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科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工程科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主管单位：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海南省生物工程协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416X

国内刊号：46-1068/S

邮发代号：84-2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2003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SCI 科学引文索引(美)(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篇2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1997-2001年)收录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内5，800余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二、SSCI简介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2001年）收录社会科学领域内1，700余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三、SCI、SSCI交叉关系

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

另外，SSCI从34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文章主题和引文后，生成一个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文献目录，此目录再经ISI编委会审核，选择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文献加入SSCI。因此SSCI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文献，二者的交叉关系更为密切。

四、"四大检索工具"（Ei、SCI、ISTP、ISR）

四大检索工具"指的是《工程索引（Ei）》、《科学引文索引（SCI）》、《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科学评论索引（ISR）》。

五、从哪里可以检索论文被引用的情况？

在国外期刊上的被引用情况可以通过美国ISI的三大引文（SCI、SSCI、A&HCI）检索。在国内期刊上的被引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R）》、《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或者《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检索.

六、哪些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

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指的是林被甸、张其苏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出版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指定的核心期刊。

篇3

主管单位：教育部

主办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2456

国内刊号：42-1040/C

邮发代号：38-3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5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篇4

物流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1]曾永长.多式联运流程设计与路径优化[D].重庆：重庆大学，2009.p6.

[2]杨雪.考虑换装时间的集装箱多式联运路径优化问题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3.

[3]荣朝和，魏际刚，胡斌.集装箱多式联运与综合物流：形成机理与组织协调[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

[4]魏际刚，荣朝和.我国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的协调(上)[J].集装箱化，2000，(2)：p21-24.

[5]赵颖.多式联运流程设计与仿真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6.

[6]佟璐，聂磊，付慧伶.多式联运路径优化模型与方法研究[J].技术与方法，2010，(212)：p57-60.

[7]贺国先.集装箱公铁联运的费用加权最短路计算机算法[J].铁道学报，2006，28(1)：pll7-120.

[8]魏航，李军，刘赢子.一种求解时变网络下多式联运最短路的算法[J].中国管理科学，2004，14⑷：p56-63.

[9]邹雪丁，赵宁.王转.混合运输方式问题的建模与仿真[J].系统仿真技术，2007，3(4)：p56-63.

[10]雷定猷，游伟，张英贵，皮志东.长人货物多式联运路径优化模型与算法[J].交通工程运输学报，2014，14(1)：p76-83.

[11]朱晓宁.集装箱多式联运通道规划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2.

[12]袁加林.集装箱多式联运标准化及其经济动因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0.

[13]张戎，闫攀宇.洋山深水港区集装箱海铁联运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J].中国港口，2006，8：p25-27.

[14]王金华.基于运输合理化的多式联运路径优化[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pl.

[15]李愈.赵军.吴刚.陈佳琪.带有固定运费的多式联运方式选择[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47(5)：p881-887.

物流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夫·H洛夫洛克。服务营销(第3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詹姆斯·A菲茨西蒙斯等着。服务管理：运营、战略和信息技术[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余平.继往开来[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2，(01)[7]中国物流航母织就信息大网[J].互联网周刊，2002，(35)

[4]何明珂.中国物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财贸经济，2001，(05).

[5]沈玉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J].国际商务研究，2001，(04).

[6]牟歌。随机需求下存在单项替代的服务能力决策模型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8.

[7]马简。服务预订下的定价与能力决策[D].西南财经大学，2011

[8]申文，马士华，陈潇。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能力[J].中国物流与釆购，2006(22)：72-73

物流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1]高志军，刘伟，王岳峰。基于物流能力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研究[J].物流与采购研究，2009，23(6)：17~20

[2]朱卫平，刘伟，高志军。三级物流服务供应链能力协调[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12(6)：27-32

