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美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形式美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篇2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已经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组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等;人才素质由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构成。研究型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用科研探讨的方法来获取信息或运用所积累的知识去解决疑难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为了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内容的需要，教师利用案例分析来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和研究，使学生独立自主地去思考，在讨论的过程中互相启发或辩论，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性，使得学生的认知思维和情感思维达到高效率，培养学生富有创造性的学习能力，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使学生更快地接受知识和更好地掌握知识。研究型教学促使学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并亲自发现学到的知识和定律，通过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培养具有时代性的创新型人才，提高教学质量。

(二)研究型教学的理论

形成及趋势研究型教学理论在我国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但成果不多。我国最早研究的是清华大学，主要通过课程训练，进行任务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以素质教育为主，布置典型工作任务，用来提升学生的工作岗位，同时有助于学生理论水平的巩固与提高。研究型教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是良好的，现在高校培养模式都在改变，以岗位能力本位为需求，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注重素质教育培养，为研究型教育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研究型教学的评价

体育教学评价强调教师评价内容的多元化、评价方法的多维度以及评价方式的多样化。评价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学生身体素质和动作技术能力的评价，而且还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积极学习态度、心理素质以及日常行为的评价，争取把评价的内容与研究目标、课程目标相结合。研究型教学的评价不仅要促进学生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发展，此外还要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且还要发掘和发挥许多学生的优势和潜力，促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快速提高，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全新地认识自我。从评价方式上来讲，不能只着眼于终结性评价，同时也要重视过程性评价;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以及教师评价，创建多维度的评价方法，这种评价方法是建立在学生的知识掌握熟练程度、能力的提高和积极参与的程度等基础之上的。

二、健美操教学的技术特点

健美操的内容有基本的队列队形练习;徒手健美操;轻器械健美操;器械健美操;技巧运动;跳跃;蹦床运动;艺术健美操;健美操;团体健美操。按照不同的身体练习形式，可以把健美操分为徒手健美操、轻器械健美操、器械健美操和专门器械健美操;依据健美操内容所完成的主要任务，可以把健美操分为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大众性健美操，充分挖掘人的潜能、提高运动竞赛水平的竞技性健美操，以及用特有的主题思想来进行宣传教育的团体健美操。健美操的任务是锻炼身体，增进健康，增强人民体质，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形成良好的体态，提高身体的工作能力。健美操的特点是其具有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容易推广和普及;能全面和集中地锻炼身体;在教学和训练方面必须互相保护与帮助;艺术性较强;不断创新。总之，健美操具有广泛性:一般性健美操都易于普及、便于推广。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训练水平、不同器械、不同场地和不同的要求，因材施教，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和技术动作来进行练习，以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目的。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集中地锻炼身体的某个部位，或者发展某种身体素质，以促进人体全面发展的水平。健美操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是一种集健身和健心相结合的体育运动项目。

三、研究型教学在高职院校健美操课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活压力日渐加重，健康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科学实践证明，体育锻炼是促进人体发展、增进心理健康的积极手段和主要方法。健美操是一项将健美操和舞蹈融于一体的有氧运动，它以有氧练习为基础，以健身、健力、健美为特征，把形体美、姿态美、动作美、精神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健美操项目多、技巧动作难度大，有利于锻炼学生的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性，带给人们身心享受，促进了健康的发展。健美操运动具有保健的作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健美操教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特别是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为学校体育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提供了机遇。健美操教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健美操教学首先具有磨炼意志、培养道德情操的功能。坚持健美操锻炼，可以培养学生的坚持、冒险精神和刚毅、坚韧不屈的意志品质;让身心得到锻炼，增进健康，有利于发展综合素质。健美操运动要普及推广、要发展、要上一个台阶，就要按照教育性、科学性、趣味性、全面性的原则，坚持寓学、寓练于乐。目前我国学生在体质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我国青少年的体育素质中的速度、耐力、柔韧性、爆发力、力量等均有不小的下降。

篇3

如果说自然美和艺术美是由视觉、听觉等感官所接受的美感。数学美则是大脑思考所产生的思想结构上的精神美。数学美是一种理性的美、抽象的美。没有一定数学素养的人，不可能感悟数学美，更难以发现数学美。

首先，数学语言具有准确的科学性，具有一般语言文学与艺术所具有的美的特点。

有人认为，“美不是作为科学的数学的特点，因为数学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给人们提供美的鉴赏品。”应该说，不只是真正有目的的提供美的鉴赏品才具有审美价值和“美”的特点。例如，大自然提供了许多美的景色，它们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足以使人流连忘返，它们也各具“美”的特点。但自然景色并不完全是大自然给人们提供的美的鉴赏品，它并非具有此项“功能”。实际上，审美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过程，似乎数学是否“美”既要看数学本身，又要看“鉴赏者”的意识。

