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犯罪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刑法犯罪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篇2

一、学术研究现状与理论展开

当代工业社会在过去一百年改变自然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我们在天气、地震、闪电、火山、飓风、洪水、干旱等面前仍然受到自然的统治。因此，无论如何努力，我们从未能通过预断的作用而超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依赖。底线是，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的自然无情地侵犯着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凸显。

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问题，各国环境保护立法滞后。独立、充分运用刑法实现环境保护则起步更晚，其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奥地利修改刑法以增设与环境相关的犯罪。面临不断肆虐的环境问题，人们尝试通过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降低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经由更为严密的刑事法网有力打击环境犯罪。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逐步引起各国学界的重视。

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首先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倡导。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的追求是促使人们将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的动力。这种努力使各国看到了其严密环境犯罪惩治刑事法网的效果。因此，各国包括大陆法系国家对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尝试进行相关立法实践。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但是严格责任制度对于主观罪过原则的突破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议。美国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严格责任制度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但是更多的刑法学者和环境法学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因此，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其农业法以实质的犯罪或者客观上的实际侵害事实为基础确立了客观污染的概念，做了类似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对于上述规定是否是类似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该规定是否合理等问题法国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

我国学界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关注大致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随着对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深入探讨，严格责任制度的价值、严格责任制度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严格责任制度在认定具体犯罪中的适用等问题逐步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阈。其中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肯定性评价和借鉴性观点占相当比例。以提高惩治犯罪的司法效率、节省刑事司法资源为意旨的严格责任制度是否应当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值得深思。

我国学界关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现有研究多从严格责任制度本身的应用性价值、严格责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刑事责任原则的突破等方面论述，而对我国刑罚权力的运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环境法律调整的体系性以及经济性没有关注。面对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实践和理论态度的反复与动摇，针对新近我国刑法学界研究该问题出现的肯定结论，本文创新性的从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视角逐步展开对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问题的探讨。

二、严格责任制度本体论

严格责任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归责制度，主要产生、发展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之中，具有鲜明的英美法文化特色。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产生，主要基于诉讼经济的需要，即和审判便利的需要。这与英美法系国家重视功利和效率的司法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使控诉人证明案件更加容易，也提高了法律实施的灵活性。这是在法律实施机构能够以特殊犯罪行为或者特别犯罪人为目标的意义上而言的。例如，很多环境犯罪都是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违犯这一事实，解释了此类案件成功率很高（大约95%）的原因，但这也为有些观点认为法院判处的刑罚太低提供了解释的理由。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并没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范界定，其内涵要通过一系列的判例进行归纳推理。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严格责任制度兼具刑事实体法要素和诉讼程序法要素。严格责任制度中的刑事实体法要素是对与犯罪行为相对应的犯罪心态的描述。严格责任制度中的诉讼程序法要素主要是通过辩护理由的运用实现。

对于严格责任的内涵，主要存在以下观点：（1）有观点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对于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特殊侵害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包括“缺乏主观罪过”和“主观罪过不明确”两种情形。（2）有观点认为，在某些特殊的犯罪中，即使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对被控犯罪必要结果的故意、放任或过失，即使被告的行为是基于合理的错误认识即认为自己具有犯罪定义所规定的某个特殊的辩护理由，他也可被定罪。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虽然没有任何过错，但却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责任称为严格责任。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对不具有主观罪过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辩护理由”的认识错误是不具有主观罪过的特殊表现形式。（3）有观点认为，“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是指在行为人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仍然对其危害社会并触犯刑律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是对“主观罪过具体形式不明确时”实施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此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适用的法定性。（4）有观点认为，严格责任“是法律对某些没有规定犯罪心态即许可对缺乏（无需控方证明）犯罪心态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从字面上看，此种观点强调严格责任制度中主观罪过的缺乏“无需控方证明”。此处“主观罪过的缺乏”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缺乏，是证据甄别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5）有观点从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严格责任制度。瑞典学者在论述单位应与个人同时承担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认为其理由之一在于侵权法上有一项重要原则即“长官负责”（RespondeatSuperior）。长官负责意指雇主对其雇工在工作时的侵权行为承担严格责任。不过，只有当这种损害是出于雇员的疏忽而发生时，雇主才承担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严格责任制度是主观罪过在法律事实意义上具有不确定性时对证明规则重新配置而产生的新的证明责任。严格责任制度中“责任是严格的，其原因在于控诉方被免除了证明伴随犯罪行为的犯罪罪过因素的必要”，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且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要件，无论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不仅是一个实体法问题，而且是一个程序法问题，这体现了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制度对程序正义的强调。严格责任制度中的诉讼程序法要素主要体现为控辩双方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具体而言，这包括无需控诉方证明犯意、但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而进行辩护的严格责任和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的严格责任两种形式。前者称为相对严格责任，后者称为绝对严格责任。

三、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适用的立法与司法梳理

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英国环境法律规定，成立环境犯罪唯一需要证明的是犯罪行为或者不履行法律责任事实的存在，而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的过失或者过错。尽管主观上不具备过失或者过错与很多环境犯罪没有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主观上的过失或者过错与刑事可归责性的关系往往通过刑事程序加以考虑。首先，法律执行各方在决定是否能够执行以及如何执行严格责任制度方面非常谨慎，他们经常不情愿的在道德责备已经到了最大限度时使用这一最后的制裁方式。其次，为了使行为的刑事可归责性成立，使法院能够恰当、审慎的审判，过失或者过错与刑事可归责性之间关系的证据由执行官一方负责收集和展示。从存在范围上来说，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主要适用于一些违反工商管理和交通管理有关规定的犯罪。在英国，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有时使用“绝对责任”一词来表达严格责任，但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等同于承认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成立不允许提出任何的特殊辩护理由。英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之于法律规定更为广泛。

在英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严格责任制度有利于促进环境立法固有的公共利益目标；严格责任制度是提高环境风险保护措施质量的制止措施；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有利于增加的容易程度，增加刑法的威慑效果；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与污染者付费原则相协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严格责任制度作为提高环境风险保护措施质量的制止措施，要求法律适用的对象即行为人在遵守法律的努力中应特别谨慎。严格责任制度是确保避免环境风险而采取广泛解释的威慑力量。英国法院强调对环境案件中的犯罪行为进行广泛解释。见AlphacellVWoodward（1972）AC824案例。在这个案件中，上议院强调需要做“每一件可能的事情”（相对于只是采取合理的步骤而言）预防环境污染。最近，“每一件可能的事情”已包括对没有实施与他人行为有关的风险评估行为适用刑事责任。而这一观点的反对方认为，作为一种威慑，严格责任制度事实上削弱了辨别和区分作为严重犯罪的环境犯罪的道德力量基础。该反对观点低估了刑事法律追诉环境危害重大案件的作用，因为依据其观点，刑事法律仅应在追溯最严重的环境危害案件中适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对环境危害的刑事规制历史相对较长，但是仍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适用了严格责任制度与法律的遵守情况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因为有多种因素会影响该关系，包括轻刑或者低率等因素。

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的主观罪过要件不适用于构成违警罪的犯罪，除非在该犯罪的定义中包含了主观罪过要件，或者法庭认为适用主观罪过要件能够有效执行法律，或者该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所界定的犯罪，只要立法目的是或者明显表明对这些犯罪的任何实质要件追加严格责任。根据该规定，违警罪一般可以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同时，《模范刑法典》还以类似于兜底条款的形式规定了基于立法目的或者条文明确规定的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尽管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也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

对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美国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环境刑事法律中广泛的责任体系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环境犯罪惩治的司法实践通常要求至少应以过失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联邦法院已经对环境犯罪执行了更为严格的判决标准，这种标准对环境犯罪强加了严厉的裁判。美国的司法已经侵蚀了对环境主观意图的定义。在主观意图概念之下的“目的”标准正在被新的观念挑战：严格责任，不考虑疏忽学说和集中的认识学说。在美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是对制定法传统的偏离，这使得对环境侵害行为人的刑事追究更为容易，刑事司法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符合美国注重法律适用效果的法文化传统。

