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宏观经济，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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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unemployment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0％之间，显示了90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000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0．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000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00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000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0％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

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趋势已形成。1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月回落11．3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2001年上半年，由于同比基数的提高，加上目前缺少进一步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调整空间，预计出口增幅将继续回落。与出口不同，进口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出口增速的继续回落和进口的持续增长，2001年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减弱。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000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theliquidity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speculativedemandfor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0．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0．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000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0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0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0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0．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0％。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00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000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10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0．7％。2000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0．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0．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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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执行情况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

注：*表示在0.1的置信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吴国权、杨义群：《通货紧缩理论界定与衡量的新认识》，《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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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国农业人口占据比例极大，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由很大的农业劳动人口基数，极为不平衡的东西部经济发展以及不合理的人口密度分布，造成农业劳动力力转移规模大，对中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以及区域文化的传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然而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尚未体现在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背景依托的当代宏观经济学中。因此，以中国乃至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为背景的马克思宏观经济学的中心概念转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二、宏观经济学简述

我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即从古典西方宏观经济学一直演变与发展至今的诸多流派的各种经济学理论混合与杂糅的宏观经济学。但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是人类不断探索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晶。基于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及其政治体制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其经济框架及其的发展战略必然有别于当代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了以宏观经济理论与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体系。

三、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学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劳动力转移率相当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其冲击作用极强，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短时期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缓冲瞬时速度，致使让其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作用减小，实现经济软着陆；对各时态瞬时速度实现最大化的均衡。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采取的是以商品形式为依托的社会化大生产，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所揭示的如何去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条件和规律，同样也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社会主义特色经济体制过程中合理构建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拉动作用。但究其根本而言，仍要归功于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熟练掌握与和利运用上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正是有宏观调控这条看不见的纽带来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在低水平的前提下每年保持以不低于7%增长速度快速崛起。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其中，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中一直稳居比重之首，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替代的推动力。然而与之相比较，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始终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主导作用，从一方面来说是由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所左右的，但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贫穷且在中国占绝大多数比重的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现状以及中西部落后的发展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宏观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

自1993年我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运行过热和通货膨胀到1997年实现经济发展"软着陆”。从1997年到2003年的经济发展周期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次次经济周期经历了由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到国家通过宏观调控逐渐克服了通货紧缩，实现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的发展历程。自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周期，在这个周期内，我国在面对各种突发自然灾害的同时能够快速高效的消除2003年以来粮食生产滑坡、投资出现过快增长、滥用耕地现象突出、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国外市场萎靡、进出口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等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有序地运行。最近的一轮周期开始于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受住了着全球金融危机严峻的考验。

四、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而且在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有关现代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及其规律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研究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在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进行历史定位，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现实中国基本国情统一互动的进程中对其当代价值及其未来趋向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预测；因此，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是我国日后平稳长效的发展来看，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与中国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特色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小结

着眼于当今国家经济市场的有序运行，宏观调控能够很好地抵御全球金融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鉴于此，我们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凭借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为依据，以实现消费、投资与出口 “三驾马车”的有机结合，协调互补，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最终形成拉动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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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它和财政政策一样，也是调节国民收入以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的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财政政策直接影响总需求和规模，这种直接作用是没有任何中间变量的，而货币政策则还要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对总需求发生影响，因而是间接地发挥作用。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

二、中央银行运用三大主要工具来变动货币供给量

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取得信贷更容易，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把经济拉起来。反之，在通货膨胀严重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货币供给、降低总需求水平、提高利率、减少贷款、压缩投资，使经济实现“软着陆”。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是为防止银行因挤兑风潮而倒闭，也为控制银行贷款的速度和数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存款，规定一个必须备有的准备金。凡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须按法定比率保留一定的准备金，上交中央银行，其余的部分才能用于放款和投资。法定准备金率对货币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即使法定准备金率变动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变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等于增加了银行存款准备金，增强了商业银行贷款能力，导致货币供给量多倍扩张和利率下降，这就开始给经济加油了。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就等于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降低了放款、存款创造和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此时，银行将处于非常困难境地，錢已贷出去，要收回多贷出去的錢，势必采取一系列追讨资金的措施，导致费用增加，坏帐增多。所以，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手段，它强迫市场资金逆向循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如果法定准备金率变动频繁，会使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货业务受到干扰而感到无所适从。

