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女性文学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政治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篇2

 

澳大利亚女作家们立足与男作家们不同的视角，聚焦被男性所忽视的问题，特别对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她们独特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所以有人评论道：“澳大利亚拥有不寻常的杰出的女性文学传统，它应该得到国内读者的欣赏和国外读者的更好了解。” [1]XV

一、女性问题

身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澳大利亚女作家们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样，对妇女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性的古老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她们的作品必然会关注妇女生活，力图表达她们对妇女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澳大利亚最早的女小说家安娜•玛丽亚•邦（Ann Maria Bunn）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监护人》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妇女问题，如女人要不要结婚？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爱情，婚姻是否应该被解除？小说中的朱莉亚小姐在恋爱中觉得爱人十全十美，婚后却大失所望。“她才做了三个月的纪德夫人，就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因为纪德先生在他俩独处时，从来不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去共进晚餐，早上看到她也只是‘恩’一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会表示感谢；无论她说什么，他根本不会聆听。”[2]175小说中的屈福特夫人也只把婚姻当作女儿的归宿：“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爱她，我只要他娶她。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2]100

在1854年发表的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女作家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笔下的韦塞琳小姐把婚姻作为获得自己一生安定生活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反，小说主人公克拉拉坚持自立自强，为了养活自己，不惜降低中产阶级小姐的身份，给人做女仆。。她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更赢得了甜蜜的爱情。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小姐则是作者的化身，她与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一样，积极投身社会改革，闯入了长期为男人独占的世界，把一身奉献给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甚至决定终身不嫁。

女作家艾达•坎布雷奇（Ada Cambridge）的小说《三位金氏小姐》讲述了三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贫穷卑微命运的女子的故事；《违反规则》记叙了一位遭丈夫虐待的女子在误以为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改嫁，导致被前夫纠缠不休，直至难产而死；《家庭主妇》塑造了一个整日忙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珀丽。她的诗作“一位妻子的抗议”和“ 誓言”等，则反映了女性羞于成为男子发泄“”的工具，拒绝接受单纯的肉体结合。

罗莎•布立德（Rosa Praed ）不仅根据母亲的经历塑造了《柳拉一家的运气》中的布伦达等女性形象，还把目光投向身陷婚姻暴力的妇女。她在小说《婚姻契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契约”适用于什么范围？女人是否有权离开暴力的男人？她的小说《纳丁：一个女人的研究》则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该怎么办？难道是她的错误吗？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背弃过去和获得自己的孩子？罗莎作品中对妇女和财产、家庭暴力、离婚、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探讨，使她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二、种族歧视

在男权社会中，白人妇女与土著一样，都是白人男子征服的对象。白人妇女不会害怕黑人妇女，因为她们不相信黑人妇女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威胁。相反，白人男子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倒使白人妇女联想起女性的普遍经历。所以，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征服的主题，女作家们大多十分同情土著的遭遇。

早期最重要的女性日志作者安妮•巴克斯特（Annie Baxter）曾描述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土著妇女的悲惨生活状况，并写道：“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病弱的还是健康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姐妹！”[3]38澳大利亚第一位最重要的女诗人伊莱扎•汉密尔顿•邓洛普（Eliza Hamilton Dunlop）曾根据报纸上关于麦奥河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创作了“土著母亲”一诗，以一个幸存土著母亲的口吻，描述了土著被白人捆绑、斩首和焚烧的情景，哀婉动人。伊莱扎认为，土著也是人，也有家庭，有情感，不应遭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著，伊莱扎还学习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尝试着翻译土著的歌谣。女作家珍妮•冈（Jeannie Gunn）在小说《小黑王子》中，也表现了她对土著的爱和尊重，她笔下的黑人土著“真实而可爱，被以一种幽默和同情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4]699罗莎•布立德则在自传《我的澳大利亚童年》中，写到了她和黑人伙伴瑞戈的友谊。她的小说《逃亡的安娜：荒凉丛林中的罗曼史》通过一位从暴虐的丈夫身边逃到丛林中与土著共同生活的白人女子安娜的视角，赞扬了土著，批判了白人的残忍与严酷，特别是白人对黑人的杀戮。

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创作的澳大利亚第一部以黑人土著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讲述了土著女子伊利亚帕的经历：她目睹大批白人在原来土著居住的地方安营扎寨，开矿淘金，经常平白无辜地拘捕和关押黑人。她丈夫被逼远走他乡，她儿子又被白人抢走。为了找回儿子，她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旅程。小说由此展现了一位土著母亲的骨肉分离之痛，进而谴责当时白人为了同化黑人而普遍采取的将土著母子隔离、把孩子送到白人教会学校教养的非人道之举。小说还从土著的视角，批驳白人的价值观。例如，伊利亚帕的丈夫说：“我学会了骑马、赶牛、牧羊；我学会了挖井、清洗容器和修筑围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今天想着明天或下个月必须做什么，而我累了之后只想到丛林里去，去打猎、捕鱼或捉鸟，想睡就睡，想起就起。”[5]34

三、身份认同

早期的澳洲女作家大多是英国移民，她们远离故土和亲朋，对母国充满了眷念之情，为此她们努力在文学作品中确认并补偿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她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又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澳洲真实、准确地呈现给欧洲读者，以免他们把澳洲看作荒蛮之地。

路易莎•梅瑞狄斯（Lousia Mererdith）在移居澳洲之前已在英国发表过若干作品，她最初在澳洲发表的作品不少仍以英国为背景，表现出对英国价值观的尊崇和对母国的思念，但她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澳洲的喜爱和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她认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单纯模仿英国人，而应该根据自身环境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她在《1839-1844年居住新南威尔士期间对该殖民地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这里出产一些很棒的鱼••••••但在悉尼的餐桌上，我却从未看到过当地的鱼。只有来自英格兰的鳕鱼和鲑鱼，价格极高，而依照我的口味来看，它们根本没有澳洲那些便宜的鲜鱼好吃。但人们总认为‘贵的”东西才有‘品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种标准。”[6]43当然，她也批评澳大利亚人文化气息不浓：“先生们不是没时间看书，就是觉得看书没有抽烟带劲；女士们则如一位诙谐的朋友所说，‘更注重脑袋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装饰’。”[6]49同样，艾达•坎布雷奇婚后一个月就随夫移居澳洲，她在《三十年》中仍忘不了当年与亲朋话别的场景，发出了思乡的感叹。但是，她又写道：“（澳大利亚）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我有些思乡，却还要满怀真诚和感激地说，我在这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并且，我百分百地相信，澳大利亚迟早将迎来辉煌的解放和进步，并必然会变得美好而伟大。” [7]303-304

生长于澳洲而后却回英国定居的罗莎•布立德的作品也涉及到如何使新、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问题。。她曾在向英国读者介绍自己的小说时写道：“用几页书稿描述澳大利亚生活的不同层面是我长久的愿望。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兴趣和热情与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社会名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又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 [8]iii-iv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澳洲。

至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作家路易莎•阿特金森（Lousia Atkinson）和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Lousia Albury Lawson）等，她们没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情感交织问题，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澳大利亚。。路易莎•阿特金森的小说《移民格特鲁德：一则殖民生活故事》再现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如丛林、干旱、火灾、死婴等，表达了她对澳大利亚深厚的感情。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则在作品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她在《澳大利亚的歌》一诗中写道：“我们在伟大而崇高的土地上欢呼，它是南海的骄傲。” [3] 226她在另一首诗《澳大利亚妇女》中则写道：“这个国家的女儿们，怀着宏伟而壮丽的理想，伴着无聊的寂寞孤独，来到这片土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3]226

[参考文献]

[1] Spender, Dale. Writing a New World: Two Centuries of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ndora. 1988.

