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环境经济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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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来讲，基塘生态农业发展的循环模式主要是由陆地的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相结合，这种科学的生态系统是基于高效益以及低消耗的前提下，是一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可利用的模式，也是在农村比较容易实现循环发展和推广的模式之一。原因在于，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淡水生态系统资源以及陆地生态系统资源，基塘生态农业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并且可以做到有效的推广，经济发展又得到提高，可以说整体效果相对满意。

1.2“四位一体”的农业循环模式

四位一体的农业循环模式是首先由辽宁省提出来的，具体是指以沼气为纽带来带动整体生态综合的工程。四位一体模式能够很好的与农业资源循环模式结合起来，这点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得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典型的代表。由于农村地理优势明显，平原的农林牧符合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资源的合理运用，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为主要的是，为其他农村地区的农业循环模式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

2、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策略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策略的提出是切实能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贯彻的方式，所以需要根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提出相关的策略，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贯彻，进一步提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加强农业循环经济的宣传和推广力度

首先要加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使得农业循环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才能够切实的提高农业循环经济的应用效果，强化农业循环经济的主题的作用，在具体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民进行大力宣传和大力推广，宣传农业循环经济的优点，让农民切实看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益处才能够转变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摒弃过去传统的掠夺式的发展模式，推崇现在和谐式的发展模式，将两者进行对比之后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之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让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得到创新，惠及三农。

2.2强化政府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引导

其次，政府是强化农业循环经济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成败的关键。政府积极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宣传和引导作用才能够保证农业经济发展取得良好的效果，才能够切实的促进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新模式。在强化政府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引导作用过程中，政府不仅仅要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投入一定的资金，还要多方位的多层次的引导农业经济渐进式的发展，以点带面，建立良好的示范村，做出榜样的作用。这些措施都是能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的措施。

2.3促进绿色环保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在实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绿色环保的理念，只有拥有绿色环保的理念才能够从内部促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生活生产中要不断强调绿色农业的重要性，强调绿色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清洁生产的观念贯彻到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切实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支持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质量，同时也满足绿色环保的农业循环经济的实际要求，所以，想要做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工作，要讲绿色，清洁生产的观念灌输到日常的农业生产环境当中。

2.4强化农业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研究

只有强化农业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研究才能保证农业循环经济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农业循环经济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新循环经济的相关技术，并且将新技术推广到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农业循环经济的飞速增长的同时也能推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科学理念。由于对相关技术和研究的更新，能够与时俱进，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农业循环经济的相关问题，并且能够解决问题，改善现在的一些不良发展状况，保证了农业经济发展达到预期目标和相对理想的状态，使得农业经济不仅仅是可持续增长，更要注重农业循环经济的稳定，健康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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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经济指标涉及内容能够非常多，包括各种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城市建设发展的目标、资源的合理配置等，下面介绍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经济投入的组成部分如图1。（2）要发展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加大投资规模，它的发展需要经济支持。生态环境建设是为了城市发展，不是单纯的谋利益行为，而且投资回报效果不是很明显，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要发展福建省的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结合区域特点进行开展活动，可以根据当地的气候、工业发展、城市规模等采取有效措施。政府投资建设生态环境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然后评价各项建设项目的效益和费用，判断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的合理性。下面介绍生态、社会效益以及国家建设该项目所获得的效益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如图2。（3）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存在很多动态因素，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项目建设时间进行调整，计算出投资与效益情况，可以采用现价进行对比分析，最后确定合理方案。

1.2指标结构图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指标，它分析沿海城市的特点，然后综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规划目标，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指标如图3。

2对策建议

要实现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需要注意各方面的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就可以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①在经济建设中要注意合理使用资源，资源不是无限的，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同时还要注意保护环境，生态环境对于城市建设同样非常重要。②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需要注意对环境的伤害，环境污染一般都是人为行动造成。要实现协调发展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使用，让资源发挥其价值，杜绝浪费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掌握方法。分析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经济指标体系，可以采取有效措施。

