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世界金融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篇2

我们1991年轻度的经济衰退和日本长期存在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的金融体制是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众所周知所谓的“大企业集团体制”是一个主要以银行为中心，同时使所有公司相当依赖银行信贷的体制。因此，日本银行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长了信用恐慌的时间。一些日本公司的确想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它们渡过难关。在银行总贷款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过去十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公司债券增加一倍还要多。然而由于银行贷款在日本的资金来源中一直占主导的地位，因此这种非银行借贷数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变日本信用恐慌的状况。

日本政府现在正不断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使它们重新资本化。虽然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体制多样化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这是促进长期复苏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关键因素。解决日本危机也必然比解决美国危机要困难得多。这同样证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经济动荡的破坏。

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亚国家不是如此依赖银行作为它们金融中介的话，它们在过去18个月里出现的问题会有多严重呢？人们很容易理解购买不能对冲的短期美元债务并投资于国内的泰铢贷款可能会由于美元汇率的不稳而造成泰国银行停止向外贷款。但为什么停止贷款会造成经济崩溃呢？如果泰国有一个能发挥功能的资本市场并同时拥有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轻得多。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们很少有理由怀疑东亚国家30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提供资金的。经济和银行信贷的快速增长使得无效贷款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较低。缺少可替换的中介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就象车胎如果没有漏气，缺少后备轮胎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东亚国家就是没有“后备轮胎”。

处理银行危机

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机构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一些危机。银行风险管理经常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往往要达到一种很难达到的负债程度，这一程度产生适度的资产回报而同时又不出现延期偿贷的威胁。

银行在用本币负债方面永远也不会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银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证，特别是国家政府的保证。但即使这种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当这种负债的货币是外币时。人们又不禁会问如果在银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纪，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话，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大量银行危机的破坏还会有那么大吗？

在恶劣的环境下，现代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现金并不总能减轻人们的担忧。即使流动性增加了，但银行在不稳定时期也不会向外贷款。今天的日本银行体制就是一个例子。比如日本央行尽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对贷款的热情却很低。但与十年前美国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资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银行危机，与美国八十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以及日本目前的银行危机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尽快解决危机是最好的选择，拖延时间可能会大大增加危机对财政和经济的破坏。由于政府对银行隐含或明确的安全网络保证，解决银行部门的危机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样，增加纳税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难往往会推迟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当然会增加财政开支并延长信用恐慌的时间。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多种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门发生危机的时候保护这个国家的经济。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动荡时的经历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验证例子。尽管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有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并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它的经济受到危机国家的影响。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有稳固的银行体制，同时还有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但进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会变得正常。多种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体制在各个方面发生崩溃。

多样化的资本市场除了在紧张的时期作为信贷过程的补充之外，还在一般时期与银行系统竞争从而降低所有贷款人的金融支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一起共同创造、发展并推广各种新的提高资本创造和风险承担的方法。大体上来说，银行系统的效率上升了。它从以前不同地对待每一个贷款人变得更加标准化。

在标准化发展完善的时候，这种方法也被推广到资本市场去。由于贸易的作用，资本市场里有更多的贷款人，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期货合同、垃圾债券和资产债券就是这一进程的很好例子。

资本市场和贸易工具一旦形成，它们就可以给银行提供新的特殊风险对冲的方法并可以把银行从持有贷款转变为创造贷款。反过来，银行贸易也可以促进这些市场的发展。近几年兴起的由技术带动的革新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这就是所谓的套期保值。

过去两年的经验表明，在这个更新、更复杂的全球系统中，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体制不够稳固是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银行系统作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为奇。银行拥有的贷款人的内部信用情况可以作为决定资本分配的指导。加入金融市场可选择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实际资源来进行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可能实现。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几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进程的启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中。因为它们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报而不是长期的较低的回报率上。