[2] Bunn , Ann Maria. The Guardian: ATale by an Australian [M]. Sydney: J.Spilsbury, 1838.

[3] Adelaide, Debra. A BrightAnd Fiery Troop：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 Penguin Books,1988.

[4] Green, H.M., History ofAustralian Literature [M]. Sydney:Angus & Robertson, 1984.

[5] Martin, Catherine. TheIncredible Journey. London:Pandora Press,1987.

[6] Mererdith, Mrs.Charles. Notesand Sketches of New South Wales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lony from 1839 to1844[M]. London: John Murray, 1844.

[7] Cambridge, Ada .ThirtyYears in Australia [M]. London: Methuen, 1903.

篇3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将女性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概念混淆，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容易出现错误的观点见解。女性主义教学法注重的是对男性作品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以及社会历史形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女性形象与作用进行细致的探寻。在英美文学中，男性文学作品占据了大多数，而这些作品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观念，男作家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过分理想化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完美的性格，或温柔或美好，二是过于极端刻画女性形象，将女性视为社会异类，刻画成恶魔。而这两种形象显然都不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随着英美文坛的发展，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提出了女性主义这一说法，他们以女性群体为背景来书写女性的文学，由于女作家在创作上的人物刻画、主题思想、叙事手法等方面与男作家并不相同，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解放，并且使女性主义从女性文学中被挖掘出来，并作为了一种教学方式逐渐融入了高校的外语文学专业课程中。

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课堂上的运用

2.1女性主义教学法三大核心在英美文学的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教学时，教师应注重女性主义的三大核心讲解，让学生对女性主义观点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便于其进一步学习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第一核心是学生。就目前英美文学作品课堂的教学现状而言，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中心，对于文学具有较好的鉴赏与理解能力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而英语程度较差，口语表达不够流畅的学生，尤其是女生，却容易受到教师的忽视，无法在课堂上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兴趣。而在英语专业中，英美文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学生如果没有在课堂上获得应有的教学知识，就容易拖拉后续的知识点学习，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并产生抗拒和厌学心理。因此，教师应当适当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全面的关照和教授每一位学生，使课堂形成互相尊重与合作的学习氛围，削弱学生自我态度，共同进步。第二核心是增加学生课堂权利。在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过分强调学术的权威性，学生被动的吸取知识往往难以取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而英美文学课堂上，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与分析能力，如果单纯的采用教师讲解的方式是无法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也会一直学生的思维活跃性与创造能力。而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则能够改变课堂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的主体角色得到了强化，教师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能够主动参与进教学活动当中，从而促进其个人能力的激发。第三核心是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对于高校学生而言，采用女权主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实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认真聆听自身的想法，同时培养学习经验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教师对于作品的讲解除了进行一些基本方法的传授以外，还应当充分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和解开作品赏析的规律，对于一些较为内向的学生，应当利用女性主义理念积极鼓励其走上讲台，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从而锻炼其领导与学习能力。

2.2女性主义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在高校英语专业课程中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是对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创新和颠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更为注重课堂中师生的平等，强调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作用。对于女性主义教学法在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中的应用，笔者将以教材《新编英语教程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例进行应用说明。在教材第一单元中有两篇课文和互动练习、角色扮演以及写作部分四大板块，对于写作部分教师可以进行单独的教学，其余教材内容则在课堂上分为八课时进行教学。在课文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进行导入，并以课文题目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展开讨论，同时派出代表讲述论点。然后在课堂上运用女性主义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教学中的重难点进行提问，教师重点讲解文中的语法和段落讲解。关于课文内容的讲解，教师可以采用对话方式进行，并要求学生对文章进行细读，自主翻译。教师在此环节应当充分鼓励处于英语弱势的学生进行发言，使其能够学会主动表达自身见解。课文讲解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回顾，仍旧采用师生对话讨论的方式进行课文赏析，并在课后布置基础词汇练习。角色扮演板块部分，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组进行练习，对话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学生小组可与教师进行互动问答，从而完成课文问题部分，教师布置练习内容之外，可让学生进行自由提议，并就学生的建议进行部分内容的再次讲解。这样一来，既能够保证课堂氛围的活跃性，同时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上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能够促进学生进行群体合作，从而使其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篇4

1．2攻击对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护士，约占所有攻击行为的60%，其次是同室病友，约占20%，医生和管教干警受攻击的比率各约为10%。

1．3攻击原因精神症状影响41例，占66．13%;与病友闹矛盾10例，占16．13%;自知力缺失5例，占8．06%;护士态度问题2例，占3．23%;病房环境影响2例，占3．23%;药物不良反应2例，占3．23%。

2攻击行为分析

从以上对攻击行为发生原因可以看出，导致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是受精神症状的支配，而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护士。住院精神病患者攻击行为常带冲动性和突发性，这与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妄想、幻觉、被控制感、敌意猜疑、易激惹等因素有关。因为患者在幻觉、妄想的支配下，感到自己正遭受迫害，从而做出对他人攻击和伤害的行为;患者自知力缺失，不适应医院环境，与病友闹矛盾以及抵制住院治疗等，也是导致其产生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患者的一些心理需求或行为得不到满足，医护人员的解决手段或态度处理不当，他人的频繁活动等，也会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由于药物治疗过程中导致的精神运动性兴奋，也会导致少数患者产生攻击行为;对于女性精神病患者，尤有特殊原因就是月经周期的影响，因为月经可使病情复发，促使精神症状加重。雌激素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女性的情绪变化，而月经前期是体内雌激素水平最低时期，最低水平的雌激素加重了女性精神病患者抑郁、焦虑症状而控制冲动和自杀的能力下降，容易使其产生自杀观念和攻击行为;加上女性感情脆弱丰富，易伤感，这些生理、心理特征成为女性精神病患者在月经前后容易发生攻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3护理

3．1关心新入院的患者首先应热情接待，住院环境及作息制度向患者逐一介绍，协助做好卫生工作;详细了解患者病史，全面掌握患者的病情动态，患者由于从关押单位转送到医院治疗，住院环境的陌生以及监管人员的改变，常感到焦虑与不安，护士应主动与其交谈，解释其病情;对情绪不稳定、自知力差及不愿住院的患者要多给予关心体贴，做好心理护理，使其对自身疾病有一定认识，从而产生亲切感，积极配合治疗，早日重返关押单位继续劳动改造。

