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生态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地理生态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学生课前预习学案，初步掌握本节课的基础知识，了解本节课的知识结构，同时发现、提出并记录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课堂中主动参与，参与中积极思考、解决问题。教师的工作就是认真批阅预习学案：一要整理记录学生主动提出的问题；二要记录学生预习好的方面、预习好的和预习较差的学生名单；三要分类记录知识漏洞、思维偏差、书写表达不规范等问题。学生的问题也不要全部放在课堂上解决，对预习质量较差的个别学生通过单独交流，帮助解决一些基础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因课堂时间限制而忽略学习差的学生。通过自主质疑的反馈，既全面掌握了学情，为教学积累第一手资料，又为课堂教学选择合适教学方法节省了时间，赢得了效益。“热力环流”的问题整理如下：（1）如何直观理解空气的热膨胀、冷收缩现象？（2）热力环流图太抽象不易理解，空气的运动方向搞不懂？（3）如何判断热力环流的空气运动和气压变化关系？（4）如何比较气压大小？是不是高压大于低压？（5）判断气压高低是否可以根据等压线高低直接判断？（6）山谷风和城市风会不会分析？（7）海风和陆风是怎么吹的？（8）海陆风对海滨地区的气温有什么调节作用？（9）书写不规范、表达能力欠缺、个别学生生活经验错误。

2．互动排疑

这是教师选择合适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关键环节。合适的教学方法要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即在学生主动参与过程中解决问题。例如采用小组合作教学法，让学习较好的学生和学习较差的学生合理搭配，组成生生互动小组，一方面让学习好的学生充当“小老师”角色，通过讲解、示范，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相互讨论交流，共同解决问题。教师在互动中要扮演好组织者、参与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生生互动中巡视，适时点拨，重点关注预习中错误较多的学生，注意不是就题论题，告诉学生答案，而要引导学生挖掘信息，寻找解决问题的规律和方法。教师除了采用小组合作教学法外，还要灵活地、综合地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对话教学法、探究教学法、读书指导法、支架式教学法、演示教学法等等。在互动排疑中，教师要让位于学生的学，教师由主讲变主持。学生不仅解决问题，更要体验问题解决的过程，感悟问题解决的方法，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设计如表1所示）。

3．精讲释疑

为了改变过于强调老师讲学生听的接受学习方式，新课程倡导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但教师不是不要讲，而是如何有效地讲。教师要杜绝没有重点、主次地“串讲”和根据自己意愿、思路地“灌讲”。应该讲学生易错易混易漏之处；讲学生想不到想不深想不透之处；讲学生似懂非懂很难搞懂之处。总的来说，教师讲解过程要以学生为主。在互动排疑中或在互动排疑后，教师根据学生问题解决的程度，一要探究错因，在讲解过程可以还原学生的错误思路进行讲解，找出学生错误根源，让学生发现错误，反思错误，纠正错误；二要点拨思维，教师用生动、形象、精练的语言进行点拨，让学生掌握地理思维的方法和技巧，理解地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思维品质得到培养。在互动排疑中，引发“为什么等压线在高压处凸起来、低压处凹下去，是否有特殊情况？”的新质疑，学生解决这一问题有争议，需要教师讲解。笔者首先在等压线上画了a，b和c三点（见图1），A′，B′和C′的气压分别取值为900（hpa），950（hpa）和900（hpa），通过刚才分析的同一垂直方向海拔越高气压越低的结论，引导学生分析垂直方向上a的气压比A′大一些，b的气压比B′小一些，c的气压C′小一些，所以a，b和c三点的气压可以相等即在同一等压面上，验证了气压高等压线上凸，气压低等压线下凹结论的正确性。5．练习馈疑课堂练习的当堂训练是教学的主要环节。教师根据本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以及学生学习状况，精心设计或选择好典型练习，将学生的疑问再次暴露反馈。课堂练习一要体现基础性，面向全体学生以考查学生对本节课知识掌握和初步运用为主；二要体现适度性，就是数量要适度，限于课堂时间确保少而精；三要体现针对性，针对学生的疑点选择或设计练习。

