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农业补贴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1农业总产值低

且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巨大提升，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产值低下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农业（包括农、林、牧、渔等）总产值低。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为56957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0．01％，对GDP总值的贡献率仅为4．9％，对GDP总值增长的拉动仅有0．37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增长缓慢。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总产值一直稳定增长，以1978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指数为474．9，但与人均GDP指数1837．5相比差距较大。同时，以上年为基期，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过低，1978—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指数的平均值为104．6，低于GDP总值指数的平均值109．9和人均GDP指数的平均值108．7。此外，自2009—2013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值指数一直低于平均值104．6。发展农业保险，使其与农村微型金融相互补充，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可以积极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2农业生产效益偏低

中国农业生产多为小农粗放经营方式，投入成本高，精力多，产量少，效益低。土地生产率低。2013年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为5894．22kg／hm2，2012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5301．76kg／hm2，然而2008—2012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2．25％，且2009年为负增长（－1．62％）。劳动生产率低。2013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443．46kg／hm2，2009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仅为－0．11％，2013年为1．59％，5年人均粮食产量年增长率为2．14％。农业保险可以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根据自身的优势和适宜性安排农业生产、精耕细作，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3自然灾害

频发中国土地广阔，自然灾害种类多样，发生率高，农、林、牧、渔业受自然灾害影响颇大。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1978—1991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波动较大。1980年北方连续大旱，农业总产值增加值指数为98．5，比上年下降5．6个百分点，1985年辽河大水，农田大面积受灾，农业增加值指数又比上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1992年之后，农业总产值保持相对稳定，原因在于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对农业灾害补贴力度的提高。2012年和2013年农业土地受灾面积（包括旱灾、水灾、风雹、冷冻等）分别为2496万、3135万hm2，国家对农业灾害的补贴分别53．78亿、51．07亿元，2014年7月中央财政为南方暴雨洪涝、台风等提供救助资金7．1亿元。自然灾害加剧农村贫困程度。王国敏经过测算，认为“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平均每提高10％，农村贫困发生率增加2％～3％，按成灾面积比例和受灾面积比例估算灾害弹性系数分别为0．26和0．17”。因此，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一方面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获得风险补偿，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巨灾风险，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二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保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道重要屏障，关系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美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成为世界农业保险发展的典范。借鉴美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经验，从立法、发展模式、财政补贴、再保险等方面完善中国农业保险体系，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美国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完善，品种全面，覆盖面广，内容详细，使农业保险类型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综合性。中国2013年实施第一部农业保险法规《农业保险条例》，规定“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保险费补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同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但是法规内容过于笼统，针对性不强。在今后的法律制定过程中，一是要注重细节，确保权威性和有效性。政府对保险费率、巨灾补贴率、补贴额计算方法等方面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保护农民利益，避免随意性和混乱性。二是要分类明确，体现差异性。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农业保险政策要因地制宜，同时应有针对性地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分类规定。

2动态调整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农业保险由保监会管理，主要发展模式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政府应根据农业发展现状，动态调整农业保险发展模式：要对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作为制定农业保险模式的基础。要对农业保险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目前中国农业保险应定位于农业风险管理与分散，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可兼有农业收入转移功能和福利功能。要把收支平衡作为农业保险的主要经营目标。农业保险是一项政策性措施，赔付率较高，盈利不是最终目的，应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不断减少保险费率、提高补贴率，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

3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

从美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的财政补贴力度逐渐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密度和深度较高。美国普通农民投保CAT，保障水平为50／55，获得政府对保费的全额补贴；对于额外保障保险，保障水平为55％时，政府法定保费补贴率由1980年的30％增长到1994年的46％，2000年上升至64％；当保障水平为60％时，政府保费补贴率为64％；保障水平为85％时，政府保费补贴率只有38％。2014年，美国政府给予农业保险的补贴约为保费收入的61．69％，保险深度为7．47％。因此，中国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政策应当包括以下4个方面：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深度。2013年，中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居世界第二，中央财政补贴保费126．88亿元，但农业保险密度为48．71元，深度为0．54％，而通常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为2％～5％。拓展农业保险补贴广度。中国“三农”保险的承保农作物已达90多种，覆盖农、林、牧、渔业，但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保险、森林保险等很少涉及。有差异性地提高中央财政补贴力度。以种植业为例，2013年中央财政对中西部补贴比例为40％，东部为35％，省级财政补贴约为25％，县级补贴15％～20％，对于部分经济落后地区，财政负担很大。政府应提高中央财政补贴比例，减轻县级财政负担，提高中西部、革命老区、灾害频发地区的补贴比例。④税收及费用补贴、巨灾补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90％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农业保险业务的管理经营费用也没有补贴，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

