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转型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不同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绩效从根本上说,受到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①。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经济价值会不断提高②,从而产生了对制度的新需求,相应于这些需求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却总是滞后。正是这些制度变迁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问题，影响了历史的经济绩效。

本文将分析制度变迁的原因、方式及合法性等问题。试图通过引入体制外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将国际社会当作独立经济体的一个外生变量，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之内，以探讨那些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缺少动力机制或动力机制不健全，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遇到层层阻挠困难重重的，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经济体，结合当代国际关系，可能采用的制度变迁方式。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具有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作为规则人的行为的制度

在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以后，这个定义就一直为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接受。舒尔茨认为，制度是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一种行为规则。舒尔茨为了分析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方式，列举了如下四种制度：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项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遗产法、资助和劳动者的具体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

因此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规定的正式约束所组成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类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在决策各方的初始力量给定时，规则的作用是便利交换。

制度之所以被设计出来，还因为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

制度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分析入手，把制度分析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分析理论的分析核心是产生这些成本的经济交换和制度。如把交易成本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由此可探讨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既然制度起因于解决减少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那么，当受制度所规制的人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时，制度也必须随之改变。

二、制度变迁内在机制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与无效率的制度消亡的交替过程。有效率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制度不均衡，则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要使组织有效率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1）竞争机制。竞争可以减少构造性无知，使有用知识得以广泛的传播，控制知识的使用以确保错误不会长期存在，系统不会陷于瘫痪，刺激和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对竞争过程的政治干预则会削弱竞争性争胜并削弱承受创新成本的需要。

2）分散决策。市场的分散化决策可以降低政府集中决策的风险。

3）有效产权。产权的界定，对一个企业制度的运行至关重要，科思认为：“法律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对权利进行清晰界定，在此基础上权利的转让和重组能通过市场发生。”（coase,1959）

4）破产法。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要求制度必须有适应效率，破产法对于淘汰僵化组织与制度是一种必要的制度装置③。

经济的发展使产品要素相对价格和偏好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则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新的制度不均衡出现使得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舒尔茨指出，在美国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人的经济价值的长期显著提高，是制度在执行其经济功能时的主要非均衡原因，（他同时还认为，相应于人的经济价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新的经济模型，本文将在后面用它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许多作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所致的制度压力与限制而作出的滞后调整的立法和法律。因为由于经济增长进程，这些法律条文与法律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此，制度是对劳动力市场价格提高的反应；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报酬提高的反应；是对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反应。也就是说，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把握住经济机会的自由④。

三、制度变迁方式与无效率

经济增长导致制度不均衡，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制度变迁的方式却取决于制度变迁预期收益的大小及参与博奕的谈判各方力量对比。

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包括制度变迁后重新分配所得额外收益以及制度变迁主体期望获取的最大制度外收益。制度外收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2）外部经济内在外的收益；3）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所带来的收益；4）交易费用转移与降低带来的收益。

为了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参与博弈的各谈判方主要有：1）体制内的共同体成员；2）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的权势集团；3）作为统治者的政治企业家；4）作为政治企业家人的行政官员。通过谈判活动增加个人份额收益的竞争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方式。各方参与谈判的动机及谈判的立场取决于他从制度变迁中可获得的预期收益，而无论如何，谈判各方都得以最大化自己在总收益中的占份额来影响最终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善”⑤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群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新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潜在获利机会时，且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并不威胁统治者的统治，也没有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时，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自发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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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企业家⑥发现有一个机会，能靠打破停滞和制度僵化循环的改革获得政治支持，提高历史与政治威望，他会全力推行新的制度与政策，甚至进行全面的宪法改革，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强制性制度变迁会自上而下的随之发生。

但是，当既有的权势集团认为新制度的推行将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行政官员认为制度变迁将使政府的的税收减少或者制度变迁会降统治者的效用以至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时，制度变迁将成为不可能，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就会长期存在。

考察历史和现实的国际社会我们不难发现，诱致性制度变迁占主导的国家往往是市场比较发达，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很好保护的国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占主导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往往起着主导性作用，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且受到种种限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往往因为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而影响经济的历史绩效，正如诺思所言，由于缺少进入有效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⑦。

既然现代经济增长进程被所有作为经济增长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所困扰，我们的分析也只有自经济均衡入手。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舒尔茨的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舒尔茨在文中指出，制度变迁是作为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的结果。制度被视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正是经济增长进程改变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上的改变又导致了长期成本与收益衡量的供求之间的非均衡。

我们可以把舒匀茨的观点概括为两个原理：1）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所提供的由于经济增长所致的服务的需求的改变，导致了供求间的非均衡；2）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由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对制度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会被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所改变。

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会长期停滞不前。正是由于在响应作为经济增长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时制度调整的长期滞后，才导致即有的制度陷于无效率状态；正是由于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迟迟没有出现导致了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