其次，许多学者、数学家对数学美从不同的侧面作了生动的阐述：

古代的哲学家、数学家普洛克斯说：“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虽然数学没有明显的提到善和美，但善和美也不能和数学完全分离。因为美的形式就是‘秩序、匀称和确定性’，这些正是数学研究的原则”。对于图形的比例，达·芬奇认为：“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英国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则把数学的美，形容为一种“冷而严肃的美”。他说：“数学如果正确的对待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但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肃的只有伟大的艺术能显示的那种完美的境地。”

美国数学家、现代应用数学的开拓者，R·柯朗则说过：“数学作为人类思想的表达，反映了积极的愿望、沉思的推理、以及对于美的完善的向往”。

从这些数学家的观点看，把数学的“美”的特点作为数学的特点之一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数学的美具有什么特点，美籍华裔学者王浩指出，数学的特有“幽美性(drybeauty)”,即是数学美的特点。其意义是：数学从表面上看来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却具有一种隐蔽的、深邃的美，一种理性的美。

由上述看法可以说：数学美是数学科学的本质力量的感性与理性的显现，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宜人的数学思维结构的呈现。是一种真实的美，是反映客观世界并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美。

数学美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对称、和谐；简单、形象、明快；严谨、统一；奇异、突变。

1、对称、和谐

大家都知道，具有对称性的东西，给人以圆满的匀称美感和精神享受。形体的对称性，在自然界处处可见，人体本身就是左右对称的，形体的对称美，容易被人发现，古希腊的学者认为球是最完美的形体，正出于对对称美的欣赏。其实，解析几何中方程ρ=asin3θ，ρ=asin2θ所表示的对称曲线，何尝不美。人们给它们冠以三叶玫瑰线和四叶玫瑰线的美名。

ρ=asin3θρ=asin2θ

因此，对称和谐是数学美的基本内容。

2、简单、形象、明快

数学语言是最简单的文字，它可以使复杂、冗长的定义、定理变得简单、明了。

简单明快的表述一个问题，不仅可以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使学生不纠缠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能有意识的从本质上和整体上看问题，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克服和减少思维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3、系统、严谨、统一

严谨、统一是数学美的重要特征。数学将许多不同对象或统一对象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所存在的共同规律在严谨的前提下统一起来。

4、奇异、突变

奇异美是与统一美结合起来的新层次的更高的统一。奇异、突变是有“出乎意料”“令人震惊”的数学美。这在中学解题中经常碰到。例如：

（1）在等差数列{an}中，已知a6+a9+a12+a15=30，求S20。

探索思路：由求和公式想到，求S20需要先求出首项a1与公差d，已知式中的各项均可用a1与d表示出来，但这得到的是关于a1，d的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无法确定a1、d，这似乎“山穷水复疑无路”了。这时突然注意到已知式中的下标：在前20项中，a6与a15，a9与a12不正是与首末两端等距离的两项吗？a6+a15＝a9+a12＝15，从而有S20＝10×15＝150，这又变成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就是“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美，解这样的题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

下：数。这里，用反证法去证，无疑是奇异的美。

（3）已知A（-7，0），B（7，0），C（2，-12）三点，如果一个双曲线以C为一个焦点，并且双曲线的两支分别过A、B两点，求这双曲线的另一个焦点的轨迹。

篇4

作者：张纯纲 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从西方美学史来看，从古希腊到18世纪中期，尽管也有相当部分关于美的规律和性质的内容，但美学的主要内容还是关于文艺的理论，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古罗马的贺拉斯的《诗艺》，一直到德国的莱辛的《拉奥孔》，莫不如此。在美学学科的创始人鲍姆加登那里，美学研究的是“感性认识”，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相对理性认识的低级的认识阶段。到了黑格尔那里。美学成为了“艺术哲学”，这都和我们一般所认为的美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美学是一门关于美的具体的规律的技术学科，而其实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无论是作为阶段的认识论，还是艺术哲学）主要是一门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人文学科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科学，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研究人的“生活世界”。与具体的科学是研究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对象世界不同，它研究是与人密切相关、亲密交融的具体的原初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于人充满着“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美学属于人文学科，所以它也要研究人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研究这个“世界”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使美学、美学课具有一个特点，不像数学课、计算机课等等，它和人生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的。美学对于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就会有不同的意义。成人教育的美学教育就有着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美学教育的特点和要求，成人教育的美学教育自然要体现出一定的侧重性来。那么成人教育中的美学教育的侧重性在哪里呢？前面，我们已经略述过，美学可以是研究美的规律和性质的学科，也可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学科，也可以是研究“感性”的学科，还可以是“艺术哲学”。