篇2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篇3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

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篇4

 

北京山区位于北京市的北面和西面,由二大山系所组成,北面为燕山山脉,西部为西山,面积约10400平方公里,占整个北京市土地总面积的62％。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向西北温带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也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转换地域。

长期以来，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耕作制度、种植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生产依然是人、畜力为主，机械化水平与平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作业成本高，效率低也严重制约机械化水平提高。山区近80%的人口属低收入群体，山区人均GDP不足平原地区的50%论文服务。与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相比农业论文，在山区推广农业机械化面临着诸多困难。种植模

式、机具选型、配套设施等不合理、不适宜、不配套问题无不考验着农机推广部门的信心与决心。

目前山区农业从业人员的岁数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农机化知识相对比较匮乏。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甚至是农机技术人员对发展农机化的观念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总觉得机械化不适应山区，机械化适合平原开阔地区去搞，山区山峦起伏重叠，不如一望无涯的平原开阔，发展农业机械化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急的事，有的甚至认为政府无须扶持山区发展农机化。导致对发展山区农机化缺乏信心，也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制约了农机化发展。这种状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山区整体对农机化需求的反映和适宜机具的推广普及，成为山区农机化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解决对策研究：

（一）因地制宜，大力推广中小型适用农机具

北京山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是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的主导，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论文，缺乏规模经营效益，种植品种不一，农机连片作业难度大，购买的农机使用率不高，购机投资大、回报低。同时，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易形成同一区域这家的田土机耕、机收，而那家的田土不愿意机耕、机收，导致农机隔田作业，给移机带来了不便论文服务。要结合山区的实际和农民的需求做好发展规划，制定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财力，选准主要作物和关键环节，逐个突破。山区机械化发展要坚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通过试验示范逐步确定适合于山区机械化发展的主推机型。山区机械化发展应定位于引进推广适合山区特点的各种中小型农机具，原则上轮宽不超过1.2米农业论文，工作幅宽不超过0.8米，播种或插秧不超过6行。

（二）积极探索适合山区特点的农机推广方式

山区一般来说都是人均耕地少，加之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田块小，和田地分散、高低不平，影响了适合规模操作机械如联合收割机、耕整地机械等农业机械使用，使农业机械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存在着高效农业机械与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矛盾。合理配置耕整机、播种机、收割机等机具。对地块面积小，种植作物品种多的自然村组，重点培育发展耕、种、收及加工多项作业于一体的农机经营大户或农机合作组织；对地块面积大、种植作物单一的自然村组，按耕、种、收及加工几个不同的作业环节，重点培育发展以单项作业为主的农机经营大户或农机合作组织；鼓励和支持有机户为乡邻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并收取合理的作业费用；鉴于山区人口居住比较分散，道路弯多路窄，农机具在乡村间转移的难度大，危险性高农业论文，不提倡跨区作业。

（三）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重点扶持

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应把发展山区的农业机械化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政策、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银行、金融机构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帮助解决农机服务协会流动资金的不足；对山区机械化推广项目拓宽支持领域，加大支持力度。要理顺体制，加强领导，稳定并加强农机队伍建设，多渠道支持山区农机化发展。农机合作组织要重点围绕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开展机械化服务，开办农机经营门市部，提供农机供应、修理、培训、技术咨询等多层次服务，建立“农机合作＋农户”的服务模式，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农业论文，以产前、产中、产后多种服务为纽带，把农户联结起来，形成以一种产业为主导，集种养加、产供销于一体的新的生产格局，以“互惠、互利、相互联动”为原则的利益共同体论文服务。长哨营满族乡地处怀柔北部深山区，这里的西沟村农机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加强本乡以及怀柔北部山区的农业现代化，带动更多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农机合作社的成立，不仅将分散的农机结合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农机耕作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农机合作社实现了农机资源的有效整合，扩大了合作社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度，每当春种秋收季节，需要服务的农民只要到合作社打个招呼农业论文，立刻便会有符合自己心愿的农机到农田耕种或收割，经常供不应求。

