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历史文化遗产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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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遗址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合理利用，达到了保护与再利用的协调统一。

一、遗产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内容也在不断地增添和丰富。

首先，从保护对象上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建筑作品和艺术品才得到考虑。而现在，许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造物及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的对象也被列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其次，从保护范围上看，作为保护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始扩大到它周围的建筑环境、自然环境…；从单纯的建筑艺术作品扩大到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区和城市。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护”。从小的方面说，延伸到环境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包括公园和街道的装饰小品和标志物等。

再次，从保护深度上看，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的保护规划，其内容原来都局限于物质方面，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但正如《马丘比丘》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除了物质环境以外，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单纯建筑实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

此外，在保护方法及手段上，亦由过去单纯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更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保护者单方面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群众参与(见图1)

二、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但这些价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的价值。而当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日渐融人到现代生活之中，它们的社会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我国为成员国)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简称《威尼斯》)规定的保护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因此特别强调保护与修缮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即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30年来的实践，对何谓“真实性”，何谓“原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规定：“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许”。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就把残毁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来作为文物保存。我国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毁的革命纪念建筑，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俄罗斯把古迹的重建视为保护的最高标准，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宫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时期宫殿寺庙遗址发掘出来加以重建。这就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对文物保护都存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认并尊重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用以检验各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第三，确定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总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真实性”；“真实性判断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遗产的背景及它的时代演变，可以同多种多样信息来源的价值联系起来”。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也规定，“因特殊情况”，经过必要的审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迁建。

根据上述的实践和认识，当前应当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从大树到森林——全面保护观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点总放在一座庙、塔等文物保护单位上，但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这些，需要保护得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环境风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就被割断，沦为“文化孤岛”。散布在新城市中的这些“孤岛”，在常人看来就只能是一个被“崭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围着的古建筑或旧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协调。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渺小又不协调的“孤岛”，又将成为绊脚石、拦路虎。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

此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上，绍兴在古城保护中将名人故居保护发展为名人故里保护，从保护“文物大树”发展到营造“文物的森林”，恢复文物的原生态，专家称此为“绍兴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1．“文物孤岛”现象

绍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历史上曾是越国和南宋小朝廷的国都。在历史的演化中，绍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清晰的历史文脉。但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兴古城已受到严重破坏，仅1952年至1978年间就填掉河道17条，拆除桥梁百余座，许多文保单位也曾成为文物孤岛。即便是鲁迅故居，周边的环境也惨遭破坏。1972年将周家新台门拆除，建鲁迅纪念馆，一座现代建筑极不协调地矗立在鲁迅故居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路拓宽工程，宽仅6米、两边屋檐隔窗相望的鲁迅路被拓展成25米宽的大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园公园，公园旁挺拔的小区楼群俯瞰着鲁迅故居。

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个个文物孤岛在现代化建设中岌岌可危。“绍兴模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从“故居”到“故里”

本世纪初，绍兴开始做鲁迅故居保护规划。此后有专家建议，扩大保护范围，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也保护起来，恢复鲁迅当年生活的原貌，建议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保护，并进而保护整个历史街区。2002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设计院共同完成的规划方案终于通过了评审。在这个方案中，保护范围已从故居扩展到故里，保护面积从14公顷扩增到51．57公顷。

鲁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对外开放后，马上引来好评如潮。保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

3．从大树到森林

绍兴模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保护“文物大树”到营造“文物森林”，以恢复文物的原生态。“森林说”源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

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市区有74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79处文物保护点。绍兴古城是个整体，是一片森林，鲁迅、秋瑾、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树。但是这些大树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营造大树周边的环境，恢复其历史风貌，把文物的大树连成森林，产生森林的生态效应，恢复文物的原生态。绍兴历史街区的修复把一棵棵文物大树连成文物的森林。鲁迅故里、仓桥直街等历史街区，以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态气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四、科学、动态的保护观

1．现代科学的保护观

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是通过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的过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现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质的实体传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信息，保护即是现代人对这些物质实体实施的干预，其目的是延缓物质实体的蜕变从而使历史文化信息更真实完整、更长久地传递下去。

各学科的综合、分化、再综合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新的科学突破和学科生长点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多学科的合作。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界仍然存在着学科割裂现象，参与遗产保护的学科门类较少，且多是单兵作战，这种现象制约了保护技术的提高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历史学、考古学是文物保护行业的正宗，其他学科即便参与，往往只在局部的项目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使得保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合作(见图1)。因此将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孕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是十分必要的。

2．动态保护观与“可逆性”原则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科学的认识始终在进步和发展中。即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继续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逐年扩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断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日渐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都说明文化遗产判定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同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技术的提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今天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文化遗产一劳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产生过度的行为。动态保护观即是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为发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则是动态保护观的最好体现。即在还不能够肯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侯，应当采用最少干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以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应当尽少地发掘和展示。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

1．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是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遗产当作发展经济的“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和利用，结果使“遗产”受到伤害，甚至导致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以“现代化”建设等名义，大兴土木，大毁古建，甚至置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于不顾，将已明确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夷为平地。还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护一部分，拆毁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则将文物古迹拆毁后在异地重建，实行所谓的“异地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据英国文物建筑学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中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欧洲城市大多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与现代化建筑浑然天成，整个城市既是美丽的花园，又是一个别致的“大博物馆”。这自然与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文物保护的理念息息相关。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处，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所以说，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2．正确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1)历史例证。这是作为文化遗产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证明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一部实物的历史，包括各种历史的例证，如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文化艺术史和各门专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保存门类丰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学研究参考。我国许多文化遗产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有些东西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如天文、冶炼、化学、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应用的。

(3)实物教材。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许多文化遗产中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聪明智慧。这些文化遗产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动教材]。由于文化遗产是实物例证，借此进行形象化教学，收效更大。

(4)创新借鉴。改革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历代留存的文化遗产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凭空的创新也是没有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可以为改革创新提供实物的、形象的借鉴。

(5)文娱欣赏。有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6)旅游参观。文物古迹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式旅游的优势。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云冈、龙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等都是旅游的热点。

篇2

一、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载体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凝练。然而，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那些表面陈旧、破烂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桥梁、古水道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在许多农村规划中把成片的古建筑群定义为“空心村”，把旧村落整片街区划为拆迁改造区，即使有几幢祠堂被保留下来，其周围的历史空间环境已被所谓的“现代建筑”空间所取代，以往古老的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荡然无存。

