种编排策略也是基于对听众的分析。通常情况下，收听时尚娱乐类节目的听众为年龄较低，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快的年轻人；通过对娱乐类节目的类型和内容进行改变，可以不断地给这些目标受众以刺激，从而提高该类节目的收听率。

青岛电台中大多数的节目平均时长在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仅仅有一小部分的节目时长在60分钟左右。相比较于我们在前文中研究的深圳电台新闻频率和沈阳电台新闻频率，青岛电台新闻频率的节目时长要相对偏短一些，在其中所体现出的“版块化节目”数量要少一些。

在青岛电台新闻频率的纵向节目编排方面，该电台很注重对“导入策略”的使用。如，在中午1点半播出《长书联播》之后，利用该节目的高收听率，青岛电台继续播出《经典影剧院》等栏目，以吸引听众继续收听。除此之外，青岛电台新闻频率还在这两个节目之间采用“无缝隙编辑策略”，即将《长书联播》和《经典影剧院》之间的“破口”缩小，甚至等于零，让第一档节目无缝隙地过渡到下一档节目，以防止听众转台。

2、竞争导向

青岛新闻频率在早晨5点到6点之间，播出了一档长度为60分钟的节目《开始曲：拥抱黎明》。而山东新闻频率和中央台新闻频率在该时段仅仅播出了一档长度为5分钟左右的《节目收听指南》。在该时段中，针对山东台和中央台新闻频率，青岛台采用了一种“锁式策略”，试图通过播放较长时长的歌曲类节目来吸引听众，防止他们转向山东台和青岛台。

在中午12点到1点左右，青岛台与山东台、中央台新闻频率在播放的节目类型方面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中午12点，青岛台、山东台和中央台新闻频率播出的节目均为新闻类节目，面对竞争对手，青岛台在该时段主要采用的是“对抗式策略”。但是需要指出，由于青岛台的节目听众与新闻类栏目的选题范围与其他两个竞争频率的有很大差异，所以虽然在该时段播出的都是综合播报类新闻栏目，但是这种“对抗式策略”并不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对抗，而仅是一种节目类型的重复而已。再从节目的播出时间上来看，青岛电台新闻频率也无意在该时段中与其竞争对手进行对抗。从图8可以获知，青岛台在12点开播的新闻类栏目时长要少于山东台和中央台，长度仅为25分钟，而后两者分别为60分钟和30分钟。青岛台之所以这样处理，其目的也在于采用一种“桥梁策略”，通过打时间差来与对手在下个阶段播出的节目错开。在此之后，青岛台在播出节目类型上采用“迂回避让策略”，没有播出与山东台和中央台一致的财经类新闻栏目，而是播出体育类新闻栏目。

五、结论

在每周纵向的节目编排方面，我国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的编排策略基本相同。对于大多数固定的新闻类、资讯类和娱乐类等节目，电台主要利用“带状策略”来对它们进行编排，即将这些栏目安排在每天或相隔数天的同一时间播出，利用这种策略，可以有助于听众收听习惯的形成。相比之下，“棋盘策略”在电台新闻频率中的采用较为少见。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其特定原因的。首先，从培养受众收听习惯，栏目品牌方面来看，“棋盘策略”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确要弱于“带状策略”；其次，使用“带状策略”来改变固定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势必会引起部分原有节目听众的流失，造成收听率下降；再者，“带状策略”的使用往往伴随着“对抗式策略”的使用，即电台为了与其竞争对手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展开正面抗衡，而改变原有的节目时间安排，推出新的强势节目。但是囿于电台的节目制作预算和制作能力等因素，电台新闻频率就注定不可能频繁地采用“对抗式策略”与竞争对手展开竞争，而进一步在每周纵向的节目编排方面采用“棋盘策略”。除了对“带状策略”的使用，我国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还注重对“导入策略”、“吊床策略”和“搭帐篷策略”等在节目编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电台新闻频率的节目表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每个电台中的多个时段都安排有很多医药保健咨询类的栏目。这些栏目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广告专题，通过对患者采访、医师接听热线电话等环节来对医药保健产品进行促销，该栏目的广告收入是电台盈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医药保健咨询类的栏目在本质上是属于广告类型，所以很多健康的听众并不会倾向于收听这种类型的节目。为了使得这些节目的收听率能够维持在一个让广告商满意的水平，电台新闻频率就必须采用“导入策略”，通过在收听率较低的栏目之前安排一档节目制作质量较高，听众喜欢的强势节目，来试图产生一种沿袭效应（InheritanceEffect）。“吊床策略”和“搭帐篷策略”正是利用了这种沿袭效应来吸引听众的收听。

在另一方面，电台新闻频率还要根据竞争对手的各种情况，来采取相应的节目编排策略。我国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在这方面所体现出的策略基本相近。副省级电台新闻频率在与对应的省级电台新闻频率、中央电台新闻频率进行竞争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迂回避让式策略”、“对抗式策略”、“锁式策略”和“桥梁策略”等。由于我们在本文中的研究对象是副省级电台的新闻频率，因此，新闻类型的节目在新闻频率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副省级电台新闻频率的新闻节目制作水平不容小觑，但是与其对应的省级电台新闻频率、中央电台新闻频率相比较，它们无论是在采编人员素质，还是在新闻报道资源利用方面都存在有一定的差距。而我国电台新闻频率的节目架构基本接近，即以转播中央台的早间新闻和报纸摘要，晚间的全国新闻联播，再辅之以整点的综合新闻播报构成了各地每日新闻频率的节目框架。在这种相近的节目安排体系下，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与省级电台、中央电台新闻频率在整点的新闻播报类节目中必然存在有一种对抗。从表面上看，副省级电台新闻频率在这些时段采用了“对抗式”策略与其竞争对手进行抗衡；但是由于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省级电台新闻频率和中央电台新闻频率在新闻播报类节目中所报道的范围、选题立足点等各相迥异，所以从实际上来看，这种“对抗式策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抗。而且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还经常采用“桥梁策略”，即将整点新闻播报类节目的播出时长安排得与其竞争对手有所不同（提前或者延迟结束节目），以打时间差来抢先吸引并留住听众。所以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并无意与其竞争对手在新闻类节目上展开对抗。除了整点新闻播报类节目之外，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与省级电台、中央电台新闻频率在其他类型的新闻类节目（财经新闻、体育新闻等）上也缺乏竞争。相比之下，由于谈话类型的广播节目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谈话主持人的水平和节目创意，而与一个电台的新闻制作能力等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副省级城市电台新闻频率在谈话类节目上往往与其对应的省级电台、中央电台新闻频率展开真正的“对抗式”策略。为了配合这种“对抗式”策略，副省级电台新闻频率往往还采用“锁式策略”来始终吸引听众，防止听众“溢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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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加入WTO后，我国新闻媒介面临的挑战

加入WTO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单元，预示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将会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作为开放的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新闻媒介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入世对我国新闻媒介的挑战和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1外国新闻媒介产品将会长驱直入