第二个工具是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针对经济过热或过冷，可调高或调低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以限制或鼓励银行借款，从而使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缩减或增加，进而决定货币供给量减少或增加及利率的提高或下降，使经济运转速度减慢或加快，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同时贴现率的变动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期，社会公众通常把贴现率的变化视为中央银行对经济的预测及政策立场的一个指示器，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其它途径筹措资金，而不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就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并且，当银行十分缺乏存款准备金时，即使贴现率很高，银行依然会从中央银行贴现窗口借款。可见，通过贴现率变动控制银行准备金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第三个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也是中央银行常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它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行为。经济太冷的时候，市场需要錢、现金，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即收回人们及商业银行手中的债券，放出现金。这一行为，首先增加银行系统的基础货币(银行存款准备金和通货)，通过银行系统的存款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大；与此同时，债券价格因需求增加而上升，利率下跌，由此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带动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增长。反之，为了遏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业务中卖出政府债券，由此导致基础货币的减少，进而货币供应量多倍减少和利率上升。当人们持有债券时，就难以拿錢去消费、去投资，市场流动现金减少，经济就适度降温。运用这种政策工具有较多的优点，一是可及时频繁连续地按一定规模买卖政府债券，对经济进行微调，不像变动法定准备金率那样强烈。二是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所以，这一工具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

货币政策除以上三种主要工具外，还有一些其他工具。如道义劝告，即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劝告，影响其贷款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但由于道义劝告没有可靠的法律地位，因而并不是强有力的控制措施。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1992年，我国经济过热，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当时海南的房地产炒得更是热浪翻滚，就是再造一个海口市及一个三亚市的人口，也买不完这么多的房产。到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21.7%，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股市泡沫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等，所有问题都冒出来。我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踩刹车”，在货币政策上，法定准备金率从1993年的7.56%提高到1995年的9.18%，一次次提高利率，逐渐把货币供给的龙头拧紧，从流通领域把錢抽走。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增加个人税收和企业税收，以减少人们消费和企业利润等，经济就这样慢慢地冷下来，到1996年底，我国经济成功地完成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下降了，GDP增长率由13.5%下降到9.6%，通货膨胀率从21.7%下降到6.1%。但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1998我国又赶上百年未遇的洪水，使我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又出现了过冷现象，陷入低谷，表现为物价向下，利率向下，失业增多，所有指标都向下。这时总供给远远大于总需求，东西过剩。我国政府又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上，1998年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8%，一次次降低利率，使我国利率由原来的10%以上降到1%左右，鼓励人们消费、投资。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发行国债，借老百姓的錢去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8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带动两三万亿的投资，最终奠定了民间大规模投资的基石。2003年成为一个拐点，国内外需求全面恢复，特别是社会投资出现加速启动，民间投资以接近30%速度猛涨，GDP增幅达到9.1%，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中国彻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实行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减少经济波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从反经济衰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即当利率降低到某一不可能再低的低点时，投机性需求变得无限大。人们手中不管有多少货币，都不肯去买债券，此时LM曲线呈一条水平曲线)，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现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那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比如，日本利率已降到0.1%水平，接近零利率，也就是现日本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基本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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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远未如先前人们预测的那样乐观，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意料的更为棘手，改革计划和实施均陷入更深困境。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并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英国民众发起“占领伦敦证交所”活动，巴黎、马德里、首尔、雅加达等地也将举行示威。这些都反映了各国民众对目前金融体制的不满和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态，也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复苏状态尚未有良好改善。新兴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再次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成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两难抉择。

区域经济发展

美国：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制，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维持温和复苏，增速在2%左右。自2011年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连续释放向好信号，连续数周美国失业数据显示近期美国就业市场出现改善；2011年10月通胀数据也自年初以来首次趋于缓和，达到3.5%；新屋营建许可在2011年初开始震荡向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状态略有改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延续缓慢复苏势头，2011年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但美国失业率过高的问题难以在短期改善，居民房地产负债过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90%以上。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美国政府支出在高负债压力下难以扩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压力，并将深刻影响其短期经济走势；房地产和欧债危机的演变将是美国经济在2012年的重要风险。2012年美国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受周期和结构性矛盾的制约，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在2%左右。

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升级并有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直接威胁到欧元甚至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预计全年增长在1%以下。尽管从居民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欧洲的债务并不如美国严重，但由于缺乏像美国在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地位，欧元区国家难以将自身的问题向全球输出。虽然欧洲有着统一的货币，但是缺乏统一的财政，欧元区内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高度不平衡，公共负债压力差距巨大。截至2011年上半年，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8.1万亿欧元，其中欧猪五国总计政府债务3.3万亿欧元，约占欧元区政府债务的41%。

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欧洲银行业受威胁严重。欧债危机风暴不仅使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而且“欧猪”国家的总理们接连下马。近期欧盟执委会和欧洲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化解欧债危机，如公布了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指导原则，将杠杆化引入EFSF，最高杠杆比例为4～5倍，EFSF规模将达到1万亿欧元左右；提出有关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欧元债券）的建议等。

