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旅游社会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综合效应

体育旅游概念众说不一,旅游理论中也没有涉及体育旅游的详解。这里引用较为公认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体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2]。分为参与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观摩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体育旅游、参观体育胜地的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另一种是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规定,体育旅游属于休闲论文格式、娱乐、度假、健康医疗类,依其旅游特点有项目型和综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风筝、钓鱼、草地式羽毛球、网球、蹦极跳、热气球运动、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属项目型体育旅游;综合型体育旅游具有体育项目类型化、多样性、集约式布局的特点。培育体育旅游市场,发展体育旅游业有着综合性社会效应。首先是陶冶情感,促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较为紧张的行进中,特别是信息业的发展,给人一种近地密集和远地压抑的心理感受,当然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不良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不时侵扰是现实情况。为此,通过体育旅游静化和放松被压抑的情感,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成为人们首肯的选择方式之一;其次是扩展视野,挑战人体极限,增长知识的作用。体育旅游者愿意选择自然风景区,特别是具有人文景观和探险地理特点的景区更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楼宇蒙蔽日久的视野渴望,是为了挑战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身体极限,满足征服自然和险境的自悦心理,增长知识和见识,丰富人文史学占有理念;第三是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作用。通过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初衷,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转变,即由政府投资型转向民间、集体、个人投资型,允许在合理开发和正当投资的前提下,应得合理报酬。无形中盘活了资金运转和资金集中,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纲要的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举国策略,体育旅游具有体育和旅游双重属性,体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悦,旅游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双得;第五是培养热爱祖国,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体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给旅游者了解祖国壮丽山河的机会,特别是西部地区有着广袤的地域,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顶天立地的蜿蜒山脉,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文景观,旷世的自然奇观等等。这无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美好心灵的教育资源。体育旅游则是教育过程得以实施的组织形式和过程。

2.综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西部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地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有8处,占全国总数的34.8%,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有40处,占全国总数的33.6%,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1处,占全国总数的33.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国总数的3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处,占全国总数的26.5%,国家级森林公园39处,占全国总数的17.3%。(见表1)[3]不难看出,除森林资源较为缺乏外,其余将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在占全国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总数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说拥有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培育和开发体育旅游市场的资源和土地是丰富的。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大量全国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为宏伟的溶洞贵州的织金洞,世界现存最大的殿内铜佛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乐山大佛,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关隘甘肃的嘉峪关等等。当然多达20多条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西部旅游黄金长线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亮点。

2.2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成为必然趋势首先,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休假条例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且更为集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农业人一生中自由时间为整个生命时间的22.9%,工业人达到38.6%;1997年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6单位对全国29个省71个城市14977位职工的调查,职工用于消遣娱乐的时间为每日1小时37分钟,聊天时间为每日1小时21分钟[4]。说明职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体育娱乐、健身、医疗及体育消费等的闲暇时间超过3小时。双休日和长假期,保证了外出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时间。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型家庭结构,举家出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次,人们的旅游观念也由静态观赏型向新型动态参与型转变,这使得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了人口数量上的保证。但从研究资料看,我国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的人口构成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类型和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年龄特征表现为两头窄,中间宽的现象;工薪阶层和学生参加体育旅游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结构的特点是三口之间的人数居多,其次是两口之间,四口以上家庭参与体育旅游的人数较少;体育旅游与经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间者占体育旅游消费人口的比重较高[5]。因此,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环境,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为体育旅游市场的主体人群。这些群体对体育旅游的要求较为集中,大都期望通过旅游购买及消费来缓解生理和心理的紧张感,休闲、健身、观战、体育刺激和竞技体育等可能从不同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争取的体育旅游人口主体。第三,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关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体育旅游满足和调整精神需求成为大众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体育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遗产,有利于增添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区分布着壮、彝、白、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等26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当地丰富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项目或形式,且具有娱乐、休闲和广泛参与性,成为从事体育旅游的良好机遇。西北辽阔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风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资源。特别是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黄鹤楼、岳阳楼等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联同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体育旅游开发文化链,极具文人景观吸引力。既能满足居多数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观。有利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文化特色。

2.4我国奥运会、亚运会、各论文格式类锦标赛等重大赛事申办权的成功获得,奠定了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社会氛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各类锦标赛举办权的成功获得,大大促进了体育文化现象的深得人心。体育旅游集体育与旅游于一体,既有体验体育竞赛的成功感,又有旅游观光的心理满足和刺激感。但现代旅游已由“接待型”向“经济产业型”转变,体育旅游也不例外,不再是一种福利性享受,而是趋于消费性、产业化。因而对体育旅游的认可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旅游活动和进行体育旅游消费的动因,这些内在动因的透发与体育意识、体育价值观有关,国际性体育盛会的召开具有导向性。有利于激发人们从事体育旅游活动和消费的欲望,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当然,也是吸引和扩大国内外体育旅游人口的有利机遇。

2.5西部地区体育训练基地的兴建,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提供了科学导向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环境,成为国家、省区兴建体育训练基地的首选地,目前有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共建和命名基地36家,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如云南海埂训练基地颇具影响力。这些训练基地的建成和运动队的驻入,无形中形成了体育旅游的亮点,有旅游者专程去训练基地观光旅游。当然,训练基地还需与周边旅游线路统筹规划,丰富体育旅游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参与其中。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培育和发展体育旅游市场对促进旅游者身心健康、陶冶情感、美化心灵、挑战自我,繁荣经济,推进社会快速发展,全面实施全民健身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1.2西部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

3.1.3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保证了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的可能性。

3.1.4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

3.1.5大型体育盛会的举办和一批体育训练基地的建成,营造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社会氛围。

3.2建议

3.2.1鼓励和吸引多渠道融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资金短缺成为规模化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瓶颈。因此,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倾斜政策,多渠道吸引投资,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超级秘书网

3.2.2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西部地区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储备,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而有些资源的开发具有一次性特点,因而加强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做到保护性开发急为重要。

3.2.3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体育文化极为丰富,有待进一步加强挖掘和整理工作。特色民族文化现象受现代社会的冲击异常严重,异化现象突出,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现象是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且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2.4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体育旅游人口参与。利用国际国内重大体育盛会,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内外体育旅游者参与到西部地区体育旅游行列,壮大培育西部体育旅游市场参与群体。

3.2.5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利用,成为培育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增长点,但急需科学评估,关注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丰收。3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2005年)子课题。

参考文献:

[1][3]张蓬涛,封志明.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综合分析与开发对策[J].资源科学,2002,(2):26–281

[2]田祖国.我国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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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96-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15

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系统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内含流动性的社会实践，为东道主与游客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东道主在与游客持续接触的过程中，较易受到来自现代世界的影响。在旅游目的地社区，作为社会单元的家庭也会发生某些形式的转变。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叙事方式[1]，家成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概念。家既是个人生活意x的中心，也是构成社区的核心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由现代化理论发动的对家庭历史及其现代演变的研究热潮中，旅游地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一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现代性在目的地的影响途径和辐射效应。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阅，梳理这一领域研究的研究流派和研究内容，以期深化关于旅游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1 相关研究历程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常常将家作为研究对象，借以透视不同时空环境下的社会文化变迁。既往的旅游社会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旅游发展进程中东道主家庭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变化，但其研究尺度往往放在社区及至目的地，缺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的微观视角。因而，对于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旅游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学科交叉。

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community tourism”和“family” 或“home”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1，并经人工核对，最终确定相关度较高的文献95篇。从各年度文献刊载量来看，2007年之前各年发文较为零散，2007年以后发文量有明显增加，2011年开始发文量急速增长（图1）。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等主流期刊中。从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来看（表1），关键词较为分散，反映出相关领域研究话题较为广泛。2011年以前，家庭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关注度较高，在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各层面都有探讨。2011年之后，研究对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第二居所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影响得到了重点关注，还出现了关于家庭客栈（homestay）的研究。同时，研究深度也不断推进，居民态度（attitude）、地方（place）、流动性（mobility）等关键词的词频都大幅度提升。2011年后的研究在理论上屡有突破，社会表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系统论等都大量出现。

