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才计划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专才计划，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上述国际经验表明两点：一是外汇市场干预主体决定了外汇储备的归属，也决定了外汇储备由谁掌控；二是无论是外汇市场干预主体，还是掌控外汇储备的主体，国际上都没有统一的模式。

其次，在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已形成外汇储备存量的条件下，再转移给财政部的影响应全面考量。主张者认为，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将外汇储备由中央银行转移给财政部，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其实并非如此。置换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变，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这会增加财政负担。在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时，财政部明确说明：特别国债虽不列入一般预算，但仍然属于政府债务，按照国债余额管理办法，应列入年末国债余额限额。也就是说，如按建议，财政部用特别国债置换中央银行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需要发行超过9万亿元特别国债。这将超过现有约7万亿元的国债余额，也会一次性将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增加18%！

从财政角度看，特别国债虽然对应着外汇资产，与为赤字融资而发行的普通国债不同，但同样也面临还本付息压力。在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成立时，为置换2000亿美元的外汇，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这些国债的期限为10年或15年，利率超过4%。利息由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的收益弥补，但到期时如何偿还本金？很大可能是继续滚动发行国债，借新还旧；但归根到底，只能靠未来的税收偿还未来债务。如果未来增税，又会带来紧缩效应，导致居民和企业部门收入或财富缩水。

篇2

一、关心学困生，让他们上进。

要求上进是每个学生的本质特点，学困生也不例外，在课堂上我注意观察学困生，对转化学困生抱有殷切的希望，对他们多一点温柔、亲切、慈祥，多一点关心;少一点批评，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让师爱成为学生乐学的催化剂。实际上学生自己认为好，那就从好的方面鼓励他，然后给他提出更高的要求，给他明确努力的方向。

二、让学困生体会成功，少一些挫败感。

学生思维上还存在过多的依赖性，他们很多时候不喜欢独立思考，不积极主动思考，这就需要老师给他们创设问题的情境，引发他们的思考、点燃他们创新的火花，对于学困生来而言，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情景，让他们体验成功。我通过使他们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意志、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困生主动参与，使他们尽可能多的得到老师的肯定，表扬、和老师的赞许，让他们体会到努力就会成功，增加学习的自信心，提高学习的兴趣。让他们有成功的体验、有同伴的认可，不让他们丧失学习的信心。

三、立足于学困生的进步，着眼于学困生的提高

测验作为检测学生的一种手段，但是不能成为我们评价学生的尺度，而且对于不同的知识点也会有不同的体现，对学生的进步教师切记不能持否定的态度，要客观。对于阶段性的学困生，他们时而进步，时而后退，当他们进步时一定要给予鼓励，同时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长期性的学困生而言可能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的进步，就连在课堂上也很难找到他们突出的表现，我对待这部分学生，在他们主动回答问题时，只要有一点点道理也不放过对他们的鼓励。我班的邓皓轩同学，他就是这样的学生。但是，只要他有一点点进步，我也会把他放大了表扬。

四、多分析自己的教学，少埋怨学

篇3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90-09

一、 引 言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且颇具哲学思辨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本文无意于为这一问题划上终结的句号，而是试图提供一幅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动态的历史素描。在此之中，我们利用近乎“自负”的理性，尝试着解释从权威体制向“准”权威体制演变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励精图治、致力赶超的政治权威如何协调市场深化与政府范围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尝试着分析政治权威、利益集团、政府组织和分工模式如何影响经济市场化转轨与财政公共化转型的协同演化过程。如果这种解说能够合乎理性地重塑历史的主要线条，能够延伸出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基本特征，能够拓展出走向未来的改良路径，那么这种解说就应该是成功的。

关于政府范围的经典解释是“市场失灵论”，即政府范围的合理性源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可行性，分散决策的非合作市场协调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政府行动的可能选择集。相对于非合作均衡，政府协调能够增进社会总福利的领域就是政府行动的应然选择集。因此，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领域为政府这一组织形态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了证据。这种理论洞见是建立在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发演进型市场经济形态之上的，增加市场的完备性很难解决它本身的“失灵”问题。但是，在转轨国家和以“赶超”为目的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分析范式必然受到挑战。这种情况下，政府担当了不完备的市场做不到的任务，既然市场不是“稳态”的，那么作为市场竞争剩余的“市场失灵”也就无法确定。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放弃政府担当，市场的自发成长能否担当此任？政府继续担当，可能的市场永远不会形成。刘尚希也指出了以“市场失灵论”判断公共支出范围具有局限性，他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判断方法，将公共风险作为政府支出范围判定的标准，凡是最终风险归宿到政府的，就应该作为政府支出的项目，于是在逻辑上就有了公共风险―公共产品―政府支出的顺序，因此认识到公共风险是最重要的。“公共风险说”象“市场失灵论”一样，都要找出一个不同环境下通用的政府职能范围界定标准，我们认为对通用标准的寻找不是没有意义，但也许正是对通用性的过份追求，而忽略了我国经济渐进转轨这一基本事实。[1]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在一个政府公共服务（如监狱）是采取市场外包还是“自制”的两元决策框架中，利用不完全合约理论解释了政府合理范围的经济决定。外包合同始终是不完全的，这主要表现在服务或产品的质量界定和监督始终是不完全的。对于一个既定的承包合同，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相比，私人部门具有更强的成本节约动机，过强的成本节约动机会诱致“偷工减料”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如果社会成本降低不抵服务质量恶化，社会福利就会下降。公共部门具有较弱的成本节约动机，因而能够保证服务质量的相对稳定，但要付出相对更高的社会成本。政府的合理范围就是在成本节约与质量控制之间的权衡中得出的，质量易于控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垃圾处理）可以通过市场外包以获得竞争性低价，质量不易控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外交）就不得不由公共部门来提供。这种理论洞见的政策含义是显然的，为我们理解转型国家政府范围的阶梯式演变（从生产的市场化到生产、提供的全面市场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分析除了具有跟“市场失灵论”类似的局限性之外，它本质上是静态的。从动态的视角看，竞争性外包市场中的厂商不仅具有很强的成本节约动机，而且具有很强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创新动机。私人部门的创新，尤其是工艺创新不仅不会增加成本，反而可能降低成本。公共部门的高成本换来的只是消极意义上的质量保障，而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质量创新。因此，Hart、Shleifer和Vishny对政府合理范围的界定标准更多地适合短期的静态经济决策，而不太适合包含改革动态和市场结构变迁的情形。

汤玉刚、赵大平沿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实证经济学分析传统，将政府范围的决定视为一个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相竞争的政治均衡过程。[2]在“有管理的竞争性政治市场”上政治权威通过管理“政治价格”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由此形成的均衡政府供给结构与规范经济学意义上社会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均衡结构往往会发生背离，而且政府供给范围的公共性越小，这种背离产生的效率损失越大。他们的分析也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政治过程和政策形成过程，而忽略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改革过程中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

二、 权威主导型“赶超”及其“异化”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权威主导”和“目标赶超”。这里所谓的“权威主导”不是指政治权威对社会经济微观事务的全面控制，也不是指历史横截面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是指历史纵断面上政治权威对策略性改革动态过程的方向性驾驭能力。下面将说明，正是这种策略性改革在短期内加快了市场深化的速度，同时，也正是这种策略性改革“异化”出了进一步经济市场化和财政公共化的阻力。这里所谓的“目标赶超”体现在政治权威和各届政府制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性目标上，我们假定市场深化和财政公共化既是实现赶超的目的，同时又是实现赶超的工具。基于改革初期的经济运行模式和发展阶段，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是实现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在改革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制度目标的正式提出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假设省略掉了具体的历史细节。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并不像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那么直接，但从忽略了改革细节的历史过程来看，政治权威为实现“目标赶超”而设计的改革路径确实呈现出一种“柔性”策略互动。这一制度组合目标的时间最小化。在转型经济中，市场与政府两个变量都受到权威决策的影响，因此政治权威可以在经济转轨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策略性地控制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的协同演进，从而实现其战略目标实现时间的最小化。这种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认识与简单的“渐进论”和“爆炸论”之争具有明显的不同，渐进到目标模式需要时间，“爆炸”后到目标模式同样也需要时间，关键是不同的时间路径对应的社会福利不同。

权威主导的动态优化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策略，具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存量与增量改革、国有部门的策略性退出、多种形式的补贴或赎买以及地方政府（块）和政府部门（条）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策略性安排的特点。在本文的经济市场化转轨与财政公共化转型两元分析框架中，我们仅仅考虑两种特定的策略性安排：第一是经济转轨早期对部分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第二是经济转轨早期地方政府（块）与政府部门（条）首先成为市场竞争的参与主体，政府派生型无形之手替代市场自发型无形之手笔者认为，很难用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来区分当前我国的市场治理和政府治理，政府推动市场化实际上是运用了无形之手的原理，而非显性规则下的有形之手。，加速实现市场化目标。我们将说明为什么这两种选择是策略性的，以及它们各自产生怎样的“异化”。