篇5

二、EI

《工程索引》（TheEngineeringIndex，简称EI）创刊于1884年，是美国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术类综合性检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万至1.4万条；每期附有主题索引与作者索引；每年还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还增加了作者单位索引。收录文献几乎涉及工程技术各个领域。例如：动力、电工、电子、自动控制、矿冶、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金属工艺、机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综合性强、资料来源广、地理覆盖面广、报道量大、报道质量高、权威性强等特点。Ei公司在1992年开始收录中国期刊。1998年Ei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Ei中国镜像站。为了让中国用户与全球用户同步使用EV2数据库，EI公司近期将实施EV2中国用户的平台转换工作。转换时间是2011年4月27日，平台转换后，现有成员将全部通过国际站点访问EV2数据库，清华镜像站点将停止使用。届时如用户仍登录原镜像站点，将会有弹出信息提醒用户使用国际站点。2009年以前，EI把它收录的论文分为两个档次。1、EICompendex标引文摘（也称核心数据）。它收录论文的题录、摘要，并以主题词、分类号进行标引深加工。有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是判断论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录的唯一标志。2、EIPageOne题录（也称非核心数据）。主要以题录形式报到。有的也带有摘要，但未进行深加工，没有主题词和分类号。所以PageOne带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进入EI。EiCompendex数据库从2009年1月起，所收录的中国期刊数据不再分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EI对稿件内容和学术水平的要求：

1、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的工程论文,包括的学科有:

——机械工程、机电工程、船舶工程、制造技术等；

——矿业、冶金、材料工程、金属材料、有色金属、陶瓷、塑料及聚合物工程等；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结构工程、海洋工程、水利工程等；

——电气工程、电厂、电子工程、通讯、自动控制、计算机、计算技术、软件、航空航天技术等；

——化学工程、石油化工、燃烧技术、生物技术、轻工纺织、食品工业；——工程管理。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攻关项目、"八六三"高技术项目等。

3、论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有创新。EI不收录纯基础理论方面的论文。

三、ISTP

《科技会议录索引》（（IndextoScientific&TechnicalProceedings，简称ISTP）创刊于1978年，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出版。该索引收录生命科学、物理与化学科学、农业、生物和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等学科的会议文献，包括一般性会议、座谈会、研究会、讨论会、发表会等。其中工程技术与应用科学类文献约占35%，其他涉及学科基本与SCI相同。ISTP收录论文的多少与科技人员参加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多少或提交、的多少有关。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外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占被收录论文总数的64.44%。在ISTP、EI、SCI这三大检索系统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该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比较全面，可以说它是集中各个学科高质优秀论文的精粹，该检索系统历来成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视的中心和焦点。ISTP、EI这两个检索系统评定科技论文和科技期刊的质量标准方面相比之下较为宽松。

四、SSCI

篇6

国内有关大学效率评价定量分析的文献很少见，仅有武书连等人用大学排行榜上大学得分除以大学教师数和科研员工数得到的效率值。由于大学排行榜的得分是一个综合数据，含有投入、产出和大学基本条件或环境等信息，实质上没有所谓效率的意义，只有人均排行榜之意。

国外对大学效率的评价，近10年来颇有进展。由于国外大学的教育规模发展迅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资源配置已从强调公平向义务和效率转化。12Clelli131>Avkiran14、Abbott和Doucouliagos151等人对澳大利亚大学，Ahn、Charnes和Coppeij6、Robst171、Salemo181等人对美国大学，Athanassopouios和Shale19、Stevens110、Izadi、Johns、Oskro-chi和Crouchley1111等人对英国大学，McMillan和Data1121对加拿大大学，JongbloedEtAl1131>Jongb-loed和Koelman1141、Vink115等对荷兰等大学的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分别以学校单元、学术单元和非学术单元进行，有的研究整体效率，有的研究学术产出效率，有的研究管理效率。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和随机前沿面（StochasticFrontier,SF)，其中2/3的研究采用的是DEA方法。

研究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生产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其产出和投入。国外学者将学校或其研究单元作为一个黑箱，而由黑箱的投入与产出计算效率。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多种产出，一般引用EstelleJames'16所说的“学术产品”。学术产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研究与教育两项产出。