建国以后,我国一直维持一个封闭的媒介环境，以后,随着传播学信息概念的引入，在强化新闻媒介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国家又明确其产业属性,媒介开始走向市场，但是原有的传播环境并未打破，我国在国内媒介市场上仍然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媒介市场成为最后一块没有被分割的蛋糕。入世以后,国家虽然会采取种种保护措施，但媒介市场会逐渐向国外开放将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无歧视贸易原则，外国媒介将会逐步谋求享受与国内媒体相同的待遇。国外传媒将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对我国的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资本渗透,继而在中国设立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中国出售其媒介产品的原版和中文版,一些跨国商业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有可能在中国落地。实际上,有些国外媒体早已有所动作。《中国计算机报》由于外资的介入成为第一个被捅开的豁口,向人们展示了国外媒体经营的全新观念和强大的竞争力;美国《财富》杂志也通过在上海举办“财富论坛”为条件，取得了在国内创办《财富》中文版的许可；已经通过MTV成功打入中国的维亚康姆公司及影响广泛的《读者文摘》也在叩击中国市场大门。另外，中美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美国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将会获得合法的地位。

1.2我国媒介环境将不可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跨国通信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并加快着政治与社会的变化”。集团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重大挫折后,西方的政客以及新闻媒体曾经沾沾自喜地认为正是国际传播在这场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新闻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力的政治与外交武器”。入世以后,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必将打着各种旗号,加紧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随着外国新闻产品的不断涌入,国际信息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息源也将大大增加,这将给“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带来困难。国外商业文化也会加紧渗透中国市场。目前,美国的大众文化出口已经排在航空技术之后，成为其第二大最具赢利性的出口，美国的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席卷全球，对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可以认为，世界已经开始享有一种共同的大众文化，而这种文化正是建立在西方大众文化的基础之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实质就是宣传西方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鼓吹绝对的个性自由、凸现非理性的和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它在无意识中就消解了其他国家的民族认同，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1.3中国将被纳入到全球新闻体系当中

随着信息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人造通讯卫星、互联网及短波通讯将世界组成一个细密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任何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不能成为独立其外的孤岛。目前的国际新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西方新闻媒体，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以及少部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媒体的一种衍生产品”，“新闻流动仅仅是一种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或者说从富国到穷国的单向流动”，因此，在这样一种生态系统中，中国媒介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美联社统计的数字,全球每天有15亿人会接触到美联社的新闻,它在全球的用户有15000家,每天为全球6000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声像材料。路透社则向131个国家的29310家客户提供服务。反观同属国际上8个A级通讯社之一的新华社，用户只有4000多家,其中国外用户仅有100多家。再如,在1999年世界电视100强当中,美国占据了31个位置（前5名为其囊括），占世界电视产业的半壁江山（52%强），仅排在第一的时代华纳公司的电视收入就达184.62亿美元,而同时入选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产值只有6亿美元,位列第51位。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入世给中国传媒带来了种种困难和压力,但也带来了发展机遇,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沉着应对，加快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成为“国际信息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page_break]

2国内新闻媒介的对策措施

2.1更新和转变新闻观念

我们应该用全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来指导现实操作，这是当务之急。近几年，我国媒介的市场意识虽然得到提高，媒介竞争也空前激烈，但是宣传方式还不灵活,有效传播观念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在强调坚持正确舆论方向的前提下，树立受众本位思想,改进新闻宣传的方法，提高宣传的艺术，增强新闻宣传的贴近性和服务性。同时,要借鉴跨国传媒集团在管理机制、经营方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促进媒介管理的法制化和公开化。

2.2加快集团化发展的步伐

当前世界媒体掀起了一股兼并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合并后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年营业额将达到300亿美元,成为集因特网服务、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美国在线的老板史蒂文·凯斯甚至雄心勃勃地说:“我们将最终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购物以及娱乐的方式。”另外，《纽约时报》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与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维亚康姆公司也先后宣布合作,这些媒介寡头纷纷互抛绣球,强强联合,正说明全球媒体竞争已经进入短兵相接、惨烈厮杀的阶段,而实力正是决定胜败的关键。顺应这一潮流，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报业集团试点，经过几年的发展，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起15家报业集团，初步建立起我国报业发展的新框架。广播电视也正在积极推行集团化模式,部分地区如湖南、四川已有媒体成功上市,进军资本市场，这些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已开始从个体化发展转向整体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媒市场已经不再是附属于行政区划的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的市场，因此媒体下一步应该树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观念,在相应的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跨地区经营,通过联合、重组、兼并等方式，优化配置媒介资源要素，尽快打造我国传媒业的“航母”。

2.3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过：“谁拥有网络,谁就拥有未来，谁就拥有世界。”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它的飞速发展给人类传播活动带来了一场革命。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具有即时性、交互性、容量大、跨国界、超文本等特点，它综合了广播、电视、报纸三大媒体的优点，又有三大媒体所不具的优势，因此受到世界各国媒体的重视，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报刊和通讯社纷纷在互联网上安营扎寨。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也可谓惊人,1996年以来，国内互联网用户每年都以超过200%的速度剧增,现在已逾6000万,到2015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将会跃居世界首位。截至2004年6月,我国内地全国报刊总数2053种的80%上网。2000年3月,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北京9家新闻单位共同加盟“千龙网”,实行资源共享。5月28日,上海各大传统媒体又联手推出“东方网”,这两件事是媒体创新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意味着传统媒体正以战略联盟的形式，全面介入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但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仍然与西方强势媒体有着不小的差距。这首先是因为互联网上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储存的信息中,80%以上是用英语记录的,汉语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据《计算机世界》刊载的统计数字,在互联网上的输入、输出信息流量当中,中国仅占0.1%和0.05%,而美国的两项指标均达到8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对等、平衡的传播。因此,中国应该加大用英语的信息量,向外界更多地传达中国的声音,帮助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交流的价值。另外,据资料显示,我国信息产业的投入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2.5%,我国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的比重仅占总投入的0.2%,而美国信息利用与开发的比重却占到总投入的60%。所以有人戏称,中国花大钱建造了高速公路,但跑的都是外国人的“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开发中文信息资源,通过降低价格、加强培训等措施,扩大用户范围，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网。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服务。

2.4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

一切战略的落脚点都是人才,在“入世”的挑战中,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人才。相对于外国同行,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竞争意识普遍不强,尤其是在新闻观念、新闻的敏感性、敬业精神、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因此应把提高新闻工作者素质作为一个应对挑战的关键问题来加以解决。新闻工作者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学习地缘政治学、多边贸易规则、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能对错综复杂的新闻事实进行深刻的分析,按照新闻规律来合理运用新闻资源,通过最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使用现代新闻语言来向受众传输信息。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任重而道远。

篇4

从新闻界实践和社会发展看，以下三种大炮正在并将继续走红。

大事重做型

重大新闻出现，投入精兵良将“大事重做”，集中时间、集中版面形成气势与规模。在抗洪、入世、申奥、神舟升空……以及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雅典奥运会……我们总能感受到呼啸而来的大炮声！