2012年上半年是考验欧债风险的一个时间窗口，欧洲债务高风险国家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意大利2012年2～4月国债到期规模达到平时水平的2倍。欧债危机的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2012年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增长压力，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风险点。预计欧洲在2012年全年GDP增长在1%以下。

新兴市场：受欧债和美债影响，经济政策开始向防止衰退、刺激经济发展转变。未来全球通胀走势高度复杂，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伴随欧债危机向实体经济冲击的进一步渗透，作为资源出口国和制造品出口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均遭受了明显影响，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巴西2011年9月CPI升至7.3%，制造业PMI降至45.5的景气指数之下；印度制造业PMI降至50.4，在衰退边缘徘徊，但CPI持续下降；俄罗斯CPI高位徘徊，2011年8月同比上涨8.2%，制造业PMI降至50，达到衰退临界点。由于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政策正慢慢转向：由控通胀防止经济过热向防止经济衰退转变。当前，尽管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有所下行，但依然处于高位。考虑到2012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发达经济体可能再次进入货币放松的阶段。全球通胀走势存在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政策选择的难度。

中国经济观察 国内经济运行

GDP保持相对高位，但呈逐季回落态势；PMI指数由升转跌，预示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

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仍然维持相对高位，GDP增速累计同比增长9.4%，但呈逐季回落态势：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9.5%，三季度9.1%。2011年10月份官方PMI为50.4%，再次由升转跌，环比回落0.8个百分点，反映经济走势仍将继续放缓。就经济结构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在消费未能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增长更多的依赖投资来完成，相对低效、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改变。

投资：累计增速保持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2011年1～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9%，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较快，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所放缓。在国家继续加强房地产调控的政策预期下，预计未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将大幅放缓。预计2011年投资增速在24%左右。

消费：名义消费增速受通胀下行影响平稳放缓。2011年1～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7%，增幅与前三季度持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转型阶段，随着个税的改革调整，有助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会对消费增长起到一定支撑作用。预计2011年消费增速将保持在17%左右。

进出口：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继续回落。2011年1～10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2%，增幅比前三季度低0.7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增长26.9%，增幅比前三季度高0.2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比2010年同期减少237.6亿元。其中，进口增速普遍加快，出口增速普遍下降；对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增长强劲；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受外需疲弱拖累，出口增速仍将继续放缓。预计2011年出口增速在20%左右。

通货膨胀：2011年10月份CPI降幅明显，短期通胀基本见顶，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

2011年10月份CPI同比上涨5.5%，比9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食品价格的下降是本月CPI大幅下降的主要因素，鲜菜、肉禽、蛋、水产品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特别是猪肉价格环比大幅回落1.8个百分点。10月PPI同比上涨5.0%，连续3个月显著回落，在输入性通胀压力持续减轻下，上游通胀压力继续减弱。

通胀短期内基本见顶，但影响通胀增长的长期压力并未消除。随着经济的适度回调、流动性的收紧和粮食的丰收，当前稳定物价的有利因素正逐步增多。但在2011年10月份5.5%的CPI涨幅中，翘尾因素占了1.5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占了4个百分点，剔除翘尾因素影响后的CPI涨幅依然上升。此外，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时期，像人工成本、资源成本这类长期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在短期之内难以根本消除。根据计算，2011年11月和12月份翘尾因素将总共回落1.5个百分点，预计2011年四季度CPI同比涨幅将回落至5%以下，2011年全年CPI在5.5%左右。

通胀预期的走低，将为政策微调打开一定空间。当前，预期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得以确立，未来货币政策微调空间有所打开。近期，央行也加大了公开市场净投放力度。政策微调仍将以定向宽松为主基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信贷管理来舒缓流动性压力，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特别是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

货币金融市场

存贷款增长：受理财产品影响，季初储蓄存款波动较大；新增贷款规模有所放松，银行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由于储蓄存款在季初重新转为理财产品，导致2011年4月、7月、10月份新增存款大幅减少，储蓄波动较大。受央行政策适度微调影响，10月份新增信贷规模回归高位，达到5868亿元。贷款投向上主要源于企业贷款的增加，其中中长期贷款攀升幅度较大，10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较前三季度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可见，银行判断加息周期见顶，主动调整重定价周期，增加中长期贷款占比。

货币供应：M1、M2增速连创新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年底货币供应增速仍将低位徘徊。2011年10月末，M2同比增长12.9%，M1同比增长8.4%，再创年内新低，但降幅已经开始收窄。考虑到表外理财产品发展迅速，而这类替代性的金融资产并未计入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得目前M2的统计有所低估。10月份央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的核算口径，将住房公积金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的核算范围。虽然核算口径有所扩大，但10月份M2和M1同比增速继续下探，表明流动性偏紧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受货币乘数下降的影响，四季度M1和M2仍将继续在低位徘徊，预计2011年底M2增速在13%左右。