近期美国联邦和各州刑事立法要求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应具备主观罪过，这种主观罪过往往表现为明知的形式。在美国《空气净化法》（CleanAirAct）中，这种主观罪过可能是“有意的或者疏忽的”。的确，如果威慑是环境法律中刑罚条款的主要动力，那立法的适用如何能扩展至相同的无辜者和有罪者的刑事责任？工业发展本身似乎对联邦刑事法中废除危害健康和安全的严格责任制度起着主要作用。当美国关于环境侵害的刑事立法将主观意图原则扩展至所有的侵害行为，似乎加拿大五十余年的环境刑事法律仍然适用着严格责任制度。美国对于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在不断变迁，这是由其普通法传统、功利主义的刑罚价值取向等等多种因素决定。

在加拿大，对于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而言，如果被告人能够举证证明其由于认识错误或者其他无法控制的原因导致行为产生则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是，对于适用绝对责任的犯罪而言，只允许被告人提出一般的辩护理由作为免责的理由，如精神病、无意识行为或者紧急避险。加拿大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了严格区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允许被告人进行辩护的理由范围不同。

四、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一）刑罚权力制衡机制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网较之于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更为宽泛，从整体上看其刑事权力的调整范围较大。以美国《模范刑法典》为例，其规定的犯罪包括重罪、轻罪、微罪和违警罪。其中的违警罪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一般不认为是犯罪。通过美国《模范刑法典》可对英美法系国家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略窥一斑。英美法系国家刑罚权力的扩张性通过权利体系的完善进行抑制。在对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权利体系的完善主要体现为被告人有权进行合法辩护。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律在刑罚权力与辩护权利的消长与制衡中实现着其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双重功能。刑罚权力通过构成犯罪的本体要件实现着刑事法律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辩护权利通过责任充足要件实现着刑事法律的人权保障功能。

严格责任制度产生的制度环境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犯罪构成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一般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心态，第二个层次的责任充足要件主要是诸种合法辩护理由的排除。英美法系国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第一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主要表述着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其编织了较我国刑事法律规定较为泛化的刑事法网，这种刑罚权力的扩张通过犯罪构成要件第二个层次的责任充足要件即被告人的权利体系构建实现制衡。严格责任制度包含对犯罪构成双层模式的第一个层次即犯罪本体要件中犯罪心态的描述。从权力与权利的消长与制衡体系看，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是主观罪过难以确定时，控诉方不必证明被告人主观罪过的存在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具体而言，这包括无需控诉方证明犯意、但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进行辩护的情形即相对严格责任和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的情形即绝对严格责任两种形式。对于相对严格责任而言，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即可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质上是刑罚权力的扩张，而被告人可通过自证其主观无罪过进行辩护仍然能够实现被告人权利的固守。对于绝对严格责任而言，无需控诉方证明被告人犯意即可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是刑罚权力的扩张，而被告人自己也不得以无过错为由进行辩护则是被告人权利的萎缩。面对严格责任制度适用造成的刑罚权力的扩张，刑事法律并没有调整被告人权利使之更为强大。这种权力与权利的失衡造成了法官在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进行衡量后的裁判会践踏社会法治的危险。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理论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将这种风险一般集中在违警罪惩治领域，通过缩小适用严格责任制度时刑罚权力调整的范围，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制衡。

我国刑罚权力调整的范围较之于英美法系国家较窄，我国刑事法律惩治的环境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在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其适用的对象不是违警罪意义上的环境犯罪，而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环境犯罪。这使得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可能造成的效率价值吞噬公正价值的风险不是局限于违警罪这类社会危害性和处罚方式都较为轻缓的犯罪，而是将其扩大至将要受到严厉刑事处罚的犯罪。这在前科消灭制度不完善的中国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的社会成本和法治风险。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被告人虽然可以进行排除行为违法性的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很少有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参与，其一般仅是法官进行的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判断，而非程序意义上的判断。由于我国没有与英美法系国家相类似的关于责任充足要件的规定，因此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难以通过被告人辩护权利的行使进行充分的人权保障。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严格责任制度最初源于普通法，是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自由心证过程中，通过对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的衡量，做出的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的价值选择。严格责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法官不断造法的过程，其成长土壤是制定法与普通法并存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治环境，其中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其重要特色。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仅是严格责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严格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运用的前提。正是由于此，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并没有关于严格责任的确切定义，而只有不断发展的严格责任判例和理论。如果没有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则严格责任制度只能是僵化的死法，在司法实践中无法真正运用。为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英美法系国家形成了与之协调的法官任职制度、权力制衡规则和监督制约措施等配套举措。

我国环境犯罪裁判权的行使不具备英美法系国家的条件。在我国，刑事法律的实施要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依据，司法的过程是严格适用刑事法律的过程。裁判权的行使要严格以刑事法律的规定为底线，法官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官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则需要法官根据现实的利益进行考察，对法律的公平价值与功利价值进行衡量，经过细致甄别和自由心证后做出裁判。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一般需要法官根据立法意图推断严格责任，不同的法官素质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大相径庭。保障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的科学性、有效性就需要法官任职制度、权力制衡规则和监督制约措施的制度化、规范化。而我国当前的法治状况并不具有这些配套措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的适用缺乏应有的法治环境。因此，如若在环境犯罪惩治中强行适用严格责任制度势必会造成刑罚处罚的不公正，从而使法治的权威不断消弱，从长远看在环境犯罪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功利效果难以实现。

（三）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与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之否定

在现阶段的环境法律体系中，环境行政管制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具有预防性、技术性、经济性以及高科技性等特征，环境行政权的灵活性和细密性特点能够适应上述特征，这使得环境行政管制是我国现阶段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环境刑法体现出了行政化的倾向。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一方面表现为环境刑法中的专业技术名词需要依据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环境刑法要依据环境行政法的规定进行具体适用，另一方面环境行政管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要求环境刑法在环境保护中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克制，只有环境行政法难以作为时才能通过环境刑法进行调节。环境刑法的行政化倾向要求在环境侵害行为的惩治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环境行政权。

在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环境刑罚权力的启动条件更为宽松，主观罪过一旦难以确定便减轻或者免除控诉方的证明责任，环境刑事追诉变得更为容易，这势必扩大了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在以环境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环境保护阶段，过分扩大刑罚权力的调整范围会造成不必要的重刑、泛刑的后果，这不仅难以实现对环境的预防性保护，而且会使社会公众对动用刑罚处罚在证据形式上不具有可责难性的行为产生不满、对行为人产生同情。我国现阶段环境刑法的行政化特征表明环境犯罪惩治中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篇3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篇4

一、非刑罚处理方法概述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于犯罪分子直接适用或者建议主管部门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其他处理方法的总称。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罚一样都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都是由犯罪行为导致的法律后果。对罪犯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表明了国家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以及对罪犯的惩罚。根据《刑法》第37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给予非刑罚处罚。从法条可以看出非刑罚处理方法是轻微犯罪在刑法上的直接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的规定解决犯罪实体问题的一种方法职称论文。

二、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由此可见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

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均是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分的犯罪分子采取的教育措施。（1）训诫，是指人民法院对罪犯当庭予以批评或者谴责，责令其改正，并儆戒罪犯不再犯罪。（2）具结悔过，是指人们法院责令犯罪分子用书面方式保证悔改，不再犯罪。具结悔过要求罪犯以书面保证的方式，促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保证不再犯罪。（3）赔礼道歉，是指人民法院责令罪犯公开向被害人当面承认错误，表示歉意。（4）赔偿经济损失，是指人民法院要求罪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进行经济赔偿，因此赔偿的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必然遭受的经济损失和已经遭受的经济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属于行政性的处罚方法，人民法院不能对罪犯直接做出具体的行政性处罚决定但能提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的司法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三、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一）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的不足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有六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种类太少，不足以满足教育挽救轻微刑事犯罪人的需要。轻微犯罪者犯罪成立以后，需要的是能对其产生一定道德影响和教育影响的措施，对这些人不判处刑罚反而有利于调动他们自身的积极性，从而预防其再次犯罪。

在我国刑法中可以看到关于非刑罚处理方法只有很简单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具体如何适用方面规定的过于原则，就导致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比如我国赔偿损失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要么不赔偿，要么被害人通过提起民事附带诉讼提出赔偿请求，实际上走的并非是非刑罚化道路。在非刑罚化趋势面前，立法者应该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转变固有的刑罚观念，逐步使刑事责任承当方式多样化、轻缓化。

（二）完善我国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构想

在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前提下，对青少年罪犯、一般的过失犯罪、初犯、偶犯应当尽可能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教育挽救犯罪人，同时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相关规定，从而形成我国的非刑罚化体系。