中文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旅游”“社区”和“家庭”作为主题词对该数据库所收录的1994年至今所有的学科类别的期刊进行模糊查询，经人工筛除，得到与本文主题关联度较高的期刊论文42篇。总体来看，这一主题的文献在2002年后开始出现，2007年后增速加快，2011年后数量激增（图1）。相对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虽起步滞后，但发展速度和阶段大体相同。文献中高频关键词集中于“参与”“民族”“影响”“乡村”（表1）。民族或乡村地区的社区旅游参与问题是核心研究内容，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所决定的。而在不同时段，关键词演变态势有所差异。自2007年开始，“居民”“利益”“经营”“女性”等关键词关注度升高，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旅游收益开始受到重视，且妇女在旅游从业中角色凸显，对家庭旅游影响的研究也更多体现在经济层面。2011年至今，该主题文献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如“感知”就表达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社会的所持情感；而从制度层面对旅游社区增权、社区治理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之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进入这一领域。如多位国内学者探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进行测度分析。居民的地方感[2]、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3]都作为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的变量被引入。但综观这些研究，其主要着眼点仍放在社区层面，家庭层面的细分要素并未被明确纳入自变量。仅有个别研究者在家庭微观尺度上，测度了家庭的文化、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传统风俗的影响[4]

2 相关研究流派

随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多样化，日常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Berger和Luckmann认为，日常生活的实际才是唯一最重要的社会实在[5]。他们肯定了生活世界是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主观和客观的结构。家作为一个微观尺度的社会单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进化论、结构-功能论、冲突论和社会心理学说等社会变迁理论[6]的启示下，现代家庭社会变迁也逐渐形成了包括结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性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

2.1 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论者试图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观察不同地域的家庭社会关系。如Levi-Strauss的“亲属原子结构”[7]、Parsons的“洋葱理论”[8]，以及所提出的传统中国乡村家庭以同心圆模式为特征的差序结构[9]。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下传统家庭的变迁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在进化论和结构功能论混合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成为解释现代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代表人物Goode认为，现代家庭正从传统大家庭向独立的核心家庭转化，且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与夫妇式家庭制度之间、核心家庭制度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适应的。他同时指出，工业化和家庭是两个平行的过程，均会受到社会、个人观念的变化的影响，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都会对二者产生影响[10-11]。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者考虑的 重点。

2.2 的研究

者认为，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将引发冲突，而冲突正是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首先，他们将社会再生产作为家庭研究的一个突破点。在资本社会中，家庭不但是劳动力休息和繁育的场所，也成为资本支配的社会再生产空间[12]。而在更多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中国家，家庭还叠加了面向外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功能（如家庭车间），从而成为兼有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属性的重要场所。其次，者还竭力控诉资本社会中权力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福柯指出，在国家的规训和监督下，居民的生活成为权力的对象[13]。权力关系不再被掩盖在家的温情面纱之下，家的空间构成、表征和情感都是由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所决定的[14]。由此，居民家的形态和功能变迁正体现了资本权力作用的轨迹。

2.3 女性主x的研究

功能主义学者持二元论的观点，他们常常将家庭视为与外部世界相区分的和睦统一的整体。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继承了的批判社会学视角，反对现代化理论将家庭现代化的历程视为固定和同一的发展模式的观点。这一派学者强调关系导向和关怀伦理，关注家庭体验的性别差异。她们认为，将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掩盖了其内部的社会不平等[15]，因而鼓励女性离开家返回到真实的政治和商业世界中[16]。家庭的多样性、不平等与冲突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还吸收了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从多样性和合法性的视角对既有的单一家庭变迁模式提出挑战[17]。Stacey 认为，家庭不是一种基于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制度， 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象征的社会建构[18]。由于当代家庭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特征，因而可以通过表达女性经验来重构社会。

2.4 人文主义的研究

人文主义学者重点强调的是人在场所中的情感。他们指出，理论中常常忽略了家的地方经验。他们也批判了对家的浪漫主义观念，以及对家的社会结构及地方体验之间关系的肤浅理解[16]。在Relph对地方经历、段义孚对地方感知和映像、Buttimer对生活世界、Seamon对身体经历、Ley对地方意义的理论表述中[19]，家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在他们看来，家就是由日常实践、生活经验、社会关系、记忆和情感形塑的物质和情感空间的综合体[20]。人文主义还借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认同理论，说明场所环境与自我同一性的密切关联。人类需要通过适当的认同而对其环境产生有意义的意识[21]。换言之，自我认同也依赖于场所环境。由此，家庭的社会变迁也成为地方变迁的真实映射。

3 相关研究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一些旅游社会学者深入欧洲乡村社区，他们在观测社区所受到的旅游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东道主家庭在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上、两性关系和性观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由此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查[22-24]。更为全面的分析视角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社区家庭就业模式、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控制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25-26]。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迟至200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研究内容基本与国外相仿，且案例地集中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

3.1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

家庭的经济收益是其成员维持生计需要的基础。但多数学者仅仅将旅游体验和消费家庭视为劳动力繁育和休息的社会再生产场所，而忽略了其作为社会生产场所的可能。女性主义学者揭示了家庭经济对工业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贡献，由此确认了家庭与工作相互依存的关系[27]。当代社区旅游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观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东道主的家庭被改造为一个场所。因此，东道主家庭的旅游收益体现了社会生产方式的革新。

在经济落后地区，旅游常常作为一种脱贫致富的途径而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Tao和Wall认为，旅游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方式。虽然旅游不是脱贫的万能钥匙，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活动方式，它不仅可以使那些直接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家庭获益，也能间接提高周边其他家庭的经济收入[28]。与此相似，Loria 和Corsale认为，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已经和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紧紧联系一起了。它不仅改变了当地家庭的收入结构，而且自产自销的家庭旅馆经营模式，也使得家庭成员的服务技能得到了提升[29]。而在发达地区，旅游对家庭的生计收入提高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起到实现地方认同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作用[30]。

但是，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并不代表着旅游收益的公平分配。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很多目的地社区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激励下获得旅游发展的再分配收益，但这一收益往往只占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Kousis在希腊乡村旅游社区研究中发现，当地的土地所有权被流转到外地人手中，农民转而成为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一般都会占据当地最高级别的接待设施，而当地家庭分享剩下的次级资源，且住宿设施级别越低，作为其拥有者的家庭数量也越多[25] ，并呈现出旅游资本支配下社区旅馆的金字塔等级分布。

3.2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性别地位的变化

家庭内两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旅游对女性家庭地位转变所起的作用，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31]。这些学者深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将旅游从业视为女性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有效途径。她们认为，现代旅游业恰为东道主在家女性提供了一个从私人领域转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女性可以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将其家务技能变为职业技能，从而完成由主妇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化。Cone以中美洲的两位玛雅妇女为研究个案，发现她们自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后，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更新[32]。另一些案例研究则肯定了合作社在乡村家庭妇女旅游就业转型和男女平权中的重要作用[33-34]，因此，东道主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不但与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也与妇女组织性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旅游带来的就业和获利机会的增加，不仅可能对家庭劳动分工造成影响，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35]，从而帮助她们扭转父权制社会下日渐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在此，尽管经济资源的占有往往对两性之间的权力建构具有重要作用[36]，但也有学者认为，发生在家庭领域的女性地位和权力变化，是建立在当地文化的凝聚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基础上的。如在云南泸沽湖的摩梭社区，女性不但通过旅游经济收益的提升，来实现同性之间权力的代际过渡[37]，还进一步引导文化回归，使得以母系为主体的思想在摩梭社会得以新生[36]。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旅游的褒扬，并非是完美无瑕的。在一些文化内向性强的旅游社区，两性地位的变化只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在父权制文化传统的框架下，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并未真正实现[38-39]。事实上，在不少民族地区，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内聚力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当地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的阻碍因素，女性的家庭地位在旅游发展后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40]。而从女性旅游从业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性别区隔也使得东道主女性大多被定位在低职位、低报酬、缺少发展机会和临时性的旅游服务工作上[41]，这些职业在形式上类同于家务劳动。甚至东道主女性自身也成为被消费的旅游吸引物[42]，其职业从歌舞表演延伸到以为特征的性旅游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性旅游业已经成为当地创汇的重要来源。从事性旅游业的青年女性多来自偏远乡村的贫困家庭，她们的收入是其整个父系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43]。尽管Herold的研究表明，多米尼加女性性工作者试图向家人隐瞒自己的职业身份[44]。但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政府支持性旅游的地区，这些妇女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其自身家庭的认可，尚未见相关论述。