研究教育产出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来量化(quantify)。比如，同样数目的学生数，有人会说谁的学生更杰出一些或更差一些，因而不能认为是同等的。如果不论谁更杰出，那么，学生人数越多越好，这显然也是不妥的。为此，通常的思路是给他们加权',但是，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权重，谈何容易。

对于研究产出，有学者用的数量来计算，也有学者以研究支出(受资助金额)作为产出（实际上也是研究收入，至少与研究支出高度相关)。当然，关于研究支出，有学者认为其可以被认为是投入或产出。比如，MelvilleL.Mcmillan和DebasishDatta'18就指出美国州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是投入，而企业和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基金是产出。与此同时，支出没有质量信息。相反，有人说并非所有研究成果都是以文章形式发表的，比如，专利、许可等。为此，Cohn'19也提出用加权的方法。当然，这同样要用先验的判断，并且要求足够客观以让人们接受，但是，这是不易做到的。

投入的测量也是如此困难。比如，学术人员数或全体教职员工数同样也不存在质量信息。比如，北大、清华的教师通常被认为是更有水平的，所以，有文章提出可以用员工工薪水平来测度员工水平。然而，这又会增加有关地区差别的考虑，从而使研究更加复杂。

事实上，一个学校，其教育产出多、研究产出少或相反，只能表明它的价值取向如此。从综合效率来看，只能说明其效率是否相对有效，而不能说谁更胜一筹。使用加权(这些权对所有学校是平等的）的方法是将不同决策单元的产出或投入“扯平”，从而又归为单一投入与单一产出的问题，它并没有突破单一投入与单一产出的评价方法。

事实上，在多产出、多投入的情形下，没有一种统一的权重可以让所有被评估者信服，因为它无法反映各自的价值取向。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适合于综合效率评估的方法，其权重取法是最有利于被评估者的。

二、模型DEA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的优点是不要求有先验的生产函数，对投入和产出也不要求有统一的量纲，困此，该方法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所以，在国外的大学效率计算中，约有2/3的研究采用的是DEA方法，而另一些研究使用的是随机前沿面(SF)方法，且主要适用于成本效率等只有一个产出的情形，而且要有关于产出或成本的函数形式假设，同时还要有关于其回归残差分布形态的假设。所以，本文认为还是选择DEA方法为佳。

其含义是当新的投入组合不大于原投入时，新的产出组合能比原产出多$倍。此问题一定存在解，而且Vd>1。当Vd=1且S+,S-均为0时，称DEA有效。DEA有效的经济含义是除非增加一种或多种投入，或减少其他种类的产出，无法再增加任何产出;除非增加一种或多种投入，或减少其他种类产品的产出，无法再减少任何投入。在大学效率研究中，视大学为决策单元。

线性规划模型(D)是面向输出的DEA模型，它也可以转化为面向输入的模型。模型(D)的约束条件中，如果加上条件：E1则称此模型为假设j-1是规模收益可变（variablereturntoscale,VRS)下的VRS模型，它得到的效率值可作为纯技术效率。而当没有此条件时称为CRS模型(constantreturntoscale),此时得到的技术效率被认为是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相乘作用下的结果，所以据此可以确定规模效率。还有非递增(NIR)与非递减(NDR)规模收益等1211，在此，不再多述。

三、研究生教育的效率分析框架

在传统的学校效率分析框架中，将学校或其研究单元作为一个黑箱，并根据黑箱的投入与产出计算效率。其中，两个问题必须明确:第一是作为黑箱的分析单元，可以是整个学校，也可以是学校的部门机构。第二是黑箱的投入和产出包括哪些内容。