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已是摆在世人面前刻不容缓的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若干措施和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

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所谓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泛指村落地域之内地上地下所有有形遗存和无形文化积累。本文狭义只指有形的不可动的历史文化遗存。①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物的地理信息，都有它的空间位置信息和属性信息。空间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中是用图形、图像表示，称为空间数据，也称为地图数据、图形数据、图像数据；而属性信息则是用数值、文字表示，称为属性数据，也称为文字数据，非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对事物最基本的表示方法是点、线、面和三维表面。

用这个理论来描述、分析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信息和特征，符合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模式和管理要求，有利于将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登记、跟踪管理和保护。

所谓“点”是指该事物有确切的位置，但大小、长度可忽略不计。④这里特指以单体建筑形式存在的建筑物、构筑物、古墓葬、古树名木等。单体建筑虽然有长度、宽度和一定的占地面积，但是和整个建筑所处的空间环境面积相比，其大小、长宽可忽略不计，只表示该事物所处的确切位置。这个点暂且用这个单体建筑的中心点来描述。所谓“线”是指该事物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但长度和走向很重要。此处我想把“线”扩展到线所包含的要素及离开这些要素一定距离的邻近区，又称缓冲区。如古商业街及两侧古建筑，古河道及两侧生态保护区。有二个缓冲区共同形成的区域称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街区。

所谓“面”是指该事物具有封闭的边界、确定的面积，一般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里特指古村落的整个建成区，即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文化传统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整体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古村落建成区。

目前，全国分二批已有36个类似的古村落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各省、市(县)级的历史文化各镇(村)则更多。历史文化名镇(村)是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文化产物，古村落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世界罕见，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三维表面”是指该事物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边界比较模糊，在空间上可能是逐渐或连续变化的，突变只是个别的，如不规则的地形表面。这里特指村落建成区之外的与这个村落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耕作区和外部地理空间环境。这个空问环境不但与村落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中也散落着许多古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历史文物，是历史文化遗产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1964年5月25日一31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该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因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呈点、线、面和三维表面的形态分布，点、线、面、三维表面构成了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个空间信息。有的村落只有点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幢祠堂，其四周的历史空间已荡然无存。有的村落只有线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条商业街。有的古村落则整体保存的比较完好。因此，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应园地制宜地进行分类、评估和保护，对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正确地处理保护和改造的关系，使农村规划、建设既有自己历史风貌特色，又有新农村的朝气和活力。

三、历史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的客观遗存，具有历史性、物质性、社会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本质特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历史性首先表现的是时问性，特指过去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或做的东西。现在发生的事件或完成的工程，不管有多伟大，都不能称其为文物。这是文物区别于其它物质的本质区别。

物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存在性。任何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以一种有形的遗存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且失去了客观存在性，也就不能叫做文物了。因此，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一般不提倡重建。其次，物质性表现为文物的人为性。城市、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人工化的物质环境，现存的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的人工物质的遗存。因此它具有物质的人为性特点。另外物质性还表现为它的自然性，除了人工环境之外，城市、乡村依托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而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等本身就是自然性的表现。

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承载性。任何文物都承载着生产这一文物之初的人类需求，社会互动、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信息，承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定历史过程，反映着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活动的物化和见证。

文化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创造性。历史文化遗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文化的诞生和创造，是新的科学技术的伟大实践，许多历史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工艺品，它们的制造方法和水平，至今看来仍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准，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明。其次文化性表现为它的传承性。历史文化遗产一般都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它记载着当时先进科技文化的信息，它的遗存使得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济性则首先表现在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可以说每一件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标准。虽然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进行流通和买卖，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更不可能以一个确切的价格来衡量，但客观上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次经济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能为人类经济建设服务，并通过第三产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四、历史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一)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的构成

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系统按区域的分布可分为两个子系统，即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和以历史文化名镇(村)为核心的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中按其物质所占空问的大小都可以分成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线状历史文化遗产、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和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现把系统归纳如下：

(二)两大子系统的区别

1．规模上的区别。二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物，首先在建筑体量上有较大的区别，其次是不同保护等级文物数量规模上的区别。大部分受保护的高等级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系统中，仅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名镇(村)数量看，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总共有101座，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只有36个。

2．质量上的区别。两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明显的质量上的区别。城市系统的质量一般都高于农村系统的质量。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材料质量的好坏，建造工艺水平的高低，还体现在文物主人生活质量上的质的区别。

3．所处的生态环境区别。城市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一个大型的人工物质环境之中，相比之下其外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则更多地处于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自然生态环境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联系得更加紧密。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存关系。

4．文化内涵的区别。农村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内涵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内涵，而城市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的复杂性。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素信息。见证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整体保护的原则，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注重保护性开发。通过开发利用，达到进一步保护的目的。

(一)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点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和改善类三大类。保护类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被各级政府确定为文保单位，而前者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但尚未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改善类是属于应保留的一般性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类文化遗产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办法；改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保存、修缮或复原外形、内部更新改造为主要手段。

(二)线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线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区和改善区。保护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前者是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留得比较完整，但尚未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改善区是里面零星的分布着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空间环境关系也具有整体保留的价值，是整个村落历史空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保护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区参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法；改善区重点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及零星分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改善。

(三)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古村落建成区的保护

对建成区的保护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严格保护现存的空间格局。严格保护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严格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特有的风俗习惯。

1．修旧如旧。对古建筑的修缮要实行保护性修缮，做到修旧如旧，即是濒临倒塌的房屋也尽量保护好内部主体构架，外部围护墙体修复应尽量恢复原来的古旧风貌。

2．修新如旧。对在原址重新修建的房子，在高度上尽量与周围建筑空间尺度相适宜；建筑风格应和古建筑相协调，包括色彩、门窗、立面风格等做到修新如1日。

3．不要随意改变街巷的空间格局。街巷的空间格局是古村落空间格局的最典型的反映，是古村落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街巷里的一些构筑物如过街楼、牌楼、轿厅等都是空间分隔的生动手笔，也是古村落空间最美的表现，要切实加以保护。

4．加强生活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依宅生，宅依人存”，“人宅相扶”。一旦古建筑投有人的居住，就失去了灵气，就会慢慢败落。因此。再旧的房子，也希望有人住、有人管、有人修，关键是加强旧住宅生活设施的改造。旧房子只要加以改造，仍然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要求，满足现代人物质文明的需要。

