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民族文学，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关心西方发达国家远远超过关心自己的邻居，这似乎是亚洲国家共同的特点，但是这几年情况开始改变。在中国，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将目光和研究的课题转向自己的邻国。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亚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编《创作与批评》的白乐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来到北京，与中国的学者和作家进行广泛的交流。

从相互关心到开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这会使彼此获得很大的收益。

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当一位中国的学者问崔元植教授关于南北韩分裂的问题时，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惊，他说南北韩分裂并不是朝鲜民族最重要的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朝鲜民族是在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这四个大国的包围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对韩国的学者和作家所倡导的民族文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乐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学的良心。

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这位在《农民音乐的重要性》一文中写道：“处理民间旋律是极端困难的。只要想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民间曲调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这便是最大的困难之一。另一个困难在于民间旋律的特别性格。我们开始必须认识这种性格，还要深入了解它，最后，在改编的时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盖住。”

我相信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了解自己民族传统别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写作中伸张这样的特别性格。在中国，许多人都十分简单地将现代性的写作与其文学的传统对立起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推进的关系，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并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开放的，它是永远无法完成和永远有待于完成的。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是文学传统的继续，或者说是文学传统在其自身变革时的困难活动。正是这样的困难活动不断出现，才使民族的传统或者说是文学的传统保持着健康的成长。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安排在贫穷的农村，音乐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更为深远。虽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释十分简单，他说：“作为一个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从匈牙利民歌开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扩展到邻区──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可是只要从地理和历史方面去了解一下这几个在夹缝中的中东欧国家，就会对他们民族传统中的特别性格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篇2

    民族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和多种社会需求,一个民族本质上的特点充分蕴含在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之中,“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①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现实的稳定的、共同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模式。我们平时所说的基本人格类型、民族性以及社会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学艺术可分为语言艺术(指神话、童谣、故事、谚语、文学等)、表演艺术(主要指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服饰等)和综合艺术(指戏剧、电影)等几大类型。每种艺术形式代代传承和发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记。 

    一、语言艺术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间接反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文学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话传说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文学为例。在蒙古族文学中,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形态,“毛毡帐裙”“食唯肉酪”的传统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学散发着清新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一种刚健雄浑之美。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风格只能归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畴,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发芽。反映了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和社会性格。 

    文学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时,总会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文学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审美习惯和共同的情感体验。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人》等众多作品,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众多文学大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个性鲜明,人们既能够在作品中寻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够捕捉到该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艺术 

    各民族的生态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轨迹也不同,因此不同种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体会形成迥然各异的表演风格,不同民族突显出不同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体为媒介的表演艺术,它同歌唱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伴随着人们的劳动和社会生活而产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民族风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绘和积淀,反映着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现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艺术中,朝鲜族舞蹈独具特色。鹤在朝鲜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纯洁、长寿的象征,是图腾崇拜的艺术形象。崇鹤心态经过长期的艺术加工与不断升华,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柔韧、飘逸的鹤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飘逸、潇洒的风格,创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来侵略,长期的反入侵斗争和抗暴斗争历练了朝鲜族人民勤奋团结、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间舞蹈中就形成了内韧外柔、柔中蕴藏着刚劲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国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风雪严寒的艰苦条件下,因此塑造了他们淳朴乐观、不畏艰辛的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塔吉克人把鹰作为英雄的象征,并且把对鹰的崇敬和喜爱之情融入民族舞蹈的表演之中:舞者展开双臂,像雄鹰般的勇猛矫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变化又表现了鹰起隼落的跳跃和扶摇直上的连续盘旋。塔吉克族舞蹈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态环境、民俗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各种要素,印刻着民族所独有的标志,是民族认同的语言符号。 

    2.音乐 

    音乐是在时间过程中展示的诉诸听觉的一门表演艺术,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组织的乐音构成有特定精神内涵的音响结构形式。音乐中体现的丰富情感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劳动生活、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为表现民族心理的特定符号。 

    肖邦的玛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间玛祖尔舞曲为基础的,表现了“人民的灵魂”。玛祖尔舞的音乐节奏通常是强烈多变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节的任何一拍、两拍甚至有时落在小节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见的是重音在第二拍。这些好像“顿脚”一般的强烈重音,活现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风格,形成鲜明的音乐气派和风格。 