举个典型案例，《天津日报》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一共30个版。1版以五栏80行高的位置发主席走上天安门的照片，显示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跨世纪；2版发讲话，定报眉“时代强音”；3版发人民的欢欣和拥戴，报眉叫“欢腾时刻”；4版发七常委和阅兵，报眉叫“继往开来”；5至8版突出天津，叫“海河欢歌”；9版报道三代伟人升旗，叫“庄严时刻”；10至12版为群众游行盛大场面，叫“金水河畔”；13至16版报道各大兵种，报眉叫“钢铁长城”；17至20版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报眉叫“世纪之剑”；21至24版报道天安门和全国各地，叫“普天同庆”；25至28版报道国际反响，叫“五洲同庆”；29至30版报道建国以来12次大阅兵，叫“精彩回放”。①

详细重述这个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的版面构成，是因为它包含了新闻的大炮——不仅大事重做，而且包括以下各型大炮——的基本弹药成份。

一是新闻与历史互渗。1997年，《广州日报》出了97个版的回归特刊，同城有报纸不服气，贬之为“全是旧闻，没有新闻”。其实，贬者是酸葡萄心理，97个版，哪里可能全做新闻？新闻大炮的选材特征，正在于让新闻与旧闻互渗，立足当前、回溯历史，对过去新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未来新的展望，这种回顾与展望的双重视角，有助于看清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把握事态的基本走向。

二是全景与贴近兼融。没有全景就没有媒体的创新——背景不同，新闻的意义就不同；没有贴近就没有受众的关注。像新闻大炮这种创新性极强的报道，你不能只问读者想看什么，读者的思路很容易想“给我多点或少点”，而他所要的更多，往往正是媒体已经给他的；读者绝少想到报纸怎样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而高屋建瓴的全景布局和重点取舍，正是与其他媒体拉开差距的基本手段，明显体现出本报的独家创新。兼融，则要把从全局看的新闻与受众切身感受的新闻有机结合，尽可能把重大主题转化为离受众最近、最熟悉的事件。《北京青年报》庆祝中国申奥成功，连续5天推出近70个版的《申奥特刊》，同时随机应变扩大战果，策划了两组贴近性极强的报道：“寻找申奥大片中的普通人”和“申奥功臣访谈录”。

三是理性与感织。新闻与历史是从媒体选材角度看；全景与贴近兼顾媒体与受众；感性与理性则是从受众角度看。尽管新闻的大炮偏于理性，尤其是其中经常包括评论、资料、新闻链接、表格数据、专家访谈、记者点评等等，让理性色彩更浓，但千万不能忽略感性，因为受众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感性特别体现在标题和图片，它们最先吸引眼球和掀动情感。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方都市报》推出的“泪水、怒火”特刊，头版是五个特大黑字：“最强烈抗议！”下边一幅图片，一个怒火万丈的青年，左手高举，右手拿喇叭，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几十米以外都可以看清，难怪被不少人选作游行标语牌！

专题策划型

大事重做以“事”以中心，专题策划以“题”为中心，同是大炮，但有偏重客体与偏重主体的基本区别。但是，主体绝不等于媒介随心所欲的主观，“专题”由媒介确定，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直言之，是时代“命题”，媒介从特定角度自选“题目”来“作文”。

自主创新成为“十一五”时期的主要任务，广东省召开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2005年11月，《南方日报》推出60个版的“创新广东”特刊。第1叠务虚，1～16版探讨创新广东的战略意义、现实状况、未来图景、机制突破、核心技术突破、知识产权战略、人才战略、创新环境等等。后三叠务实，推介广东的“创新之星”，树典型，提供学习样板。第2叠推介技术创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第3叠推介营销和管理创新的房地产企业；第4叠推介创新型城市、专业镇、产业园区。这样虚实结合，对广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决策进行全方位深入解读。

以上两种大炮，新闻人从直觉上更重视大事重做，其实，它有更多的局限。首先，大事不可能经常发生；其次，大事与媒体定位的相关性、重做与媒体能力的可行性，都是限制因素。而专题策划更灵活，你在时代问题中根据媒体定位选择题目，量力而行确定规模即可。因而，它也有更多的细类。以上“创新广东”特刊是“政策解读型”。常见的还有：2004年12月，《重庆日报》连续16天，每天一个整版，推出《2004——科学发展观引领重庆前进》的年终报道。那是“成就盘点型”。2004年《湖北日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批评涉及县一级政府：《一起典型的赖账案》，然后开辟专栏“投资环境大家谈”，历时一个多月，那是“舆论监督型”。好多都市类报纸动辄几十个版的“五一黄金提案”、“国庆消费地图”，那是“生活服务型”……如此等等。

日本报界就很重视专题策划，他们有“年度新闻策划”。据朝日新闻社原总编中马清福先生介绍：之所以叫“新闻策划”，是因为报纸关于某事件和某现象的态度和想法多集中在这一栏目中。从元旦或3号开始的年度计划格外重要，很多报社每年年末都会确定第二年的主题，以便推出下一年的专栏。以《朝日新闻》为例，1959年从元旦开始连续报道18期“发给幽默的邀请”；从元月3日起连续报道14期“消费者才是上帝”。1960年从元月4日始连续18期“为了明天的政治”。1962年从元旦开始连续51期的“创造日本”……②

这“年度新闻策划”，也就是刘明华先生详细介绍过的“计划性连载”之一，刘先生对它的特点、价值、采访与写作要求有很好的分析，我不再重复。③只举出一个实例，看看这种日本大炮的规模。2003年，《读卖新闻》一共推出20个计划性连载，篇幅最大的是生活时尚版的“幸福调色板”专题。又细化为6个分主题，一是“徘徊在婚姻门槛外”，12期，报道不愿或无法结婚的各种男女；二是“我们结婚”，12期，寻找理想伴侣的种种努力；三是“虽说结了婚”，13期，婚后家庭问题如何面对；四是“瑞典的恋人们”，6期，介绍瑞典男女的婚恋观及状况；五是15期的“解体家庭”，报道离婚原因及方式；六是12期“一同前行”，报道夫妻如何共渡难关。④我甚至想，不管电视、网络有多牛，它无论如何都斗不过、甚至受不了这种联珠大炮的轰击！莫非，新闻的大炮更是报纸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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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种合成型

前面两种大炮严格限制在“报道”领域，合成型大炮的特殊在于，它是报道与“活动”的配合，于是成了兵种合成，也就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合成的实质是强调有机整体，让多兵种互相配合，成倍提高战斗力。新闻合成战术有“三大柱石”：活动、聚焦与炮击，大炮只是多兵种之一。

2002年，为迎接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南方日报》策划了持续50天的“十大新闻大家评”活动，先动员读者推荐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发生在广东的重大新闻，然后报社与专家共同确定15件候选新闻，再由读者投票选出十大新闻，最后动用40个版的篇幅来解读。这里明显是三个阶段环环相扣：组织活动造起声势，聚焦投票集中注意，40重炮掀起。当然，三大柱石不一定都是时间的，也有空间的或时空混合的。2005年，《深圳商报》与罗湖区政府、深圳市贸工局、深圳市旅游局联合主办“消费在罗湖”大型主题活动。又特别策划了在东门广场举行“罗湖商业文化系列市民论坛”，为配合第一场论坛，报纸做了8个版的特别报道：“东门记忆”，系统回顾东门的商业、文化、民俗。很多读者将其收藏。这里不仍是活动、聚焦与炮击？这合成型大炮也真打出了威力，其他地区也向报社发出邀请，希望为它们制作类似特刊。