5．开辟新区，保护古村。随着古村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古村落空间肯定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也必须跟进。因此，在保护古村落的原则下。开辟新区，将新居住区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功能上相衔接，空间上有过渡，使古村落新区和老区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建成区外围耕植区的改造与保护

这个区域是古村落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环境，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创造生活、改造生活，寄托着无限美好希望的地理空间场所。同时也是整个村落人刨造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空问环境。因此，在这个空间中，除了耕地之外，还会有很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及弥补风水不足的建筑、构筑物(如上水口、下水口等处的构筑物和建筑物)。这是古村落和周围自然山体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是构成整个村落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

①加强这个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和保护。许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等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已濒临倒塌，但不要随意拆迁，那些还留存的建筑物、构筑物要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修缮。

②加强这个区域的环境整治。在耕作区往往会有许多茅厕、粪坑等与农作有关的构筑物。有机肥尽管是农作的主要肥料，但对于历史保护区和以旅游开发为主体经济的古村落。拆除这些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代的复合肥完全可以代替有机肥，或者把粪坑进行地埋处理，采用化粪池的技术方法进行改造。

③保护耕作区原生态的地形地貌。耕作区原生态地形地貌的保护，关键是农田不要园田化，水渠、水沟只作疏通，不要硬化处理。已主要从事旅游业为主的古村落更不能把这些耕地进行抛荒。因为农耕文化是古村落世代最具生命力的活文化。应世代相传，形成古村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自然生态区的保护

自然生态区的保护，以不改变自然山水、空闻格局为原则。

①山体实行封山育林，加强自然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泥土流失；尤其对古树名木要进行登记造册、动态跟踪。对因遭矿石挖掘或因自然崩塌而造成破坏的山体要实行人工保护和培育措施，使之恢复自然生态的生命力。

②加强自然地质灾害的监测，如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对自然地质灾害要进行全面调查，一旦发现，必须采取地质保护措施、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③加强水体的疏浚、加固、拓宽、改造。对于流经保护区的溪流，原则上不改变其河床的位置。但对易造成山洪隐患的地段，要实行拓宽改造，采取加高、加固措施。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古桥的保护，加强古石坎的保护，加强具有造景功能的堤坝保护，加强两岸古树名木的保护。

(五)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1．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

风俗习惯主要包括“吃、穿、住、行”等习惯，它是儒家文化在礼俗层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以“礼、乐”为核心内容。叭‘吃”主要反映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穿”主要反映地方的服饰特色和衣料的特殊制作工艺；“住”主要反映地方的房屋建筑风格。包括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建筑结构、建筑色彩、建筑立面、建筑材料等，是地方特色最具形象化的表现；“行”则主要表现在村落的各种节日活动，中国民间有“七时八节”的节日活动之说，其中尤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为重。现在又增加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各种节日里的不同纪念活动构成了礼俗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活动雅俗共赏，内容健康，营造出“诗、乐、礼、孝、义、忠、信”的环境氛围和文化精神，是构成现代农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2．传统手工艺的继承和发扬，开发旅游产品

中国自有文明史，便有手工艺的痕迹。据《礼记-曲礼下》所载，在商朝，王室中已有“六工”，即“天子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至周代已由原先之“六工”发展到“八材“、“八艺”，实现了从“工”到“艺”的升华。随着时展技术进步，工种越分越细，艺术水平越做越高，到宋代，官府手工场文思院所辖工种已有四十二作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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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含义和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痕迹，蕴含着政治、经济、艺术、建筑、技术、社会活动和环境演变等大量的丰富的历史信息，然而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文化遗迹历经破坏、重建、修复和改造，很多历史信息不断变化甚至丢失，成为当代人无法解读的“密码”，留下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有鉴于此，中华民族素来即有记录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实物载体的木简、纸质文本的典藏到数字媒介的立体化记录，从传统的舞台展示、书本传播向3D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体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就是利用以计算机图形学、图像处理和虚拟现实技术为核心的综合信息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数字化建模、虚拟修复、辅助管理、数字展示，以互联网为平台，拓展文化遗产在虚拟空间中的时空延展性。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的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文化遗产数字化也成为将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转化为新兴文化产业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其他保护方式相比较，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优势：首先，数字化方式可以使文化传统得以有效保护和展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现代文化和人类学家能够描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甚至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再现和复原久已失传的文化遗产。例如百多年前毁于英法联军之手的圆明园，这一久负盛名、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国际影响力的遗址群，要想全方位实物复原，必将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克服众多的科学技术难题，但是如果采用数字化方式去呈现，就可以在不改变既定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得以网络化的复原。又如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长期以来饱受“假日经济”游人过多、温湿度难以控制而导致壁画毁坏严重等困扰，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签订了协议，拟建立“数字化虚拟洞窟”，这一技术突破实现之后，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会足不出户在网路虚拟的现实中游览敦煌莫高窟而不必造成对实体文物的损坏。其次，数字化方式有助于多元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数字多媒体技术具有即时性、海量性、全球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利用网路的即时有效传播，可以在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永久保存的基础上，使得世界各国的人们都能平等共享。例如，中国多个省市博物馆、文化馆先后建立了以“360°环视扫描、虚实结合场景、三维空间虚拟”为特征的数字化全景式艺术体验平台，人们只要登陆相关网站，足不出户，就可以逛数字博物馆，看数字艺术展，倾听各种讲座，免费在线学习各类优秀教师讲授的精品课程，让普通市民随时都能在线欣赏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再次，数字化方式符合文物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传统方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实物修复与重建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砖瓦、陶瓷、金属等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某些专用材料，造成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甚至会使地方财政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通过数字技术修复和还原文化遗产，虽然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但它不用消耗林木石材等自然环保资源，只需投入由电子计算机所承载的新兴网络信息技术，这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更符合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同时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走向。复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可以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所催生的“文化经济”，不仅会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升，而且还能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文化遗产与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即使民间文学、舞蹈、美术等“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具有经济意义的文化形态，经由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所负载，进入经济学家和投资人的视野”，从而被赋予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价值；以往被认为处于经济生活“边缘”的文化事业机构，特别是一向依赖于公共资助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将可能被接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