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础设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组成的，它们的运作就如社会的其他部门一样，必须与基本的价值体制相一致。从表面上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好象只关系到技术问题。它包括能明确显示公司状况的会计标准、能可靠保护财产和强制合同执行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在公司决策出现失误时事先确定索赔方案的破产条款。这些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企业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处理索赔问题时使用标准化的方法。但是这些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不同文化色彩。当今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有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过去苏联对个人产权偏见的影响。由于亚洲人害怕“丢面子”，因此很难在这些国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国家的破产制度等。同样在西方国家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贷方和借方关系的看法。公司的权力分配反映了社会中最多人持有的对商务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让一个没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但也一样发展起来的国家采用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同样，想统一各国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或统一与国际交易相关的各个组成部份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弱点使得它们的银行系统变得比危机前更加脆弱，并妨碍了随后危机的解决。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时政府对银行暗地里担保，造成了投资者以过低的价格贷给银行大量的资金，造成资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产法和程序使得银行无效贷款的恢复变成一项长期并且昂贵的工作。另外，俄罗斯在强制执行合同和收债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础设施是造成现在俄罗斯金融中介作用瘫痪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怀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确对经济有益的话，在将来推动这些形式统一的压力将会是相当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还很有可能会改善银行系统的环境以及它的经营状况。

最近，一个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比银行部门本身发展对经济的作用要大。这一研究结果与以下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资本市场和银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务。如果同时使用两种形式则必定会带来更健全、更有效的资本分配过程。

有些人认为，缺乏足够的会计实践、破产条款和公司管理导致最近几次危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危机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够的上述因素和它们可能支持的资本市场存在的话，1997年初经济冲击的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前两年金融动荡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欧洲大陆很少发生由房地产的繁荣和萧条引起的银行危机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出现过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为止，欧洲大陆的金融部门仍是由银行主导，它的资本市场也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发达。这种银行体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一些银行体制有充分的监督并以一个合法、规范的框架为基础的话是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的。但是这种银行体制还有公有银行实质性的参与。这些公有银行往往缺乏私有银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创新。政府的参与往往不能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价格信号的可靠性。但在市场调节不足以阻止银行危机的时候，此类的政府参与可以提供默认的资源保证以使信用持续流动，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动。

例如，德国由公共控制的银行团体的资产大约占所有银行资产的40%.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虽然不如德国但也是相当大的。简而言之，一些证据表明较低效率地使用资本可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使欧洲公有商业银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时促进了以往规模不大的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并使欧洲大陆的金融体制向英国和美国的体制转变。

发展资本市场可能还会给欧洲大陆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在国家银行体制不断集中时，整个欧洲银行业也会逐渐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大银行受到异常打击的话，这家银行就有可能会缩减它向外的贷款。如果存在发展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话，以上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减轻，因为公司有了其它的资金来源。

篇3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速度，但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也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现象，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不协调的投资和消费环节，造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的内部失衡。而国际收支的增强，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而消费水平却始终较低。我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扩大内需，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使得我国经济无法保持稳定发展。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政府对经济发展过度干预，没有完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金融市场的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完善关系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通过完善金融市场能够加强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分散控制风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机制，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高储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相应提高，人们加强了资金的保值增值意识，更愿将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分析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不完善的金融制度导致金融市场高风险、低收入的特点，大量的内部交易和市场欺诈现象，使得居民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推高了我国的储蓄总量。

（二）高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作为各地的发展中心，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望与低成本生产资料相结合，提供了投资所需条件，而我国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资金定价没有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并且受到资本市场功能定位偏失的影响，许多行业出现投资严重过剩现象，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速度极快，造成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

（三）低消费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使得居民工资收入无法增加，中小企业往往通过高留存、低工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积累，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不发达的今日融市场，也使得居民很难获取财产性收入，我国个人贷款和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并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金融市场不均衡的分布现象，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相同金融支持。

篇4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达沃斯经济年会上，金融监管成为人们讨论的的焦点。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上了生动的一课，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特别是强调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重视，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构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但大多数是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共监管机构的作用，而对于私人监管机构的媒体，独立评级机构等却很少提及。本文认为，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离不开私人监管部门，只有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构建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才成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作用。

