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山西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82—06

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茶以其独特的自然功效和文化内涵，深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陕西作为中国古代长期的文化及政治中心，其茶业发展同样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厚，在茶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将在对相关历史记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论述陕西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神农氏与陕西茶文化

对于国人饮茶的起源，以往学者多据成书于战国至汉代间的《神农本草经》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记载，将神农氏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但据陈文华等学者的考证，今本《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关于神农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记载，类似的记载晚至明清时期才出现，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属以讹传讹。此外，以往学者所常引用证明“神农氏得荼”的《淮南子》等书中也仅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记载。目前看来，最早明确将神农氏与中国饮茶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是被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陆羽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农食经》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悦志”为佐证，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

神农氏最早见载于春秋时成书的《周易》“系辞下”：“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农氏著称的部落，起源于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动的时段应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7000年。据《庄子·盗跖篇》的记载，神农时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这说明当时正处于母系社会。考古证明，宝鸡地区是仰韶文化遗存较丰富的地区，发现文化遗址700多处。其中，又以北首岭文化最为典型。从北首岭发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来看，它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荣的阶段。从时间和地域上判断，北首岭文化很可能是由神农部落所创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又可与《山海经》的神话互为印证。北首岭文化形态持续1000多年，后来的炎帝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时代，神农氏作为部族推崇的首领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应是女性。

此外，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先秦以前的著作一直把神农氏与炎帝神农氏分开。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世经》将神农和炎帝神农氏合并记载，而将神农氏与炎帝视为一人。此后，古籍多把两者合称为“炎帝神农氏”。但经过笔者考证，发现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最早活动在陕西渭河流域的两种前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原始文化。

《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蠕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这是关于炎帝生长地的最早记载。此外，《水经注·渭水》《路史·国名》也都记载炎帝长于宝鸡。《帝王世纪》又载：“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华阳”和“尚羊”分别指今天陕西华山亦即秦岭之南及宝鸡市南神农乡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传说最早的是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据此推测，第一个炎帝神农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与有蠕氏家中诞生的。炎帝神农氏诞生时已属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孙的父系社会，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这位神农氏及继承人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经济文化，功绩突出，被氏族尊为炎帝，尊号与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

篇2

一、 陕西皮影艺术特征

皮影，是对影戏和皮影制品（包括人物、场面道具景物）的通用称谓，皮影制品有人物（头茬、身段）、马靠、神仙朵子、景片（彩帘子、室内外布景、车辇仪仗、飞禽走兽）等几大类。陕西影戏又称 “牛皮娃娃影”或“拍板皮影”，旧时称“隔帘说书”，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全省。皮影既是演出时的道具，又是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观赏艺术品，陕西皮影尤以华县、华阴一带的皮影最佳，形体小巧、雕刻精细。

1、取材牛皮，雕镂繁密精美陕西皮影是用优质的牛皮（以4至6年的小母牛皮为最佳）雕刻成型。经处理过的牛皮为半透明的亚麻黄色，具有柔和的光泽和自然的肌理效果等自然形态特征，体现出天然的生命力和本真的亲和力，造就了陕西牛皮影子的独特审美意味和艺术个性。

陕西皮影在全国几大流派中，以雕镂精细，图案繁复且装饰性强而见长。WWw.133229.CoM尤其在清末民初时，陕西皮影艺术达到了鼎盛时期，民间艺人创造了大量精雕细刻的皮影，其繁密的彩帘子、神仙朵子和细致入微的影人脸谱以及程式化的装饰纹样是我国皮影雕刻中空前绝后的艺术精品。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艺高人胆大的陕西皮影艺人，运用独创的推皮走刀法，控制手劲推皮依线运转而雕镂，体现出高超精湛的手工艺。

刻线主要有实线、虚线之分。实线去皮留线，造成镂空效果，虚线去线留皮，造成实体效果，这虚实对比的雕镂形式是皮影造型的主要手法。深植于民间哲学意识中的阴阳互补、虚实相生、互相转换、生生不息的阴阳太极宇宙观，在陕西皮影的雕镂中得以完美的运用发展。如皮影人头茬中生、旦角的镂空白脸，突出了眉眼五官的个性特征；净角的实体花脸，便于色彩渲染脸谱；丑角的半镂空半实体脸，突出“白豆腐块”，这几种风格迥然相异的脸谱在影窗的光影摇曳中相得益彰。

陕西皮影在简练的外形轮廓之中，运用适形的手法雕镂了大量的图案及纹样，其中繁与简的对比，点线面的穿插关系均完美体现了形式美的法则。图1可谓乍看眼花缭乱，再观精美绝伦。

2、寓意五色，施彩强烈鲜明

陕西皮影的用色，以红绿为主色调，黑色调和，隔色平涂逐层烘染。加上牛皮的黄色、镂空处在影窗上呈现的白色，共有五色呈现。是民间传统五行五色观的包罗万象、简化归类的体现运用。

皮影人物角色的忠、勇、狡、奸等个性特征，分别以红、黑、黄、白色比德表现。皮影艺人从陕西社火脸谱、地方戏剧脸谱吸收借鉴了色彩的搭配程式，尤以净角的花脸呈现的特征最为明显，不同色块组合的隔色渲染细致描绘，配合变化有致的镂空线条，形成角色各异的脸谱程式，图3是陕西皮影中的最为吸引观众眼球的部分。施彩上非红即绿的大众审美意识，反映出陕西人民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特征。红绿黑色的对比运用在繁复的景片中的庙宇楼阁、树木山石上，与影人的色彩相呼应，使影窗上的整体色彩效果和谐一致，色调温暖鲜明而沉稳。神仙朵子中的天官、仙姑（图10）、童子、等神话形象及想像创造出的奇灵异兽，赋色主观、夸张浪漫、幻想奇特，常见的有红绿相映的祥云、火狮子（图2）、大绿色的麒麟、大红色的飞龙等。皮影艺人及尽想像之能事，创作构思不拘一格。

陕西皮影整体色调艳丽而不浮夸，对比鲜明又协调统一，具有很强的装饰趣味，把传统民间美术中的意蕴表现的绚烂至极。

3、理想造型，人物善恶分明

各地皮影人物造型均遵循“五分头，七分相”的共性特征，即正侧面的头部与半侧面的身子接合，是民间求全面面观的体现。陕西皮影人物最为显著的造型特征是无论生、旦、净、丑均是高额头的理想造型，称为“岩颅”。人物前额饱满圆滑突出，神气十足。自古以来，“前庭饱满”被普遍认为是聪慧、自信的特征，在陕西皮影中得以夸张强化。在陕西民间剪纸、凤翔泥塑、年画人物造型中也可找到相似的特征。