分析单元是容易确定的，而投入与产出是较难确定的。Coelli122在以澳大利亚的大学为单元的模型分析中，认为产出是学生在册数(折算为全日制学生数)、发表指标，投入是总员工数和非员工费用;在以学院为单元的模型分析中，认为产出是学生数和发表指标，投入是学术员工数和其他费用；在以管理部门为单元的模型分析中，产出是学生数、总员工数，投入是管理员工（金额计）、其他管理费用。Avkiran1231研究了总体绩效、教育服务绩效、付费生教育的绩效。他在三个模型中用的投入全是学术员工数和非学术员工数，产出则按不同模型分为：（1)本科生数、研究生数、研究成果等；(2)学生保持率、学生进阶率、毕业生就业率等;（3)海外付费生数、非海外付费研究生数。Abbot和doucouliagos124对Coelli的数据重新建模计算，对分析单元集合则按研究与教育的不同比重区别对待。他采用的投入仍是学术员工数、非学术员工数、非人工支出、非现金资产的价值等，而其产出是以学生数代表教育，以研究工作量代表研究产出。Ahn、Charnes和Cooper125首次对美国大学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投入是课程支出、材料投入和管理支出，而产出是大学生数、研究生数和联邦研究项目支出。Athanassopoulos和Shale1261对英国的45所“老”大学进行研究。他们研究了成本(cost)效率和成果(outcome)效率。二个模型都用三个产出：成功毕业数、获得学位数、加权研究比率。而成本模型的投入则分别为一般学术支出、研究收入(income);成果模型的投入是大学生数、研究生数、学术员工数、平均A级入学分数、研究收入、图书馆与计算机支出等。McMillan和Data1271用DEA分析了加拿大45所大学。他用了九个DEA模型并比较它们的结果。他采用的投入与产出更为复杂，针对不同的模型，采取不同的选择:产出为在校本科生数或理科在校本科生数、其他学科本科生数、研究生数、硕士研究生数、博士研究生数、受资助的研究生支出总额、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委员会资助人占员工比例（％)、国家自然基金和工程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员工比例（％)等指标的部分组合，而投入是有三级职称的教师数、理科教师数、其他教师数、其他费用、总费用支出等指标的部分组合。

在国内，类似的研究，仅有邱均平等人A在评价大学科技竞争力时指出投入指标为人力、RD基地、项目、经费，产出指标是成果应用（专利，技术转让)、论文数、论文质量、获奖等。

虽然DEA模型分析大学效率时，其投入与产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学生数或毕业生数通常用来作为产出，而学术员工数或非学术员工数也常作为投入，发表文章数常作为研究产出，但研究收入或研究支出，则有时可作为投入，有时作为产出，等等。事实上，这些选择大体是根据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来决定的。

本文的研究单元是大学，其内容是研究生教育的效率。因此，笔者采用国外的研究方案，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给出界定，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研究生教育投入的是人力和科研经费。在大学，与研究生教育最相关的因素是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和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以及科研经费，因此，将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设定为导师数、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数和科研经费数。研究生教育的产出则包含研究生数和科研成果两部分。科研成果很可能含有非研究生教育的成果，但是，本科生的研究成果毕竟是少数，而研究型大学中低职称者的工作与本单位研究生教育紧密相关，所以，将科研成果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产出。

由于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信息，虽然在前面的论述中认为只是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必拘泥于质量，但在效率分析框架上区分数量与质量的信息是有必要。比如，对于教育产出，既要考虑学生数量产出的效率，也要考虑学生质量产出的效率；同样的，大学科研项目的获取是大学的收入(产出)，它表明的是学校研究数量上的信息，并无质量的信息，而质量的信息，应当是这些研究项目所得资助的使用效率，即所谓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提出二阶段框架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

第一阶段可认为是研究生教育的数量效率，诸如导师得到课题数、博士硕士生人数和科研经费数，它们没有或很少具有质量信息，更多的则是数量信息，而第二阶段是将第一阶段获得的资源合理利用，最终产出论文和科技成果等。显然，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得到更多的论文和科研成果，那么，就表明这些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是高质量的。