    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强力五人组”。在音乐上除了继承和借鉴西欧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传统外,主要强调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民族的题材和民族形式,描写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间神话传说,体现自己民族的审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民族音乐家,才使俄罗斯民族音乐由自立走向世界,确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在世界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艺术。

    三、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又称美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感性形式的艺术,故又称为“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包括绘画、摄影、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服饰等。造型艺术带有显着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对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无不印着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绘画、雕刻 

    绘画、雕刻艺术在再现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时表现力尤为突出,传递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诸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审美情感,昭示着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狩猎游牧民族用极具民族风采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民族独有的情。素有“世界屋脊上的民族”之称的藏族,其绘画追求流动卷曲的纹样,浑厚朴拙的造型,强烈对比的色彩,奔放刚劲的线条,充分显示出人对生命之渴望和对大自然的膜拜心理,强化着民族审美情感。另外,蒙古族用动态美的审美心理来刻画造型,(转第133页)(接第141页)捕捉大自然中奔腾跳跃、雄伟健美的生命瞬间;用放纵粗犷的笔触,凝重简练的线条,厚实雄浑的墨色来泼写民族精神和抒发真挚情感。 

    新西兰的毛利雕刻文化是毛利民族文化精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利雕刻记载了每个部落优美的故事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渗透了毛利不同时期的社会特征与鲜明的民族性格。毛利的木雕、骨雕与玉雕构思奇特、细腻而又粗犷,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息与浓郁的古老毛利民族的文化特征。 

    2.工艺、服饰 

    工艺、服饰等艺术,同样体现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价值观、智慧和情趣。以服饰为例,各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都具有自己鲜明的,能够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个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款式、原料,也表现在工艺、色彩、刺绣图案等诸多方面。 

    属于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其服饰上留下了高寒地带和原始森林地理环境的浓厚印痕。为了适应寒冷的狩猎生活,鄂伦春、鄂温克人一年四季都要穿袍服,他们厚重的袍服都要用狍皮、旱皮、鹿皮等制成,呈现出古朴、粗犷、稚拙的美。赫哲人的鱼皮服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沿江而居,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在赫哲族的服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赫哲族早年穿的衣服从头到脚都用鱼皮为原料,如鱼皮帽、鱼皮衣裤、鱼皮套裤、手套、子及鱼皮等。 

    而草原畜牧类型民族的服饰,形成了特殊民族风格。草原大漠和延绵起伏的高山为草原民族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场所,培养了他们的粗犷豪迈的个性,尤其在服饰方面体现出色彩艳丽、纹样线条分明的风格。如蒙古族、藏族服饰原料主要源于牲畜的皮毛。为了御寒,服装大多以样式宽大、厚重为主,尤其是藏族大部分地区都穿以水獭皮、豹皮、虎皮为边,锦缎为面的羊皮袍,头戴金花帽、狐狸帽、红缨穗白毡帽等。可见,服饰艺术是民族在特定环境背景下的产物,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外化表现形式。 

    结语 

    一个民族凭借什么可以被国际尊重,让世界认同?只有民族的本土文化才是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才能不为其他民族所取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民族社会成员所独有的认知能力、审美心理、民族性和智力能力,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更保持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注释: 

篇3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篇4

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全球化,既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它自身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强调世界各地之间的广泛联系性同时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文化上的同质化而是有着多样性的结果。多样性的结果在文化领域方面表现的是最明显的这一点的指出也是此定义区别于别的定义的关键之处。