先来考察经济转轨早期对国有部门进行策略性保护的效率属性。假定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在特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很重要的影响改革路径的因素，这里我们仅从经济理性决策的角度分析。，从纯粹经济效率的单一目标考虑，效率高者应该得到优先发展，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将得以改善，但现实中问题没这么简单。问题之一是在现实中效率高低几乎不是理论界定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相似的制度（规则）约束下竞争的结果，如果彼此竞争的制度约束不同，效率高低的评判就无从着手。因此，渐进转轨过程是企业所面临的竞争规则约束同质化的过程，也是在不断趋同的竞争规则约束下“优胜劣汰”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在转轨的早期阶段，有限信息、有限理性的政府无法通过“标尺竞争”来发现和判断国有和私营部门的相对效率，从而有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之说，[3]这使得对原有及新生国有部门给予策略性保护具有了某种效率上的正当性。问题之二是同质性企业（这里主要指从事相同行业、经营相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的效率高低理论上可通过竞争发现，但身处不同产业链条的企业之间的效率评价很难通过竞争关系来说明，相反，处于不同产业链的企业之间互补关系可能是问题的基本面。杨开忠、陶然和刘明兴的论文观察到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表现为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政府退出），并通过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来提高效率，同时又由于新兴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民营经济）需要中间产品部门（存量国有经济）为其提供中间投入和技术装备，所以不仅避免了对存量的冲击，甚至提高了上游国有部门的产出、就业乃至于技术效率，从而使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实现了平稳过渡

在适度保护原国有经济的同时，逐步放开民间经济，从而使高成本的国有企业成为经济转轨的一种“公共品”，在中央计划者看来这种公共品是经济平稳转轨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民间经济的市场秩序扩展，这种转轨的“公共品”逐渐丧失其对整个社会而言的公共性，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如竞争性行业，非自然垄断行业制造行政垄断）这种公共品成为了市场经济深化的“公害品”（Public Bads）。。[4]从这一角度看，在民营经济尚未成熟的转轨期，策略性地发展某些关键国有部门具有增进宏观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政府供给范围的收缩仅限于一般竞争性行业，而并非从企业投资领域的全面退出。问题之三是作为政府主导型的转轨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效率绝非政府追求的惟一重要目标，某些时候，政府对社会稳定的追求更甚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从规范的意义上讲，企业主要是效率的追求者，政府主要是公平的维护者，这是社会分工自然演化的结果。但受到现有分工水平和分工格局的制约，在配套改革，尤其是社会保障网络缺失的情况下，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部门却起到了“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5]尽管这里的“社会”和“公共”两个词绝非其本原意义上的，但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安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府追求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这里存在着效率与稳定的短期权衡，这种权衡关系将随着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政府职能的相应调整而同步变化。无论如何，以上三点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政府在企业投资领域的迟迟不肯退出是整个转轨动态优化过程中的策略性安排，尽管跟标准的竞争性市场均衡相比，它们不是绝对最优的制度安排，却具有动态效率。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前提：经济市场化的动态优化过程必须按照理论设计的那样实现成功转轨，否则这些策略不仅不是动态有效的，而且是很差的制度安排，是新的低效率的根源。换言之，这些临时策略性安排之所以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是因为对这种过渡性策略安排的效率评价必须与一个动态的经济转轨过程相结合。首先，如果这种安排在转轨的前期阶段能够获得较高的即期回报，而在转轨的中后期阶段又能规避早期策略性安排产生的路径“异化”，从而实现较高的远期回报，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就不仅具有静态效率，而且具有动态效率。其次，如果转轨的前期阶段只能获得较低的即期回报，而中后期阶段能够规避早期策略性安排产生的路径“异化”，从而实现很大的远期回报，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虽然不具有静态效率，但却是动态有效率的。再次，如果转轨的前期阶段获得较高的即期回报，而中后期阶段的发展路径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异化”力量所左右，从而无法达到社会计划者所预想的转轨目标，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虽然具有静态效率，却是动态无效率的。最后，这一种情形最糟糕，如果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只能获得较低的即期回报，同时中后期阶段的发展路径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异化”力量所左右，从而无法达到社会计划者所预想的转轨目标，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既非静态有效，也非动态有效。规范意义上的改革者所争取的是前两种情形，所尽力规避的是后两种情形。

再来看政府派生型无形之手推动市场加速形成的策略性选择。如果说计划本位下的政府更像一个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多种社会经济目标，不论宏观、微观都集于一身，其主要缺陷是社会计划者难以有效利用分散于社会各处的知识和信息，自发的社会分工秩序受到中央计划的抑制，那么，转型期中的政府角色则向另一个极端的方向快速突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央计划协调能力加速衰减，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强化，公共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碎片化”格局很快形成。第二，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由原来的社会计划的执行者，由原本意义上的中央当局的多任务人，迅速调整为类似企业家职能的单一经济目标追求者，这一单一目标又因为纵向官员政绩评价指标的单一化和横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受到双重加强。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给予各级官员过强的“企业家精神”激励。在资源有限或个人精力有限的约束下，从事多任务目标的行为人或从事具有多维属性的单一任务的行为人，如果在某一目标或某一维度受到特别强的激励，他必然会以牺牲其他目标或其他维度的努力程度而获得更大的满足。于是，资本追求增值的天然属性与政府（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相结合，数量目标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而质量目标则被忽视，有形指标受到重视，无形指标被忽视，结果受到高度关注，而过程则被忽视。转型期我国政府的经济角色定位完全不同于标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限政府”，而是成为地地道道的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当然，这里的市场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的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何晓星将这种特殊的产权结构称为“地方政府的内公外私”，即地方政府权力范围内的资源对内都是公有的，具有非排他性，政府可以以社会计划者的身份规定各种公共资源的价格和使用方式，以在对外（外地）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满足其追求地方政府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对外则表现出私人产权的属性，在资源的使用和产品的交易中具有绝对的排他性。[6]以上分析逻辑也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主导的“条条”经济。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投资比例居高不下和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晰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结构失衡、“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目标难以落实的根源之一。 事实上，地方政府（部门）已将市场机制的运用推向了极端，政府成为一家以盈利（如GDP）为目的的经济单位，这不仅大大推迟了以民间资本为主导的公平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而且使得社会分工演化中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工被扭曲，政府从事了从长期来看并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市场竞争活动，而私人部门无法自发协调完成的公共事务却被政府忽视。尽管政府日益认识到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的首要任务，但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这种改变是艰难的。

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不是越来越清晰。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部门）与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改革初期就提出的“政企分开”目标至今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许在现有的政治架构内“政企分开”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内的行政官员又面临着被巨大经济利益俘获的问题，这表现为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特殊联盟关系。显然，这种格局的出现与政府作为市场规制者的角色定位是密切相关的，政府或官员被私人资本所俘获，一种可能是政府规制本身存在问题，这诱使企业家投入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寻租或联盟活动，另一种可能是政府规制本身没有问题，而约束规制执行者的制度出现了问题，规制者面对市场机会和权力租金的诱惑而主动与私人资本妥协、联盟。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供给范围有从提供投资（包括有形和无形公共品供给）向提供“公共”政策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政府的经济活动有超越财政管理和监督的趋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僚机构越来越学会了利用“伪市场”手段来获取源自于公共权力的部门或私人经济利益。既然是“伪市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就难以仅仅运用所谓的经济手段来实现，这恰恰印证了“伪市场”必然对应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在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伪市场”中政府部门很难成为公平经济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必然存在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放任甚至纵容，从本质上讲，政府主要还是经济效率的追求者，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决策当局对公平赋予较高的权重，最低公平设定（中央权衡的约束条件）高于社会最优值，在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权衡过程中，效率始终低于潜在最优值。改革开放后，中央权衡中的效率权重明显提高，但为了达到理想中的效率目标必须考虑路径选择问题，稳中求进的渐进改革策略使得在经济分权中地方政府本位和部门本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经济资源，从而表现为经济效率的追求者、地方政府及相关裙带、部门及相关裙带内可以很好地实现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协调，但这些裙带或圈层外的社会群体则只能是效率与公平的低层次权衡，实现效率的初始禀赋和发展机会对他们而言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如果阻止裙带或圈层的利益外溢，如果遏制公平竞争机会的拓展，社会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非均衡的效率，公平也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公平，而不是全社会的普遍公平，两者的权衡也是分割的、碎片化的低水平权衡。

可见，无论是转轨早期对“关键”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还是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这两种策略性安排交织在一起，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市场深化，增进短期（静态）社会福利的作用。与自发演进为主的市场化方式相比，我们可以称我国的市场化方式为策略性的。但是，这种策略性的市场化方式本身孕育着反市场化的力量――部分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之弊和政府职能转型难题。于是随着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阶段，早期政府推动的策略性市场化方式“异化”出的力量则成为阻碍改革沿既定正确路径演进的力量，从而可能将社会导向动态无效率的均衡。

无论是对国有经济的保护，还是条块竞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这些策略性安排必然是临时性的，必将随着转轨过程而被放弃，从而转向目标最优的制度安排。这里的问题是：早先权威主导型市场化转轨的目标是否会因策略性路径内生出的“异化”力量而改变？经济转轨的路径和政府供给范围的均衡区间是否会被锁定到一个动态无效率的状态？

三、 执政模式、政治承诺可信性与改革的路径控制

公共政策是个人（关键政治人物、立法者）与社会群体(包括官僚集团、党派、民间组织等)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政治角色之间不同的作用模式则构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架构。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形：情形之一是，公共政策由全知全能的社会计划者做出，其他人物仅是公共政策被动的适应者，这种假定在社会经济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较强的环境中更接近现实。情形之二是，不存在所谓的社会计划者，政治家是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社会群体制造的政治压力高度敏感，以此来迎合大众偏好，获取最大的政治支持。这种假定在社会经济关系高度复杂，民主政治体制相对完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异质性较强的环境中更接近现实。现实是两种情形的混合物，而我国转轨的过程蕴含着一个公共决策模式从更偏向情形一向更偏向情形二的渐进转变。正是这种渐变使得权威主导型的动态优化过程可能受到威胁和削弱。