2.1合理利用经济资源

2.1.1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的使用可以把法律作为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的有力保障，现在国家出台了很多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就是希望可以改善目前现状。有了法律保障，可以监督建设工作的情况，对于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或工厂，可以加大管理力度，让他们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工业污水的排放、废气的排放等。同时可以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对于城市生活中的污染，可以通过给居民讲解污染的危害、对环境的破坏等，让他们在生活中注意各种问题，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相关的环境保护部门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环境监督工作，严格要求各大企业重视污染问题，发现不良情况，加大惩罚力度。生活中的垃圾处理不当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可以研发绿色环保产品或者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的消费品，这样也可以在一点程度上降低污染情况。2.1.2规划发展方向合理规划城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做到经济和环境之间和谐发展。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事先制定计划，同样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制定计划。要实现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建设需要制定完善的发展目标，什么阶段做什么，目标是用来指导和监督计划实现情况的。在发展福建省经济的同时要对生态环境采取保护措施，做到发展、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福建发展规划内容包括土地、水的规划，资源、能源合理使用，工业造成的污染处理，绿化建设等。2.1.3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质和气体，经过国家检测达不到要求的企业，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造成的污染问题。国家鼓励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虽然是资源大国，各种资源比较丰富，可是无节制地使用和浪费现象，最终也会使得资源供不应求，这要求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注意方法，根据福建省各企业的特点采取改善措施。例如有的企业产生的废物可以循环利用。自身企业不能使用，可以给其他企业使用，这样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可以采取设备处理污水，然后再循环使用，生活中可以鼓励城市居民注意生活垃圾的分类和处理。还可以把城市与郊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城市资源合理应用。

2.2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

2.2.1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步伐绿化建设是生态环境主要内容，它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问题，美化城市。（1）公路交通两旁和郊区绿化；（2）城市住宅区加大绿化；（3）在河流等地区进行植树造林；（4）主要基础设施场所绿化工作。福建省大面积发展林业，截止到2013年底，建成的风竹林面积就达到50万hm2，工业材料基地达到70万hm2，森林公园80多处，还重点保护自然景区、滨海湿地等，福建省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系统，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福建省生态环境发展良好，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旅游、水产养殖、生物公园。2.2.2转变福建当前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需要立足具体情况，福建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根据现状进行调整。（1）鼓励农业发展，福建省的农业发展迅速，而且种类很多，由林业、畜牧业、水果、水产品等，加强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2）福建省的传统工业存在污染严重情况，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和技术手段进行改善。主要的工业有火电、石化、建材等工业，而且资源比较丰富，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3）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也占有很大比重，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把福建省各个行业结合起来一起发展，形成一条综合发展的道路。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为各行业服务，处理好经济和环境之间的问题，提高整个城市的发展水平。

2.3生态环境建设方案

（1）综合各方面的指标情况进行对比，确定城市生态环境投资建设的主要项目。（2）分析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各项目情况，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开展项目建设，例如有的项目时间比较长、效益不高，有的项目投入超过实际预算投入等，都需要进行分析，然后再进行建设。（3）城市生态环境建设项目需要分出建设的先后顺序，主要根据项目的回报率、贡献率和项目具体情况。（4）根据投入和效益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把效益和贡献率最佳的项目优先进行建设，其他项目根据难易程度和其他情况进行分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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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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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和草原资源

目前我国森林和草原资源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草原资源的集中区，少数民族地区草原面积约占全国草原面积的94％，其中可利用的草原面积达32亿亩，占全国的95％。①

（二）矿产资源

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民族地区重要的优势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族地区拥有的稀土、钾盐、镁、铬矿资源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云母、盐矿资源储量占全国80％以上，汞、锡、锰、石棉、砷矿资源储量占全国的60％以上，煤、铜、铅、锌、锑矿等资源储量也占到全国的35％以上。例如，有丰富的铬铁矿，甘肃有丰富的镍、铜、锌，贵州的汞，云南有丰富的锡、磷、铜、铅、锌，青海有丰富的钾、铝、石棉，新疆有丰富的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需要的宝贵财富。②

（三）生物资源

生物资源包括植物资源、中草药资源、农作物资源及动物资源等。我国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具有种类繁多、地域性显著、特有性突出、资源丰富等特点，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资料表明，藏野驴、羚羊的种群数量大大减少，赛加羚羊、野马等野生动物资源几近绝迹。⑦