大量文献将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女性，而旅游研究中的男性缺场现象较为普遍[45]。一些研究者将旅游领域中的男性视为女性的参照物。如认为在女性当家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男性也开始有序地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增强其对家庭的决策权力[37]；或是对两性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产生了共识[46]。Harrison通过对非洲不发达国家青年男性的研究发现，旅游从业导致其家庭地位和家庭控制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47]。

3.3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化

当代旅游业发展所引发的地方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东道主家庭结构。社区参与旅游，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旅游接待，带来了东道主家庭结构层级和关系空间的变化，使得东道主家庭结构逐渐从一元化向多元化[48]、扁平化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看来，是结构，而非个体决定了家庭的演变方向。他们运用动态化和系统性的分析，为东道主家庭结构的变迁给予了新的注解。婚姻关系、家庭规模、生育观念、家庭教育等研究内容都与此密切相关。

婚姻礼俗和制度的变迁体现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由经济要素主导的婚姻制度突破了既有的宗族制度对家庭形成的约束，从而使得东道主的新型家庭更好地适应了旅游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Kousis在对希腊乡村社区的研究中发现，社区家庭旅游收益的提高使得陪嫁品的形式开始多样化。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的陪嫁品从实物形式逐步演化为货币、不动产甚至是产权形式[25]。而在旅游发展后的贵州西江苗寨，陪嫁品已从传统的补偿娘家财物转化为提前赠予新婚家庭以遗产[48]。王伯承和吴晓萍发现，在贵州苗寨社区旅游发展的背景下，当地居民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和范围正在扩大，但基于当地文化内生力量的保持，其本底的婚姻文化依旧延续[49]。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婚姻制度的地区，旅游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在泸沽湖摩梭人社区中，当地原来以母系为主的家庭形态在旅游发展后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母系家庭、双系家庭和父系家庭共存；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开始在年轻一代出现；走婚对象的选择标准中也渗入了经济成分等[50]。

另一方面，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出现的新的两往方式也进一步拓展了东道主社区原有的通婚范围，同时也引入了更多新的婚姻形式。游客进入东道主社会也会促使新的异往关系的形成。一些来自欧洲发达地区的女性游客往往与东道主地区的男性青年，如带有异族特征的阿拉伯青年或欠发达国家的沙滩男孩，产生所谓的浪漫旅游和友谊旅游。处于其间的当地青年男子更倾向与女游客保持长期的情侣关系，甚至期望这种关系能帮助自身实现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44，51]。魏雷等则通过当代泸沽湖的“旅游走婚”现象对此进行了回应。她们认为，这种当地男性与外地女游客之间的“旅游走婚”行为，是当地传统走婚文化的衍生物，它有助于增当地男性的身份认同，也通过其自身的反思与抉择维系了大家庭的和谐[52]。

家庭规模和生育人口在旅游发展后出现了新的变化。层序有致的传统大家庭因为难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小型化。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妇女的初婚或初育年龄都有明显的上升，随之而来的是目的地社区平均生育率的降低和家庭规模的缩小[45]。魏雷在研究泸沽湖摩梭人旅游时也发现，旅游接待活动的家庭化、社区家庭平等分配旅游收益的现实需求，以及当地年轻夫妇生育观念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使得传统大家庭数量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数量上升，且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也趋小[52]。

旅游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规模和人口数量，也涉及到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一般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一些从事接待的家庭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因而未成年人辍学参与旅游接待或讲解活动的现象较为普遍[53-54]。而李星群在研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经营对家庭的影响时发现，乡村旅游除了具有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家庭收入提高的作用外，同时也使得经营旅游业的家庭对后代的教育有更严苛的要求，“外出闯天下”成为家长们对孩子未来的期冀[55]。

3.4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屋格局的变化

旅游业向地方的渗透改变了东道主家屋格局。由于东道主在旅游接待过程中往往将住房改造为经营性场所（如家庭客栈），因而家庭旅馆建筑格局的变化成为地方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标志[36]。在社会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双重作用下，西双版纳傣寨家屋的演变隐喻着当地家庭生计方式的变化[56]。为满足游客需求而更新家屋已日益成为目的地社区家庭客栈经营者们的共识。丽江古城居民一改传统纳西家屋中卧室不许开洞的习俗，对家庭客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应着“定制的真实”（customized authenticity）[57]。广西黄洛瑶寨的民居旅馆在建筑体量、建材使用和内部格局上都进行了大胆“创新”[58]。但在地方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引导下，家庭客栈建筑向传统民居的回归也可成为当地振兴旅游一条重要途径[59]。

家屋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了旅游中不同主体围绕这一场所空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激进的学者强烈抨击旅游资本对家屋空间的剥夺。他们认为，在现代性的谎言下，资本无孔不入，甚至侵入东道主家庭所固有的私人空间。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东道主的日常生活成为旅游商业化的对象。一方面，当地传统的好客文化已然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另一方面，东道主的家庭生活成为了游客镜头中被凝视[60]的异域景观。受到资本权力的操控，东道主传统社会中既有的家庭成员对于家屋空间本身、社会化劳动和资源分配的控制力也被不断重组[37，52]。在这种为资本权力所建构的不平等空间关系中，作为弱势一方的东道主并不会轻易放弃对家园的捍卫。东道主自主生活空间的丧失引发了他们对旅游者和外来经营者强烈的抵制[31]。

家屋被改造为客栈，不但呈现出住宅空间属性由围合密闭的私人空间向开放性公共空间的转化，也使得住宅空间的使用者由家庭成员扩展到商铺业主和游客。在云南傣族园，家屋空间内涵的多元化促进了主客互动，从而使之成为当地居民与外部世界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61]。而另一些居民往往因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而或旅游设施建设而被迫迁移[62]。家的迁移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住居格局。尽管便捷、方便的现代设施创造了干净、整洁的移民社区环境[63]，但这些明显带有城市环境特征的卧室社区（bedroom community）却因人口密集、公共空间狭小、传统生计活动受限、信仰空间缺失等问题，使得移民很难适应新环境[64]。

而在一些度假地，部分季节性迁入的旅游者对其第二居所进行改造，由此带来当地聚落格局的渐进变化。如度假游客往往按照自己对典型乡村的理解改建度假屋，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乡村风貌[65]。这些消费力较高的季节性度假游客虽然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目的地，但是来自原居地的环境罩却深深影响了异文化下的家的构建。风景优美、气候适宜、装修豪华、私家花园和服务一流等是这些第二居所的共有特征[66-67]。季节性旅游从业者的临时性住所则较为不同，那里只是暂时转变家屋的使用功能，并未改变其原有住房格局。在印度帕卡热姆海滨度假地，一些旅游经营者会在旅游旺季时租用当地人的家屋作为他们的店铺和临时性住所，而旅游淡季时这些房屋又会恢复为当地传统的小型家庭式椰子种植园[68]。

3.5 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认同的变化

人文主义学者将家屋视为人类面向外部世界之前的第一个感知空间。他们认为，家屋功能的变化会导致人们身体经历和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者们对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成员的情感认知展开了深入研究。由于家庭空间的变化既体现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亦对空间内涵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69]，因而在外来资本和游客的冲击下，东道主对家的感知和认同正变得日益模糊。家作为记忆和情感空间的属性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在全球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世界里，根植于地方的家庭认同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复杂。不管是引发东道主迁移还是身份变换，旅游发展都改变了扎根于传统地方的家庭认同感。Wang 和Wall对海南度假旅游地的研究就表明了，东道主对迁移后的卧室社区缺乏认同[64]。Domenico和Miller在乡村旅游案例研究中指出，对家庭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沿袭才是维持家庭认同的关键。如果因为过度的旅游发展而丢弃家庭存在感，那么业已形成的家庭认同也会因此丧失[70]。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外迁或家屋功能的改变，也是家作为原住民“在世存有”的象征意义的抹除。一旦人失去了家的依傍，其建构世界的基准也就会随之偏移。因而，人文主义在此更强调现代性冲击下家的意义的维续。