西方政治经济文献中对利益集团的讨论已相当深入，但那里的利益集团大多指的是有组织的集团（organized groups），因而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并达成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是如何通过民主政治这一舞台对关键政治人物及官僚系统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或再分配的，以及利益集团之间是如何冲突和妥协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形来看，真正意义上以争取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为目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是另一种形式――未经组织的社会群体（unorganized social groups）。前者具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方案，通过游说活动影响政府决策，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后者大多没有统一的组织，但却自发地表达同样的政治经济呼声，以此来引起政治家或政府的关注。两者之间可能相互转化，所以对它们的区分也不得不带有时间特征，从目前的情况看，粗略地分类，属于前者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因各种理由而被保护的国有部门和垄断性行业等等，属于后者的主要包括相对强势的拥有社会保障的城市职工、教师、公职人员，相对弱势的城市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者等等。两者都能够对公共决策产生压力，从而影响政治均衡的结果，但由于制造压力的方式不同，因而制造相同的压力，不同集团或群体付出的社会成本不同。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的过程是：渐进转轨的初期阶段，竞争性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权威主导型的动态优化设计在公共决策中占有相当的权重，这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力量对公共决策者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一阶段，政府供给中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保护性支出，对相关群体的补贴性支出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平稳转轨的作用，这主要是社会计划者为实现动态优化过程而做出的策略性安排，但是次要的方面，计划经济条件下相对受益的部分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对改革持有怀疑和犹豫态度，他们的要求与社会计划者的动态最优化策略性安排拟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转轨初期阶段政府供给范围的均衡区间。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渗透，相关利益集团浮现出来，与之相对应的具有某种社会经济特征的群体也浮现出来。我们将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浮现的渠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造成财产或财富差别的最直接原因，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以及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大都把财产作为划分集团或社会群体的标尺。Widen对政府经济分析中的“集团”本位做了系统的综述。[7]而造成的，这种差距或为市场竞争所诱发，或为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所导致。第二类是政府基于某些规范性考量而给予某些目标群体以保护，但这种保护在时过境迁之后却难以消除，反而使当初的目标群体演化为有相当政治经济话语权的利益集团，这一类渠道可称之为“异化”――当初有助于转轨的策略性安排成为当今阻碍实现转轨目标的力量。新生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公共政策结果，也就会影响整个转轨的路径，并有可能使原有的动态优化过程半途而废。由此也很容易地看出，原先作为政治权威控制转轨进程工具的政府供给，现在正被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力量所内生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政策结果是关键政治人物（类似于社会计划者）与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交织作用的产物。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可能接近于社会计划者最优化决策的结果，但一般情况下两种均衡存在很大差异，尤其在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与非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之间冲突显著的时候。第一类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团有可能具有推进市场化转轨进程的动机，第二种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团一般都是反对进一步转轨的力量。这个时候，所谓的政府供给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才真正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在此之前，“越位”与“缺位”还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并因转轨过程中的策略性安排而具有合理性。这个时候，市场化的转轨进程能否最终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关于经济改革的政治承诺是否具有可信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两党或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情况下，在位者很难做出可信的长期（至少多于一个选举周期）政治承诺，从而使政府难以通过策略寻求跨期（选举周期）投资最优化，也就是说政府将偏向于收益快、见效明显的短期社会供给，而忽视本期低回报，而下一期高回报的社会供给，如各种人力资本投资。[8]相反，一党长期执政的好处就在于政府可以做出相对长期的政治承诺，一方面可以实现象经济转轨这样的跨期动态优化，另一方面可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关系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领域。而现实中我们发现，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体中战略性政府投资并不一定太少，而一党长期执政的政体也不一定进行更多的战略性政府投资。这不是上面的分析逻辑有问题，而是由于存在更为重要的约束条件在发挥着相反的作用机制。社会财富存量和政府财力约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社会财富和政府财力越充裕，政府进行战略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个可能的作用机制是，竞争性执政条件下选民约束（通过代议制）更强，从而迫使政府做出更富远见的投资和公共供给，进而有可能抵消了不可信政治承诺带来的低效率。而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往往是官僚体系的惰性和腐败使得政治承诺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从而难以收获可信性政治承诺带来的好处。因此，要继续推进转轨进程，首先，需通过执政党强化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承诺，使之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继续发挥主导角色（至少要在市场化转轨基本完成之前）。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更有前景的取向是让来自集团或群体的不同“呼声”公开透明化，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最后，需改革执政党与政府系统的政策执行力，尽量缩小政治承诺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差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使政府的职能分工逐步收敛到其核心领域，使政府职能的收敛与市场吸纳功能的拓展相协调。

“职责同构”所谓“职责同构”，是指在政府间关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通俗地讲，就是在这种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国每一级政府都管理大体相同的事情，相应地在机构设置上表现为“上下对口，左右对齐”。（朱光磊，张志红，2005；周振超,2005）[9-10]的“权威+官僚系统”单一政党执政模式有利于增强跨期改革承诺的可信性，这种模式相当于提供了一种类似“规则”，而非“相机抉择”的机制，从而减弱了政治决策时间不一致性（Kydland，Prescott，1977）可能带来的宏观动态效率损失。当同质性社会偏好占主导的时候，尤其是权威、官僚和一般居民偏好趋同的时候，上述执政模式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承诺可信性，这保证了宏观动态效率的获取，而且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损失较小。[2]当异质性社会偏好占主导的时候，这种执政模式虽然仍然具有较高的政治承诺可信性，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很大。随着社会偏好异质性的增强，最优公共政策的竞争性发现机制和弹性调整机制就成为最为迫切的需要。原有的执政模式如何改变才能适应这一新趋势？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效率损失实现这一改变？我们在最后一部分再回到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话题上来。

四、 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两期离散时间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致力于将经济转轨与财政转型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并在这一框架内比较策略性与非策略导致的社会福利时空分布。首先，我们考虑一个离散时间的两期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情形。

前面笔者已对“策略性”安排的两种形式――对国有部门的保护性发展与政府参与型加速市场化做了分析，与之相对的是“非策略性”安排，这里的“非策略性”安排可以理解为经济转轨的另一种路径：实行一次性存量资本均等化分配，从而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原始的自然演化轨道。这种假想虽然有些极端，但能够抓住“非策略性”安排的最主要特征。另外，“非策略性”安排在当时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与实际的和将来可能的转轨路径做比较。

表1列出了第一期（转轨的早期阶段）与第二期（转轨的中后期阶段）的可比之处。从公共决策的类型来看，转轨的早期阶段类似于社会计划者的动态规划过程，这时政治权威推动改革的作用非常重要，转轨的中后期利益集团、社会群体以及政府（执政党）本身的多元互动成为公共决策机制中的主要特征。

表1中的市场深化是指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分值越高说明市场经济的质量越高，分值越低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政府不当干预、行政性垄断等问题越严重。财政制度指的是财政公共化转型的程度，同一时间，财政公共化程度越高，则分值越高，转轨中的策略性政府供给会降低财政公共化的程度。非策略性转轨中的市场深化和财政制度初始赋值为2 ，第二期转轨目标实现，赋值为10。以此为基准，策略性转轨第一期的市场深化赋值为5，这意味着转轨早期对国有部门的策略性保护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推动会产生较高的即期社会回报，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策略导致的内生利益集团（“异化”力量）掌握了公共政策的决策权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决策，那么社会有可能被锁定到非社会计划者原先预期的低效率状态（赋值为2），转轨将半途而废。当然，如果在推动改革上仍然具有一定权威的政府以及赞成继续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公共决策的最终结果，社会将继续优化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的配置比例，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程序，从而在第二期达到与转轨目标设定相一致的社会状态（10）。另一方面，就财政制度而言，第一期，早期的策略性政府供给必然导致财政制度的赋值（1）低于“自然”状态下的赋值（2）。第二期，财政制度的演化面临着上面同样的难题，与经济转轨的过程相对应，一种可能是推进改革，完成转型， 实现公共财政制度（10），另一种可能是改革半途而废（5），“公共”财政成为既得利益者通过公共方式进一步攫取私人或集团利益的工具。

策略性转轨中，规范意义上的改革者追求的是社会福利的5+10模式（策略性安排具有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和财政制度演化的1+10模式（策略性安排虽然静态低效率，但有动态效率）。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早期政府供给的策略性选择――“越位”与“缺位”是静态低效率的，如果他们具有动态效率，即转轨的过程能够平稳实现，那么所谓的“越位”与“缺位”就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他们不具有动态效率，并在转轨的中后期不断制造出新的“越位”与“缺位”，那么潜在的问题就变成了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

五、 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连续时间的情形

第四部分对两期离散时间情形的分析虽然简单明了，但它忽略了我们第二部分提到的“目标赶超”特征，即在政治权威看来，采用怎样的策略性安排才能尽量节省赶超的时间？这一部分，我们利用一个连续时间情形的图形说明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和社会福利我们将社会福利看作市场深化程度与财政公共化程度的双元函数，市场深化和财政公共化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水平就越高。同时，市场深化与财政公共化之间又存在策略性互动，这种互动会如何影响社会福利的时间分布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的时间分布，见图1。