四、数据来源和处理

模型不应根据数据的可得性而设计，但在实证时必须适当地迁就可得性。本研究根据《教育部直属高校二oo三年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整理。教育部部属高校有72所，加上中科院和国防科工委所属8所大学，共80所。由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数据有若干缺失，故排除在外，余下79所大学。在进一步研究时，发现有一些纯文科大学没有自然科学的数据，所以将不具有自然科学方面数据的学校排除在外，共有66所大学。虽然本研究也曾对79所大学进行过研究，但以下只给出66所大学的研究结果，而对于79所大学的研究结果和没有列出的其他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研究生教育的人力投入指标用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数、博士生导师数和硕士生导师数表示。其中，博士生导师数是由硕博连导的导师和只指导博士的导师数合并，硕士生导师是由硕博连导的导师和只指导硕士的导师数合并。由于笔者没有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分类的有关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的数据，所以，只能将导师以大学为单位汇总。科研经费由人文社科经费、自然科学经费等两项指标表示(单位:万元)。

研究生教育的教育产出以博士生在校生数、硕士生在校生数等两项指标表示。同样，研究生数不能按学科区别对待。科研产出以人文社会科学专著数、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自然科学专著数、自然科学论文数等四项指标表示，不区分论文的级别，是因为没有相关数据（曾只用国外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不大)。科技专利等在此不予体现的原因，是由于难以量化，而且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讲，几乎所有大学都以和专著作为毕业答辩的前提。

五、计算结果

1.传统分析框架下的计算结果

在传统分析框架下，投入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博士生导师数、硕士生导师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自然科学研究经费，而产出是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数、人文社会科学专著数、自然科学论文数、自然科学专著数。

表1显示，66所大学中，有46.97%即31所大学是CRS有效的，有71.21%即47所是VRS有效的。纯技术效率的平均数是105.75%,规模平均效率是111.10%。这表明，大多数学校处于相对接近的状态，即所谓“有效”。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相对有效的学校是很有生产力的，因为相对效率只是表明相对有效性。从规模效率来看，35所非CRS有效的学校(其中16所大学是VRS有效的）中，32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只有3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可见，47所大学的纯技术效率是有效的，但有超过一半的学校是非规模有效的，而非规模有效主要是规模递增收益非有效。所以，经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之后的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工作应是提高规模效率，尽快消化规模扩张形成的无效率，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同时，如果认为近一半“相对有效”的学校是具有很高生产力的，那么，适当地增加规模，筹集新的资源，对于提高研究生教育的产出，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但是，这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比如研究成本效率，或与国外同行相比较等)才能得出是否有足够生产力的结论。

为了更明确有关学校的产出潜力，可以应用DEA的加性模型。即如果要使那些非有效的学校变得有效(VRS),可以增加产出。如表2(没有产出潜力的有效率学校不列出）所示。

表2中的产出潜力是根据部分大学现有产出的组合计算得到的。如果所有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都有效，则人文社会科学专著可增加至1041部、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增加至3439篇、自然科学专著增加至437部、自然科学论文增加至7456篇、博士生增加到7025人、硕士生增加到17699人。如果只限定部分产出是可能改变的，其他的不予变动（比如只增加博士生人数而其他产出不增加)，那么，北京交通大学博士生数应当增加到2150人，即增加1268人左右，在此不一一计算。

2.二阶段分析框架下的计算结果

本研究提出的二阶段分析框架，认为在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阶段，以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数和导师数为投入、以研究生数和课题数(其中自助资金不予考虑，因为很难从全校资金中分离出来)为产出，第二阶段则以研究生数和课题数为投入，以论文和专著篇数、专利数等为产出。

第一阶段的分析，仅用大学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和博士生导师数、硕士生导师数作为投入，而其产出是博士生数、硕士生数、课题数和科研经费数，因为科研经费拨入和支出有时有出入，有时基本相近，所以，以拨入与支出的平均数作为科研经费数。第一阶段的结果是研究生教育的数量效率，如表3所示。由表3可看出，有33所大学（占50%)是纯技术有效的，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有18所（占27%)是总体技术有效的，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15所(占23%)处于规模收益增加阶段。这表明，在数量效率方面，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15所大学在研究生教育的数量规模上还有扩大的可能性。