在成人教育中，我们如何对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选择和取舍，才能使其更加符合成年人的基本的“生活世界”呢？我认为，无论是研究美的理论，还是研究艺术的理论，都是侧重于专业的教育，如果成人学员是学中文专业，倒可以选择从这一角度加以侧重。但对于一般的成人学员来说，美学对于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研究“感性”的学科的这一层面。在当前美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的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人生体验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感性活动。这是人的一种不同于功利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精神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可以超越日常的功利、超越“自我”的有限天地，回到人与世界最原初的和最密切的关系之中，即达到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审美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那么，研究审美活动的美学就会为我们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供理论的指导。这也是美学于我们的人生，于我们的“基本的生活世界”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可见，为人们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提供理论的指导，这是美学的重要的任务和功能，本来就应是美学教育中需要强调和重视一个方面。而美学的提升人生境界的作用对于成年人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对于成年人来说，一般世界观和人生观都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都使成年人，相对于青少年，更容易带着功利的态度、认识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世界，用“主客二分”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成年人的生活经验和世俗利害会把人和世界那种原初的本源关系遮蔽起来，这就使成年人不免要“俗气”起来。对于外在的功利和目标过分追求，使人丧失了和世界的原有的亲缘关系，这是造成现代人的痛苦的最重要的根源。成年人为了使自己能够从日常的功利境界中提升出来，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就需要审美活动。所以，我们的成人教育就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使成年人自觉地通过审美活动，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因而，这也就应该成为成人教育中的美学教育最侧重的地方。这对于成年人更加美好地生活，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既然成人教育中的美学教育的侧重点应该在于指导成人提升人生境界，追求美好人生。这就要求我们的美学课，重点不是在于使成人学员记住什么美的完美的定义，或知道了多少美的规律和性质，也不在于使成人学员学会欣赏了某一类型的艺术作品，或欣赏了多少的艺术作品。而在于通过美学的基础知识的讲授，开阔成人学员的理论视野，启迪他们的人生智慧，使他们有意识地改变对人生、对世界的功利态度和认识态度，自觉地通过审美活动使自己回到与万物相融共生的状态，彻底地超越“自我”的局限，实现更高的人生境界和价值。在具体的美学教学上，就要重点讲授关于审美态度的理论、关于审美经验的理论，关于审美教育的理论，关于审美与道德、审美与人生的关系的理论。在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使成人学员理解审美和人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关联，提高自身人生境界的理论上的自觉性。

篇5

（二）强化教师的实践教学理念和能力新时期的职业美术教育不仅要求教师要有丰富的美术基础知识，同时要求教师必须具备实用性的实践技能和应用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动手能力的授课中正确的引导学生将美术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只有和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其巨大的力量。教师教学的观念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应该是引导学生的动力而不应成为阻碍学生创新的影响因素。国际职业教育的主流模式是工作本位学习模式，这就要求教师授课地点从课堂转移到工作现场，在现场工作中进行理论与技能的情景教学。因此，这对教师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要知道学生完成美术技能的学习。

（三）坚持贯彻实践性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素质。在掌握已有知识成果的基础上，把具体的实践经验加入到学习中来，可以避免教师以往简单枯燥的语言描述。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对整个操作动手独立完成，对整个美术技能的掌握更加直观，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社会实践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论知识联系到具体的实践工作中，这对以后学生观察社会情况、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升意义重大。因此，教师在教学期间尽可能的让学生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把美术教育的授课场所转移到工作现场，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应用能力，又解决了一些企业人才不足的情况。职业美术教育不仅承担着教授学生专业技能的责任，更多的是能够让学生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服务到社会。

现阶段，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社会不再需要只有单方面才能的人才，取而代之的是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实用性人才。创新不单单是发现新的问题，更多的是在发现问题时候如何解决问题。只有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才能确保学生可以在新问题的提出后拥有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职业美术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拥有独立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的能力，用于打破陈规，从全新的角度和方法来解决发现的问题。

篇6

儿童画的特点

儿童喜欢画画是觉得画画很好玩，并没想要去完成一幅什么作品。他们画画只凭满腔热血，不凭画法画理，“学画的方法”对孩子没多大用处。孩子们画画胆特大，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技巧”，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儿童画画的突出特点。他们没有不敢画不能画的东西。再复杂的场景经过孩子们的手就会变得非常简洁单纯；再简单的事物经过孩子们一画，就会变得丰富多彩。他们的画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没有成人画画时的负担，更没有成人参展、获奖的压力，他们只图画画时能玩得高兴，孩子的画跟他们做游戏没什么两样。他们画画时的最佳精神状态就是手舞足蹈、喋喋自语，一副不认真的样子。胸有成竹是大人的事与他们无关。这也是好多小朋友只想画画，不想学画的原因所在。儿童不是为长成成人做准备的，他应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完全没有必要把成人学习的方法套在孩子身上。