二、文学全球化的到来

全球化一词最早是运用在经济领域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学全球化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词产生前全球化这一进程就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悠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世界文学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学的全球化)文学的世界化和文学的全球化是一个意思指代相同的内容在文章的后面部分若是二者共用时就不再作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由于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必然带来了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世界化民族的文学将向世界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世界各民族文化：文学广泛交汇的时代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从经济)物质方面影响精神文化方面的角度来谈的由此看到文学的全球化的时代的到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歌德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文学全球化时代将要到来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经典之作可是"年月日歌德读后却对其秘书爱克曼发表了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0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查理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00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从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中了解到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与德国人一样都是同类人1认为中国的文学与他的小说以及英国查理生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他找到了世界文学形成必然的另一基础并由此发出世界文学早日到来的呼唤文学的世界化：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单是从马恩和歌德的话语中看到还有一个必然的原因这就是人类在精神文化方面有很多趋同性由此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和全球化有相同的2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3生存与困境战争与和平幸福与灾难理性与反理性孤独与焦虑绝望与希望富有与贫困生与死爱与恨男女老幼等等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类的趋同性的精神文化导致文学的趋同性才使文学能够从民族走向世界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为别国或别的民族所认可与接受从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文学全球化的特殊性

文学全球化虽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而到来的但是它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的说经济全球化就是要求经济的一体化这已经为大家所认同1而文学全球化却远远地比这复杂想强制文学全球化也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形成文学的一体化这是万万不行的也是万万不可能的文学的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趋同化和趋异化这两个方面就是文学全球化的方向2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阐明的看似奇特实际统一的两个现象.一旦民族本土化进入全球多元化：多层次：多中心的文化格局就会一方面促使人们自觉地面向世界形成一种全球意识1另一方面促使人们自觉保持自身文化特点形成一种寻根意识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有两个结果即文化的全球意识和文化的寻根意识文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当然也会产生这两方面的结果文学全球化中产生了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为了迎合这个潮流一些界限被模糊了表现出了很强的世界意识这就是趋同性1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它的协世界化和协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又激发了文学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寻根意识使文学表现出了趋异化在这个文学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的双面性只关注文学表现出的趋同性：世界化倾向但文学全球化中的趋异化：民族性则往往被忽视了一些学者认为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应该强调文学的趋同性而模糊民族文学中的民族性针对当前这种情况为了使文学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就更应该强调和突显出民族文学的趋异性：民族性的地位因此我呼唤.

把保护文学的民族性当成各个民族文学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来对待吧4文学的全球化不仅给文学带来积极的影响还应看到它的否定的负面影响全球化过程中对某些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压抑与解构)一方面强势民族文学对弱势民族文学的绝对同化表现为文化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同时剥夺弱势民族的文学话语权1另一方面弱势民族文学对强势民族文学的一味欣赏与趋鹜和对本土文学的一味自我贬低削弱他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样就会导致强势民族文学由于对自我的绝对欣赏其中消极腐朽的东西对弱势民族文学的侵蚀污染并且还会使弱势民族文学中优秀进步的东西被弃置被消解如果弱势民族的文学民族性被完全的同化掉了特别是其中优秀的东西被消解掉了这不仅是民族的损失更是全世界的损失世界文学就会因此失去很多东西减少了其繁荣的程度了各民族是平等的当然各民族的文学也应该是平等的为了使世界文学是各个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不至于被一些强势民族的文学所独霸成为一枝独秀或几枝独秀我们应该加强文学的民族性提高民族文学的竞争力使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都在世界文学这个大花园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世界文学的大花园将是一个盛开着万紫千红的大花园

四、文学民族性的涵义及存在的必然性

到"世纪"年代基本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看法认为文学的民族性是指。文学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以及语言等特点所形成的特色。它包括主客观两个因素客观因素指民族生活主观因素指作家的民族意识。文学的民族性是真正的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文学作品具有民族性才能为本民族的读者所喜爱)文学作品具有民族性才能获得世界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不矛盾的

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保持文学的民族性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对某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有重要意义就是对整个世界文学也是不可缺少的时下有一句流行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很好地说明了民族性对文学的重要性民族性是文学的生命力的体现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对话价值的共享和相互影响但不可能形成全球的同一化或一体化这是由文化文学的本性决定的。首先文化文学总是一定区域和民族的文化文学成为该区域该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精神家园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很强的稳定性其个性特色是很难消除的即使是信息社会也无法完全办到其次语言是某些文化形成的载体更是文学的生命语言本身鲜明突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必将顽强地存在下去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实现同一化再次文学是独特的审美创造不能没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不仅一部作品有其独特性一位作家的一系列作品有其独特性这是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无不有其鲜明的独特性"