四、理论模型---一种制度变迁方式

篇2

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将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村休闲尽管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但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已展示出强劲的发展趋势。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加快，乡村休闲成为我国目前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和新机遇。本文选择从乡村休闲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手，重点阐述乡村休闲的方式、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以及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和着力点。以期能够丰富乡村休闲产业的理论体系，起到对乡村休闲发展的指导作用。

农村、乡村与休闲概念的释义

（一）农村与乡村的概念

大多数学者把“农村”和“乡村”视为城市的相对面，并不区分“农村”和“乡村”在用词上的差异。学者袁镜身先生在《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也把“农村”和“乡村”合二为一进行论述，认为“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包括村庄的集镇等各种规模不同的居民点的一个总的社会区域概念。由于它主要是农业生产者农民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又通称为农村”。

从字面意思理解，“乡村”和“农村”的区别可能在于认识的角度不同。“乡村”是从生活和居住的角度来看，表明乡村中的聚落，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而“农村”可能更多地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意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聚落。“乡村”聚落的居民未必是农民，而“农村”聚落的居民则一定是农民。很多城里人居住乡村，他的身份可能依然是城里人；而很多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也与农业生产活动无关，可他们依然被视为农民。本文为了论述的方便，将不对乡村和农村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休闲的概念

对于什么是“休闲”，理论界已有许多界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受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于光远先生在《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

从语义上讲，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本文更倾向于休闲是一种面对生活的状态与心态，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自主选择地从事某些个人偏好性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中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快、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真正的休闲不是消遣，不是打发时间，而是在休闲时间里能够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休闲是人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形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较高目标。

乡村休闲方式

乡村休闲产业。乡村休闲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为龙头的综合性产业，当然，这里所说的乡村休闲，并不一定是在村庄里休闲，也不仅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乡村景点景区，而是一个包罗范围较广的环都市乡村地带。这个地带与城市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环境主体是生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或很少侵入，大体上保留着山水和田园生态面貌，交通条件一般较好。乡村休闲以其乡村性、平民性、参与性和体验性，适应了人们对原生性和生态性的要求，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喜爱。

乡村休闲方式。由于乡村消遣、乡村旅游、农耕体验和其它“发生在乡下”的乡村休闲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生产活动，休闲消费者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远非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所指，“经历”和“体验”产品供给是相关厂商群的彼此相互协作、有机组合的“共同产品”。因此，乡村休闲产业至少包括乡村旅游产业、乡村娱乐产业、休闲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度假产业等。近年来，不断增长的乡村需求强力促进了乡村休闲的发展，目前乡村休闲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乡村旅游、采摘农园、农家乐、体验农园、乡村娱乐、农家美食等。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大城市附近的农家乐；高科技农业体验观光园；农业新村，特点是经济发达、乡村城镇化，在发展中有意识地使本村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古村落的开发，如江西安义的古村群、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等；农业的绝景和胜景，如桂林的龙胜梯田；乡村娱乐和休闲度假。

事实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乡村休闲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村经济转型方向及问题

所谓经济转型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结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是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形态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由资源约束转变为市场约束。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抓好农业和农村工作事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运行机制下，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农业的发展还主要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而且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变为现在的受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可以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更大。要实现农村经济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促使农业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而乡村休闲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加强乡村休闲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高效、优质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整体的发展进程。

乡村休闲在农村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着力点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产业，乡村休闲能促进一、三产业的紧密结合，在发展中具有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农民在既不离乡也不离土的情况下扩大就业；能使农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跨越流通环节适时缓解农业产业化中购销体制不畅等诸多难题；能有力地推进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乡村环境等。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休闲是农村地区扶贫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可以推动广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乡村休闲能够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发展乡村休闲能把农业的生态环境、农村民俗文化和空间环境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因此，顺应时展潮流，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摆脱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开发模式，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发展乡村休闲，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农业经济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而产供销一条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乡村休闲的发展在促进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可打破产业界限，有助于形成产供销、服工农、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和购销渠道，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休闲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乡村休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其基本的服务工作对员工技能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或是经过一定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而且乡村休闲产业的关联度高，它与餐饮、娱乐、交通、建筑、食品、旅游工艺品等产业密切相关，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得到很好的转移，农民的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

乡村休闲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休闲的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以提高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便利性，因此必须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譬如道路交通、通讯、医院、商店等基础性设施。乡村休闲的开发将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逐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乡村休闲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要维持乡村休闲市场的持久性，就必须注意并保持乡村生态系统的持久性。乡村休闲把发展生产、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结合起来，它的生产要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乡村环境，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准则。通过乡村休闲的规范开发，可以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贯彻到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之中，更好地创建清洁、优美的乡村环境，维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塑造良好的乡村，使整个农村成为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生产基地和生活乐园。