2012年经济政策走向

实体经济：2012年中国GDP增速将延续放缓走势，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

在全球经济动荡不安的背景下，2011年中国经济尽管逐季回落，但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2011年全年GDP同比增长在9.2%左右。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走的仍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这条老路，在消费未能大幅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外需的下滑使得2011年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投资来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依然很大。

随着201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国内经济日益显现的结构性问题，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判断。就2012年的经济形势而言，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

投资：尽管投资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5年后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开始下降，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连续降低。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回落将成为影响投资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外部市场的疲弱将抑制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基建投资伴随着财政支出闸门的放开将有所回暖。预计2012年投资增长在20%左右。

消费：短期内中国难以从依赖外需直接转向以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但消费增长将保持相对稳定的水平。受限购和补贴政策退出的影响，汽车消费2011年增长相对较低，这为2012年摆脱政策影响后的反弹积蓄了力量。尽管随着通胀的回落，服装、食品等必须品的消费将有所放缓，但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有望保持较高增长。预计2012年消费增长在16%左右。

进出口：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十分缓慢，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依然艰难；欧债危机有进一步发酵蔓延的趋势；在欧美经济难有起色的现实下，新兴市场进出口也将深受影响。2012年外需的下降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的进一步下滑，未来几年进口增速将显著高于出口增长。预计2012年出口增长在14%左右。

通货膨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以及翘尾因素的下行，2011年四季度CPI将回落到5%以下，全年CPI在5.5%左右，2012年CPI将继续回落至4%左右。

综合判断，预计2012年GDP增长在8.6%左右,同比增速在一二季度见底的可能性较大，三四季度将有所回升。

调控政策：政策微调已经启动，定向领域的政策宽松将会进一步细化，但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

针对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政策已出现微调，但未来进一步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性不大。政策明显转向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经济超预期放缓，或是外部重大放松事件。但从目前数据来看，中国经济放缓程度符合预期，属于主动调控的结果，美国也没有继续推行QE3，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政策转向。

随着通胀压力的减弱，下一阶段宏观经济调控的重心将转向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财政政策或将成为主导，财政资金主要投向保障房、水利及灌溉工程、服务业、环保、新兴产业等方面。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进行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的前提下，调节到期结构。与此同时，信贷定向宽松政策将会进一步细化，尤其是向小微企业、三农和战略新兴产业等特定领域的定向放松。

信贷政策：有所放松，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很小。央行2011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措辞上与二季度有明显差别，引入政策微调的提法，缓解流动性紧张的意图较明显。根据报告显示，未来央行很可能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松银行信贷投放，但这应理解为政策微调和结构性放松范畴，并不意味着整体货币政策的转向。总体来看，政策微调在短期内将会持续，但信贷规模不太可能大幅放量，2011年全年新增信贷7.5万亿元左右。就2012年而言，受持续通胀和负利率的制约，货币政策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放松，但从货币总量供应上应会有所宽松，M2增速预计在15%，新增信贷规模在8万亿元左右。

利率政策：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通胀会较2011年明显回落，在此期间，除非通货膨胀再度超预期增长，否则本轮加息周期基本见顶。但是考虑国内长期负利率的现状，且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通胀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因此预计央行将更多的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更有可能从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入手）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率工具恐将搁置，2012年利率水平将与2011年大体一致。此外，我国的利率政策不仅取决于国内通胀水平，也受到外部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美国推出QE3，亦或是加息，中国的利率政策均会相机抉择。

汇率政策：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大，升值速度将有所放缓。目前，中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显示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汇率作为替代加息的货币政策补充工具，随着近期美元走强和人民币贬值承压，我国汇率将趋于平稳，大幅升值的可能性较小。主席在G20戛纳峰会上也明确表示，发达国家不要总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一再要求新兴市场升值货币、减少出口，这不会带来平衡的增长；相反，只会令全球经济陷入平衡的衰退，使可持续增长成为不可能”。这充分表明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更强调自主性。尽管受国际政治压力影响，2011年下半年各月人民币升值幅度显著大于上半年，但未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很有可能放缓。

