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超主权货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篇2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 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 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 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 (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 rule）, 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 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费舍尔（fischer, 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 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  建立稳定预期  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 有效或成本小  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 汇率背离   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 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 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  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 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 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 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  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 时间一致性

表2 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  浮动汇率

规模小  规模大

经济开放  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  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 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 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  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  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  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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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uno, michael (1995): inflation, growth and monetary control: non-linear lessons from crisis and recovery, paolo baffi lectures on money and finance, rome: banca d’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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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ischer, stanley (1981) : seigniorag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n optimal inflation tax analysis, nber working paper no.783,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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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 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篇3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已经渐渐走出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更加需要冷静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美元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美元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泡沫生产机制，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那么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我将解释我这个看似极端的观点背后的道理。

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系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标志着该体系的瓦解，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军事及高科技领域任然具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积还在继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篇4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有关条文明确了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同时实施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依照《结汇、售汇管理规定》，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须及时调回境内，除国家规定准许保留的外汇可以在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外，应在银行结汇；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用汇可凭相应的有效凭证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帐户支付。统计数据表明，1995年末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位于8.33—8.28元／美元的窄幅区域，1997年末开始则大致处于8.28元／美元的水平，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成为事实上的固定汇率。仅从这些数据出发进行判断当然是片面的，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环境经历了从经济扩张到收缩的巨大变化，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基本上不反映经济趋势。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效率的提出

引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框架来政策选择，容易证明现行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唯—的均衡。设定局中人为管理当局和公众，然后分析管理当局和公众之间可能出现的博弈结果。第一种情况：管理当局宣布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公众必须在唯一的官方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若公众也选择在官方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并由此产生管理浮动汇率，则形成纳什均衡结果——博弈双方都选择了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第二种情况：公众进入外汇市场受到限制，包括买入外汇时受外汇用途、数量等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境内居民去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供汇标准是2000美元，相对于旅游用汇需求，供汇标准明显不足。在官方市场存在进入限制时，公众不被满足的外汇需求必然会在官方外汇市场以外寻求，形成官方市场以外的外汇黑市。由于黑市交易被认为是非法的，并且黑市交易的信用风险远高于官方市场，黑市外汇的提供者必定索取一个较高的风险溢价，黑市的外汇汇率就高于官方市场汇率。公众与管理当局博弈的结果是产生两个市场——官方外汇市场和外汇黑市，两种汇率——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第三种情况：再考虑管理当局宣布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同时提出威胁策略的情形，即公众参与黑市交易就会受到惩罚（譬如涉及外汇管理的法规有此类条文），这种情况比较接近现实。如果威胁策略是可置信的，就可能出现上文所述的纳什均衡结果，但公众了解管理当局的威胁策略是不可置信的，因为黑市交易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管理当局要将黑市交易完全置于监控之下需要很高的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见，在外汇市场存在进入限制的条件下，第一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外汇黑市和黑市汇率就会产生，而事实上外汇黑市交易的存在也是勿庸讳言的。

两个市场两种汇率共存势必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本文“效率”的含义与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所指相同，当资源偏离最优配置时，就可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直观地看，当前人民币汇率安排导致的效率损失有：1.考虑被限制的外汇需求，官方外汇市场卖方得到的价格要低于均衡价格，而黑市交易中买方被索取的价格要高于均衡价格，外汇交易产生了内生交易费用（内生交易费用介绍见下文）；2.管理当局打击外汇黑市所耗费的资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1.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既然存在效率问题，就有加以改善的余地；2.应该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为何存在、能否适应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要求。

（三）现行汇率制度是一种次优选择

单从人民币汇率安排本身看，现行制度导致效率损失。但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强制性结售汇基础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安排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外汇储备的积累，而对于中国家来说，外汇无疑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其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内稳定的作用，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极大地支持了国内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而从整体看，现行汇率制度一定时期内仍不失为一种折衷的、次优的制度安排，可看成是效率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和汇率固定从而金融稳定、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效用之间的一种权衡。

问题的关键是，我国即将加入WTO，这种事实上固定的汇率安排是否还能适合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当维持现行汇率制度带来的效用不确定甚至下降，而效率损失却增加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经济开放条件下人民币汇制效率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可以预见，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领域包括金融业将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对外开放，下文对现有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的成本（效率损失）进行进一步探讨，并研究开放度提高后这些成本的变动趋势。