乡村休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发展乡村休闲，可以将先进的文化和观念引进农村地区，有利于打破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的状态。在与外来游客交往的过程中，当地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逐渐开阔，思想道德素质得以提升，这就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契机。乡村休闲产业是服务产业，又是文化产业。如果没有视顾客为上帝的服务精神，就难以立足于市场，更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发展乡村休闲产业还可以培养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服务顾客的文明意识。

乡村休闲方式与农村经济转型之间的关联性可见图1所示。

结论

综上所述，乡村休闲的发展缘于旅游者的消费动机所形成的新的类型和休闲市场需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休闲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发展乡村休闲，能够实现农村地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篇3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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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我国管理会计创新与发展

为适应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要求，必须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发挥在企业经管活动中起基础支持、战略支撑的管理会计的功效。以下针对管理会计观念、管理会计内容、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三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转型时期现代管理会计观念创新

1．整体、动态管理观念的更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基于一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管理系统，从不同管理层面出发，又可具体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子系统。各子系统目标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服从于整体目标。若相互之间发生不可调和因素，企业必须站在整体管理的角度，客观合理地分析评价经管活动，以保持内部目标的一致性，增强各系统的协调运作。同时，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企业会计信息处理能力日益强大，信息在各系统、部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传播、处理愈发便捷，企业可随时依据内外环境最新动态作出相应决策。管理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决策支持和控制系统，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与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协调以满足企业管理活动的需要，树立动态管理观念，在变化着的环境中不断分析、抉择，寻找动态中的最佳平衡点。

2．人本、智本管理观念的更新传统的管理会计是基于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背景下产生的，那种将人视作只会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经济人”的想法如今已不合适。在21世纪的知识年代里，人们愈发认识到在生产管理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并非机器设备，而是人的智慧、才能和技巧。人作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现代企业管理的任务在于激发人潜在的才智和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度人们的积极性，释放其潜在的能量。唯有人的智能得以充分展示，物的价值才能深度开发，人尽其才是物尽其用的基础。在此新环境下，管理会计的系统设计也应更多的考虑到人的因素，推动人本观念乃至更高层次的智本管理的观念。

3．战略导向、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更新新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面临内外部复杂环境的严峻挑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和创造市场价值方能立足于整个行业。以往那种仅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发展的狭隘观念已不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现代管理会计要求企业需站在战略的高度，时刻关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获取竞争对手的信息，深入分析自身所处地位，协助管理当局确立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以取得竞争优势;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努力维护生态平衡，灌输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协调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

(二)管理会计内容新领域的扩展

1．培养战略管理意识，构建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传统管理会计仅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而忽视外部环境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决策失去战略相关性，已不适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战略管理会计是传统管理会计在当前新市场环境和企业管理环境下的发展;作为外向型的综合信息系统，它避免了传统管理会计因忽视外部环境所带来“目光短浅”的缺陷，积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反馈外部市场和竞争者的信息，并用战略观点来看待内部信息，综合利用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协助管理者制定合理战略的规划，因此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就目前我国企业的ERP、电子商务和IT的发展，企业未来可在网络价值流基础上，将企业网络信息系统、网络价值流系统与战略管理会计系统集成构建一个更高层次、复杂的新型战略管理会计系统———网络价值流战略管理会计系统，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和长远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2．坚持以人为本，朝高层次智本管理会计转变当前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作为企业发展知识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核心要素，在企业经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唯有充分发挥人的智能，物的潜在价值才能被深度挖掘，企业能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由此形成了以人的智力乃至智慧为核心的智力资本管理。但与精确化、规范化、定量化的物本管理系统不同的是，智本管理认为管理系统是一个涉及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情感世界和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系统，由于是动态的有机体，难以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正是由于智本管理的灵活性、非规划性和不确定性，衡量和报告智力资本成为管理会计面临的新挑战。为了真实公允的反映企业价值，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新型智本管理信息应打破传统财务信息的界限，融合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等多维度信息于一体。智本管理会计通过量化企业智力资本，为智本管理提供存量和流量信息，考核和评价智力资本投资效率，利用智力资本为企业创造价值。

3．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推动环境管理会计创新近年日趋增多的生态环境事故给人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应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而要考虑到以维持良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环境管理会计系统的建立，能克服传统成本核算方法的主观性和分摊标准单一的不足，将与环境相关成本单独核算以量化企业经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管理决策所需要的成本与收益等财务信息，也提供了污染排放等非财务信息，从而有效抑制企业短期行为，促使管理者从社会和企业双重角度出发，做出符合生态发展的科学管理最优决策;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环境资源所有者和管理者了解环境资源的存量和流量，以及资源资产的分布和变动，及时反映企业履行环境责任、预防和治理自身所产生环境污染的资源投入与绩效信息，通过对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行为的监控，发现不足，寻找差异，分析原因及改进，从而保证企业减少环境风险的威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环境业绩。