第一，突出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法中的地位。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都是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我国刑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但是却把非刑罚处理方法安排在“刑罚”这一章中，这样的规定首先不利于认清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关系，其次没有突出非刑罚处理方法应有的地位。应该把非刑罚处理方法从“刑罚”这一章中独立出来认定它是另一种法定的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

另外，我国刑法中关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规定非常简单，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增强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我国刑法中关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规定都比较简单操作性不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需要对这些规定进行完善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第二，建立我国的社区服务制度。许多西方国家都在法律中规定了社区服务制度，它要求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或者服务，从而对被害人及社会补偿同时也能教育改造罪犯。社区服务是一种社会化的处罚方法有利于促进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在做这样的试点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根据我国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在引入社区服务制度时，可以将其纳入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体系当中，而不是作为一种刑罚来运用。另外，要想取得较好的社区矫正效果，必须培养大量的社区矫正工作人才，加强建设专业人员队伍。

第三，将部分保安处分非刑罚化。在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因为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构成犯罪，所以可以非刑罚化的保安处分也必须是那些可以替代刑罚的保安处分，而不能是那些因犯罪危险被适用的预防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维护了社会秩序，满足了社会大众保安需求。保安处分在我国早已存在，主要包括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强制医疗等，但在我国刑法中仅见“强制医疗”和“收容教养”，其他的保安处分措施散见于各种相关立法中。从我国的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保安处分的规定比较零散，运用起来也有很多不便，所以可以考虑将部分保安处分纳入到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范畴，这样既可以使保安处分措施系统化，还可以增加刑法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

参考文献：

篇5

Abstract:Thekidnappingcrimeactofaperpetratorisasolebehavior,andthestandardofjudgingitiswhethertheperpetratorcontrolsthevictim.Thekidnappingcrimebelongstothepatternofcontinuedcrime,andtheremaybeacontinuedjointprincipaloffenderandacontinuedaccessoryoffenderintheentirekidnappingprocess.Inthejudicialpractice,theperpetratormaybeimplementotheroffendsbesidesthekidnappingcrime.Insuchacase,itshouldbepunishedassingularpunishmentorpluralpunishmentforcrimesaccordingtothespecialdetails.

Keywords:kidnappingcrime;suspendedform;complicityform;crimequantityforms

一、绑架罪的停止形态

让我们先看一则案例。被告人吕良彦在为其邻居吕良威打工期间，因认为吕良威给其工资太少，产生勒索吕良威钱财之念。1999年8月22日下午购买了一塑料桶汽油，次日凌晨1时许，将汽油倒在吕良威家门前草堆上，将草堆点燃后回家，乘吕良威全家人出去救火之机，翻墙进入吕良威家院内，撬开门锁，将在屋内睡觉的吕良威仅18个月的儿子吕壮盗回家中，吕壮家人回家发现吕壮不见，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当即组织全村村民在各路口设卡追堵。被告人吕良彦见无法将吕壮带走，吕壮在其家中又哭闹不止，怕被人发现，即将吕壮抱还其家人，并谎称吕壮是其从小偷手中追回，后装晕倒地，因其言行矛盾，吕良彦被公安机关审查归案［1］。

本案在处理中，对被告人吕良彦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幼儿的行为构成绑架罪均无异议，但对其行为符合绑架罪的何种犯罪形态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在其罪行尚未被发觉，有可能继续实施勒索财物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自动中止犯罪，将被绑架人交出，应属于犯罪中止。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虽已着手实施绑架犯罪行为，但由于公安人员及时组织设卡追堵,以及吕壮在其家中哭闹不止等客观因素使吕良彦无法继续实施勒索财物行为，其犯罪未得逞，因此应属于犯罪未遂。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吕良彦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偷盗他人幼儿，并已实际控制了该幼儿，其行为完全具备了绑架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其行为应属犯罪既遂。至于被告人将幼儿送回的行为仅系其犯罪后逃避法律惩处的行为,不能就此认定为中止或未遂［1］。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上述案件中存在犯罪停止形态的争论，关键在于论者对绑架罪的实行行为认识不一致。“单一行为说”认为，绑架罪并非复行为犯，并不要求实际实施勒索行为，只要具有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目的而绑架的，即可构成本罪［2］。如果坚持“单一行为论”，就会认为只要行为人完成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即构成绑架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向第三人提出不法要求以及满足不法要求的主观目的是否实现，对于本罪的既遂均没有影响。“复合行为说”则认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具体表现为“绑架他人＋勒索财物”、“偷盗婴幼儿＋勒索财物”以及“绑架他人＋提出不法要求”［3］271-273。如果主张“复合行为说”，就会得出只有向第三人提出了不法要求才能构成绑架罪既遂的结论，有的观点甚至认为只有不法要求得到实现才能构成绑架罪既遂。我们赞同“单一行为说”。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完成绑架人质的行为以后，一般会以一定的方式提出勒索财物或者满足其他不法利益的要求，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看，刑法并未规定只有在提出满足不法要求的行为之后才能构成绑架罪。“复合行为说”认为，主张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而非单一行为并不违背刑法关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规定。理由是：其一，《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明确规定为（绑架勒索或偷盗婴幼儿构成的）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并不排除有与之对应的勒索财物之实行行为存在。事实上，实践中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都往往有勒索财物的实行行为。其二，将绑架他人行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与勒索财物行为均视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并不是说未勒索到财物的就不构成犯罪既遂，而只是反对将行为人一经实施绑架他人、偷盗婴幼儿行为而不问有无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就一律认定为绑架罪既遂的做法。事实上，视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也可以将未达勒索财物（或满足不法要求）目的的绑架他人、偷盗婴幼儿行为同样作为既遂处理，并无矛盾之处，而是依此原则，对于行为人实行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后，尚未实行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的，应分别认定为绑架罪的未遂或中止形态，而不应认定为既遂［4］。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一方面，对犯罪目的的规定不等于对目的行为的规定。论者以实践中绑架案件的行为人大多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有勒索财物的行为为由，认为勒索财物的行为属于本罪的实行行为，这种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方法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对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不应建立在对案件事实的归纳上，而应当从法律的规定出发，合理解释其构成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绑架案件都存在勒索财物的行为，但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要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因为客观发生的案件大多具有勒索财物的行为，就将这一事实作为法律规定的内容。刑法在规定各罪的具体构成要件时，是从相关的案件事实中抽象出立法者认为构成某罪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不是将整个案件事实不加筛选地作为构成要件，客观案件的事实要素不一定就是构成要件的内容。我们认为，从自然意义上来说，行为人实施绑架人质的行为后，勒索到财物后将人质释放，是典型的绑架得逞；从法律意义上说，无论行为人是否实际提出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是否实际得到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是否杀害人质、伤害人质、释放人质，只要实际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控制人质得逞，就都应认定为绑架罪既遂。另一方面，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认定犯罪既遂应以行为齐备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为标准，反对以行为人实现犯罪目的与否来判断犯罪是否既遂。既然上述论者也否认勒索到财物这一犯罪目的的实现是绑架罪的既遂标志，就没有理由在刑法规定的绑架罪构成要件之外非要加上一个勒索财物的行为。实际上，将刑法规定的绑架罪的犯罪目的理解为目的行为，无端地增加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因而缩小了绑架罪既遂的成立范围，确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第二，从本罪的直接客体来看，绑架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我国刑法理论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绑架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利，其中人身权利是本罪的主要客体［5-6］，［7］484。言下之意，公私财产所有权利要么是次要客体，要么是随机客体①。笔者认为，这恐怕是学界在绑架罪实行行为认识上颇为混乱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对一个犯罪的规范分析往往是从该罪的犯罪客体（法益）出发，最终得出与法益保护目的相一致的结论。然而，分析绑架罪的法定罪状可以发现，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的，或者单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都构成绑架罪。倘若认为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本罪的次要客体，则必然要求绑架行为不仅侵犯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同时侵犯第三人的公私财产权利。如果说这种看法对于以勒索财[LL]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尚且适用的话，那么其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单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情形。因为二者适用同样的法定刑，从理论上说这两种行为方式应当具有同等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很难想象前者既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又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后者只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可见，只有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是绑架行为必然侵犯的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并非本罪必然侵犯的客体，因而其也就不是绑架罪的次要客体。那么，公私财产所有权是不是绑架罪的随机客体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由于随机客体也是复杂客体的一种，如果公私财产所有权利是绑架罪的随机客体的话，也可以说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但随机客体是加重刑事处罚的原因和依据，在绑架罪中，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因此被绑架人的生命权才是该罪的随机客体。由此可见，公私财产所有权只是实施绑架罪过程中可能侵犯的客体，并且这种客体对定罪量刑均无实质影响。在此应当说明的是，行为必须侵犯何种客体与行为实际侵犯了何种客体不是等同问题。前者是构成要件问题，后者是客观事实问题。绑架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侵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绑架行为客观上只能侵犯人身权利，不能以行为现实侵犯的客体为根据解释刑法条文的犯罪客体。由此可见，通说的观点不能成立，绑架罪侵犯的并非复杂客体，而是单一客体。行为人一旦完成了绑架行为，就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由于无需要求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客观方面再附加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