正是这样文学才能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从而满足着人们多样的文化需要进一步说文学艺术对于人类共同共通的东西还得通过作家和作品人物由他们所表述的感悟感情思想和掌握的技巧来表现的这个作家必然是一定民族国家的成员如荒诞剧使用一种抽象的符号表达人类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生存处境的荒诞感但读者仍然从作品中体味到一种法国的或者是英国民族文学的韵味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哲学文化与这种如此深刻的文化生存的体验如果文学失去了个性化表现为同一化从而也就失去了文学自身何来的文学全球化：中国当代文学就走了弯路先是完全学习苏联后又是学习西方一直到"年代谈论的还是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西方文学话语当代文学在全球化的冲突中过分淡化了自己文学民族性不知不觉中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学话语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虽然革新了他们的创作方法观念及艺术形式但是追随西方模仿得再好也不是独创仍存在别人的影子因为各民族的生活本身有其固有的特征各民族作家又都带有一定的民族气质因此反映各民族生活的文学也就有了独特的民族烙印西方作家描写的文学具有西方各民族生活环境和人文精神的特征中国作家也应写出有自己民族性的作品来马克思认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

歌德也称赞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比欧洲人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因而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注重主人公在道德和礼仪上的修养整个中国艺术都是在追求一种整洁雅致的风格歌德称赞的也就是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这是应该发扬的作家进行真正的创作总是以其民族文化精神为指导的就是他要描写国外现象为此也应该了解其它国家的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与文化价值体系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诗性智慧道德品格思想风貌进取求新的处世原则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表现各异但综合起来却是整体精神的体现显示了民族精神的气度面貌而民族性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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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伦春族是我国北方性格鲜明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源远流长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审美文化。鄂伦春族文学就是这种地域民族文化的感性显现与审美凝聚。包括两种媒介形式：一种是形式多样的古代口头文学，另一种是富于个性的当代书面文学，二者先后构成了鄂伦春族的审美文化主体，与该民族的生活文化紧密结合，生动地记录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生死歌哭与理想愿望，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璀璨夺目的审美价值。如果说创作与研究构成了每种文学均衡发展的两翼的话，那么，面对琳琅满目、积淀丰厚的鄂伦春族文学创作，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相对薄弱与理论贫乏赫然彰显，这种不对称局面不仅不利于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反而严重制约鄂伦春族文学走出地域、走向全国的脚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丙珍等人新近出版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该书以“整合”性的研究视域、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扎实的文献积累，对鄂伦春族文学的“历史、现实、人性有着独特洞悉与关怀”[1]，将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并为今后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范式。

一、“整合”性的研究视阈

首先，著者持有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范式。《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一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浓郁的历史感与宏观构架。可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纵向上看，该书用较大篇幅梳理了鄂伦春族、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能够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呈现鄂伦春整个民族与文化的整体面貌，包括历史缘起、阶段特征与演进过程等，为本书问题提出与目标设定提供详尽背景材料。从横向上看，注重从多层面、多侧面、多角度开掘鄂伦春族文学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著者依次分析鄂伦春族文学的民族精神、传统习俗文化、文化、人生哲理、生态文化、审美精神等多个向度，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由文化和生命统摄的多层次互动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让整个研究呈现出立体、有机、辩证的可贵品格。此外，这种关注横向联系的研究意图还表现在从全球化高度对这种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文化关怀与未来展望。对鄂伦春族文学而言，这是一个关乎未来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话题，作者不吝笔墨对这个向度上的跨文化认同问题给予富于建设性的探讨，并对全球化视域下民族文学创新与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研究方法多样性与跨学科性。任何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系统之中，相比于其他文化形式，文学具有更强的文化包容性，它以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姿态显示自身的卓越存在。从理论上说，文学研究没有一套自身专属的批评方法，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作为文学研究之一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自然概莫能外。然而，作为一种具有更多历史原生态与人类本真性的民族文化类型，鄂伦春民族具有异常鲜明的习俗、宗教、生态、生存、性格等特征，所以，跨学科性不仅构成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而且构成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这个方面，作者自觉地认识到，以往研究“多以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叙事学的记述和文化研究为主，少有与文化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美学、生态审美文化相结合的高层次理论研究”[2]。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及力图完整把握研究对象精神维度的学术努力，著者将自己推向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研究者熟稔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具有熟练驾驭多种批评方法的研究能力，而这无疑已作为本书的一个写作优点得到深入贯彻，尤其在把握“地域理念和现代意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3]等方面有着更精彩的呈现。