（一）固定汇率制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开放经济的IS—LM—CM模型分析表明，固定汇率、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若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试图维持固定汇率制，则货币政策具有内生性。如图所示，横轴表示国内需求，纵轴表示利率，一国汇率固定时的经济均衡点位于由IS曲线与资本流动线CM相交的A点，CM线表示i=i*即国内利率水平等于世界利率水平，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代表该国货币政策）将右移至LM‘，但随着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在外汇市场上被动买卖外汇，LM’曲线会内生地回移以与经济均衡点A相交，中央银行无法决定LM曲线的位置，亦即无法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近年来，央行为应对通货紧缩积极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模型的两个重要假设是资本流动、国内利率水平与世界水平一致，就利率而言我国尚处管制阶段，但随着近年利率水平的连续下调，已接近或略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对我国的资本流动状况作进一步分析，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的是不对称管制，鼓励资本流入尤其是长期资本流入（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国），限制资本流出。但在当前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下，完全阻止资本逃避是不可能的，例如通过贸易项下的出口低报高出或进口高报低进就可实现间接资本转移。统计表明，我国历年国际收支平衡的“误差与遗漏”栏目数额较大，1995年以来连续在150亿美元以上（其中1999年为148亿美元），显示短期资本外逃的规模不小。而今年3月对境内居民开放B股市场，则为资本流出提供了一个直接的途径一B股股票从境外投资者转移到境内居民手中就意味着资本从境内流向境外。因此，上中国是适用开放环境的IS—LM—CM模型作定性分析的。

实证研究也表明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要大于其他因素，即支持货币政策内生观点。1996年以来央行先后7次降息，期间配以取消贷款规模、降低存款准备率、征收居民存款利息税等措施，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却不明显：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逐年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低迷。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外汇储备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变动关系基本一致，199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前一年的212亿美元猛增至516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占了当年总投放的绝大部分，外汇占款对货币投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1996年开始，外汇储备增加额呈减少趋势，增加额由1996年的314亿美元减至2000年的109亿美元，1996年到2000年M2年增长率分别为25.3％、17.3％、15.3％、14.7％、12.3％。

特别应注意到，加入WTO 5年后我国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届时基于国民待遇和监管成本方面的考虑，继续坚持人民币资本项目的不可兑换将是不现实的。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走向可兑换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将愈加制约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制度安排运作成本极高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顺差的稳定增长，但应该看到近期贸易顺差并非完全建立在出口商品品质与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上，而是依靠不断提高的出口退税率以及国家出口贴息政策的刺激，这种状况从长远看不利于培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据调查，目前相当一部分出口产品并不具备成本优势，甚至是亏本出口的，出口依靠高退税率和出口贴息来维持。

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制度安排还隐含着资源的浪费，首先，汇率贬值对出口商的直接价格补贴要比通过转移支付对出口商实行间接补贴更加有效，汇率贬值除了刺激出口外还可以抑制进口，从而事半功倍地改善贸易帐户状况，而对出口的单向补贴则无此功效，并且退税、贴息资格的认定和款项划转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很高的成本。其次，增加了反骗税的难度和成本。提高出口补贴会“激励”不法之徒因“利之所趋”而假出口真骗税，出口骗税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难绝，是因为骗税行为与补贴率高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

更为重要的是高出口补贴政策不可持续。我们知道，除了正常的出口退税外，WTO是排斥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的。加入WTO后，如果继续维持固定的人民币汇率，而国家财政又迫于压力不能保持原有的出口补贴水平，将有可能导致我国经常项目的逆转。

（三）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利于外汇从企业手中向国家手中集中，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但是这一制度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目前除外商投资企业和一小部分进出口企业可持有限额外汇结算帐户外，一般企业的收汇需按银行买入价结汇，付汇则由银行按卖出价售与，企业承担的0.3％—1％（对美元0.3％，对其它货币1%）的外汇买卖差价属于现行结售汇制度所带来的额外经营成本。从另一个角度看，强制结售汇制度衍生出一种利益再分配的效应，即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被强制转移给银行，但即便从增加银行盈利能力这个角度考虑，这种转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真正主角，银行的长远盈利能力只能建立在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入世后，我国外贸及对外经济交往会有较大的飞跃，涉外企业承担的这一成本将上升。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取向

（一）人民币汇率安排需要制度创新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服务部门开放最主要的文件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GATS对成员国金融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允许外国在本国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本国所有的金融业务均须对外国资本开放；二、实行国民待遇，外国公司享有与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本国有义务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法规，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方面的限制。从中美达成的双边协议看，金融业的开放日程大致为：中国加入WTO 2年后允许外资银行办理国内企业的人民币业务，5年后可办理中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同时在地域上逐步对外资银行开放，5年后将不再有地域限制，对其实施完全的国民待遇。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固定汇率的原有效用是否还能发挥呢？