篇5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1中国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性

1.1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分析

随着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投入程度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改善，国内农产品产量始终保持着世界前位。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态农业、外部能源的投入，将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热潮，也推动了国内特色生态农业系统的建立，各区域凭借各具特色的农业资源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

尽管如此，但在我国种植业仍旧是农业的主体，而种植业又最易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强依赖性。即便是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完全取缔，也依旧难以打破“靠天吃饭”的束缚，再加上农业生产易受到动植物生长周期的制约以及农业生产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滞后性。其竞争力明显偏弱于其它产业。而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也决定了对农业进行合理保护是各国发展农业生产的必然选择。

1.2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必要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从1979年的1117.60亿元一直到如今的51497.37亿元，在35a中上涨了40多倍（如图1所示），对GDP的贡献率高达4.9%。因此，无论从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力方面还是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来看，农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亦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甚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尤其在如今国际分工越来越细的市场环境下，更加凸显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也逐渐成为继就业压力、经济增长“三高一低”等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原因之一[1]。诸如产业化水平落后、市场竞争力较低、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高不确定性等等，这些因素无疑都给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增添了阻力。再加上面对着来自自然环境、产品市场、生产技术等诸多风险因素的制约。因此，客观上亟需加强对其风险的管理是农业发展过程中最迫切的选择。

图11979～2013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情况图

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对农业生产风险管理的通行做法，同时亦是我国现阶段扶持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就目前我国国情而言，区域间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教育文化程度等差异的普遍存在，就使得我国在完善农业保险体系的同时，更需要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区域特性以及各地农业保险实行的基础情况都考虑进来，以区域性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差异化选择来解决我国区域间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问题[2]。

2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全国农业保险总体情况分析

在经历了20a的保险业停办的经验教训，国内保险业从1980年开始便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此时海外保险机构与保险业务也相继逐步开始拓展。随着1993年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深，《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保险法的颁布实行，我国保险业整体再次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从保费收入增长速度、保险保障服务领域还是从分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其中农业保险业务的成长更是国内保险系统重建过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2.1.1保费收入增长迅速

据统计从1985～2012年间，在这不到30a的时间里，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农业保险承保量基本上是呈每年递增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自2007年以来，保费收入累计已超过60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达到85%，而仅就2013年1a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就已达到306.7亿元，占这一年财产险保费收入6481.16亿元的4.73%。而相较于呈下降趋势的赔付率，足可以看出我国农业风险管理在分散风险方面起到一定的效果。

2.1.2农业保险服务领域不断增多

截止到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覆盖的险种已经比较广泛了，从最初了种养两业，再到现在的渔业保险、经济作物保险、农机具保险以及森林保险等等，农业保险服务的领域在不断的增加[3]。加之，农业保险对于稳定国内农业生产、维护城乡和谐等方面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发展农险保险、扩大农业险种的覆盖面和承保范围也是近期国内经济建设的主要趋势。同时，例如像继续推进牧区保险、设施农业保险、农房保险以及农村综合保险等涉农保险也将会成为提升国内农业保险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4]。

2.1.3有效分散农业风险

为了稳定我国农业生产的局面，国务院从1982年开始恢复了国内中断23a的农业保险业务，因此1982年既是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恢复的一年，也是对农业产业风险管理、分散转折的一年。在1982～1993年这10a里，国内农业保险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保费收入骤增，在分散风险方面也卓有成效[5]。尤其从近几年国内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总额与农业保险承保品种的覆盖范围上来看尤为明显。例如像广东省、河南省保险公司在2012年，汇聚同质风险的数量、承保金额都有所上升，保险保费收入增长均在120%以上，而且承保覆盖区域也不断扩大，像山东省2012年农业保险开办地区也由初期的55个县（市）扩大到现在的100个县以上，充分发挥了对区域农业风险的集合分散功能。

2.2中国农业保险亟需直面的问题

虽然从2007年国内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中央财政已经累计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2.1亿元，而且在农业保险投入方面逐年递增，年均增长45.8%。同时，在其它农业基础设施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尽管如此，但我国农业依旧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纵观中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赔付率过高、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各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性，是我国农险发展过程中仍亟需正视的三大基本问题。