有策略（下图）行为的经济转轨

图1的上图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转轨下的市场深化程度演变趋势图，早期阶段社会福利的增进相对较慢，但随着各种配套制度的健全市场深化会自动加速，并最终在t2时间达到市场化转轨的稳态水平和稳态的市场深化程度W*。图1的下图描述的是策略性转轨下的市场深化程度演变趋势图，早期阶段市场深化的速度相对较快，这主要是政府供给的策略性安排和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策略性参与造成的。在时间t1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W1>W′1，但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当然也有若干中间状态）：第一种情况是在原有计划者权威的积极推动下很快实现了整个转轨的动态优化过程，从而在时间t3处就逼近了稳态的市场经济和市场深化水平，图中曲线3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目标赶超”得到最好的实现。第二种情况可能是早期策略性选择内生的“异化”力量主导了改革进程，从而使转轨过程半途而废，社会被锁定到一个低效率的市场化和社会福利水平W′*，如曲线1所示，显然W′*

与经济转轨过程相对应，我们来观察财政转型过程。图2的上图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转轨下财政制度演化的趋势图。S*表示与标准的稳态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公共财政制度，这一状态在t2时间达到。图2的下图描述的是策略性转轨下财政制度演化的趋势图。在转轨的早期，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是滞后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转轨中的策略性选择减慢了政府供给朝市场经济内生型公共财政转换的速度，显然，在时间t1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S1

最后来看图1和图2中的策略性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在时间t1之前，财政转型的策略性滞后在客观上起到了加速市场化的作用，如果作为经济基础的市场深化更具有战略意义，那么这种财政转型的策略性滞后就是值得的。但策略性市场化转轨本身孕育着巨大的路径风险，由此可能形成三类迥然不同的市场化转轨路径，同时派生出三类不同的财政转型路径。

六、 结论与讨论

我们基于对中国经济转轨和财政转型过程、路径的经验观察，讨论了政治权威改革目标正确设定条件下政治承诺的跨期可信性问题，指出了政治权威与策略性改革所内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决定“目标赶超”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呈现出一种策略性的互动关系。

1．对我国经济转轨期政府供给范围转变的效率评价应该以转轨的动态过程为背景。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过程与体制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财政学中经常讨论的“越位”与“缺位”现象的认识不能进行孤立的判断，必须与一定时空环境下政府主导的转轨策略，以及这一策略安排的后续可信性相联系。如果转轨的动态优化过程能够尽快完成，则由于其中策略性安排所导致的暂时性“越位”、“缺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态有效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否则，此前所做的各种策略性安排带来的是更低的效率和更差的结果。因此，在转轨的后期阶段必须坚持改革的政治承诺，完善新的履行这一政治承诺的法治化基础，并寻找推动市场化转轨顺利完成的新动力。

2．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利益集团的出现和社会群体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过多的利益集团活动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僵滞，另一方面利益集团的存在也是政府判断社会偏好，使政府供给更富社会效率的主要渠道之一。原则上政府可以通过控制不同类型利益集团的形成而实现上述两者的最优权衡，但对政府而言，鉴别成本很高，错误鉴别的可能性也很高，因此根本的作法还是使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活动公开化，从利益集团政治性寻租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从而既规避了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又利用了利益集团的积极作用。对不同社会群体非组织化的自发集体行动也应该采用类似的取向，从而为不同局部利益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偏好的凝聚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政治平台。

3．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机制转变的过程。转轨的早期，利益的群体化现象虽然存在，但并未强大到成为显性的利益集团，从而他们对公共决策的政治影响力还是有限的，这时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公共决策的主体是一个拥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社会计划者。这一社会计划者为保障体制的顺利转轨，会做出策略性安排，而策略本身会导致利益集团的内生形成。同时，由于经济市场化本身，特别是机会不均等的市场化会带来利益群体在经济生活中的分化，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的出现不可避免，公共决策的机制中社会计划者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必然相对增强。这种公共政策形成机制潜移默化的转变很有可能破坏原有的市场化转轨路径，从而将社会长期锁定到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之中。面对这种困境，最直接的反应是通过党政系统强化市场化转轨的政治承诺可信性和执行力，间接反应是政府通过联合具有推动改革动机的利益集团，并利用社会群体的政治经济“呼声”对抗反对继续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为转轨过程的完成提供新的动力机制。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推论：公共决策中的策略随着决策民主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而公共政策的战略性选择也会从社会计划者的单边抉择模式向多利益群体的博弈均衡模式转变。

4．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是“一次改革”：即由计划到市场的改革，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新生的民营企业一起进入了市场，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行“二次改革”：即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民间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从市场经济的竞争者身份上退出，专司其管理和监督职能，政府供给从一般建设性领域退出，专司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从而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能分工进入一个自发演化的良性循环，成功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财政体制的公共化转型。

5．“职责同构”的“权威+官僚体系”执政模式在经济转轨的早期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偏好异质性的增强，“职责同构”必将被“职责异构”所取代，只有这样，政府职能的“条块”交织现象才能得以消除，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职能分工才可能通过政府间竞争过程得以发现并规范化。同样，社会偏好异质化也给“权威+官僚系统”的执政模式带来挑战。给定“权威”也是有限理性的这一假定，社会偏好异质性使得有限理性的“权威”更加难以发现最优的公共政策，这表现在“权威+官僚体系”执政模式下只有当不良政策的负面效应积累到非常显著的时候，政治系统才会对此做出反应。这就需要更具灵活性和竞争性的执政模式。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党内民主和竞争机制建设应该是一条具有经济效率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刘尚希．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J］．经济研究,2002,(6)．

［2］ 汤玉刚，赵大平．论政府供给偏好的短期决定［J］．经济研究,2007,(1)．

［3］ 林毅夫，蔡，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5)．

［4］ 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5］ 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01,(5)．

［6］ 何晓星．论中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J］．社会科学研究，2003，(5)．

篇4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160-02

一、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一）人才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同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可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可见，人才能够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对促进产业升级至关重要

1、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是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泰州自地级市组建以来，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核心企业，医药、机电（船舶）、不锈钢制品、减速机、五金等产业集群逐步形成并初具规模，商贸、餐饮、交通运输、房地产、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现代管理模式可以借鉴，高新技术可以引进，但满足具体操作要求的高级技工、大批的技术工人却不可能全部依赖引进，需要本地有稳定的技能人才来源。

2、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决定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根据三部委部署，从2009年至2010年，集中对困难企业在职职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对新成长劳动力开展储备性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泰州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并出台了实施意见及实施细则，包括政府购买技能人才培训成果，对有突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给予奖励，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享受同等待遇等政策，为增强“后危机时代”发展后劲发挥了积极作用。

3、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是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经济转型对技能人才需求剧增，伴随该市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剧增。根据“十一五”人才规划，到2010年全市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应达25%，对照这个目标，目前尚缺口49000多人。

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技能人才结构不够合理

1、分布构成失衡。该市技能人才分布表现出“四多四少”，即规模以上企业多，个私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少；男职工多，女职工少；国有集体多，其他企业少；传统行业多，新兴产业少。

2、比例结构失调。该市技能人才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29%，高级工以上占11%，高、中、初级技能人才比例不合理。

3、文化素质偏低。大专以上学历2万多人，仅占技能人才总数的8%，而初中以下10.7万人，占总量的43%。

（二）技能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适应

1、总量不足，高技能人才短缺。该市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4.32%，低于苏南40%、发达国家50%以上的标准。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11%，低于全省12%的水平，远低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15%-20%、发达国家30-40%的比例。

2、人才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经验看，较为合理的技能人才结构应为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而该市技能人才中，高、中、初级技能人才数量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型，初级工过于庞大，高技能人才缺乏，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组合效应。

3、新经济组织和第三产业技能人才比例偏低。该市从业人员中新经济组织和第三产业占52.84%，但技能人才只占11%左右，与规模企业72.78%的比重相比相差甚远。

（三）经费投入与培养需求不相适应。

1、企业培训经费投入不足。按国家规定，企业应提取工资总额的2-2.5%作为职工教育经费，目前全市企业提取比例只占1.67%，并且存在挪用现象。

2、政府投入比例偏低。政府投入职业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直接用于技能人才培训的经费更少。

三、导致技能人才队伍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现有产业基础薄弱，无法留住高技能人才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泰州技术工人待遇水平不高，致使当地一些技能人才能留在当地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到经济发达城市就业，只有少部分留在本地企业。

（二）受传统观念影响，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不高

1、“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陈旧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的选择，社会仍然以本科学习为荣，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学历教育。

2、大多数企业在收入导向上轻劳动、重管理，一线技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三）评价激励机制不健全，挫伤技能人才积极性

1、评价方式不全面，考核手段单一，内容与实践需要脱节，缺乏对工作业绩和工作态度的科学评定，导致企业认可度降低，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现实需要。

2、激励机制不配套，晋升体系不健全，尚未建立凭职称等级、业绩贡献兑现收入奖惩的制度，加之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道路狭窄，过程漫长，严重挫伤了技能人才的积极性。

（四）培训使用体制不健全，难以培养高技能人才

1、职业技术学院的基础作用发挥得不充分。教学培训软硬件建设滞后，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偏重理论，忽视新兴的重点产业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实训设施更新慢，场地严重不足；有实际操作技能和经验的师资力量匮乏，培训层次、水平低；办学没有直接与行业相联系，脱离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目标定位和培养规格不能与企业对接，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2、绝大多数企业主都担心，自己花重金培养的人才届时可能会挟技跳槽，因此对职工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对职工重使用轻培养，技能工人教育培训和技术交流的投入明显偏低，削弱了一线技能人才的培养。

（五）配套保障措施不完善，技能人才无序流动过频

1、技能人才管理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鉴定和颁证往往不在同一部门，这就容易造成就业准入混乱，更加大劳动者就业成本，致使职业资格证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重复培训、鉴定现象屡见不鲜。