自宋代以来，各地皮影脸谱造型均体现着 “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1）的褒善贬恶鲜明特征。陕西皮影艺人极其重视面部表情的刻画，对面部的个性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推敲把握。陕西华县流传的皮影谚语中有“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上”（2）的描述，女性为“弯弯眉，线线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的温柔秀美程式造型。面部的造型口决有“眉眼平，属忠诚，圆眼睛，性必凶，线线眼，性情柔，豹子眼，性情暴”的造型规定，符合民间大众在生活观察中总结出的人物面相规律。具体人物脸谱特征与地方传统戏脸谱相结合，创造出净脸人物如张飞的豹头圆眼张牙咧嘴（图6），关羽的蚕眉凤眼合嘴长须等典型形象（图11）。为了衬托人物性格，奸诈脸谱多刻画为粗细变化的结构线条，尤如蜿蜒的蛇形（图7）。残暴脸谱多刻画为倒立的锯齿状毛发胡须，粗条状横肌纹。丑角脸谱为低额鼠目、张嘴嬉笑状等（图4），民间艺人通过夸张、概括的造型手法，突出强调了人物善恶美丑个性特征，达到一目了然的艺术效果。

4、寓情入皮，操纵技艺高超

皮影通过操纵人在幕后的技巧表演，配合各式的地方唱腔，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陕西皮影艺人的操纵技巧有“净角要撑，旦角要松，生角要弓，武角取当中”“青衣两手夹，闺门目不瞧，武旦风摇柳，梅旦手描腰”“提抢甩袖亮靴底儿，吹胡耍翎帽翅儿”，（3）这些程式化的操纵技巧，体现了假中求真，以少胜多的意象形态把握原则。影人侧面造型的特征，便于艺人对大动势的把握，抓住情节冲突，强化表演功能。

陕西华县的碗碗腔皮影，唱腔婉转悠扬，拖音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堪称原生态艺术中的经典。其分别以欢快、悲伤、平缓的不同情绪唱音配合影人入情入理的动态设计，再加上民间艺人幕后喷烟、烧酒松香、晃动灯光等虚拟特技手法烘托气氛，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二、 陕西皮影民俗文化特征

民间皮影艺术历史文化悠久，内涵丰富，是我国极其重要的民俗文化、民间娱乐的艺术形态。陕西是我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皮影艺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传承，与民间习俗相互承载着地方传统和民俗文化。

1、 陕西皮影的起源及形成

关于我国皮影的起源地，早有始于唐代西安之说，齐如山在《故都百戏图考》中 便提出：“按此戏当然始于陕西，因西安建都数百年，玄宗又极爱提倡美术，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4）关于皮影戏的最早记载于宋代，从北宋的“素纸雕镞”（5）发展到南宋的“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6）记载了宋代影戏达到繁荣。北宋末年，避靖康之乱的中原影戏艺人西出潼关，流入陕西地区，几经时代变迁，中原影戏与当地生活习俗、乡音俚曲、伦理道德相融合，逐渐形成以华县、华阴等地皮影为中心的陕西皮影艺术。

2、 陕西皮影戏习俗及民俗文化

中外古人早期均有把人影当作灵魂的观念，被历代巫术所用，使之形成民间“弄影还魂”之术。舞动的影像便是与想像中的神灵沟通，达到意愿传达的载体。陕西皮影与众多的民间习俗活动相关联，在旧日广大农村地区，皮影戏非常流行，人们在祈雨、祈晴、谢土神、庙会、寺院“开光”及个人求子、求仙药等民间习俗活动后均有酬神还愿的影戏演出，称为“报神”，在影戏中，出现大量的天上、人间、地下的各路神仙朵子，“天官大帝”、“招财童子”、“福禄寿三星”，和寓意吉祥的“和合二仙”、“五子夺魁”景片、彩帘子用于祈祷、许愿。影戏的唱词则代替人们向神灵祈求吉祥平安。此外，在欢庆丰收、嫁娶生子之类的喜事，及为逝者超度亡灵的丧事时都有皮影戏上演，人们图热闹，寄哀思。由于皮影被民间大众赋予了神性，故陕西皮影中有许多约定俗成的规定，如男女影人不能对脸存放以免乱了阴阳，皮影的翻动要用签杆不可用手等习俗、习惯。

在陕西皮影造型中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传统吉祥图案，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观念。如在武将的甲靠中运用最多的“万字纹”（图8）寓意绵长不断，富贵不到头。皮影景片中出现的“古钱纹”（图5）为富寿双全之意， “盘长纹”（图9）又被陕西人称之为“蛇盘九颗星”为四环贯彻，一切通明之意。另外众多取谐音讨口彩的复合图案，如梅花和喜鹊为“喜上眉梢”，石头和雄鸡为“市上大吉” 鹿和鹤为“六合同春等，均体现了民间美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造型传统。

与陕西皮影艺术相互依存的民俗文化，符合民间大众向往美好幸福的主观愿望，在皮影造型意识中更是沉淀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皮影从形式到内容上多褒善贬恶，蕴涵了人们希望战胜自然的力量。历代变迁，陕西皮影艺术已成为研究民间伦理道德、民间信仰及社会关系的百科全书。

三、 陕西皮影的艺术价值

1、陕西皮影艺术是以中原影戏为源、长期流传于民间、经历展而形成，以华县、华阴一带皮影为主向各方向传播，影响了晋南、甘肃、川北、青海等地的皮影艺术。陕西皮影在民间皮影艺术中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2、陕西皮影是民间美术中集大成者，它广泛吸收地方戏曲、民间剪纸、民间年画艺术的造型特征，以其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大量形态优美、雕刻精细、极具形式美感的影人和景片以及具有丰富想像力的神仙朵子，其造型中巧妙地运用民间传统吉祥图案，既丰富和充实了皮影的造型，又迎合了民间大众的集体审美意识，具有黄河流域母体文化的艺术特征及内涵。

3、陕西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乾县阿宫腔、富平县弦板腔均以极高的艺术造诣及原生态文化特征列为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项目》中，陕西皮影作为民间美术造型的经典在民间艺术品市场呈升值趋势，其中蕴涵的文化价值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保护陕西皮影艺术，对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篇3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安逸，更追求的是生活的高质量，追求的是安全与健康。因此，对肉、蛋、奶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来，禽流感在全球泛滥，口蹄疫在世界各地蔓延，甲型H1N1流感正横扫五大洲，疯牛病正在一步步入侵人们的脑细胞。除此之外，猪瘟、鸡新城疫等古老的疫病又以新的流行方式威胁着畜禽，猪的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也正对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给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越来越重视兽医在保障人类健康方面的重要性。

中兽医学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诊疗手段的传统兽医学，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同动物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主要包括基础理论、诊断法、中药、方剂、针灸和病症防治等内容。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医学的影响，中兽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和以四诊、辨证、方药及针灸为主要手段的诊疗方法。在古代中兽医为我国畜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社会发展，中兽医只有调整适应当前形式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我国现代兽医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道路十分曲折，进步缓慢，尽管国家政府高度重视，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兽医行业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展，以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当代兽医行业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是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适应新形势要求，信息化发展

信息化浪潮将现代人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每个行业的发展也必须适应潮流，才能在发展中进步，在发展中提升。因此，兽医行业也要树立起与时俱进的观念，在行业中推进信息化的进程。