1.关于固定汇率与稳定

随着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外汇资金流动将更趋频繁，维持资本项目管制的成本会越来越高，管制的放松也就不可避免。根据已有的经验，当金融开放程度提高后，尤其是资本流动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并不能保证国内的金融稳定，最近三十年发生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能说明这一点。

2.关于固定汇率与外汇储备

如果固定汇率和国际收支顺差能够继续并存，外汇储备就能持续增加，就像前几年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里有两个需要考虑，一是国际金融学的有关原理告诉我们，外汇储备存在适度规模，即使1750亿美元的储备水平不算偏高，储备总是增长也并非好事。二是开放度提高、市场风险增大后，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把分散在的外汇集中起来管理。企业持有外汇意味着外汇风险是分散的，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理性，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的过程中会对规避外汇风险作出有效决策，即使部分企业决策失败，也不会造成系统风险。而集中管理一旦决策失误，其损失不可估量。

综上所述，在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下，坚持固定汇率的效用至少是不确定的，甚至可能减少，而固定汇率的成本无疑会不断提高，汇率制度的创新已势在必行。

（二）汇率制度创新的原则

市场制度是市场经济得以的前提，汇率制度是市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因此，汇率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应该是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换言之，汇率制度设计要着眼于减少交易费用，尤其是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科斯（Coase，R.）是明确地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企业的本质》和《成本问题》两篇论文分析了交易费用对经济运行的深刻。在他眼里，交易费用主要是“进行谈判、起草合同、检查货物、作出安排解决争议”（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1991，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第153页，王宏昌编译，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等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费用概念于更广泛的领域，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渐一般化了，阿罗（Arrow，K.）指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梁小民主编：《经济学发展轨迹》第33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新兴古典（new clas-sical）经济学家杨小凯（Yang，x.）利用超边际分析交易费用、分工和制度演进，进而把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本文使用新兴古典分析方法。

在冰山交易这一类问题中，买方购买X单位商品，只能得到kX，交易量的（1—k）部分在交易中消耗，称（1—k）为交易费用系数，表示实现交易所必需耗费的各种成本。显然，k实际上就是交易的效率，可见交易费用和效率只是从不同角度诠释经济活动，交易费用和效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高交易成本或高交易费用必然意味着经济的低效率。外生交易费用指人们在决策前就已知其水平的费用。内生交易费用可进一步划分为广义内生交易费用和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前者指在决策的交互作用发生后才能确定水平的费用，后者指决策者因争夺分工利益使得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背离帕累托最优。狭义内生交易费用由交易个体的决策及其选择的制度与和约安排所决定，与制度安排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本文所指内生交易费用使用其狭义内涵。不管是内生还是外生交易费用都对分工水平的确定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内生交易费用对于经济活动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它既然是内生的，就有可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进加以减少。前文讨论到的当前汇率安排的各种成本，包括两种汇率并存、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固定汇率与出口补贴并行的运作成本和企业负担的成本，都是现行汇率制度所带来的内生交易费用，汇率制度创新的原则就是通过汇率制度的改进，减少乃至消除已有的这些内生交易费用，并避免制度调整后可能带来的交易费用。

（三）建立更富效率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改革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

结售汇制度改革的重点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存在实际上表明我们离第八条款国尚有差距），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而黑市交易的减少又会大大节省花费在外汇交易和打击黑市上的内生交易费用。其次，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虽然强制结售汇要求并不违反第八条款，但推行自愿结售汇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因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起来

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和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将会明显地减少现行汇率制度的内生交易费用，但是开放经济本身不必然要求汇率浮动。“开放经济的三难选择”问题只是揭示了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选择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就要让汇率浮动，并没有说明两种选择哪个更优。而仅就汇制本身而言，固定与浮动孰优孰劣还是众说纷纭。但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是—种更好的选择。

（1）正如前文所述，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同时固定汇率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即带来内生交易费用。至少从现阶段看，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人民币汇率浮动应是题中之意。