4．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多方协调发展当前企业在快速发展中面对诸多机遇和挑战，压力日益凸显，竞争格局多变，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财富的破坏者。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成为现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更多地渗入经管活动中。从管理会计视角出发，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所承担对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那种社区和社会环境的责任;其基本要求是以法律责任为底线，依法经营、安全生产、遵守环保要求、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更高层次则包括关心员工健康发展、主动参与环境治理、捐助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用技术性指标和原则去规范，其发展依靠自身经济行为和经营行为的道德约束。社会责任管理会计就是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责任并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会计;它通过会计特有的方法和技术测定，计量和揭示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争取社会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人类资源、经济和社会多方协调发展。

三、管理会计研究方法创新

(一)研究视角更加广阔，交融多学科理论发展

传统单一学科研究方法已无法满足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需求，倡导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现在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重点。如经济学研究中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与管理会计有着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其中企业纵向一体化理论为解决战略成本和战略管理会计研究问题提供分析框架;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动机、社会心理子领域理论对管理会计实践的动机效应和信息效应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研究中的权变理论不仅涉及到管理控制系统，还利用交互项检验了其业绩后果，丰富了管理会计研究内容;运筹学、数理统计学的许多方法被引入管理会计决策和控制模型的构建中，促使管理会计研究朝精密的数理化方向发展。管理会计在现代管理方法基础上，整合原有理论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广泛应用能力。

篇5

1.转型期职教受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管理制度的双重挤压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计划经济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另一方面是转型期产生的特定的，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独特型态的管理制度。大教育下的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仍然是无序运行，普通教育的理念充填着整个职业技术教育界。97年后，除了《职业教育法》，一部分省、市、部门颁布了一些实施细则外，总体上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职教法制度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包括：职教办学机构管理办法、职教拨款和经费筹集制度、职业技术技能鉴定标准体系、职教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评估体系等)，我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总体对职教的定位，在上缺乏较为统一的认识，在实践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据。(2)缺乏对典型的，有全面推广意义的办学、教学经验的、提高及推行。(3)政府机构调整还未顾及职业技术教育，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虽然呼声很高，但实施中碰到许多困难，政府职能的定位还须等待；各级政府在政府行为上受某些领导偏见或认识不足的影响，法规制度形成的动力不足。如政府支持的专项研究，政府对制度的建设的迫切感、使命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意识不够等。从管理法规，到政府的管理职能、政府管理机构组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观念的取向、所采取的措施等，既保留计划经济由政府包办“计划驱动”的那一套，又有新时期市场经济产生的“需求驱动”那一套，还有转型期“计划、规划前瞻不准确”的问题。(4)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实际上还未达到与普遍教育并驾齐驱的地位。重学术、轻；重普教、轻职教的思想还在教育界、社会上占统治地位，传统的价值观、质量观、评价观还被作为衡量标准套用于职教。(5)各种独立的职教管理标准、规程、制度，没有进行统一的整理、修订；质量考核标准，国际规程等没有全面引入职教考核制度。等等。

由上述原因可见，传统普教思维、理念和职教思维、理念的碰撞；新旧制度间的碰撞；制度不完善时期的制约因素与扩展需要同存，所引发的论争增添了改革的风火。

2.转型期职教受计划经济管理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多重挤压

人常说“惯性是可怕的”。习惯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校的管理人员以及习惯了传统普通教育的教师、学生和社会，对学术型、研究型普通大学办学思想和管理模式备加推崇。他们习惯了传统普通教育的管理思想、管理以及相对应的政府管理行为，认可传统教育的评价观、质量观、办学水平观，鄙视职业技术教育。他们虽然对照搬苏联50年代的经验有反感，但又对现代市场经济不理解，把资本主义30年代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混淆起来。他们的心态是矛盾的，其管理行动往往是投机的。职教机构的管理工作者和大部分师资受普通高校传统教学观、质量观和评价观的影响，他们重视理论教学，不注意或忽视技术技能教学；他们欣赏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的传统三段式教学，鄙视“以能力为中心”的职教试验；他们习惯于以教师为主导的，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对实验教学、示范教学、研讨式教学不适应或看不起。

3.转型期职教受同时存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的双重挤压内外专家认为，我国下个世纪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依靠引入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增值产业驱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落后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流程的产业不可能一日之间被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技术取代。这就存在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不断被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取代的转型过程。鉴于职教理论水平的有限与对生产过程工艺水平的了解不够，没有对专业教学模式进行全面的高水平的设计，难以与区域产业和管理以及今后发展所需求的知识技术技能紧密联系起来。二是我国职教师资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师资知识老化，实践技术技能缺乏，习惯于传统学科学术教学、对产业及相联领域工艺流程、管理技术了解不够。况且我国目前的职教师资培养提高措施也缺乏联系新生产工艺、技术的渠道和参与生产实践的要求，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例如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合资发展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而许多师资对之甚少了解或毫无接触，对国际规程，国际惯例，国际标准和管理规范不熟悉，当然所培养的学生其知识、技术、技能水平肯定是有限的，谈不上培养与国际接轨的职教人才。在知识经济的21世纪，如果我们的职教不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还在灌输旧有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技术、工艺，则这种职教当然是落伍的了。三是我国职教的办学条件跟不上科技发展的需要。许多学校的实训工场、实验室设备简单、落后，而校外实践工厂、实践场所又缺乏先进的适合于职教的场所，也无法使职业技术教育与先进技术接轨，只能“纸上谈兵”。