第二阶段的分析，以第一阶段的产出为第二阶段的投入，而产出的是专著数、论文数等。其效率可以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效率。其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表4显示，有24所大学（占36%)总体技术有效，37所（占56%)纯技术有效；有39所（占59%)大学处于规模递减收益阶段，24所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3所处于规模收益增加阶段。因此，从质量角度来讲，一半以上的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高质量的，同时接近六成的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需要提高管理效率。

从研究生教育的数量效率与质量效率来看，同时达到纯技术有效的大学有18所（占27%),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而有些学校则是数量上有效而质量上无效，或质量上有效而数量上无效。

六、结论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31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相对有效的，47所大学是纯技术有效的。即便不论是否有效，平均效率也是相当高的。与Avkiran发现的澳大利亚大学一样，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在以“令人尊敬的”(respectable)效率水平上运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学校可以“引为自豪”了，这只能说大多数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的效率是相对有效的。另一方面，既然大多数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不继续筹集资源，扩大规模，就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教育与研究成果。

(2)用传统模型计算有32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用数量效率模型计算有33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用质量效率模型计算有39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这表明，我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提高规模效率，而规模效率往往与管理水平相关，所以提高管理水平是其首要的任务。同时，有若干大学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如果进一步筹集资源，是有所作为的。根据数量效率模型的计算结果，有15所大学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表明这些大学在研究生教育的数量规模上是应当有所增加的。

篇7

一、研发费用的来源结构

近年来，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费用的投入，从经费的构成比例来看（见表1），无论是北京市还是全国，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和企业，金融机构贷款、事业单位资金、国外资金和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只占很小部分。其中，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中，来自政府的资金占的比例较大；但就全国来说，企业自身的投入占的比例较大。这表明北京市作为首都，政府对企业的科技经费支持力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更强。

二、研发费用的支出结构

本课题引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时界定的术语“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3类活动。

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用来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

应用研究是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用来反映对基础研究成果应用途径的探索。

试验发展是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新装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样机等。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指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对应的试验发展活动。主要反映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能力。

从研发费用支出的绝对水平来看，近年来，北京市和全国研发费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2），且各组成部分均有较大增幅。从研发费用支出的相对水平来看，该项经费的支出构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基础研究占极小一部分比例，应用研究居中，试验发展支出占到一半以上。这反映出我们有一定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能力，国家和企业更愿意把钱投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经济效益的环节，而不是基础研究的行业，这种情况在全国更为明显。但应该说，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奠基石，轻视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利于走出一条持久的、成功的自主创新之路。

三、内部经费支出结构

从表3中可以看出，北京高新企业及全国高新企业的内部经费支出呈上升趋势，而且增长幅度越来越大。另外，北京高新企业的劳务费用的比例比全国企业的劳务费用所占的比例高，说明北京高新企业更注重高新人才的引进。

四、专利的申请情况

表4反映了近年来北京市专利的申请数是逐年上升的，并且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每一项来看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专利的数量在上升，但从全国专利申请情况可以看出，发明所占比例也就大约维持在1/3左右，大部分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五、专利的授予情况

衡量创新能力和潜在能力的关键指标是研发费用的支出和专利数。从北京市专利授权情况看，授权的专利数一直呈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见表5）。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利的数量在上升，但专利的质量却不容乐观。因此我们不要盲目地以我们数量上有多少专利而沾沾自喜，更不要以此来混淆视听，要敢于面对现实，切实认清并承认中国专利申请和授权的现状，并以实际行动来改善。

六、从事科技工作人数

此项指标表现出一个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崇尚和重视程度、总体的国民素质及其科技工作的社会氛围。由于课题组未找到直接的每100万人中从事科技工作人数这一相对指针数据，所以用从事科技工作人数这一绝对指针数据替代，并不影响趋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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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疗糖尿病的中药制剂及其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04100131682，商品名“舒糖宝”，具有降血糖功能，用于糖尿病的治疗。本品用果类提取制成，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

3　一种补血中药制剂及其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0410013167.8，具有补血镇静、安神的功效，用于血虚引起的失眠、多梦、贫血等症。利用广西特产桂圆、何首乌提取制成。目前，尚有3个新专利在审批过程中。