2、职业技能人才配套保障体系不完善，技能培训、职业指导、生涯设计、职业介绍等机制还存在缺位，技能人才除工资收入外，鲜有其他额外收入，加之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许多技能人才难以在一地扎根，无序流动过于频繁。

四、健全相关机制，努力培养、留住技能人才

（一）构建人才政策比较优势，壮大技能人才队伍

1、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研究建立以业绩、贡献为重点，科学、规范、适应多层次需要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真正落实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享受相关福利待遇的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技能人才优先推荐劳模等各种荣誉称号；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发放岗位津贴和奖励。建议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比如从税收政策上，允许企业将这部分经费计入工资成本，税前列支，引导和鼓励企业兑现有关激励政策。

2、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各种配套措施。政府有关部门必须互相协调，通力合作，特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等有关部门要形成合力，建立和完善全市统一的职业资格管理体制及协调机制。

3、建立技能人才开发交流机制。建立技师协会、名师工作室等，为高技能人才参与高新技术开发、同业技术交流以及技能成果展示等提供平台。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柔性流动和区域合作机制，鼓励高技能人才在不侵害本单位技术权益和物质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多种形式合理流动。

（二）构筑技能人才培训平台，优化技能人才结构

1、加大全员培训力度。按产业发展方向建立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对医药、机械加工、数控技术等工种技能的教育与培训进行重点扶持，通过政府集中投资，建立面向社会培训机构，免费开放、无偿使用公共实训基地，为社会提供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

2、加强校企合作，培养新生技能人才。建议政府牵头成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下设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行业协会、企业和技工院校、培训机构代表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若干专业理事会，为校企合作双方做好服务。

3、加大紧缺型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当前要重点加强新经济组织和第三产业技能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均衡技能人才分布结构，以提高新兴产业发展层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三）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

篇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始建于1911年，是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是我省西北部地区最大的集医疗、预防、科研、教学、康复为一体的医疗保健中心和急诊急救中心。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后，令人瞩目的发展，现已形成拥有三个分院，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与周边9个县区建立了医疗联合体，与公安医院的重点科室建立了医疗合作联盟，完成了从单体分散经营向集团一体化方向的转变。即将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规模宏大的第一医院南院将实现国内一流的两大专科，十大中心的战略目标。面对医院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的财务管理模式，从而实现适应一致的合力效应，将是医院集团财务管理面对的新课题。

集中型管理的历史积淀，是实行医院集团一体化财务管理的基础条件。但是，由于整合后各院区属地不同，财政补偿标准不同，医疗服务对象不同以及分工、指向性、文化背景不同等实际，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集团化管理根据各院区的实际，以一体化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管理模式。总部对各院区人、财、物给予绝对支持，这样有利于形成医院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提升医院集团的执行力，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而建立与集团化医院相适应的财务管理机制，不仅是医院集团管理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院集团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切入点。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自集团化管理以来，对各院区的财务管理一直采取一体化为主，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而集团医院的发展，需要调动发挥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以及各个院区的积极性，既要发挥集团医院的战略决策和协调的作用，又要调动各院区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因此，在财务管理上要适时地运用集权与分权的方法，灵活地调整集团财务管理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既定的范式，在集权方面，医院集团主要是在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问题上进行管理。在分权方面，各院区主要对具体的战术性的问题，如：成本管理，费用控制，运营资金的管理等。各自运作管理，医院集团仅给予宏观指导。这样做，既不影响医院集团内各院区法人代表的地位，又利于集团总部集中精力，做好市场和宏观规划，把握医院集团的总体发展方向。

在新的医疗改革环境下，财务管理工作已经逐步渗透到医院的各个领域和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成为医院经济工作的核心。因此，无论是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医院集团总部在财务、人事、内部控制等重大事项上要严格把关，有利于医院集团决策的贯彻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达到优势互补，一切应以提升医院整体运营效益，保证医院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集团化医院以一体化为主财务管理模式的具体实施

1.建立并完善集团财务管理体系

集团化医院要实行以财务一体化为主的管理模式，首先必须有组织架构。根据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集团化医院对财务实行垂直管理控制体系，集团总部应设总会计师，对集团化医院财务活动和会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控，直接对院长负责。并成立集团财务总部，下设财务科、核算办、工资福利科、绩效管理科负责集团化医院的财务、会计、核算、考核体系的运行，业务指导、人员管理等工作，以保证集团整体经济工作的规范和高效。具体工作应有以下方面：建立健全集团内部资本与财务管理办法；制定集团下属医院统一的会计制度；研究并制定集团的财务与会计政策；检查监督集团内部各院区的财务会计工作；统一管理集团财务部的人员；建立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制定集团内部绩效考核办法；制定集团内部奖金分配办法；加强集团会计电算化网络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集团财务分析系统；建立财务指标考核体系。以上制度及办法的制定便于集团总部分析和掌握各院区的医疗活动情况和财务状况，通过对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质量的各项指标的评价，对于存在问题和潜在风险，及时提出建议和措施。

2.统一配置会计人员

根据集团化医院以一体化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集团内所有财务人员均由集团财务部统一管理，财务部对会计岗位分区域合理设岗，并对财务人员负有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业务考评、资格管理等职责。针对集团总部对各院区不同的管理方式，考虑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各院配备相应的财务人员，负责各院区日常报销及收入、支出原始凭证的归集、记账以及成本核算工作。

3.统一预算管理

预算作为一种控制和制度化的程序，是实施资金集中管理的有效模式。一个健全的预算制度实际上是医院完善的财务集中管理的体现。预算制度完备是医院医疗经营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医院进行监督、控制、审计和考核的基本依据。

总部在财务预算控制体系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制定预算编制规程，指导各院区编制年度财务预算，汇总编制集团财务预算，检查和监控预算执行过程情况，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提出处理建议；审核各院区提出的预算目标调整申请；组织集团内各部门财务预算完成情况的年度考评工作；提交财务考核与评价报告；审核预算执行单位的预算外支出的申请。

4.统一资金管理

资金是集团化医院正常运行的前提，也是财务管理的核心，集团总部掌握了资金，也就掌握了对各院区的主要决策权。由于集团对各院区的管理方式不同，因此，在资金管理上也有所区别，对于一体化的院区每天将业务收入集中存入医院本部基本账户，支出上采取暂借备用金做周转，月底将原始凭证统一上报集团总部。对相对独立的院区设置基本账户，但资金支出需严格控制在经审批的资金预算内，并编制月度资金使用计划，如有超过资金预算的支出时，应编报追加资金预算，待批复后方可执行。

5.统一会计核算

集团内除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执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外，其他各院区均按照医院新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执行统一会计政策，统一绩效分配政策，达到核算口径，核算标准一致，日常报销、日常经济活动分析、原始凭证的收集由各院区独立完成，并保证核算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统一采用会计核算软件，设置统一的科目管理、人员权限、业务流程等。

相对独立的院区月、季、年按新医院会计制度的要求，向医院集团财务部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集团内要建立标准的报表体系。

6.统一资产管理.

医院集团成立资产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全院资产出入库、调拨、清查、核算、维修、报废等项工作，按照内控制度的有关要求加强资产管理，建立健全三账一卡制度，每年对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点，并按新的《医院会计制度》的要求计提折旧，对药品按季度进行实地盘点，对高值耗材按病例进行核对。

7.统一对外采购

在医院支出中，药品、材料与设备购置支出大约占医院总支出的60-70%，因此，加强对采购控制非常必要。集团内所有物资采购，需经集团统一招标论证，签订采购合同后，由院本部采购办按照预算安排统一采购，财务、审计、部门对合同、采购流程进行监督，直接参与合同、价格、保修、付款期限等内容的签订。各使用部门根据需要申请所需物品，经审批后，相关部门统一采购并配送。

上述集团化医院以一体化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通过对财务工作统一管理，对医院的人、财、物进行一个统一监控，使医院能统一制定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实现资源共享，以便于调动资源、合理配置并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资金成本；实行统一采购，降低采购成本，节省费用，发挥规模效应，实现管理效益最大化。

三、切合实际的财务管理模式是推动集团化医院发展的保证

篇6

专业化翻译人才全线告急

        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为翻译队伍的素质和水平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错译漏译、中国式外语翻译现象处处可见。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主任任吉生指出：“翻译质量粗糙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界备感头疼的一个问题。近来，一些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组织重译外国文学作品，而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出现拼凑他人译作的抄袭现象。”“与文学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翻译差错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指出，在中国，从旅游指南到产品介绍，从名胜古迹的说明到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

中国翻译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职业翻译6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保守估计超过50万人，注册翻译公司近3000家，实际承揽翻译业务的公司更有数万家之多。但大多数规模都很小，缺乏科学的管理方式，翻译人员多是兼职，翻译水平参差不齐。高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缺口高达90％以上，根本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据了解，一名优秀的专业翻译在时下的职场可是“超白金”群体，尤其是同声传译员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同传的薪金现在的价码是每小时4000元到8000元。但目前不仅是同声传译，国内经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可以说是全线告急，主要可以细分为以下五个方向。

一是会议口译。会议口译在各种口译中处于高端，包含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种口译技能。除了应用于国际会议之外，也广泛应用于外交外事、会晤谈判、商务活动、新闻传媒、培训授课、电视广播、国际仲裁等领域。小语种的会议口译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二是法庭口译。国际诉讼、仲裁事务日益增多，对法庭口译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凸显。法庭口译译员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对法律知识也有较高要求，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高级口译人才几乎是空白。