所谓兽医行业信息化，是指为全面提高兽医行业经济运行效率、兽医行业劳动生产率、兽医行业竞争力，在兽医行业生产、管理、经营各领域不断推广和应用电脑、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和其他相关智能技术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整个兽医行业信息化建设中，硬件（电脑、网络等设备）是基础，软件（办公软件、各种应用软件）是条件，信息资源（资料、消息的收集过程）则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建立行业信息资源数据库，完善网络建设。数据库是指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数据集合，内容丰富、真实有效的信息资源是兽医行业信息技术的关键。根据不同用户对信息需求多样化的实际，加强信息采集、整理、分析加工工作。保障建立一个真实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数据库。这个信息库集疫情预防、疾情治疗、案例分析、技能提升、疑难问题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将信息及时地向网络传送，全国各地的政府、研究所、大学、企业、防疫站等都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到这些数据，以进行市场预测和生产决策，享受信息化的便捷。

同时加速推进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工程的建设，加强标准和技术平台的建设，建立统一的网络平台，建立以各省兽医行业信息中心为枢纽，上联农业部，下通至全省各地市县乡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体系，并使兽医行业信息网络与畜牧业科研机构实现计算机联网。

完善兽医行业信息网络建设，首先要加强兽医行业信息员队伍的建设，开展兽医行业信息员培训，拓宽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来源，搞好信息采集工作，建立一支自上而下、高效灵活的兽医行业信息采集、整理、队伍；其次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网站中的栏目，增加一些对兽医职业具有指导意义的信息栏目，例如“案例分享”、“疑难解答”等信息；最后，要加大网站的宣传、推广、普及，养殖户是兽医行业信息使用的主体，必须使他们学会在网上获取信息、分析信息，使网站上的信息真正用于生产实际中，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也是建立网站的最终目的。

营造集群效应，产业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每个行业都概莫能外。因此，我们要积极研究兽医行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新变化、新特点，并用以指导生产和工作，加快产业配套建设，增强发展科学性，走产业化道路，实现行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营造集群效应，加强群防群治，在当代是兽医发展的趋向和机遇。过去群体防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兽医的弱项，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人们对环保和自身健康的重视，用抗生素和化学药品进行防治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迫使人们寻求一种新的代替药物。而中草药源于天然，毒副作用小，无残留的特点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的趋势，这就为中兽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而通过群防群治形成产业化发展，则是兽医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首先要从根本上树立产业化理念，具有超前意识，由“单打独斗”向形成产业为主转变。随着畜产品短缺时代过去，以及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已经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对畜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兽医的行业要求也逐步提升。而小规模的发展，独立的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全局统筹的大方向，“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必须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动作，才能提升全局的“战斗力”，提升行业的整体素质；才能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应对疫病的发生，也只有资源共享了，才能提升全队的业务素质，这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兽医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保障生畜及人身的健康安全。

其次要调整思路，加强政策引导，积极推广产业链条延伸经验。实行“政策引导，防疫站联合，兽医主动参与”的模式，从疫病预防、种畜禽检疫、技术学习、经验推广，实现配套衔接，形成从源头到结局的完整产业链条，不仅可以实现统筹兼顾，高强度防治疫病，而且能够保证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基本趋于一致，从而根本性地保障畜禽的安全性，实现根源安全。总之，建立并完善兽医行业产业链条，让疫情预防、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整体行业素质改善等诸多相关环节融入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当中去，可以实现整体应对市场，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实现规模防治，有利于兽医行业的长远发展，全局发展。

重视行业薄弱环节，提升应对能力

每个行业的自身发展都有缺陷和不足，在我国兽医体制中也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机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基层防疫工作不到位、缺乏专业人才与技术和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等问题，影响了行业长远发展和社会应对能力。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重视行业薄弱环节，可从几下几方面入手：

完善健全兽医行业工作体系。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兽医行政管理机构。中央一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列入农业部的内设机构。省以下兽医行政管理机构由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养殖业发展情况和兽医工作需要确定，并按程序报批。上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下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负有指导职责；各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对动物防疫、检疫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职责。要加强兽医医政、药政管理，实施官方兽医制度。

加强基层防疫机构建设。根据经营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原则，积极推进乡镇畜牧兽医站改革。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按乡镇或区域设立畜牧兽医站，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公益性技术推广服务职能。要将原由乡镇畜牧兽医站承担的诊疗服务等经营性业务进行科学界定，并与公益性职能合理分离，使其走向市场。鼓励和引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分流人员创办经营性兽医服务实体。

加强乡镇兽医从业人员技术培训。如今的基层兽医技术人员，不仅承担了畜禽疾病诊治任务，还肩负着新技术推广、法律宣传、疫情调查和向上级通报疫情的责任。由于兽医社会地位偏低且专业性特强，难以从社会上吸纳到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不得不采取“近亲繁殖”和“自我膨胀”的方式解决，“子承父业”、“半路出道”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之中大部分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对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吸纳能力较差，不对其进行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很难适应新时期动物防疫工作。因此必须加大乡镇兽医和防疫人员的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兽医业务综合素质，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的质量。应该在行业中逐步推行官方兽医制度，逐步实行执业兽医制度。各地要通过成立兽医行业协会等方式，实行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提高服务水平。

篇4

透视是绘画术语。画家在做画的时候，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的表现出来，使之具有空间感和立体感。客观存在的物象，即使是同样大小、高低，在一定的视域范围内也会产生这些视觉变化，是有它一定法则和规律的。西画多采用焦点透视如同相机，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收人镜头的物象如实的照下来。因为受空间的限制，视域以外的物象就不能摄人了。中国绘画在透视上有它独特的处理方法。它遵循透视的基本法则与规律，又不拘泥于一般的法则、规律。画家的观察点不是固定地一个地方，也不受一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移动立足点进行观察，各个不同立足点所看到的内容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进画面上来，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更生动，这种透视方法叫着“散点透视”，也叫“动点透视”。山水画能够表现出“咫尺千里”的开阔画面，便是中国山水画对透视运用的要求。绘画的透视法在中国传统上称它为“远近法”。

中国山水画透视法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的文献上很早就有出现。战国时荀况在《荀子.解蔽》篇中有一段记载:“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从山下望木者，千初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这就把透视上“近大远小”的法则讲出来。而直接论述到与绘画创作有关系的透视法，在画论中较早谈到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宗炳的《画山水序》。其中有一段提到:“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近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间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坚划三寸，当千初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把透视上的远近大小、长短、高低的基本法规都阐述到。唐代王维所著《山水论》中提出处理山水画中透视关系的要诀是:“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陷如眉(，色)，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可见当时山水画家是重视并运用透视规律的。到了宋代，由于绘画的发展，画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绘画技法上的各种经验，对透视也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并给山水画家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具体方法。如北宋郭熙提出了“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透视法。后来韩拙又提出了“阔远、迷远、幽远”的三远论。从宋代不少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出，画家在透视表现上的确花了不少的精力，作了认真的探索与尝试。因此，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在宋代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从古代的绘画作品来看，隋唐以前，对透视上产生的一般变化，还未能达到表现的水平，如汉代的作品，我们不但在画像上，即从壁画上看对远近、前后的关系，尚不能很恰当的表达。本来是前后关系，在有的画像石中却把它表现为上下的感觉。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隋唐以前的山水画，往往是“人大于山”，现存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壁画中，确实存在这个不合透视法的情况。由于不断的实践，古代画家逐渐提高了对透视的理解与表现的水平。隋代展子虔所作《游春图》已能够把平远、深远的透视法结合起来表现。宋元时期对透视法的表现，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在传统上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以下仅就中国山水画常用的几种透视法作以略述:

现象不那么明显。“平远”所看到的对象，一般不是很高，象山林蔽泽，林霏云烟之类。平远的透视法在生活当中最为常见，所见大地多在平夷的土地上，所以古今的绘画作品中采用平远透视表现出的作品最为常见，如宋董源的《寒林重汀》、郭熙的《案石平远图》等。古人平远法应用最多的尚属元四家中的倪珊，因其长期生活在太湖一带，所以作品多以平远形式出现。

一、高远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清代费汉源在《山水画式》中说“高远”是:“本山绝顶处，染出不效者是也”。以上两种说法，其共同观点都说高是自下向上看，是一种仰视。宋代范宽等大家用此法表现的很多，如《溪山行旅图》等，主要突出雄伟、高大、气势磅礴的景物，仰视的高远，应该是远而高，达到高山仰止的艺术效果，突出“高”的形式感。

二、深远

郭熙称“深远”是:“自山前而窥山后”。这是站在山前或山上远眺，并要移动视点，绕过前面近山，才能见到山后无穷无尽的景色，落到画面上就出现山重水复，使人望之莫穷其迹、不知其为几千万重的艺术效果。深远法所表现出的景物既有深度又有远的感觉，这种方法宜于表现幽深的意境，既是“境深要能曲”，又能“境深尤贵明”。

三、平远

《林泉高致》中提到:“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郭熙又说:“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清费汉源从水墨渲染方面论平远:“于空阔处、木末处、隔水处染出皆是”，也有人认为要画平远，当以“云烟平之”。“平远”就是在平视中所获得的远近关系。正因为视线的平，致使近大远小的差距比深远要突出得多。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平远接近于焦点透视。只是由于中国山水画在表现上具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取近少取远，或取远少取近。又如在画面上将视平线放得很高(或在画外面)等等，才使画面上的透视。

四、迷远

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提出“迷远”。他说“迷远”是:“烟雾膜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迷远的特点就在“仿佛不见者”。所谓不见，即不能用一般的透视法中所说“灭点”去校对。绘画上的一般透视法很难概括“迷远”。在山水画里，迷远之妙，可以有数里远的感觉，甚至仿佛有数百里之遥。只要内容题材需要它把景物表现得无穷远，则运用迷远的方法就可达到这种视觉效果。绘画作品中，米友仁的《潇湘奇观》、石涛的《罗浮山色》均是迷远透视法的体现。上例画面，如果只靠近大远小，或近低远高来表现很难出现“仿佛不见者”的妙境。

五、阔远与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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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文化产业升级面临的问题

陕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为增强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提高陕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必须关注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升级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全国文化产业不断升级的态势下，陕西文化产业升级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1.文化产业集聚度不高

陕西省内区域文化产业以关中、陕北、陕南三区为划分。在各个区域内部，又坚持了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且初具规模。例如西安曲江新区文化旅游区，集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身，发展为产值较高的文化产业园区。但是陕西省内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不高，不能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以影视基地为例，已有和在建的西安、宝鸡、渭南等影视基地，具有规模小、结构单一、资源分散、品牌力度弱小的特点，没有形成实力雄厚影视产业基地，产业集聚程度低。西安浐灞生态区是陕西省重点文化园区，发端于中国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未来的发展特色之一是文化创意产业，以生态文化和休闲文化为主题，构建文化产业新布局。打造全新的浐灞文化园区，也反映了园区规划的困难，生态产业、金融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多元发展，不能突出体现浐灞生态园区的文化特色，也难以体现浐灞园区文化产业的集聚度和规模效应。国内很多地区在大力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陕西的动漫产业也分散于各个文化产业园区内，没有形成特色鲜明、集中度高的动漫产业链。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意产业园，集中了动漫产业、游戏产业的开发，虽然规模大，但是没有形成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动漫创意类产品品牌。虽然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成就斐然，但是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的太少，不能起到充分挖掘陕西文化丰富资源的作用。

2.文化产业产值相对较低

陕西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文化产业的产值相对较低，而且集中于个别城市。2011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74.86亿元，占到全省GDP的3%以上。2012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为500.4亿元，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陕西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可以从西安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看出。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2009年为151.02亿元，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250.7亿元。2012年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334.68亿元，占到陕西省文化产业增加值60%以上，已经成为西安市支柱性产业。仅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自2009年以来，年均超过百亿元。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相比较而言，北京、江苏、浙江的文化产业增加值更高。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2189.2亿。2009年，江苏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就达到1065亿元。2011年，浙江省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约占全省GDP的4%左右。2012年，仅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就高达1060.7亿。杭州宋城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宋城”品牌，以主题公园和文化演艺为模式，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44476万元。比较而言，陕西的文化产业规模距离沿海省份还有一定距离。陕西文化产业的增加值空间比较大，是产业升级时需要大力提高的部分。

3.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发展地区文化产业，包括新兴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特色文化艺术业等，一方面离不开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金融市场政策的支持。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近年来陆续出台一些政策，旨在扶植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例如对动漫类软件实行出口增值税免征政策和营业税减征政策。深圳市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制定了一系列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使文化创意产业享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厦门市出台了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具体运用财政奖励、财政补助、商业贷款贴息等方法，支持当地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传媒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当地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也出现持续走高的态势。山东省2012年对省内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达到101.75亿元，占到山东省公共财政支出近2%的比例。2012年，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省财政投资达0.5亿元。投资基金旨在鼓励当地文化产业的成长发展，体现了财政支持和金融市场政策的双重支持。比较而言，陕西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一方面反映了金融市场政策支持的后续力度不足，必须加大投融资渠道来源，为陕西文化产业的升级提供投融资保障。另一方面反映了对于文化新兴产业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也不充分，应当借鉴其他省份的现有经验，在财税政策方面提升政策扶植力度。

二、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优势与条件

1.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空间大

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天然地为文化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沃土。文化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包括现有已经开发的资源，也包括尚未充分挖掘的文化资源。以陕西文化旅游产业而言，其升级的空间就非常大。陕西省以宝鸡为中心城市发展周文化旅游区，以咸阳市为中心城市发展秦汉文化旅游区，以西安为中心城市发展汉唐文化旅游区。周秦汉唐历史文化极为珍贵丰富，历史遗迹、历史遗址、人文传统，都体现着历史文化资源的博大，是陕西现代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宝库。以陕西文化创意产业而言，产业升级也有相当的空间。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人才的支撑，陕西作为教育大省，文化人才的储备资源丰富。省内多所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相关。随着市场的需要，文化创新、文化管理的专门人才也会经过教育的专门培养。无论是历史文化资源，还是现代人文资源，都是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基础。十报告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为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资源优势提供了良好的发挥空间。