①根据通说的理论，所谓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根据客体的单复性可以把直接客体分为单一客体与复杂客体。单一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只直接侵害一种社会关系，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的客体包括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其中，复杂客体又可以分为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随机客体。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轻的、刑法予以一般保护的社会关系。随机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侵害的复杂客体中可能由于某种机遇而出现的客体。对于具有复杂客体的犯罪来说，除主要客体外，次要客体也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对于定罪量刑也有决定作用。而随机客体往往是加重刑事处罚的原因和依据，它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第三，从理论上说，绑架罪属于目的犯，即以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目的犯的特定目的与故意犯罪中一般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要素，为了实现特定目的，需要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实施与构成要件行为不同的行为；后者则是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其本身包含在故意之中，只要实施构成要件就能实现一般的犯罪目的。因此，“目的犯之目的，通常超过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范围，所以也称为超过的内心倾向。”［8］具体到绑架罪来说，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是本罪的目的犯之目的，而非控制被绑架人的一般犯罪目的。绑架行为是作为犯罪故意意志因素内容的一般犯罪目的在客观上的表现，因此无疑应当作为绑架罪构成要件行为；相反，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是本罪的“超过的内心倾向”，其客观实现要求绑架之后再实施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但是，目的犯之特定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在犯罪客观方面并不要求有相应行为与之对应，相应地，勒索财物的行为也就不是绑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

有的观点认为，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理解为绑架这一单一行为，则其犯罪中止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如一经实行绑架他人的行为，既遂即成立，行为人即使自动放弃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也没有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这不仅不合情理，也与刑法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放弃本可以继续实施的犯罪的精神相违背［9］750-751。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绑架罪属于继续犯这一特点。所谓继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7］190。在行为人以勒索财物或满足不法要求为目的绑架他人并控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后，如果自动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并且自动放弃控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的，属于自动放弃已经实施但仍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此时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已经遭受侵犯，犯罪已达到既遂状态；纵使行为人自动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的行为，也仍应对其绑架行为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而没有犯罪中止成立的余地。对于行为人放弃提出勒索财物或不法要求，提前结束犯罪的继续状态的行为，可以作为从轻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当然，现行刑法将绑架罪的起刑点规定为10年有期徒刑，如果对上述情形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确有严苛之嫌，学界对此也早有异议；但这属于立法合理性的问题，应当通过修改刑法进一步完善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而不能因为照顾立法的不足而突破刑法的基本理论，否则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况且，“单一行为说”实际上也并没有断绝行为人中止犯罪的自新之路：在准备过程中以及在着手实施绑架之后，以实力控制被害人以前，是完全可以自动放弃犯罪而成立犯罪中止的。

基于本罪的客观行为是单一行为而不是复合行为，绑架罪的既遂便应以绑架行为是否达到以实力支配、控制被害人的程度为判断标准。已经实际控制人质的，是既遂；在绑架被害人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控制被害人的（如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时救助等原因致使绑架没有得逞的，或者被害人在被绑架过程中伺机逃跑成功的），是未遂。当然，在被害人已经被实际控制后伺机逃跑成功或者被其亲属等寻获而将其救回的情形下，仍应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既遂。

二、绑架罪的共同形态

在实践中，绑架罪往往由多人共同实施，这就涉及绑架罪共犯的认定问题。对于行为人之间事先通谋并共同参与绑架或分担强行绑架、看守人质、提供隐匿人质的处所、转达不法要求、取得赎金等任务的情形，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不存在有异议。不过，对于行为人未参与绑架行为，但在他人已经控制人质后，承担拘禁、看管人质、转达不法要求等任务的情形，能否认定为绑架罪的共同犯罪，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如果主张绑架罪的实行行为是单一行为，那么对于绑架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则难以解决。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其他犯罪分子实施了绑架行为之后，中途参与实施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如果按照一经实施绑架行为就成为既遂的主张，显然不能按绑架罪的共同犯罪处理，[LL]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事前无通谋的事后行为。［9］750-751

笔者认为，本罪属于继续犯，关于绑架罪共同犯罪的问题，同样也可以按照继续犯的原理予以解决。对于继续犯而言，犯罪达到既遂之后，犯罪行为彻底结束之前其他人参与犯罪活动的，仍然属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①，而非事后行为。在日本刑法的共犯理论中，有所谓的继承共同正犯和继承帮助犯的概念。所谓继承共同正犯，是指某人（先行者）已着手实施特定的犯罪，在实行行为尚未全部终了的时候，其他的人（后行者）明知该事实而参与犯罪，通过和先行者的意思沟通，单独将剩下的实行行为实施完毕，或者和先行者共同完成犯罪的情况。而所谓继承帮助犯，是指在正犯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终了之后，实施帮助行为，使以后的正犯行为容易实施的情况［10］。根据这一理论，具体到绑架罪，以索取财物或者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控制人质之时犯罪即告既遂，但在人质被释放（或人质获救及逃脱）之前，绑架行为一直处在继续状态。在此状态结束以前，其他人承担拘禁、看管人质的行为的，是在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尚未完全终了之时参与实施绑架行为，应认定为继承的共同正犯；其他人此时参与实施提出不法要求行为的，属于使之后的绑架行为更容易实施的情况，因而应认定为继承的帮助犯。

①以共同犯罪故意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可以将共同犯罪分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和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

在本罪共犯的场合，还应注意的是：未承担看管职责，只是临时出面向第三人勒索财物的，或者在他人将被绑架者控制起来以后，根据绑架者的安排，负责为被绑架者提供食品、代为照顾被绑架者的，构成帮助犯。但是，未参与绑架行为，只是在被绑架者已经获释以后，按照被害人事先的承诺前往其家中领取赎金的，则不属于绑架罪的共犯，如果构成窝藏赃物等罪的，可按相应犯罪处理［11］。因为此时绑架罪实行行为的继续状态已经终了，不存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

三、绑架罪的罪数形态

行为人在实施绑架罪的过程中，有可能对被绑架人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因而在认定绑架罪时需要特别考虑罪数问题。

（1）在绑架过程中，因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未得到满足而杀害被绑架人的（俗称“撕票”），或者勒索到财物或已经实现其他不法要求后为杀人灭口、逃避侦查，使用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2款的规定，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并处死刑。不过，在绑架行为终了后，即行为人丧失对被绑架人的实力控制之后，又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已经超出了绑架罪的加重构成的评价范围，因而应单独定故意杀人罪并与绑架罪实行数罪并罚。

（2）行为人在实施绑架罪的同时，又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未致人死亡）的，对此如何处理刑法并未做出明文规定，这在理论上引起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举重以明轻，依立法精神，对这种情况自然也应定绑架罪一罪，而不必另行定故意伤害罪［3］28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为人绑架他人后，故意实施伤害等犯罪行为的，应实行数罪并罚［12］。笔者认为，对于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的情形定一罪还是定数罪，不可一概而论。具体而言，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的，仍然没有超出绑架罪的加重构成的评价范围，因而自然不存在另行定故意伤害罪的问题。但在故意伤害未致人死亡的情形下，第二百三十九条并未排斥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并实行数罪并罚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如果伤害行为已被包括地评价在绑架罪的暴力手段的范围之内，就应以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中处罚较重者论处，而不宜实行数罪并罚。在故意伤害行为致人轻伤或重伤（未使用特别残忍的手段）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论处，最高刑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下，而以绑架罪论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因而应以绑架罪论处。但在行为人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被绑架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况下，以绑架罪论处无法判处被告人死刑，而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则完全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因而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如果伤害行为相对于绑架行为而言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有必要给予单独评价，这时便应以绑架罪与故意伤害罪实行数罪并罚。