三是商务口译。比会议口译的要求稍低一些，企业在国际贸易、谈判等过程中需要大量商务口译人才。

四是联络陪同口译。企业、政府机构都有大量的外事接待事务，联络陪同口译的任务就是在接待、旅游等事务中担任口译工作。

五是文书翻译。与口译相比，这类笔译人才的需求量和缺口更大。企业、出版社、翻译公司等机构都需要具备专业素养的文本翻译人才。

 专业化翻译人才匮乏的原因

       在我国，我们的外语教育已在向幼儿园延伸和普及，外语学习占用的时间和精力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然而，高水平的专业化翻译人才何以匮乏？

从翻译产业上看，中国的翻译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成熟。翻译服务企业虽然数量不少,但规模小，服务能力不强，市场拓展能力有限，在体制、机制上较其他现代服务企业也有明显差距，因此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这是造成总体翻译水平不高的首要原因。从学科设置看，目前还没有翻译专业的学科地位。大部分翻译学校和机构都缺少专业领域的翻译课程，比如法律和医学文件、术语管理、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等，目前只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开设了法律和商业翻译课。从管理体制看，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翻译事业没有政府部门管理，也缺乏系统的政策规范。

另外，就是教育模式存在弊端。学校对外语教学和教育的“超常重视”，导致外语考级把学生的精力引向了证书或资格需求而非能力指向，考级一旦过关，对于考试者而言外语的使命便也完事，因为他已拥有了打通领取其各种资格证书的“敲门砖”。急功近利的学习心态，也造成了大量的高分低能，导致语言教育与社会需求大为脱节。而且，在全民都为外语忙之时，忽视最基本的中文素养，甚至出现作文竞赛外国人夺冠的事例。外语教育和学习的高投入并没有换来高的回报和产出，导致中国高水平的专业翻译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

   

   翻译人才专业化之道

    翻译不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简单的语言转化，它更多的是传递一种理念、思想、文化，有着比语言更丰富的内涵。

国家外文局培训中心主任王欣表示，翻译能力的薄弱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无法准确、及时消化来自国际上的巨大信息流，将会导致中国失去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将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推进速度。中国翻译界的落后局面成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走向国际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要改变中国翻译界现状，建设真正的“翻译强国”，必须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力度，走出翻译人才专业化的星光大道。          

篇7

中图分类号 S565.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6-0063-02

土地承包到户后，由于农民群众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对科技接受能力千差万别，栽培管理精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油菜生产育苗这一关键环节长势不平衡。据调查，常林乡常年有15%左右的弱苗，单产比壮苗田块低15%～30%，极大地影响了油菜的平衡增产。近年来，对油菜弱苗的形成原因和预防转化措施进行了探索，从实践结果看，把好播栽关是预防油菜弱苗的关键，冬前及早进行转化是弱苗转化为壮苗的重点[1]。重视油菜弱苗的预防和转化，是实施油菜平衡增产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1 壮苗和弱苗简介

实践证明，壮苗是实现油菜灾年保稳产，正常年创高产的关键环节之一。增产原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壮苗是早栽的前提，早栽是冬壮的重要手段；二是壮苗叶片多，营养体大，光合作用强，制造和积累的营养物质多，能为植株以后正常的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三是壮苗根颈粗壮，体内的机械组织和输导组织发达，生长健壮，抗逆力强，移栽后成活快，死苗少；四是壮苗移栽后新根、新叶出生快，自养能力强，能充分利用冬前有利的光、温条件达到壮苗越冬，促进春发稳长，争取较多的枝、角、粒[2-3]。西充县常林乡油菜移栽时壮苗的标准为：绿叶6～7片，苗高23 cm，根颈粗6～7 mm，无虫无病，无病脚，曲根，生长一致，苗龄适当。弱苗和壮苗则相反，是指根系发育差，高脚，曲根苗多，叶片少而小，叶色发红，长势较弱的苗。弱苗移栽，年前开盘小，不能实现壮苗越冬，抗寒力弱，受低温影响大，随气温回升，恢复生机慢，春后不能早发，不能为丰收搭好架子，严重影响产量。

2 弱苗的成因

弱苗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①播种基础差型弱苗。由于在播种油菜时苗床不足，播种量大（根据调查，苗床与本田的比例一般在1∶8以上，高的达1∶12以上，播种量平均近15 kg/hm2，高的达30 kg/hm2，比要求超过1倍），加之农户不习惯匀苗，致使苗子细弱，在苗床中就形成弱苗。②移栽质量不高型弱苗。苗子素质虽然好，但大田整地粗放，移栽质量不高，栽后不及时管理，也会造成原有绿叶脱落，新叶出生迟缓，使壮苗转化为弱苗[4]。③受渍型弱苗。沟开得不深，或沟系不配套，排水不良，油菜根系发育不好，而形成弱苗。④缺肥型弱苗。由于地力差，底肥、追肥不足，油菜在3叶后便逐步出现缺肥症状，而形成弱苗。缺氮的植株，叶黄绿色，严重时带水红色，以致枯死脱落；缺磷的植株，矮小苍老，叶片无光泽，叶色由深绿色渐变成暗紫色，枯死脱落，生育期延迟；缺钾的植株，叶下部尖端和边缘出现黄色斑点，逐步干枯变成褐色脱落。⑤草害型弱苗。油菜田杂草滋生，草与苗争光争肥水，影响油菜正常生长，从而形成弱苗。⑥春后早衰型弱苗。冬前生长过旺，春后出现早衰现象，也易造成油菜弱苗。此外，防治病虫害工作不得力，使油菜遭受病虫危害，也能导致油菜形成弱苗。总之，造成油菜弱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栽培管理不当和管理不及时所引起的。

3 预防和转化技术

3.1 把好播栽关

多数弱苗是在播栽时留下的隐患形成的，故把好播栽关是预防弱苗的关键[5]。

3.1.1 培育壮苗。培育壮苗是预防弱苗最关键的一环，也是实现油菜高产的重要措施，培育壮苗的关键：①留足育苗地。选好留足苗床地，是培育壮苗的基础。苗床地应选择地势稍高、肥沃、向阳、排灌方便的砂壤土地块。苗床与本田比例一般在1∶5～6，苗床地一定要整细耙平，以保证苗齐苗壮；②抓住高产播期，提高播种质量。根据气候条件和品种特性，抓住适宜播期进行播种。在播种前应将种子晒1～2 d，再用10%食盐水选种，漂去上浮秕籽劣籽，洗净后播种，播种时分厢定量，掺灰掺沙分次播完。苗床播精选消毒干种子7.5 kg/hm2左右，播后撒施一薄层细灰渣肥盖种，以免表土干燥板结，不利于出苗；③合理匀苗、定苗，防治病虫害。早匀苗、早定苗，是避免苗子拥挤、防止形成高脚弱苗的重要措施。要求细苗长出1片真叶时匀苗，2～3叶时定苗，苗间距8～9 cm。油菜苗期有白锈病、霜霉病、病毒病、蚜虫、菜青虫等病虫害，尤以蚜虫和菜青虫危害较重，要及时喷药防治；④科学施肥。育苗地用尿素75.0～112.5 kg/hm2、过磷酸钙375.0 kg/hm2、堆肥15.0 t/hm2、水肥22.5～30.0 t/hm2作底肥，追肥结合匀苗、定苗进行，施水肥15.0～22.5 t/hm2，对尿素75 kg/hm2，移栽前7～10 d，看苗酌情施1次送嫁肥；⑤苗床期喷施硼肥和多效唑。在苗床三叶期用0.1%～0.2%硼砂或硼酸液和150 mg/kg多效唑液900～1 050 kg/hm2喷雾，对防治油菜“花而不实”病和培育壮苗极为有利，可增产10%～15%。

3.1.2 适时早栽，提高移栽质量。为了促进早发实现壮苗越冬高产，一定要在播小麦前栽完油菜。移栽苗龄30 d左右，移栽叶龄早熟品种4～6叶，中晚熟品种5～7叶。实行宽窄行移栽，根据品种特性，确定栽植密度，移栽时要施足底肥，用肥量占总用量的25%～30%。

3.2 冬前分类早转化

对秧苗素质差和移栽质量不高的2类弱苗，要早施和适当增施苗肥，促使早转化。在肥料种类上，要以速效性氮肥为主。在方法上要本着“少吃多餐”的原则，因为弱苗一般根系弱而少，吸收力差，故每次追肥数量要少一些，追肥次数要多一些，以达到逐次促进，促而不过头；对渍害造成的弱苗，要加开深沟，搞好沟系配套，降低地下水位，以促进根系发育，增强吸收能力；对缺肥型弱苗要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早追苗肥、开盘肥，酌施薹肥，巧施花肥；对病虫草害造成的弱苗，要及时防治病虫和搞好化学除草。油菜弱苗都有发根差、抗旱和抗寒力弱的特点，遇到干旱，要及时供给水分，达到水肥相融，以水吊肥，并且都要早松土、勤松土，适当增加松土次数，促进土壤疏松，提高地温，增强抗寒抗旱能力，促进根系发育。

3.3 春后转化要及时

经过冬前分类实行转化，多数弱苗春后能明显改观。但由于农户间土地肥沃度、施肥和管理等千差万别，春后又有少数油菜变成弱苗，如果此时不及时采取措施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就会严重影响产量。因此，对这类油菜，春后一定要加强管理。对前期施肥多，因秧苗素质不好，迟栽或土壤板结而造成的弱苗，春后随着气温的回升长势转旺的可能性很大，春后不应加大肥料用量，而应当以勤松土为主，促进根系生长，以利发中求稳；对因前期肥料不足造成的弱苗，春后早施和适当重施薹肥及巧施花肥，并且肥料质量要好，薹肥最好用人畜粪，在薹高20～23 cm时施下，花肥用0.3%磷酸二氢钾溶液、0.2%硼肥酸、2%尿素溶液3种溶液的混合液，在见花时根外喷施，同时要进行松土，使其根系吸收能力增强；对因沟系不好而造成的弱苗，重点要放在开沟理沟上，以改善排水条件，降低田间湿度，消除渍害威胁，促进根系生长，使弱苗尽快转化。

4 参考文献

[1] 吕纪增.油菜弱苗补救措施[N].云南科技报，2006-10-26（3）.