二、“五疑导学”模式构建高中地理生态课堂的优势

“五疑导学”模式的实践，带来了高中地理课堂的变化，使课堂更有了“生态味”，主要体现在：

1．确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教学活动是一个由师生构成的双边活动，两者缺一不可，是一个有机的共存整体，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称其为教学。［2］因此，教师和学生是生态课堂的主体因素，两者互利共生、共同发展。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主体间性，即平等互助的双主体关系。教师不能过分强调自我主体，而忽视学生主体，教师应该在充分调动学生主体的前提下发挥自我主体。“五疑导学”模式通过学案导疑，教师尊重每位学生的质疑权利，在批阅学案中尊重学生的已知和未知，与学困生的答疑平等交流。在互动排疑中，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参与学习，把学生的话语权还给学生，让学生的想法、智慧、错误、争论充满课堂，倾听每位学生声音，不断捕捉学生生成的教学资源。教学中，师生平等对话，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营造了和谐融洽的课堂氛围，实践了生态课堂理念。

2．建立动态平衡的教学机制

在生态课堂中，学生成为学习的起点和终点，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状况成为课堂活动的切入点。［3］“五疑导学”模式让教案变学案，在充分了解学生学情的基础上，以“预设问题—解决问题—生成问题—再解决问题”为主线展开教学。首先教师创设问题打破原有生态因子（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平衡，学生解决问题达到平衡，学生生成新问题，再次引起课堂生态的失衡，学生再次探究，寻求新的平衡。因此，课堂教学处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动态稳定之中，在设疑、质疑、释疑的生态链中走向和谐高效。

3．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提出“满足学生不同的地理学习需要”，生态课堂理念倡导“以人为本”，为了体现上述理念，教师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探索适应学生差异的多种教学方式。“五疑导学”模式中根据学生的疑问，选择了合作交流、实验演示、支架式、对话式等主要教学方法，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学生较好地解决了热力环流的预习问题。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而且培养了学生人际交往、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品质。“五疑导学”模式关注知识与技能的生成，关注过程与方法的科学，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体现了新课程“三维目标”的要求。

4．构建互动生成的教学过程

雅斯贝尔斯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生态课堂是联系的课堂，各生态因子之间（主要是教师和学生）需要通过对话和交往互动来达成理解，促进发展。［3］“五疑导学”模式中教师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合理组建小组，形成新的交往场域，在该场域下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小组、小组与小组、学生与老师、小组与老师进行多维互动。在教师合理组织、科学引导和积极参与下，互动交流渠道自由通畅，质疑在互动中生成，智慧在碰撞中产生，思维在交流中升华。如互动中生成了“为什么等压线在高压处凸起来，低压处凹下去，是否有特殊情况？”的问题，教师引导学生继续讨论交流，学生提出了很多想法和办法，在精讲设疑环节，教师还是点拨引导为主，在师生对话中解决问题。5．形成多元的发展性评价体系《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重视反映学生发展状况的过程性评价，实现评价目标的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多元发展性评价目的是尊重学生个性的差异，关注每位学生的生命状态，促进每位学生全面发展，让每位学生有尊严地学习。“五疑导学”模式中运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的多元评价。教师在预习状况、课堂表现、互动交流、情感态度等方面进行反馈评价，强化激励。学生参与自评与互评，不断认识和了解自我，增强学习的动力，优化学习方式，开发非智力因素，提升学习能力。通过课堂教学中多元发展性的评价，帮助师生建立信心，进行自我认识，发展自我，有利于促进师生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1］