当家庭认同感发生变化时，东道主也会主动作出调适，力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过程中实现家庭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Brandth和Haugen通过对比挪威两个传统农场旅游转型的案例发现，旅游发展引起了农场主家庭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造成其地方归属感的波动。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生活方式所塑造的惯习以及目标游客对乡村的喜好，大多数农场主还是会通过一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农业活动来维持对他们对农场的归属感[71]。由此看恚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策略的调整，既是对现代性适应的结果，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延续[48]。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作为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研究迄今已逾40年时间。研究者往往通过对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历时性分析，或以两个资源条件相似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社区做跨区域的横向比较展开研究设计。从国内外文献计量比较来看，国外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对第二居所、居民态度、地方、流动性等话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国内研究自2007年以来有了较快发展，逐步向性别、旅游收益和居民感知等研究领域扩散。

20世纪70年代，受早期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大都将家视为一个易受外部因素（旅游）扰动的对象，东道主家庭的社会变迁因此也呈现出被动和机械的特征。其后的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将家视为一个资本权力竞逐的场域或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空间，东道主家庭变迁成为解释社会权力作用机制的最佳注解。进入21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学派的地方研究重新受到瞩目。他们倡导通过人的主观感知来认识空间。因而，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既是旅游社区中家的空间变化的结果，也改变了人们对家的情感依恋和环境感知。目前，该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已涵盖了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的经济收入、性别地位、婚姻关系、家庭结构、家屋空间和家庭认同等多个方面的变化。

4.2 讨论

尽管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但其在国内外旅游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尤其对于东道主家庭这一微观的社会地理单元还缺乏充分的关注，对东道主家庭变迁与较高尺度的社区或区域变迁的关联性也未能明确。因而，该领域研究中尚存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

首先，从不同研究流派出发，笔者提炼出以下有待深化的研究内容：

结构-功能论强调人类被既有的（社会/空间）结构所创造，而相对忽视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结构的调适[19]。实际上，东道主家庭往往因应旅游影响而出现再结构化的现象。如在一些度假地出现的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与其寓居的东道主家庭产生了类亲缘关系，从而产生了主客混合型的家庭结构。因此，相关研究可以视为对结构-功能论上述缺陷的完善。

权力理论有助于剖析旅游社区中外部力量对东道主家庭内部权力重组的作用机制。但家庭外部的权力作用与其内部的权力分配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还较少见诸于既有研究中。如政府主导型与社区自主型旅游发展所形成的不同权力架构，对家庭权力配置的影响有何不同？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形成内外观照的解释框架。

性别理论对于揭示东道主家庭内部分工的差异性，倡导性别权利平等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探究东道主家庭中不同性别的成员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的差异，从而了解性别建构的家庭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旅游场域中发生变化的。此外，家作为一个提供安全和承载养育功能的地方，是女性的传统使用空间。对在家与离家的旅游从业女性的比较研究，可以反映其职业变化是如何影响她们对家这一场所环境的感知的。

其次，研究者将东道主家庭发生的变化归并为几个因变量，借此来分析旅游这一自变量对家庭的影响。而事实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旅游业只是当地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之一。旅游目的地社区中，个体因应现代化而进行的就业选择、当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等，都会对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都具有差异性的特征。而文化差异在东道主家庭所受旅游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如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所构建的家庭差序格局，在家庭伦理、婚育制度方面都具有不同于西方社区家庭的结构化表征。因此，未来研究中或可考虑设计一个基于旅游社区东道主家庭社会变迁的结构方程（SEM）影响模型。

再者，旅游对东道主家庭的影响研究多选择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为案例地，并将游客与东道主区分为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社会群体，这是与旅游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密切相关的。这种主客二分法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偏狭，也不便准_了解游客对东道主的家的感知。未来可将研究案例扩展至城市旅游目的地，在同类社群关系中来考察东道主家庭的变迁，从而摆脱固有的中心-边缘理论的约束。

最后，关于旅游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见诸于真实性、旅游凝视等旅游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旅游活动中对家的消费与现代性的关联[1]。然而，这些讨论都是以旅游者为出发点来展开的，对于东道主社会现代性的研究却相对忽视。事实上，旅游者与东道主共同从属于旅游现代性的架构。如果说旅游者对家的消费体现了人们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矛盾心理（structural ambivalence of modernity）[72]，那么作为旅游消费对象的东道主家庭则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不断地被再社会化（re-socialized），从而引发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对于旅游现代性的判读，本文的研究为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致谢：感谢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南英博士为本文修订英文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周尚意教授和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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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Wang N. Tourism and Modern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M]. Amsterdam： Pergamon， 1999： 15.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rapid fluidity， tourism has become a kind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Family studies started with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everyday life in 20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Social change of hosts’ families represents the tourism impacts o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s explo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hosts’ family in social networks under tourism impacts. Marxists analyz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hosts’ family from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and regard home as a place with conflicts and contestations. Feminists emphasize relations and care ethics， recognizing equal rights that tourism brings to women at home. Using theories of place and identity， humanists study people’s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in tourism and their identity issues.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researchers firstly focused on social change of host families. By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it is found that western studies originated in 1970s， and recentl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on the second home， hosts’ attitude， place， fluidity and so on. Chinese studies have realized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2007， especially on gender， tourism benefits， locals’ perspective etc.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focus on changes in family income， gender status， family structure， house structure and family ident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ourism has direct positive influence for the increase of hosts’ family income， though with general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benefit； women’s familial status has generally been improved， although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patriarchal restrictions on women’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the previous homogenou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 have been more diverse； hosts’ house structure and living space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with growing family inns， developmental migration and second homes； family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have been changed， with hosts’ active adaptation to both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till needs to be paid to family， a micro socio-geographic unit， in tourism studies， especial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most researchers assess tourism impacts on host families as a single exogenous variable. Other facto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migrant working or internet’s role in helping business， reform of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overlooked. In future a SEM assessing social change of host community could be designed.

Secondly， those researchers who believe core-periphery theory， often choose minority or less-developed places as case study areas， and demarcate tourists and hosts into two social groups with different status. In future more case studies could be undertaken in urban tourist destinations， exploring local families’ change within similar so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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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概念界定

1．旅游社区。《辞海》中“社区”的定义为：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由于以旅游资源禀赋的社区为研究背景，所以这里的“社区”是指旅游社区。当社区依托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时，“社区”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梨洁、赵西萍（2001）[1]将旅游社区定义为“共同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群居住地理位置较近、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这个定义虽然打破了行政区划，但是经济因素、社区的动态发展仍没有考虑在内。蒋艳（2004）[2]认为，旅游社区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聚集在某一旅游区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性社会活动共同体。旅游社区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是与区域旅游活动的变化有关。

结合以上定义分析，这里认同的旅游社区是一种虚拟上的依托某一旅游资源开展旅游活动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共同体，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说法不一，王瑞红、陶梨（2004）[3] 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的政府及非政府介入社区旅游业发展的过程、方法和手段，是指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旅游发展计划、项目以及其他各类事物与公益活动的行为及其过程，这里参与的主体除了社区居民外，还包括政府、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孙九霞（2005）[4] 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支持

1．经济学。梨洁、赵西萍（2001）[1]从经济学角度，运用集体选择、福利经济学等经济学前沿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形成最终意见、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和较深入的分析，虽然存在诸多的经济学难题，但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吴雅玲（2007）[5] 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的新目标观、新组织观、新系统观等新理念，并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进行了新的探讨，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施提供了参考。杨桂红（2001）[6]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云南碧塔海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2．社会交换理论。唐玲萍（2009）[7]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社区及其居民的理性选择，是超越经济语境的多语境下的“利益驱动”。

3．可持续发展理论。胡志毅、张兆干（2002）[8]提出了社区参与近“S”发展曲线，并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阐述了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毛彦斌（2008）[9] 通过分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等旅游非持续现象，指出了社区参与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选择。目前的研究大都是把社区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保障机制，大多是从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社区参与的作用。