二、对黑龙江省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的若干思考

黑龙江省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边疆省份，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保护挖掘与利用创造了先决条件。2004年黑龙江省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省重点少数民族及汉族文化遗产资源区域普查基础上，初步梳理出57项重点保护、挖掘与利用的资源，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旅游文化产业行列，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整体来看，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能力和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保护形式单一。一是缺乏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责任意识。有些城市和地区，片面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文化遗产的隐性价值和房地产开发的眼前利益相比，后者更符合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因此，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二是开发形式较为单一。目前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主要途径是政府主导之下的旅游开发，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的确可以为旅游部门增加直接的收入，但是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除了旅游之外还应开辟多种途径，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增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必须结合起来，极端的采用政府主导开发或市场主导开发都是不可取的。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以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开发作为契机，带动黑龙江省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资源的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首先，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开发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要综合考量旅游开发的历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主客观情况而灵活选择。目前来看，旅游业与信息产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与旅游相关的各种网站也成为网络经济中“异军突起”的一支重要力量。黑龙江省也应抓住基于数字技术的“文化之旅”的网络商机：一方面，深入挖掘省内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并赋予其旅游开发的价值，继续推动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的信息化发展，使出游感觉更加方便、舒适，费用也更加低廉；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将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建立虚拟旅游世界，彻底改变旅游服务模式，从根本上提高旅游活动质量。现实旅游业和新型旅游业的关系是：现实旅游依赖于虚拟旅游，虚拟旅游依赖于文化意义链接，文化是旅游业贯穿始终的关键环节，技术附着于文化，文化通过技术来体现。在虚拟旅游空间中，游客将旅游的对象物以及旅游活动本身与历史事件、文化观念联系起来，形成对于旅游吸引物的意义理解。这样的“旅游活动”与当代“素质教育”的基本主题有内在的联系，它能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素养、还有助于人们形成现代文化眼光，从而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其次，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激发现代教育发展的新机遇。目前，“数字化形象被认为是传播文化资源的第一步”，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息内容以及对信息内容的需求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结论，“教育产品是目前需求最大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产品”，关于新型共享知识手段的大量创造都应围绕文化内容而展开，文化内容应该在信息构成中占有重要席位，因此“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实现上述教育发展新机遇的关键”。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虚拟现实空间中再现真实的历史地理信息，并且能够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实现“链接”，甚至辅以不同领域中专家学者的咨询与解说，传统的课堂教育与广义的文化信息资源实现普遍链接的条件已经具备，传统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界限将彻底打破。在数字技术教育产品市场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可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文化遗产正在转化为最有价值的教育产业资源。因此黑龙江省也要加快教育产品信息化的发展步伐，通过多媒体、图像处理、虚拟现实等多种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使之成为“教育强省”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必须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任何一项文化遗产数字化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创意和想象力，借助数字技术的手段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黑龙江省已有部分数字化艺术馆、博物馆资源，内容单薄，有些仅能提供一些没有解说词的糟糕图片，或者只有一条解说词的一系列照片，因此淡化或模糊了文化内涵。因此，应用数字技术保护好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展现文化本质和内涵，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们为古老博大的中华文化所折服，才能激发和培育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中华文化的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力。

作者:朱子娟单位:齐齐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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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在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的生产活动都形成了与该时代相适应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上世纪中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和设备开始广泛应用，促使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与此相适应，信息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一、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内的统一不是平静的，而是处于不断的矛盾运动之中，二者的矛盾运动使生产方式不断的新陈代谢，在每一个时代都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种形态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正向信息社会迈进。

渔猎社会的生产方式。渔猎社会是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时期，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所有历史都属于这个时期。当时，科学技术尚处于萌芽状态，人们制造和使用工具受到极大的限制，使用的大多是打磨粗糙的石器工具，以利用自然为主，通过采集果实、捕鱼、打猎等生产活动获取维持生存的食物。在这种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很难存活下去，人们不得不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并以群体活动的方式进行生产实践。

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农业文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次转折。科学技术开始产生并逐渐形成，定居的村庄渐渐星罗棋布蔓延开来，人们使用畜拉的耕犁、铁锹、金属镰刀、木耙等工具在土地上劳作，开始了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其特有的标志就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在农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事这种田间劳作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仅是以糊口、苟延生命和供他们的主人寻欢作乐而已。没有长期储备粮食的设备，没有把产品运往远处市场必不可少的道路。”因此，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的社会。

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建立起了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度，形成了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生产体系，煤、石油、天然气等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成为社会的主要能源，动力逐步代替人力和畜力，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产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享用，更多的是为了出售，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销售系统和大规模的商业体系，从而打破了农业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

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文明为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换奠定了基础。20多年以前，未来学家们曾猜测工业社会将向信息社会转换，现在，这一猜测正在成为现实，社会信息化正在以人们预料不到的范围、规模和速度向前推进，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其中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

不同时代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各构成要素上。要了解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就应从现代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和生产关系的各环节入手。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1、信息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变革

以脑力劳动为主、从事信息活动的人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劳动者既要支出体力，也要支出智力。在不同时代，因为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人们体力和智力支出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乃至以前的时间段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主要是体力型的，人们的劳动支出以体力为主；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人们先后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动力机械，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所要求的劳动者素质是脑体并用型的；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大加强，信息产业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需要有大量的劳动者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这就使工业社会延续下来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的劳动支出逐渐转向以脑力支出为主。

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化、网络化的智能机器体系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工具。人类使用的劳动资料，已经经历了简单工具和机器体系为标志的两个阶段，其中，简单工具在工业革命以后被机器所代替。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后，人们将会逐步用智能机代替工业时代的机器体系。智能机是具有人的部分智能的工具系统，它的使用不仅扩展了人们的体力，而且也扩展了人们的部分脑力，使劳动者更轻松、更准确地完成工作。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的信息成为人们的主要劳动对象之一。资源是人类生产的劳动对象，人们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范围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在渔猎社会中，可再生的野生动植物是最重要的资源；到了农业社会，土地成为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的第一资源；发展到工业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利用的资源的范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煤、石油、天然气得到了广泛开发，但这些资源都是非再生性资源，过度开采会造成生态失衡等恶劣后果；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空中到地下，从宇宙到海洋，从无机到有机，无所不及，这些资源中就包括信息资源。在信息时代，它虽然不是唯一的资源，但却是最重要的资源，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信息事业。