儿童画画与他们的心理、生理的发育及认知能力有密切关系，比如:幼儿对人的认识，就是对面孔的认识，人的脸面成了幼儿对人认识的全部。对幼儿来说重要的就是最主要的，人的音容面貌、精神都是通过五官来展现的，四肢与此相比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幼儿画人时主要画了人头、面部五官，人的四肢几根线就算完事。在幼儿眼里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自己并没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孩子画画在像与不像的看法上也与成人不一样。成人眼中得像就是生活中的真实，孩子眼中得像是孩子的精神需求，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反映。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应该画的最大。比如：画人的头比身子大多少倍，画骑自行车的腿,看节目时的腿比身子高几倍，踢毽子的腿要比不踢毽子的腿要长，画的吃蛋糕时的嘴也比平时要大得多。孩子们画画是：画所知，不画所见，他们了解的东西很快就能画出来。比如：小鸟、房子、树、小动物等。他们老是重复的无休止的画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向大人展示他们的“拿手好活”，以炫耀自己的成功，求得家长的表扬和肯定。幼儿的画虽然只是一些类似符号没有具体形象的笔道道，这些看上去只有孩子自己才明白的东西，就是孩子了解社会的全部。当孩子处在幼儿时期时，正是孩子充满幻想时，他们相信一切童话、神话中的故事都是真的。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头脑和眼睛注视着这个还很神秘的世界。

儿童画画的特点要求我们做老师的要了解孩子的生理、心理以及孩子发育的各个阶段，要尊重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及表现，要和他们玩在一起、画在一起，在和他们一起玩的过程中让孩子学到知识。

教孩子学画的难点

我在教低年级学生时就特别强调，主要的东西要画得大一些，不重要的画得小一些。先画主要的，再画次要的，几乎每次课要反复讲这些问题。但有时孩子对老师讲的“大”和“主要”在理解上的偏差，往往只有一部分孩子在画面上得到体现。我说的大是指苹果大小，孩子画的只有鸡蛋大小。但孩子却说这就够大的了，我原来画的只有葡萄那么大。也就是说画成鸡蛋这样大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史无前例”了。这里面还有个心理问题，仅从绘画单方面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孩子因家庭教育，生活环境和个好的差别，在认识、理解一件事物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也是很正常的，不是教师讲几次就能做到的。这需要几个“回合”的反复学习过程才能解决。如果教师讲几句，孩子就能做到，这反而不正常，至少教师有“灌输”知识的嫌疑。

既然画面上的主体物大小安排那么重要，是否可以理解，只要小朋友学会安排画面，懂得大小、前后、粗细、曲直、虚实、黑白、强弱、取舍、呼应、对称、均衡等造型因素，小朋友的画就能画好了。单从画面上看，如果上述因素，小朋友能解决得比较好，应该说就算一幅看上去不错的画了。但这只是对作品的一般认识，真正意义上的好画并不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看着很“顺眼”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上说，只有远离生活真实，才能做到艺术真实，有个性的作品才是美的。假如孩子在画面时太重视画面的完整与合理性，即使是看上去作品很舒服，但画面明显缺少“孩子气”和绘画性以及想像力、创造力和作者的个性等，作品也会失去感染力的，不能算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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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具有朴素的主体间性特征，儒家有“天人感应”学说、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道家直接提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思想内涵与西方现代主体间性理论遥相呼应。苏轼是宋代学者型文人的代表，在思想上，融贯儒释道三家精华，形成独特的文学观点和美学思想，在诗书文画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对于他的美学思想，虽然没有专门著述，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却时时可见，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突出代表。在对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哲学的反思下，现代西方哲学、美学逐渐向主体间性过渡。主体间性打破了二元论哲学的桎梏，主张将世界纳入主体范畴。在主体间的存在中，世界不再是被主体征服的客体，而是另一个自我，两者是平等和谐的关系。审美主体间性理论则强调审美活动中自我与世界的平等，反对传统的主体与客体割裂的二元论，通过了审美体验、审美同情和审美理解等现象学的阐释表达了对物我合一的本体论境界的诉求。主体间性理论由西方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入我国，金元浦先生在《文学解释学》中较早地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中，此书可称得上是我国介绍主体间性理论的开山之作。当代学者杨春时教授则创造性地针对主体间性所针对的三个领域进行了划分以及阐释。