二、一炮走红的秘密

新闻的大炮越来越受到青睐，是因为一炮走红的概率很高，现在要问为什么？

首先，它瞄准读者的异常依赖。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出“媒介异常依赖论”，说社会重大变化，情况不明，受众急于从媒介了解情况，这时他就异乎寻常地依赖媒介；哪个媒介能及时充分提供信息他就依赖谁，不惜背弃自己多年使用媒介的老习惯。⑤这个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大事重做”为何成为新闻人的共识。《京华时报》2001年5月创刊，当年7月，中国申奥成功。它一口气轰出80个“奥运金版”！有人评论它把奥运会翻了个底朝天，做成了“奥运百科”。这80个版或许有些粗糙，有些失调，但那大而全的份量就足以成为重型武器——反过来，你要做把小而精的铅笔刀，哪怕磨得再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据说好多北京人就因为这“金版”才开始关注《京华时报》！是啊，你瞄准异常依赖轰响大炮，给读者烙下“风景这边独好”记忆痕迹，就有助于新报纸打开局面，老报纸强化品牌。

其次，它是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媒体的同质化经常被诟病，但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马清福所论似乎最能命中红心，他说大众社会，人们生活越来越相似，首先出现了生活的同质化。这带来信息的同质化，如果没有同质的信息，大家都能交谈的话题，很多人就会不安。相应的，报纸也逐渐同质化，假如A报没有B报的消息，两报读者聊天，订A报的人就会不满、不安，也想换成B报。⑥他至少说清了定位于同一市场的报纸，趋于同质化是如何的不可避免。但是，悖论在于，安于同质化就会使媒体失去存在的理由，它又总要追求差异化。因而《申江服务导报》要求“一月一策划，周年大策划”。趋于同质化，报纸会显得“平”，缺少个性和冲击力；必须时不时在平原上矗起奇峰，哪怕没有“大事”可以重做，也要靠“专题”策划轰响新闻的大炮，有节奏掀起报道，把报纸品牌不断“烙”进读者记忆之中。

最后，它是锻炼队伍的有效方式。新闻的大炮不可能炮炮走红，只能追求提高走红的概率，这要靠采编队伍苦练内功。《江南都市报》副总编辑彭平说他们“每年都要打几场标志性的新闻大战”，他解析其运作思路：一是建立反应迅速的临战机制；二是策划先行；三是调动多兵种作战；四是做大，形成规模和气势。这涉及到报社运作的方方面面。因而他说，每一次这样的大战，都是出水平、出人才的好机会。年轻人学到经验，老记者添了身价，每一场大战打完，都有人才脱颖而出。⑦不时锻炼队伍，才能越打越会打，这一炮没有走红，但使下一炮走红的概率更大一些。

注释：

①张建星：《新闻的创意时代——新闻操作92条札记》，43页，文汇出版社，2004

②中马清福：《报业的活路》，27～2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③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175～1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④尹良富：《日本报业集团研究》，123～125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篇5

Abstract:Aftersuhartoquittedthescene,thelaw''''scontrolovermediahasbeengraduallyreleased,andIndonesiahasabolishednewscensorlawlately.Butthere''''salongwaytogoforIndonesiatorealizerealnewsfreedom.Firstly,newscommunicatormusthavegoodnewsworkethic,andallofthemshouldrespect"publicreligionandethic".Secondly,Indonesiaisamulti-ethnic-groupnation.Mediashouldbecautiouswhenreportingthereligiousandethnicissues,andgovernmentshouldmakesomerestrictionsonit.Lastly,governmentshouldofferbetterlawprotectionfornewscommunication,includingtheprotectionfornewsfreedomandpersonprotectionfornewscommunicators.Inthefuture,it''''sexpectedthatthenewgenerationyoungpeopleinIndonesiawillimprovetherulesofIndonesiamediaandhaveitenjoybroadenfreespace.

Keywords:IndonesiaMedia;NewsFreedom;DevelopmentandInnovation;Regime;Religion;EthnicGroup;Censor

一、印尼新闻自由历程的回顾(1945年至2001年)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主义社会来说,政治与文化经常都被看为不同领域的现象:高级的文化是高于政治,而低级文化是底于政治的。有关于文化的研究经常都论述一些理论来详细地描述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印尼来说,文化与政治似乎都分不开的。在学校,老师在解释文化时经常也会说了些政治的观念。所以,从小开始,印尼人民已经把文化与政治混在一起来理解了。

印尼的政治历史被分为旧制度(OldOrder)和新制度(NewOrder)。所谓的旧制度,就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喀诺(Sukarno)统治印尼的那段时间(1945年至1966年);而新制度就是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多(Suharto)统治印尼开始直到现在。

在苏喀诺(Sukarno)最后几年的统治之下,他试着利用各种各样的文化来帮助宣传他所谓的极端的民主主义政治。他的政治主义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准则民主主义”(GuidedDemocracy)。他和他的”准则民主主义”(GuidedDemocracy)把媒体看成是一种可以以只传播有关政府正面的报道,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这引起了现代文化的支持者的反感。

新制度期间,苏哈多(Suharto)建议了一种观念。他觉得一个国家的强大是要依靠着国家媒体的发展。所以身为国家媒体,应该只传播有利国家发展的讯息、新思想的创新和人民的意见和思想。这样一来,就可以帮助国家强大起来。自1970年开始,政府已经盼望新闻工作者,就像其他的平民,来支持国家发展的努力。

但是在实行当中却发生了许多的矛盾。新制度的审查法律只允许报道政府正面消息、支持苏哈多(Suharto)政体的媒体。新闻工作者只可以写对政府有利的报道。谁敢写一些社会腐败的事实、让政府失去面子的新闻,都会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苏哈多(Suharto)领导印尼时,以侮辱政府的罪名,就有很多的新闻记者被关入监狱。自然地,这引起了人民,尤其是大学生的不满。但是在那时候,很少会发生大学生示威,因为大家都怕被送入监狱。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却形容印尼媒体是个“自由但负责任”(“freebutresponsible”)的媒体。这样的说法,就让他们似乎拥有权利和义务去识别和确认怎样才算是属于“负责任”的新闻。[1]

这个问题也反驳了苏哈多(Suharto)他本身曾规定的新闻界条例。在1982年第21号的新闻界基本法里写着(UUPokokPersNo.21Tahun1982):“媒体绝对有建设性的控制、批评、和改正的权利”(“Persmempunyaihakkontrol,kritik,dankoreksiyangbersifatkonstruktif”)。而且这条国家新闻界条例也被保证在同一个基本法里第5号:“除了保证外,对人权并不会进行审查和控制”(“TiadanyasensordanpembreidelanselainjaminansesuaidenganhakasasiWarnaNegara”)。[2]

但是还是有一班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想法。在1993年12月14日,印尼大学(UniversitasIndonesia)的21位大学生在雅加达的印尼国会大楼前为此事示威。很理所当然地,他们就以”破坏政府的名誉”而被捕。第二天,印尼大学的几位高级教师被叫到国家教育部来接受审问。这件事震撼了全国,也惊醒了熟睡已久的大学生们。21位大学生的示威和它的随后真实的报道被视为印尼媒体自由的一个转折点。[3]