三、扎实的文献积累

该书是一部资料性极强的论著。几位著者均是该领域颇为资深的学者与专家，具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与厚实的学术积累，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有着千淘万漉、精益求精的学术苛求，在史料、素材积累与处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姑且不论以史料见长的相关章节，如“鄂伦春族概况”、“鄂伦春族文学及研究述评”、“鄂伦春民族精神的历史渊源”，单就评析鄂伦春族文学某一精神维度的章节而言，文献、文本、文化三元互证的特征也是异常鲜明的。如阐述“鄂伦春族文学与鄂伦春族精神”的章节中，为了从作品角度证明鄂伦春民族具有勇敢精神、自由精神、无私精神与热爱自然精神等品质，作者提及近三十部传奇与故事，并以细读方式重点研讨了其中十余部，使其结论显得雄辩有力、水到渠成。又如“鄂伦春族文学与传统习俗文化”一章，著者辟出专节详细讨论了“民族语言与口头文学”、“姓氏起源与取名习俗”、“衣食住行的民间风俗”、“社交礼仪与伦理道德”、“：远古的幻想”，所论之处无不知识密集、资料宏富、引证翔实、考证精微、新意迭出。如谈到狩猎民族在出行方面的发明创造时，不仅一一列举了水上、雪上、陆地上林林总总的交通工具，还辅以史料、民俗、神话和传说等文化内容，凡此种种，无不大大增强论述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收到良好的解说效果。

综上所述，《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一部知识丰富、论证谨严、史料翔实、视野开阔、方法创新、观念前卫的优秀学术著作，不仅从整体上勾勒了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线索与精神维度，而且从文本、个案等微观层面对之做出了细致解读，特别是著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解析鄂伦春族文学精神维度的理论诉求，使该向度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达到新水平，为进一步相关研究拓展领域。

参考文献：

[1]黄大军.历史与现实的变奏――莫言剧作论[J].戏剧文学，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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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学界通过讨论明确了“多民族文学史观” 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创建两个基本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实践策略，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写作并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的进展。

一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并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创建，势必会提供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积极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垫高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相关人文学科的学术建设基准”，[1]（P5）它是20世纪哲学思想转向的结果——“20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P5）。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是多民族文学史建构实践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所获得的文献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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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诗经》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苗族史诗》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洪水滔天歌》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意识到当我们不是从纯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观察者的角度审视“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生存边界时，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将近百年以来所形成的认识视为千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遗产时，必须要建立适当的取舍标准。不仅要考量我们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拥有漫长的发展历史，符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也要以审慎、客观的态度去处理文人文学在吸收、借鉴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时所采取的策略。在传统意义层面上，民间文学并不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明清两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当地“溪峒文化”的制约，民间文学中的古歌、歌谣、民族史诗长期被忽视，成为游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边缘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成果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身处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会与诞生于人民群众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直接的联系。这当中有两个例子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屈原所开创的“楚辞”，第二是刘禹锡创造的“竹枝词”。

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在本国巫风盛行的文化语境中，根据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语言表达习惯，将楚国民间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形象、历史遗迹，乃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由于楚国长期与中原地区隔绝，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代表当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也沾染了厚重的巫术色彩。他们是楚地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屈原被贬之后获得了亲近民众、了解民生疾苦的机会，也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间文学作品创造了碰撞的契机，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楚国民间文学养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离骚”。类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诗人刘禹锡被贬夔州之际，获得了亲近民众、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间文化的机遇，创造性地将流行于巴蜀地区的竹枝词吸收为文人文学的创作范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突出特点是“志土风而详习尚”，重点以表现当地民众的风土人情。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并非鸿沟深隔的两种艺术范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空间。[7]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能够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三点：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众历史文化的凝聚，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类最真实、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态；其二，二者在情感表达和价值诉求层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审美范式的具体表现；其三，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人文学中感受到相对稳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它提供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可能发生碰撞的契机。