（3）在绑架的对象是妇女或儿童的场合，行为人在绑架后又实施了或猥亵等行为的，应以绑架罪与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或猥亵儿童罪实行数罪并罚。行为人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后，因勒索财物不成或者其他非法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基于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将被绑架的妇女、儿童又予以出卖的，应以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数罪并罚。

（4）行为人在以要求偿还债务为由，非法扣押、拘禁他人之后，索取财物的数额明显超出债务数额的，则表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最初的纯粹的索取债务变成了既要追债又要勒索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为由此同时触犯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应按照想象竞合犯的从一重罪处罚原则，以绑架罪论处①。当然，如果索取财物的数额超出债务数额不大的，说明行为人可能只是对债务数额的理解、认定存在误解、异议，其犯罪意图并未实质性地改变，不影响整个犯罪的非法拘禁的性质，仍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否则，如果认为行为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时，只要索取钱财的数额大于债务数额，就以绑架罪定罪处罚，就可能出现罪刑不相均衡的局面。

（5）在实践中，绑架过程中又劫走财物的案件时有发生。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在犯罪之前仅具有绑架勒索的故意，在非法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之后发现被害人身上带有财物而将其取走。此时，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绑架罪没有问题，但行为人利用被害人人身自由被限制而无法反抗的状态将其财物取走的行为却不宜另定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这是因为：绑架勒索本身就是以获取被绑架人或其亲友财物为目的的，因此，在控制被绑架人之后掳走其随身携带的财物，无论数额大小，对绑架人（包括共犯）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这种情况如以抢劫罪与绑架罪并罚，实际上是将一个暴力劫持或拘禁行为既用作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又用作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有违“禁止重复评价”的刑法原理；此种情况下，仅定绑架一罪，把掳财的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与定二罪相比，也不至于轻纵犯罪人［13］。不过，在以下两种场合，绑架行为与抢劫行为的界限较为明显，属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因而应以绑架罪与抢劫罪实行并罚：行为人将被绑架人释放，在后者走出被关押地不远之后又发现其随身携带财物而强行取走；行为人实施抢劫后，又在向他人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的支配下继续控制被害人。

（6）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或者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后，又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以绑架罪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罚。

①有的观点认为，对此应以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实行数罪并罚。参见樊守录：《绑架犯罪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6页。但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对一行为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因此为我们所不取。

［参考文献］

［1］肖文，宋川．是绑架罪的中止、未遂还是既遂［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5）：105．

［2］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73．

［3］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4］肖中华．绑架罪略论［J］．山东法学，1999，（5）：14-18．

［5］林．刑法（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9．

［6］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33．

［7］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79-380．

［9］李希慧，孙光骏．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M］．丁慕英//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0］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4-322．

篇6

我认为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解决的是刑罚依据问题，而不是解决犯罪的应受处罚性问题，更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就此谈谈我浅薄的一己之见。

一、用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过错来解决犯罪的应受惩罚性是错误的，它混淆了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过错应该是刑罚的要件，而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用刑事责任能力限定犯罪的主体，在实践中会引起混乱，应当将犯罪和刑罚区分开来。为说明这一点，我先举一个案例：

张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他家族的唯一一个儿子，因病三十多岁没有娶妻。其家人隐瞒他精神病的事实，为他找了一个妇女王某当媳妇。王某到张某家后发现张某精神病而拒绝嫁给张某，张某的姐姐为了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事实，绑住王某的手脚，扒了王某的衣服，让张某和王某强行发生了。后经公安鉴定，张某在行为期间是精神病发病状态，无刑事责任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张某姐姐的行为是否构成罪？

基于生理原因，妇女只能构成罪的共犯，而不能单独构成罪。根据我国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张某因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其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更谈不上罪。既然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罪，那么也就不能定张某姐姐以罪。那么，能否将张某看作是他张某姐姐实施的工具，以工具理论定张某的姐姐犯罪呢？很显然不能，人的刑法属性确定了人不能作为工具处理，工具说法也不符合罪的立法本意。至于张某的姐姐是否构成其他罪，如猥亵妇女罪，则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我们将刑事责任能力确定为刑罚的要件，而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那么在定罪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张某的行为构成罪，他姐姐的行为也构成罪的共犯（当然，还涉及共同犯罪的界定问题）。在刑罚上，因为张某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免于刑事处罚，他姐姐则应当以罪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的，犯罪构成的主体（刑事责任能力）要件还会使其他的共同犯罪现象难以处理。

例如，主犯的界定和处理，如果一个人指使组织几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诺干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他的行为是否构成主犯，是否应对所有的犯罪追究责任？如果按照现在的犯罪构成理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都不构成犯罪，那么也就不存在组织、领导犯罪之说。

再例如，教唆不满十四岁的人杀死他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按照《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只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才按照他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按照当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十四岁以下的人显属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其实施的行为更根本不构成犯罪。既然其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无所谓共同犯罪，更不存在教唆犯罪问题，不能追究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那么能否以工具之说确定教唆人犯故意杀人罪呢？我认为不能，因为他的行为相对于死者的死亡之间来说是间接的因果关系。

其次，用是否有主观过错判断是否构成犯罪也是不当的。因为，主观要件的一方面是以报应理念解决可处罚性问题，另一方面是解决主体的责任能力问题。都是解决行为人对一个犯罪行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问题（在民事责任中也一样），而不是解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如果先判断一个人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在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会发生本末倒置。只有先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才能判断一个人对该犯罪行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主观过错解决的是可谴责行问题，而可谴责行解决的是追究刑事责任问题，而不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问题。

二、如何理解应受处罚性呢？一个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社会危害性以外，还应当看刑法对该行为有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法律明确该行为是犯罪行为，应予处罚时，才认定其为犯罪。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就算有再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认定其为犯罪。所以，我认为应受处罚性解决的是罪的法定的问题。

三、那么如何构建一个犯罪和刑罚体系呢？我认为应建立一个犯罪—责任—刑罚的体系。即先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再判断该行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根据法律具体规定、危害后果、情节等因素进行量刑。

在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我们只要判断两点。第一，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第二，该行为是否为法律所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如果符合就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反之，则认定无罪。而不考虑刑事责任能力以及主观过错。

篇7

现代社会中，网络是信息交流的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网络的影响当然有其正面，也有负面，而负面影响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青少年由于自身控制力较差，一旦陷入网络便不能自拔，青少年对网络的迷恋往往损害身心健康。同时，由于网络的远程性、虚拟性、隐蔽性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心存侥幸，疯狂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1999年，七大工业国家司法部长在司法部长级会议上曾达成共识，认为网络犯罪“将是21世纪最主要的犯罪形态”。且未来的网络犯罪有年轻化趋势，犯罪者一般都是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或者大学生，而近年则有更加年轻化的趋势。[1]在国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瑞士一家网站接连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攻击，警方高度重视这一案件并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查出了这个“罪魁祸首”：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的一个8岁小男孩，因为父母不在家，闷得慌，所以就上网打发时光。[2]2003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年仅18岁的高中生杰弗里.李.帕森，他涉嫌制造了“冲击波”蠕虫病毒。该病毒大约感染了7000台电脑，仅给微软公司一家造成的损失就达500万到1000万美元，美国媒体称帕森为“少年毒王”。[3]

在我国，“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同样重大。1999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上网用户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年龄主要集中在21—25岁之间，占42.3%。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网民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7—20岁的网民几乎占了40%，而30岁以下的网民占了全体网民的2/3。[4]根据公安部2007年的初步统计，青少年犯罪人因为沉湎于网络，或者受到网络黄色信息的侵蚀，进行诈骗、、抢劫、抢夺的犯罪比例非常高。其中，被抓获的青少年犯罪当中，有近80%的人通过网络受到诱惑。[5]《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对于矫正网瘾少年的心理问题，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

那么，网瘾者犯罪在司法上是否按照精神病人犯罪处理呢？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只规定了完全精神病人，即丧失了辨认、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而其他精神病患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标准》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对网瘾者的刑事责任并无影响。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也往往依据青少年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

笔者认为，针对网络成瘾者犯罪的特殊情况，在司法中与正常人犯罪无区别显然不妥，“网络成瘾”或可成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参考。

二、犯罪构成角度的分析

根据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要件的整体，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组成，是主客观要件有机统一的整体。犯罪的成立，必须要求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满足相应的法律要件，否则必然造成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必然导致对公民权利的恣意侵犯。