在苏哈多(Suharto)的年代,多数的媒体是以政治为主题的。当然,内容写的是政府正面的报道。这也是苏哈多(Suharto)政体里的其中一个政策。

自从在1998年苏哈多(Suharto)下台开始,正式已认识到之前的政治有多么腐败的印尼媒体,开始察觉到媒体自由在一个走向自由主义社会的重要性。苏哈多(Suharto)的衰落目击了严厉审查法律和当时控制媒体的国家信息部(DepartmentofInformation)的废止。

苏哈多(SUHARTO)下台以后,接下来的十个月,哈比比(HABIBIE)总统取消了特许制度。他规定了,任何人妨碍了新闻自由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他也规定了新闻界的自由规范。虽然直到新闻界的道德规范建立了,它用于新闻界的管理制度却面对了不少的矛盾。

哈比比（HABIBIE）在1999年某一天的新闻记者会里,再一次强调说他决不会干涉新闻界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并不是新闻传播又会再受到干涉。也许会有其它的方面和事情会为新闻自由带来不良的影响。假如政府保护的所谓的新闻界的自由而忽视了各种各样社会的需要,政府也有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1999年的新的新闻界法规(INDONESIANPRESSLAW)批准了700多个新的媒体的建立,比在印尼庆祝第54周年国庆时多了两倍。但从本质来看,媒体的增加对民众的新闻自由的实现还是不是很明显。因为,现在在印尼每天的媒体多数只报有关示威的新闻,和出现了很多没有品质保证的报纸、杂志、和政治漫画。这证明了这条新的法规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在印尼人民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很多提议说不但只有新闻界可以获得发言的自由,人民也应该得到同等的待遇。

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总统在1999年上台后,曾经在5月3日的UNESCO和东南亚新闻联盟(THESOUTHEASTASIANPRESSALLIANCE)典礼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政府应该保护媒体使它不要受到不想得到自由的各方面力量的干扰。我的行政会盼望着新闻界自由的现象。”(“THEGOVERNMENTHASTOPROTECTTHEPRESSFROMTHEMANYFORCESWHODONOTWANTFREEDOM.MYADMINISTRATIONLOOKSWITHRELISHONTHEEMERGENCEOFAFREEPRESS.”)。[4]

只是在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总统确认新闻界自由的三天后,准军事部队和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多年以来领导的基层穆斯林组织却攻击了国家的一家最大的日报,印尼泗水(SURABAYA)发行的《爪哇报》(JAWAPOST)。这使《爪哇报》(JAWAPOST)在那天被必关闭了一天。《爪哇报》(JAWAPOST)之前有登出一片批评瓦希德(ABDURRAHMANWAHID)与他亲戚的文章就激怒了这些好战的年轻人组织。之后,《爪哇报》(JAWAPOST)在报纸封面登出了该报的认错和道歉,但是瓦希得(ABDURRAHMANWAHID)却为那些组织辩护。

虽然在2000年里没有发生过印尼新闻工作者被被捕,但是很多关于攻击和威胁的报道。政治性组织与宗教性组织,包括警察和军队在示威当中还是回使用暴力。根据东南亚新闻联盟的消息,现在的警察只负责对媒介使用暴力的20%。在当年东南亚新闻联盟(THESOUTHEASTASIANPRESSALLIANCE)收到了几百封关于诽谤和不正确的报告的投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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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主义与印尼媒介

最近的印尼的媒介民主化已经看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在政治和印尼民主主义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之前,媒介的角色是很确切的,它必须反映出政府好的一面,否则它就要接受严重的后果了。所谓严重的后果就是记者被送入监狱、甚至被杀或者在传媒界里受到禁止。当中的例子:一位印尼记者,西亚富路顶(FUADMUHAMMADSYAFRUDDIN),因为他写了政府贪污的调查报告,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苏哈多时代,有三个杂志被封闭了包括了最著名的新闻杂志:时代(TEMPO)。时代(TEMPO)，此是因为当时登出了关于政府买了前东德的战船的争论,而被禁止的。就算现在审查法律已被取消了,媒介的角色还是很含糊的。

新制度(NEWORDER)的媒体是被政府控制的、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法律过程、甚至于被政府所拥有。十多年前的新制度(NEWORDER)之间,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并不像现在那么厉害。由于科技与经济不断地改变,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也增加了。

很多人人为1998年苏哈多下台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当时媒体的醒目和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是当中的原因的。虽然,一个自由的媒体可以供给人民讯息,而且也可以帮助决定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还是不会有太多关于媒体与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基础的关系的证据。

一位印尼媒体的高级领导,威图拉儿(WIMARWITOELAR),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同事还是在一间没有屋顶的屋子里蹲着,担心着随时会落下的雨。因此,他们必须继续写有关政府的报道,而且也必须“决定他们是要真正的客观,还是在基础的正面改造情况下才会变得客观”(“DECIDEWHETHERTHEYREALLYWANTTOBEOBJECTIVEORWHETHERTHEYWANTTOBEOBJECTIVEINTHESENSEOFBASICALLYBEINGPRO-REFORM”)。[5]

三、印尼新闻界的改革

最近控制印尼媒体的法律并不是很多。事实上,因为缺少政府条规,道德的界限基本上是自觉性的。因此,印尼媒体变成了一个缺乏经验的团体。这影响到了媒体的自由,和它不再需要经过国家信息部(DepartmentofInformation)的严厉审查的作品。所以,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媒体都在看着每一个人,那么,到底是谁在看着媒体呢?审查法律的废除对西方国家的观察者来说,会导致所有的后果必须是有建设性的;自由发言权会导致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尽管如此,自由化不是适合每个国家,而且它导致的后果也不一定是好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抑制,印尼媒体的重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的开始。没有了审查法律,媒体报道公正新闻的责任增加了,尤其是它们的观众、听众、或者读者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没有被束缚的报道,他们的反应会是不同的。自由的媒体会让众人从不同的讯息来源来发表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来,印尼媒体至少会像西方国家的观察者所希望的那样,就是变成真一个正自由的媒体。正如欧乐(Olle)所建议的:在新制度之下,为了要减少和西方国家媒体的差异,“从字里行间体会隐含之意”(“readingbetweenthelines”)是印尼媒体必须拥有的技术。现在,受众也必须拥有同样的技术来估计哪些报道是不必或者需要注意的。[6]

一个自由的媒体,特别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里,对该国家会的稳定会带来两种影响: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西方国家通常都认为自由的媒体会让大众可以提高他们个人的能力来建立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能够尊敬其他人的意见。CPJ提议,1999年平安夜发生的基督教堂爆炸案,证明了“尽管有怎样的危机气氛,新闻报道的猛击带来了镇定的影响”(“therushofmediacoveragehadasoothingeffect,despitetheatmosphereofcrisis.”)的事实。这件事所指示的是,媒体启发了事件和避免了谣言的传播。[7]

