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典哲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结构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筹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前结构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是理解的前结构的“重复”。

[12] 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义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这是解释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约着对它的解释，并且为评价各种解释提供某种尺度和准绳，当然，这种评价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15]

篇2

在我看来，读书大致分两类，一类精读，一类泛读。我先谈谈精读。

从精读说起

经济学的学习只需要初级、中级、高级这么一路下来就行，根本不需要读原著。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和文科的学者聊天，明明我们的智商更高，但总觉得有点没有底气。那就是因为人家肚子里面有经典，有“牛逼人物”撑腰。

所以读经典的第一个作用是增加自己的胆气。《荷马史诗》你读过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读过没有，康德你读过没有，海德格尔你读过没有，你连这都没有读过还跟我讨论，切。

好比你见过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再看见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就不怯场了。我当然不如你，但我知道谁是真正的高手。

读经典的第二个意义是从思想的源头起步。教科书是别人咀嚼过的馒头。经典是思想的源头。

但经典难读就难读在这里。因为是原创性的思想，作者往往自己都没有想清楚，写得很费劲。

而且经典大多有个特点，就是很容易跑题。大家都是这样，他们想的事情太多，说着这个事情，忽然会想起来那个，搞得我们跟得一头雾水。

那怎么读？

第一，要有历史背景。把自己尽量放在作者的shoes里。把自己想成李嘉图，假设根本就没有人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你的知识背景、历史背景、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大作家往往喜欢入世，你不了解他的时代背景，很难知道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所以在读经济学原著的时候，先看看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很有用。

第二，要慢慢读，很慢很慢地读。一节一节地读，尽可能把作者的思路理清楚。

尤其是读英文原著，必须不断地总结段落大意，否则你再读，又得从头再来。

第三，破除迷信。我们肯定不能完全理解经典作家的想法。希克斯能够完全凯恩斯？但是，没有希克斯，哪里有凯恩斯主义呢？所以大可不必灰心。

原著是座宝藏，你进去带个小书包，就装一小书包宝贝出来，带个大箱子，就装一大箱子回来，怕什么，反正入宝山不会空手而回。

第四，如果不是为了专业，读什么经典？

我的建议是，读啥都行。读《荷马史诗》可以，读《金圣叹评〈水浒传〉》也行。读数理逻辑可以，读通论也行。

关键就是必须要有慢慢读过经典的经历。读《资本论》也行啊。读完了，你可能会说，写的什么呀。胡说。我读康德就是越读越不服气（当然是我读得不对），但是你有过慢慢读经典的经历，再有什么大部头，都不会胆怯。读过《通论》，当然就能读《战争与和平》。一以贯之。

哪些领域的经典相对来说更重要？我说的是相对来说。

第一，经济学得再读原著，因为很多经济学里的东西被金融危机证明是错的，所以得折回去找了。利息理论、货币论、通论，都值得一读。

第二，科学哲学值得读一些，至少要读波普、拉卡托斯和库恩。如果再深入读，读分析哲学更好。

第三，哲学。做为中国人，最好得把《论语》、《老子》基本上背下来。反正它们逻辑性不强，好读、好背。但这是我们的血脉。《论语》我读了不下50次。

但到《庄子》和《孟子》，就不必那么认真了。《庄子》有点装疯，《孟子》有点迂。

西方哲学可走英国哲学一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什么的可稍微往后面放。

第四，历史。中外皆然。人是短视的，历史总是重复的。你看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相似。你读读二十四史，再看看今日之域内，亦然。

第五，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也就韵文可圈可点。诗经、唐诗、元曲皆美，个人对宋词的评价低一些。

但西方文学是个宝库。有人曾让我讲讲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中没有的东西，非常令人震撼的东西。

读经典如同登山。真的登到山顶，没有啥好看的风景，但重在攀登的过程。而且上去之后，下来好吹牛。

如何泛读

我读书速度很快。有人问我，怎么才能读那么快。这是个错误的问题。读书速度快慢并不重要。

但读书的态度很重要。很多人读书读不出来，关键是心态，都是我注六经，不是六经注我。

我们天生对写书的人很敬畏，所以总是仰视。我要教给你们的就是要俯视，至少是平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书写得都不完美，只适合泛读。