篇8

一、引言

2008年山寨制造以铺天盖地之势闯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最为流行的话题;如今山寨经济也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已经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山寨经济最初兴起于深圳市的手机行业,之后又不断地往其他行业领域渗透,特别是最近两年山寨经济的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深圳山寨制造已经从手机行业蔓延到各个消费电子行业领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山寨电子产品,以及山寨服装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费品也大量出现,并且这些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很受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欢迎。本文将从深圳宏观经济出发探析应该如何对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深圳市消费和GDP的回归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选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为响应变量并以各年的消费总量为回归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分析。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Y=a+b*c,以此模型为基础,用GDP代表总产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用y表示GDP,以x表示消费,假定两者存在线性关系,设回归函数为y=a+bx+ε,利用Eviews5.0分析并检验。

2、OLS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对相关数据统计,得到模型的估计函数式为:

=76.42001+3.530735X

(1)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2值非常接近于1,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这意味着深圳市的GDP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通过模型99%的解释,两者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假设成立,深圳GDP与消费是线性相关的。

(2)模型及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取显著水平а=0.01,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0.01(1,19)=8.18,1193.83>8.18即F>F0.01拒绝原假设,F检验通过。

t检验

取显著水平а为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为t(17,0.025)=2.0930,而x的t统计量值为34.55184,34.55184>2.0930,所以拒绝原假设H0,即x对y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3)自相关性检验――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

由上文知DW=1.724367,趋近于2,所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OLS估计是有效估计,t检验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预测精度没有受到影响。

(4)总结

根据以上检验分析,可知解释变量(消费)能很好地线性表示回归变量(GDP),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而且方程的拟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该方程可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序列中的平稳性还没有检验,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两者有共同增长的趋势,所以应该运用协整检验在加以验证。

(二)深圳市消费与GDP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Granger)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GDP和消费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并运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GDP和C(消费)两组数据取对数,通过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来,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消费)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就是说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说明深圳市GDP和C(消费)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EG检验法即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从残差的散点图来看,残差围绕0波动,而且没有时间趋势,所以,对残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时,设定回归式中不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s5.0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也就证明了lny和lnx是协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结论和检验结果可知,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而且两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这仅仅是表明了深圳经济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两者具体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总体经济引起消费增长还是消费拉动总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还有可能两者互相因果关系。通过对lny、ln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虚拟假设Lny不能格兰杰引起lnx发生的概率为0.87175,即lny能够格兰杰引起lnx的概率值为0.12825,根据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绝该假设。即深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深圳消费的增长。而虚拟假设lnx不能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趋近于0,相对应的是lnx能够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趋近于1,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二者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检验,深圳经济和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二者是协整的;此外深圳市的总体消费和总体经济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消费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深圳消费的增长以几乎100%的可能性拉动其GDP的增长,而其GDP的增长对其消费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主要地位,积极寻求消费动力以确保和实现其总体经济在长期中稳定持续地增长。

三、深圳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一)深圳市社会的消费现状

1、消费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费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说是呈现波动性的阶梯下降的趋势。1990-1997年为第一阶梯,1998-2001年为第二阶梯,2002-2004年是第三阶梯,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动。其中1990年最高为38.9%,在一阶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1998年虽然有所回升为27.3%,但是在二阶梯又持续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从31.0%下降,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总体上,消费率比较低,消费的作用在弱化。

2、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以C表示消费,ΔC表示消费需求增加量,则我们可以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公式表示为: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ΔC/ΔGDP×100%(ΔC为消费增量、ΔGDP为经济增量)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对数据的计算可发现,消费的贡献率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但整体上,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总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较稳定。相应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间波动,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拉动作用。深圳消费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如果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深圳的经济会得到很有效的增长。

3、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

分析可知,消费性支出随着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幅度始终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截至2005年为0.74,2007年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费,而是有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进行各种投资,说明居民对未来的期望持观望态度,因此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未完全释放。

(二)深圳山寨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1、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改变消费现状并能挖掘新的消费空间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但人均仅有6751元;统计公报同时还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对于消费,一直以来,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所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即使有对品牌产品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除去基本生活开支,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时说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结构决定了山寨产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市场需求空间。

2、山寨制造能够创造就业拉动深圳GDP,稳定深圳社会消费的基础

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一般减少2%;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深圳从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从业人数为601.17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36%,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盖的所有人数以25万计算(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如果没有山寨制造,那么将增加25万失业人数,此时,失业率为6.51%,下降4.15%。运用奥肯定律,实际GDP百分比的变动=3%-2×(6.51%-2.36%)=-5.30%,表明实际GDP将受到很大影响,并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山寨制造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深圳市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束语

深圳应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扶持山寨经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山寨”行业制定行业准则,对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规范,保护消费者权利,严厉打击披着“山寨”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参考文献:

1、尚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2).