篇2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篇3

二、生态语境下的低碳景观设计的特征

（一）低碳景观设计

低碳景观设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新的概念。低碳，是指较低或者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7］。而低碳景观设计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目标宗旨的绿色景观设计［8］。低碳景观作为景观学领域的新概念，其内涵也包括“低碳社会”、“低碳经济”等概念相对应的基本层面的低碳含义，那就是减少景观建设过程中的碳排放［9］。在景观的设计和施工中我们倡导节约其过程中所需的能源和减少碳的排放量，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让人与之共存［10］。因此低碳景观设计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符合生态语境下当今社会对景观设计的要求。在生态设计理念的指导下，低碳景观设计有了长足的发展。宏观上，景观工作者本着尊重自然、可持续发展等目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场地，让设计符合环境，充分让自然做工。微观上，低碳景观在规划、设计、施工、使用及维护的整个过程中都注重减少碳的排放，促进形成和谐发展的景观体系，这也是生态设计理念的具体体现形式。但是，低碳景观设计并不就是生态设计，它与生态设计有相类似的方面，但也有不同之处。生态设计主要针对于环境而言，主体是环境，生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低碳设计可以应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体是人和人类活动。因此低碳景观设计不只是注重设计对环境的作用，也注重人的活动本身。它是研究人类和人类活动在作用于景观时所产生的碳的排放量的问题，更低的碳排放量是低碳景观设计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从对坏境的影响上而言，低碳设计与生态设计有共同之处，但是它们的侧重点不同。生态设计更加注重目的，而低碳设计更加注重过程的低碳。生态设计更宽泛，而低碳设计注重结构的优化和细节的处理，因而更容易见效，也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低碳景观设计的特征

在生态设计理论的影响下，低碳景观设计体现出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更加尊重场地，设计结合自然。在生态设计理论的指导下，低碳景观设计尽量利用场地的有利条件，协调和解决场地的不利条件甚至变不利为有利。利用场地已有条件和物质基础必定会减少景观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尊重场地是低碳景观设计的基本特征。结合场地的自然条件进行设计而不是“归零设计”，那种仅凭技术而无视场地现状的肆意妄为的做法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景观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景观生态系统包括景观与外部系统、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景观元素内部的结构与功能之间、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都是动态平衡的关系［11］。生态系统的跨尺度性要求低碳景观设计力求平衡这些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减少碳的排放，而景观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之后也会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第三，生态设计指导下设计生态。生态可以被设计，低碳景观设计在生态设计原则的指导下设计生态。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含很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涵了很丰富的内容并自成体系，因此生态系统不能被设计也很难被设计，但是设计可以发挥作用，人工设计的生态应该被纳入自然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在低碳景观设计过程中实际上是设计生态，是模仿自然设计生态的过程。只有如此设计出来的景观设计，在项目完成之后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第四，减法设计，节约人力物力。低碳景观设计主张做减法设计，不浪费精力。不但在景观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期，在项目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都秉承能少则少，节约人力物力的原则。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只有更大程度地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低碳景观设计在整个过程中都注重节约人力物力，以达到更少的碳排放的目的。第五，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低碳景观设计以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为原则。很多低碳设计打着低碳的旗号，事实上并不低碳。说低碳并不低碳的例子很多，如为了打造更好的自然效果，千里迢迢去找材料，或为了一两种植物跑几个省份。以及不珍惜资源，随意浪费能源，这些做法只注重了目的性，而忽视了过程的低碳，也不是低碳景观设计的正确做法。这也是生态设计和低碳设计最大的不同。

三、低碳景观设计的应用模式研究

低碳景观设计的应用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基于生态设计理论的低碳景观设计目前的应用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自上而下的模式与自下而上的模式

我国景观设计的现状和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外的景观设计项目一般而言要通过社区居民讨论，规划师、建筑师也要加入到景观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中。而在我国则是政府行为，先立项，政府通过了之后到达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之后才进入到景观设计师手中。但是很多景观项目实际上负责人都不是景观行业从业人员，这给景观设计的具体开展带来了难度，甚至出现一个设计方案改十几次或几十次的情况。由于低碳景观设计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体现经济效益，在讲究效率和效益的现实条件下，低碳景观设计开展起来也困难重重。如果管理者（包括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重视民众的声音，尊重设计师，给设计师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景观项目由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模式，这样才有可能给低碳景观设计带来新的局面。