[2] 龙继锐，肖汉金.油菜冬前弱苗转壮苗的技术措施[J].湖南农业，1999（12）：5.

篇8

中图分类号：G642.0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2-0131-03

所谓机电一体化应用型专门人才是指高校有针对性地培养出能够直接上岗的机电一体化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具有当代大学生的基本心理素养、道德素养和基本的技能素养。企业对高质量产品的追求，使员工的素质越来越多地被企业关注。很多机电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不仅考查专业教育的背景，更注重人的社会能力和非智力素质，善于沟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敬岗爱业、吃苦耐劳、增强纪律性、责任心，要有良好的工作态度。

因此，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是高职高专教育在经济发展地区知识经济和技术人才需求的大众化背景下的综合选择和大趋势，地方高职院校只有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实际，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核心，坚持产、学、研的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断开发和调整自身办学特色，才是高职高专院校建设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根本所在。

一、高职高专教育对机电一体化人才的定位及知识能力的要求

（一）机电一体化专门人才培养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是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技术人才的进一步需求方向，地方高职高专院校担负起领航导向的作用，应用型专门人才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求，学校必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以社会需求和专门人才的就业率为改革培养模式的推动力，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包括以下几个层次[1]：

机电一体化工程人才机电一体化工程型人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对技术项目的设计、规划、决策及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要求在宏观上适时发现和预测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机电一体化技术人才主要在生产工作现场进行技术应用、现场实施与服务，要求在微观上做到具体针对性的技术工作，直接为生产提供有利的生产工具和方便人民的生活需要。

机电一体化技能人才主要在生产第一线或工作现场依靠操作技能从事为社会谋取利益的工作，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具有较高的动手操作能力，这是对技能型人才的基本的要求。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均属于这类人才。

（二）机电一体化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知识和能力要求

机电一体化应用型专门人才以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宽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工作现场动手操作能力以适应不断更新变化的新技术。

知识结构方面具备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电工、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基础知识；同时应具备数控机床加工与编程、数控技术、CAD/CAM的基本知识、数控技术综合应用等专业知识；具备车间生产技术管理的基本知识等。

能力培养方面，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学生应该具备在职业活动过程中所需要的口语表达能力、品德意志、人机对话能力、新技术学习能力、英语会话与阅读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团结同志的协作能力、开拓发展的创新能力[2]。另一方面在于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这些基础能力主要包括机械制造、电气控制与计算机应用等专业能力，学生能够解决一些专业问题的能力，并能及时调整与社会行业适应的技术能力。

二、机电一体化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的核心

机电一体化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机械、电子、液（气）压一体化技术的中级直接应用型人才，使学生能够掌握先进设备的操作、调试和维护，能够熟练操作机电一体化设备，并能够对加工产品进行工艺设计和创新的中级工程技术人才。根据对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定位和知识能力要求，课程的设置尤为重要。

（一）理论课程的设置

理论课程的合理设置是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应结合社会对合格技术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开设的专业课不能太注重理论而枯燥，也不能偏离学校自身的实践教学条件使学生凭空想象而不能动手操作。因此课程的设置应从实际出发，不仅要考虑学习主题也要考虑教学的客体因素。中学和高职的过渡课程的开设是必要的，主要包括有大学语文、英语和高等数学等；专业核心课程主要包括电工技术、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加工机床、数控加工工艺、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数控技术、数控编程、电气控制技术、机电传动控制、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电器控制及PLC、计算机绘图（cad）、工程力学、机电一体化技术和CAD/CAM等，专业核心课程的授课方式可以采用理实一体的方法进行，理论应用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还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探讨新型校内实验教学的运行机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要发挥人财物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实验教学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4]。为了适应学生市场需求，应不断进行校内实验教学方案的改革、实验课程与实验教学方法的创新，不断推进实践课程的辐射影响作用，带动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从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同时需要注重学生在社会人文道德方面的文化素养，需要开设思想政治教育、普通话、社交礼仪、美术鉴赏和就业指导等选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中校外实践教学的设置

主干课程的理实一体授课方式只能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加深对理论课程的理解和引起其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基本的动手操作能力还远远不能达到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社会要求，所以，培养模式的实践环节设置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日益更新而改变，需要根据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和就业领域来制定合理的培养模式。

（1）关于机电一体化的就业分析

研究表明，机电一体化是一个适应范围广的专业，学生可以学习计算机技术、机械和控制技术、电子电工、检测技术等技能培养和理论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参考各种职业证书和资格证书。这样可以充分实现机电一体化专业技能培养的特点。毕业生们可以进入工业较发达地区的工厂、公司和从事加工制造的企业工作，为家电维修、自动化管理等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从事机床的数控改装等工作。

目前，工厂企业需求的机电一体化专业从事的职业岗位（群）有机械设计制造、电工电子、计算机网络、机电一体化控制等，机电产品性能及机电设备安装、调试、运行、检测与使用维修方面，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及设备控制、生产组织管理，可承担电子、机械、信息、及其交叉领域中的相关技术工作。稳定而熟练的操作工是完成生产任务的基本保障，而要使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高质量，设备维护人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更熟练的操作技能、更宽的知识面或有复合技能的人更会受到企业的欢迎。

（2）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经验借鉴与创新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教学重点应强调市场需求，坚持开放性和技能性办学特点。应多与工厂、企业方面进行合作，在校企合作中要多组织勤工俭学的实践活动。另外，一方面，学校可以邀请知名企业的主管或“能工巧匠”们到校园里进行演讲、培训，另一方面，开展实验与工厂企业良好结合。增加学生实践环节，让学生把所学应用在企业中，促进企业的发展；让企业对学生严格要求，以员工方式进行管理、培训，增强其实践能力，并支付佣金。这样“工”与“学”的方式进行结合和交替，促进企业和学生共同成长。

目前，我校与郑州日产、海马、开封的奇瑞汽车和江苏及天津的一些工厂企业建立了“订单式”顶岗培养合作关系，签订了校外实习基地合作协议，校企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生创建了广阔的实践平台。学生顶岗实习的同时，专业教师不定期到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同时与学生和企业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和学习，了解企业的需求，同时提高自身的实践技能。企业与学校之间应该做到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创建校企共同发展、互惠共赢的机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下，利益是促进校企共同发展的动力和良性运转的纽带。对于企业来说，校企合作体现的最直接的利益主要表现在：学校为企业“订制”满足企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和员工素质的提高，为企业解决技术、管理、经营方面的难题，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及提高知名度。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利益表现在：如何让企业重视职业教育，怎样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学校资金筹备方面，能够形成资金的多元化，改善教学条件，创造有利的教学环境，增强了解市场和行业适用人才最新动态和技术需求，不断促进专业教师参与实践锻炼，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从而提高办学社会效益。

其次，建立基于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为保证校企合作培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利用便利的信息化通讯技术，在学校和企业之间成立校企合作指导和管理机构。学校承担指导和管理学生与企业的合作，对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统一协调解决，创建符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需要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激励考核制度以及评估信息反馈制度。首先要形成校企共同管理，学生指导老师不但要对学生在工厂实习期间进行实践技能的指导，同时还要对其实习全过程实施跟踪管理和成果评价。其次，专业老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可以组成技术创新、研发和技术服务团队，参与学校机电一体化专业建设和为企业的生产效益服务。

三、结论

对于机电一体化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三种人才层次中，高职高专以培养应用型专门技能型人才为主要任务。从社会对机电一体化技能型人才的定位和素质要求出发，通过对本专业学生就业前景及当前就业岗位需求的分析，建立了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跟随时代前沿，紧随高新技术的发展脚步，不断更新理论核心课程的设置和授课方式的多样化，努力提高学生校内实践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保证学生培养过程中的“双赢”，也创建了保证“校企”合作的长久而稳定的培养机制。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教育部高职教育培训司.中德机电一体化高职高专培训教程[M].2010.10

[2]刘焕平.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课程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09，（03）：121-122.

[3]沈序康.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消费导刊，2010，（02）：177-178.

[4]方沂.在机电一化体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J].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9，（01）：37-39.