但是在许多的亚洲国家里,宗教徒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一天比一天更加紧张。新制度其间,媒体是被禁止报道有关宗教或民族的。1999年的印尼新闻界法规(IndonesianPressLaw)只是规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尊敬大众的宗教和道德规范”(“respectreligiousandmoralnormsofthepublic”)。[8]这又是成了另外一个矛盾:这样一来,政府和军队很有可能又再进行之前的“任务”去限制印尼媒体的报道自由。

虽然CPJ(2000)提议媒体应该在一个危机的气氛里造出镇定的影响,

但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曾经被政权埋没的媒体自由,现在却有煽动冲突的可能性。由于一些障碍和媒体可以自己谨慎地确认一个报道的真实性,媒体看来可以在一个既不稳定,又含有挑战性的环境里找到新的自由。但是还是要记得:毫无根据的宗教和民族的报道可以煽动冲突。

曾经有过一个关于贿赂的报道。记者,卡拉哈斑(HoesinKalahapan),写了重造森林资金误用的报道后,就被绑架,被折磨了至少三次,然后成功地逃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这证明记者在激怒的大众之下,是不会得到法律保护的。很多人把这件残酷的事实看成是自由媒体的其中一个负面的后果。

专家威图拉儿(WimarWitoelar)意识到了最近的媒体作品是处于“初期困难”,因为媒体正在从无限的压制走向完全的自由。威图拉儿(WimarWitoelar)觉得最近的媒体就像“刚从严厉的学校毕业的孩子们,在放假的第一天,他们跑完了所有的沙地。在那其间,他们虽然会遭到一些小麻烦,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自由。”(“It’slikekidsbeingletoutofaverytoughschoolandonthefirstdayofvacation,they’rerunningallovertheplacesandinsomecasesalittlebidoftrouble,butbasicallypeoplearefeelingveryfree.”)。[9]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新媒体报道规定的缺乏对国家带来了正面性和负面性的影响。可以多让人民建立自己的想法是媒体自由的正面影响。但是,媒体的自由也会导致在某些人些地方的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样一来,也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虽然在1998年,苏哈多下台后,多数的正式禁止已经被取消了,但是印尼媒体如果要找到真正的自由还是要经过漫长的挣扎。从之前的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来看,还有考虑到现在国内的新闻协会的指示,印尼媒体必须要代表广泛的社会文化的交叉才会真正地找到完全的媒体自由。在政府少许的插手之下,希望印尼的新闻协会可以帮助印尼媒体的改革,同时也能够发展国家的文化和结合国家的种族。

结论

1998年5月苏哈多总统下台后,印尼的新闻界经历了许多的改革。虽然印尼新闻界比以前自由了许多,但同时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由”的后果不一定永远都是好的。新闻工作者本身也不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也经常会受到暴力攻击。

人民希望新闻界得到自由后,会对社会与国家的结合带来贡献。差不多每天发生的示威,和许多新媒体作品的出现,证明了新的印尼媒体政策对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

印尼政府还需要尽力解决国内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宗教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国际的焦点。最令政府懊恼的是,政府不能偏于任何的民族和宗教,所以谁对谁错是个很难判断的事情。新闻工作者因此也还不能太直接了当地写出有关宗教和民族的实情和评论。

印尼新闻界在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看政府能不能对新闻传播提供较好的法律保护，包括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新闻传播者的人身保护。如果政府能保证新闻工作者的安全,相信对媒体本身和国家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帮助。但是,自由也一定带有负责任。自由的媒体必须对国家要有好处,而不是对国家有害。

注释：

[1]

he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IntheCensor’sShadow:JournalisminSuharto’sIndonesia.EastTimor:Dili,1991,p.1.

[2]

Kingsbury,D.CultureandPolitics:IssuesinAustralianJournalismonIndonesia,1975-1993.Sydney:GriffithUniversity,1997,p.25.

[参考文献]

[1]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CPJ).CountryReport:Indonesia,2000.

[2]CommitteetoProtectJournalists(CPJ).JournalisminSuharto’sIndonesia.EastTimor:Dili,1991.

[3]Cowan,Edward.NewFreedom:IndonesianJournalistsTreadLightly,IPIReport,No.4,2000.

篇6

电视新闻的边缘化指的是电视新闻的主题和内容偏离公共事务，逐渐脱离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社会功能的趋势。电视新闻边缘化主观目的是吸引受众，其手段主要是“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追求新闻娱乐化，追求事件故事性、情节性、戏剧性，形式上表现为故意设置冲突、悬念，技术上则表现为主持人形象的娱乐化、播出语言的方言化及画面的“精致”与“炫目”。

“边界”之争近年来成为诸多领域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反映在新闻领域首先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写作运动，尝试将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相结合，引发了第一次“新闻边界”之争。“新新闻工作者运用景象、音响和人物内心的思考。以各自的风格表现了各种各样的题材。”“虽然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一般说来，它是利用感知或采访技艺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而不是依靠传统新闻事业中常用的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标准手法，它还要求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把重点放在写作风格和描写方面。”新新闻主义由于大量借鉴文学手法而遭到新闻界批判，于20世纪70年代销声匿迹，而在其存在的10多年间，并没有被美国新闻界所认可，“尽管新的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出现在各种杂志和书籍中，这场写作运动没有扩大到报纸上。”但新新闻主义却在文学界引起了轰轰烈烈“非虚构小说运动”，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新新闻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文体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新生的文艺思潮，而且迅速地由思潮发展为拥有众多作家作品独立的文学流派了。”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家汤姆，沃尔夫本人也认为“新新闻主义是美国20世纪以来唯一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流派”。

显然，新新闻主义之所以被新闻界“边缘化”主要是因为其企图突破新闻的“边界”——真实与客观，而代之以文学的真实与客观。“传统新闻认为世界就是客观的外在世界，可以用实在物体来描述。新新闻主义则认为真正的世界并不是外在的物的世界，而是内在世界，在于人的感受和情绪。”

如果说新新闻主义是借助“文学的真实”从外部挑战新闻边界的话，那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持续了10多年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可以说是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边界挑战。

公共新闻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概念，但其核心是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不再是“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研究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其特点是新闻报道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新闻传播者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还以组织者的身份介入到公众事务中，发起公民讨论，组织各种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使公共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新闻“客观性”、“真实性”赖以存在的基石——个人理性已坍塌。那么。“客观”与“真实”的新闻已无法将非理性个体引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那么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应担当起组织、领导公众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通过集体理性恢复新闻的应有功能。该逻辑存在的问题是：(1)集体理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被媒体“操纵”的，如果媒体具有代表集体理性的“资格”，那么“民意”所形成的政府应被取消，由媒体行使政府职能：(2)如果集体理性不存在，那么公共新闻运动该何去何从?显然，取消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功能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那么公共新闻运动方向也只能是回归到传统。

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新闻运动企图“突破”传统新闻“客观”、“真实”的边界。如果成功，新闻则要么划入“政府”领域，要么划入“科学家”领域等，也就是说，公共新闻运动在突破传统新闻“客观”与“真实”边界的同时，必将侵入其它领域，亦如，新新闻学入侵文学领域一样，可以说，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质是取消“新闻”。