曾多次出席省级、全国和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成果获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如2002年7月出席在美国圣迭戈市第五届国际砷中毒学术会议上，科研产品获美国联邦政府和各高等院校高度关注，要求联合开发，之后有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周国荃博士前来合作开发。产品多次在《广西科技活动周》展览会上展出，获参观者高度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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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共识。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发展，中国科技资源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资源投入变化

科技资源投入规模与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1952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42.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农业科技人员1.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到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达到434.5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57.1万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127.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1.0万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时从事研发工作研究人员数稳步增加。1980年仅为32万人，2000年达到69万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国全时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11.9万人，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3.5%，超过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国和欧盟。2013年中国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全时当量投入从255.4万人年快速增至393.7万人年，增长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人员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资源投入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达到建国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达到1714个，比1957年翻了两番。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数量已达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两番。但随着科研机构转制，1991～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数量不断递减，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学校作为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发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格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国家高新区115家，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

（三）科技财力资源投入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不足40亿元，1990年超过100亿元，1997年达到509.16亿元。200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2.5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过3000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名列世界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达到1.98%，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2013年首次超过2%，达到2.01%，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2014年，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2.2%）。OECD公布的《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预计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科学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根据SCI数据库统计，1994～2004年十年段，中国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从2006年起，中国的论文数量先后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万篇，论文共被引用519.1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中国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国已进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037.1万次，中国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术创新能力

1985年中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数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经达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达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间，中国PCT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为世界最高。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从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和日本相当于中国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3.3件）。

（三）科技市场创新能力

198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370.43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7%。2006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7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488.3亿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20.4%，相当于欧盟的1.3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1%。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6011.73亿美元。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四）信息获取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和应用互联网。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其中通过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数占75%，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第一大国。2011年12月达到5.13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的网民总数达到5.6亿人，为美国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从4.57亿人上升至6.5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到5.57亿人，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市场。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增长期，具备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投入基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开始由“追赶式发展”向“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转变。但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相对于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需求，必须依托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创新型研究团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次，我国在创新型国际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条，推动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再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仍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R].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访杨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N].光明日报，20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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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文的数据分别来自位于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该组织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密切相关）这样的权威机构，因此引起国际上有关专家的关注，认为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时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对国家繁荣和强盛所带来的影响并备受鼓舞，同时也思考着怎样才能促进我国科技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和进步。

提高科研质量水平

2012年我国研发强度达1.98%，从而高于欧盟各国平均研发强度1.96%，引起《自然》杂志关注。但欧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发强度介于2.04%～3.37%之间，仅英国为1.77%，这些是欧盟中的科技强国。2011年美国是2.85%，日本为3.39%。

研发强度代表国家推动科技的优先程度。上世纪后半期起，各发达国家强调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美国1953年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国1991～2001年研发强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国1991年研发经费是150.8亿元，2011年研发经费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是欧洲的2/3，应该说已具有相当的实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要同这些科技强国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还有待 时日。

另一个指标是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已在欧盟、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欧盟各国分别计算，SCI数据库2012年收录的我国论文为19.01万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国论文数的43.6%。比较2000年SCI论文30499篇，我国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当然地为国际瞩目。

但论文仅是研发产出的指标之一，且论文创作不是数数量（包括SCI论文数量），主要看论文的质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质量评价的根本要素。

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我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篇。这反映了我国科学论文同国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总体影响力还有待大大提高。又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资料，我国各学科内高于被引次数世界均值的论文占我国际论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数17.21～11.35间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国，西、日在国际平均值附近 波动。

按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估计，还得用8～10年时间才能使我国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强国的水准，走得更前还要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前进步伐更快，面临的挑战是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而归根结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一百多年来先辈们为在我国发展科学开始了坚苦卓绝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规模。早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给予的重视不够，担心理论脱离实际，强调“以任务带学科”。