篇9

据荷花池中药材市场管理方的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中药材市场管理分公司总经理李新国介绍，现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142亩，内设4000多个展位，入驻商家2000多家，市场一楼入住率85%，市场人流量达2万人/天，年均成交额200多亿，在全国17家专业中药材市场中稳居前三甲。

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肇始于软硬件的双重改变。

进入到该市场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巨大LED显示屏上滚动的全国中药材市场交易动态图。市场一楼现入驻的将近2000多家中药材商户可通过此察看最新的全国中药材市场交易动态。

为打造一个最现代化、最先进的商贸市场，实现传统商贸业向现代商贸业的升级换代。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内设24小时电子监控系统、自动消防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商户及顾客人身财产安全；中央空调、专业的通风采光设计和自动关合玻璃顶棚等现代化设施的采用，使市场成为国内最大的、唯一的“会呼吸的中药材市场”。

多部手扶电梯、升降客货电梯形成的垂直运输系统和完善、清晰的导视系统保证市场药材运输畅通化；每个商铺内设置的电话端口和宽带端口，为现代化经营及现代交易模式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采用了立体交通系统，解决了传统商业市场不同楼层之间商业价值的巨大差异问题。

在软件升级方面，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拥有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内经营户实体与网络店铺兼有，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合二为一。为互通有无把握最新消息，市场设有现代化的新品中心，长期举办各种博览会、新闻会、采购商大会等，为上、中、下游商家提供信息交流平台。

在提升商户经营能力方面，采用展位单一产权、经营权有期有偿使用的运营模式，通过专业的管理团队对市场进行统一的管理，并将长期投入资金进行宣传推广，邀请培训机构以及优秀企业家、专家为商家进行培训服务。

“中药材指数与中药溯源创新”

2011年4月16日，国家商务部在成都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了首个国家级中药材指数——中国·成都中药材指数。

“在价格上形成国家标准，而不必按原有的各省市的不同标准，对于中药材专业市场规范化发展是革命性的一步。”李新国说。“这也是业界一直在推动、期盼形成的事。”

中药材指数的建立为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准确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国乃至世界中药材贸易动态，了解中药材专业市场的运行状况，制定相关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重要依据；为中药材种植者和经营者提供商情信息；也为市场管理者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改善服务质量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广大业内人士提供最有参考价值的市场信息。

紧随其后，2011年5月25日，国家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正式行文，同意在四川省开展中药溯源试点工作，成都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成为率先试点的唯一市场。

中药溯源通过对中药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关键数据的采集，利用物联网技术形成全球唯一的身份编码，并提供第三方的网络校验，大力推动了中药产业链信息化、中药材标准化和规范化生产。

“政府、企业、百姓，中药产业流通环节中涉及的每一方几乎都是受益者。”李新国说。

两项业界创新之举，为提升成都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在全球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作出巨大贡献。

“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隐忧”

“转变经营户的发展思维和思路是现在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产业转型升级之中最大的隐忧。”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副总经理杨帆说。

据杨帆介绍到，“药二代”即第一代从事药材经营者的继承者，因为市场发育年限问题并没有占到大多数。占据市场多数的是年龄层次在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即“药一代”。这一群体基本上是从摆地摊或是“近水楼台”借便利的中药材资源做起，文化教育水平相对偏低，创新能力不足。

在市场经营方面，传统的“药一代”大多遵循从产地拿货再到自己店铺卖货的方式，经营方式、渠道比较局限；而且因药材经营多是个体经营，家族式企业管理，在规范化及市场意识方面略显欠缺。

“2009年，刚搬迁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在装饰一新的商场里，用麻布袋盛着价值几万元的药材。而且吸烟的，打麻将的都有。”杨帆说。这样不规范的经营影响整个中药材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不止如此，在中药材市场转型升级过程中如电子商务平台等新技术的使用也是一大短板。

然而，这些问题伴随着中药材市场发展的不断升级和成熟度的提高，已有明显的改进。应用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在五年的实施中成效渐显。现在市场内的各商户经营秩序井然。

在发展思维及思路方面。在成都国际商贸城市场经营的规范化管理及帮扶下，“药一代”的适应能力大大的增强。而且伴随中药材市场成熟度的增加，“药二代”在经营者的比重中慢慢上升，他们的创新意识促使在药材经营及发展方面产生很大改观。比较明显的是在寻求、拓展各种市场渠道方面，而且还注重凭借成都丰富的会展资源进行自我推销。

“三中心开启产业升级新局面”

对于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发展的下一步，据李新国介绍，主要以围绕“三个中心建设”为基点联动发展。

中药材市场培育中心的建设。巩固四川中药材市场龙头地位，建立跨区域市场经营网络，构建完善商品配送、信息传输体系，建设全球最大中药材集散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出口基地。

篇10

作者简介：范军（1978-），男，山东淄博人，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讲师。（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4-0037-01

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如何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已成为关键所在。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国内煤炭行业的大发展，国内煤炭企业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开始进军国际市场，加上国际化人才交流与科技合作的日益频繁，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化复合型采矿工程专业人才需求剧增，传统采矿工程专业的培养模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本文结合中国矿业大学办学实情对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

一、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内涵

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是指面向跨国煤炭企业就业或国际矿业类科研院所深造而培养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和交流能力、专业性外语阅读和写作能力，具有扎实的理论与较强的工作实践能力，具有国际化视野、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突出的创新和研究能力的采矿工程专业人才。

二、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1.国内煤炭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需求

2005年6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煤炭企业到境外投资办矿，带动煤炭机械产品出口和技术、劳务输出，提高我国煤炭工业的国际竞争力。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也明确要求，扩大对外开放，支持有条件的煤炭企业到境外开发煤炭。在这样的政策引导背景下，神华集团、兖矿集团等大型煤炭企业频繁进行境外投资，并且近几年仍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国际化程度越来越强。由于我国煤炭企业进军国际市场起步较晚，与此配套的人才培养模式尚未确立，目前极其缺乏既有专业技术又有管理能力，还精通外语和熟悉国际煤炭行业情况的国际化人才。这就要求高校及时适应市场要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内煤炭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储备人才。

2.国际学术、科技交流合作的需求

随着国际化学术、科技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与加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国外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造就的外语能力低下、研究能力薄弱等问题也需要高校做出相应调整。

3.现有专业培养目标不能满足国际化的需求

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固体矿床开采、设计与施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采矿工程师的基本能力，能从事矿区开发规划，能在矿山等领域从事生产、设计、施工、科研及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目前采矿工程专业培养的学生还存在与国际化人才培养不相适应的地方。

（1）专业性外语能力欠缺，不能熟练利用外语进行工作、交流。尽管目前大学生的外语基础和水平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工作交流还存在一定障碍，一般需要实地适应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工作；专业外语课程偏少，专业性外语词汇匮乏，不能满足科研和工作要求。

（2）国际化视野不足，缺乏对国际煤炭行业的了解和把握，所学知识不能与国际、国内现场实际同步。现在大学生对国际煤炭行业的了解仅限于老师上课讲到的只言片语或者从网络上了解到的良莠不齐的一点信息，缺乏有效的、系统的梳理，更谈不上对国际煤炭行业的了解和把握。

（3）实习、实践机会太少，动手实践能力薄弱，不能及时上手工作，这与国际化竞争中的高效性相违背。

三、中国矿业大学开展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可行性

中国矿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采矿工程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并设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也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学科，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学科具备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内在条件。

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近年来在国内权威机构专业评价排名中一直名列第一，2007年以全优成绩通过教育部采矿工程专业认证，并于2010年通过教育部审核认证有效期再延长三年。这就意味着在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会员国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培养的学生在国际上是被承认的，这就为毕业生国际化的就业或升学提供了外部条件。

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具有培养国际化人才所必需的优秀生源。近年来，随着煤炭行业的良好发展，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本科生就业呈现出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许多优秀的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已将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作为自己的首选。据统计，近两年采矿工程录取的学生中高于当地一本线30分的考生占录取人数的75%以上，英语优秀率55%以上，这也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了优秀的生源保障。

可见，中国矿业大学具备试点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力和优势。

四、关于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针对国际化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能力的要求和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差距，本文对国际化人才培养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成立采矿工程专业国际班，试点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

在采矿工程专业学生中选择外语基础好、有志于国际就业或学术、科研交流的学生成立采矿工程国际班。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方案，结合自身实际，开拓思路，通过加强与国外科研院所和机构、企业的联系、提高师资国际交流水平等方式，使培养的人才符合国际化就业和继续深造的要求。

2.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强化学生的外语能力

（1）开设外语强化课程，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口语与写作水平，保证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外语进行沟通、交流与科学研究。

（2）选择具有一年以上留学背景的专业课教师进行双语授课，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性外语运用能力，并有助于提高教学内容与水平的国际化程度，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

（1）加强与国内外知名煤炭企业的交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一方面定期聘请或邀请校外专家、学者举办学科前沿讲座或到校任教，让学生把握国际煤炭行业的发展趋势，并了解最新的煤炭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推荐学生实习、就业或联合培养，安排教师交流，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

（2）与国际知名矿业类高校联合办学，不断提高国际化教学水平。通过互相推荐优秀的大学生交换学习、继续深造、教师交流等方式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直接受益于对方先进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自身教学理念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4.着重培养合作、管理、实践、研究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

要培养国际化的矿业类高端人才，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外语能力远远不够，还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合作、管理、实践、研究、创新等多方面能力。这就需要开拓思路，不断深化培养方式和方法的改革。

（1）在采矿工程专业导师制基础上，把同一组学生组成一个团队，以团队形式完成各类学习实践活动。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训练科研能力，提升科研素质。另外，再为学生配备现场导师，同一个现场导师指导的学生每年暑假去现场导师所在企业实习，接受现场导师的指导，协助现场导师完成工作任务，解决现场实际问题，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2）采取课题式教学方法，提出一些生产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鼓励学生个人或团队通过自主研究和学习来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研究和创新方面的能力。

（3）加强实验室建设，扩大实验室开放程度，提高实验课程比例，鼓励学生多进实验室，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