3．2安抚易激惹的患者对于易激惹的患者，护士的接触方法尤其重要。在与患者交谈时需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以消除患者的戒备心理，在交谈过程中认真倾听患者的倾诉，避免使用过激性语言，以免激起患者的攻击行为。同时，对患者的过激性语言采取不辩论，不说理，不注意，但不过分迁就的方式。住院期间，尽量避免将易发生冲突的患者安排在同一病房，防止因争执等情况而引发攻击行为［1］。

3．3注重服药护理护士发药时要认真负责，做到“药物到手，服药到口，看药服下”;对有藏药、拒药行为的患者，要注意做好服药后的检查工作，不要训斥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让其认识服药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治疗，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4掌握患者月经周期规律因为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暴力倾向与月经周期有密切关系，因此，护士在工作中要建立起女性患者的月经周期登记表，这对预防攻击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在每位患者的月经期前后，要严密观察其动作、行为及心理的变化情况，有无配合治疗护理及饮食、睡眠改变等，做到心中有数，班班交接，发现可疑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通过心理疏导，热情关心和安慰患者，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从而逐渐达到消除安全隐患的目的［2］。

3．5沉着应对发生攻击行为的患者当遇到患者发生攻击行为时，护士首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管教干警的陪同下，迅速到达现场，尽快制止患者的行为;当语言不能有效制止时，果断采取保护性强制约束措施;置单人房，派专职卫生员专岗看护;在保护期间，注意让患者保持舒适的，经常巡视查看约束带的松紧度，向患者解释保护性的限制约束是为了患者及他人的安全，而不是惩罚;对极度兴奋，虽经保护性强制约束措施仍谩骂大叫，躁动不安或吐口水的患者，应给其戴上口罩，或遵医嘱使用镇静药物;待患者安静并表现出合作态度后，可以解除保护性约束，并及时进行沟通，鼓励患者继续配合治疗及护理。

3．6充分的预见性护士在平时的治疗护理工作中要密切观察患者的言行［3］，对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要有充分的预见性，尤其对新入院、躁狂症患者、近期有思想波动者、拒服药者、月经期患者等要重点观察，一旦发现患者语调高、坐立不安、挑剔、无理要求多或有怀疑、敌意表情时，护士应高度警惕，尽量避免刺激患者，有条件时安排患者到安静的场所，并及时把环境中可能的伤人或毁坏的物品移除，尽量不接触患者的身体，适当满足患者的一些合理要求，允许患者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

3．7做好心理护理护士在治疗护理过程中，应视病犯为普通患者，一视同仁;及时了解患者的思想动态，做好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这样有利于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对冲动后冷静下来的患者，让她们讲述冲动原因和经过，以便进一步制订防范措施;平时鼓励患者积极参加各种工娱疗活动，减少或避免攻击行为的发生;根据患者的不同性格、爱好、特长等，针对性向患者传授如何缓解压力及控制情绪、如何应对愤怒等的技巧和方法等，以提高患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3．8严格安全检查精神科患者的安全管理是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日应定期检查病房设施的安全，如有门、窗、床铺损坏应及时维修;平时加强对危险物品的管理，如刀、剪、绳(约束带)、输液用的玻璃瓶、打火机、棉签、药膏壳等锐利物品，用后及时回收，并不定期进行清点;新入院、外出检查或活动后回病房的患者，要严格检查危险物品，禁止危险物品出现在病区内;同时，定期开展护士防身技巧培训，严格带教新上岗的护士，尽量将受伤害程度减小到最低。

篇5

[作者简介]余芳(1975―)，女，江西余干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南昌330029）

在当前批评界有一个现象，就是对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尤其是农村女性形象似乎兴趣不大，更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照和研究。其实，在农村被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对文学中的当代农村女性形象――农村中最严重的边缘者，进行一个整体的观照与分析，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大致说来，转型期文学中主要有两类当代农村女性形象：一类是在农村生活或劳作的女性形象；另一类则是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在城市的一角艰难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两类女性形象大致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前者主要出现于转型期文学中的早期，后者则大量出现于世纪之交以及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先来扫描一下转型期文学中前一类女子的遭遇和性格特点。

金菊与高马两人恋爱上了，然而她父亲要高马出一笔财礼，才同意他们的婚事，否则就要金菊去为她大哥换亲。无可奈何之下，他们俩私奔了，并发生了性关系，然而没几天就被金菊家里给逮回来了。金菊父亲勒令高马拿出一万块钱，否则就要他与金菊一拍两散，而这时金菊已怀孕在身。高马本希望蒜苔能卖个好价钱，不料竟卖不出去，筹钱无望的他大闹县政府，最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奔他方，而感觉生活毫无希望的金菊则挺着肚子上吊自尽了(莫言《天堂蒜苔之歌》，1988)。寡妇玉秀娘与村里一个没了老婆的男子偷偷地相好了，见他家没个女人料理家庭，自己想照顾他与他的几个儿子，又怕村里人说闲话，于是便想让 15岁的女儿辍学嫁给他的儿子。眼看着一场包办婚姻的悲剧就要发生了，后来还是书记做主，玉秀娘才得以与心上人结合，而她女儿玉秀也才得以避免封建包办婚姻继续上学。(杨泥《良缘》，1991)。

从上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看出，虽然她们的年龄层次不同，并且所发生的故事也有差异。然而这些故事的发展和其中的女性形象塑造都有着共同点，即在绝大多数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和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依赖于两性关系这一主轴。并且这些女性形象大部分上仍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在两性关系中更多的也是处于被动的角色，缺乏主体性。仍深深地打着传统道德的烙印，根本不能进入到现代女子形象的系列中。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转型期文学中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到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形象。九月和同村女孩孙艳怀着一个美丽的城市梦出来打工，然而城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工作劳累，待遇极差，且常被老板猥亵。一连换了几家工厂都是如此，她们失望了，卖给老板只不过能留下做工，还不如卖给外人可以拿到钱，于是她们开始，直到一次时被公安机关抓了后，九月才决定拿着她们出卖肉体与尊严所换来的十多万块钱回乡踏踏实实过日子。然而曾为的身份是一块无法洗净的污点，即使她为了村民换回地契合同，贡献了自己的身子，甚至最后把浸满她血和泪的十多万块钱全部用在了村里的贷款和开荒上，仍不为有些人理解(关仁山《九月还乡》，1996)。乡下姑娘晶子在城郊的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为了快点儿发财好给家里盖上瓦屋，晶子后来将身体也出卖了。婚后她丈夫知道她结婚前曾做过后便拳打脚踢，想打得她主动提出离婚。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晶子十分后悔，但离婚是万万不愿意的，娘家又不让回去，离婚再嫁也很渺茫。此时的晶子可谓进退无路，最后还是作者不忍心，安排了其原先的酒店老板领走了她，并与她进行了一场婚礼――一个略显光明而不现实的“尾巴” (周大新《消失的场景》，1997)。