泛读的要旨是六经注我，即我想要什么就取什么。你敢不敢把一本500页的书只撕掉一页，因为只有这一页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敢不敢把一辆车子拆掉，只拿走车灯，因为你只需要车灯？需要有这样的胆量。一旦你转变了这个思路，看书自然就快了。

李敖说，如果想弄清楚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写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书。信夫。所以我为什么读书快、多，是因为我想写东西。

这一招我是从钱钟书那里悟出来的，钱老读书，讲究拆，什么经典不经典的，统统拆，然后往他的那个《管锥编》、《谈艺录》中放。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最重要的，即要带着强烈的目的去读。

好比读论文，你马上要知道，我想要他的文献综述呢，还是模型呢，还是数据呢？你读一本书，马上要想，我是要他的观点呢，里面的故事呢，还是里面的论据呢？大胆地拿。偷！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

电影《硅谷传奇》中有一句名言，一流的艺术家偷窃，三流的艺术家模仿。模仿是说，别人画了幅蒙娜丽莎，我也照样画一幅。偷窃是说这个东西太好了，要是变成我的就好了。

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我一直把自己视为职业读书选手。如同体育运动员每天训练，我们每天也必须看书。这是每日必修的功课。

有人问阿西莫夫，你为什么能够写那么多的作品。他说，第一，你必须热爱写作；第二，你必须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写作。

想要以学问为生，就要把自己当成职业读书选手。

最好能够养成自己的一套批注、索引、笔记的习惯。所以不动笔墨不读书。

我读书的时候，主要标注哪些是观点，哪些是潜在的题目，哪些是我想引用的故事和警句。观点画线，潜在的题目在旁边注上T，想引用的注上Q。

在书后面做自己的索引，比如我正在读的一本《福柯》。索引大致是：康德的三论，P**；柏拉图的故事，P**；伊翁和俄狄浦斯的比较，P**。方便自己回头查找。

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最好随手做些笔记，然后像中药铺子里一样，扔进不同的小格子。攒多了，你就发现写论文容易多了。

但一定要记住哪些是你的观点，哪些是引用的。

如果不是以学术为生，纯粹为了阅读的乐趣，该怎么读呢？

我觉得最好是一段时间读一个系列。好书难找，什么排行榜、名家荐书，不靠谱居多。书你喜欢不喜欢，冷暖自知。

那茫茫书海，哪里去找？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到了一本好书，就顺藤摸一串瓜。

什么书不要读

读书无雅俗之分，话本和奏本一样可读。

当年吴组缃到清华，别人怂恿他去问钱钟书，有什么英文的黄书，钱钟书顺手拿过纸笔，密密麻麻给他开列了几十本。真是牛人啊！

但有些书是不能读的。

一种是有强烈偏见的书，尤其是你自己可能认同的偏见的书。有人读书是为了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有人读书是为了强化自己已经有的想法。如果是后者，不如不读。

篇3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2）5-0042-02

明代的杨慎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历代学者对杨慎学术上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就杨慎哲学思想方面研究甚少。直至20世纪80年代，四川召开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后，杨慎的哲学思想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陆复初1980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文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杨慎是哲学家。自此对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才逐步走上轨道并迈向辉煌。

一、杨慎简介

杨慎(1488~159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直臣、学者、文学家。四川新都人，生于明弘治元年，正德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时谪戍云南。投荒30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享年七十二岁。也被称为被流放终身的状元。明代著作最为丰富的大学者。其一生著述丰硕著作颇多，以文学见长，涉及经学、史学、哲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书法绘画、戏曲音乐和民俗文艺。据《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是一位对明清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巴蜀文人，主要著作有《升庵集》。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概况

对于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30年来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也取得了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有200多篇，出版专著10余部。在杨慎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学者主要有：陆复初、林庆彰、丰家骅、张义德、陈德述、方陆等。

（一）杨慎哲学研究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

第一阶段：80年代初以前，主要研究见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著作。

第二阶段：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其重要的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有：陆复初《杨慎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80年6月26日）、陆复初专著《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由于这一阶段是起步阶段所以研究的比较少。

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其重要学者及其重要论文、专著：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川丁《记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朱森薄《浅论杨慎与老庄》、俞润生《简评〈杨慎评传〉〉》（《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6卷第1期）、陈居渊《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学术界》，2002年1月第92期）、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求索》，2003年第3期）、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天中学刊》，2006年2月第21卷第1期）、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3月第36卷第2期）、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3月第29卷第2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杨慎的哲学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辉煌时期。