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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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民族”维度的强调与扩展，是对文学发展与民族意识的辩证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为处在当今“世界”与“民族”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提供发展经验与策略。虽然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了普适理想，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之后，“民族”依然是无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视的历史形态与社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语言词汇系统中虽很早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等词语，但却从来没有启用“中华民族”来对自我进行整合与归纳。直到20世纪初，在残酷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受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刺激，“中华民族”方才出现在了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个词汇一经问世，就很快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严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被整个民族群体广泛接受并频繁使用的词语。“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适应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关键还在于它所唤起的凝聚力与共同感。其产生的特殊语境与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得它在建构方式与内涵设定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也由此获得了勃勃生机。

二.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2.1走出传统意识的束缚

在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区域中心优势地位的支撑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维护下，形成了“中国”式的自我中心意识。这种中心意识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稳定感，而在这稳定感之下又滋生出优越与自信。为了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明确的界限和高下，用来对自我与他者命名的词汇的感彩相差极大。用来指称自我的“华”，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最初是指美丽、盛开。与“华”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来指称他者的“夷”，或者与具有相同功能的“蛮”、“戎”、“狄”等词语，则大都带着贬义甚至是歧视的色彩。传统的中华民族确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却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响，阻隔了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很容易转向忽视他者的盲目。中国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在现代文学构建民族形象的发展中必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现代文学是在与国际接轨的环境中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构建绝不可能只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长期持续。在走出传统意识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译和吸取外来文化的方式、与国外学者进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从小开始培养学生思想上的创新，以新的教育方式来培育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象”的种子。

2.2人物的塑造与民族形象

在文学范畴内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个层次的要求，作为核心层的人性，作为中介层的群体性，作为表层的个性。作为一个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学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与读者形成共鸣，其次要以群体性来对普遍人性进行具体化，再次要以富有独特个性的人物来使人性、群体性的意义得以传达。对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来说，除了具备文学性的追求之外，还要对民族意识，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从作为普遍社会命题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民族意识与文学追求两方面的内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虑之中，民族意识的要求往往会成为一个高于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问题本身的规定性决定了，现代文学中作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体人物必须表现出新的要求与规范，其中群体性的意义要凌驾于个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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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学艺术语言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

民族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和多种社会需求，一个民族本质上的特点充分蕴含在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之中，“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①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现实的稳定的、共同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模式。我们平时所说的基本人格类型、民族性以及社会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学艺术可分为语言艺术（指神话、童谣、故事、谚语、文学等）、表演艺术（主要指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服饰等）和综合艺术（指戏剧、电影）等几大类型。每种艺术形式代代传承和发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记。

一、语言艺术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间接反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文学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话传说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文学为例。在蒙古族文学中，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形态，“毛毡帐裙”“食唯肉酪”的传统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学散发着清新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一种刚健雄浑之美。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风格只能归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畴，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发芽。反映了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和社会性格。

文学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时，总会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文学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审美习惯和共同的情感体验。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人》等众多作品，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众多文学大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个性鲜明，人们既能够在作品中寻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够捕捉到该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艺术

各民族的生态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轨迹也不同，因此不同种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体会形成迥然各异的表演风格，不同民族突显出不同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体为媒介的表演艺术，它同歌唱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伴随着人们的劳动和社会生活而产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民族风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绘和积淀，反映着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现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艺术中，朝鲜族舞蹈独具特色。鹤在朝鲜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纯洁、长寿的象征，是图腾崇拜的艺术形象。崇鹤心态经过长期的艺术加工与不断升华，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柔韧、飘逸的鹤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飘逸、潇洒的风格，创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来侵略，长期的反入侵斗争和抗暴斗争历练了朝鲜族人民勤奋团结、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间舞蹈中就形成了内韧外柔、柔中蕴藏着刚劲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国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风雪严寒的艰苦条件下，因此塑造了他们淳朴乐观、不畏艰辛的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塔吉克人把鹰作为英雄的象征，并且把对鹰的崇敬和喜爱之情融入民族舞蹈的表演之中：舞者展开双臂，像雄鹰般的勇猛矫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变化又表现了鹰起隼落的跳跃和扶摇直上的连续盘旋。塔吉克族舞蹈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态环境、民俗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各种要素，印刻着民族所独有的标志，是民族认同的语言符号。