2.2.1赔付率过高

由于农业生产高风险性的特点导致农业保险自身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尤其相对于第2、第3产业来说，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制约较多，加之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1982～2004年，全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累计共80.98亿元，而赔款支出共计70.65亿元，平均赔付率高达87.24%；再到2008～2012年，全国的农业保险费收入累计达到了600亿元，但与此相对应的高赔款支出仍居高不下，累计至2012年底共有400亿元。在保费收入增加的同时，也承受着过高的赔付率[6]。

2.2.2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上，农民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农险产品的数量。从这一点上来看，致使一国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有很多，而就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程度来看，偏低的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的强外部性以及农业补贴政策的低效，无疑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动因。

2.2.2.1就目前来看，国内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个维度：依靠传统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畜养殖收入），基本工资（即打工收入）、个体经营、其他收入（含政府补贴）。实际上，从上述其主要收入来源上来看，国内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初步实现多元化，就以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指标来看，已达到1990年总收入11倍[7]。尽管如此，但由于在3次产业中，农业生产依旧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农村资源的长期匮乏。因此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依然很低，截止到2012年，其平均每人纯收入仅7916元。这与过高的农业保险保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2.2.2.2就国内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上来看，1985～1994年是国内农险保费收入快速增长的10a，而在之后的1995～1999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甚至还出现了回落，直到2000年以后，国内农险的保费收入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可见，总体来看，国内农业保险是经历了一段波动式的发展过程。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动因是由于其具有强外部性。农业保险的强外部性是源于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它便具有这种明显的利益外溢的特征。即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和农户投保的行为均可以使其他人和社会获得收益，而受益者却并非完全承担全部的花费或代价。也正是由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长期无法对等，农险市场慢慢出现价格歪曲，农民投保的个人预期收益下降，导致其对农险的需求也随之减少，而此时如果农业保险生产经营者提供足量的保险，则保险企业必然要承担亏损，结果又将导致供给不足。

2.2.2.3国家为农险提供保险补贴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各国政府对本国农业保险普遍实行的扶持方式[8]。因此，从最初2004年的仅在试点地区实行，为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到2006年的，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再到已经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列为财政预算科目，通过这10a农业保险补贴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已经逐渐将农业保险补贴作为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9]。

但随着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范围、补贴品种的不断扩大，而相应取得的效果去依旧不佳。这要归因于，依靠加大财政补贴的方式是很难刺激农户的自愿参保行为，而且还会加强农业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结果造成，财政补贴实行初期，虽然可以在短期增加农户的参保率，扩大保费收入，但从长期上来看，却无法持续维持保费收入增长，反而会出现下滑的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加紧对农业保险的政策补贴，从保费收入水平上看，亦是逐年增长，但按全国2.3亿农户计算，农户人均投保费仍不足150元。

2.2.3各区域农业保险发展差异性大

农业保险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业务。因此各地各级政府对当地农业保险给予了大力扶持，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从近2a的保险市场的区域格局上来看，东部地区依旧是国内保险业发展的主力军，该地区实现的保费收入可以占到全国保费收入的58%作用，而中部地区的8个区域保险市场和西部地区的12个保险市场所实现的保险收入仅能占到全国份额的23%和19%。而且到了2012年，东部地区保费收入不断增长，共实现原保险费8955亿元，同比上升0.47%，在农业保险发展方面也不乏亮点，以广东省为例仅2012年1a农业保险保费增长了130.9%。而中、西部农业市场增速却放缓，在农业保险运行模式上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以湖北省为例，整体来看农业保险规模较小，险种也主要是集中在耕牛保险、养鱼保险、烟草种植、蔬菜种植等险种。保险责任主要是自然灾害和病虫害方面。虽然国家从2008年开始，正式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引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保险公司自办等相互配合的经营模式，但由于贯彻“微利”原则，依旧很难改变全省农业保险承保范围狭窄的问题。这同时也体现出了国内各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0]。

3区域性农业保险发展路径的依赖

就世界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经验来看，各国均有适合自己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各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都各不相同。那么，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各异、各区域间生产力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殊性所致，因此，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过程中，利用区域间农业生产的技术差异和资源特色来为不同区域的农业保险确定差异化发展路线是我国必然的选择。