（二）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著作

1.杨慎对理学的批判、对程朱陆王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扬弃以及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哲学思想的活跃、杨慎的“性情说”对王夫之“继善成性”说的启示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述。其著作主要有：陆复初的《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的《杨升庵哲学》一节。

2.对杨慎的哲学思想精华进行了综述。其主要成果有：张义德的《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山东齐鲁书社1982年版》）。“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论太极、道、理”、“变化之道无处可逃”、“合性情论”、“格致物知新解”等几个方面。

3.从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等方面对杨慎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分析。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德述《试论杨慎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葛荣晋《杨慎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1期）、贾顺先.方陆《独具新风的思想家―杨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贾顺先《杨慎的“求实”哲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贾顺先《杨慎反对“空谈”主张“求实”的思想与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祖涌《论杨升庵哲学思想》（《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丰家骅《杨慎的哲学思想》（《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4.对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进行了表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陈居渊在《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主要分别从“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的主题―走出理学，倡导汉学”、“尚博崇实的诠释经典原则”等四个方面来阐述的。

5.关于杨慎学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嵇文甫在《王船山的学术渊源》(《王船山学术论丛》，三联书店1962年版)

6．究其水平，张义德《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杨慎在自然观方面水平低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那么在认识论方面，还是有高于其他唯物主义者的地方。”

7.对近年来杨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做研究综述。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高小慧《杨慎研究综述（上）》、白建忠.孙俊杰《百年来杨慎研究综述》、杨钊《近三十年来杨慎研究述评》等。这些综述基本上大同小异。

三、杨慎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杨慎的哲学思想没有系统性

从研究中借鉴资料看，研究杨慎哲学思想可借鉴引证的材料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欠缺。杨慎身前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哲学思想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大多分散于他的各种著选中。即使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系统的、专门的记录杨慎哲学思想的专著。因此笔者认为，在不断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加以提炼进一步整理杨慎的哲学思想；要扩宽杨慎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继续发掘新的材料。使之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

（二）杨慎的哲学思想定位

现在对杨慎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现成的教科书体系框架出发，按照这种体系来建构杨慎哲学思想；第二，将杨慎哲学思想变成了现有理论范畴、概念的印证材料。因此如何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来印证杨慎的哲学思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有些学者将某一个未经印证的观点定位为独创性的杨慎哲学思想，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只有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是充分发挥求真务实的学风，做到实事求是，并从杨慎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和内容的高度来研究杨慎的哲学思想，才能正确定位杨慎哲学思想。

（三）杨慎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研究杨慎哲学思想时，在用哲学角度研究杨慎哲学时，也应该注意杨慎哲学思想的本然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杨慎哲学思想的内涵。

[1]陆复初.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2]张义德杨慎.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论续编（四）[M].山东齐鲁书社，1982.

[3]雷磊.20世纪杨慎研究述评[J].长沙：求索，2003.4.

篇4

一、美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审视时下大学美学教学的现实情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一般而言，有如下诸方面：

1.教学观念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基本上是以知识性的传授为教学观念，即美学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给学生一系列相关的美学学科的知识。具体而言，这些知识则是一些相关的原理命题、美学历史、概念范畴、体系架构等美学学科的基础内容。这般专重知识传播的教学观念完全忽略了美学学科的人文属性及其价值意义。

2.课程设置

中国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比较特别：一是在哲学系院完整的大学设置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是在中文系院成熟的大学设置美学或文艺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文艺本文由收集整理美学。依据当下美学界研究人员的分布，一般都是在大学中文系院从事美学科研与教学，故美学与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相互交叉的现象。并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美学课程并非是专业必修基础课，而是以专业选修课形式设置。这种课程设置现象因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学科认识而显边缘化、混乱化。

3.教材选择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所选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国家统一定制的教材。此一类教材的编写是国家遴选的一批专业人士集中协作完成的成果。而编写此一类教材的指导思想是，其美学思想里的基本原理命题亦是美学问题，即实践（的实践义）美学基本问题。近些年，亦有一些学者自己编订美学教材，并在自己从事科研与教学的大学使用。此一类教材，一部分亦是在指导下完成的，另一部分则是从自己的美学思想出发来完成的。此一类教材虽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但并不一定为学界所完全认可接受。此不单是时代的社会因素，亦有其学说思想的精致与粗糙、周延与疏漏等因素。