犯罪构成主观要件，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方面。其中，犯罪主体是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我国《刑法》第17条和第18条对犯罪构成自然人主体要件作出了一般规定，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只能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行为人只有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方可对其进行法律上的非难。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辨认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的能力，也可称为认识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6]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辨认能力，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与基础，控制能力则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在具备辨认能力的基础上，还需要有控制能力才能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甚至有学者认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具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前提。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就不具备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即使具有行为的故意或过失，但这已经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或过失了。[7]

精神病患者，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皆有缺陷。行为人对于自身的行为，缺乏是非善恶的辨别力，即使行为或者不行为也都是疾病的驱动而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所以，各国刑法都规定精神病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正确评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直接关系到正确的定罪量刑。

根据《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的一种

精神行为障碍，主要表现为对使用网络产生强烈欲望，突然停止或减少使用时会出现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甚至会导致个体自身难于区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网络成瘾”者，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与正常人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我们不能机械的得出“网络成瘾”者实施犯罪时承担刑事责任或者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而是要在判断作案患者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基础上，借助医学和法学的复合知识作出相应结论。

三、评定“网络成瘾”者刑事责任能力方式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人精神状态的鉴定，主要目的是确定被鉴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其它法定能力，如受审能力、诉讼能力、服刑能力、作证能力等。其中，对被鉴定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对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对于具有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历史上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1、医学标准

该标准主要存在于早期的刑事立法当中，即单纯以医学（生物学）一个标准来衡量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只要存在精神或者意识障碍，即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并不需要考虑精神状况与客观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早期的刑事立法中，主要采取了该标准。例如，1954年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在审理德赫姆案件时创设的“德赫姆规则”（Durhamrule）。该规则认为：“如果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是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的产物，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英国最早采取医学标准的规则，是由首法官布雷克顿（deBracton）于1265年制定的一项条例：“因为精神错乱的人的行为类同一头野兽，故应免予治罪。”故称：“野兽条例”（Wildbeasttest）。[8]

单纯的医学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正确认定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固有的缺陷很快暴露，即可以使所有犯罪的精神病人免予处罚，其中一些具有一定辨认、控制能力的患者可以随意实施违法行为而不承担责任，同时导致大量犯罪人佯装精神病患者以逃避法律追究。采用这种标准，与当时的医学、法学不够发达有一定的联系。

2、心理学标准

所谓心理学标准，即只辨别行为人的控制能力，以此评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控制能力，则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反之，则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问题在于，控制能力障碍本身缺乏明确具体的自然科学标准，司法实践中很难区分那些行为是可以控制的，那些行为是不能控制的。而且，这一标准过于宽泛，允许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不受刑罚，将会导致对冲动犯罪、激情犯罪等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3、混合标准

当今多数国家，都是采用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混合标准。我国也不例外，《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某种精神障碍，同时又因该障碍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方可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网络成瘾”者实施犯罪时，其刑事责任能力能否按这一标准评定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提出“法律精神病”这一概念。法律精神病，是指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经司法人员综合衡量后，认定为可以影响行为人责任能力的精神病。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会被法律所吸收，法律精神病的范围要小于医学上的精神疾病，也只有法律精神病才能最终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有学者指出，国内学界对《刑法》第18条中的“精神病”均统一理解为医学上的“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覆盖面要高于医学上的精神病。判断精神疾病患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需要从两个层次进行。首先，需要专业鉴定人员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病与违法行为之间的联系。存在精神活动障碍，本身还不能说明责任能力已被自然排除，而要看精神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能力。其次，需要办案的司法人员把专家意见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从法学角度分析判断，如果达到了刑法规定的“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的条件，即为法律精神病，才能相应的免除或者减轻刑事责任。[9]两个层次依次进行，才是坚持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的统一，才能正确评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出台，使得“网络成瘾”被界定为医学上的精神疾病，笔者认为，对于网瘾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评定采取上述方式较为合适。

篇8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2．规定了一系列环境犯罪的具体罪名，扩大了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依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犯罪手段特征的不同，我国刑法按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严格遵循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前者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3个具体罪名。后者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11个罪名。我国突出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作用，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多种环境犯罪。

3．加大了环境犯罪刑罚力度。过去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在罪与刑的关系上不相适应，处罚明显偏轻，主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犯罪分类标准及对防止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和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1979年刑法仅有的128条盗伐、滥伐林木罪最高处3年有期徒刑；129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130条非法狩猎罪最高处2年有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借鉴国外刑法规定了较为适中的刑罚，将这三种罪分别提高到7年和3年有期徒刑，其他罪则最高刑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主要在于宏观方面。如没有借鉴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有效保护环境、打击环境犯罪的一些先进做法：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危险犯”。

1．部分自然因素没有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例如刑法遗漏了对草原资源及自然风景名胜的保护，没有规定水和海洋污染犯罪；还有破坏环境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也可能造成环境与生态利益的巨大破坏，但刑法在规定对这些行为处罚时，并没有升到保护环境的高度。

2．没有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及严格责任原则。在确认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一定的挑战。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往往不但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更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常常涉及深奥的科技专业知识，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原因事实与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损害程度，损害内容和损害发生经过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甚明了，以致证明主观过失极为困难。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1]按传统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很难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有条件的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既可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益，并且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从而更好地预防犯罪，保护环境。

3．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仔细审视现行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条款，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少数罪名的规定属于行为犯外，将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即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给予刑事处罚。显然，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仅靠在刑法中惩治结果犯，打击环境犯罪往往力不从心。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无须等危害环境的实害发生，法律就应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定为犯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对犯罪预防就具有积极意义。

二、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设想

（一）完善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体系，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

1．水环境污染罪

目前，我国刑法对污染水环境的犯罪是适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来处罚。而对于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结果犯，以及对危害水环境的行为犯和危险犯，都几乎找不到刑事制裁的依据。鉴于水污染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人身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笔者建议把水环境污染罪独立出来，以便更好地利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

2．污染海洋罪海洋污染有污染源多，污染源扩散范围大，污染持续性强，对水生动植物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海洋污染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广东沿海、渤海湾等多次出现污染赤潮。我国刑法对污染海洋的犯罪同样是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理，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4条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海洋污染犯罪的特殊性，单列一罪是十分必要的。

3．破坏草原罪

我国草原植被遭破坏的严重程度在某些地区已经相当惊人，草原沙化、退化、碱化面积达到了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天气。现在国家大力号召保护草原，退耕还草。刑法单独增设破坏草原罪也是理所当然。

（二）我国对环境犯罪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研究和确立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概而言之，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该结果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亦即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2]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吸收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将其适用于环境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确立中，是十分必要的。在刑事立法上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公害较严重的日本就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做了规定。

在我国，关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是否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不是由环境侵害者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实质上的联系。因此，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可以适用于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和部分其他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在这方面，司法实践往往先行于立法。例如，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追究了当地发生的农药环境污染案主要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三）我国对环境犯罪应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由德国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所创立，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实施了一定行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在追究法律责任的民事和行政制裁中，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少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上并不承认这一原则。

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例如，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我国目前的刑法制度还不承认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无过错责任的环境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4]；有的学者还甚至归纳了多种考虑，认为在我国不宜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5]。

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劣，环境犯罪层出不穷。大气污染使空气质量恶化，全国各地大小烟囱仍然在冒着黑烟。有关方面对这类“案件”，也往往是以行政处罚了事。笔者认为，基于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对我国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立法，现在应该是提上议程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明确无过错该责任的适用条件。对那些严重污染（既包括污染土地、水体和大气的行为，又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有毒废物及放射性废物的行为）或破坏环境，给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行为，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超过行政制裁所能承载的范围，因此有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既有利于案件的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诉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制止环境犯罪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我国环境犯罪应增加危险犯的规定

环境法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生态环境、他人健康或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者。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危险”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3）“危险”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只有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称之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危险犯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尚无危险犯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危险犯的设立是刑事立法当务之急。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在立法中不规定危险犯，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可以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遏制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际，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危险犯的先期屏障作用，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在环境犯罪立法这个领域，我们所确立的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立法中所确定的每一项原则，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根据实践经验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逐步趋于完善的，我们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问题。刑法为环境保护保驾护航，必须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上有所突破，这必将是大势所趋。

【注释】

[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2]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