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理念最早是应用于保险业，后来不断扩展到整个金融业，其就是让私人部门来帮组衡量公共部门的监管要求，并充当应对监管者与银行业相勾结或掩盖事实的制约力量。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一行三会”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之上，代表私人监管的存款保险机构，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才刚刚起步，都很不完善。私人监管部门的缺位使得公共监管部门失去了一个外部监督的力量，金融监管协调成了纯粹的政府公共监管部门间的内部“行政调整”，这制约了监管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

二、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组织结构缺陷

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协凋机市}J主要提: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公共监管机构之间，然而，在金融市场不断创新的今天，公共监管在监管协调方面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担比:

(一)部门利益严重

我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之下，但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加快，金融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业逐渐由分业走向混业经营。我国加人WTO后，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国内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竞争力逐步尝试混业经营。在政绩为先的行政文化驱使下，各监管机构为了促进自身部门利益的发展，一方面鼓励业务上的创新，突破自身领域，不断与其他部门形成业务交叉;另一方面又出于风险的考虑在监管方式和监管标准方面各执己见，各行其是，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不一致，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二)部门间具体安排不完善

一是联席会议安排不完善。尽管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就联合公布了《三大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然而，从实践的效果上看联席会议制度并不尽如意，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仍然大量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联席会议的参与主体过于狭小;另一方面是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够，协调后达成的安排没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信息收集的渠道，方式及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部门间的信息不对称，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监管合力不大。

(三)部门内存在“道德风险”

监管“俘获说”认为，监管措施在实行之初可能还是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被监管者变得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极其熟悉时，情况开始变化，监管机构会逐渐被它所监管的行业控制和主导，被后者利用来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收人。金融业是个高回报率的行业，资本的逐利性，使得拥有特许经营权的监管者，特别是一些监管高层容易与相关金融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链条，2008年6月证监会前副主席“事件”以及受“事件”连带出来的“肖时庆”案、“涌金系”案就是例证，这严重削弱了防"i周的效果。

(四)部门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

在进行监管协调时，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都是政府性公共监管部门，协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重，私人监管部门，如独立资信评级机构，新闻媒体等没有参与其中。参与协调的主体过于单一使得协调的内容过于狭隘，协调的信息不充分也不全面，隐藏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降低了协调措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措施建议

由于公共监管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进行金融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私人监管机构，如独立的评级机构，体等的作用，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建立公一私复合监管的组织结构。

1、要放宽独立评级机构参与监管评级的限制，鼓励其参与金融监管协调。信用评级应该是个包括多个角度评价的体系，不同的评级机构评定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做出评价也不一样，这样才能够促成对金融机构全方位认识。针对我国独立评级机构的现状，本文认为一是要进一步为资信评级机构的发展创造条件，放宽商业评级机构的市场准人限制，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或者适当引进境外著名评级机构进行参股，提高我国资信评级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二是保证资信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全按市场来运营。

篇5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篇6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篇7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制造业：互动融合

现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不断证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演变趋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产业升级，就是遵循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然而，产业承载空间是有限的，并且产业之间存在着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

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趋势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的趋势（见下表）。可以看出，服务在制造系统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过渡到促进功能，战略功能，而且涉及的专业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管理低层发展到产业的战略高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战略的“推进器”效果表现在信息科技、创新与设计、科技合作、国际金融中介、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并且，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占60%-70%，其中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占50%-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因而，从本质上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产业互动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将产业的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的升级。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关系，意蕴着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才是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获取发展空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基于分工交换的互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A．佩恩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成熟与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和制造已经卷入它们高度相关和补充的阶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换列出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说明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效益的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强化的过程。国家外经贸部2002年的课题研究表明，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问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不足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互动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2．价值链理论。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理论，即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计算机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见图2）。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在制造业价值链中，25%是制造环节，而75%是研发设计与流通环节。这说明，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外部展开，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和生产有关。因此，这种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必将导致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务环节将随着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