4.课堂教学

中国大学美学教学主要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即主讲老师讲解国家统一版本或自己编订版本的教材内容。其讲解的内容亦主要是知识性的学科基本知识点，缺乏基本知识运用于具体审美活动的内容，亦缺乏对原理命题及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的清晰梳理，还缺乏对原始经典的介绍与讲解。其授课的形式一般是满堂讲解，期间鲜有师生互动等相关内容。此般专重知识点传播的课堂教学，既不能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亦不能培养学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还不能培养学生认识、了解、阅读原始经典的能力，更无法实现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审美教育意义。

5.考核方式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考核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期中考核，以开卷或论文写作的形式进行；二是期末考试，以闭卷的形式集中统一定时完成试卷。中期考核方式与内容相对较为灵活，由任课老师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期末考试方式与内容则是全年级统一定制的试卷。因为教材是统一的，期末考试试卷是统一的，所以每一老师课堂教学的范围与主要内容也须是统一的。如此一来，课堂教学则失去了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个性与创造性。

二、美学教改的探索与方法

针对上文对时下大学美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而作的分析，下文尝试探索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转变观念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有其独特的知识性内容。课堂教学亦需要传授学科基本知识。但这并不是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其全部内容。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性质的学科，自然具有最终必定指向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在美学学科及其教学实践里的具体表现就是审美教育的人文化这一项内容。此即是说，学习美学的最后目的是指向通过美学理论的学习与应用来教育受教者如何培育一颗审美的心，如何完整自己的人格结构，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性品格，如何升华自己的情操格调，以期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健康成长的人。美学作为哲学的下属学科，是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自然秉有哲学的基本性质：周延的逻辑性，严密的思辨性。因此，在美学教学实践里，不仅仅要罗列说明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等知识性内容，更要阐释清楚这些命题是如何论证出来的，以及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等理论思维问题。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以此为案例可以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理论思维，而令其受用一生。

2.完整课程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诞生的思想语境及发展的思想历史。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需要从其自身的学科实际出发，一方面讲解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另一方面梳理美学历史的内在逻辑脉络，尤其是伟大哲学美学家的基本美学思想及其起承转合的逻辑关联。承上文，美学又是哲学领域里的人文学科。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还需以审美化育为终极人文指归。基于美学学科如上的实际情况，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一般应有美学原理及美学历史两门课程，而且美学历史课程因其自身理论的系统性及时代关怀的人文性而更显重要性，故需将其置于与美学原理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或置于其上尤佳。正是在此

意义层面上，若因办学机制的学时限制而只能二者取一，笔者认为概论性质的原理课程可舍。

3.原典教材

承上文，美学课程的设置需以其历史课程为主要内容。依此课程设置理念而选定的课堂教学教材，亦当是美学历史类的著作。但不能以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而应该以美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美学家的基本美学著作作为课程讲解的基础文本。为什么不能选取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类的著作作为教材？因为此类著作亦如概论性质的原理教材一般是泛泛而谈者，给学习者脚不着地的不踏实感。为什么只能选取经典美学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讲解文本？因为这样可以完全真实地经历美学家思考论证问题的完整的思维过程，从而系统完整地训练学习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4.经典解读

美学教学的教材当以美学历史上经典美学家的经典美学著作为依据文本。对于经典美学著作的讲解，亦不能如概论性质的知识性讲解一般，而应是精细完整地讲解。即一方面要逐字逐句地讲解字面义、文本义、引申义，另一方面要说明字词句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最后则从篇章的层面来把握美学家对一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解答的完整思维过程及逻辑结构的层级性。在完成原典文本导读之后，再展开史论的讲解，而实现以点带面、以史导论的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还可以培育学习者宏观的历史思维能力及发散性的创造思维能力。

5.记忆运用

美学教学改革的最后一项内容则是考核方式的改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特有的学科基本知识性内容；作为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又有逻辑思辨及辩证思维的特性；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必定具有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指向性。因此，对美学学习者的考核须兼及上述学科特性。就知识性内容的考核而言，可通过闭卷的形式定时定点定量地完成书面试卷。就理论性及人文性的考核而言，其方式比较灵活，但一般而言可采取开放型的论文写作方式，此只需规定论文的篇幅、文献的引证数量及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可采取短文写作方式，此需规定统一的时间地点论题。论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系统地提出、分析、解答问题的完整思维能力、阅读范围及质量；短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理论资源储备情况、应急思维能力。此需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考核方式（不含统一地选拔人才的考核方式），都应由任课老师根据其教学的实际情况展开，以充分个性的教与学来实现师生的创造性发展。