（三）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两个热点社区

1．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丁焕峰（2006）[10]通过对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中参与的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及其规划的基本出发点和实践框架进行分析，认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开发扶贫的制度创新过程。陈丽华、董恒年（2008）[11]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作为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的一种模式，并提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一些思路。王文才、刘景慧（2009）[12]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分析其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发展措施。卢丽（2009）[13]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甘肃省青城镇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对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和谐旅游社区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为青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目前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基本都是基于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的扶贫作用，即乡村居民通过参与旅游发展，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2．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在民族地区，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习俗等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整个社区都是重要的吸引物，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更离不开社区的参与和合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参与模式的研究。兰海（2009）[14]从参与形式上提出了资源参与模式、产品参与模式、资本参与模式、实体参与模式四种模式。罗丽珊、王陵黎（2010）[15]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对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其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得出了里格村的租赁经营模式更加优化的结论。谭舒月（2009）[16]分别分析了上郎德模式和西江苗寨模式的成功，为其他民族地区社区参与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意义。（2）社区参与限制性因素的研究。陈飚、钟洁等（2007）[17]以云南香格里拉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的限制性因素除了普遍存在的操作性、结构性和文化性限制因素外，还存在着产业失衡、矛盾转移和供求平衡等限制性因素。陈志永、况志国（2009）[18]分析了贵州上郎德苗寨个体理的非合作博弈和民族社区传统社会规范的失效，社区居民对集体公共利益漠视的原因，提出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引入外来利益主体的建议，以期使个人理性逐步走向集体理性。民族地区社区由于其特殊性除了存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普遍问题外，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发展限制性因素。（3）实证研究。邱云美、封建林等（2005）[19]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景宁畲族自治县3个景区社区参与旅游进行调查，王颖、张敏（2009）[20] 通过分析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开展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总结出了民族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的对策。学者们对民族地区进行了有益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但仍然停留在理论和宏观层面。

（四）中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比研究

国外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方面做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张朋、王波（2003）[21]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分析了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和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保继刚、孙九霞（2006）[22]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总结出了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明显差异，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曾艳（2007）[23] 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借鉴国外模式优势尝试构建符合中国旅游发展的模式。

中外社区参与产生处于不同的旅游发展阶段上，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结论和展望

目前，关于旅游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宏观理论研究，缺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同时，有关的研究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加上中国在实际规划过程中一直未能很好地体现社区参与的精神，因而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探讨既不够深入又难以与现实接轨。在看待社区旅游的观念上，国内学者更看重它对旅游发展的经济作用，社区是为旅游服务的。但随着学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越来越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将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参考文献：

[1]梨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蒋艳.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8-21.

[3]王瑞红,陶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形成及内涵[J].曲阜师范学院学报,2004,(4):42-47.

[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理论透视[J].广西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89-92.

[5]吴雅玲.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运行框架的初步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1).

[6]杨桂红.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J].经济问题探索,2001,(11):124-126.

[7]唐玲萍.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能性的理论分析:社会交换理论[J].思想战线(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辑),2009,(35):145-148.

[8]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2):38-41.

[9]毛彦斌.社区参与: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2008,(10):198-200.

[10]丁焕峰.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与旅游扶贫[J].农村经济,2006,(9):49-52.

[11]陈丽华,董恒年.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6-79.

[12]王文才,刘景慧.怀化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中方县荆坪古村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09,(4):20-22.

[13]卢丽.社会资本视阈下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探讨――以甘肃省青城镇为例[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56-57.

[14]兰海.民族地区社区参与旅游景区发展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2009,(16):124.

[15]罗丽珊,王陵黎.云南泸沽湖摩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落水村和里格村为例[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0,(4):71-73.

[16]谭舒月.西江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探讨,2009,(11):217.

[17]陈飚,钟洁，等.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65-169.

[18]陈志永,况志国.郎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学术探讨,2009，(3):72-79.

[19]邱云美,封建林,等.景宁畲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5,(6):125-127.

[20]王颖,张敏.民族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9,(3):47-50.

[21]张朋,王波.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南彭布鲁克为例[J].福建地理,2003,(4):37-45.

[22]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23]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Summary of Domestic Study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SHE Ji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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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随着科学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在日常生活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重。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行业。旅游活动要顺利进行，交通是影响旅游活动的众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没有交通的发展，旅游就无从谈起。便捷迅速的交通署旅游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充要条件。旅游过程一般以景点为节点，以交通路线为连接而形成闭合系统，其中包含了食、宿、行、游、够、娱等各种活动。从旅游业的发展里程来看，交通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是旅游业发展和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时，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不管旅游活动是以什么为目的，达到什么样的等级水平，若要完成这样的闭合系统运转，骄傲同是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就是既要有交通路线通达、交通工具运输，又要有交通路线，交通活动将素有旅游内容串联起来，设计出一个较优化的旅游计划。可以说，没有交通就没有旅游。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发明、应用、和普及，可以看成是交通发展的标志，所以研究交通、交通工具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非常必要的。各种不同交通方式的出现，也带来了旅游方式的转变。

研究意义：旅游行业虽然兴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国内国外都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社会学、旅游中心地理论、旅游心理学等等众多理论成果和学科。虽然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我认为，对这一课题的继续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旅游行业毕竟是一个兴起不久的行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业也必定会快速的发展变化。各种各样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继续应对，所以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课题仍旧没有过时，仍旧有其研究意义。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朝阳产业，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关系。从理论上讲，旅游业并不直接增加和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使社会财富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再分配。如何让财富进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础。旅游业是人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旅游消费不属于人们的基本生活消费，它是社会经济实力、人们收入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的标志。同样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状况，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加，旅游业将持续高速度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预测，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政府旅游消费增长速度将达到10.9%；到2010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8%；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作为新兴消费热点行业之一的旅游行业，在我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省区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业作为支柱行业和重点行业来发展。如何处理发展机遇与其带来的交通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国内外相关研究状况：旅游交通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继刚、楚义芳，1999；关宏志等，2001；卞显红、王苏洁，2003；吴刚等，2003)，普遍认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设备以及运输服务。孙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规划、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国内学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状况主要集中在交通与旅游目的地发展关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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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旅游交通概论。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

来逢波。区域交通与旅游的关联性探析[J].交通企业管理，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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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有望，李云清，论旅游交通与交通旅游。上海铁道大学学报，1999，(20)。

谭颖青。从罗定市旅游交通规划看区域旅游交通网络的规划原则。社会科学家，2007.

汪正元。论我国旅游交通的几个特性及其发展方向。旅游学刊，1989(03)。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拟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论文深入探讨交通与旅游业的关系，分析交通工具的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的反作用。通过对比、类比、以及数据分析，交通与旅游业的发展展开研究。根据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细研读相关着作、作品，使自己对课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个人心得记录下来。

2）大量查阅国内外关于交通与旅游业发展的专业文献，总结他人的观点，并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从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进自己的观点。

3）借助互联网了解中外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对于对于交通与旅游业的观点和看法，充实完善自己的观点。

4）和论文指导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寻求指导，为文章润色，力争出色。

3.预期成果形式。

4.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及难点，前期已开展工作。

重点：交通的发展对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消极影响应采取的策略难点：具体分析交通对旅游业都产生了那些影响，如何产生的。以开展工作：查阅相关资料，草列提纲。

5.完成本课题的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按周次填写)。

第七学期第7周：确定选题，与指导老师见面。

第七学期第8-9周：完成开题报告。

第七学期第10周-第八学期第9周：撰写毕业论文。

第七学期第14周：完成中期报告，参加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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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地方感的概念

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地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Tuan Y F，1974）。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地方感包括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恋）”。其中，地方性主要以某一地方的客观物质、社会功能及地方意义所展现出来，是人类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情感链接，也是一种经过社会文化所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朱、刘博，2011）。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人将自我情感融入其所处环境并通过人-地相互作用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反应，受到个人历史记忆、情感融入、价值观念等情感因素的影响。Steele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张春霞、蔡兴燕，2009）。

（二）地方感、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

地方感以人类的主观体验为基础，其内涵涉及了某一地方本身的特征及对该地方的情感依恋与认同，而与地方感相关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地方感、地方认同及地方依恋三概念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试图从心理层面厘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Williams等将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看作是地方感的两个维度，地方认同是个人对地方产生的一种依恋型情感，而地方依赖则是在功能上的一种依恋。作为地方感的两大维度，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与地方居民满意度、社区发展期望、社区发展积极性、公共设施发展支持度等因素相关（尹立杰等，2012）。Brichker等学者将地方感纳入地方依恋的一部分，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生活方式三个维度，而Kyle等人则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系三个维度（朱、刘博，2011）。