3．经验借鉴。(1)北京以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通过建立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科技条件服务首都建设主题、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行动，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产业重点上，一是促进汽车制造业与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二是推进电子产品制造业与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电视广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三是促进医药制造业与医药研发、物流和医疗服务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途径。(2)上海以推进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为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上海市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了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功能区建设。

北京与上海的经验表明，作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制造业息息相关。首先，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产业互动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融人传统产业的过程就是用高新技术取代一些传统技术的过程，这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促使传统产业迅速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促使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抛弃一般的演进过程，获得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的产品被广泛使用，新的服务被广泛普及，从而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催生，旧技术、老产品、低层次服务不断萎缩或消失，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互动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补技术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共同开发的平台，降低研发成本。互动融合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组织的网络化，使得企业具备了更为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能更迅速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产品的规模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产品生产的柔性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各产业部门多头并进式发展。再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扩大就业、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1.4%，而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工业化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严重束缚，为城市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对温岭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业已夯实。近年来，温岭实施“工业立市”和“三产兴市”战略，初步形成以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功能配套为支撑，突出延伸产业链、发展大企业和打造区域品牌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态。1978-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从3790万元增加到231.25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2%跃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4家，物流企业221家（不包括个体经营户，下同），信息服务企业208家，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102家，商务服务企业381家，会计、审计、税务、律师、专业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96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总量达到478.55亿元，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产业关联度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温岭工业经济继续蓬勃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35.5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出货值180.9亿元，同比增长12.4%。目前，温岭产业已形成了摩托车及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泵与电机、鞋帽服装、炊具及金属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产食品等支柱行业。小型农用水泵、不粘锅、中小型空压机等近10个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温岭正成为浙东南沿海最具区域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调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88.03亿元，同比增长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增幅在台州市9个县（市、区）中位列第二，从业人员达37809人，占全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45%．增长16.1%。

三是产业互动融合的势头正逐渐显现。近年来，温岭紧紧围绕“三产兴市”目标，积极实施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政策引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环境。根据温岭市政府课题组对行业若干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温岭20%的制造业企业有外包研发服务需求；50%的制造业企业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业务；80%的制造业企业有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业企业有售后服务的需求。为此，温岭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贸、大海运、大楼宇、大会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商务咨询、质量认证、信息与软件等服务业，推动生产业和生活业集聚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2．瓶颈制约

一是生产业人才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不大，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更是短缺。从业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8230名，仅占生产业从业人员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环境的缺失。温岭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对生产业人才培育的支撑作用还很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温岭市的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欠缺，社会处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视文化品位的状态。而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强度的信息流和高层次的文化环境来支撑，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不仅使本地人才的成长缺乏丰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引不进，也留不住。

二是产业配套和服务条件欠佳。从总体看，温岭制造业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企业价格联盟、多层次错位竞争的局面，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通病，多年来延续的“产品雷同一低价竞争一利润太低带来创新动力不足一生产更多更低价的雷同产品”的恶性怪圈一直无法打破．全市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仅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为12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95%。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能维持。温岭尽管消费水平较高，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服务国际化大公司来说，在生活、教育和卫生医疗配套服务等方面层次都欠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产业间协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产业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务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不仅是现代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时更是现代服务业之问的竞争。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2007年温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4%，但分别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目前仍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这表明温岭目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尚未摆脱“低、小、散、弱”格局，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偏弱等突出问题。(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缺乏大项目的带动，尤其是缺少标志性的亮点工程，形不成品牌效应。(3)生产业还无法为制造业提供有效和满意的服务，生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务业中较高层次的行业，生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4)商贸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资金外流现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撑、规划引导不够．扶持政策方面过去长期向工业倾斜，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政府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功能薄弱，服务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在规划和操作层面缺乏整体引导，造成服务业的功能分区不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优势。具体表现在：(1)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研发等新兴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从业后还须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和更新，因而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但目前的税收政策把生产企业等同于工业企业，执行相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教育培训投入又不能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2)市场准入的前置条件设置过高，加之部分行业尚未全面放开，一些由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往往与部门藕断丝连，实行垄断经营，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服务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3)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表现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与支持。市财政每年用于眼务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只有2000万元，专项用于生产业的就更少。(4)生产业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很高。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研发、创意、软件、信息等产业具有高风险特点，且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也不适应这些产业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路径