3.1区域补贴标准的差异化决策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是我国实行区域农业保险的必要条件，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无论是哪种风险因素都存在为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然而就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来看，国内农业补贴主要集中在一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吉林、四川、江苏等重点的经济区域。虽然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不断地加深，农业保险补贴覆盖面也不断的扩大，但依然没有走出补贴范围狭窄，补贴方式单一的局面。

同时，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来自体制外、国内和国际的风险因素广泛聚类，再加上农业风险的强关联性，所以仅将单一、各类诸如旱灾、冰雹等险种纳入到保障体系中，在短期内是很难彻底改变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生产、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所遇到的潜在风险。因此，根据目前农业保险补贴的范围过于狭窄的特点，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的自然禀赋的劣势、自然环境特征、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当地农民收入情况来决定补贴的范围和补贴的比例。

3.2区域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差异化设计

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区域化设计构想目的在于体现国内各区域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上。从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上来看，明显呈现出东部与东北地区相对发达，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现象。再加上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水平都各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也必须存在差异性，需要根据东、中、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不同的发展困境来选择其各自的发展重心与经营模式。

具体来说，由于中西部地区人均参保率比较低，所以其区域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扩大农民参保率和农险产品的保障范围上，同时通过“以险养险”的方式，扩大该区域农业保险在财产保险业务中的比例。在厘定保险费上，要充分考虑该区域消费层次与结构，根据可保风险的风险程度和损失率来设计本区域保险费率。而对于农业保险发展程度与经济水平较好的东部和东北部区域，由于人均投保率已较高，所以应将发展重心放在提高“偿付能力”上。因此，在经营的过程中，东部和东北部区域应该提高商业性的保险比例。同时在销售模式上，也应通过借助保险人与经纪公司等中介的力量，在传统销售的基础上，加大电话销售、网络销售等新型销售方式的比重，依靠不断深化农业保险市场的专业化分工来扩大和稳定农业保险在该区域的市场份额，为农户提供更多、更能满足该区域农民需求的风险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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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友祥.区域农业保险形成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D][博士论文].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3]王承.中国沿海地区农业保险政策研究[D][博士论文].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4]陈敏.浅析完善云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对策[J].时代金融，2013（08）：71-72.

[5]张友祥.区域农业保险形成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D][博士论文].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6]曲哲.农险立法提速[J].农经，2012（05）：50-53.

[7]高彦彬.中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研究[D][博士论文].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6.

篇6

农业发展政策的正确制定必须要有正确的农业战略目标，因为正确的目标是制定正确战略和正确政策的基础，同样正确的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正确政策来支持。所以政策变量与战略目标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农业战略目标的选择

一般来说，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四个：一是农业的社会安全目标，即增加农产品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农业的盈利目标，即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三是农业的社会环境目标，即保证环境友好、生态改善；四是农业的创新目标，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择顺序应该如下，具体理由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七章相关内容（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首先是实现农业的社会目标，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友好和社会稳定，即农业生产上，要实现尽可能小的投入产出比，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需求。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保证农业发展要能吸引各种资源的持续投入，使农业具有自我发展与自我积累的能力。其次是实现农业的盈利目标，促进农民增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尽可能充分地实现农产品价值，并尽快地使其转化为生产者的实际收入。最后是农业的市场目标和创新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为前两个目标服务，不管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还是市场竞争力提高都是为社会目标和盈利目标服务的。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农业保护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保证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安全供给、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与保障体系(包括技术、生态环境、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农村信息网络、制度和法律等)为主要任务。

二、本文研究中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的萃取

在农业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上，本了农业各政策变量与我国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及效果分析。其中农民收入数据指标采取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原因在于本文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与“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作了相关性分析，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98424，近似于线性，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指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由于同样原因，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指标本文采取的是“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与“农业平均PSE%”相关系数达0.9667）；粮食产量指标采取的是“粮食作物总产量”。

本文选取了三类政策变量，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政策变量选取得不多，但这些指标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政策变量共选取了13项，具体指标如下：

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市场价格保护政策：农产品政策

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其他政策：农业各税、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

三、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

本文采取的是从1985年到2002年期间的18年数据，原始数据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2（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数据来源参见本文表1的注释。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表1相关性系数表

农业保护水平 农民收入 粮食产量

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粮食产量 10.694970.68633 0.6949710.81479 0.686330.814791