从上面的简单浏览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虽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但都醒目地贯穿着一条线索，那就是女性的易。女性的易，尤其是性乱成为了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人物的不幸遭遇也都紧密地围绕着这些单调的因素而展开、延伸。

二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转型期文学中这两类女性形象出现于不同时间段的原因，以及这些女性形象是否真实完整地表达了农村女性的真实困境。

首先，这两类形象的出现是作者对现实关注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中国的民工潮还远未兴起，那时出城打工的多是沿海省份的百姓，并不普遍，且以男子为多，当时农村出现了“男耕女工”的社会现象。这是处于此阶段的转型期文学中的农村女性为何都扎根于农村的现实原因。转型期早期文学大多从爱情婚姻这个角度来折射反映农村女性生存的困境也是有着其生活基础和现实目的的。当时农村的封建包办婚姻还大量存在，人们的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由此而引发的个人悲剧也时有发生。

而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我国农村开始出现了进城打工的热潮，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和女子涌入城市，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以致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荒芜的景象。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型期文学中大量出现农村女性进城的历史背景。

其次，这些描写农村女性的作家是有一定社会使命感的。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文学已开始出现商品化、市场化，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严肃文学则面临着读者稀少和创作者日渐减少的双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作家仍能够守住严肃文学的立场，从现实生活出发来展示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严肃创作态度。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类作品从整体上看有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第一，这两类形象远未全面地反映出当时农村女性的主要困境。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女性，除了爱情和婚姻困境，她们还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境。同时，她们应该还要忍受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得的困境。这后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略。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村女性进城面临的很大一部分困境则并非像小说所写的一样，仅仅是不道德或非正常的性引发的。她们面临的事业发展、爱情选择、家庭矛盾、子女教育等类的困境应该说与非正常的性的关系并不大。

第二，这两类农村女性形象绝大部分都是以悲剧形象出现的。这与农村现实显然不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农村的爱情悲剧虽然并不鲜见，但美好的爱情、正常的生活仍是主流。因此就单个的作品而言，描写爱情悲剧无论写得多悲惨、多压抑也不为过，但众多的作品都一致地把农村的爱情婚姻都写得那样悲惨，似乎有点脱离现实。而到90年代中期时，农村女性固然由于自身素质的不高和就业环境的恶劣，在城市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得像作品中所写的不出卖自己的身子就无处立足。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部分打工女性受到了害或是受到了易的诱惑，但绝大部分的打工女性还是靠自己的辛劳、聪明和忍耐在城市中奋斗。但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其中的美德、其中的昂扬、其中的希望者却很少。

第三，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内涵比较单薄，其中的悲剧让人感觉只是苦难的堆砌而已，难以让读者对作品产生更深的思索。这类过多的苦难使作品在不断的情节转换中跳跃，缺乏塑造人物内涵的空间，加强了情节却牺牲了形象的丰满和可信。

三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分析一下这些不足背后的原因。

首先，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作者或多或少都会有接受焦虑，在这点上严肃文学的作家也不例外，只有获得读者的接受，作品才能产生意义。在文学已被日益商品化的转型期，作者的接受焦虑也日益加深，他们对读者的迎合也日益明显。我们先谈谈第一类女性形象对观众的迎合。对于悲剧，人们总有着天然的兴趣，悲剧既可释放自己的压抑情绪，又可让人们获得一种满足感和安全感。爱情婚姻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再加上那时人们走出扼杀一切感情，尤其是扼杀爱情的也不过几年，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兴趣较之正常时期自然会更加浓厚。再来看一下第二类女性形象。中国读者由于传统文化及转型期这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阅读兴趣。“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与欲望，而中国传统文化过于压制人的欲望，特别是，女人的尤其被视为“洪水猛兽”，更遑论给其一个合理的事实生存空间和被讨论的空间。欲望既然得不到合理的宣泄，自然会以一种变异的形式出现，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就是人们在公开场合鄙视、唾骂一切有关性的话题，然而私下里对于性又有着无尽的兴趣和想象力。因此性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一下就泛滥开来，通俗文学中的性描写自不用说，严肃文学也到处是性的影子。其次，作者自身优越感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以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隔离”格局。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并随之形成一种相对优势的文化，广大乡村则逐渐落后于现代文明，成为需要启蒙的对象。而文人优越感则要源远流长得多。这些作者大部分都受过高深的教育，又身居城市（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因此在描述农村生活或是乡下人进城的辛酸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猎奇和俯瞰的角度，不愿意深入细致地体会其中的深沉而丰富的情感，体会其中的人生百味，把握他们的痛苦和需求，提供真正的人文关怀。而是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浮光掠影地摘取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和特点，加以想象，“塑造”形象。这样的作品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性格的塑造单调而肤浅，其人物和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

篇6

关键词：女性文学;多元形态;成因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不自觉到自觉,这个过程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跋涉。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标志着它的成长逐渐走上成熟。

中国女性文学肇始于20世纪初,“五四”使其得到繁荣和发展,并奠定其基础。这个世纪的3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的分野与的爆发,使中国文学自然地形成为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类型。中国女性文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没有摆脱时代的无情安排。1949年前后,由于大陆政权的更迭,留在大陆的国统区的女性作家,如罗洪和赵清阁等人以及游走于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白薇,都在新时代里变得相对沉寂或无所作为;而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作家如张爱玲和梅娘以及苏青等人,前者在1952年“出走”,后者在留下来的岁月里,基本再没有什么创作。就中国女性文学而言,中国大陆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成绩不大,有影响和有成就的作家,寥若晨星。而在台湾,由于从大陆飘到那里的一批女作家的辛勤耕耘,却又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奇迹。到了80年代,女性文学随着大陆政治的变化骤然而起,数以百计的女作家如过江之鲫涌上文坛,真正成了中国文学的半边天。但是,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女作家的创作总是千差万别的,其主题内容和艺术风格也总是丰富多彩的。

从“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时期起,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多元的创作形态。这种迥异的多元创作形态,不仅体现在思想主题方面,更体现在艺术风格方面;这种多元形态,不仅因人而异,即使同一个作家的不同创作时期,甚至是同一时期,创作文本也呈现出多元性。这些,可以说明关于“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何时才有女性文学。

一种思想意识和一种创作风格的产生,可以诞生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也可以在没有任何接触、彼此不受任何影响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大致相似、相仿或相同的思想和艺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存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它们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其实,文学也是一样,在世界文学史里,这种情况并不少,例如有的中国神话与外国神话,就如出一辙。

作家的创作路数或风格,抑或说是创作形态的变迁,与作家本身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社会、思想影响和对于外界文学或文化的接受大有关系。自20世纪初叶以降,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大部分女作家在不同时期,其创作实践都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对于思想主题和创作风格的不同追求。