近年有陈士部先生撰写了《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一文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阐释中国古典艺术的特质，很具有启发性。以上是针对主体间性较为宏观的研究。而从微观上看，许多研究者也开始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分析具体的文艺理论著作或者理论家，如孙琳的《论文心雕龙的主体间性》，洪世林的《苏轼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后者对笔者有较大的启发。苏轼文艺美学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典型特征，本文试图从本体论层面上的主体间性美学出发，对苏轼的文艺美学进行阐释与反思。对于审美活动中的主体，苏轼没有直接提出过相关表述。但是其丰富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却使他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并通过其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他曾写过有关道教丹诀的《大还丹诀》一文，苏轼写作此文虽在于讲述道教炼丹之秘诀，但道教内丹理论与两宋道学有着密切联系，苏轼的哲学美学思想受其影响很大，甚至许多观点都根源于此。其本意是在构想一种内丹生成的过程，即“性灵”与“六华”生成人，再不断汲取天地“六华”养成内丹。但以美学的视角来看，这段话可以说是苏轼对于审美思想的总括，包含着苏轼对于美的感悟。首先苏轼提到形器之外的“英华”即其概括为“六华”者，实际上就是世界万物“美”的具体表现。在苏轼《赤壁赋》中曾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造物者之美，赋文中之略举“声”、“色”，而在《大还丹诀》中更加丰富，演变为“声”、“色”、“光”、“味”、“力”、“膏”等六华。在苏轼的美学观念中，他不只把世界局限为个人审美的对象和客体，而是强调世界在与个人的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下文中，苏轼进一步提出审美过程的另一主体即“我”的存在，所谓“此了然常知者与是六华者盖合而生我矣”。从主体间性理论来看，“六华”无疑是世界万物美的表现，而“了然常知者”可视作审美判断力，只有在世界与个人的审美交流即“与吾接”的过程中，审美主体性与美的表现相融合，审美主体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后文中，苏轼进一步说道：“此了然常知者存乎中，则必与是六华者皆处于此矣”，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交流，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实现了超越个体与社会的本真存在。这也是现代主体间性哲学的核心观点。可见在苏轼的文艺美学中，在文学活动中的我与世界是平等的两个主体，主体间的交流是审美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轼文艺美学与主体间性美学的本质论遥相呼应。那么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个人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苏轼的文艺美学强调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两个主体之间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也不是单方面的认识，而是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产生审美同情，从而相互融合，达到一种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苏轼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如“人之所以信者，手足耳目也，目知多寡，手知轻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度量与权衡，岂不自信而信物？蓋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以人之耳目和度量权衡设喻，苏轼提出只有自我主体深入艺术对象中，摆脱外界干扰，摈弃个人的主观判断，即“无意无我”，去认知体会，才能获得对艺术对象的审美理解，将其表现得真实可信。

在评论文与可等人的艺术实践时，苏轼将其成功归因于“与物化”、“与物交”，亦是其物化主张的表现。苏轼虽然强调了物我合一、以物观物的审美境界，但同时也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以物观物表现了一种物化的倾向，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个人对万物的体验与同情，这种审美同情在老庄哲学中发挥到极致。然而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得苏轼难以彻底成为老庄的信徒。他十分关注现实世界，有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也有着不俗的政绩。然而坎坷多舛的征途令他不得不回到了独善其身的精神世界中。因此在审美过程中，他强调“寓意于物”的非功利态度，以获得审美愉悦和自由，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个观点出自苏轼《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在《超然台记》中他也有进一步的阐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苏轼对比了自我主体的两种态度，并指出只有“寓意于物”才能获得审美愉悦，“微物”、“尤物”在这方面没有差别，而“留意于物”则让人难以得到审美愉悦和自由，而是为物奴役。这种论述与现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美学著作《美学》中关于“非功利性关系”与“功利性关系”的论述有相似之处，黑格尔强调非功利性是审美活动是否成立的标志，苏轼虽没有上升到本体论高度，但谈到非功利性对于审美愉悦的决定性意义。苏轼的文艺美学中既有身与物化的倾向，亦有寓意于物的追求，表面上二者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实上二者却是对立统一的。身与物化从对象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对象主体对自我主体的影响；而寓意于物则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自我主体的审美修养和判断，尤其是非功利性的态度。两者出发点不一，但却互相补充，有利于审美主体间的和谐交流。这种和谐的交流在创作论上演绎为“与造物者游”，在创作实践中表现为“随物赋形”。陈士部先生在《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时曾谈到三个方面的内涵，“艺类融合的文本互渗性”是其中之一。孙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特征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为“注重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两者都指出在抽象思维处于潜隐状态的农耕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范畴具有超越艺类的概括力，古代文人常强调“得意忘言”，而不甚介意文本的艺类归属。不同艺类间的融合是中国古典美学主体间性的表现。苏轼文艺美学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点，他主张打破艺术形式的束缚，进入一种时空一体的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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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管理中出现频繁的不良现象，通过学生自己创作作品开展自我教育

传媒系开展“国学处处在”主题绘画、摄影作品展。其中，以学生宿舍“违规电器”为主要描绘对象的绘画作品，比如血淋淋的电热棒等，深深震撼了在场观众。同时，学生从中接受了最生动的“禁止使用违规电器”的教育。避免了有些顽皮、不听话学生不顾劝阻、我行我素的行为。

三、强化网络教育手段的运用

当今信息大爆炸，大学生几乎每人一部手机，有电脑的也很普遍。上网非常便捷，因而传媒系鼓励辅导员通过QQ群、日志、微博、博客和学生网络交流，掌握学生思想状态。一方面将学院通知、就业信息及时通过日志传递给学生。另一方面，每一个班级都至少建立一个班级群，包括学工办主任和任课教师都加入在内，有事情，辅导员和学工办及时提醒，达到了很好的工作和交流效果。传媒系更加注重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通过网络使得敏感话题、学生质疑的问题及时能够解决，也让学生充分理解教师的工作意图。例如辅导员教师的“青春向上”、“你辅导员是谁”的日志，得到学生的积极响应，也拉近了师生的关系。我发表了腾讯日志“想我闺女了！”写出后，使学生进一步体会到老师作为一位母亲，像他们母亲曾在他们小的时候，在对待自己孩子和工作两者之间尽量平衡与无私付出。后来，我又发现在有些学生中间错误流传着赶在12月21日世界末日之前，要抓紧时间谈场恋爱的说法，世界末日的谣言不攻自破，但快速恋爱的风悄然刮起，时间又接近了期末，召开辩论会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最后，我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上网搜索关于爱情的名人警句。最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挑选和运用，我写了篇“写给想爱的孩子们”的日志。随即，就有大一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了解了教师的良苦用心，开始谨慎地思考自己萌发的感情是否正确，经得起考验。后来，通过群里学生的聊天，就发现学生，特别是女生，充分注意了自己这方面的想法。