（二）千层饼模式

这是一种叠加模式。设计师麦克哈格在景观设计时尊重自然，提出了强调“土地适宜性”的“千层饼模式”。千层饼模式是将影响景观设计的自然因子都列举出来，进行叠加，然后可以从叠加模式中看出垂直自然生态过程，并可据此判断出该设计与环境适不适合。到了设计阶段，将要做的设计分层进行，叠加之后成为一个完整的方案。然而该模式仅注重垂直的自然生态过程，而忽略了水平生态过程，因为设计的各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此势必割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低碳景观设计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模式而达不到低能耗、低污染以及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三）场地拼嵌模式

随着近些年来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分析景观的一个基本模式，即“斑块—廊道—基质”［12］。这是一种场地拼嵌模式，是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将景观场地分为斑块—廊道—基质的形式，斑块－廊道－基质模型是构成景观空间结构的一个基本模式，也是描述景观空间异质性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改变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方式。这个模式也有缺点，有可能注重局部而忽视了整体，而且并不是每个景观场地一定包含这三个内容。就这几种模式而言，有景观设计程序上的，有方法上的，但是低碳景观设计并不是单一的或机械的使用这些模式。低碳景观设计应该以生态整体性为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各种模式进行设计，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设计模式，也可以以一种模式为主，结合其他的模式进行研究或设计。

篇4

低碳生活就是人类通过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变生存发展观念，以更合理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生活因为与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密不可分，所以低碳生活本身蕴含着伦理的意味，同时，低碳生活是为了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其相应的蕴涵着生态伦理的因素。低碳生活这种方式，表明了当代人对于保持与大自然的更安全、更和谐关系的诉求。

二、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应对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新型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人际伦理和社会伦理，它是对伦理概念的崭新突破，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了自然界，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同时，生态伦理又是产生于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又对活动起着重大影响的实践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古希腊的自然神论哲学等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在对人与自然同一关系的领悟、体会基础之上确立的，是原始的具有生态伦理意味的价值理念。生态伦理还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责任意识的体现，生态伦理的实现有“契约式”和“美德式”的两种，其中“美德式”的生态伦理跳出了权利、义务相互交换的窠臼，主张生态伦理是道德主体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德性的完满展现，对自然爱护与否，是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标志。生态伦理还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即人类处理自身与其周围的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三、低碳生活的生态伦理意蕴

（一）低碳生活提出了公正分配资源的生态理念。

公正（正义）是处理自身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利益问题的重要准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的正义就是自愿同另一个或更多的人分享共同福利方面的正义”[1]，它对于人类尤为重要，是维持人类社会及人类与自然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亚当·斯密指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摆脱上帝、神权束缚的自由幻化成了个体的无限制的欲望，这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加之科技知识的发展，让人体会到了控制自然的乐趣，最终导致人的异化，让人与自然在本质意义上渐行渐远。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于自然的掠夺也让人类对于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公正（正义）在代内代际都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当约束对保存环境来说必不可少时，似乎每个人都应当根据适当的正义原理获得其公正的部分并受到某种公正程度的制约”。[3]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在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工业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以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为标志的，这种高碳模式不仅表现在生产中，也表现在生活中，石油危机和气候变化让人类体会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更应当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负起更多的道义责任，不考虑发展程度、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来谈治理环境责任是不公正的。从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到2005年的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开始了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历史，都表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已对温室气体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达成共识，并在考虑承担义务的问题。但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让人对于各国在公正分配自然资源、承担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的真诚度打了问号。

低碳生活主张能源的低消耗，强调全球的每个公民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倡导对资源进行平等公正的分配，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把大自然看成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自然资源，共同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同时，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尽可能的给他们留下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对利益的享有保持公平。低碳生活方式让大家站到了一起，一起去尽责任，一起为后代子孙考虑，在限制人的欲望、重新分配资源中实现伦理的公正。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生活承担了代内代际资源分配消费公正的责任。

（二）低碳生活提供了适度消费的生态规范。

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规范。低碳生活以适度消费等体现了生态伦理的规范内涵。传统的高碳生活，大肆铺张浪费，比拼消费规格，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带来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正是在应对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威胁中，低碳生活应运而生，其提倡的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向西方消费至上主义、享乐主义倾斜，超前消费、一次性便捷消费等观念受到热捧，但高消费在刺激生产，提高生产的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与消费领域的高碳排放、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 染，“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4]所以，从长远来看，过度消费是一种不顾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视行为。毕竟，地球可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要，但是始终满足不了人类无止境的贪婪。