1．加强产业关联，务实互动融合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都是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知识、信息与技术相对密集、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创建特色产业基地，组建一批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外观设计等特色产业工业设计中心、产品策划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促进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2．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与服务的和谐共生。产业集群不是仅仅某个产业或领域内企业群体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门和科研、教育、金融、贸易、物流五大服务部门，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不仅仅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累积和区际间的流动，而且强调在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产业集群是保证各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各种活动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工业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产业互动发展中，要充分认识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形成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发展重点产业的上游、下游相关产业，增强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企业和产业依据市场规则向某些区域聚集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同类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就温岭而言要重点抓好汽摩行业、泵与电机、金属制品装备业、鞋帽服装、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产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业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要关注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更要把上游的研发、下游的市场营销等纳入产业集群体系，延长产业链。不仅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更要关注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3．增强自主创新，破解互动融合的现实问题。为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形势，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式，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制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策，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支持企业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鼓励和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减排服务业，促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重点扶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龙头企业，对品牌创立、管理与延伸服务进行战略规划，由传统的接单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

4．集聚产业人才，克服互动融合的瓶颈制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谁创造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产品，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通过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创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当前温岭的发展，与来自全国及全球优秀人才的集聚分不开，在今后的产业融合中，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群体，以及百万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聚集一批领军人才，统领产业融合进程。

5．优化研发投入，构建互动融合的信息平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上的。传统制造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先进制造业更是集中体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伸，融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营销等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将不同的经济主体、活动过程联结在一起，并且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服务过程。因此，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融合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为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区域信息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打下信息基础。

6．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互动融合的机制环境。产业互动融合使得原有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发生迁移，多个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些具体过程的发生需要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支持环境，发掘最大潜力的创业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顺应产业融合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产业融合及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护。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对制造企业开展现代制造服务活动并对现代制造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对于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项目融资、设立现代制造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为企业的创业、投资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7．发展区域协作，拓宽互动融合的外延空间。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转型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生产核心部件转化的产业创新升级模式。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他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跨区域和在全球流动。因此，要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合资、合作，吸引区域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发展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

参考文献：

篇8

俄罗斯研究所副所长牛燕平研究员首先发言。她的论文题目是《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俄罗斯经济形势》，阐述了2008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暴跌的冲击下，俄罗斯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自10月下半月开始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正在加深，预计2009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将骤降(全文见本期第5～7页)。李传勋教授对牛燕平的报告作了点评，并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俄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两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俄经济形势对我省外贸及各方面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俄经济有它自身的软肋，世界金融危机对其影响恐怕还要进一步加深。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和格鲁吉亚的紧张关系、股市撤资、卢布自由兑换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等，在新的一年里都会对俄经济造成影响。但比照1998年，目前俄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要强得多。俄政局稳定，政府掌控能力较强。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深层问题有所缓解，重要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上升到一个新水平，进一步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重要因素是前一阶段俄在石油涨价过程中收入较多，政府财政储备尚充裕，外汇储备也比较多。因此政府有能力对股市、汇市实施干预。因此俄形势还不至于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秀杰作了《从金融危机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报告，文章阐述了金融危机形势下东北亚国家加强共识，认清彼此间的依存关系不仅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有效手段，也是消除猜疑与对立，加速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选择。夏焕新研究员进行了点评。

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凤林报告的题目是《从加强中日“战略互惠”角度谈黑龙江省与日本农业合作》，王桂兰研究员作了点评。