四、让工作在细微中折射出力量，在学生内心产生持久教育意义

学生管理中，有大量要成文的任务要完成。如果只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我想，从表面上看，工作做得一定是不错的。但是，学生是否已经形成了大学生活中乃至一生都受用的自觉的良好学习与生活习惯，是否从内心接受了学院领导和教师在管理上的良苦用心，是否真正促进了自身素质的提升。这些，都是需要管理人员花大量的、细致的、表现在文件工作以外的功夫才能实现的。例如，如果学工办递交了一位学生的经济困难生申报，那么，从对该生日常行为的观察、到和他具体的谈话、到同学们对他的评判，最终，辅导员要做出一个全面、综合而准确的判断，这是一个科学而真实的评定工作。我们不能让一位困难生因得不到帮助而影响学业，但也不能让学生为此做出欺骗的事情。可以说，为学生提供帮助的过程是一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过程，毫厘之间，谬以千里。那么，一位贫困女大学生如果在校内得到了适当的帮助，她就适当减少了在不太成熟的年龄，过早地在社会上为了经济而打各种零工，从而过早接触到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又由于不知如何应对而陷进泥沼当中去。有的女孩子穿戴得不错，却往往是自己拼命去打工挣钱，不惜耽误学业，甚至不惜交结一些闲杂社会人员。所以说，经济困难生的评定工作在一个方面是为了营造安定、良好的校园环境在做贡献。另外，经济困难生的评定只是这项工作中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对她们正确认识和接受自身条件，从而以健康、良好的心态面对他人，面对生活，取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功，这是更长期的工作。因为，经济困难生成功榜样的树立对其他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又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所以说，图省事、图清闲、图快捷，片面追求表面速度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称其为优秀管理工作者。经统计，半年的时间，学工办做的有据可查的行文工作共有近五十项，就按每项工作平均需要两到三天能够完成，我们就需要150天完成。即五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管理者就没有了和学生谈话、关心她们、为她们提供个性帮助与更深层次教育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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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一种青草生命的液汁，将飞禽走兽、花卉游鱼、人物山水等许多朴素而生动的风物印染成纯净的蓝，又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山川、土地、云霞、霜雪简化为圣洁崇高的白……这就是抒写了简洁、明快而又深邃的美学原理的蓝印花布。蓝印花布的工艺在历史上出现最晚，但应用地域非常广。其印染工艺如下：防染用的豆粉、石灰混合成的糊状物俗称“灰药”，此糊状物是通过型版而漏印到坯布上，形成花纹。待布匹浸染晾干后，去掉“灰药”的部分是白色花纹，因此蓝印花布也叫“灰缬”。由于其印染工艺十分讲究，因此印在布上的纹饰极富美感，即点、线、形的完美邂逅。下面从美学角度来谈其形式美。

(一)谈蓝印花布纹饰的点线美。首先，点是基本元素，又可称为元素美。其次，蓝印花布纹饰的线形之美，是形象的美。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力度和立体感。这种集点成线体现的是由自然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所概括出来的对称、均衡、秩序、和谐、多变、旋律、节奏、力量等等形式美的精髓。此外，线形还要分出曲直。朱良至的《曲院风荷》中写道：“在美学中，曲标示一种美感、一种美学情趣。曲线代表一种自然本有的节奏，它是非人工的、非几何性的，代表宛自天开的精神。从造型心理学角度看，横线能使人产生稳实感，竖线有力量感。”曲和直是一对矛盾，必须辩证的运用，没有绝对的界线，它们都是可以互为包容，互为转化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在运用点线美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二)谈蓝印花布的单独纹饰美。形之所以美，不仅因为点与线富有生命，关键是点线的组合恰到好处，这就好比书法一样。以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审美原则为例：“违”就是错综对立，“和”就是协调一致，“违”是“穷变化”，“和”是“和情调”，一幅好的书作，一定是“穷变化于毫端，和情调于纸上”的。蓝印花布的纹饰创作也是如此。“违”与“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对比和呼应。对比的作用在于产生变化，其中主与次的对比显得格外重要。“违”和“和”的原则反应了点与线之间的呼应。因此，概述以上方面，都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点与线组合产生的美感，即单独纹饰的形体美。