Scannell和Gillord提出的三维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即包括地方、人和心理过程。其中，第一个维度（地方）是指依恋的对象，包括地方社会象征、建筑特点、历史记忆、自然环境等；第二个维度（人）是指行动者，包括文化、经历、历史等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维度（心理过程）是指个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然而，Jorgensen 和Stedma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方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个人对某一地方所产生的情感、认知和态度，包括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人对地方功能性特征的依赖，地方依恋是个人对地方在情感上的体现，而地方认同则是个人对地方的理性感知和认知（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地方感测量工具的发展与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借鉴国外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开发的旅游依恋量表，包括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包括10个项目，地方认同包括11个项目。也有的学者则根据个人地方依恋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目标群体的测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个维度（王世超，2011）。

Lalli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Urban Identity Scale）则包括总体依恋、外部评价、承诺、熟悉感和连续性五个维度；Droseltis 和Vignoles将地方认同划分为依恋/自我扩展、地方自我一致性、环境适合三个维度；而Talen 和Shah等学者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区意象，设计了地方空间结构水平和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两个维度（庄春萍、张建新，2011）。

国内学者在地方感测量方法方面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经典思路所进行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订。尹立杰等学者（2012）借鉴Williams的测量量表，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入手，问卷设计包括18个项目，涉及收益影响感知和成本影响感知两个方面。许振晓等（2009）学者借鉴期望理论和地方感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期望（文化传承、社区发展和自我发展）、旅游感知（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着手，并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苏勤和钱树伟（2012）从旅游涉入（心理涉入、文化涉入、行为涉入）、旅游吸引力（核心吸引力、添加吸引力）、旅游功能（动机实现、功能评价）、地方感、遗产保护行为、遗产保护态度六个潜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

可见，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地方理论与测量量表，地方感也大多数被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并将旅游目的地外在特征、旅游者情感认知、旅游者行为特征等潜变量引入量表，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国内地方感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地方感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陈传康首次提出了地方文脉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运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研究中，之后范业正从旅游子资源属性和周边环境入手，将旅游目的地的文脉划分为地脉（自然构成因素）和文脉（社会人文因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文脉概念的提出及运用是我国最早关于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的研究

地方感，是个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在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之后，引起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极大关注。在旅游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黄向等（2006）首先将西方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这一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分析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最新发展，首次对游憩视角下的场所依赖理论进行介绍，并讨论了场所依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杨念群（2004）提出要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跨区域研究”的视角来促使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意识地区分“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识”两个不同的概念。陈蕴真（2007）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地方理论中关于人与地方关系、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活动、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西方地方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涵义，系统地回归了西方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及其未来的研究展望。唐文跃（2008）对地方感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维度及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结合中国情境构建了地方感研究框架，并在评述西方地方感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地方感理论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朱等（2011）学者对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感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包括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两个维度，而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是两个相关但又各具特点的概念，并强调在研究中要从概念上突出地方本身的典型性和独特性，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地方感的空间特征和动态特征。

（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应用的研究

在全球化情境下，人口流动和环境破坏不断凸显，人地关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地方感作为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联系，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

唐文跃（2011）从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视角出发，借鉴西方学者的测量量表对四川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态度进行测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旅游者地方感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社会人文和自然风景对旅游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旅游者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对其地方依恋具有影响作用，并且旅游者的感知体验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汪芳等（2009）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旅游者地方感认知的一般规律，认为地方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知和地方的客观特征两个方面，而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张中华等（2009）学者以人文主义现象学的地方理论取向出发，以广西桂林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感理论在旅游社区应用研究中的理论价值，试图从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多重视角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李九全等（2008）学者以旅游景区游客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从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角度分析了景区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论证了地方依附感、旅游地方感及旅游意象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和著作，对推动国内在地方理论研究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感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学者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为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侧重于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对地方感的差异影响、旅游开发对居民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旅游文化的地方感测量工具，以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居民地方感形成进程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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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996年,列农和弗勒1提出黑色旅游(dark tourism)的概念，2000年,他们合作出版了《黑色旅游:死亡与灾难的吸引力》一书。汶川大地震以后，国内黑色旅游活动和学术界对黑色旅游的研究逐渐兴起。胡传东，罗仕伟2（2007）将黑色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者通过对黑色事件发生地的旅游景点或者模拟构造的黑色旅游情景的游览,从而获得满足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等目的的旅游体验活动”。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黑色旅游业发展以及受黑色旅游地发展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其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好奇心或者受刺激。

旅游伦理3的基本问题是指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当代人和子孙后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人和自然之间能否做到和谐相处和可持续性发展，对黑色旅游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夏赞才4（2003）对旅行社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依据——影响力、利益性质、关系程度，将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分为三大类：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紧密层利益相关者和外围层利益相关者，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图1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一、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界定

黑色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黑色旅游发展中拥有直接的经济、法律和道德利益的个人或群体，包括黑色旅游地社区（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政府、黑色旅游者、旅游开发商、旅游企业等。

紧密层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能给黑色旅游发展带来机会和威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旅游志愿组织、社会团体、环保组织、学术界、媒体），其他政府部门（各级政府的工商、农业、林业、土地、环保部门等），旅游市场（竞争者、合作者、旅游行业协会等）。外围层利益相关者指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

二、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有不同于一般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一）当地社区

目前社会学一般认为“社区是指居于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联系、归属感和彼此交往的人们组成的群体及其活动区域。黑色旅游地当地社区通常包括：①当地人口；②所在地域；③当地社区公共设施；④当地居民的归属感。”

保继刚5（2002）指出当地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旅游业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通过参与旅游开发，获得合理的报酬，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环境，并享有旅游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并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尊重。

（二）当地政府

目前，我国实行政府主导型的旅游战略，当地政府是黑色旅游的调控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当地政府通过旅游开发活动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获取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保证地方的稳定，并保护本地独特、稀有的自然和社会文化资源，保护整个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实现整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三）旅游企业

当地旅游企业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并满足其需要的单位和集体，如旅游开发商、旅行社、宾馆饭店、旅游商品生产及经营商等。

（四）旅游者

旅游者是黑色旅游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旅游者对旅游开发产品的满意程度，决定着旅游开发成功与否。旅游者在黑色旅游中希望安全有保障，获得真实、完美的旅游经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知情权，并按合同获得相应的服务。

（五）旅游企业员工

旅游企业员工是旅游服务和旅游产品的直接提供者，是连接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载体，是黑色旅游的形象代言人，他们希望获得经济收入、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实现个人价值。

（七）周边旅游景区

周边同质旅游景区因旅游资源与本地黑色旅游旅游(地)景点的旅游资源具有替代性，无疑会被本旅游社区分流部分旅游客源，其经济收益会因此减少，与本旅游社区的旅游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周边异质旅游景区同样希望通过发展自身的旅游获得旅游收益，但因其由与本地黑色旅游吸引物具有互补性，可以与本地黑色旅游进行联动互补开发。

（八）旅游志愿部门与专家学者

黑色旅游与旅游志愿部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Wearing Stephen（2001）认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做出一些志愿服务,从而对旅游目的地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是最有价值的旅游形式之一”6。目前有一些旅游志愿部门组织志愿者前往地震灾区进行旅游活动，在旅游活动中以多种形式帮助灾区人民。专家学者是为黑色旅游地开发规划及其研究活动提供帮助的人。

三、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相之间的矛盾分析

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普遍存在，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按矛盾的激烈程度和矛盾的主体来看，主要表现旅游开发商和当地社区之间、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一）旅游开发商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开发商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开发商开发黑色旅游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主观上可能存在忽视社区居民利益的现象，甚至会排出社区参与旅游，造成“旅游飞地、旅游孤岛、新殖民主义7”等旅游非持续发展现象，使社区居民的利益无法保障；另外，如果旅游开发不当，会导致当地社区环境恶化。旅游开发商与社区居民冲突的结果是旅游者利益受损，旅游地形象遭到破坏、门票收入减少，旅游开发商的开发活动难以继续进行，社区居民无法真正通过旅游发展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二）旅游者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