三、美学教改的语境与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化的时代，而现代化时代背后的思想语境是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因此，对大学美学教学改革的反思与探索，自然无法跳离现代性的宏大语境，反而，更应该从时代的现代性语境来反思探索大学美学教学改革，这样才更加切实，更显时代意义，更具学术价值。

1.现代性语境

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性思潮关注与彰显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之知性功用。此一思想将人的知性思维功用无限地强调并放大，其具体表现就是以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无处不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正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工业文明，而辉煌的工业文明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及生活条件。然而，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化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与享受的同时亦带来了苦痛与灾难。即现代化技术在向自然索取以满足人类的同时将人类带向了其自身的对立面：人为科学技术所支配，而

篇5

我读书的方式和习惯有三个特点，可以叫做三不主义：第一，不务正业，博览群书；第二，不走弯路，直奔大师；第三，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第一个特点是不务正业、博览群书。当然，博览群书是一个好听的说法，我的意思是我不受自己专业的限制，什么书都看。从上高中开始就是这样，上大学就更是这样，我上的是北大哲学系，其实我大量看的是文学书，上课的时候也经常偷偷看，那时候特别喜欢俄罗斯文学，西方文学也看。从我当时读书的比例来说，课内花的时间非常少，也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三是课外书，而课外书里面一大半都是文学书。我自己觉得，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没有谁规定你必须干什么，我考上了哲学系，这完全是偶然的，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让自己完整一点，没有必要受专业的限制。这一点到后来也没有变，离开学校以后，我在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哲学工作，我们所对我仍然有这个评价，说周国平不务正业。当然我也搞哲学研究，这是我的专业，我也做，当然也是喜欢，和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特点是不走弯路、直奔大师。虽然我爱读书，什么书都看，但是无论文学也好，哲学也好，历史也好，我都是瞄准了经典大师，以看他们的书为主。我真的感到，那些大师和一般仅仅比较聪明、有点才华的人的区别太大了。一个人一辈子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像我@样毕业以后可以说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我都觉得很有限，既然这样，你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比较平庸的书上了，就应该直接去找大师。我读的书，大部分是死人写的，读活人的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这些已经死去的大师其实还活着，甚至比我们这些活人更有生命力。当然，经典里面有些书你不一定喜欢，但是你应该也一定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可以把经典作为主要的选择范围，从中找到适合你的好书。

有的人说经典著作很难读，怎么办？我的办法是不求甚解、为我所用，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特点。我做一个课题，当然必须在相关的书籍上下功夫，认真地弄清楚它们的含义。可是，一般的阅读，作为个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即使读的是经典，也没有必要去死抠含义是什么。如果在读的过程中你对某些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读不懂，你可以跳过去，或者就似懂非懂地了解个大概。慢慢地，在这个不求甚解的阅读过程中，你是在受熏陶，你的人文素养是在提高，你理解经典的资源是在不断积累。这个过程你不知道，实际上在悄悄进行，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读那些书丝毫不困难了，读起来非常愉快，可以把它们当闲书一样读了。

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为我所用的过程。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读书无非是为了吸取精神营养，让自己丰富起来。我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读的过程中，你在所读的书中发现了自己，原来你也有这种体验、这个思想，也有这个好东西，跟大师是一样的。原先你还不太清楚，没有仔细去想，大师促使你发现了这个东西，把你本来已经有、但自己还不清楚的东西给唤醒了，使它变得清晰了，然后你就可以让它更丰满，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你的精神成长的过程。所以，阅读本质上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和愉悦。

篇6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篇7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篇8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

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9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10

《内经》是中医古典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学生入门的必学课程。现代中医临床本科学生除了要学习中医外，还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西医。因此探讨《内经》的教学方法、提高《内经》的教学质量显得格外重要。