2.音乐

音乐是在时间过程中展示的诉诸听觉的一门表演艺术，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组织的乐音构成有特定精神内涵的音响结构形式。音乐中体现的丰富情感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劳动生活、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为表现民族心理的特定符号。

肖邦的玛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间玛祖尔舞曲为基础的，表现了“人民的灵魂”。玛祖尔舞的音乐节奏通常是强烈多变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节的任何一拍、两拍甚至有时落在小节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见的是重音在第二拍。这些好像“顿脚”一般的强烈重音，活现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风格，形成鲜明的音乐气派和风格。

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强力五人组”。在音乐上除了继承和借鉴西欧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传统外，主要强调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民族的题材和民族形式，描写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间神话传说，体现自己民族的审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民族音乐家，才使俄罗斯民族音乐由自立走向世界，确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在世界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艺术。

三、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又称美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感性形式的艺术，故又称为“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包括绘画、摄影、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服饰等。造型艺术带有显著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对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无不印着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绘画、雕刻

绘画、雕刻艺术在再现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时表现力尤为突出，传递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诸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审美情感，昭示着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狩猎游牧民族用极具民族风采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民族独有的情。素有“世界屋脊上的民族”之称的藏族，其绘画追求流动卷曲的纹样，浑厚朴拙的造型，强烈对比的色彩，奔放刚劲的线条，充分显示出人对生命之渴望和对大自然的膜拜心理，强化着民族审美情感。另外，蒙古族用动态美的审美心理来刻画造型，(转第133页）(接第141页）捕捉大自然中奔腾跳跃、雄伟健美的生命瞬间；用放纵粗犷的笔触，凝重简练的线条，厚实雄浑的墨色来泼写民族精神和抒发真挚情感。

新西兰的毛利雕刻文化是毛利民族文化精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利雕刻记载了每个部落优美的故事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渗透了毛利不同时期的社会特征与鲜明的民族性格。毛利的木雕、骨雕与玉雕构思奇特、细腻而又粗犷，具有强烈的民族气息与浓郁的古老毛利民族的文化特征。

2.工艺、服饰

工艺、服饰等艺术，同样体现着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价值观、智慧和情趣。以服饰为例，各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都具有自己鲜明的，能够反映本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个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款式、原料，也表现在工艺、色彩、刺绣图案等诸多方面。

属于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其服饰上留下了高寒地带和原始森林地理环境的浓厚印痕。为了适应寒冷的狩猎生活，鄂伦春、鄂温克人一年四季都要穿袍服，他们厚重的袍服都要用狍皮、旱皮、鹿皮等制成，呈现出古朴、粗犷、稚拙的美。赫哲人的鱼皮服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沿江而居，其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也在赫哲族的服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赫哲族早年穿的衣服从头到脚都用鱼皮为原料，如鱼皮帽、鱼皮衣裤、鱼皮套裤、手套、子及鱼皮等。

而草原畜牧类型民族的服饰，形成了特殊民族风格。草原大漠和延绵起伏的高山为草原民族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场所，培养了他们的粗犷豪迈的个性，尤其在服饰方面体现出色彩艳丽、纹样线条分明的风格。如蒙古族、藏族服饰原料主要源于牲畜的皮毛。为了御寒，服装大多以样式宽大、厚重为主，尤其是藏族大部分地区都穿以水獭皮、豹皮、虎皮为边，锦缎为面的羊皮袍，头戴金花帽、狐狸帽、红缨穗白毡帽等。可见，服饰艺术是民族在特定环境背景下的产物，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外化表现形式。

结语

一个民族凭借什么可以被国际尊重，让世界认同？只有民族的本土文化才是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才能不为其他民族所取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民族社会成员所独有的认知能力、审美心理、民族性和智力能力，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更保持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注释：

①斯大林.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页.