篇9

环境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污染或者破坏环境，危及人身安全或使生态平衡、重大公私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或危害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基本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环境犯罪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即非法向环境输入大量的物质或能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调节机能引起环境质量下降，造成或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另一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即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中，非法从自然界取走某些资源、物种，改变或破坏自然环境的原有面貌、形状等的活动，超过了环境的自我调节及平衡机能，情节严重的行为，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占用耕地罪等。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引申，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者。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这种犯罪就是环境犯罪危险犯。

作为环境犯罪危险犯具有三个特征：（1）这里说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2）“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是使环境犯罪的客体处于危险状态；（3）“危险”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即有可能造成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

将某些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主要是基于环境本身的价值考虑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对人类的负担能力是有限的，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变本加厉的掠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控制环境犯罪行为，尽量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确认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使环境处于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第一，惩罚危险犯，把环境犯罪制止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时，可以避免实害发生后再作“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从而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第二，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以及威慑、惩罚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第三，危险犯的规定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从保护环境刑法的贯彻实施看，这是较为积极、合理、有效的措施。

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尚无危险犯的规定。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基本是以结果犯为处罚对象，没有以危险犯作为处罚对象。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放任不管，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因此，在犯罪结果发生以前，对可能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即危险犯予以处罚，才是对人类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就是说，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无须等危害环境的实害发生，法律就应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定为犯罪。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危险犯的先期屏障作用。

二、我国对环境犯罪应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过失或无过失，只要实施了一定行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在追究法律责任的民事和行政制裁中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适用。而追究环境刑事责任采用此原则，只有英美法系国家。这种刑事责任的归责方式的由来，显然与近代高度危险工业的发展及伴随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分不开。它通常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补充，因而散见于个别的法律规定中。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如，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性，只要烟囱冒浓烟的，就应负刑事责任。

这些国家对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目的在于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有利于案件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这样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总之，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危害了环境，就不必考虑他主观有无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均构成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制止环境犯罪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有不少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上不承认这一原则。如德国，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刑法中的“无过错即无犯罪”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我国1997年新《刑法》和以前的刑法一样也不承认该原则，我国《刑法》强调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主张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心理，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主观罪过，仅仅实施了有害行为，犯罪便不成立。有的学者由此断言，无过错责任的环境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3]（p.94）；有的学者甚至归纳了多种考虑，认为在我国不宜规定无过错原则[4]（pp.29～3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虽然，我国目前的刑法制度不承认无过错责任原则，但不等于这个领域我们所确立的制度已十全十美，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实际上立法中所确定的每一项原则，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根据实践经验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逐步趋于完善的，我们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问题，刑法中可否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亦然。首先要看社会需要和司法实践的经验，下面我们就以现实具体情况说明这一问题。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和大量的环境犯罪事实都不是轻松的话题。例如，大气污染使空气质量恶化在我国是明显的事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小烟囱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也是事实，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是犯罪行为，对这类“案件”，有关方面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近日新闻传媒披露的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记者看到“草原‘游击队’正起劲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帮结伙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1／3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尤其今年来势凶猛，使国人深感它的威胁。事实表明对这类破坏环境行为必须严加禁止，我国草原法[5]中若规定实行无过错原则的刑事责任，当能发挥其独特的威慑作用，对这类危害环境的行为予以有效控制。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一二个小烟囱冒烟，影响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囱冒烟后果就严重了。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考虑到环境犯罪的特点，国外在这个领域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把这类行为作为犯罪对待是有道理的。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我国对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应当是必然的结论了。

有人担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无过错行为人定为罪犯处以刑罚，会造成“超犯罪化”倾向，不适当地扩大环境犯罪的范围，从而带来消极影响，给国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负担、给公司企业带来诉讼之累，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笔者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实行什么原则都会存在利与弊，问题在于客观地权衡利弊大小，并正确处理好利弊关系，尽量做到趋利避害，把弊病减到最低限度。借鉴国外经验，世界上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他们为避免这一原则的滥用，还规定了对无过错责任的限制。英国，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限制主要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无过失辩护理由”规定，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故或行为人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行为人曾作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而“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方面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错引起的。在美国，宪法里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就是法院运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限制条件。对无过错责任的这种限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与无过错的人都处以同样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我国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应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程序限制。人们对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可以解决的，这绝不应该成为我国不宜规定无过错责任的理由。

总之，笔者认为，对我国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立法，现在应该是提上议程的时候了。

三、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明确包括国家

法理上一般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内法的犯罪主体，因此，国内环境犯罪主体不包括国家，对此人们均无异议，但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呢？传统国际法认为国家在国际上不负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作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一般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行为[6]（p.66），这种观点已经被国际实践表明是过时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巴西奥尼在《国际刑法典草案》中列出的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的刑事责任、国家的刑事责任；《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一书也认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包括国家。但《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则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的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国家完全可能成为某些国际犯罪的主体，如果某项国际犯罪是由某个国家实施的，那么该国就是此项国际犯罪的主体，应对此负刑事责任。

关于国家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笔者在此以跨国大气污染的崔尔冶炼厂仲裁案为例来说明。此案是发生在近代最早的一起著名跨国环境纠纷案。崔尔冶炼厂位于原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哥伦比亚省，这家工厂因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硫给美国境内的农作物、牧场、森林造成损害引起环境纠纷。该厂从1896年起开始冶炼锌和锡，1919年前每月排硫量最高达5000吨。在1925年和1927年，曾两次增设高度122.7米的两根大烟囱来提高生产量，致使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猛增。1930年统计，每月的排硫量高达10000吨。该厂含硫烟气随气流南下，沿哥伦比亚的溪谷越境进入美国的华盛顿州，污染了该州的土地、农作物、森林、牧场，使美国蒙受损害，为此，美国将此问题提交给美加联合委员会（注：美加联合委员会是根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设立的，是解决两国边界水域纠纷的常设机构。）审理。1932年2月该委员会向冶炼厂发出劝告，但未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双方为了谋求该问题的彻底解决，同意将纠纷提交仲裁法院。

仲裁法庭于1938年和1941年分别发出第一和第二裁决书。法庭认为：根据国际法原则，“任何国家无权使用或允许使用其领土，在他国域内或对着他国国民财产，以这样一种方式施放烟雾，只要这种施放具有严重的损害后果和明白可靠的证据。”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及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的个人行为而造成的损失。根据国际法，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崔尔冶炼厂的行为负责。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弄清它的行为是否与加拿大根据国际法所应负的义务相称。”这一有名的裁决，不仅为美加两国，并且逐渐被各国所接受，成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显而易见，此案中国家实际上成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这方面的案例还有1978年1月前苏联“国际宇宙954号”卫星坠入加拿大境内造成的核污染案等。

另外，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这一规定的含义就是：防止跨国污染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律义务，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还应指出，此类跨国界污染纠纷的解决，包括崔尔冶炼厂仲裁案等著名案例在内，都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按此原则，作为犯罪主体的加拿大等国必须承担受害者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笔者认为，国际犯罪主体可以包括国家，是国际法发展的趋势，这自然也包括国际环境犯罪。当然，不同观点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共同努力以求达成共识，并尽早制定一整套包括国际刑法典和国际司法机构在内的惩罚犯罪国家的措施办法。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作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将以什么形式承担这种犯罪的刑事责任？对此，国际社会还未形成共识[7]（p.24）。参照有关国际条约、惯例，目前能够初步确定的国家责任形式主要有：终止不法行为、赔偿、恢复原状、补偿、道歉、保证不重犯、国际赔偿等。而国家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则是：限制、恢复原状、赔偿和道歉等。

总之，国家作为国际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这一观点还需要时间和一些条件，才会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随着人类环境危机的降临，尤其国际环境领域出现国家犯罪的大量事实，都将涉及到特殊犯罪主体——国家，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

国家作为犯罪主体的确认，必将大大有利于防止国际环境犯罪的发生，以及有助于及时解决诸如跨国污染、国家管辖外的环境——大洋、南极洲和洋底等犯罪行为国的法律责任问题，这也正是探讨这一犯罪主体问题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Z］.

[2]戚道孟.论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J］.南开学报，1999，（4）.

[3]马松建.环境犯罪比较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3）.