4.转型期职教受传统普教的教育思想和现代的教育思想的挤压，变革与阻滞、保守与创新的冲击是教育思想论争的主调

由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引入和职业技术教育异军突起，职教成为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的一种教育。在整个教育界，教育思想的革新，冲突相当突出。传统普通教育，以课堂讲授学科知识为主，以应试作为教学动力的驱动和最终评价途径。了解普通教育价值观，质量观、评价观的许多职教管理人员和师资在实践中感到彷徨、无所适从、甚至抵触，反对。大多数人还未转过弯来或虽有所认识，没有新法(新的教育方法)。一部分平时注重实践环节的，通过、实践，很快就适应了职教环境；一部分平时注重学术理论探讨的人，或习惯于普通教育教学的人，教学现还未改变；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过渡时期、渗杂新旧。在我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其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思想以行业、产业专门人才为中心；而在走向市场经济阶段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思想应以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新型人才为中心。教育方法上过去主要是课堂讲授，职教和普通学校职业化课程，应提倡启发式、学导式教学。特别是职教技术技能教学，主要通过示范教学、学导式教学等方法培养“厚基础，高技能”的专门人才。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职教从教学思想、教学手段、教学方法都与传统普通教育距离拉大。在这个转型期，教育思想的变革与阻滞、保守与创新的冲突，不仅在社会，在整个大教育，而且在职教机构内部(包括教师)在论争。也只有通过论争、试验和改革，才能使新的教育手段、教学方法适应职教教学的要求，真正办出职教特色。

5．转型期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竞争”思想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视野

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在面向21世纪的转型期，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目前，应重点研究经济国际化中引发的高、中职教育与国际接轨问题，特别要注意“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和人才国际化”两大问题。职教机构要以国际眼光来培养人才，为增强我国各行业、产业的国际竞争的各种能力服务，实现走向国际市场的战略。随着21世纪的到来，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不仅对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经济地位、现状及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全国各地参与国际竞争也将逐渐扩大。以广东为例，进出口占全国40%，大量不仅从专业，而且从素质上；不仅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合资企业，而且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甚至个体户，都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由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企业、行业的生产技术、管理规程、产品质量都通过与国际标准接轨来增加竞争力；用国际质量标准管理制度对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认证越来越普遍，许多企业既将之作为营销手段，又作为企业内部工作流程制度。为此，这些行业、产业、企业都需要大量的国际型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应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观念意识，而且应具有适应国际竞争的才能。

我国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一是缺乏培养国际型人才的紧迫感；二是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三是缺少对国际标准、规范和先进技术技能的学习、了解；四是师生缺少在国际竞争环境中体验、实习(在国外实习)的感性认识和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国际竞争相比，国内行业、产业、企业间的竞争更趋火热，市场已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从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变成过剩经济(市场经济时期)，企业要生存，要盈利，必须从管理、产品技术创新、质量控制、营销手段方面优胜才行。职业技术学校与培训机构，除了给受教育者“竞争”意识教育外，同时应教会他们掌握尽可能新的技术、知识、工艺还要注意技术文化的养成和创造给他们更多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机会，使他们在参与国内外竞争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二、多重挤压下的转型期职教，存在两大突出

1.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从80年代引进西德“双元制”到90年代引进“CBE”，反映了各级政府和一些职教机构在职业技术上的盲目性、教条性，缺乏思想。下面仅就发展型态进行。

实用型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教社”成立80多年，是我国职教时间最长的学术团体，对我国现代职教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陶行知、黄炎培等教育家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引伸到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陶行知以乡村生活为中心设置课程，注重劳动教育、因材施教并提出加强学生技能培养的思想。实用主义的影响，在80?90年代我国职教中有一个口碑是“管用、实用、够用”。这个口碑在我国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模式，但是，这个“口碑”本身又是缺乏统一标准，统一管理规程和准确科学根据的模糊的、可塑性过大的职教型式，在90年代，逐渐被模块式课程思想所取代或淡化。