2.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集聚空间大

陕西现有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文化产业升级发展的空间广阔。陕西省现有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逐步推动发展的模块包括动漫产业基地、红色文化演艺基地、艺术品交易基地、影视基地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不同类型的文化园区和基地，在现有基础上都具有较大的重组和发展空间。西安市的特色文化景区之一是城墙景区，体现了国内独一无二的历史人文特色。城墙景区已有一批旅游内容，包括南门入城仪式、唐都不夜城灯会、中秋晚会等文化节目。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旅游内容，但是城墙文化旅游的内涵丰富，可以不断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在未来还可以和其他文化产业园区进行合作，使城墙文化旅游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现有的文化旅游园区，可以不断拓宽其旅游、休闲的模式，不断整合现有的文化产业资源，实现园区的集聚升级。一些正在规划当中的产业园区，如秦文化国家遗址公园、五陵塬文化旅游区等，其未来产业集聚升级的空间也非常大。结合陕西省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不断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程度和集约化深度，以政策带动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集聚升级。

三、陕西文化产业升级的政策选择

1.以产业布局政策为突破，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文化产业布局政策是从整体和全局出发，对文化企业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布局进行考量，力求使文化产业能够高效率运作。文化产业布局优化的路径之一，就是不断提高产业内部的集聚程度，来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业集聚度越高，越能体现陕西的文化软实力。同一类型的文化企业，组成相同的产业群，不同类型的文化企业，构成上下游产业链。在地域内联系紧密的多样文化企业，互相竞争、又互相协作，形成一个文化产业集聚区。

陕西境内文化遗产丰富，关中、陕北和陕南具有不同的文化遗产特色，不同的城市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西安以汉唐文化遗产为特色，咸阳以秦汉文化遗产为鲜明特色。西安市文化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布局和规模，形成了曲江文化产业园、高新文化产业园、浐灞生态园、临潼产业园、秦岭北麓、城墙景区等不同的文化产业布局带。西安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旨在发挥文化产业集聚的带动力，以大雁塔北广场、遗址公园、会展中心等为基础，扩展了旅游、影视、会展、商业等多层次产业门类。咸阳市旨在不断发挥秦汉文化资源遗产的特色，以五陵塬文化产业园区为依托，不断优化产业布局，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加大文化产业基础设施投入，发展园区的文化旅游、田园餐饮等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打造秦汉文化特色品牌，促进五陵塬文化产业园区不断升级，带动咸阳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只有不断整合陕西现有的文化产业园区等资源，开发潜在的文化产业资源，布局好不同的文化产业地带，布局好文化产业带的内部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发展不同的特色文化产业，不同的园区突出文化旅游、影视、出版、动漫等不同的产业重点，才能促进陕西文化产业良好升级发展。

2.以财税政策为引擎，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全球已经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发展本国新兴实体产业和文化产业，以弥补金融业过于膨胀带来的隐性风险。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和集约化水平。从政策层面而言，国外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财税促进政策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一些州政府调整了对当地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特别支持文化创意产业。不同的州政府出台了不同的财税激励政策，包括对文化娱乐产业的减税方案、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和教育产业的财政补贴政策等。

借鉴国外对文化产业的财税政策，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从财政补贴政策和税收政策层面支持陕西文化产业升级发展，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国内其他省市对当地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也值得陕西省政府的借鉴。综合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来看，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扶持。陕西公共财政可以投资于急需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讯等部分。陕西省市各级财政补贴可以部分用于文化类新兴产业的初期发展。陕西文化产业的税收政策方面，需要贯彻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税收扶持政策。例如，对刚成立的新兴文化企业，自其投产年度起免征三年到五年的企业所得税。在财政补贴政策层面，陕西省可以采用灵活的补贴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升级。对一些品牌效益高的文化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项目经费补贴措施等。对产业园区和基地的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可以实行适当的财政补贴。

3.以投融资政策为推力，促进文化产业升级

首先是针对产业升级发展的信贷政策。陕西省政府应当出台相关信贷政策，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发展给予信贷支持。信贷支持内容包括贷款优惠和信贷额度支持等内容。陕西省的信贷政策要配合国家货币政策的走向，在国家2013年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方向下，省内对新兴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进行适度的银行信贷优惠政策，可以更好的促进文化产业优化升级。信贷政策应当具备针对性。信贷倾斜要优先给予经营模式稳定的文化企业。金融信贷政策要支持企业之间的并购融资，理顺上下游企业之间供应链融资，推进文化产业的整合升级。对于会展、演艺、动漫游戏的制作等相关设备的企业，可以支持对此类企业发放融资租赁贷款。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的文化企业、园区和基地，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融资方式。需要大规模融资的文化企业和园区，适合商业银行对文化企业提供银团贷款的融资模式。银团贷款模式可以加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协作，降低单个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是可以探索的模式之一。处于发展初期的文化企业和园区，产业集中度偏低，适合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对文化企业提供联保联贷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也可以提高金融机构投资的安全性。

信贷政策支持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应当尤其重视文化类民营企业的发展。省内民营文化企业，存在规模小、竞争力弱的问题。制约省内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这个问题和其他类型的中小企业一样，融资难制约着企业的扩大生产。只有重视对省内民营中小型文化企业的信贷优惠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棘手问题。只有培养一批有品牌竞争力、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民营文化企业，才能推动陕西文化产业不断升级。

其次是针对文化产业升级发展所需的资本市场政策。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高效便捷的投融资市场，涵盖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多种市场。新兴文化产业如果能得到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会弥补货币市场融资短缺的不足。陕西省应当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的直接融资规模。陕西省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激励性文件，引导省内文化类企业进入国内主板市场，引导省内文化类企业运用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多种再融资方式实施并购重组。陕西省政府要激励省内金融机构进行适度金融创新，发展文化类金融衍生品，主要包含文化期货、文化期权和文化金融互换三种类型。资本市场健全与否，影响到区域文化产业的升级发展。资本融资渠道的健全与否，也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升级发展。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与高潜在收益并存。陕西省应当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陕西省应出台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风险投资政策，为风险投资的运作和退出提供保证。支持、引导文化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形成多元化肉融资机制，才能更好的保障文化产业不断升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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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林辉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参考[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3]魏鹏举.公共财政扶持文化产业的合理性及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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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中国的治理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变化之一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善治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善治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本文试图借助公民社会理论，探讨公民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善治的影响。

一善治

    所谓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物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性(6)有效性(7)参与。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理想政治模式，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市场政府和分权政府是善治的主要条件，这些要件构成了善治的制度平台。善治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是对国家和市场的补充。善治不是政府利用权威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过程，而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要求有关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善治要求各种政治信息公开、透明，以便公民能够及时了解和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善治还要求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健全的法制，就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善治。总之，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社会权利的尊重，有利于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善治的形成有利于促进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善治的形成既可以避免政府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某些“政府失效”现象，也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市场失灵”现象。

二善治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它遵循的是自由交往和平等讨论，以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为目的，以实现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的、相对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其构成要素，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组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独立于政府。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