庐隐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虽有浪漫的因素,但其创作路数相对比较平直。所谓平直就是基本没有很大变化,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变化。从《海滨故人》到《火焰》,她的小说从抒情而伤感的情调,到悲愤高昂的精神,就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既是社会变化所使然,也是作家思想变化的自然呈现。再如丁玲,她最初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等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苦闷、彷徨与对光明的求索,虽然前后有差异,但是总体风格相近,都是多些“浪漫”,少了些“现实”,其笔法呈现出典型的女性主义色彩,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凸现女性意识的小说文本;而到了《韦护》和《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贴近中国现实和命运的作品,她作品里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骤然变成了社群对于社会的抗争,这个跳跃式的不同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深受当时读者的称赞,但至今也不断遭遇后人的批评。当然,她的变化是她的思想变化的结果,这是作家的自由,因为作家总是要以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社会和民生的关怀并抒发自己的爱憎的。对于丁玲的“变化”,可以说是作家不同时期的心灵的不同的“思想表情”,也是作家不同时期自在写作的境界。这个结果有的说好,有的说坏,我认为好与坏不能只是一些评论家说了算,最后的发言权还得交给历史。这个历史,正向前延伸和发展,我们健在的人可能看不到,历史的大河会一遍遍地淘洗这些文化遗产,并使之成为金子。

作家创作形态的变化不是个别的,这是一种普遍而自然的文学现象,几乎所有的作家在其创作生涯中,其创作面貌(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以贯之的几乎没有。凌叔华这位温文尔雅的女作家,从最初的《花之寺》,到《小孩》等,她的小说从朦胧到彰显,朦胧的女性意识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些微变化的。富于反抗精神的白薇,她的从头到尾述说男女至爱之情的诗剧《琳丽》、《打出幽灵塔》到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和剧本《北宁路某站》、《敌同志》和长篇自传《悲剧生涯》,她从表现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品,到更具强烈现实感的创作,这种创作思想主题与艺术风格的差异,其实都源于对于社会的深度认识所致的结果。当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形态不只是表现在上述几位作家的创作里,其他重要作家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陈学昭等人的创作也都有这种多元形态的存在。稍后,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茉莉香片》,草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白朗的《幸福的明天》等人的作品,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都在更多的层面上再现她们创作上宏大的社会主题思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大陆女性文学相对处于低潮的时期,以两位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茹志鹃和刘真而言,她们那些现实主义而有充满激情的小说创作,到了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便有了一个新的面貌。茹志鹃早期的小说代表作是《百合花》,而到了“思想解放”之后,当西方的文艺思潮涌入我们家园之后,她便创作出《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的小路》等相对新潮的作品,创作风格也从“微笑”走向“沉思”;刘真也一样,她从早年的《长长的流水》、《春大姐》到《英雄的乐章》,再到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反思文学佳作《黑旗》,虽然艺术上都是现实主义,但我们发现刘真无论是思想或是艺术都有了不少变化。宗璞一生写的都是燕园里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这是她一贯的主题追求。上个世纪中期,她创作了《红豆》,但在国家迎来又一个春天之后,她创作了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艺术上,她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某些艺术手法,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不断以各种艺术手段,锻造其作品的佳境。

我们可以顺手随便指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那些红遍中国文学版图的女作家的创作形态来分析她们的变化,以此来说明作家创作形态的多元性和普遍性。我们不仅可以就她们创作的思想主题大致归为若干类型,还可就艺术形式也分为若干类型。事实上这种划分就其科学性而言也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作家的创作常常就像夏天的云彩,不同的风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情下其创作往往呈现不同的色彩,因此这种划分只能是相对的或暂时的,而非恒定永久的。

先说思想主题。思想是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透过作品所呈现的一种观念、感情或情绪,或者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并非就是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当然,作家自觉地表现一种政治态度,也很正常。我们不是强调政治,而是强调思想,强调意识、感情或情绪,因为作家的作品最终要表现的是思想、观念、意识和情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包括20世纪的新时期文学和21世纪初的文学),至今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路程,对中国文学来说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纪元”,是一个里程碑。这一阶段文学历史内容十分丰厚而广阔,艺术上异彩纷呈变幻多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灿烂的一幕。这其间,可以说女性文学就像中国女作家本身那样绚丽妩媚。说它绚丽妩媚,不仅是因为女性作家灿若群星,更是因为她们创作上璀璨斑斓,表现出色。她们不让须眉地参与了创造一个国家的伟大历史文化的进程,并以自己的豪情与多彩之笔为文学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尽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属于她们的文学瞬间不算太长,但是她们尽到了真诚,付出了汗水。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核心思想和写作趋势,总体而言,显示了多元状态。自上个世纪新文学开篇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创作的重要主题形态,不外乎社会的,母爱的,爱情的,成长的,的,死亡的以及宗教的等等;艺术上也是千人千面,形态各异。而关于社会和爱情这两大永恒的主题,则覆盖着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版图的各个角落。关注我们社会生活中难以言说的痛楚,书写男女形态万千的爱情,是绝大多数女作家最得心应手和最钟情的创作重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女作家张洁、谌容、张抗抗、戴厚英、霍达、柳溪、柯岩、叶文玲、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范小青、王小鹰、竹林、迟子建、毕淑敏、张辛欣、陈染、林白、残雪、徐小斌、海男、蒋子丹、徐坤、张欣和舒婷、伊蕾、翟永明等人的创作,她们作品里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各有不同,艺术手法也是各不相同。张洁除了她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社会性极强的《沉重的翅膀》和充满激烈女性意识的《方舟》、《红蘑菇》和《无字》等,主题思想不同,艺术追求也不相同。且不说张抗抗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分界线》及早期的代表作《爱的权利》和《夏》,她的创作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有其变化;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和《情爱画廊》是她的创作在艺术上更臻成熟的标志。王安忆披着清新文雅而纯净的“沙沙沙”的“雨”踏上文坛,到描摹历史与文化反思的《小鲍庄》,再到对人性和“性”进行深层反思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追忆“父系神话”和“母系神话”的《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和展示历史变迁的《长恨歌》,再到对于“都市小说”的创造,王安忆以不同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技巧,多元地展现自己“心灵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丰富性。还有铁凝,她从早期关注农村生存状态的《灶火》和《哦,香雪》,到描写农村妇女深重苦难命运的《麦秸垛》、《棉花多》、《青草朵》,再到撕开人性丑陋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和《大浴女》,她对女性的同情与暴露,都是入木三分的。陈染和林白也并非一成不变,她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也有变化,比如陈染,她写作是“为了寻求精神和情感的出路”。她说:“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吗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吗要寻找这种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男人和女人?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20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半疯半傻、濒临崩溃地走了过来……偏执的东西太多了。”[1]她说她走了许多“弯路”,但她感谢那些弯路。这就是陈染,那时她接连创作了《无处告别》、《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在禁中守望》和著名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最早的所谓以“身体写作”的代表作家。但是,她的心理状态和她的小说前后也不尽相同,先前的写作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而后来则视写作为一种乐趣。她的创作所以引起国内外读者与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就在于她那些趋于隐蔽,趋于心理、哲学与思想,大胆探索现代人的孤独、和生命的充满了男女性意识的诡秘怪诞的想象和独特叙述方式、独立于当今文坛之外的作品。再如林白,这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作品最具有女性文学特质的女作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她的《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玫瑰过道》和著名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到《玻璃虫》,这位将小说视为“炼丹炉”的林白,能使“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真假共生,真与假互为拯救”,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以新写实小说驰名文坛的方方和池莉,无论是她们早期的小说《行云流水》、《一唱三叹》、《风景》和《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还是后来的《乌泥湖年谱》和《有了你就喊》,虽然她们写的都是芸芸众生的吃喝拉撒睡的生存之道,但是,她们的创作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变化着。