篇9

宏观政策方面，12月初举行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将保持“稳增长”列为2015年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将集中在预防下行风险，包括宏观风险和金融风险。我们认为，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2015年的增长底限是7%。我们预计，政府将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目标，并混合运用传统（降息和降准）和非传统货币工具，推动货币宽松政策。此外，政府将采取措施稳定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趋势，这两大投资的放缓一直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01

消费仍然是增长的一个稳定要素

消费一直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来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名义价值计算）2014年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速，大约12%的同比增长率（图3）。事实上，从数量上看，零售额回升势头最近还有所上升，11月份季调后的3个月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13.4%。总体来看，最终消费对2014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较2013年同期的45.9%小幅提高）。

我们预计2015年名义零售总额增长将相对稳定地保持在11.7%左右（略低于2014年11.9%的预期）。考虑到2015年CPI通胀率预计将放缓至1.5%（自2014年的2.0%），这意味着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步伐略有加快，而总消费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在3.5个百分点左右。

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的逐渐再平衡对于相对稳定的消费增长是有支持作用的，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放缓。引人关注的是相较于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的波动， 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增长步伐一直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稳步上升，从2010年的43.2%增长到2013年的46.1%（见图4）。2014年前三个季度，第三产业活动同比增长7.9%，高于第二产业7.4%的增长率。

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再平衡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显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服务行业一般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整体经济逐步放缓的情况下，经济上的这种结构性调整应该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图表5）。事实上，虽然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按我们预测的7.4%同比增长率计算）可能会低于政府7.5%的目标，但1-9月份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达1，082万，已经完成了1，000万的政府全年就业目标。因此，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实际增长8.2%（名义增长率为10.5%），跑赢了7.4%（名义8.5%）的GDP实际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居民收入的突出表现，将可能继续为2015年消费增长的平稳走势提供有力支持。

02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放缓

我们预计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将放缓至14.5%左右（低于2014年15.8%的增长预测）。在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构成要素中，前两类在2015年的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而政策性扶持有望继续为稳健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撑。

2014年，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一直是最大的宏观拖累因素。展望未来，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仍未消除，因此我们预计房地产市场调整将持续到2015年。房价可能进一步下跌，但应在2015年下半年稳定下来。就全国范围而言，房价从顶到底的跌幅预计将在5%-10%之间，但二、三线城市普遍面临着更大的价格下降。2015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会进一步降至6%左右，较2014年我们预测的11%-12%的增长率大幅下挫（表2）。因此，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可能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并进一步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包括钢铁、水泥和家具等相关行业的需求。

2014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稳步放缓，1-11月同比增长率为13.5%，低于2013年同期的18.5%。考虑到大量制造业部门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最近几个月工业利润再度下降，制造业投资可能在2015年仍然难见起色，我们预计2015年同比增长率为11.0%。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继续得到宏观政策的支持，2015年增长率将达到21.6%（略低于2014年的预计增速22.3%）。

03

出口保持稳定的增长步伐

摩根大通全球团队为2015年勾勒的基准情景是，在发达经济体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将实现中幅或小幅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率。如果这一情景成为现实，这将为中国出口行业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实际上，引人注意的是净出口对2014年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增长：前三个季度，净出口对GDP整体增长的贡献达到了0.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3年同期净出口对GDP整体增长的贡献却为-0.3%。展望2015年，我们预计净出口仍将成为增长的促进因素，有望为GDP增长贡献0.8个百分点（净出口的增长，是出口平稳增长与进口需求持续低迷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口表现欠佳的原因是，国内需求疲软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崩盘） 。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进一步从2014年占GDP的3.2%，提高到2015年的3.6%。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在2015年有可能会继续维持增长乏力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对中国出口的的需求增长。此外，考虑到近几个月来大多数货币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反而在2014年7-11月间大幅升值了6.8%（以REER计算）。这些因素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拖累中国出口部门的表现，我们预测2015年的同比出口增长率为6.5%。

04

财政政策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2015年继续采取“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立场自2009年至今一直保持未变。所不同的是，这次增加了一句话：“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

我们预计2015年的财政赤字将增加至20，000亿元（约占GPD的2.9%），高于2014年13，500亿元的财政赤字目标（占GDP的2.1%，见图9）。财政措施将可能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2014年，政府宣布财政改革指导意见，大多数财政改革应该在2016年完成（《中国：财政改革迈出第一步》，10月9日）。在已经公布的各项措施中，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新规则是非常重要的。总的原则是，对地方政府开支融资要“开前门”，但同时“关后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中央财政将控制金额），但不能再通过公司或融资平台实体筹集资金。 2015年将是实施这一改革的重要一年。我们预计，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将由2014年的4，00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万亿元，这也是财政赤字目标上调的原因。2015年第一季度，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需要被重新分类，商业项目（如商业地产）应向市场出售，债务应转化为公司债务。我们预计政府将会对现有公共项目的债务偿还给予1-2年的宽限期，然后才会被融资机制的新形式（地方政府债务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所取代。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财政当局可能会在2015年实施一套为期多年的预算平衡系统，采用三年滚动预算计划的形式，取代目前以年度（自然年度）为基础的财政预算。