国家宏观支农政策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 0.64619 0.93793 0.72088

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 0.68494 0.94187 0.64328

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0.52339 0.84505 0.62782

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0.52584 0.86944 0.65458

农村基本建设投资 0.55545 0.88501 0.62506

市场价格保护政策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 -0.15063 -0.39974 -0.46779

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 0.56627 0.82584 0.58565

粮棉油价格补贴 0.53881 0.82077 0.57642

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0.53623 -0.89722 -0.71474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0.00265 -0.37527 -0.30441

其他政策 农业各税 0.66125 0.96243 0.68815

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 0.67710 0.87744 0.70617

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 0.67967 0.95982 0.67572

注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来自第一产业生产性纯收入、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比重（%）、农牧业税占各项税收的比重（%）、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基本建设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合计、粮棉油价格补贴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援农业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支出总额数据来自《2002年中国财政年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中国物价年鉴》；农业各税、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发展报告》（各年）；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年）。中国农产品的名义保护率按生产者价格与口岸价格的差额计算， 农产品平均PSE，资料来自张莉琴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P73

资料来源：来自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表4－13，中国农业科学院，2004年6月 四、农业各政策变量与其战略目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计算的结果分析

1、从总体来看

我们可以看出农业保护水平、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三者都呈高度或中度正相关，其中正相关程度最高的是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相关程度达0.81479，原因在于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由于篇幅所限具体这方面的阐述可以参见叶堂林博士论文《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我国农业保护政策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而农业保护水平与农民收入及农业保护水平与粮食产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差不多，这说明国家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或强调如何实现粮食安全或强调农业保护水平的某一方面的提高，而应该看到农业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用系统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农业发展问题，任何局部的、片面的和“临时抱佛脚”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只会导致事倍功半、资源浪费。

2、从农业保护水平目标来看

一是与其正相关性较高的指标有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中专程度及以上、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等等，这说明国家要提高农业保护水平则应该对农业和农村建设加大支持力度、加强农民的教育培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以及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

二是就其大类指标来看，国家宏观支农政策和其他政策对农业保护水平影响较大，而市场价格保护政策效果并不好。

三是从负相关指标来看，总共有三个，分别是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中与农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负相关程度最大，这说明农产品进口额的多少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保护水平，所以这要求我们在加入wto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否则就会导致农业保护力度下降，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2001年以来的农业减产就是例证（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

四是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与农业保护水平呈低度负相关，这说明我们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对农业保护水平没有多大影响，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往往在粮食歉收时提价，以刺激供给，而在农产品供过于求需要价格支持时却降价，所以没有起到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对农业发展不利。张莉琴在其博士论文《我国农业政策对农产品的有效保护效果分析》第56页中，对1985~1997年间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也发现了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要远远大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异系数 (见表2)，即国内粮棉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比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大。

表2 粮棉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价格波动，1985~1997

变异系数（%）

世界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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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 5 %。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 -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 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 ( CATP )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 % ，16. 36%，21.36 % ，40. 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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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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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财政政策是国家财政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进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的总和。通过运用农业财政政策，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以适应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而现行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体系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一、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调整、创新，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以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该体系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财政农业绝对两周增加，相对量趋于下降。表现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二是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1．财政支持对象不合理；2．农业内部支持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农业投入体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渠道较多，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面、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重复投入等问题，这种投入体制使整体目标不明确，有限的资金无法形成合力。四是财政支农力度小一些。这必然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到农业的均衡发展。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必须立足稳定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这两个主要目标，不仅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增长幅度，体现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向农村倾斜；而且要合理确定支出重点，优化支出结构，有效配嚣公共财政资源。

(一)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展望

1．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

加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公共财政与WTO框架相适应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

2．建立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

积极推进支农资金的，积极创新财政支持和民办公主的机制，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3．着力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财政体制和方式改革试点范围，完善县乡财政收入体系，加强县乡财政管理。

4．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是：强化城乡税收协调，公平城乡税负，规范和统一城乡税收管理体制，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农民与工商业、城市居民适用税制的完全统一。在税收政策上体现对“三农”的扶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创造良好的水质环境，为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投入。转贴于

(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1．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2．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要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

3．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只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I’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4．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然后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5．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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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5%。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CATP)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