    公民社会的价值或原则主要表现在，保护公民权力。公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的联合体，它为个人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了空间。国家的存在也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公民社会里的公民都享有政治国家无权侵犯和剥夺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有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公民社会的预期目标是民主社会，通过各民间组织和志愿性社团，可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争取公众知情权。参与其中的公民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通过参政议政改革现成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

    国家的根本职能在于防御和组织，其中组织又是根本的，而社会则是国家组织的对象。国家通过非强制的规范体系(道德)和强制的规范体系(法律)来组织生产和交往，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秩序保证。国家的整合功能和批判功能应是统一的，整合的目的旨在使社会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以实现效率和自由的最大化;批判的目的旨在更加完善和发展社会规范体系，以便为生产和交往提供更大的可能性空间。

    基于以上认识，和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模式应该是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合作组合。有能力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过程中意味着国家的必要权威不能降低、国家应负的公共责任无可推卸，这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互动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合作是指关系的双方转变各自的偏好去接近对方的偏好，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建立伙伴关系。通过相互赋权国家可以有效地集聚政策资源、开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可以使各项权利得到发展并最终获得确认。相互赋权宣告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光有政府即便是服务型政府也是不够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不可或缺。相互赋权在国家一方意味着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并非一次获得就一劳永逸，需要公民持续的同意;相互赋权在公民社会一方意味着社会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不能简单兑换，需要国家持续的认证。相互赋权需要在有能力的国家与自立的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相互交往和理性论辩机制。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它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了国家干预的失效和公民社会的不自足性。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国家必然是社会成员获取自由与平等、公正与幸福、安全与秩序保障而成立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民群众自由自主活动的社会基础上，是人民群众普遍需要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获得必要公共生活的基本领域。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求并贯彻自由创造、平等交换、公平竞争和自我负责精神，因而人们必须以权利本位、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去面对公民社会生活，以民主，法治和公共精神，去面对国家共同体生活。在这里，人民是主人，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者。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用来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干预，以及对公民民主政治权利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优原则，并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协商民主机制。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相互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善治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这就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更多参与的公民性。公民性，一方面指在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性被视为一种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公民性涉及的是公民个体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它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公民社会及公民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扯，所以，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主导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基础之上，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保证公民能够做出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公民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这种观点与善治的理念是一致的。同时，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会更为积极的参与治理，公民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去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与社会达成一种道德契约，这种公共精神是善治的“粘合剂”，它包含着爱也包含着责任。“公民性概念常常会包括:关心共同利益，社区整体的利益，一个人所拥有的尊重他人权利的意愿，对不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容忍，承认社区的决策重于一个人的私人偏好，以及承认一个人有责任保护公众和为公众服务。”

    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如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维护管理过程、以及促进民主和防御外敌等，同时，政府也应该努力培养和开发人们的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依赖于信任。信任和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这两者是相互强化的—当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时，公民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当公民的信任度增强时，公民也可以体验到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和根据共同利益行事的能力在增强。政府对于帮助公民明确地表达公共利益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利益也应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公民在治理的每一个阶段获得发言权。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是公共利益。

    追求公共利益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决策将会以某种方式制定出所有公民都会同意的政策。公共利益最好被视为公民社会对话和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使人们了解政策定的情况，又可以培育公民意识。因为在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狭隘的利益，而是考虑到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认识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在一个民主政体中，位于公民性核心的正是这种超越狭隘利益并且认识到共同利益的能力。政府及行政官员负有一种帮助教育公民的责任。政府要创造使公民能够相互学习、相互对话和参与民主管理的机会及环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界定为信息、协商和积极参与三个层次。信息，包括政府传播信息的“积极”办法，又包括公民获取信息的“被动”渠道;协商，指政府指定问题并且对过程进行管理，而与此同时，公民则应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积极的参与，指公民积极地从事对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制定内容的界定。它承认公民在议程的建立、政策选择的拟订以及政策对话的形成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尽管最终决策或政策阐述的职责归于政府。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能够激发公民自豪感和公民责任感。随着民主参与和与政府良好合作的深人，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将会在许多层次上发展成为更为强烈的参与愿望。但是，无论是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都必须是开放的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在设计项目和提供服务方面必须是具有回应性的，否则公民将无法参与也不愿意参与;政府存在的理由就是满足公民的需要，否则公民也不愿意参与。这样做的最佳途径是在实现公共利益中为参与和合作创造机会。于是其目标就是要确保政府是开放的和可以接近的，确保政府具有回应性，以及确保政府工作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服务以及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为公民权的行使创造机会。

    作为公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使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需要我们与政府的良好合作，需要我们的积极参与。我们的政府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政府具有较高期望，但是，政府要有效地运转，达至善治，则需要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四善治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善治”理论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范围的扩大、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多元化，它也表明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或者说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作为一种扩展性概念，“善治”理论还蕴涵着独特的民主理念、为当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更宽泛的空间和更理想的前景。如今，“善治”既作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理想，也被视为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而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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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前矿山救护队的管理现状

2.1救护队员素质不高。由于救护队招聘具有特殊性，从而无法保证救护队员的综合素质，在整个救护队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后期的培训方法和方式有所不同，个别救护队没有完善的系统训练，这就造成了救护队员素质低下，无法满足高强度的工作需求，严重降低了救护队整体素质水平，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和执行力。2.2救护队员实战能力较弱。在救护训练中，多数训练与实际脱轨，救护人员得不到系统的训练，导致其实战能力较弱，在实际的救护工作中不能发挥全部的作用，再加上近些年我国煤矿安全性有所提升，安全事故大量减少，救护人员参与实际救护的机会减少，导致很多救护队员没有真正参与过救护，使队伍整体经验不足，实战能力较弱。2.3救护队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救护队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了训练不够科学、合理，在救护队伍整合之前，救护队没有将训练纳入到制度管理中，训练具有随意性，而且强度不高，同时有些部门为了省力而简化了训练程序，没有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科学的训练和演习，阻碍了救护队员个人能力的发展，其次有些救护队长期没有开展体能和业务训练，导致救护队员身体素质下降，业务技术生疏，拉低了队伍整体水平。

3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方法

事实证明，应急救援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有必要提升救援质量，加强救援队伍的思想建设和实战能力。为了够进一步加强矿山救护队的管理水平，提升矿山救护队的实战能力，相关组织和部门要重视救援管理工作，逐步将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应用到矿山救护队管理中，从而将矿山救援队打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实战能力强的高效队伍[1]。3.1量化考核同薪资关联。首先在救援队内部要将薪资和任务挂钩，按劳分配，组织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分系统，系统可包括：业务能力、军事化管理水平、备战能力、任务完成进度等方面，按救援中队划分，获得排名靠前的中队可以得到较高的薪资，以此类推，逐步完善薪资制度。其次在指战员的考核中，分别设置负重蹲起、2000米跑、引体向上等考核项目，根据项目完成程度进行打分，将个人素质同薪资关联。同时救护队要采取双向考核，实施大队考核后还要进行中队考核，其中考核可分为安全技术和综合素质两个方面，详细地得出每个人的具体分数后再进行薪资计算，从而良好地调动救护队员的积极性，充分激发个人潜力[2]。3.2精细管理策略。救护队除了要采用量化考核制度，还要进行精细化管理，在此过程中，要加强救护队建设，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精细化管理要将具体的量化考核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从每名救护队员的技术、创新、素质上全面进行科学管理。在日常的训练和演习中，救护队要采用考评制度，可设置设备操作、业务理论、工作任务等项目，并根据救护队员的表现给出具体的分数；其次在具体的实战中，救护队要根据队员的表现给予嘉奖，并记录分数，同时要积极鼓励救护队员进行技术创新，队内要举办创新大赛，并根据队员表现记录具体分数。在完成上述管理后将分数相加，得出每个救护队员的总分。这些分数是救护队队员综合能力的体现，能够为今后人才选拔提供重要的依据[3]。