[4]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J］.烟台大学学报，1998，（1）.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Z］.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136-02

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的“如何预防犯罪”一章中提到预防犯罪的几项措施，包括立法的明确性、制度的透明性、执法的严格性、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其中在完善教育这一点上，贝卡利亚并没有做具体论述。他强调，完善教育是预防犯罪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并提出：“完善教育同政府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到了最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将再没有一块贫瘠的并且只有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的土地。”

一、为什么完善教育是预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艰难的措施

1.可靠性之探讨

贝卡利亚对预防犯罪的措施是按司法过程来排列的：立法——制度设计（包括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执法——对美德的奖励。在完善教育措施未提出之前，这几个措施形成的体系应已相当严密，可偏偏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完善教育这一“最可靠”的措施，有“压轴”的意味。可见，贝卡利亚对完善的教育之于预防犯罪的效果信心十足。

显然，贝卡利亚说的这个“最可靠”是相对于前面几项措施而言，可以将教育和前面几项措施做一番比较：一是立法——立法本身要求稳定和谨慎，况且一个行为若到了需要入罪的地步，立法者在此之前往往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效益考量，其不确定程度可想而知。而教育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取得不断地完善，其可靠性在于，为了国家进步，在国土范围内的任何受教育者都会被人类最基本、最真挚的情感所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的完善，社会对基本情感的要求会提升到较高层次，受教育的公民之素质和文明化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亦即，社会越文明，教育的可靠性越高。因此，虽然预防犯罪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相对立法，教育无论如何最可靠。二是制度——和预防犯罪相关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司法制度，并且往往牵涉到一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于是，制度设计总是牵动着大多数人的心：执政党需要将某些司法制度纳入对自己有利的层面；大财团用手里的钞票操纵选举，培养自己的人，或者直接做议员，亲自参与制度设计。在这样的局面下，经过各个利益集团的反复讨价还价，从制度上预防犯罪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其预防犯罪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再来看教育，教育不可能也不必牵动那么多人的心，它具有极强的公共性质，并且即使教育商品化，从商品经济角度看，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也只是大力扶植教育的人——譬如建立私立学校的财团。退一步来说，教育若生长在商品化环境下，其预防犯罪的功能和赚取利润的作用充其量会形成共赢的局面，而非此消彼长。因此，相较于制度设计，教育的预防犯罪作用亦最为可靠。三是执法——预防犯罪需要执法机构本身严格遵守法律而不腐化。我想在这一点上可以不言自明，那是因为，执法机构本身严格遵守法律就需要完善的教育做保障。没有完善的教育，不能让执法者从内心真诚地拒绝腐化进而自己去犯罪，对于预防犯罪则更无从谈起。四是奖励美德——这是一个让人心动的预防犯罪之措施，但美德的涵义过于暧昧，可以证明美德的机制也难以形成。虽然“在明智的分配者手里，荣誉的奖金总是用之不竭，一本万利的”，但是明智的民众在荣誉的奖金面前，其智慧也总是用之不竭的，一不小心，奖励美德便会被民智层出不穷的民众所利用，到头来奖励美德容易流于形式，预防犯罪的效力变得孱弱。这个时候，教育再次成为奖励美德的安全保障，它会告诉民众，什么是美德，美德应怎样获得。论及预防犯罪的可靠性，在教育面前，奖励美德的气势显得多么不足。

2.最艰难之考量

笔者认为，教育之所以成为预防犯罪最艰难之措施，原因大概：一是教育若体现预防犯罪的作用，成本将会很大。教育实践起来并不难，但整个实践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推动教育的发展，体现其预防犯罪的作用，往往需要几代执政者的努力和坚持才会取得它应有的效果。虽然只要教育预防犯罪的效果一旦显现，其可靠性似乎就可以让它的推动者一劳永逸——教育的稳定性特点使得其很难发生变故，除非政权更替，并且是根本性的王朝变换。在贝卡利亚时代，因启蒙思潮的推动，这种变换可能性已经变得渺小，更何况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变换可能性更是变得微乎其微——可是在政绩要求明显的社会体制下，上一代执政者难道会心甘情愿地将其努力的成果拱手让给他的继任者吗？答案很让人怀疑。二是执政者总会担心民智的开启给自己带来威胁。可是，谁也不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一方面欣然接受教育将给预防犯罪带来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惧怕教育的完善会给自己的执政造成负担，因为在完善的教育环境下成长的民众从此不容易被“糊弄”，至少不再容易被说服。因此教育的完善过程本身也是执政者进行利益权衡的过程，教育总的趋势一定是向前发展，只不过由于执政者的权衡，前进的步伐很小。三是完善的教育是预防犯罪最不直接的措施。当其他措施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时，总是那么直接和快速。以立法为例，一个行为被确定为犯罪时，刑事责任的负累会迫使民众惧怕实行该行为，其预防效果直接并且显著。尽管“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但教育这一“慢工”总是在很久以后才会做出“细活”，这中途的过程又是那样地不确定，不免让人担心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最后阻碍教育的发展。

二、政府的本质与完善教育的联系

人类文明的进程使人们不断认识到，政府的本质在于其服务性。作为拥有最高强制力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机构，政府先于国家产生。国家组建以后，政府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变得合法，同时正因为有了国家，公民对政府的要求变得认真而严格。公民需要的，是政府天然地把社会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并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公共服务。所谓公共服务，即为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服务，既有有形的，又有无形的；既包括宏观的，又包括微观的。从宏观上讲：包括调控宏观经济，实现结构优化，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公平和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持社会安定，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在谈及完善教育和政府本质的密切联系时，贝卡利亚仅用一句话指出了原因：“因为到了最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将再没有一块贫瘠的并且只有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的土地。”在这里，贝卡利亚的侧重点在后半句，即“再没有一块贫瘠的并且只有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的土地。”首先，在只有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土地的时代，教育肯定很不完善——这里的土地，应该是指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于是政府在绝大多数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全然不顾公众的感受。事实上，在这样的时代，公众的感受不需要甚至不值得政府为之考虑。因为在民智未开的时代往往是极少数精英统治的时代，普通公民并不知道政府应当做什么，自己可以得到的又是什么。其次，在说明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只有少数哲人偶尔开垦几下的土地减少时，贝卡利亚的意思显然是这些土地已经都被开垦，而非土地不再被开垦。并且那些被开垦的土地是大多数民众劳作之后的成果，而非少数哲人的功劳。据此，可以知道，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定然是完善教育后的结果。原因在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的内容中包括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精英——最起码不成为任人指使和糊弄的知识分子——促使公民和政府共同探讨社会生活的必然内容，进而全民开垦那些未被开垦的土地；公民因为教育获得智识之后，便会开始重视自己的权利，开始理直气壮地站在和政府同等的地位，去审视政府做的一切事项是否有违其服务性宗旨。这样一来，政府开始变得谨慎，但其行动并不会因为公民的积极参与变得举步维艰，只不过政府从此必须心甘情愿地和公民一起开垦那些未被开垦的土地。这样做的结果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将变得更好，预防犯罪之目的便自然而然地达成。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姗姗到来。通过上述分析，不得不说，完善教育和政府的本质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三、完善的教育和最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之间的联系

最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实质就是后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时，所描绘的理想政府所拥有的时代。那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府不是统治人民而是受人民所统治。民选的官员被认为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代表的是他们的选民。人们可经由投票，向他们的代表陈情、甚至组织和平的示威活动，来发表心声，参与政事。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份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与义务，来决定他们的政府该如何执政。公共幸福到来的时代，就是民主社会形成的时代。

谈及公共幸福时代，贝卡利亚强调这个时代是最遥远的，应该不难理解他说这句话的原因。或许贝卡利亚在两百多年前写《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的时候，就早已深刻意识到：公共幸福时代，即民主社会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只是时机远未到来。但那并非远到遥不可及。公共幸福时代的到来需要公民自己去争取，需要每个人加入到民主化进程的洪流中来。每个人加入到民主化进程的场面一定非常壮观，壮观得公共幸福时代不请自来。而这样时代的到来，教育一定留下了汗马功劳。到了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开垦过的富饶的土地。民智的开化同教育密不可分，正因为教育的漫长和艰辛，所以那样的时代才最遥远，但绝非不可实现。

综上所述，真正对人类有益的教育，在它完全地付诸实践之后，定然会导致遥远的公共幸福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其预防犯罪之功效不言而喻。尽管实现完善之教育的过程漫长而艰辛，但他的最可靠性特质会源源不断地给执政者带来政治上的诱惑，促使完善教育成为每一代执政者在教育领域做出应有的贡献；完善的教育不是目的，而是工具，等到民主时代到来时，完善的教育成了功勋卓著的历史功臣，和谐社会便开始形成。到那时，执政者和普通民众怎么还会担心犯罪的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