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是以能源的耗费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飞跃、科技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能源的耗费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石油危机就已经表明其问题所在。人类必须估计到，非再生矿物能源资源枯竭可能带来的危机，从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能源结构上，尽早探索、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同时，在生活中处处注意能源的节约。

消费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它还有伦理意义，而适度消费是一种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崇尚节俭，“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左传》）。在西方，节制（节俭）与智慧、勇敢、公正并称为古希腊“四主德”。亚当·斯密认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5]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于适度消费的认可和提倡。

低碳生活的消费观念主张，消费主体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他人及子孙后代消费需求的满足，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的数据显示，每节约1度电就可以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双一次性筷子，减排0.2千克；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机洗衣，减排0.3千克。所以，为了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平衡，就要节制，适度消费，使消费更加符合道德价值要求。具体来讲，就是选择健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让舒适、环保和可持续共同主导自己的生活。

低碳生活引导公民重新认识传统的消费观，强调节约身边的各种资源，破除过度消费观念，适度消费不是提倡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就抑制生产的发展和个体的合理需求，而是在满足正当需求的同时注重精神需求，让适度消费不仅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也成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最终目的是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三）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的生态品性。

低碳生活作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道德实践主体密不可分，是道德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

这种责任是单向度的。汉斯·约纳斯指出，人类与自然都是存在，都有被保护的渴求，但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力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所以人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人对自然的这种道德保护，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可逆”的。按照这个理解，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责任，面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污染及气候变化，道德主体自觉的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无需任何回报。

这种责任是整体的、长远的。低碳生活指向的责任客体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子孙后代，不仅是人类社会，还有自然界。每个公民都将自身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切实承担起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保护人自身也保护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道德主体让自己的日常行为与他人、与后代甚至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用长远的、整体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体现了整体、长远的责任意识。

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自身的善良品性。中国传统儒家的观点主张，道德是一个主体去自觉显现自身固有善良本性并努力实现其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愿意并选择去做。因为人性是上天所赋予的，是天道的体现。儒家伦理学认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有主观努力的自我实现行为，更有作为基础的道德心。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对功能的完满实现。低碳生活呼唤大家面对自然，时刻注意去显现并努力实现自身爱护自然的善良本性，要倾听自身内部理性声音并认真遵循其指导，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展现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德性。

总之，低碳生活不仅需要人类秉持公正的价值理念，也需要建立保护环境、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同时需要道德主体显示爱护自然的责任感与内在品性，以真正地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生态伦理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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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旅游行业向来存在旅游信息数据量大，涉及方面广，信息筛选繁杂，管理决策困难等特点[1]，而对处理与空间地理类有关信息有着强大能力的地理信息系统来说，它在旅游业的应用无疑是一个十分方便且实用的工具。GIS在旅游业的应用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管理查询、专题地图制作、旅游线路设计等。同时，GIS与其他高新技术的结合应用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1 GIS的功能及特点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持下，以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描述和应用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数据的计算机系统[1]。地理信息系统处理、管理的对象是多种地理空间实体数据及其关系，包括空间定位数据、遥感图像数据、属性数据等，用于分析和处理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分布的各种现象和过程，解决复杂的分析、决策和管理问题。

2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TGIS）的应用

TGIS是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础上专门为旅游者服务而作的二次开发的系统，专门为旅游者及旅游管理服务的管理系统[2]，其主要功能如下：

2.1地理信息的管理、查询、检索

旅游资源信息具有较强的地理空间特性环境保护论文，旅游区的景点分布、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交通信息等都存在地理特性，而发展旅游地理信息系统（TGIS）则可以完全摆脱传统管理手段对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对旅游信息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3]。

TGIS可将各方面的信息整合在电子地图上，完成各种信息的定点查询，以及实现人机交互为游客选择旅游线路，提供途中所涉及的各项服务。

2.2 客源市场分析以及竞争分析

旅游景区设计是以游客的类型、爱好、兴趣为依据的，缺少了对目标游客的研究会使景区规划陷入误区，脱离实际。应用GIS来对客源市场以及景区周围其环境研究分析，可为景区旅游营销策略提供服务，促进景区发展[4]。