理所当然，当国家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有某种需求时，科技人员义不容辞要首先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但说到底，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基础研究也是国家的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具有关键作用，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科学家说，一定规模的基础研究在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经费快速增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国研发总投入1991年为150.8亿元，到2012年已达10298.4亿元，这确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长。研发强度上世纪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动，1997～1999年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5%～5.7%；研发强度在2000年达1%，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一路增长至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却在2004年一度达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间徘徊成为历史的新低。

研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综合平衡，并考虑本国国情以及国际间的借鉴。研发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占比，美国1979～1999年期间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国25.3%，英国10.8%，日本12.3%。

据维基百科资料，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成熟，逐渐摆脱对外国研究的依赖，1986年开始研发强度高于美国，1989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13%。

我国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例显然远远低于科技强国，数十年来长期如此，不能不考虑这种状况对我国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强调加强基础研究。

加强应用研究 注重企业研发

我国研发经费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政府财政，另一块是企业。从历史上看，1997年我国企业的研发开支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42.9%，由此估计当时企业投入占全国总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数值接近，而政府财政的投入约占60%。2007年起企业投入占全国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时期政府财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和研发规模上均称得上表现不俗，这在总趋势上是好的，说明我国研发工作主体已具有市场导向特色。

但我国的研发工作结构却出现了两个新问题。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研发活动中试验发展占83.9%，应用研究占11.3%，基础研究占4.8%。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占比显著偏低，总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间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强应用研究，这是第一个问题。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的试验发展部分，自2005年以来超过90%，近年来基本保持97%～98%，基础研究只占0.1%，应用研究占2.2%～2.9%。企业应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这是第二个问题。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近年来对研发的投入大增显然同政府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政策有关，这是很好的现象，是科技发展的正能量，而正是这一部分活动同经济的结合最为紧密。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讲话或文件不时指出“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语焉不详，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仅占2%～3%，我国全国研发活动中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总和已低达16%～17%，这对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创新，是一种最好的研发结构吗？全国研发人员（2011年）中，试验发展人员占81.1%，应用研究人员占12.2%，基础研究人员占6.7%。全国科技人员80%以上从事试验发展工作，因此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是增加经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和培育人才 队伍。

对研发活动分类指导、管理和评价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是三类性质不同的研发工作，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分类。我国有时强调分出应用基础研究一类，并逐渐归入基础研究而合称基础性研究；欧洲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将其称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归入应用研究，这种“战略”一词的用法常常受到质疑。

不同性质的研发工作，在管理方针和评价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有时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别而引发了一些矛盾和争论，产生了不理想的导向。

对科技成果或研发成果的评价，在早年国内多是请几位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并给出国内或国际某种水平的结论，这就是专家评议。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被称为同行评议的成果鉴定会，这是从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发展过来的，强调同行是保证评议人对项目或成果有更专门的学问从而确保评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早年美国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曾因外界的质疑（至少有过两回）而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结论认为同行评议有其不足，例如有时会忽视某些萌芽的创新思想，但同时指出没有比同行评议更好的方法。当今各国普遍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刊物审稿也许是最早采取这种评审方式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评价成果中开始关注SCI收录状况，随后又重视SCI引用状况甚至在SCI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些其他定量评价指标。在使用SCI这一指标过程中，逐渐引发了不少争论。SCI这个外国指标有没有意义？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负面引用，SCI引用能说明什么？某某诺贝尔奖得主说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学》，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据我所知，国外学者愿意把论文投向本专业的优秀刊物，对SCI并非一无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领域的发展水平，评价某文章、某项目可以不用查问SCI；对于非同行来说，SCI以及期刊影响因子的使用是有适度帮助的。

对不同性质研发活动成果的评价，应该说评价标准的基本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看成果的“价值”，评价过程是“价值评议”或“同行价值评议”。要同行评议是因为非同行无法评判，甚至大同行都难胜任某一具体领域成果的评判。国内同行不够时就得借助国际同行，近年来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估已邀请国际专家来进行。“价值评议”就是看成果的价值、意义，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创新度及其意义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