特色型

80年代初，德国的双元制模式被政府推荐，率先在华东、东北等发达地区推广。这个型式以“突出技能”为特色，强调、、学校、个人的融合合作关系。在该时期计划还未完全被市场经济取代时，职业学校与就业企事业间是“公对公”的关系，所实行的就业政策是国家分配，不存在失业问题。在当时企业生产变化不很大的情况下，职业技能教育对社会职业和企业生产的适用周期比较长，突出技能训练(特别是制式训练)所起的作用明显，对当时生产条件下的职工技能培训和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校与企业的关系的改变，科技发展使职校职业技能训练对社会职业和企业生产的适用周期逐步缩短，特别是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产生，微技术和机技术的逐步推广，对职教人才的技能、技术要求日新月异强调基础训练、基础知识和提高专业技术技能知识档次的呼声越来越高，双元制所需求的像德国那样的政府、企业、学校、个人合作关系在缺乏其文化背景、基础和社会支撑，逐渐显露其不适应性，难于全面推行。尽管如此，“突出技能训练、强调实践训练、基地的建设”的思想被认为是办出职教特色的重要标志。双元制模式经过中国式的改革，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符合四个合作关系条件下的中等职教，还在继续试验。

工专(师专)改进型

从80年代初开始，许多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逐渐由本科压缩型的专科教育，改制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一些中心城市大学，从师专文、理科专业中派生出一批高职专业。这些学校或专业，普通本科教育思想和本科教材、课程的痕迹相当明显。有些已经办出了职教特色(如有名的上海电机专科学校、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惠州大学等)；有些则还没有从传统普通工程专科教育中脱胎出来，分不清“高职”与“高专”。

模块型

90年代，各地又引进世界银行推荐的加拿大CBE模式。这个模式归结为“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把职业人才的知识与技能培养要求用“课程模块”一一对应，用活的课程模块与多方向的专业方向对应。受教育者根据个性选择和要求，选择适合的模块课程，教育机构也引导学生根据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来选择课程模块，达到预定的“能力要素”。CBE较为科学的课程设计与要求，无疑比“管用、实用、够用”进步。CBE产生于60年代。鉴于该科技发展，经济发达水平的限制及CBE主要以中等职业岗位为对象，对制式训练和科技度不那么高、变化不那么大的专业教育比较适合，许多高、中等职校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了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了它在21世纪初科学技术发展迅猛飞进时，对信息产业、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教育的不适应。有关专家认为，CBE模式在有选择的使用在某些传统专业、制式专业或科技度不那么高的专业，经过改造创新、有较大的发展意义，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型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应采取“基础型”型式。

基础型

以综合大学职教学院为代表的以培养高职本科和高职研究生的试点院校，在研究世纪之交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等行业、产业“现场工程师”人才的培养后，注意到“宽口径，厚基础”的知识与技术技能在未来人才发展中的持续性作用，强调职校教育的奠基作用，强调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创造能力，注意处理好长短期知识、技能与素质需求的关系，注重于较高水平的职业、技术、职业群、技术群型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开创了我国本科、研究生高职人才培养的先河，代表着我国职教向本科、硕士、博士层次人才培养的趋势。缺点是对高层次高职人才(如学士、硕士、博士)所要具备的知识、能力、素质、技术与技能水平的定位、标准如何突出职教特色，还未有完善的、具说服力的、循序渐进的，有突破性的经验和实例，有待于下一步探索、定型。

多元整合型

一些学者在研究了普通教育“学科、学术本位”教学和职教“能力本位”教学后，从大职教的观点(普通高教是广义职教的一部分，专门教育是重要的职业教育，狭义职教是培养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型、管理型人才的教育)出发，认为，必须根据专业的不同，其所需要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技能含量的不同，素质要求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和模式。不论是普教专业或者是职教专业(狭义的)，不论是普教职业化或职教基础化专业；或者各种介于普教与职教之间的专门教育专业(如律师、农艺师、医生的法学、农学、医学等有关专业)，不要刻意去强调普教、职教的特色；不要刻意去划分某一种训练是职业训练还是技术训练，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专门教育??而是根据所培养人才的素质、知识技能的实际需要和课程目标要求，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取舍。

问题是，是否由于某些介于普教与职教(狭义的)之间专门人才的教育问题，就去否定探索职业技术教育(狭义的)统一和特性呢?在狭义的职业技术教育理念下，探索其客观规律对它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可对专门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应注意的是须对具体的专业、具体的课程采取对应的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条件和时间安排等教学要求，不能将广义职教的理念与狭义职教的理念借位。

经过多年的探索，各级政府和各个职教机构已经逐渐从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中清醒过来，企图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职教模式。问题是还有一批同志在盲目的照搬与硬套之宫，不去研究这些模式的精髓，长处、短处、适用环境，从而使办学实践走弯路，阻碍了职教改革的健康发展。

篇6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较多的的研究，但在建立计量模型时较少考虑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同时对转型升级的内涵论述较少。因此，本文从转型升级的内涵入手，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方法，结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技术创新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的作用，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

2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的加工组装主体形态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大幅度提升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等环节在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图1显示了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自主开发战略是指企业内部开发，具有率先性，核心技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模仿战略是指创新主体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方法，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改进的做法;合作开发战略是指若干企业联合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使用合作开发的某种技术;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企业、大学、科研单位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为追求发展目标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重点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上游和中游。