4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在矿山救护队管理中的效果

4.1救护队员素质得到了提升。救护队采取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最为突出的就是救护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在长期的量化考核制度下，救护队员不但强化了身体素质，同时还增强了个人文化素养。事实证明，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地促进救护队员个人发展，使救护队员养成了良好的救援习惯；其次指战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安排工作的执行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为今后战备管理和抢险救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4.2实战中的意志品质得到了锻炼。救护队员的意志品质决定了救援效果和质量。在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之下，队员不但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养成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其次科学的管理模式为救援队伍树立了良好的规章制度，在长期遵守制度的情况下，队员具有了较强的执行力。在实施了量化考核和及细化管理之后，救援队员在实战中不畏艰苦，积极进取，具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不但使救援工作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还为今后救援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4.3指战员的业务水平和积极性得到了提升。在实施了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之后，救援队的指战员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从“要我学习，要我训练”转变成为“我要学习，我要训练”，由此可见大家的训练热情和学习积极性有所提升，随之而来全体指战员取得了较高的考核成绩。此外，在没实行安全技术工作量化考核前，安排工作时经常遇到推诿扯皮现象，服从意识不强，实行安全技术工作量化考核后，各中队从事安全技术工作的热情得到了大幅提高[5]。

5结语

综上，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救护队管理中缺一不可，两者科学的应用能够提高救护队的凝聚力，显著提高了救援水平和质量。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是加强安全技术、业务水平、思想觉悟的有效途径，在应用了这样的管理方式之后，实战救援效果有所改善，因此相关组织要积极探索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应用中的问题，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将矿山救援队打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技术过硬、实战能力强的高效队伍。

参考文献

[1]全新.精细管理量化考核[J].化工质量,2015(6):28.

[2]刘庆普.量化考核和精细化管理在矿山救护队管理中的运用[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5(8):68-69,83.

[3]张爱岭,王延明,覃时满,等.量化考核在学员队管理中的应用分析[J].继续医学教育,2014(3):13-15.

篇8

马歇尔·麦克卢汉（2000：382）指出：“在英国，电视来临之后，最非同寻常的发展动态之一，是地区方言的复兴。”

近几年，我国许多传媒机构纷纷办起了形形的方言类栏目。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电视，更是成为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主阵地。就陕西而言，有郭达、石国庆（王木犊）的小品，有方言译制片《猫和老鼠》；有以方言播报天气的《百姓报天气》，还有方言剧《百家碎戏》等全部起用地地道道的普通百姓去演绎自己身边的生活、道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进而延伸出方言综艺类节目，如《碎戏明星班》等。影视剧创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陕西方言的成分，如《美丽的大脚》《武林外传》《高兴》《走着瞧》等。今年吵得沸沸扬扬的《白鹿原》无疑将陕西方言又推向了一个高度。总之，陕西方言正以越来越活跃的姿态出现在荧屏上。

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逐步渗透并能在大众传媒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对其发展做出展望。本文将分析陕西方言走俏于媒体的深层文化因素。

一、语言与文化水融

“文化”一词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自英国泰勒第一个为“文化”做出界定后，后人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各抒己见，但殊途同归：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性成果。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1204页）。语言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寄寓着深厚情感的文化载体，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在当代有着突出的地位。申小龙（1988：5）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一个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如果说普通话反映的是当代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现象，那么方言则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只要有文化交流与传播，就有语言的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是文化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陕西方言中的特色文化

（一）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浓郁的黄土情结

陕西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诞生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圣地，为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和人类历史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陕西方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陕西人将“猪”念作“zhi”（之），实际就是古汉字“彘”；此外陕西话也成为方言当中与普通话最为接近的一种。在秦、汉、唐等朝代，陕西方言也是官方的普通话，直至今天，当地人仍在津津乐道诗人李白、杜甫和杨贵妃说的都是陕西话。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由北向南形成了以关中平原为主的三个特色自然区，共同构成了陕西文化的多元色调和博大品格。“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道出了这里厚重的黄土地气息、古朴的人文风韵和粗犷的关中风情，我们称它为特色的“黄土文化”。曾在《〈海上花列传〉序》（1930）中说：“方言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外人眼中的陕西话总是那么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憨厚中带些硬汉劲。一句“嫽咋咧”就包含了“极好、很带劲、很舒服”等语义。陕派电视剧《关中匪事》在展现关中风情的同时，让“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式的秦腔秦韵风行大江南北。陕西方言本土歌舞片《高兴》中，当五富用陕西方言说，他最享受的就是能挣到钱拿回家扔给老婆说：“他妈的，，给，用去！”，虽然是骂人的话，但黄土味十足。

（二）三秦儿女的乡音情结与文化认同

许多在外打拼多年的陕西人到头来都会发出这样一句感慨：还是咱老陕话最亲切、最舒服！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三秦大地儿女的恋乡情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让我们感到了乡音的力量，这种心态是广义文化的核心。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地方电视台的受众范围主要是当地观众，这个地域内的观众对本地域的文化有着一种潜在的特殊心理，而方言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特别能够引发文化和情感的微妙共振，是当地观众认可的一种文化形式。同时，方言通过言说的方式传递着自身的文化潜质，影响着这个地域内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人们对方言电视节目就具有一种方言认同感。这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如何使用大众媒介以及大众媒介如何满足受众需求两个角度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是相契合的。文化认同感让观众喜欢这种方言节目，从而为方言节目获得了一定的市场生存空间。

陕西电视台《百家碎戏》栏目是以陕西方言为基本形态、以艺术再现的手法反映市民关注的各类社会及市井话题，追求真实，反映“秦人、秦地、秦风、秦韵”为内容的一个“全新演绎生活万象、本色表达平民情怀”的栏目剧，表现了发生在当代都市和农村普通人生活中的真善美。深谙陕西文化的受众在剧情与语言的解读中，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文化韵味和审美体验，由此产生对家乡、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

（三）平实化的电视审美回归与当代大众心理

电视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文化认知、教育功能，转向寻求感官刺激、娱乐、游戏功能，如今又逐渐呈现出返璞归真的倾向。