参考文献：

[1]王军，董艳主编.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3]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陈自明著.世界民族音乐地图.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篇10

1.专业设置单一

广西具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绝大多数具有民族语言。本校开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可纯粹是单一的壮语言文学，即便如此，它还是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半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民族语言则没有开设相应的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生专业虽然招收壮侗语族专业考生，可实际上差不多是壮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设置上的单一性明显制约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反观区外各民族语言高校，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各民族语言专业之全自不待言，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有蒙古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蒙汉双语）〔2〕个本科专业；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开设有现代蒙古语、蒙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蒙古族作家文学、蒙古族民间文学和蒙汉语言文化关系研究共5个方向，藏语言文化学院现设有藏语言文学、藏语言文学（汉藏翻译）、藏语言文学（现代文秘）、工商管理(藏汉双语)4个本科专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现共设有纳西语、傈僳、景颇语等12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

2.师资数量不足，缺少多语种教师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现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师不超过10人，涉及到的语种局限于壮语，广西数量众多的民族语言缺少师资来培养本科教育。国内同类高校在师资队伍与语种上表现出了较强的实力。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现有教职工36人，教师梯队合理；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有教师25人，藏学院有教职工29人，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现有教职员工18人，均形成了年龄与学历合理的教师梯队，能培养3个语种的本科生。与前面几个民族大学相比，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现有教职工39人，能培养12个语种的本科生。

二、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

就目前国内的民族语言专业设置情况来说，北方的民族院校对于民族语的教学开展得比较成功，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的民族语教学、培养、就业等都开展得非常理想。南方的云南民族大学在专业设置、培养模式、就业支撑等方面也开展得比较成功。反观我校的壮语文专业培养情况，似乎变成了一种点缀，与广西高速的社会发展步伐极不相称，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面对新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我校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言文学）亟需改革。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壮语言文学）专业为广西民族大学早期设立的专业之一，有着几十年的教学经验与成果，具有改革的理论积淀。学校有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能胜任改革的教学工作。学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的本科民族院校，担负了为全区培养基层人才的重大任务，有着巨大的改革发展空间。目前该专业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招生困难、专业设置单一（仅有壮语言文学）、师资缺乏，彼此之间具有恶性循环的因素。招生困难导致专业的开设难以为继，例如现在该专业采取“双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形式，才得以勉强维持现有规模。没有了招生规模与培养专业，师资自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招生之所以困难，与学生就业困难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解决专业前景的着力点，首要的是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深化学科内涵的途径。

1.深化人才培养模式

在本校“双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模式的基础上，着重借鉴云南民族大学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长期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一干N枝”，“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不同语种方向(模块)”的基本教学模式。该模式办学过程中可根据社会需求进行专业方向和招生人数的灵活调整。毕业生发给双证文凭，能有效增加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此种培养模式要形成专业知识和文化互动的社会影响模式。我校民族学专业为国内深具影响力的专业，对广西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如能在此基础上培养少数民族专门人才，能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和巩固边疆稳定，强化和拓展专业技能与文化的辐射作用，较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

2.拓宽人才就业渠道

除了继续巩固和拓展固有的就业渠道，借鉴其他民族高校解决就业的方式，开展“学校+政府”的合作办学形式。通过对若干个民族语言使用地区的调查和研究，探索一种“学校+政府”订单式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以文学院的名义，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地方政府的交流与沟通，与区、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签订合作培养人才协议。按此模式，办学双方将在人才培养定位、经费投入、教学管理、教学组织、教材建设、质量评价、师资队伍建设、毕业生就业等方面都进行合同式的规定。凡进入此培养模式的学生，毕业后由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安排到相关的部门和岗位就业，既能满足地方对紧缺专门人才的需求，又能较好地解决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搞好目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工作，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做好招生宣传问题，吸引更多的生源报考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扭转目前招生困难的局面。

3.引进与培养师资

广西虽然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但本校开设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只有壮语言文学。11个世居少数民族除回族和满族转用其他民族语言外，其余基本上都有本民族语言，有必要开展这些民族语言本科专业。开设这些专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师资，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其他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的师资欠缺。如何解决师资问题，可能的办法是三个：一是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前来授课，缓解学校本身师资不足的窘况；二是有目的地引进欠缺的师资，逐步解决师资缺口问题；三是鼓励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提升教师的学历与知识结构，增强学校自身人才培养的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