“旅游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旅游者与旅游社区居民的相互影响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8”。具体表现为旅游心理冲突、文化冲突和环境利益冲突等方面。

在心理冲突方面，黑色旅游地居民因为有过战争、灾难 、恐怖等与死亡相关的经历，在精神上受过创伤，他们希望从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不愿意再回想起过去的苦难。李丽9（2010）认为“这种苦难的形象的直接承担者便是当地居民。黑色旅游在通过展示这种灾难形象的同时，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作为一种呈现形式。作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当地居民的悲惨遭遇与伤痛在短期难以愈合，更是不愿被展示的”。一些学者和当地居民认为开发黑色旅游是在“揭伤者的伤疤，在伤者的伤口上撒盐，有悖于人道主义”，对黑色旅游的开发持否定、反感和抵制的态度。但旅游者进行黑色旅游的目的就是要感受灾难场面，让心灵受到震撼，寻求刺激，这就使得灾难经历被商业化、舞台化、甚至异化。

在环境效益方面，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势必会给旅游社区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社区居民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还有旅游者带来的噪音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自然环境污染，并给社会治安环境带来压力。

（三）其他利益矛盾分析

在众多的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中，旅游经营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旅游者寻求旅游需求满足最大化；政府主管部门探求管理效益最大化，当地社区往往是被忽视的利益主体，社区居民是黑色旅游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地位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一方面，社区居民作为部分旅游资源所有者的权益没有充分体现，如在一些黑色旅游项目中社区居民本身就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旅游资源，但是旅游者没有因此向社区居民支付费用，社区居民并没有得到这部分收入；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虽然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也打破了当地居民长期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使社区居民被动地承担了过多的外部成本。而国家的补偿有限，多数人会感受到社会成本上升，如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生存拥挤等。

2.分配收入差距拉大

社区居民之间由于参与的程度不同，导致社区居民之间分配差距拉大；当地社区与外来企业相比，旅游开发收益大部分被外来企业获得，同时报酬优厚的管理性和专业性工作岗位基本上被素质较高的专业人员占据，而社区居民只能从事那些技术性不高的工作，收入也相对较低。

3.旅游企业和政府对黑色旅游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重视不够

目前大多数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在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短期利益的驱动，而忽略了环境利益和文化利益。造成当地特色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和异化，或对生态环境的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

四、黑色旅游利益分配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黑色旅游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下面从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处理现有问题。

（一）在宏观方面

1.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的调控、监督职能

政府应加大招商引资和市场营销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用以帮带扶、提供小额贷款的方式，改善贫困居民的居住条件。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将黑色旅游社区和当地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更好的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落到实处真正为当地居民谋福利。

2.坚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黑色旅游可持续性发展

旅游可持续发展10是在不损害环境持续性的基础上，既满足当代人高质量的旅游需求，又不妨害满足后代人高质量的旅游要求，既保证旅游经营者的利益，又保证旅游者的利益、旅游地居民的利益，实现旅游业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其实质就是不断保持环境资源和文化的完整性，并能给旅游地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公平地分配旅游业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二）在微观方面

1.增强社区参与

社区居民的支持是黑色旅游发展的前提，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的态度、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黑色旅游目的地形象与旅游者的旅游满意度。只有提高当地居民整体素质和参与发展旅游的能力，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当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让居民进行经济参与、政治参与、环境参与、文化参与、心理参与，在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监督各环节，多领域、全方位、高层次广泛参与，实现社区旅游一体化，走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2.加强黑色旅游的公益性、教育性

和公益旅游组织合作，提倡并大力发展黑色旅游地的公益旅游活动。将一定比例的旅游收益用作公益基金，进行旅游扶贫与集体建设。鼓励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增强旅游者教育，提高旅游者的旅游伦理素质，培养文明的、高素养的旅游者。黑色旅游本身就具有教育目的，旅游者通过对再难过程和灾难场景的体验，思索生命和生活的价值，达到净化心灵、升华情感的作用。

3.注重生命伦理的界限11，加强黑色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旅游伦理观念

黑色旅游地,尤其灾难旅游地，在经历重大灾难后往往不仅基础设施遭到毁坏,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社区居民对发展黑色旅游吃不同的态度，有人赞同支持，也有人反感抵制，当然有人会理性看待，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必须考虑到幸存者的感受,不能因为不适当的旅游行为对灾难的受害者带来新的心理创伤。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生者的安慰,更是生命伦理的价值界限12。

4.形成合理的黑色旅游利益分配模式

可以参考发展比较成熟的旅游社区利益分配模式，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成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代表当地社区的利益、制定章程，形成“当地政府+社区居委会+家庭接待户”的利益分配模式。由政府组织村民，贷款投资景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定价，收取门票费用。鼓励和扶持当地居民经营旅游项目，本着民主自愿的原则，尽可能的培训、安排当地居民参与当地黑色旅游活动。按相关法律法规收取营业税，将所得税利用于社区公共事业的建设，如民居的统一改造，居民教育培训，还可用于对环境损失和土地损失的补偿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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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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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旅游高等教育起步较晚，由于各高校类型不同，故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学科水平也不尽相同。辽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下设在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辽东半岛地区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尽管如此，在办学模式上，仍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尝试来逐步完善教学体系，将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深入打造本专业的特色建设，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旅游管理专业特色建设进行探讨。

一.培养目标与专业定位以区域特色为准绳

作为一所地方型、应用型本科院校，辽宁师范大学培养的是地方经济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根据旅游发展产业需求和所处旅游业区位资源及人才需求状况，并结合院系师资资源特征，旅游管理专业未来的战略发展可以定位于以下三大方向：（一）依托历史学科资源优势，基于大连地方旅游市场以及发达地区旅游文化市场的人才需求信息，继续夯实“文化旅游”方向的人才培养。（二）基于地方经济和环渤海旅游市场酒店业的的人才需求以及顺应旅游市场国际化的需求，做强“酒店管理”方向的内涵建设，培养具创新意识，有国际化视野和较强的实践技能的人才，密切与旅游市场的联系，加强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合作。（三）发挥地方旅游区位优势，依据辽宁地区丰富的温泉资源的开发，以及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的快速发展，着力打造“温泉休闲”特色方向的人才培养。

二.课程体系特色建设

（一）优化课程结构体系，建设精品课程

优化各类课程之间的学时比例，合理改革教学内容，减少现有课程间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课程建设上，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完善学分制，灵活设置专业必修、选修和特色化课程。

（二）根据辽宁地域特色，增设相应专业选修课程

近年来，辽宁省依托丰富地热资源，温泉旅游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动力。特别是提出“建设全国温泉旅游第一大省”的目标后，全省上下形成了温泉旅游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以辽阳弓长岭、营口鲅鱼圈、大连安波、鞍山汤岗子等为代表的一批温泉旅游集聚区已初具规模。依此地域背景优势与旅游业发展态势，可在专业选修课中增设SPA温泉课程、体育旅游学、休闲与游憩概论、休闲心理学等，拓宽旅游专业课程内涵，服务于地方旅游经济。

（三）依托师资力量，开设旅游专业双语课程

旅游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课程可先从专业选修课中选取某门课程进行尝试，如国际饭店业，在取得一定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向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会展概论等选修课。在教学计划中应把双语课程安排在第三或第四学年，同时注重外语基础课学时和双语课程学时的比重。

三.实践教学特色建设

（一）拓宽实训领域，多渠道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建立校内集酒店、导游、景观、旅游规划等一体的模拟实训室，开展模拟实习，同时引进社会资源与大连区域内旅游企业合作建设生产性实训室，校内校外实训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经营管理规范、社会知名度较好的饭店、旅行社、温泉度假村、景区进行参观、体验、学习、模拟实训等，实现教学、实践、实习真正结合，满足创建实践教学特色的需要。

（二）实习模式的完善―从“4+1+3”转变到“5+1+2”