犹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程红泽论文题目是《世界金融危机下的巴以冲突》，该中心石方研究员作了点评。

俄罗斯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涧南论文的题目是《黑龙江省与俄远东地区人口、文化差异》。他的发言论述了中俄两省区在四个方面的差异：一是人口结构及自然环境的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和两国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差异；三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如决策方式、人动等；四是文化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对中俄区域合作的深层次影响，以及中方对此应当采取的对策。高玉海研究员进行了点评。

篇9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重点支持大型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的政策性银行，支持船舶出口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成立八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始终把支持我国船舶出口作为出口信贷的工作重点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业务累计对船舶出口发放贷款434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放款总金额的23%；办理船舶出口的对外担保22.5亿美元，占担保总金额的74%；共计支持了包括超大型油轮、大舱口集装箱船、液化石油气船、化学品船、高速水翼船和自卸船等在内的各种出口船舶708艘，总吨位1767万吨，合同总金额121亿美元。同时，为贯彻国家鼓励国轮国造的政策，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内销远洋船舶的建造也提供了少量的出口卖方信贷支持。目前，国内的大中型造船企业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进出口银行近年来对我国船舶出口的支持率已经达到90%，与广大造船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八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船舶出口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促进了造船工业及其上游行业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帮助相关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我国船舶出口连续数年居世界船舶出口第三位的成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国造船业的发展既存在优势也面临困难。从优势来看，一是我国造船业技术力量较强，管理水平较高，不仅可以建造一般大型船舶，而且能够建造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造船的质量和服务都能满足船东的需求。二是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造船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三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船舶出口得到了政府在出口退税和出口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我国造船业虽然与韩国、日本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发展速度快，潜力巨大，发达国家的不少船东预言，未来世界船舶建造的主要市场将转到中国，中国很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从面临的困难看，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造船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世界船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市场船价降低，我国造船成本提高，船舶出口难度加大。船舶出口如不能保持稳定增长，或者出现下降趋势，势必极大地影响造船业的发展，并将对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支持造船业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我国船舶出口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使我国早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造船和船舶出口大国。

二、借鉴国际经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主要利用出口卖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同时，借鉴国际同类机构的通行做法，为我国船舶出口提供了出口买方信贷支持。向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是国际上通行的船舶融资方式。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贷款相比，买方信贷具有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为造船企业、船东和融资银行所普遍接受。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们先后向挪威索莫盖斯有限公司和温特盖斯有限公司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支持他们从我国进口四艘8删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和两艘1万立方米液化石油气船，反响很好，受到出口企业和国外船东的欢迎，这两笔贷款成为我们运用买方信贷支持我国船舶出口的有益尝试。

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向购买我国船舶的外国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可以增强对船东的吸引力，提高我国出口船舶的竞争力。国外船东、船舶融资和中介服务机构普遍看好中国造船业的发展，他们希望能够在为船舶及相关贸易提供融资与服务方面加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合作，并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我们向挪威斯考根海运集团提供买方信贷后，在国际上引起积极反响，一些国际知名船运公司和船东对我们向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等融资服务很感兴趣，纷纷前来咨询，表示愿意探讨具体的合作项目。事实证明，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造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让国外船东作借款人，可以解决国内造船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和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从船舶建造到出口收汇，整个过程所需资金量大、占用时间长，如果单纯使用出口卖方信贷，会加大船舶制造和出口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承担一定的出口收汇风险。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也增加了船舶出口企业持续获得贷款和担保的难度。出口买方信贷免除了由造船企业直接承担的长期负债，不仅可以改善国内船厂的资产负债状况，解决他们贷款难及寻求担保难的问题，也解除了企业船舶出口后存在收汇风险的后顾之忧。