（2）现有的经验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浮动汇率制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均衡状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危机国的汇率安排极有可能从固定转向浮动。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P.1979）建立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描述了一种典型的固定汇率制崩溃情形：政府预算持续赤字——中央银行为赤字融资——外汇储备流失——引致对本币（外汇储备）的投机性攻击——固定汇率制崩溃，1973年的智利、1988年的秘鲁、1989年的阿根廷都属于这种类型。近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起因不同，过度的对外短期债务使得本币高估，但最终也以本币（外汇储备）受到投机性攻击——固定汇率制崩溃——转向浮动汇率告终。

篇5

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理解，市场不是一个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应将其视为人们有自主选择机会的社会状态。换言之，就是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活动自主地选择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社会状态。市场经济也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运行模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而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方式，对社会信任的不断发展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对经济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与前市场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已被历史的实践所证实，并成为我们的共识。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信任的不断完善，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众所周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是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社会通过强制力保护等级制度及其对财产的任意占有和使用。而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中，每一个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都是有着自主权利的主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彼此有着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公平竞争地参与市场活动，享有相互对应的公正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熔解了自然经济社会遗留下来的人身支配关系和奴役关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使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独立目标、独立价值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他们可以自主地使用属己的生产资料并决定经济行为，并对自己的活动承担道德与法律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经济基础支持的经济领域的独立个体。因此，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提供了客观的价值尺度，把人从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个人从以往等级的社会身份中分离出来。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也破除了计划经济中人为的分割和封锁，使市场走向开放。全面开放的市场日益强化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部门之间、生产经营单位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从而使人在平等的多层次的交往中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同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遇。市场经济打破了血缘、地缘对个人的限制与束缚，使人们的流动性增大，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增强，人们不必再长期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可以有所选择并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人的存在模式必将经历从“家庭人”、“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而越来越成为“社会人”。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回归到哈耶克所谓“扩展秩序”的过程中的社会，人们已经从被毫无弹性的制度焊接在组织的网络中解脱出来，不再只是按照组织系统为其规定的方式进行行为或思想。在这样一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和自主自愿的契约关系中，真正意义的主体间关系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对彼此主体地位、利益、权利给予理解和尊重，以及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形成的对双方都有效的原则和规范，才被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形成人类社会共同感的根本前提，也是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关系建立的真正前提。它是一种自主性责任性的信任，而不是过去的义务性的被动性的遵守规范，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信任的建立。

第二，市场经济培养锻炼提高了主体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也养成了主体必须学会信任别人与生人打交道的能力以及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迷失在国家迷雾中的多元利益主体重新获得自我发现，被泯灭的权利意识亦因利益的不断刺激而被唤醒并逐步发育成熟。然而权利与责任是辨证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也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权利总是内在地包涵着连带着相应的责任，只想享受权利带来的自由和好处，而不愿负担义务和责任的“自由骑士”，不会成为现实的权利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经济自由权利和政治自由权利的普遍享有，从责任的角度意味着个人一旦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必须自己为自己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而不能再将自身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国家和社会。具体说来，在经济领域，个人有了经济的自由选择权利，就要自己承担经济的风险：个人经营失败，不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政府也不再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而只能自己吞咽破产倒闭的苦果；合作合资不成功，政府不会去承担责任，甚至连出面调停的角色都不会充当。在政治领域，个人在享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既然政治权力的承担者都是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那么对于这些掌权者所做出的政治选择，无论其适当与否，选民都不能完全推脱自己的责任。在社会领域，个人自由选择机会的增加使得个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的从业、收入、医疗、住房、养老等工作和生活的几乎一切问题都完全依赖于工作单位加以安排和解决，而必须对自身生活的保障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文化领域，个人在文化创作方面的自由权利，也使得个人必须对自己创作的文化作品及其所负载的信息传播行为承担责任。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反向强化了人的风险意识，也锻炼了责任主体知法懂法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以有效规避风险从而在陌生人社会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这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和正强化作用。

第三，市场经济使得交往普遍化，节约交易成本的内在要求对社会信任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历史阶段，使人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能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因此，传统社会人的日常生活总是要受到“在场”的域际性活动的支配。而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则是通过对“缺场”活动要求的培育，将人的活动日益地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放在了一个脱域的环境中。特别是通过人的交往手段的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乃至否定了传统的熟人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将人们置于一个广袤无垠的超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的，并跨越距离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交往世界之中。在这种“缺场”的全球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并不要求每一个人与世界上所有他人面对面的“在场”直接交往，而是通过信息化的媒体符号标志系统的不在场的“在场交往”。这种时空分离基础上的交往方式的改变，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与范围，使得交往普遍化，“相逢何必曾相识”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现代人个体社会化程度提高的标志，它为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全面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现实条件。但与此同时，节约交易费用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如上所述，社会信任度与社会交易成本之间成正比关系，高度的社会信任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节约交易费用的最有效途径，这就决定了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进而促使了信任的供给。