中国社会的开放,给文学创作中的个性张扬和艺术创造的释放带来了辽阔的空间。我们不妨提一提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九丹的《九头鸟》等作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们都有自己一定的生存价值和空间。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女性文流中的主流,但是,它们的存在却能说明中国女性文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上述女作家的笔下都有以社会人生为主题的深厚之作,而爱情主题是她们创作的灵魂。就爱情而论,她们笔下的“爱情”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多元的。铁凝的爱情观是对理想爱情的追寻,王安忆小说的爱情观是对诗情的消解与放逐,方方小说的爱情主题则是凡俗人生上演的爱情悲剧,池莉小说中的爱情往往是残酷的缺席者。陈染和林白的小说以身体写作、欲望化叙事所传达的爱情主题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个人化写作”和鲜明的性别立场:女人的成长、恋父与父、恋母与恐母,女性意识的觉醒、失落和回归,都是她们小说里骇世惊俗的爱情世界。爱情永远没有穷尽,它所酿造的悲喜剧也永远没完没了,作家笔下的爱情形象也永远不会雷同。这种不同和差异,丰富性和多样性,便注定了文学的生命之树常青。

作家的创作历程与其思想历程息息相关。在小说创作上,王安忆的风格多变是文坛上少有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的张秀亚,早期的小说集《在大龙河畔》、《皈依》、《幸福的源泉》、《珂萝佐女郎》、《寻梦草》和《七弦琴》中多是对于乡俗民情的怜悯与同情,其风格是现实主义的;而1949年后在台湾创作的小说集《感情的花朵》与《儿女行》则将其怜悯与同情隐藏在对于人情世故的冷静解剖里。后者虽然依然具有“京派”小说的笔法,但是主要风格却是更多取法欧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她的创作从写“平凡、洁净、朴素而诗意化了的人生”,到“有意描写生活中的琐碎”,希望“自生活的最细微处,反映出颠扑不破的真理”,再到笔下所显示的欧美现代派的笔法,这种创作上的差异,都是作家创作上的自然需要和表现。

说到张秀亚,我想起台湾诗人痖弦在谈“张秀亚的意义”时所说的台湾女性文学的问题,他说:张秀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对台湾妇女写作运动产生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很少人注意到她在这方面的贡献。“论者一提到女性文学,总是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进入后算作台湾女性写作的开始。其实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符合文学史发展的事实,不尊重张秀亚和她的同辈女作家对妇女写作的先期建设,就等于忽略了文学史演进的连续性。而从整个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看,因为有了五六十年代妇女写作运动所奠定的基础,才使这一代的女性写作者,在接受、选择性接受或批判性接受之间作出正确判断。”虽然,痖弦说的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但他的看法令人深思。

台湾文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女性作家笔下出现了不少“女强人”的形象,诸如萧飒的《如梦令》中的于珍、孟瑶的《一心大厦》中的吕真和朱秀娟的《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廖辉英的《红尘劫》中的黎欣欣、《盲点》中的丁素素等,她们的人生经验大致都是事业成功、婚姻失败的模式,就是说,这些“女强人”的主体意识都是事业上不让须眉、敢与男性一争长短的巾帼英雄,她们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庄严人生,也成就了自己显赫的事业。但是,伴随着她们的成就,往往是爱情的失败,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破裂,其代价无一不与痛苦相关联。这种结果,当然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种折射,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和世俗因素不仅作用于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对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类小说的模式往往是“爱情婚姻线索作经,创业追求线索为纬”[2],并把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尖锐对立起来。当然,朱秀娟以《女强人》为代表的大部分长篇小说显示了不同的特色:在她的作品里没有让爱情至上,没有让爱情主宰一切,而表现的或是事业、爱情并重,或是事业重于爱情。朱秀娟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主要作品及影响都发生在80年代。以题材而言,她是一位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从小说的内在精神看,她又很现代,因为她的女主人公都是正面的主宰者。在她笔下,主人公不仅有商界的女强人,也有女性上班族、留学生、模特儿、梨园艺人、军人和商界显要。她的代表作《女强人》和《大时代》,曾在读者中引起巨大震撼。谈到创作,朱秀娟说:“在《女强人》之前,我写作了十几年,出了十几本小说,带来很大的挫折感――销路不好,知名度不够。仔细检讨,不跟随潮流是致命伤。”但是,朱秀娟强调说:“我写小说,一向不迎合潮流,也不在乎市场,我总觉得一个作家,不能跟着别人走,尤其不能跟着读者走,应该有点儿带动性,我要给读者看什么,而不是读者要看什么。”还说:“写作有反映时代之必要,有不屈服市场之必要。”她的《女强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主人公林欣华,就是生活里每天都能看到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个一步一步走路、一口一口吃饭的普通女人;由于她的踏实和坚毅精神,以及矢志不渝地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才使她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以上我们谈到的台湾女性文学中关于“女强人”的诸多小说,其精魂有别于“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意识,因此可以说,女性文学不能把那些更为富有实在的真实性和社会意义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外。

我们还可以将聂华苓的《失去的金苓子》和《千山外,水长流》作一比较,它们的主题思想和艺术上的差异,也可以看出同一个作者在创作实践上的变化。再就聂华苓与於梨华的创作而言,前者显示了民族主义的精义,而后者,比如她的《考验》,所代表的却是女性的自强不息。还有严歌苓,她的《红罗君》写一个两次嫁人的中国女性海云,她从中国的“深宅大院”走进美国,从而也就走进了另一种幽禁的城堡。海云有过五个男人,这五个男人分别是丈夫、“儿子”和情人。但这些男人都只是从身边闪过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无论是进“城”还是出“城”,对于她都是一种幽禁。海云没有想到,到了“自由”的美国,自己依然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是严歌苓小说深刻所在,这与她早期在国内出版的小说相比,俨然成了两个艺术世界。

中国女性文学所以拥有多元形态,就在于作家走上文坛的经历、立身背景、学养程度、环境熏染以及对于中外文化的接受和作家本身的精神追求等组成的一个看不见的立体文化网络作用下的结果,这些都促使作家在题材的运用,体裁的把握,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段的采纳等方面不断表现出创造的才能。创造精神是作家的艺术生命,创新和变化永远都是作家创作活动中超越自己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生命表现,而“停滞”就意味着作家的“沉沦”。如果一个作家满足于停留在原地踏步,留恋自己的已经拥有的那片天地,其创作也就到了“尽头”。作家只有不停地思索和创造,才有望创造文学的奇迹。