实习模式由前4个学期在校学习各类理论课程，第5个学期到旅游企业实习，第6个学期回校继续理论课学习和毕业论文的设计的“4+1+3”模式转变为将实习安排到第6个学期的“5+1+2”实习模式，即前5个学期充分将旅游管理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并在校内进行基本的技能训练。第6学期校外实训，聘请校外实训基地培训人员将一些旅游管理专业技能传授给学生。实训结束后，如果感到某一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还可以利用返校的最后两个学期充分学习。

（三）完善实习基地建设

建立多类型实习基地体系，景区实习平台，旅游规划实习平台，旅游体验设计实习平台等。拓展实习基地，横向应拓展景点、旅行社实习基地，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景点和旅行社，在旅游旺季人员短缺时上岗实习，同时向旅游行政、教育培训机构拓宽。纵向应从操作技能实习向管理、设计与策划、培训实习等拓展。

四.师资队伍的特色建设

（一）通过校企合作，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向“双师型”发展

积极创造机会让现有的旅游专业的教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走出校园进入旅游企业进行相关的自我提升，增加实践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和知识带到教学中传授给学生。

（二）强化外语口语水平，向“双语型”发展

辽师旅游系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已有教师具备双语教学能力，但数量仍显不够，还需要加快培养双语师资。首先要整合本校资源，实现院系之间横向联合，充分利用外语系和大学外语教学部的青年教师骨干，积极培养旅游双语师资力量。

（三）加强横向联合，向“多元化”发展

可以和外校甚至是其它区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聘请高校、旅游行业的知名专家为客座教授讲学或开办系列讲座；聘请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形成多元化的师资来源格局。

参考文献：

[1]左晓丽，马育倩，王玉.地方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以石家庄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J].高校讲坛，2008，（10）.

[2]路运洪.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探讨[J].许昌学院学报，2006，（6）.

[3]陶卫平.高校学生毕业实习模式的有益探索―――黄山学院旅游系“零适应”毕业实习模式的调查分析[J].黄山学院学报，2005，（5）.

[4]屈学书，张志刚，黄解宇.旅游管理专业・5+1+2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以运城学院为例[J].运城学院学报，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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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命题。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他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进而奠定了地理学视角的旅游影响研究的基本基调，即从旅游地主客关系的角度探讨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辅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理论阐释，形成了日趋复杂的研究框架。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化的原动力，使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使其发生质的飞跃[22J。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以成为旅游活动的吸引物，“脏、乱、差”的旅游环境、缺乏专门治理的旅游接待设施等容易让旅游者望而生畏，这显然背离了乡村旅游的开发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还会给乡村居民带来身份上的“优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难关注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责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纯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经营行为很难获得旅游者的认可。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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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湖南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的调研结果显示，湖南省共约50所高校开设有旅游管理专业，虽然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在85%以上，但毕业三年内，对口就业流失率也在85%以上，这就是说，旅游的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留在旅游企业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职业意识、专业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而学生到旅游景区去实习，时间长达半年，但多数学生只能在景区售票，对这个行业缺乏全面的实践把握，这种情况也降低了毕业生就业的热情。据初步估计，目前中国实际需要旅游专业人才达800万人，每年缺口至少200万，今后每年还将以20万的速度递增[1]，因此，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才是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核心内容是以职业经理人为目标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载体，兼顾理论教育有先进性和产业实践的创新性，培养符合现代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备的管理意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后能直接进入管理岗位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它区别于高职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硕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说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层次上，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从“理论型”学者变成“实用型”专家，通过我们的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把在校学生“催熟”成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专业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职业精神”的“准职业经理人。”这些内容的最终落着点是培养旅游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方向:培养酒店中、基层管理者;(2)旅游管理专业旅行社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旅行社经理、优秀导游员;(3)旅游管理专业景区规划与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景区中、基层管理者和规划专业人才[2]。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达到一个目标:即实现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目标。通过校企合作，能进一步扩大并加强旅游院校与各地旅游企业的合作，真正做到“双需、双赢、互动”，共同发展。旅游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条件，为毕业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实训结束后，全面评估考核每个学生的实践技能及工作表现，并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标。学校结合实训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学生的自我评估调整培养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对在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则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计划来解决。同时学校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的管理专家对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出意见并直接参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改革。学校为旅游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管理咨询，帮助企业开展市场调研，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此外，旅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可以包括不同的层次: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二是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提出的对旅游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三是为了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二、旅游管理专业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对策

1.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双需双赢”实践教学模式建设方案，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旅游产业背景下，业态表现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车船公司、休闲娱乐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经营特点和管理规律，它们在经营和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用“旅游管理”这一专业的知识结构培养和塑造的旅游专业学生，难以达到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专业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为此，我们细分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区规划与管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与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建立工学结合教学实习基地，以培养适应旅游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在衡阳市有八个挂牌的实习基地，学生的大部分实习能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同时在珠海、桂林、长沙和张家界各建立了一个实习基地。转贴于

2.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加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聘请企业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领导为专业老师，讲授专业课。近年来我们已经聘请了谢儒生(耒阳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县级干部)、黎才发(常宁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长)、尹同君(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彭幼平(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危小明(衡阳市旅游局副局长)、邓衡午(雁城宾馆总经理)和李清河(蔡伦竹海风景区管理委会主任)作我们的专业课教师。二是试行大学生导师制，外聘企业精英当职业导师，如2009年我们就聘请了谭曦(园林工程师，衡阳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雁峰区桂竹山庄总经理)、邓衡午(高级经济师，雁城宾馆总经理)、陈冬平(副研究员，鸟类专家，江口鸟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旅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副导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此，我们进行了旅游管理毕业论文的改革。针对目前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重理论、重企业日常业务和管理实践操作，而忽视了旅游产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策划的现状，我院首先在2006级毕业生中启动了毕业设计这一教改创新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参照理工科院校的毕业设计思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提出的创新式实践教学活动。它主要是利用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外聘导师与优秀学生组成策划团队，结合旅游专业特点，与某一旅游企业合作，通过市场调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针对旅游企业及市场现状，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产品营销方案，为旅游企业开展旅游产品营销活动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动手和创造能力，尤其对企业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够直接参与或较快适应企业经营活动的高素质人才。旅游管理专业要想满足社会对这种应用型旅游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毕业设计作为一种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专业的毕业实习过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毕业设计恰恰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一项将社会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活动，既可以使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旅游学生更好地具备了旅游企业发展所需求的素质。

3.在校企合作办学的目的上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羸的目标。为了与签约企业建立紧密良好的实质性合作关系，开展深度合作项目，我们坚持“边合作、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发挥教师积极性，要求教师与企业挂钩，实行“一教师一基地”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潜力，寻求校企合作结合点，设计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开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水平的评比工作，对合作层次较高、合作内容较深、合作成绩突出的基地，奖励基地建设教师。通过教师与基地挂钩、基地建设与教师奖励挂钩等制度，激发了教师参与工学结合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水平，拓宽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教学(或学习)+科研+实践的模式。对学生而言，实行“学习+科研+实践”模式，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产学研结合的目的。为此，应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鼓励学生加强研究性学习，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提高技能。具体做法: 一是学研结合建设旅游素质拓展中心。二是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三是成立公关旅游协会、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活动。对教师而言，实行“教学+科研+实践”模式。具体做法: 一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充实教学内容。三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科研质量，为教学服务。

5.建立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为此，湖南工学院旅游专业专门成立了旅游专业素质拓展中心。该中心制定了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院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将知识、能力、技能有机结合，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这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适应了旅游行业对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打造“双师型”队伍。2006—2010年共引进博士教师4名;派出专任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者9名。在继续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职业性特色，增强适应性，提高质量效益。

7.围绕实践课程内容改革，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我院教师主编了六部旅游管理学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规划》教材已入选十一五高校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原理》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陈国生教授承担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和教育部首批旅游专业硕士生教材《旅游社会学》的主编任务。

8.紧扣职业经理人培养目标，以“合作共建”思路创新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的优势，是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专业优势和特色，为此，湖南工学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设了衡阳地球村旅游规划与设计公司、好运来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区(省级现代生态农业示范点)、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区和耒阳大皮江生态旅游山庄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龙大酒店、雁城宾馆、珠海昌安酒店集团等实践教学基地。如桂竹景区是湖南工学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桂竹景区，景区将负责硬件设施开发、建设等方面，院校将参与规划、管理、营销、服务培训等软件建设。这种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属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