中国进出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有不少有利条件。首先是所需外汇资金有保证。建行初期，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外汇营运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曾通过为国外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现在，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作为支持资本性货物出口的国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通过购汇等方式补充外汇营运资金，因此，运用买方信贷业务支持船舶出口所需的外汇资金来源充足。其次是贷款风险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中国进出口银行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船舶出口融资业务，对中国船舶市场和造船企业的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国外著名船东和融资机构也有比较广泛的联系。目前，我们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船舶出口信贷风险管理制度，船舶贷款的信贷资产质量也比较高，不良贷款比率低于其他行业的水平。在对船舶出口提供买方信贷时，我们可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强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信用评估，控制和防范船舶建造风险。可以说，我国运用买方信贷方式支持船舶出口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各方共同努力，买方信贷应该也能够在我国船舶出口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船舶出口融资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同时发挥出口卖方信贷和出口买方信贷的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进一步加大对船舶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运用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几点意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发展这项业务，加大利用买方信贷对船舶出口的支持。

一是充分利用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金融业务品种齐全、功能强大等优势，为船舶出口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根据企业的需要，在船厂交船前我们可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同时提供所需的履约和预付款等保函服务，满足企业在建造船舶中对资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根据船东及担保情况，或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或继续提供出口卖方信贷，使造船企业和船东得到全方位的融资服务。我们鼓励造船企业积极利用出口买方信贷方式进行融资。

二是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有关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请国外金融机构继续为我行出口买方信贷提

收藏本站

网站地图

搜索论文

繁體

论文首页图片论文热点论文专题论文管理论文经济论文会计论文审计论文语言论文英语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社会论文

哲学论文法学论文声学论文艺术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计算机文农学论文医学论文其它论文搜索论文写作指导应用文稿

考试信息考试软件职称评审信誉保证论文转让论坛交流论文qq群联系方式论文订单论文讨论论文资讯联盟知道首页经济论文经济学国际贸易背景：阅读论文

积极运用买方信贷业务

供担保，还可利用这些机构长期从事船舶融资的经验，借助它们广泛的客户网络，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此外，对采用国外船用设备和材料、在中国制造并出口的船舶，可探讨由中外双方分别提供出口信贷，进行联合融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开展利用国外买方信贷进口国外造船设备的转贷业务，以支持国内造船企业更新设备，提高造船能力。要通过上述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扩大我国船舶建造项目订单的来源，为国内船舶出口企业争取更多的市场机会。

篇10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在信息技术的革新和金融创新的共同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国际间资本管制的放松，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日益明显的跨国股市间的联动效应金融论文，即不同国家或地区股票市场指数的共同运动趋势。中国股票市场近些年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QFII和QDII制度的实施，使中国股市与其他市场股票价格的联系更加紧密。香港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其成熟的股票市场体制吸引了大批内地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站。截至2009年2月底，在香港证交所主板上市的H股和红筹股市值总额已经占到香港主板总市值的54.18%，成交量所占比重更是高达68.64%；同时150家H股公司中已有57家也在内地交易所发行A股，实现“A+H”双重上市。因此境外股市对内地市场的影响，可以通过同股同权的香港H股比价传递到内地股市。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作为最直接反映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的美国股市，是最能影响全球股市运行的市场之一。本文选择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进行协整关系研究金融论文，以此来研究不同市场之间的关系。

2、文献回顾

全球股票市场的联动效应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之间。Hilliard（1979）研究了十个主要国家股票市场每日收盘价的同期相关性和滞后相关性。Eun和Shim（1989）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分析1980-1985年间九个成熟股票市场的日收益情况来研究股市波动的国际传导机制。Kasa（1992）第一次运用多元协整方法考察了世界五个主要股票市场，证实了五个市场之间存在长期相关性站。Karolyi和Stulz（1996）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股票市场的联动性以及影响跨国股市收益相关性的基本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有增强的趋势，特别是在股市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股市的联动效应会更加明显，也即所谓的市场传染（King & Wadhwani，1990）。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学者就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市场以及全球股市间联动性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论文，新兴股票市场与成熟股票市场间不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如Masih等（1999）对1992-1997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泰国股市间长期相关性的研究。Leong和Felmingham（2003）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1990年1月8日~2000年7月6日新加坡、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股市的日股指进行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与韩国、新加坡与中国香港以及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之间股票指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俞世典等（2001）根据1998-2000年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了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日经指数与上证指数，得出这四个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对中国股市影响甚微的结论。陈守东等（2003）应用协整分析，并构建了误差修正模型，对沪、深两市指数和世界主要股市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指数的收益率序列具有相异的短期波动，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存在长期共同趋势。韩非、肖辉（2005）对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表明金融论文，两者的相关性很弱，中国股市收盘对美国股市的开盘有影响，但美国股市收盘对中国股市的开盘几乎没有影响站。