电视真实是实现电视审美的前提。电视真实地使时空无限地延续保留下来，提供了人们回味、研究、比较的可能。随着当代人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的是非判断能力增强，过于虚假、浮夸的东西只能增加观众他们对节目的厌恶感。真人秀、方言短剧、纪实类作品却能满足他们的观赏需要。如《非诚勿扰》《人间》收视率飘红就是有力的证明。《百家碎戏》通常是由市民自导、自拍的，剧中简单明了的故事仿佛是观众刚刚亲身经历的。在普通话全面推广的今天，方言节目给了受众一种回归自我的新鲜感。

（四）丰富多彩的民俗与多元视听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它是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

历史悠久的陕西是一个民俗文化大省。“陕西怪”是最有影响力的陕西民俗的代表，“板凳不坐蹲起来，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手帕头上戴，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油泼辣子是道菜，碗盆分不开”生动诙谐地述说了陕西人特有的生活风貌，展示了陕西方言多元化视听的特色。当操着一口纯正方言的老汉端着一碗热气腾腾、鲜红劲辣的干面圪蹴（蹲）在自家门口一边咥（吃）、一边啐嘴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地道和过瘾。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高吼秦腔。”语言是音乐的变形，言为心声，乐亦为心声。“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张阿利，2008）。以关中话为基础方言的秦腔作为经典剧种之一，以其高亢激越的声音、悠扬的曲调深受西北地区广大群众的喜爱，陕西电视台的《秦之声》就是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

另外，“马勺社火”“华县皮影”“凤翔剪纸泥塑”等等都纷纷登上了荧屏。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使陕西方言电视节目在大浪淘沙中得以站稳脚跟。

三、结语

斯科佩克认为：“一种文化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尤其在以区域性某种社会阶层为题材反映地域文化的电视（影）剧中，采用当地群众普遍适应的方言方音，似乎也是电视剧发展的必然要求。”（丹尼斯·K·姆贝，2000：22）

陕西方言以其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浓郁的黄土特色、三秦儿女的乡音情结与文化认同、平实化的电视审美回归与当代大众心理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与多元视听，构成了陕西文化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形成了陕西方言走向电视的多重文化依据。

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点。这决定了中国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语言的多样化。方言以其独特的魅力登上荧屏是对地区传统历史文化的再现，是对自我之“根”的追念，是自我价值的满足，也是现代媒体不断调整自身表现手段的重要因素，符合当代大众的审美趋向，更是实现祖国多元文化的途径。

（本文系宝鸡文理学院关陇方言基地重点科研课题，项目号为BY03；宝鸡文理学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号为zk0861。）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

[2]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J].北方论丛，1988，（5）.

[4]张阿利.陕派电视剧地域文化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8.

篇9

一、采取的策略

会计电算化系统要从原来的单纯的会计核算进一步开发成为具有支持经营控制和管理决策的高级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所涉及的策略是多方面的。

1.摒弃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策略，强调以会计、理财和经营管理等先进管理技术为主，并与计算机技术良好地融合。会计电算化系统功能要适应先进的企业管理需要，其关键在于系统开发人员对会计、理财和经营管理方法和技术有较好的掌握，再使用计算机实现这些方法和技术。因此，在完善会计电算化系统时，应当考虑企业信息系统的整体性，不能单纯从会计子系统的目标出发，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管理职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并尽可能利用国外的成功经验，拓展会计电算化系统，以适应于企业的经营控制和管理决策。

2.打破以企业管理现状为基本需求，采用以会计、理财、经营管理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导出的新的需求作为会计电算化系统完善的基本要求。传统的会计电算化系统开发非常强调系统用户的需求，要求系统开发的会计软件应当适应企业管理现状的需要，这只能简单地把会计系统模式和管理模式做一次移植，采用这样低水平的应用软件，即使装备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也无法促进企业经营控制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众所周知，我国企业普遍管理水平低，会计信息系统效率低，会计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素质不高。因此，必须采用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开发出先进的会计电算化系统，才能促使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知识尽快更新，以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要求。

国外较成熟和先进的会计商品化软件一般都是按照国际先进的适用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共性及新型的管理模型进行开发而成的。目前，我国会计商品化软件的功能基本上都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若要完善这一系统，一般可采用与软件开发商合作或者由有能力的企业自行组织人员进行二次开发，这样会给企业管理人员造成一种必要的压力，并迫使他们去改变落后的管理现状。

3.改进以计算机技术人员为主的习，惯，主张以财会人员为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主导。会计人员在企业中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经济信息，又通晓这些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因此，应当将精通理财和管理技术的会计人员与计算机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共同开发会计电算化系统。从目前已实行会计电算化的企业来看，若是单纯外购的商品化软件或由企业自身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开发的会计电算化系统，其实际的运行效率和效果都不令人满意，而且安全性能较差。可以说，没有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参与开发和完善，会计电算化系统是很难发挥经营控制和管理决策的支持作用的。二、实施的方法

要完善会计电算化系统功能，提高会计系统的效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就必须采取相配套的实施步骤和方法。

1.明确系统完善的目标。系统完善的目标是：大大改进企业的会计信息在经营控制和管理决策中的作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经营效益。原会计电算化系统仅着眼于减轻会计人员劳动强度和提高会计数据准确度，要想完善这一初始系统，应当：①采用网络联机系统，所有的数据从经营管理现场适时收集，及时处理，快速反馈。②实现会计反映和经营控制一体化，强调扩充经营控制的功能。③实现会计、财务、生产、销售集成化系统。现代企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从产品开发研究、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到理财活动应当以会计电算化系统联成一个有机体。建立集成化信息系统应当以会计电算化系统为基础，完善扩展而成，这样可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

篇10

本刊讯为进一步推进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经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同意,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定于7月26日至28日在山西太原举行首届中国法院文化论坛。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论坛由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主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届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将出席论坛并讲话,法院文化分会名誉会长(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会长、副会长(部分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委员(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论文作者将出席论坛,参会人员约200人,将有50篇优秀文章进行论坛大会发言。

本届论坛是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自去年11月5日成立后举办的一次重大活动,是该分会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法院文化分会成立时作出专门批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对加强法院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各级法院应集聚智慧,在人民法院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建设上切实迈出新步伐、走出新路子,为法院工作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他强调,要大力培养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用“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引领风尚、弘扬正气,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一项重大宣传教育任务。

中国法官协会法院文化分会会长李玉成就本届论坛的组织和筹备多次作出部署,他指出,本届论坛旨在深化广大法院干警对法院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丰富法院文化内涵,充实干警思想,在增强法院干警综合素质的基础上,促进审判水平和审判作风的提升,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促进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为创建学习型机关作出积极的努力。

另据了解,本届论坛论文征集成果丰硕,全国法院系统广大干警积极参与,认真撰写文章,踊跃投稿。据初步统计,各高院组织论坛文章800余篇,向法院文化分会报送224篇。这些文章紧紧围绕“人民法官的品格与追求”的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法院文化的现状、内涵,深刻发掘人民法官的思想、行为特征,并紧密结合三项重点工作及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阐述法院文化建设的发展前景,以及如何培育和引领人民法官的职业品格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