3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而不是所有工业企业的原因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不明显。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验证技术创新的三个指标: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产出效率是否有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7］。采用回归分析模型来估算研发人员投入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发活动产出情况对于万人平均产出的相关系数。在构建回归方程的过程中，由于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出现异方差。因此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和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其回归系数又代表了弹性的意义。计量模型设定为:lnPETU=C+αlnRDFD+βlnRDOP+γlnRDHR+δlnPESC+ε．其中，PETU表示企业转型升级情况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代替。万人平均产出，反应了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变的程度。RDFD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R＆D经费。RDHR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RDOP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万名从业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PESC表示平均工业总产值，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α、β、γ、δ、C为回归常数，ε为模型误差项。

4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为63．06亿元。然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额比较大，达到66．38亿元。这说明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离散系数也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波动也比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倍数都达到三倍以上。

4．2参数估计

采用eviews6．0计量经济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得出，该方程的判定系数为0．702，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为15．277，其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该方程在5%的水平下显著。该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也显著。另外，该回归方程的DW统计量为2．380，属于判断盲区，因此需要做自相关检验，同时还需要做white异方差检验。首先做LM自相关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3，其相应的P值为0．201，所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再做White异方差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59，其相应的P值为0．292，所以应接受无异方差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3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判定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来分析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的影响。2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会越好。其次，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活动产出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科研经费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增加0．546%;科研活动产出每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仅增加0．195%。最后，参数估计结果显示科研人员投入指标系数为负，并没有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相关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种解释为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进程。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仅仅为了成果去做科研，并不考虑实际的有用性，使得科研成果与实际脱离，并不能给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正向影响;另一种解释为，科研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远不如以前。总体而言，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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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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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会计管理职能的对策

2.1强化会计预算管理，细化成本核算会计预算管理是确保工作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只有切实加强会计预算管理，才能够切实为企业提供有力的财务保障。为保障企业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企业会计人员要通过制定预算，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变传统的事后核算为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新型财务管理，全面安排，并协调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业务关系，对企业未来时期的供、产、销进行综合平衡。①以资金预算和成本预算为核心，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企业所有收支全部纳入会计核算，杜绝账外资金循环。通过资金收支预算，盘活资金，加快资金投入和资金周转。②在成本核算方面，推行目标成本与标准成本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注重数字化管理，设立相应的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特别应当注重成本控制目标与相关绩效目标的博弈。③加强预算管理，将资本预算与业务预算动态结合，各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销售逐级编制预算报表，预算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政策和规则，优化预算编制程序，注重预算的跟踪，将差异分析及时形成管理建议，促进会计管理职能提升。

2.2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细化核算体系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微观管理方面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信息化管理也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记账、算账、报账，而且要能够将获得的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至相关业务部门，形成有效决策，改善管理环境，提高运营效率。①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拓宽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必须重视会计的基础工作，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的会计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和协作，构建制约机制，完善内部检查制度，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内部核查，全面提升企业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强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强化整体风险控制能力，适应企业转型发展要求。②实施综合管理，突出事前成本与成本过程控制。综合考虑机会成本与质量成本；控制好成本费用的开支，实行限额管理；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理念，优化成本控制的顶层设计，强化跟踪和监控力度。③开展清产核资，规范资产明晰管理。建立健全核算标准和管理制度，规范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使各项业务操作流程有章可循，做到了各个岗位和操作环节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各项业务自始至终处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之下，做好项目资金的核算管理工作，有效节约建设成本。④清理债权债务，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对往来资金的运行状况进行经常性分析、控制，做好往来款项的追踪分析、账龄分析和收现率分析，针对结算账户管理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开展结算账户的清理工作，减少坏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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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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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资源型经济的发展现状

1.产业结构亟需调整优化

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GDP的增长往往偏重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三产业所占比例较轻。煤炭产业作为山西的主导产业，煤炭产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山西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煤炭产业的生产值从占全省经济生产总值的6.3%增加到27.4%，山西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以煤炭开采和初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经济结构。

2.资源枯竭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1）资源枯竭

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毫无节制的开采，会使得煤炭的储量快速减少，直至枯竭。2010年到2015年，山西煤炭年产量从7.41亿吨跨越到9.77亿吨，增幅31.84%，2015年，全国原煤生产总产量大约为36.9亿吨，原煤产量前五名的省份为山西省、、陕西省、贵州省及山东省，产煤总计占全国原煤产量的七成多。其中，山西省累计生产的原煤近10亿吨，占全国产煤总量的近1/4。高强度的开采降低了煤炭储量的使用年限，资源枯竭问题日益严重。