3、研究内容及方法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Cointegration）揭示了变量之间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跨国股市间长期共同趋势的研究。1980年，Sims在改进了联立方程组模型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研究多个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而此后Johansen将协整检验运用于VAR模型中，不仅丰富了协整理论，也建立了VAR模型的发展形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该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系统内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

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截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各指数的日收盘数据金融论文，通过对指数序列处理后得到收益率序列，结合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三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共同趋势。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被视为次贷危机的肇始。因此本文将指数序列分为两个时间段：2005年4月8日-2007年3月30日为第一阶段，2007年4月2日-2009年3月15日为第二阶段，对不同时间段进行三地股市协整关系的具体研究。

二、股市间长期协整关系研究

1、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5年4月8日—2009年3月13日的沪深300指数（HS300）、恒生指数（HSI）和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分别代表我国内地、香港和美国股票市场，数据来源于雅虎财经证券市场网站（biz.cn.yahoo.com/stock.html）。三地股市的交易时间和所在时区不同，我国内地市场交易时间为9:30~15:00，香港股市交易开始时间比内地晚半个小时，结束于16:00金融论文，两个市场的交易时间基本重合；而美国纽约股市交易时间是在美国东部时间的9:30~16:00，即中国当天晚上22:30到第二天凌晨5:00，故美国股市的开放时间在北京时间深夜，美国股市闭市四个半小时后我国内地股市开市，两者没有重叠的交易时间站。在同一天内，我国内地股市首先开放，其次是香港股市，美国股市在香港股市闭市后六个半小时开放。

由于三地股市有不同的节假日，因此将三者不重合的交易日的股票指数去掉后共得到900个原始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金融论文，将这些原始数据取对数转化为对数指数序列，分别记为：lnHS300、lnHSI、lnSP500，其收益率序列定义为对数指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即：rt=lnPt- ln Pt-1，其中Pt代表各股票指数的日收盘价。

2、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三地股指序列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检验三个对数指数序列的非平稳性，采用ADF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不平稳，而将其转化成一阶差分形式后的收益率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金融论文，因此三个对数指数序列都为I(1)过程。

表1 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检验结果

 

 

lnHS300

(0,0,4)

0.790041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不平稳

(c,0,4)

-1.048756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4)

-0.006735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300

(0,0,3)

-13.32430

-2.567669

-1.941194

-1.616450

 

 

平稳

(c,0,3)

-13.35034

-3.437774

-2.864707

-2.568510

(c,t,3)

-13.43464

-3.968820

-3.415080

-3.129732

 

 

lnHSI

(0,0,10)

0.655774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不平稳

(c,0,10)

-0.58928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10)

-0.008722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HSI

(0,0,9)

-9.815097

-2.569076

-1.941387

-1.616321

 

 

平稳

(c,0,9)

-9.800947

-3.441736

-2.866455

-2.569447

(c,t,9)

-9.950599

-3.974439

-3.417821

-3.131355

 

 

lnSP500

(0,0,16)

-0.340660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不平稳

(c,0,16)

0.133100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6)

0.308199

-3.978266

-3.419686

-3.132458

 

 

lnSP500

(0,0,15)

-5.344227

-2.570032

-1.941518

-1.616234

 

 

平稳

(c,0,15)

-5.322417

-3.444436

-2.867645

-2.570085

(c,t,15)

-5.570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