在我们环顾作家创作文本之后,我们发现了文学艺术生产形态的多元性。文学艺术的多元性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反映和需求。没有谁愿意永远固守一种文学模式,而这多元的创作形态,永远是我们的理想追求。但是,我们还要说,现实主义依然是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第一大艺术手段。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一再证明,现实主义永远是一道奔流不息的生命活水。

顺着中国女性文学的长河漂流而下,从20世纪之初到21世纪,近一百年的航程,我们发现中国原有的“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的历史版本是有别的。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中国人不仅没有提出“女性主义”,在“主义”层出不穷的近代,也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主义”。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没有提出“主义”,不等于就不存在。比如,中国人也没有提出“数学”、“物理”、“化学”等名词,那么,是不是中国文化史上就没有数学、物理、化学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很早以前便有了《周髀算经》和火药,等等。就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而言,早在清朝末年,秋瑾在她的文字中不仅出现了“女权”,而且还将其思想变成口号和行动:她不仅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和残害,还时时唤起女性觉醒,主张天地人生、男女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在秋瑾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其女权意识之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江红》)“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以及她以恢弘之气概在《宝剑歌》和《宝刀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有承前启后的女诗人,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不仅有别于旧文学,而且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发展,那个时期的多数女作家都在思想上受到她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中国一直潜在着“女权意识”和“女性文学”的思想资源。性别意识,不仅无声地潜藏于民间,也潜藏于历代知识女性的诗文之中。当然,那些明显张扬性别意识的文本记录虽属少数,但在中国妇女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方面却极具价值,其意义不能低估。从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史和新文学发展史来看,中国有自己完整的女性文学发展史及其传统,这百年的历史和传统,依然会在21世纪引导中国女性文学向前发展。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丰富而广阔的天空及其包容精神,将催使中国女性文学走上更加繁荣之路。而“女性主义”,只是中国女性文学的一翼,它不能涵盖、也不能代表中国女性文学的主体精神。

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多元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维方式的表现,是文学发展史所凝聚的规律。思想主题的多元性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性,将使中国女性文学成为一座万紫千红的百花园,而女作家则是这座花园的园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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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乡

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城市，经历了艰难的挣扎和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在城里，他们做着最辛苦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却还得不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基本待遇。在精神上还要承受异样的冷漠和拒绝，甚至歧视。他们的城市梦不仅没有实现，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贫穷。当乡村女性在城市里找不到她们的理想生活，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时，她们只能做最后的打算——回乡。她们真的还能回去吗？即使回去了，她们还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实际上回乡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回乡的路和进城的路一样困难重重。且不说他们的土地已荒废已久，种地无望，她们已习惯在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愿再回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回乡是再一次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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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范畴内这种思想被定义为“宿命论”。所谓宿命论就是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偶然因素造成，不可预测，不可预知而又是注定的、不可改变的一种命观。宿命论是早已有的世界观，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东方文化中的一派思潮，当时的人类感受冥冥中苍天与人世的变化，而觉得其中有一些必然的定数。此思想传到希腊后成为哲学思想的一支，之后由雅利安人带到印度，而成为印度思潮中重要的一派哲学，即今日我们称为的宿命论。宿命论认为命运运转现象中存在的定数是必然法则的定数，存在于永恒中并且独立于人类意志。那么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大都是命运喜欢愚弄的卑微的人们，命运给他们带来一系列不合时宜的行动和导致不幸的巧合，人们无论如何与命运相抗争、如何挣扎终究逃不过堪称悲剧的命运，其抗争只会加速命运的实现。

19世纪末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其作品以充满浓郁的悲观主义宿命论色彩而闻名。哈下的女性摆脱了将女性形象进行“天使”“魔鬼”式简单二元性分化，并展现她们丰富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思想见解。但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这是男权社会文化和男性身份在他思想意识和作品中习惯性的存在。如他仍旧带着男权中心文化的思想来看待女性和描写女性：在同情她们不幸道遇的同时也谴责她们的欲望对男性和秩序的威胁和破坏。哈代时常在小说中流露出唯心主义和宿命论色彩：人不过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种产物，女性的不幸也是命定的，是个无意识的意志力在操纵一切，女性的抗争也是徒劳的。《德伯家的苔丝》就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悲观色彩的代表作。苔丝本是一个无辜的农家女孩，父母要她到一个富老太婆家去攀亲戚，结果她被少爷亚历克，后来她与牧师的儿子克莱尔恋爱并订婚，在新婚之夜她把昔日的不幸向丈夫坦白，却没能得到原谅，因此两人分居，丈夫去了巴西，几年后，苔丝再次与亚历克相遇，亚力克纠缠她，这时候她因家境窘迫不得不与仇人其同居，不久克莱尔从巴西回来，向妻子表示悔恨自己以往的冷酷无情，在这种情况下，苔丝痛苦地觉得是亚历克使她第二次失去了克莱尔便愤怒地将他杀死，最后她被捕并被处以绞刑。他的小说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也反映出宿命论观点，导致主人公悲剧的每一个步骤，都被写成是不可避免的事件。

苔丝反抗过，她被亚力克后能依旧站起来追求新的爱情并与克莱尔结合，可不幸的是丈夫克莱尔没有原谅她。苔丝反抗过，克莱尔走后努力生活，可就偏偏遇到了那个成为自己一生噩梦的亚力克，并忍痛与其同居。苔丝反抗过，她受够了亚力克带给她的痛苦，鼓起勇气用利刃结束了其生命，可最终自己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爪。不管苔丝付出了多少，努力的过程中曾蹦出多少希望的火花，但还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正是通过苔丝的命运，作者写出了社会与人的尖锐对立、现代社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悲剧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环境是巨大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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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七子一蔡”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当之无愧的，其中“一蔡”就是指著名女作家蔡琰。她凭借苍凉悲壮、独树一帜的五言《悲愤诗》开中国文学史上文人长篇叙事诗的先河，首次以女性心理和视角为基点，感受、观察、叙述亲身经历的事件，给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出新领域，开始了对女性心理体验的关注和描写。《悲愤诗》所具备的文学价值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蔡琰，字文姬，陈留人，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之女。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知书达礼，是中国古代知识女性的典范。由于身逢东汉末年的乱世，蔡琰的一生坎坷多舛，命运悲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蔡琰一生都在颠沛流离，她在悲苦的遭遇中经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蔡琰初嫁河东卫仲道，仲道亡而无子，归宁于蔡家。“兴平中，天下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蔡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以金璧赎之，而重嫁董祀。”五言《悲愤诗》就是蔡琰回归中原后所写。