（2）环境问题

长期对煤炭资源大规模、无节制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首先，为保证矿井开采过程中的安全，需要将附近的地下水排出，无序的煤炭开采严重破坏了地下水资源，甚至造成了河流的断流，还有开采过程中未经过处理的废水排入河流，也使得山西的水系受到严重污染。其次，煤炭的露天燃烧，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加剧了山西的温室效应，造成雾霾的频发。最后，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地表塌陷、悬空和泥石流等一系列问题，2016年山西的矿山采空区已达到两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7，地下采空区形成的地表凹陷，不仅影响人身安全，而且如果遇到强烈地震，后果将不堪设想。

3.生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矿难在中国的发生率很高，尽管山西在解决煤矿安全生产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安全生产还存在很大问题，重大事故还是时有发生，损失惨重。主要原因在于煤炭行业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结构失衡，一些小型煤矿甚至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来自周围的村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技术水平不足，要改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需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改善煤矿工作环境留住人才。

二、山西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1.保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保持动态协调，而山西的第一产业较弱小，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有待发展。在目前山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以煤炭为主的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而第二产业由于结构单一、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经济结构失衡且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山西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顺应国家转变方向，调整结构的策略，加快进行经济改革，改变完全依靠煤炭的产业结构，才能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根据2015年山西省各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全省生产总值达到12802.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88.1亿元，增长1.0%，占生产总值的比重6.2%；第二产业增加值5224.3亿元，下降1.1%，占生产总值的比重40.8%；第三产业增加值6790.2亿元，增长9.8%，占生产总值的比重53.0%，虽然产业结构有所调整，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适应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我国的能源消耗巨大，而煤炭资源消耗占了能源消耗的70%，煤炭资源的燃烧产生的污染物要远比其他能源大的多，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到空气中，对人体产生的危害特别大，近几年全国许多地方大面积的雾霾的产生，也与生产、生活中消耗大量煤炭资源有关。我国现在的环境承载力已经到达一个极限，政府对于节能减排把控严格，与此同时，公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加强，呼吁能源结构的改革，所以山西以煤炭资源型产业为主的产业也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地步。

国际对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不断成熟，我国也要紧跟国际形势推进能源革命和消费革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广非煤能源和新能源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山西依靠煤炭开采和初级加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无法继续走下去，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策略和路径

1.经济转型政策建议

（1）完善产业转型的促进机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鼓励企业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减少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政策，使得国有企业要适应市场的发展，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企业的发展策略。放宽对于能源产业的市场准入，允许矿产合法转让，引入竞争机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重组和联合。建立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区，健全产业转型政策，调整转型机制，加快转型的速度。

（2）完善的科技创新机制

支持科技创新与能源产业相结合，掌握核心的技术，提高市场竞争力，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完善人才的培养，配合高校开设资源型经济转型专业学科，培养高素质和技术过硬人才，为经济的转型提供智力保障。完善创新保护制度，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降低创新的风险，防止中小企业由于尝试技术创新失败而倒闭。

（3）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转变经济追求目标，不再单方面追求GDP的增长，建立多项指标的综合考量，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环境的保护。建立资源环境保护的责任机制，出台生态补偿政策，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污染，将环保纳入企业考核的重要指标，实行“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促进政府和企业对于环保的内在动力。

（4）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建立便利的交通条件，方便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进行合作，推动山西出口贸易的增长，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来山西，带动服务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提升山西对外影响力和竞争力。

2.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1）初期：优化传统资源产业结构

加强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炭企业重组力度，提高煤炭市场的竞争力，将煤炭开发与科技相结合，加快推行煤炭机械化开采，减少矿井事故，利用创新科技降低煤炭开采过程中的浪费和污染。将原煤加工转变为清洁煤能源，进行煤炭资源的深加工，与钢铁、冶金等下游企业进行合作，改变单一的生产结构，使得经济发展不再仅仅依靠煤炭开采和初加工，提高煤炭产业的附加值。

（2）中期：构建多元化体系

根据现有的产业基础，大力发展制造业，例如：太原不锈钢、富士康产业园区等，重点发展污染小，附加值高且能源消耗低的新兴产业。招商引资，引进国家新能源汽车制造、高端设备制造等产业在山西落户。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利用山西的地理位置，改善交通设施，建造物流中心。利用山西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发展旅游业，着力打造：壶口瀑布、太行山大峡谷、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五台山等一系列优质旅游景区，不仅可以改善山西的形象，还可以带动餐饮、零售业、酒店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3）后期：创新带动发展

加快推动高新产业的聚集，形成高新园区，重点发展有良好前景的高科技企业。利用山西岢岚卫星发射基地的优势，带动航天相关产业在山西落户发展。联合“互联网+”促进企业发展的新形态，实现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相关联，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好促进企业智能化发展，从而带动山西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孟文.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2（03）

[2]景普秋，孙毅，张丽华.资源型经济的区域效应与转型政策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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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秀.山西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5

[5]光文亮.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研究.[D]辽宁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