（四）水资源污染和短缺

民族地区由于生活废水、工业废水、农业污水等的排放，使得民族地区水资源受到污染，造成民族地区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水资源污染以及植被枯死、草场退化、土地沙化等生态恶化问题。另外，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水生态平衡失调问题。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是我国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自然降雨量小，常年缺水。近些年来，由于生态破坏，民族地区江河断流、湖泊枯竭等现象频繁出现。

二、民族地区资源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⑧

（一）经济落后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从民族地区人均GDP来看，经济差距还很大，并且我国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呈扩大趋势，经济落后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经济发展普遍相对落后，使民族地区成为贫困人口集中地区。其中青海贫困发生率为10．9％；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4个省份贫困发生率在5％－10％之间，⑩并且贫困与环境紧密相连，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民族地区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高原和山区，使得民族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生活贫困；另一方面，贫困又加剧了生态恶化，贫困人口为了生存，又不断向赖以生存的土地索取，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

（二）民族地区生产方式不合理

民族地区基本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的阶段。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以生产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为主，如煤炭、电力、天然气、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盐化工和磷化工等产业大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加之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的限制，使得民族地区生态日趋恶化。另外一个原因是民族地区粗放型生产方式，使得资源利用率低，严重浪费了资源。的过程。

三、民族地区应把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相结合

（一）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低碳产业

民族地区要分析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培育优势低碳产业，改变民族地区作为原料供给地的现状，发展具有优势的矿产品的精深加工、农牧产品精深加工、水能资源有序开发、中医药业等产业，提高其附加值，打造优势低碳产业价值链，发挥优势低碳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取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

1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我国民族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农畜产品优势，如新疆长绒棉、牦牛肉和青稞酒、宁夏枸杞、内蒙古的牛羊肉和奶制品，以及民族地区特有优质粮油和无公害蔬菜等，这些资源优势与其他发达地区的产品相比，具有一定地域垄断性，避开了在传统工业产品上的激烈竞争，从而有着较好的市场前景以及较高的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通过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并逐步将其培育成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改变一直以来民族地区以种植业为主的局面，发挥农畜产品优势，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结构。

2矿产品加工产业

民族地区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要鼓励和引导民族地区资源就地加工转化。以现有企业为基础，加快建设冶炼基地，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准入条件和相关规划，上规模、上水平，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延伸产业链。另外，抓好资源综合利用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在钒、钛、金、银等伴生贵重金属的综合回收、稀土单一金属的分离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3旅游产业

旅游业不但污染少，而且具有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开发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要突出民族地区旅游业特色。民族地区都有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广西有风景如画的桂林山水；四川拥有举世闻名的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三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蜀南竹海等九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贵州有奇特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宜人的气候条件；云南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情；有独特的高原风光和藏族文化等。各民族地区应该发挥各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另外，民族地区要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客源互送。如云南、四川共同打造香格里拉品牌，共同把泸沽湖打造成国际旅游精品名牌旅游区，共同打造丝绸之路文化旅游路线等。各个省区在发展各自有特色的旅游业的同时，应加强区域的合作，并且要注重旅游商品系列化的开发，在旅游产业化链条上做文章。生产能反映民族地区景点特色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如藏刀、特色食品、民族手工艺品等旅游商品。

4中医药产业

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的药品深加工能力有限，许多名贵药材都是以原料的形式被沿海及内地的一些药品加工企业廉价收购，民族地区并没有从卖药材方面得到更多的实惠，却成为沿海地区药品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因此，民族地区要加强药材资源基地建设，并以企业为主体，逐步建立中药研究开发体系，鼓励企业开发以中药资源为原料的中药产品，另外还应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加强名牌产品宣传，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二）出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结合的配套措施

1鼓励技术创新

民族地区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结合，需要技术上的突破，而对于民族地区来说，相关的技术还很薄弱，这也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在污染治理与预防、节能减排技术上，都有着较为先进的技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会对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还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的自主研发能力，鼓励民族地区企业进行节能降耗技术开发与推广，为民族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2政府引导