第四，讲求信任和诚信是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法则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

篇6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越来越成为一个企业的重要资源和主导力量。假如有知识，就能够容易地得到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正因为知识如此重要，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型员工则必须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生产力是企业能否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一、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知识型员工”这个概念是德鲁克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型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他们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本身具备较强的学习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知识型员工在个人特质、工作特点、心理需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企业管理者激励知识型员工的难度增大。他们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员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专业技能强、个人素质高

知识型员工绝大多数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具有较高学历，掌握着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借此会对上级、同级和下属产生一定影响，使得传统组织层级中的职位权威对他们往往不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他们尊重知识，崇拜真理，信奉科学，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趋炎附势，惧怕权势或权威。相反，他们会因执著于对知识的探索和真理的追求而蔑视任何权威。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缘故，知识型员工往往个人素质高，如心胸开阔、视野广阔、求知愿望强烈、工作极积进取等。另外，知识型员工还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心理期望高、注重自我实现

心理期望高是指知识型员工具有高的报酬期望和成就期望。知识型员工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在自己知识和能力形成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较大，自然要求更多的补偿，所以对工资收入要求很高。通过学习，知识型员工增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提升和扩大了自己的需求，事业心较强，自主意识较高，这就决定了知识型员工有更强的成就动机。他们在工作面前，会表现出更强的求胜心理。同时，知识型员工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强烈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三)自主性强、渴望获得认可与尊重

知识型员工依靠自身占有的专业知识，运用头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并不断形成新的知识成果。

因此，知识型员工倾向于拥有宽松、自主的工作环境，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在工作中，他们要求给予自主权，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出色地完成任务。知识型员工心目中有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并不仅仅为了挣得工资，而是有着发挥自己专长的愿望，他们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期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因此，在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中，他们更渴望看到工作成果，更注重他人、组织与社会的评价。

(四)工作复杂、监控评估困难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复杂主要指的是劳动的复杂性。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是思维性活动，依靠大脑而工作，劳动过程以无形的为主，而且可能发生在每时每刻和任何场所。加之工作并没有确定流程和步骤，其他人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做，固定的劳动规则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知识型员工进行的大多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工作，因此，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既没意义，也不可能。而目前一个人的专业知识早已不能够满足完成复杂工作对知识的需要，他们的工作一般以知识团队的组织形式出现，以便获得知识综合优势。团队工作使得个人的绩效评估难度变大。

(五)流动性高、对企业忠诚度低

知识型员工工作选择的流动性高，他们更忠诚于自己的职业而非某个企业。知识型员工占有知识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他们往往不追求铁饭碗，而是追求自我增值和不断的就业能力。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缺乏充分的个人成长机会和发展空间的工作很容易导致知识型员工的跳槽。跳槽率高是知识型员工的突出行为表现。知识型员工凭借自己的能力，频繁地跳槽到工作条件好、待遇高的单位。另外，许多企业不断开发企业外部的人力资源也从另一个侧面加速了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流动速度的加快，流动方式的多样化，流动结果的失衡，造成了企业管理和发展的困难。

二、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分析

理论界倾向于个体在组织中存在三种期望，即维持生活、发展自我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三种期望均存在于每个组织和每个个体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知识型员工的特点来看，他们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发展自我和承担社会责任上。如果借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来解释，则他们已上升到了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高度。金钱本身对他们的工作表现并没有产生很重要的激励作用，他们追求在工作中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意义。对知识型员工来说，金钱虽然不是第一位的激励因素，但仍是重要的激励因素之一。这并不是说高报酬就可以达到激励的目的，报酬是一种保健因素，有它并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如果没有它或不能保证公平支付就会导致员工的满意度下降。在当今知识资产倍受重视的时代，知识型员工的货币收入本身就已经比较高，其生理层面上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同时，知识型员工需要在人力资本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掌握更为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其本身有一股强烈的愿望和冲动，要把所学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有更强的自我实现需要。所以，在重视薪酬水平的同时，更应强调内在激励因素的作用。因此对知识型员工应该采取灵活的激励制度，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结合，注重内在激励。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因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其中美国知识管理专家玛汉·坦姆仆(1989)以大量实证研究认为，知识型员工注重的前四个激励因素及其比重依次为：个人成长(33．74％)、工作自主(30．51％)、业务成就(28．69％)和金钱财富(7．07％)；美国安盛咨询公司(1998)与澳大利亚管理研究院经过3年的研究，发现激励知识型员工名列前五位的因素分别为：报酬、工作的性质、提升、与同事的关系和影响决策；国内学者张望军、彭剑锋(2001)研究发现，激励中国企业知识型员工的前五位因素为：工资报酬与奖励(31．88％)、个人的成长与发展(23．9l％)、挑战性的工作(10．15％)、公司的前途(7．98％)，有保障和稳定的工作(6．52％)。国内学者郑超、黄攸立(2001)对国有企业426名知识型员工的调查结果也表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依次为：收入(48．12％)、个人成长(23．7l％)、业务成就(22．30％)、工作自主(5．87％)t2]。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知识型员工激励因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它类型的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加重视能够促进他们不断发展的、有挑战性的工作，与成长、自主和成就相比，金钱的边际价值已经退居相对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除了金钱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成长、自主和成就。