作为现代科技革命的标志和核心的信息科学技术成为核心技术。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空前发达和最为辉煌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科技群体不断涌现。在这些高科技群体中，任何高科技的发展不能不依靠于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非凡是以网络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因此，信息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它广泛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诸要素中，促进经济增长。

2、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

生产上。使用机械化设备在流水线上进行的大规模集中化生产将逐步转变为使用智能化工具的适度规模的个性化生产。工业社会生产中利用的机器体系是依照决定性原理进行机械动作的装置，它们不会自动控制和调节，缺乏灵活性，这样的特点需要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监控和操作，以弥补机器体系的不足，这就决定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必须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中到工厂里，在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子大规模生产出单一品种的产品。这种生产虽然成本低，但却满足不了人们的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信息时代人们在生产中广泛利用计算机这种智能工具，它“可以通过自动控制和调节随时改变机器的行为模式，从而改变产品的款式”，同样一套制造系统可以灵活的生产各种产品。这种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批量小，品种多，更适合多样化的需求。

分配上。信息将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未来的产品分配之中，并将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分配的依据。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价值骤然上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决定性的先导作用。因此，未来财富的分配方式将趋向于注重信息要素，信息和信息技术的所有者将取代资本家成为社会阶层的最富有者。

交换上。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技术产生之后在商业领域很快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并开始逐渐进入家庭，为改变传统的交换方式奠定了技术基础，使新型的市场交换的方式和手段呈现出信息化的特征。尤其是在信息高速公路建成之后，商店销售系统、银行电子转帐系统和家庭中的计算机终端、电视、电话就可以连成一个互动的网络，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自由选购商品。

消费上。信息时代将开始弥补有史以来生产者和消费者相分裂的状况，出现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二为一的趋势。农业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消费的只是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东西，他们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者，也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消费者。他们可以称之为“产消者”。工业革命把社会一分为二，导致了我们现在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出现。到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广使消费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消费者与企业、与商场发生了一种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消费者通过网络把自己喜欢的商品信息输送给厂商。结果就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消费者实际上是参与了商品的设计和制作。

三、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相互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反过来也会给信息化进程中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一定的影响。

1、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人力物力。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推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生产方式的各实体要素中，使现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通信、控制、显示系统等信息技术把自己的要求自动、准确、快速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不仅解放了劳动者的体力，加快了生产产品的速度，而且提高了加工的精确度和准确度，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由于偶然因素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降低了生产成本。

人类劳动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手段，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广泛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是给人类实现劳动解放提供了“现实的手段”，机器人已经不再仅仅做险活、脏活，而且开始进入技术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市场，扩大了人的体力，使人类摆脱了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又把一些繁重的脑力工作交给智能机去处理，扩大了人的脑力，使人们从那些繁重又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迈出了劳动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

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从注重物质投入转向注重知识、信息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工业社会对物质和能量的大量消耗，缓解了社会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环境保护。

2、信息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⑴失业问题较难解决。信息化进程中崛起的信息产业，给劳动者造就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信息化设备的自动处理功能取代了部分人力，这也导致从传统产业部门释放出来的低文化素质的人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会相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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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浙江省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拥有18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城， 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孔子后裔的第二故乡。现存城墙为明代所建，保存有城门、城垣和钟楼。清代重建的孔氏家庙为全国两个孔氏家庙之一，史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是儒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中心。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衢州樵夫王质在烂柯山遇神仙下围棋的故事，这是关于我国围棋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衢州烂柯山作为中国围棋的发祥地，已被收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名典。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衢州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越来越凸显，现已成为衢州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近年来，衢州积极实施区域转型，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摆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来抓，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多项殊荣。

一、在城市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

城市化是中国当前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促进中国经济提升的一个主要因素。鉴于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旧城改造中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为各城市政府管理部门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就成为了旧城改造当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建设现代化的城市是全球各大城市努力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城市十分重要的内在气质。各时代均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创造并且留下了滋生的痕迹。保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带给现代人的不仅有视觉上美的享受，而且还是今人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于现代城市的硬、软件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衢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做法及其经验

（一）制定出台《衢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

2012年2月，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台了《衢州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对本市北门街、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是明确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应当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二是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责：市住建部门是历史街区保护管理的主管部门，市规划、文广（文物）、财政、综合执法、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环保、公安、消防、旅游等部门和柯城区政府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历史街区保护管理工作。住建部门负责历史街区的综合管理和协调工作。

三是明确了市区历史街区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该保护机构具体负责历史街区的保护建设和日常管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历史街区相关审批手续的，应征求保护机构的意见，并将相关的行政许可决定抄告保护机构。保护机构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历史街区保护修缮工作建设任务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的规划编制、项目报批、项目建设等具体实施工作。

四是明确了保护建筑的产权人或使用人的职责。保护建筑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当按照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要求，负责保护建筑日常维护和修缮，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历史风貌。由政府补助资金统一实施房屋修缮整治的，修缮整治时其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当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二）推进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的措施

衢州市在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实施中，力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现代商业发展相融合，努力做到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经济发展双赢。将北门街区打造成为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鲜明、基础设施完备、商业氛围浓厚的历史街区，同时改善原街区居民生活环境。保护利用的主要内容是：拆除违法建筑和部分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收回单位房的使用权，划拨市城司管理；最大限度收购房屋产权，经综合设计后，部分修缮予以保留，部分拆除以疏散建筑密度。鼓励保留的私有产权民居内部实施厨卫改造；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如四角门厅、和平巷9号等）收购以后，进行保护性修缮，收购并拆除其周边不协调建筑；对街区内道路统一改造，实施管线迁改；在街区入口、主要节点（如双眼井等）建设仿古建筑及景观小品、雕塑、绿化、景观墙（学校围墙）等，提升街区品位；统一设置具有历史街区特色的夜景亮化设施；按规划要求统一规范设置店招、店牌；对街区内保留的现代建筑，采用增设古建风格门厅或长廊、改变建筑色彩、设置遮挡等各类改造提升手段，使其与街区风格协调一致；控制街区周边新建建筑风格。由于涉及旧建筑修复和仿古建筑建设，技术要求复杂，工程设计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结合方案竞赛的形式确定设计单位，中标单位继续承担施工图设计编制工作。

（三）推进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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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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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9-100-2