对景区内的游客的信息进行统计，例如根据旅游者的分布范围，年龄段，出游时间，出游方式等做出景区的吸引力等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分析结果推出不同的旅游计划来满足其需求[5]。

2.3 旅游线路设计

旅游线路设计是游客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路线的好坏影响到游客游览经历的质量，也影响着景区的经营。TGIS中有强大的网络分析功能（Network Analysis），能够通过游客对其设定的条件为游客找到适合其出游的“最佳路径”[6]。

系统可根据用户选择的交通方式结合景区间的交通情况得到景点间的通达时间，再结合用户事先设定的每个景点的停留时间得到符合用户需求的线路安排[7]。

3 GIS 在生态旅游方面的应用

生态旅游是指是指人们为了了解和观赏自然风景、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地区的文化风貌以及娱乐休养、探险、科研等目的，而到具有较完整生态系统或未扰污染的自然区域的旅行[8]。GIS 在生态旅游方面有以下几点应用：

3.1 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及保护

生态旅游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保持自然环境的原生状态不受人为影响，对环境的监控保护则需要多种技术和GIS技术的结合使用。例如，对遥感数据经对图像的分析、分类处理，得到生态旅游资源数据，再将分类好的图像导入GIS系统结合实地考察获取的其他相关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从得到的图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景区内植被种类、分布范围等详细情况的变化，以便及时反映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9]。

3.2 环境容量监控及可持续发展

景区环境容量指的是景区内可容纳的最大的游客容量[10]。对于生态保护区开发为景区必须要考虑环境容量问题，如果只注重旅游效益而忽视环境承受力则会对风景区内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分析园区内的环境容量环境保护论文，采取相应措施对于园区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在GIS应用中，可以将景区内部的各种要素分图层进行缓冲分析，由原先建立的点、线、面图形得到缓冲后拓展而成的多边形，根据各图层叠加运算生成景区的生态敏感区，生态敏感区是生态园区内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区。再将由面积法计算得到的环境容量值与GIS得到的结果结合，对园区的各地块的划分及布置做统筹安排。

4 GIS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4.1 专题地图的制作

专题地图指的是将专题现象或普通地图的某些要素在地理底图上完备的表示出来的地图[10]。将GIS应用于地图的制作可以大大提高制图的精度和效率，能有效避免传统地图制作的缺点。

在地图制作过程中，GIS可以使用矢量处理和栅格处理交替使用，使制图快速精确[5]。不同的专题信息建立不同的图层，分层存储，用户需要哪方面的信息便可以快速的将该图层在同一张地图中叠加观察，方便有效。

4.2 旅游规划模型库的建立

GIS虽然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但在规划中常有众多的规划问题需要将系统结合数学模型解决，对系统的二次开发则显得十分迫切。若将这些以模型的形式开发出来则可以给规划带来很大的方便。例如，旅游资源评价模型、旅游需求预测模型等，不同的情况只要向其输入相应数据便可得到适合该地区的结果[9]。

在建立模型库的基础上，建立专家知识库，将本专业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整理，与规划模型结合使用，使规划智能化，用以解决复杂的规划问题。

5 问题及展望

现阶段对GIS在旅游业上应用的研究趋向于泛化，在各个方面均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但真正实现的较少，有些方向已经完全偏离了旅游服务业的主题，只是单纯的地理研究。我国GIS与旅游业结合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多数研究还停留在介绍专业知识层面，深入钻研环境保护论文，挖掘潜在价值的非常少，多数只起到只是普及的作用[9]。

GIS相关软件种类繁多，通过不同软件建立起来的数字资料门类多样，数据之间实现共享和相关十分困难。例如在旅游规划中，需要从全局着眼，不可避免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其他地区的资料，但获取的资料和本地区建立的数据库不相容，对规划工作的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11]。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对于业内数据共享十分重要而迫切。统一数据标准后，可以大大减少因数据不统一引起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也为GIS用于旅游业的宏观规划和调控的实现提供可能[9]。