三、知识型员工的激励策略

(一)物质激励方面

虽然物质激励对知识型员工来说已经不是主要的激励方式了，但物质需要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是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知识型员工也有物质需要，因而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当然也离不了物质激励。

1．提高知识型员工的金钱收益

对知识型员工来说，金钱报酬是衡量自身价值的尺度。企业必须根据员工贡献的大小，给予员工与其贡献相符的金钱报酬。对边际产出最大的员工要给予高酬。另外，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即让知识型员工通过一定形式获取公司一部分股权的长期性激励制度，使知识型员工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而既提到了知识型员工的金钱收益，又可以长期保留和吸引优秀的高级人才。

2．保护员工知识产权的收益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与人才激励机制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在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中尤其重要。由于知识型员工工作的创造性，在其工作过程中很可能产生一些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因此，企业必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起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保护知识型员工对其知识产权的收益权，以激励员工的工作激情，促进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发挥知识型员工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二)非物质激励方面

物质利益固然是发挥积极性的基本因素，但对知识型员工来说已不是主要的激励因素。对知识型员工精神方面的激励比物质激励更有效果，可以持久地起作用。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成就激励

(1)提供有挑战性的工作。知识型员工一般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常规性事务，追求的是对自身专项知识创造运用。因此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他们期待与向往的，攻克难关更能体现自我价值，激发工作中的激情。企业要给具有十分能力的知识型员工提供需要十二分能力的工作，使工作具有充分的挑战性。另外，还可通过工作轮换和工作丰富化来实现。当知识型员工觉得现有工作已不再具有挑战性时，管理者可以把他轮换到同一水平、技术相近的另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岗位上去。这样，由工作轮换所带来的新工作内容，就可以减少知识型员工的枯燥感，使积极性得到加强。工作丰富化是对工作内容和责任层次的垂直深化，可使知识型员工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得一种成就感和自身发展。

(2)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企业管理者应经常深入组织集体活动，加强人际沟通，把企业建成一个充溢亲情的大家庭，使得员工有明显的归属感。首先，在机构内部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让所有员工在既定的、大家认同的规则面前，公平、公开地竞争，在充分的发展空间内优胜劣汰；其次，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人际沟通的制度，提倡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双向沟通。沟通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情绪表达机制，并满足了知识型员工的社交需要，使知识型员工取得的成果可以及时得到其他成员和组织的认司。

2．自主激励

(1)实行弹性工作制。组织中的工作设计应注意考虑体现员工的个人意愿及价值，只要他们能在既定的组织目标和自我考核的体系框架下，自主地完成公司的任务，公司应给予他们这个自由。企业应充分信任它的员工不需要在经理的监视下也能按时完成工作，并能很好地平衡其个人生活和工作。实行弹性工作制，包括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办公等多种方式。现代信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弹性工作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利用网络终端在家办公，不仅满足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特性，而且可以为企业节省办公费用。

(2)鼓励员工参与管理。知识型员工一般来说不习惯于受指挥，所以，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考虑到这一特点，企业一方面要根据任务要求，进行充分的授权，允许员工制定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资金、物质上的支持，也包括对人力资源的调用；同时，给予知识型员工一定的权力，参与企业的发展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给其提供一个取得别人重视的机会，从而产生责任感。下放决策权，谋求决策的科学性，求得知识型员工对决策的理解，使员工感到上级主管的信任，从而体会到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密切相关并因此产生强烈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