0 引言

视觉传播指通过影像符号、形态和行为达到一定目的信息传播，包括广告、海报、现场环境、印刷物插图、电影、电视、网络视频、摄影、形象设计、体育运动的视觉表演等。

大理州特有的文化生态滋养着极其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技艺、医药、历法、礼仪、节庆、体育、游艺等。传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的必然要求。

1 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传播

在影视传播方面，中央电视台多次专题报道云龙吹吹腔活动情况，并拍摄了南涧跳菜宣传片，大理电视台《大理讲坛》《大本曲》《身边》等栏目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来策划。这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以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的优势是视听兼备，图声并茂，生动、形象、逼真、感染力强；视觉欣赏符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超越空间距离，传播的即时效果明显。

在音像出版方面，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五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影像大理――大理优秀电视节目荟萃》，其中收录了《艺苑风景线・走进大理三月街》《开心辞典》节目――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不同城市的五朵金花，在苍山洱海间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竞赛。这些节目都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挥了作用。

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还有2009年9月“中国白族百村百人”大型影像工程，其目的是了解白族群众的生活现状，也为了弘扬大理的历史、民族文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拍摄了15011 个白族村落的照片3万多张，收集整理有关文字资料30万字，出版了文配图作品《中国白族村落》《中国白族群像》，生动地展示了各地白族村落的人物群像、他们的生产生活的真实瞬间、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迷人的民族风情。

不过，这些内容被整合进了对大理文化的统一介绍的结构中，没有单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专门宣传，就不能突出其地位和价值，就容易淹没在大理文化的宏观背景中。

2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传播

经过几年的发展，文化产业培植初见成效，培育了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大理古玩城建成投入使用，大型实景演出《希夷之大理》登台亮相，2010年在天津召开的文化部第四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命名授牌大会上，大理州以大型歌舞《蝴蝶之梦》为主营业务的大理风花雪月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这是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

多年来，白剧艺术精品创作在全国戏剧舞台出彩夺目，从《红色三弦》到《望夫云》《阿盖公主》到近年创作的《情暖苍山》《白洁圣妃》《洱海花》《乡村医生》等一系列精品剧目获梅花奖、群星奖、山花奖等国家级奖项50个，省级奖200余个。文艺团体坚持送戏下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农村文艺队伍广泛开展活动，极大地活跃和繁荣了城乡群众文化。[1]

3 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展传播

会展是组织通过运用各种传播媒介，以直观物品陈列来展现组织成果、风貌、专利、产品的一种有组织的集中展示活动。视觉信息、听觉信息、触觉信息、嗅觉信息、味觉

信息等，可以使参展者深受感染，发挥整合传播的力量。其特点是传播方与接收方直接接触，使其更具有直观真实性。[2]

大理国际会展中心、大理国际会议中心、大理州体育馆、大理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会展场馆具备一定规模。政府高度重视节庆文化展览，专门设立节庆文化活动领导管理机构。目前大理州会展业在三月街节庆、茶花兰花博览会、开海节等地方民族文化展览方面取得了学界、社会的认知和认可。

历年提出的“生态・人文，盛世・和谐”“以生态文明为本，以历史文化为魂”“大理――摄影天堂、创意之都、精神家园、旅游胜地”“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等主题和理念，吸引了国内外很多顶级一线摄影画廊前来参展，并进行典藏交易和摄影作品集交换活动。活动丰富，除了摄影讲座、媒体培训、手机摄影大赛等活动外，最值得一提的是《绕三灵・本主祭》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地道云南杯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赛”，一些以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及主题的作品参展并获奖，配合大理洱海开海节开幕系列活动，展示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震撼力，全方位、多角度地提供了大理丰富的人文摄影素材，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在活动过程中更好地感受大理、聚焦大理、宣传大理，其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力量之大不言而喻，无疑会为传播大理白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巨大作用。

4 文化空间的传播作用

大理州坚持打造“南诏古都、文献名邦、妙香佛国、风花雪月、洱海渔歌、创意之都、精神家园”等系列文化旅游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确立了“生态为本、文化为魂”的旅游二次创业总体思路，为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强节庆文化建设，办好三月街民族节、洱海开海节、中国漾滇核桃节、大理国际影会、南诏文化节等特色文化旅游活动，促进了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演艺活动、会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作用，不只是因为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重要平台，还因为这些展示活动创造的空间带给观众的独特体验。展区特点鲜明突出，既符合国际化影展的布展要求，同时也突出了大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也是文化空间的一种。其传播功能显而易见。2012年12月30日，位于大理市古城玉洱路“蒋公祠”内的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开馆，标志着云南省有了第一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并成为新的旅游景区，给本地人和游客增加了一个了解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窗口。

“蒋公祠”是大理古城内保存最完好、最具白族建筑艺术代表性的清代祠堂建筑群。博物馆以大理州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省、州、县（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传承人展示为主题，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为指导，集展览、收藏、研究、文化体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工艺品展销为一体，共收集了535件非遗展品。博物馆设有5个固定陈列厅，展示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品，同时还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演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和大理土特产展销区，以挖掘、保护、传承、弘扬为宗旨，通过展板介绍、图片介绍、实物、雕塑、影像、活态展演及互动等多种方式，生动、逼真地展示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传承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地，为海内外游客了解大理开启了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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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基本定义是进行解释的科学或理论，是一种关于理解和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然而翻译与阐释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理解的进行方式就是解释。阐释学派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提出“理解即翻译”这个观点，最大化地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并提出阐释翻译“四步骤”，强调翻译过程中“不平衡”不可避免，但要力求恢复译文的平衡才能再现原意和风貌。然而，余秋雨笔下的《文化苦旅》，主观色彩较为明显，思维深邃超脱。如此，在此类文本的转换中，译者对原文本的主观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笔者创造性地融入阐释翻译理论，以其最大程度再现原文本意义。

二、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

乔治・斯坦纳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75年，他在其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阐述了语言研究与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任务与目标等重要问题。基于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斯坦纳提出了最引人注目的“理解及翻译”和阐释翻译“四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信赖，就是指译者在翻译之前，相信原文本是有意义的。侵入，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直觉中的两种语言之间、两种思想形式之间的冲突，译者的主观因素在理解原文的时候难免“侵入”到原文中。吸收，就是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被移植到译文中来。补偿，就是由于在吸收过程中，译文语言可能会丧失掉原文的部分或者一些本色，经过这一步骤的润色，译文就会更加完整地表现出原文的内涵，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达到交流的作用。