第二个方面是税制改革。亮点是增值税改革（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项改革在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涵盖交通运输、邮政和电信等部门。我们预计2015年增值税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覆盖整个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和房地产服务）。增值税改革，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结构性税务措施，都旨在降低服务部门以及小微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出台资源税和环境税，而房产税很有可能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正式推出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

第三个领域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5月，国务院宣布，将选择80个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2014年12月，财政部又公布了30个公共项目进行PPP试点。从长远来看，PPP是减少地方政府融资负担、支持民间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体现在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目标的增加上。然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有力度，还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宽限期、结构性减税的幅度，以及PPP实施进展情况。

05

货币政策

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使用了“审慎”一词，但同时增加了“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表述。我们认为，2015年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转向宽松，但却会采取一种有控制的方式，力求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间实现平衡。

我们预计，为应对疲软的国内需求和较低的通胀环境，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趋向宽松（集中在2015年上半年）。中国的CPI通胀已从2013年12月份的同比增长2.5%降至2014年11月份的同比增长1.4%，输入型通货膨胀（由于油价暴跌）进一步增加了短期下行压力。我们预测2015年的平均CPI指数为1.5%，平均PPI指数为-1.5%。通胀风险并不是一个政策担忧事项，而低通胀和PPI通缩则将变成更大的担忧事项。

我们认为至少会再有一次降息（很可能是在2015年第一季度），和两次降准，每次各50个基点，很可能分别在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此外，如果监管机构将银行同业存款纳入贷存比计算范围（这将会增加法定储备金），存准率可能会再次下调100个基点。这些政策举措很可能将会伴以其他定向宽松措施，其中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公开市场操作。

在2014年前10个月内，中国人民银行没有采取传统的货币宽松措施（下调利率和存准率），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包括下述特征：（i） 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并尝试建立一种基于利率的传导机制（图12）；（ii） 采用定向宽松措施（如PSL、MLF、定向下调存准率）；（iii） 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通过收紧影子银行活动的相关规定），继续放缓信贷增长速度（图13和图14）。新操作框架的目标是减少与传统货币工具有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地方政府实体/国有企业和小公司在信贷市场内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

2014年11月21日的意外降息是货币应对机制发生变化的信号。低迷的国内需求和较低的通货膨胀是降息的直接触发因素。另一方面，新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降低银行对公司的平均贷款利率影响有限。此外，新操作框架缺乏透明度和具备的行政管理特征也饱受诟病。到2015年，我们预计货币当局将会采用传统和创新货币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实现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优先任务。

06

人民币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汇率政策将是2015年中国最复杂的宏观政策之一。总体上，从外部来看，我们预计201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将会扩大至GDP的3.6%，人民币将会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交易。经常项目盈余扩大将会逆转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稳步下行趋势，体现了出口将在发达市场的增长预期和近期的油价崩溃（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进口账单）的推动下稳定增长。特别是，仅从油价影响方面考虑，我们估计油价每下跌10美元将会使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提高约0.3%。

与此同时，美元升值将是2015年人民币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我们预测美元将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驱动因素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歧（美联储很可能于2015年6月开始加息，但是我们预计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将会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引申来看，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会跟随欧元和日元兑美元贬值，竞争性贬值的风险不应被忽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从实际有效汇率来看），将会拖累出口，而出口是目前经济前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由于经常项目盈余扩大和美元逐步升值相辅相成，我们认为人民币在2015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保持在区间内波动的状态（兑美元在6.10到6.30的区间内），并于2015年底保持在6.15不变。

07

经济改革将会继续推进

我们预计经济改革在2015年将会继续推进。优先领域将是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此外，较低的通胀环境为推进资源定价改革（如水、电、天然气、运输）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正如在过去一样，改革将会采取渐进的方式，力求最大程度降低每一步的阻力，同时将潜在风险保持在控制范围内。

财政改革在2014年已经取得鼓舞人心的进展，包括公布了财政改革计划、修订了《预算法》、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实践范围和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率。财政改革在2015年将会继续推进，我们预计三个优先领域将是：（i） 对地方政府债务重新分类并改革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系；（ii） 进一步扩大增值税改革，力求囊括整个服务业；（iii）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支持公共项目。