(三)谈蓝印花布的整体纹饰美。纹饰整体美高于个体美，更高于点线美，它离不开点线美和单独形体美，但并不等同于二者的相加和罗列，而是它们升华之后起了质变的美。如人们对于美的事物，一般都不是首先感知到它的局部，而是感知到它的有机态体。又譬如欣赏一幅画，不是孤立的看局部，而是先看整体，觉得它美了，再去欣赏它的细部，这样从宏观到微观，有时要经历几个来回，才能细细品味出艺术之美。可见艺术的整体美是如此重要。

二、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以勤劳和智慧为人类工艺文化历史创造了境界独到、风范高雅、魅力永恒的工艺造物样式。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代表，其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

(一)和谐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重视人与物、用与美、文与质、形与神、心与手、材与艺等因素相互问的关系，主张“和”与“宜”。对“和”、“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国工艺美术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性；外观的物质形态与内涵的精神意蕴和谐统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感性的关系与理性的规范的和谐统一，材质工技与意匠营构的和谐统一。

(二)灵动性。中国工艺思想主张心物的统一，要求“得心应手”，“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使主体人的生命性灵在造物上获得充分的体现。中国传统工艺造物—直在造型和装饰上保持着S形的结构范式。这种结构范式富有生命的韵律和循环不息的运动感，使中国工艺造物在规范严整中又显变化活跃、疏朗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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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登上美国文坛,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第一次繁荣时期,出现了对人“刻板印象”的自觉创作,成果显著,其中关于父性形象建构的努力意义重大。早期华人刻板印象的描述主要体现在早期华人移民中的劳工阶层,在文学文本中则呈现出具有一定模式化的家庭父性形象。本文主要探讨这一时期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父性形象的建构,其中以移民阶层中的第一代父性形象为主。这些父辈形象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靠体力劳动艰难谋生的普通移民劳动者,长期以来都是被描述被扭曲的“他者”形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转型期和自觉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备受关注的“赵汤之争”,以赵健秀为代表的一批致力于构建真正的美国华裔男性形象的作家们,提出了一套关于华裔自建形象的理论。这一时期,华裔作家对父亲形象的重新发掘和塑造既是反抗“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也是寻找和建构自身文化身份和族裔文化历史的重要途径。在欧美文学的历史中,男性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寻父”。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对父亲的反抗恰恰是男子汉身份建构的必由之路。拉康在发展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之后,得出了关于“父亲是一种隐喻”的观点。他认为,父亲不仅仅是真实生活中的个人,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父亲形象的含义包含着更多的社会伦理的意义。自觉建构男性形象时代的来临,必然也涉及到“寻父”情结和父子冲突母题。父子关系不仅仅是基于血缘的生理意义,更多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归属意义,寻根和成长之间的关系不是与父亲代表的过去决裂的过程,而是更重要在原来的根基上寻获生长点和支撑点的过程。寻父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可,即使是在父子冲突的前提下,寻父依然表现了对等级秩序的确认和由此建构自己身份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父在创作中一般表现出两种倾向:寻父要么是在“厌父”的反叛激情平息之后的一种替代性的精神需求,如果不是将抗议作为终身职业,这种寻求更多是为了重建精神之父;要么是缅怀父性神话的光辉(颂父),在景仰父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使自己成长为新一代父亲。这两种倾向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华裔文学作品中。

(一)否定现实父亲,追寻精神之父。

这种情形在华裔作品中比较普遍,由于特定的历史政治原因,华人的老一代移民被迫从事地位低下的血汗劳动职业,并且由于语言的隔膜,政治上的长期无权地位,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呈现出懦弱无能、沉默保守的一面,不能给子女们树立一个强大、有力的理想父亲形象,使得子一代在决心建构自己强大祖辈形象的过程中感到失落和无助。再加上这些老一代父辈们由于文化观念上的陈旧保守,更使那些急欲从压迫状态中突破出来的子一代们感受到双重的阻碍和压力,所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首先把这些父亲作为突出重围的第一个敌人,在建构自己身份和成长的道路上,首先要抛弃的就是父亲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表现出激烈的批判和背离冲动。在这里仅以李健孙的《支那崽》(China Boy)为例来分析。

《支那崽》是一部关于文化差异背景下的移民小说,讲述一个华裔小子丁凯的成长故事。丁凯的成长是在街头混混的拳头暴力和继母的身心折磨中艰难度过的。丁凯的父亲是典型的被白人天使“”了的男性形象,他否定中国的一切,其信条是:“答案全在美国”。作为父亲,他不与子女们进行任何交流,目睹白人老婆对孩子们的一系列虐待行为而无动于衷,他说:“美国的女人知道所有的答案,一个中国男人是无法知道这一新兴国家的规则的。”丁凯父亲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家庭这个结构中,他丧失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父亲角色功能,不仅丧失了在社会中稳固立足的谋生能力,而且使孩子从现实处境和精神需求两个层面都陷入孤儿状态,也隐喻了华裔移民阶层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的父亲,丁凯只能离开家庭,向社会寻求援手和出路。