1重基础

《内经》是本经典著作，成书年代久远，文字古奥，义理深邃，很多学生刚接触时都觉得很难学，也没耐心学，更别说是背诵经典，况且内经理论来源久远，学生对内经里的理论感觉陌生，一旦产生质疑心理就很难再深入学习下去，甚至会对学习内经产生反感，从而觉得内经很死板、不灵活。笔者认为对于刚入门的本科新生，在为他们开设《内经》课之前，先要让学生对中医有一个了解。比如先学习好《中医基础理论》，让学生对中医学有一个笼统的看法，再开设《内经》课，这样让学生有一个过渡平台，不至于一下子就步入经典的学习中。学习内经前，《中医基础理论》即是基础，只有基础打好了，才能继续向前走。《中医基础理论》可以在大一第一学期开始，而《内经》就可以在大二开设。

2熟悉文言文，提高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

《内经》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对于现代的学生，刚接触不免会觉得深奥难懂，所以学生要多了解文言文，同时老师也要适时地加以指导。另外，课堂上教室讲授的内容有限，整本《内经》不可能一个学期就可以学习得完，中医是门古老的医学，学生要想学得好，就一定要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除了学习《内经》，其他古籍古书也要有所涉猎，这样才能提高阅读古典医籍的能力。看经典讲求看原文，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更好地学习古人的理论。

3多联系，厚德博学

《内经》不是一本单纯的中医书籍，里面也涵盖了其他内容，如历法、气象、哲学、社会学、生物学、地理、天文等，可以说《内经》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浓缩。因此我们学习内经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疑问。学生要学好《内经》，就要多联系，多了解与《内经》理论相关的知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学、地理学等。只有厚德博学才能更好读懂《内经》，读懂中医。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恰当地联系其他古代知识，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浓厚兴趣。学校在开设课程时可以多开设些与《内经》密切相关的学科，就如上面所说的《古代天文学》、《古代文化常识》等，让学生更了解中国文化，这样学习《内经》就不会觉得《内经》死板。

4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虽然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哲学思想的渗透、自然科学技术的影响不可分割，但作为医学论文的汇编，它的形成更与当时医疗实践的积累以有密切关系，因此老师讲课时一定要结合临床进行阐发。学生学习《内经》期间，要多实践，早临床，理论联系实际。可以选择去医院见习，看看名医是如何看病辩证，体会《内经》对临床的价值，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内经》的兴趣。在见习过程中如果碰到难题就应该主动查找资料或者请教老师。

5多创新

《内经》作为中医古典医籍，对后代医家的学术阐述有很多大的影响。当代中医学生要发扬传统，还要有所创新。对中医学要有所继承，还要有所发展，因此当代学生肩上的责任更加重。如果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单纯只以理论知识授课，学生很难有所发挥。因此，当代的《内经》教学中，要改革《内经》课程的教学模式。

5.1感官多重学习老师在教学课堂上，要充分调动学生口、眼、受、耳、脑等一起参与学习，通过感官的多重学习，加深印象，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5.2学生上台讲课先把整个班分成几个组，老师给每个组布置讨论课的内容，学生在利用课外时间收集资料，组员与组员互相讨论，各抒己见，最后让学生发挥电脑特长，把资料做成多媒体。讨论课上每组派1~2个组员到台上代替老师讲课，台下其他学生做好笔记，思考并提出问题。学生讲课完毕后，台下学生要提出问题，台上的学生回答问题，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也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5.3拓展学生视野老师也可以邀请外院教授专家做学术讲座，拓展学生视野。老师在课外也要多查阅收集学术资料，并争取在课堂上多为学生讲解。

5.4改变传统考试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一卷定乾坤”,为了实现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化，学校应该改变传统的考试模式。比如教师可以通过向学生提出问题，并且以面试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此部分的成绩可当做平时成绩，或者是让学生自己找感兴趣的内容作为论文的切入点，启发学生去思考，去辩论，也能够使学生学会怎么自主学习。

5.5敢于挑战权威作为学生，要精读《内经》中的文章，要以辩证的思路去理解《内经》，理解中医，敢于向经典提出质疑，敢于向权威学术提出挑战，并在学习经典理论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挑起“继承与发展”的重担 。现代医学迅速，中医与西医结合不一定就是无为的结合，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与西医中的知识联系起来，有联系才有比较，但要注意要以中医的学习为主。

《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对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内经》教学方法新颖灵活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内经》的教学模式，让经典的教学模式与时俱进，让学生更好地读懂中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