三、阐释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

斯坦纳认为在阐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如在翻译的阐释活动的第二步“侵入”与第三步“吸收”中，语言、文化差异、翻译策略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造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缺失，会出现一种不平衡的现象――译者删除过多或添加过多。而成功的翻译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意义对等，故而第四步“补偿”（compensation）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就显得必不可少。换言之，完整的翻译必须以“补偿”作为终结。因此，从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看来，文化散文的英译中的“不平衡性”不可避免。在翻译行为中，为了恢复原有的平衡，必须在最后一步加以“补偿”。

四、阐释过程中“不平衡”现象的“补偿”

既要能忠实于原文形式，又要能表现出原文的美学效果，这是所有翻译工作者所期望达到的效果。由于斯坦纳的阐释翻译“四步骤”中的前三步中，译者的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原文各方面的损失，打破了意义传达的平衡，因而有必要对其英译中的“不平衡”作一补偿性阐释和分析。

（一）修辞手段

《文化苦旅》中综合运用了大量的重复、排比和对偶等修辞手法，语言铿锵有力，结构平整对应。原文的修辞特色是评价译文优劣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英汉语法结构差异，修辞的保留与否，则要看具体文本转换的需要。示例如下：

（1）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Modern time is not just a period of time but a quality of tolerance， bearing， vastness and magnanimity.

鉴于重复现象在汉语中较常见，而英语则简洁有力，因此笔者用了“not...but...”结构，其中添加了“quality”一词，既与前面“a period of time”保持平衡，又与后面并列词连用，意境深远。

（二）语气语调

语气表示说话人对某一行为或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在转换时，有时候这种语气较难转换为对应的句式，达到相应的效果，这时就需采取一定的词汇手段来加以弥补。示例如下：

（2）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As to Chengdu， how can it march towards broadness from profoundness？ This historic problem still exists so far.

原句是一个疑问句，转换时同样保留疑问语气，并采取分句译，先摆明事实，再后续句子的细枝末节。这样一来，句子详略得当，传达出作者原意。

（三）文化语境

对于《文化苦旅》中的文化信息，需要传达到译文中去，这有利于促进原语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此，针对其中的一些中国特色典故和历史人物，在表达时有必要加以补偿。示例如下：

（3）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况它还有明、清两代的政治大潮，还有近代和现代的殷殷血火。

As the capital city of six dynasties， Nanjing leaves its immortal name in history. What’s more， it is a witness to the political tid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the brutal warfare from 1840 until now.

原文中的“近代和现代”，表示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此处没有直接翻译为“近代和现代”，而是按其定义加以了解释为“from 1840 until now”，这样清晰明了，简洁易懂。

（四）情感色彩

余先生努力寻求中国文化的定位，探索着中国文明未来的走向，《文化苦旅》中无不饱含着他深沉的民族情，感情真实，厚重深沉。因而，社会整体的认知和作者的主观思维在其中显露无遗，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示例如下：

（4）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

Cherish the past with full emotion， or follow the trend in the progressive world. Someone who cling to the past only wishes to take ancient time to replace today； while others who follow the fashion simply desire to take today to destroy ancient time.

此句作者连用两个对仗句，结构对称，语言简洁。在转换此类语句时，译者必须传达出原作者的意图。在表达“怀古”和“趋时”两个词时，译者用了“cherish the past”和“follow the trend”，准确地呈现原作者的思维情感，以达到情感上的再现。

总之，在文化类散文翻译时，译者应该对其色的修辞、语调、文化语境和情感特色要加以补偿性阐释，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以较为贴近原文风貌的结构加以转换，创造性地对原文加以阐释，恢复原文的平衡。

五、结语

对于《文化苦旅》这样主观性较强、文字深沉的散文而言，在其英译研究中创造性地融入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强调“理解即翻译”，并且肯定译者的主体性，指出“不平衡”现象不可避免，而翻译必须恢复译文的平衡，再现原文的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对《文化苦旅》中散文的初步英译研究，可以为此类文化类散文的英译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 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J].外国语，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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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艺理论界探讨得比较热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这个被称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实与文化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有区别的。“特指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趋人物是英国的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2]所进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批评。它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具体来说有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国家基金的资助下，童庆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诗学著作。王岳川、罗冈等学者有很多译著和专著。可以说，“文化研究”差点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学者，其对“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美国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生产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文化从一开始大众性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它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审美文化学的建立。

当然，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似乎有把阵地转移的迹象。“有学者要求我们改变‘文学’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文学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董学文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颠覆，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混淆。他在专著《文学理论学导论》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文化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学问题……其次，文化研究置换了文学理论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再次，……‘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可能使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目标越远”。[4]（p96-99）

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从什么角度来把握这个文化研究比较合适？其实文化研究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却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对精神产品进行思想审查，揭示里面的权利关系，为被压迫者辩护。进而对精神产品给读者带来的麻痹进行消毒。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问题。它的任务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再生产的一种批判。对精神再神产比较好的视角就是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分为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以及个人对此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而个体再生产就涉及到精神再生产。我们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印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创造历史”（即人类自身再生产）需要以下几个基础：物质生产、工具生产、家庭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6]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生产。西方研究学者比较重视对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结构。其实，离开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结构是无法把文化生产的根源说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情况；二是生产资料及生产产品的占有机制；三是精神方式的变迁角度。这三者中，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状况是基础，它决定了后两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会习惯性地传承，形成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既有变化，也有传承。其较难改变的有思维习惯，伦理模式，而容易发生变化的则有财产分配、价值观念等。因此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看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对文艺理论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能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进行较科学的认识

我国精神生产的情况很特殊。从文学管理的体制来看，我国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有明确的规定。文学是天下的公器。相应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文学的管理开始放开了，文学创作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相应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也站在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个方面。也就有了“主体性”文学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诸如美女写作，欲望写作成为了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文学似乎已经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何为？而且文学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学产品大量出口到我国，对我们文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顺差，而我们却不能有所作为等。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文学现状，固守原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显然要脱离了文学实践，而“文化研究”则是应对这种现状的文学理论新尝试。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逻辑怪圈，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情况。的确如董学文先生所说，带有霸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呼唤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7]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断各种文化模式的价值：那种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思想则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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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化研究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有置换文学理论论题的可能，但是这些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得以流传，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权利关系得到澄清，这也使得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产的理论正好可以对这些散乱的问题给予系统性、科学化的认识，从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服务。