7 结语

GIS以其在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方面体现的优势在旅游业中独领，无论是在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生态旅游还是旅游规划中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将深入探讨其与其他高新技术结合，更好的为旅游业，乃至其他行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王亚民,赵捧未.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M].西安: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2]朱炳贵.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J].国土资源遥感,2002,3(53):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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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称作阳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自1965年建市以来，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独具风味的饮食，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成为攀枝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译工作是使对外宣传资料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也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体现。如何让攀枝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攀枝花， 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攀枝花市独特旅游资源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攀枝花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在功能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点，，旅游文本的翻译应以游客为中心，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最终达到旅游文本的诱导目的。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增译、省译、类比等，以期增强旅游文本译文的可读性，最终有效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 

攀枝花地处攀西裂谷中南段，属浸蚀、剥蚀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错分布，地质构造复杂，森林覆盖面积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广，裂谷、温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对于对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方面，张沉香（2007）对于术语的国际化， 提出应“适当加大音译比例”，“促进国际合作和科技发展”。 

音译不仅能够达到简洁和透明的作用，还是保存源语文化的最佳途径。尊重术语体现的文化而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是现代术语翻译的一个趋势。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为例，就是采用的音译方法现已被学界多接受，然而它却曾被中国学界采用意译的方法改译为“岩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世纪初由中国学者确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学学术话语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样貌，在攀枝花也是数量众多，大小不一。2005 年起，“天坑”这一定名获得了国际喀斯特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汉语拼音 “tiankeng”开始国际通用“喀斯特”在中国和 “tiankeng”在国际学界的最终被接受，这体现了两个属于名词文化内涵的保留，以及音译在学术文化界的认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萨拉生态旅游区”主景区距泸沽湖116公里，距丽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线（稻攀路）前行可达稻城、亚丁，景区景观由天坑地漏、岩溶景观、高山草甸和彝家风情等组成。关于“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英译资料“Gesala Ecotourism Area as a part of the Golden Triangular Tourism Area of Daocheng， Lijiang and Panzhihu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ure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该译文首先介绍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丽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两省的交接处。 “ It is not only the south gate of the Great Shangri-la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unshine Ecotourism Area in west Panzhihua City.” 此句则强调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性，为中国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门， “the south gate”则运用了英语中隐喻的修辞手法  “metaphor” ，非常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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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IS；RS；生态建设；土壤侵蚀

【Keywords】GIS； R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oil erosion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108-02

1 引言

数字高程模型（DEM）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与遥感技术（RS）进行地形分析的基础数据。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DEM数据才广泛地应用于提取地形因子，如坡度、坡向、谷脊特征分析、高程变异、水系、河网密度等。随着国家近年来对矿区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GIS技术和RS技术被逐渐应用到矿区的生态建设中[1]。但是，目前对矿区生态建设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论文正是基于此而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论文在建立DEM的基础上，采用GIS软件进行研究区地形地貌的分析及其在土壤侵蚀分析中的应用。

2 研究工作的准备阶段

研究准备阶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基础资料的获取和DEM数据制作。

2.1 基础资料的获取

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源为1：50000（基本等高距为10m）国家基本地形图，1980年西安坐标系，1985国家高程标准，高斯―克吕格投影。林区地理坐标范围：东经：87°21′30″～87°38′30″，北纬：43°12′30″～43°16′00″。矿区面积15730.87hm2，最低海拔2365m，最高海拔3023m。研究区地处天山中段以北的山间谷地（俗称通沟），北依约喀坑艾代山，南临末日洛克山、黑山。东西较开阔，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属于高山草原及半荒漠区[2]。

2.2 DEM数据制作

数字高程模型的表示和制作的方法种类较多，本研究采用的是地形图数据源，由等高线构建TIN生成DEM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首要步骤是由等高线生成TIN。TIN是表面上的结点和边形成的三角面说构成的网[3]。当生成TIN后，则可以使用插值工具将TIN数据进行内插计算生成网格DEM（转换成30m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3 基于DEM的地形特征提取