我国电视新闻边缘化的实质同新新闻主义和公共新闻运动一样试图突破新闻“客观”与“真实”的边界，这一现象已引起了个别学者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在纪录片领域，因为电视新闻入侵了纪录片的“客观”与“真实”，使得“纪录片”变得面目全非，“因此，纪录片边界理论必须得出一种清晰而确定性的语言边界，在影像、广义纪录片和狭义纪录片之间寻找出它们之间语言的差异点，否则，在纪录片来说，语言之间的界线含混不清导致了许多纪录片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对话层次上的差异与混乱。”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模糊了电视新闻与电视纪录片之间的界限，也使得电视新闻与其它类型电视节目甚至与电视剧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

电视新闻边缘化不仅在价值导向上使得电视新闻采编出现重大偏差。而且由于电视新闻突破“客观”与“真实”的边界。娱乐功能变得十分突出，从而导致了电视新闻节目与文学、电影等艺术的功能区分度降低。

篇7

1.数字技术给新闻摄影带来的隐患

科学是把双刃剑。有人曾预言，数字技术的运用将会葬送新闻

摄影。这话虽嫌偏激，但有一定道理。

数字时代使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过去，传统摄影也可把摄影特技运用到新闻摄影中而造成新闻照片失真，但其操作方法复杂，需要具有专业水平的人才能完成，且经过处理后的照片效果差，加工痕迹明显。而当今的电脑技术不仅能够对照片进行改头换面，甚至可以无中生有，使用PhotoShop这种功能强大的图像编辑软件，在一台普通的电脑上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新闻照片修改得面目全非且天衣无缝。

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基本属性，也是新闻摄影的生命。摄影记者只有选择拍摄角度的权利，没有变动新闻真实的权利。

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有着25年从业经历的《洛杉矶时报》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与3月30日向报社传回一张英军士兵和伊拉克平民的照片，该照片令图片编辑激动不已，因为画面要素和构图等显示是一幅足以竞争普利策奖的作品。时报将它刊登在2003年4月1日头版，但有细心读者将照片放大到一定倍率后发现是合成照片，合成的照片将英军士兵和伊拉克平民的距离拉近，目的是为了改进构图，增加视觉冲击力。此事在世界新闻媒体引起震动。《洛杉矶时报》立即在其网站上刊登更正和道歉声明，并作出了开除布赖恩.瓦尔斯基的决定。又如2004年7月14日，我国西安连续暴雨，地面严重积水，某报记者将拍摄到的照片用PhotoShop软件中的“橡皮图章”修改，结果原来没膝深的水改成了齐腰深的水，“积水”也就变成了“洪灾”。照片经美联社采纳发稿后被芬兰读者在报纸上发现了修改痕迹，芬兰报纸编辑通知了美联社，美联社对照片仔细鉴定后确认其造假，从而将该照片删除，同时通知用户不要使用该照片，此事在我国新闻摄影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说明新闻照片的真实性不容忽视，数码相机拍摄的新闻照片中任何内容都不能被随意修改。

利于电脑技术制作各种类型的假新闻照片，使得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在数字时代变得十分脆弱，以往新闻照片的“眼见为实”、“以图为证”的权威性和见证性受到了强烈冲击。如果放任这种电脑技术的滥用，将会使新闻摄影失去存在的意义。这绝非危言耸听。

2.如何消除和应对隐患

2.1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可从以下两方面对所发表的新闻照片进行规范和把关：第一，不绝对排斥对新闻照片进行电脑处理，因为数字技术在新闻摄影中的发展和应用已成必然，但运用数字技术对新闻照片作改动应制定一个底线----以不损害新闻的真实性为前提，允许作者为突出新闻主题，对照片的清晰度进行调整，对一些污点、划痕等进行处理。第二，对那些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照片，要加强加大惩处力度。

2.2对那些制造和假新闻照片者，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制裁，使造假者不敢轻举妄动。

2.3利用技术手段规范互联网上的新闻照片。一方面可以运用类似于微软浏览器中关于网站内容分级的软件，对网上的新闻照片进行可信度分级。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发一种程序，对收到的已经过电脑处理的照片进行过滤和提示，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照片的本来面目。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是应该做得到的。

3.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记者的新要求

过去对新闻照片的评价标准是：见报快就是好照片。数字时代，摄影技术已经不再是问题，那么对新闻摄影的新要求则体现在新闻应该在更深内容层面上拓展。要求新闻摄影记者在更高层面以新的视角把握时代脉络，在新闻选题、价值判断和新闻深度等问题上下功夫。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记者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3.1对职业道德的要求

数字技术让作者对影像的改变更容易了，这就对新闻摄影记者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闻摄影记者的职责决定了他是公众舆论的代表，他要向社会负责，要遵循新闻规律、社会公德和法律法规，用真诚客观的态度报道新闻，如果我们的新闻摄影记者坚持了道德规范，那么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就不会因数字摄影的产生而遭到怀疑。

3.2对独创性和快速传递的要求

数字时代对新闻摄影产生的影响，将不仅仅停留在新闻照片的物理形态的改变和传输手段的先进。数字相机和互联网将新闻摄影的时效推向了极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前从事摄影之前那种较长时间的技术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新闻摄影变得越来越强调如何获得信息，如何在新闻现场选取独家角度，如何迅速传递信息等。

3.3对数字化管理的要求

篇8

二、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介入分析

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在法制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了社会政治因素与社会势力的主要表现形式，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了主要监督工具。新闻媒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在传播信息、传递知识、反映社会舆情的同时，也成了大众交流与讨论的主要平台，对公共危机管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及时反映社会舆论，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舆论在无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力量，无论是对社会的发展还是政府的管理都产生相应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新闻媒体，并且在制定规章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从新闻媒体报道的角度出发。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面对的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利用资源则离不开新闻媒体。新闻媒体能够将局部比较典型的事件及时转移到公共问题中，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反映社会舆论，让政府将比较分散的、潜在的公众意愿上传，从而在短时间内转化成比较明确的政策需求。

2.及时传递危机知识，促进对大众的教育

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传递危机知识，加强教育，开阔视野。根据新闻媒体的三大功能，可以得知新闻媒体具有文化传递的主要功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将危机知识及时传递给大众。如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新闻媒体在及时传递危机信息的同时，也在短时间内传递危机知识，部分新闻节目邀请权威专家，为大众解答地震发生的原因，地震发生之后造成的影响，并讲解地震来临时的自我保护方法。因此，新闻媒体具有教育功能，教育形式多样，教育内容丰富，不仅可以提高大众对学习的兴趣，也从根本上增强了大众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与理解。

3.新闻媒体介入提升政府形象

从政府的角度分析，公共危机可能是灾难，也可能是转机，在发生危机之后，政府及时对危机处理政策、危机处理策略进行调整。新闻媒体的传播渠道具有可靠性、有效性，大众利用新闻媒体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制定的危机应对策略，并将自己的意见及时反馈给政府。因此，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能够加深民众对政府的了解，提升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此外，新闻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为公共危机管理奠定物质基础，引导受众积极支持公共危机管理工作。

4.新闻媒体介入成为缓解公共危机的主要手段

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涵盖信息量大，影响范围广，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剖析。从非典时期的全民行动引发的思考，再到总理为民工追工资等等，均体现出新闻媒体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在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能够及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促进政府及时解决公共危机事件。因此，从整体角度分析，新闻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不仅是化解危机的实施者，并且也是促进我国传媒发展的主要动力与载体。