二、能够对各种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做结构性的解释

西方文论从形式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文学精神的生成与流变。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其学科自身的逻辑。

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生存决定人类的精神状况。

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维柯的诗性智慧，轴心时代等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文化的精神风貌，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为例：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个体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理性思维方式；印度则倾向梵我合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方式；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以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务实，讲究人伦义务，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称为生命伦理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考察各个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乎结构的模式在起作用。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考察。根据意大利学者维柯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诗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匮乏等原因，到轴心时代，这种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并被新兴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所击溃。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条件，两性关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这些民族回应挑战也不同。根据刘士林先生的研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问题，他认为“具体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死亡意识的产生；其次，个体化的实现；再次，以功利为中心取向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原始时代以永生信仰为核心的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破裂，使死亡与存在问题第一次内化为人的个体意识、生命的时间意识；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则直接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与分裂，从而使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占有变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与自然功利性关系的产生，则是对象化思维关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这三方面都与原始人的永生观念、集体观念、主客不分观念相悖，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变革在所难免。”[8]而自我意识的产生也使死亡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人类。应对死亡，古希腊文明成功地通过对象化思维把握了死亡，把它对象化和理性化，从而更加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成为文明时代的骄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个体证悟无限的实在，解决了死亡问题。而中国则由于它独特的生产条件，保持着“人心”、“情感”，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在群体的延续把个体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后，其艺术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倾向于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学也多自我意识的表现。我国文学则较注重比、兴，写景状物之中传达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学则多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中的无限实在。

三、从人的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的流变

从新批评派到文化研究，其实是有文学批评自身原因的，这是内在的文学层面所需要的。“因为，没有那深刻的相对论，没有对形成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于凝固”。[9]实际上，新批评将但丁、莎士比亚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学的流变。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的流变有宏观的文艺思潮流变，也有微观的更为细腻的文学类型方面的流变。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这两者都可以进行考察。

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流变来考察。根据威廉斯的研究，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实在于“情境”中，这些情境“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极其多变的历史。”[10]（p16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引入了两个概念：“惯例”“标写”。所谓“惯例”，在艺术和文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指某种确立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背景”[10]（p180）；所谓“标写”其实就是书面语的书写，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复制。这两个概念使得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得以凸显，而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学变化的一些轨迹。文学的创新意味着对惯例的突破，而惯例也往往是读者接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实际写作中显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标写[notations]和惯例[conventions]进行归类，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文学实践的特殊方式，这种持续的尝试大都形成了关于体裁或类型的理论。”[10]（p188）

对于文学的流变，詹姆逊则抓住“文本”的形成来进行阐释。从微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这里“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年复一年的历史动荡、按编年史顺序发生的政权和社会时尚的兴衰，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激烈而直接的斗争”。[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社会阶级之间构成性张力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元叙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的建构受到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其实，他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都会有相应的文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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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传播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问题：一是国际之间的传播问题；一是国家内部文化传播问题。

关于生产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问题，威廉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许多明显的危机都是由基本物质生产中那些变化了的过程和关系所引发的。”[10]（p170）这里涉及到出版业的物质手段的进步，也涉及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学载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环境和写作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传播问题很复杂。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巨大顺差问题。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来公民生活的富裕。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事实上，西方经常以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强制性把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应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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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唐山市在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广泛吸纳人民大众的意见，深化人民群众、团体组织及各个企业等对地方文化的喜爱与关心，形成民间与政府同心一体，使其共同推动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进步与发展。在我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进步中，更急需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需要高职院校培养出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

一、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之一即是文化创意产业，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附加值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已经受到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的重视，也已经成为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还有的国家提出了要通过文化立国、文化强国，这就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我们当今这个创意时代，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朝阳行业之一。对唐山市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并通过打造更加完善的法制环境，同时打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来吸引各级各类创新型人才等，能够提高我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效竞争力。面临世界金融危机，法国仍然保持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投入。英国是世界上的首个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想法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文化创意产业的增长速度是整个英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2%。同时英国也是世界上首个用政府政策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家。现在，在英国吸纳的就业人数比例超过了英国就业人口总数的8%，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企业也已超过了15万个。目前，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每年产值达到了210亿英镑，成为了伦敦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法国经济刺激的计划中，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大约投入了1亿欧元。

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也同样受到了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有时也与文化产业混用，两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同志在1997年5月26日的《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就提出了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我国的经济学家们也早就指出，创意产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当地政府有效政策的大力支持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升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高度。

尽管我国也遭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袭击，使我国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但是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却达到了增加值7 630亿元，占同期GDP的2.43%。这些都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重视，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

二、提升唐山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一）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政府的有效政策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建设的引导和扶持是非常必要的。地方政府要积极地支持、培养新生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充分发挥指引作用，创立唐山工业遗产创意的相关专项资金，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打造过程中重视各种功能平台的建立，从而为那些在文化创意企业中更具有发展潜力的，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发展的空间，同时引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向整体式发展，并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最终实现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和升级的目标。建立唐山文化创意企业工作数据库，随时发现并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预警、分析工作。

（二）培养和引进创新型人才

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是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吸引这样的人才有两大有效途径：一是引进人才，即从国内外引进创新型人才。二是培养人才，即可派高素质的文化创意相关人员去国内外培训，从而提升其文化创意技术、能力及综合素质。另外就要充分利用高校资源，充分加强我市职业技术院校的文化产业院系，支持学院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建设，鼓励培养创新型人才、设计人才、策划人才、管理人才等等。培养出能够将文化创意作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人才，如传媒中介人、制作人、文化公司经理、艺术经纪人等等。从而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引进机制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保护意识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包含了一定的知识产权的创造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扩散、聚合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现代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亮点。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新活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之一是对文化创意产业保护的加强，因此要实现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加强人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保护意识是必不可少的。

（四）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健全文化创意产业的外贸政策法律体系，贯彻对外开放的战略。通过简化产品的出口手续，鼓励国内文化创意产品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对于我市来说，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综合竞争力，需要各个部门、各个产业之间的团结合作、合理分配，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