美国ESRI公司开发的ArcGIS地理信息平台是目前GIS行业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它具有完善的数据录入和空间分析功能。论文主要利用其中的空间分析模块，对研究区DEM的地形特征进行提取和分析。

3.1 坡度

坡度表示的是地表面在该点的倾斜程度，是指过该点的切平面与水平地面的夹角[4]。采用拟合曲线面法求解坡度是目前所采用的最佳方法，拟合曲线面法采用二次曲面。在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块中，提取坡度有两种表示方法：①用“度”来表示，即水平面与地面夹角；②用“坡度百分比”来表示，即高程增量与水平增量之比的百分数。

3.2 坡向

坡向又称坡面倾斜角，是指地表面上一点的切平面的法线矢量在水平面的投影与过该点的正北方向的夹角。坡向表征了地面一点高程值改变量的最大变化方向。在ArcGIS提取坡向，所得数据取值范围为0°～360°，正北方向为0°，按顺时针方向计算[5]。

3.3 曲率

ArcGIS的曲率工具用于计算坡度的坡度（表面的二阶导数），即表面的指定部分是凸还是凹。表面的凸出部分（如山脊）通常不会被遮挡，这些部分的水流将流向其他区域。表面的凹入部分（如河道）通常会被遮挡，其他区域的水流将流向凹入部分。曲率工具有两个可选变化形式：平面曲率和剖面曲率。这些工具主要用于反映地形对水流和侵蚀的影响。剖面曲率将影响水流的加速和减速，进而影响到侵蚀和沉积。平面曲率将影响水流的汇聚和分散[6，7]。

4 结果与分析

4.1 坡度分析

借助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并借助其重分类工具，可以得到研究区坡度分级的面积统计表和坡度分布图，研究区以缓坡平地为主，坡度由东到西逐渐增加，坡度

4.2 坡向分析

同样，可以得到研究区的坡向分级面积统计表和坡向分布图，从而可以得出，研究区的坡向以0～90°和90～180°的半阳坡和阳坡为主，占到了研究区面积的67.38%。270～360°的阴坡面积占到研究区面积的11.87%。

4.3 曲率分析

研究区的曲率分布图见图1。单纯分析研究区的曲率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曲率通常与植被盖度数据结合，来分析研究区的土壤侵蚀现状（分析方法另述）。研究区的土壤侵蚀现状见图2。

从图1和图2的对照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形曲率与土壤侵蚀强度的密切关系：向上凸起值和朝上凹入值高的区域，土壤侵蚀强度都在中度侵蚀以上，地形曲率的绝对值在3以上的区域，土壤侵蚀为强度侵蚀和极强度侵蚀。而地形曲率绝对值在0～1之间的区域，土壤侵蚀为微度侵蚀。

5 结语

论文探讨了GIS及RS技术在新疆黑山矿区土壤侵蚀分析中的应用途径及方法。随着今后矿区的发展和相关部门对矿区生态建设重视度的不断提高，RS及GIS等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在矿区生态建设中会成为一种必要的评价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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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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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为贵州荔波喀斯特地貌申请世界自然遗产成功，作出了特殊贡献。

 

屠玉麟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1962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生物系。主要从事植物地理、环境生态与自然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农业区划先进个人，贵州省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9项，主持参加完成科研项目10余项，目前主持在研项目3项，编写或参与编写著作20余部，近5年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安裕伦1987年贵州师范大学自然地理专业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博士生导师)，地理与生物科学学院院长，校学科带头人，曾为英国、澳大利亚访问学者。担任过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综合自然地理、气象与气候、贵州地理、土地资源等10余门课的教学。主持省重点攻关等各类科研项目20项。获省科技进步奖2项。发表论著40余项。2003年获得省“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贵州省土地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遥感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测绘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专业学术方向：环境遥感与信息系统、自然地理

 

梁虹1985年陕西机械学院工程水文及水资源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校学科带头人。科研方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中国岩溶》、《地理科学》、《经济地理》、《水电能源科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等全国重要学术期刊和全国性科技期刊以及国家出版社发行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以独著或第一作者的身份20余篇。

 

学术贡献：创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一“喀斯特水文地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