篇9

作为大众传媒中一种重要的媒介传播形式，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俗。而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使得新闻本身必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著名学者李希光指出：“新闻报道的致命错误就是让编辑、记者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偏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受众面前，因为一旦读者与你的价值判断相左，他们就会对你的报道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高明的新闻制作者们会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语篇结构的安排，隐讳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便成为了新闻语言中隐含的主观性因素。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这样一种特性，即说话人的语言表达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即说话人在说话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以一种隐性的态势在被阅读的过程中影响着读者的思维和判断。有效地对新闻话语中的主观性进行分析和辨别，能够帮助读者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对新闻话语的反控制能力。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对非文学领域的主观性研究还有所欠缺。而对新闻话语的主观性分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

一、词汇(lexis)

按照功能主义的方法leech(1981)把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meaning)、反射(折射)意义(reflective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meaning)、主体意义(thematicmeanlng)。其中，情感意义是指说话者或作者情感和态度的传达。所以，词义是多功能、多维度的复合体二即使一个词的指称意义(概念意义)相同，也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同的情感反映。因此，词汇的选择，为作者表达主观性提供了最常用也是最简洁的途径。新闻标题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常常最能体现作者的主观性倾向，读者往往能够通过一两字的点睛之笔，很快地抓住一条新闻的主要态度和立场。

例如：1.火箭的习惯性崩溃。(《北京晚报》2007年11月6日)2.演习继“汉光”后又出乌龙：鱼雷试射再败(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26日)

定语、状语位置上的形容词、副词使得被它修饰的中心词词语意义更加具体生动，它们承担着表达作者主观态度的重要语用意义。例1的“习惯性”一词不仅表达了火箭队的“再一次，又一次”失利，同时体现了作者的戏谑和讽刺。例2中的副词“又”和“再”与例一中的作用大抵相同，表明新闻中作者对演习的态度，“只有意料中的失败”。

二、句子(Clause)

在句子层面，作者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句式的选择和运用方面。首先看一些特殊句式的运用：1.首都机场可“空中报关”货物未到港手续已办完。(《中国新闻网》，2005年9月12日)2.“纳西里耶战斗英雄”被打死在美国自家后院。(《中国新闻网》，2005年10月10日)3.中国防长：若发生，大陆将采取断然措施。(《联合早报》，2007年11月6日)

例1中的“未……已……”，未然与已然两种时态成正比，突出了首都机场的高效率，表达了作者对其赞扬的正面立场。例2的被动句式，重点强调了受害者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新闻编辑者的同情。而例3的让步条件状语从句，则凸现了中国大陆在对待上的坚定立场，使人读起来铿锵有力，勇气倍增。

三、修辞(figureofspeech)

新闻报道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更倾向于依靠客观事实，但若新闻只是死板的堆积字符连接和数字堆积，不但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的欲望，更加无法使读者获得有效信息。因此，新闻话语也会运用适当的修辞技巧，在报道客观事件的同时，传达作者潜藏的主观判断。

对比：新闻中的对比通常通过数量来实现。例如：一个25岁中国姑娘和她的4场闪电异国情爱。(中国新闻网，2006年5月)

此例中，虽然前面的25和后面的4场对比数量要大，但是对于年龄范畴中的25和婚姻经历中的4，前者显然是个小量，两者相比体现了作者意图突出此事件的不寻常性。

比喻：比喻是最常见修辞，在新闻语言中，比喻的出现使某些行为更形象：例如：七名选手掉进了“尿罐子”。(《大连晚报》，2002年2月10日)

此例是个事件比喻，运动员因药检呈阳性而被取消参赛资格，“尿检”换作“尿罐子”不仅幽默戏谑，而且轻松表达了作者的不认同。

设问和反问：比如：招聘女文员以身高定工资是何目的?(《重庆晚报》2007年11月6日)又如：惟有扣分才能育德?(《中国教育报》，2004年7月14日)

只问不答，读者不用去正文内找答案也可体会出作者的态度，将观点隐含于强烈的语气中，既吸引读者注意，又赢得了共鸣。

新闻源于事实，但决不等同于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制作者对客观事实的选择、记录、加工的结果，他们总是积极地运用语言技巧来认识和“再现”这个世界。而读者则同样可借助这些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剖析新闻语言制作过程中遣词造句，谋篇立论的每一个细节，发掘出深藏于语篇之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

参考文献：

篇10

当前我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的核心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目的则是借建立市场经济牵动引发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领域的现代化。而就国民经济总体而言，在不同领域、部门、地区，市场化程度并不相同。因此，敏锐地把握本地区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引导与解决，并形成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地区性综合日报的趋势日益明显，其优势及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青睐，但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弊端同样令人堪忧。

但从《南方周末》、《华西都市报》、《羊城晚报》及《楚天都市报》的发展经历来看，其成功的运作有目共睹。因此，地方报的发展潜能不可估量，其势头之猛锐不可挡，当然其优势更不可忽略。

既然是地方级综合性日报，那么，地方性新闻必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方性新闻也叫本土新闻，属新闻的一个种类，是根据报道的领域范围来分的，以传媒所在行政区为根据。彭菊华所著的《新闻学原理》中指出：“除了高度专业化的传媒以外，又通常以本土新闻为主，非本土新闻为辅。本土新闻为主直接指向本土化新闻和新闻本土化，这是新闻传媒和新闻传播的一种基本策略，是新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的。”

在当代众多新闻传播著作中，不难发现，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探索脚步从未停止，而是日渐加快。学者们对于地方化报业的关注尤甚，都可以说予以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意见。罗以澄教授在《自选集：新闻求索录》的《武汉地区新闻传媒的精品打造之路》一文中表示：地方性传媒“危机并非多虑，优势并不必然”；李良荣教授则表示很有信心：“在这一片跌宕中，我特别看好地方级综合性日报。地市报在所有报纸中最具有发展前景。我相信，地市级报纸必将异军突起，蒸蒸日上。”

那么，地方报为什么最具有发展前景，它究竟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呢？

1、独特地域优势。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应该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再加上地方报在地方的群众基础较好，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发行网络，报纸的发行因为距离近，相对成本较低，因而可以实现以最快的速度投送报纸。地方报在所属县区大多建有记者站，因此，地方报在新闻信息选取上有更多自。

2、当地群众优势。地方报在当地群众基础通常较好，人们已习惯认可了它的权威性。长期办报经验积累，使地方报对当地读者的需求、习惯、阅读口味了解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那些区域性经济新闻、本土新闻，更能成为自己的特色菜。因而在受众分割上，可以得到更多读者的青睐，读者也能从这些具有相对性的信息中得到有效需求，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

3、地方报的指导优势。报纸对于地方工作的知道会更具体、更具有针对性。贯彻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方性新闻在地方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具有当地特点的报道对于本地区的改革建设意义非同凡响，并且更是一种监督与及时的引导，地市一级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形式，使报纸对于地区工作的了解从实际出发，具体而微。

当然，地方媒体的“危机并非多虑”，地方性新闻传媒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浪潮跌宕起伏，其弊端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