金融改革在2014年将会进一步推进，包括将存款利率溢价从10%提高至20%、将美元/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波幅区间从±1%扩大至±2%、推出了沪港通、批准了私营银行并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点区成立后批准了3个自贸区（天津、广东、福建）（更多内容请参阅《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11月28日）。2015年，我们预计在下述领域将会有进一步进展：正式引入存款保险计划并进一步扩大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利率市场）；增加资本项目开放渠道和提高现有配额（如RQFII），并有可能将A股纳入MSCI指数； 资本市场改革，例如国内股市的IPO制度和退市制度；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政府的措施包括在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年一次的复核中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系统。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有企业部门的效率。除了少数中央企业的试点改革外，很多地方政府也在2014年公布了国企改革计划。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行业能被划归为“有竞争力”，由此能够向私营部门开放；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执行；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看起来将先于和建立统一社会福利制度的举措。通过将这些改革分解成小步进行，将能够避免出现僵局。未来几年内，户籍制度改革将在中小城市执行，将会采取一种统一的居住管理制度。从来看，短期的侧重点将是土地确权（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但却是在全国范围内允许转让经营权的一个必需步骤（的关键）。

08

风险因素

经济改革通常会伴随着相当大的短期风险，而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加中国经济和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除了前述基准情景，我们希望突出强调2015年面临的四大风险因素。

第一个风险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演变。在2014年全年，房地产市场已经看到房价、住房交易及新开工面积下跌，同时房地产投资继续放缓。我们的估测显示，房地产投资放缓（从2013年增长20%降至2014年增长11-12%）将会拖累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包括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可能在2015年进一步拖累GDP增长0.6个百分点（假设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在2015年进一步下滑6%左右）。

我们预计政府在2015年将会继续放宽房地产政策，力求放慢调整过程。可能采取的方案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由于降息）、税收优惠和降低二套房抵押贷款预付款要求（目前最低为60%）。由于供应过剩，房地产市场很可能会继续调整，但是势头可能会有所缓和，而由于政策变化，房价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企稳。

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商业房地产部门，这个部门约占房地产投资总额的25%，面临着相似的供应过剩问题。自2010年开始，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部门的在建建筑面积和已售建筑面积比率已经大幅上升（尽管该比率在住宅和商业部门不能全面比较，原因是大量商业房地产是供自用而非出售）。尽管住宅房地产投资已从2013年的同比增长19.4%降至2014年前11个月的10.5%，但是商业房地产投资在同期内仅从30.9%温和降至22.7%。特别是，写字楼投资增长在2014年下半年再次提速。商业房地产可能成为未来数年内的低迷源头。

第二个风险因素是全球油价冲击。全球油价在2014年下半年暴跌，这为中国的通胀动态带来下行压力，但却有助于扩大贸易顺差。全球油价持续下跌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但是油价动态的巨大不确定性是2015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第三个风险因素是人民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重申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美元/人民币在未来将会保持双向波动状态。但是，美元的持续升值意味着，如果人民币对美元依旧保持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大幅升值。这将会增加国内制造商的压力，而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疲软，国内制造商的相对竞争力已经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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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

(一)注重信息搜集，规范信息应用

要想强化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关键是要搞好经济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工作，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在进行的过程中可以快速高效的接收到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就现阶段而言经济信息的搜集工作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因此搜集到的经济信息经常会在准确性上存在不足，而且由于搜集渠道受到限制，因此搜集的经济信息在全面性和时效性上也难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不仅不会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有时还会起到一定的反面效果。所以，我国政府应建立起完善的经济信息搜集系统，并且要注重信息搜集的科学合理，做好经济信息的筛选验证工作，避免虚假信息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络应成为经济信息搜集的主要途径，通过互联网络的应用可以提升经济信息搜集的速度。

(二)加强信息管理，完善应用系统

宏观经济管理与经济信息的结合应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为了有效地对宏观经济信息管理进行落实，相关部门应建立起完善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健全系统的运作，提升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在进行系统建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首先应明确系统建设的意义，并对系统运作的工作目标进行设定，使得系统在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次，要保障系统可以快速高效的进行运作，满足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对时效性的需要。不仅如此，政府在将经济信息应用到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还应注重政策上的调整，为宏观经济信息管理的应用打好基础。具体来说政府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三)发挥导向作用，实现科学管理

宏观经济管理无论应用何种手段，采取何种方法，其最终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的建设。因此在应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其应一直坚持这一最终目标，避免管理方向出现偏差而造成目标实现的困难。在没有应用经济信息之前，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一些管理方法的制定有时会带有着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难以真正的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得宏观经济管理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因此在应用经济信息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经济信息的优势，将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导向，通过分析经济信息加深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了解，进而可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的管理策略，使得宏观经济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容易达成最终的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