小丁凯幼年时代一直在噩梦中成长,直到为了自卫到基督教青年会向黑人教练学习拳击之后,才用武力解决了长期在街区被小混混们殴打的历史。在丁凯的成长历程中,黑人教练就是他的精神之父中的一员。当然,在各种各样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下,丁凯最终爬出了早年地狱般的处境,最终进入西点军校,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迫割断了所有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被生硬地改造成了一个连自己生母和姐妹的模样都记不起的人,最终成为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孤儿”。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华崽们,他们的背弃故国文化之根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而他们的寻找“精神之父”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面对这样的流浪寻根人群,社会需要的是更为宽容的态度,更为广阔的胸怀。正如本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海外的华人处在一个交汇的世界里。新的机遇使我们获得了很多,而对旧的告别却使我们失去了许多……我希望人人都有永久的生活价值,善待别人,尊重别人的生存权。”

(二)重构历史,彰显华裔英雄本色。

在美国族裔文学创作中,追溯故国文化根基,创造美国土地上的少数族裔文化历史之根是建构族裔文学史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种方式也体现在华裔作家的创作之中,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汤亭亭和赵健秀了。汤亭亭的《中国佬》是从颠覆正史和借鉴中国古典文化来建构华裔男性英雄形象的。其中有关于英雄的祖父们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参与美国的甘蔗园的开拓和内华达铁路修建的长篇史诗性描述,他们无疑是一群开创天地的英雄拓荒者。然而这样的一群“开国功臣”们在建功立业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奖励,而且还被驱逐和屠杀,使他们很快逃亡到各个隐蔽的角落里,从事一些没有人愿意干的“贱业”来维持生计,就这样他们被从英雄和功臣的地位上拉到了低贱的奴隶位置上,被禁止说话,然后又被认定是不可同化的沉默的低等人。这就以解构正史的形式说明了关于华人刻板印象的描述不仅是荒谬的,更是恶意的。

另一个有代表性作家是赵健秀,他是一个激进的反抗刻板印象的代表者。无论在作品创作或是理论建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明确提出“历史是战争,写作即战斗”的口号,其创作动机也十分明确,就是要:恢复美籍华人被压制、被遗忘的历史,颠覆美国主流文学中华人驯顺、保守、被动、落后的刻板印象,并寄希望以此来为华裔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唐老亚》是他基于自己的创作宗旨而进行写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12岁的名叫唐老亚的男孩在农历新年里成长的故事。在《唐老亚》的叙事策略中,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某些观点。在历史领域内,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裔的历史往往被压制或者被主流力量来改写,因此这样的族裔历史是不合格的。针对这种情形,福柯提出了一种颠覆历史断裂性的方法:对抗记忆(counter memory),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转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形式,这也是达到书写“有效历史”的途径。也就是以个体书写的“小历史”来对抗主流社会的“大历史”。

在《唐老亚》中,一方面通过唐老亚的父辈们回忆他的祖辈们修建铁路的历史和唐老亚从图书馆里面查到的文献资料以及梦中重现华工们修建铁路的情景的三重描述,重构了早期华工修建第一条美国横贯铁路的历史,以此颠覆了主流历史中华人筑路工湮没无闻的错误书写。另一方面,通过挪用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一些英雄人物的形象来塑造了一个关姓的筑路工人头领,来表现华人男性的英雄气概。他像关公的化身一样,充满了英雄气概,是一个有尊严、有智慧、有勇气的男子汉,他带领华工举行罢工追讨欠款,与爱尔兰工人竞争修铁路,创造了在十个小时之内铺设十英里铁轨的世界纪录,并领导工人们为铺设刻有他们名字的最后一根枕木而斗争。在小说里,中国的关公成为了一个战争和文学的保护神,用赵健秀的话说就是:关公“对士兵们来说是战争的保护神……对以文字来进行讨伐的斗士们(作家)来说,他是文学的保护神。”赵健秀以重构历史的方式颠覆了主流历史,也建构了他所说的基于华裔感性的真实历史,以此来建构了华裔父性的新形象。

汤亭亭和赵健秀关于重建华人历史的努力主要是从历史和神话的角度来进行的,从挖掘早期美籍华人的创业史开始,并融入各种传说中的英雄形象来建构了华人英勇强大的一面,实际上也就是以“民族主义”对抗“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创作的。这样的创作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着独特的价值。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美国华裔文学自觉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父性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是特定历史年代华裔作家群体为了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进行的有意识的创作,其主导倾向是批判和颠覆华裔群体长期以来的负面刻板印象,发掘美国华裔群体的被湮没或被扭曲的历史,发出华裔群体自己的声音。这些父性形象的塑造具有某种文化寻根的意义,其建构策略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裔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表达出文化身份的模糊性和流动性的趋势。而华裔文学作品中父性形象的建构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质素,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变化,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

【参考文献】

[1]杨经建. 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J]. 外国文学研究,2006(1):16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