《悲愤诗》是我国文人创作的第一首五言长篇叙事诗，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感人肺腑的悲剧气氛。这首诗歌也是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作，作品从女性的视角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战乱年代的悲惨遭遇，深刻地反映了下层民众在战乱中遭受的磨难。全诗洋溢着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首诗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抒情笔调，首次从女性心理和女性视角出发，细腻生动地再现亲身经历的社会变故和不幸遭遇。其诗与“建安”时期许多悲情诗歌一样，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它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比当时反映战乱题材的作品更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就表现下层民众在战乱中的凄凉生活而言，曹操、曹植和王粲等人的诗歌往往是以一个旁观者、凭吊者或者普通男性的认知角度去描绘的，毕竟对下层民众，尤其是女性在战乱中经历的苦难感受不是很真切，因此表现出来也就没有那么细腻深刻。下层民众在战乱中遭受的灵与肉的创伤是骇人听闻的，而女性所受的伤害尤为胜之。《悲愤诗》对这种伤害描写的真切，是曹操等人望尘莫及的。沈德在《古诗源》中评价：“《悲愤诗》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蔡琰因为东汉末年的战乱，由一个过着安定生活的知识女性沦为被任意践踏的难民，生活的反差更激起她一腔悲愤之情，便通过诗歌宣泄出来：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诗歌对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予以史诗般的描述，对其野蛮和血腥给予了深刻的披露。由于作者亲历这场历史动乱，是受害者，因此作品内容的真切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都是“力量最强大的”，“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的惨绝人寰，“马边悬男头”的血腥，“马后载妇女”的悲惨，都描写得真实而深刻，极具感染力。作品显示出作者以一个知识女性的敏感对这场残暴战乱的心理体验格外深刻，发出了愤怒的呼号：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体现了作者对董卓等战乱分子的愤慨和不满，诘问他们给下层民众尤其是女性群体带来的无尽的伤害。作品对战争的描写入骨三分，真切感人。“马后载妇女”的可怜地位，“毒痛参并下”的肉体痛楚，“欲死不能得”的精神折磨，将女性群体的悲惨命运写得淋漓尽致。

描写战乱中的女性群体的作品自古有之从《诗经・卫风・伯兮》到《焦仲卿妻》，这些作品或从战争侧面入笔，或从战争带来的社会问题写女性，或写女性的被侮辱与反抗，大多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展现。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没有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更没有透过女性的眼光来看待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无尽伤害。这种创作情形一直持续到建安时期。曹操等人也致力于这一题材的创作，“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的刻骨相思，“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的哀怨，这些主题刻画很成功，但依然没有摆脱对思妇、怨女精神苦闷和生理压抑的描写范式。更重要的是，这些作者毕竟不是亲历者，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属于臆测。但是，蔡琰的作品则从自身体验出发，描写更细腻更真实，更能打动人。她首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以一个敏感细腻的知识女性的视角去观察、描写战争的残酷和血腥。战乱中，女性不但要遭受和男子同样的杀戮，还要被当作战利品饱受，承受着灵与肉的摧残，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变化是男性作家无法臆测也无法描写出来的。

一般来说，女性写作更多的表现女性题材，描写女性的恋爱、婚姻、家庭等日常琐事，抒写女性特有的情感史和生命史，由此展开她们与男性、家庭和社会的微妙关系。女性写作擅长心理描写，在孤独、寂寞、痛苦、愤怒等情感中，刻画女性存在的潜意识和自我意识，以此展现出女性对命运的抗争过程。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强调女性对身体的系统体验、对情感质量的热烈和精确的质问、对激情的描绘、对羞辱和骚动的描绘、对潜意识的呈现，对男人在妇女身上的犯罪揭发，对女性被压迫、被压制、被压抑到解放和自由的展现，赞美女性的奉献、爱情、人道精神等。”蔡琰的作品毫不例外，女性写作充分显示女性在作品中的主体性、表现女性的地位、展现女性的心理空间和社会状况等，这些都比男性作家臆测来得更准确更真切。蔡琰的《悲愤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点是被世人所认可的。作品突破了男性作家创作女性题材的局限，开掘了艺术创作的深度并有力深化了这一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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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华网北京5月2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日发表的《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妇女在就业、升职和工作等方面普遍收到歧视。人权记录说，美国妇女频遭歧视、暴力和犯。少数族裔妇女怀孕期间遭歧视。

而2011年引发全美关注的性别歧视案重新将性别歧视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关于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歧视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往往由于人们对歧视的理解不同，不知维权而无法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远离了公众的视野。沃尔玛性别歧视遭百万员工集体诉讼因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而备受瞩目。在我国，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由来已久，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同工不同酬，女性三期得不到保护，女性晋升，性骚扰等。

一、女大学生就业中性别歧视分析

现在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尤其严重，目前女大学生就业中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性别歧视

因为现在女大学生就业空间相对狭小，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显性“性别歧视”外，还有许多用人单位则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办法，表面上一视同仁，但在面试通知时却是有男无女。其次，女大学生找工作时，没有拥有与男生相同或相等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女大学生找工作的难度要大于男同学。

2.外貌歧视

很多用人单位从不正确的审美角度出发，不注重女大学生的内在素质，而是更多地强调女大学生的自然条件，年龄、身高、相貌这些的先天条件应聘中“有力的核心竞争资本”，而能力、学历却成了这些条件的附加脚注。对于男生来说，女生耗时长、成本高，有的女生求职消费已达千元工作仍无找落。

3.工资歧视

现在女大学生都只能就低上岗，找到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或与能力不一致的低层次工作，或同样岗位却报酬偏低的工作，使得很多女大学生不能得到与自己能力相符的岗位和工资报酬，有的女博士只能与男硕士同等录用，女硕士只能与男本科同等录用，因而在待遇上与男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而产生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的影响：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左右着劳动力市场，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偏见与歧视严重作祟，为女大学生求职就业投下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深重阴影；其次是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现在市场用人单位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并会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全面衡量男女大学生毕业生的“性价比”，结果是：女大学生的“性价比”低于男大学生。主要是因为女大学生的声誉及相关成本还有预期劳动生产率和提前退休福利成本；最后一点是因为女大学生就业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在高校毕业就业的法律法规建设上，对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和义务规范不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法规的内容计划体制色彩浓厚，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等，堵塞了就业渠道，影响了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

二、消除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对策

1.要加快经济发展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于妇女就业难题的解决。所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从而可有效消除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

2.政府方面：完善就业市场，健全法规和制度

要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最强有力的武器还是政府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平等的就业制度，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女大学生就业的各种权利，法规的出台能对招聘单位性别就业比例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能有效保障女大学生的就业平等权，有助于促进政府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3.社会要加大宣传性别文化的观念

传统文化中的性别差异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要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性别差异观念。全社会要致力于消除文化观念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要改变社会对男女价值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优势。

4.要提高自身素质

自己找不到工作除了现在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之外，自身的就业素质也很重要，为了能够在将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需要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加强学习能力，要大量阅读课外书籍，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己的社会经验，培养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等，这样方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业歧视问题实际存在现实生活中使许多高校女大学生失去了很多就业机会，在解决女大学生就业歧视问题方面，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所以，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女大学生就业搭建平台，使学有所成的女大学生有机会回馈社会，报效国家。女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主动适应市场就业竞争，为自己的未来争取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