由于大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和生产落后，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与技术，对于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低碳产业，各地政府应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引导，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专项基金、推广先进技术等，在政策上形成有效的工业节能降耗激励约束机制，并完善有利于工业节能的财税、金融、价格、准入等政策措施，为这些优势资源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民族地区优势低碳产业的形成，必将使民族地区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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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篇6

1.两港口企业之间的博弈现有A、B两个港口企业且企业规模相当，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两个企业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别为R1和R2。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设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别是C1和C2，则收益分别为R1-C1（<R1）和R2-C2（<R2）。进行污染治理后，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根据纳什均衡分析，A和B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不治理。通过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时，企业积极性就会降低。因此应把污染导致的外部不经济内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权二级交易市场。

2.港口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现有A港口企业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业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有两种选择，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为R1，由于环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长期性，A企业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则治理后收益为R1-C1（<R1）。a居民对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听之任之，不参与保护环境，或者向环保部门申诉治理。若申诉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获得的收益是T，即判断C2>T，即a居民参与保护环境最后获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参与申诉治理，则获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保护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环境制度创新，没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会调控和监督环保机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这也是目前环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博弈港口企业面对环境污染有两种选择即治理或不治理，环保部门选择也有两种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为R1，治理污染的费用为C1，且C1>R1，环保部门对其征收的排污费为F1，对超额排放污染罚款为F2，且F1+F2>R1，管制后环保部门收益为R2，环保部门实行环境管制的成本为C2，则R2>C2。根据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假设该港口企业治理污染的概率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为1-X；环保部门管制的概率为Y，不管制的概率为1-Y。首先，设港口企业的期望利润函数为P1。通过分析，两者的选择取决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润。同时也反映出临海经济区域环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即：虽然确定了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费和罚款标准等，但总体标准较低；同时出于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环保部门对一些大型化工产业、石油行业、电力煤炭行业等企业执行环保力度和惩罚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

二、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设计

通过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问题分析，结合秦皇岛市自身特点，对秦皇岛临海经济区环境管理制度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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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的现实出发，必须与世界接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市场和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日渐消失，资源、环境、生态日趋恶化。仅以资源在全球144个国家的排序来看，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很靠后，比如土地、耕地、森林都排在55位之后，石油、天然气方面也不容乐观。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不少GDP成份是靠牺牲资源、生态、环境，以市场资源、人力资源换技术得来的。因此，在发展模式上，国人必须警醒，要转变思维，更新观念，走科学发展之路。和世界各国一样，人口、资源、环境、发展也是当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进行掠夺式发展，与世界争夺资源。怎样寻找适合中国国情而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发展之路呢？这就必须要从现在开始，积极保护环境，适度索取，发展清洁生产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和科学利用资源放在首位，发展循环经济。

二、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有三种路径，即微观路径、中观路径和宏观路径，也称为三个层面，即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

1、所谓微观层面，主要是在企业层面、点状层次的循环。即选择典型企业或大中企业，也可以是小型企业，以清洁生产方式，减少输入端的物耗能耗，实施污染排放的最小化、治理化。企业层面循环又叫小循环，即企业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采用新的工艺设计和技术攻关，将单位产品的各种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限定在先进标准许可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到零排放、无害排放。

2、所谓中观层面，即指区域层面的循环。工业园区等开发区改变过去那种按产业分类布局的做法，而是按生态产业链的要求将彼此关联的生态产业组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和产业间的废物交换、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减少或杜绝废弃物的排放。这种中观路径循环主要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和信息技术集成，按原生态物料资源——产品——废料——二次物料的路径转化形成再生资源，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形成一个汇聚诸多优势的产业链群。

3、所谓宏观层面，即社会层面的大循环。整个社会都按循环经济的理念、理论、实施要求，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实现清洁生产、干净消费、资源循环、环境净化。目前实施的循环经济，主要是从企业间的物质闭环循环的角度实现循环经济，忽视了循环经济应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综合运行，大循环应该在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上，分别通过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原理实现物质的闭环流动，进而形成一体化体系。循环经济系统是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和集成，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可借鉴案例研究

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对策，本文列举下面两个案例加以说明。

1、五粮液集团科技创新、探索循环经济的路径。五粮液集团是四川省几大支柱之一，时下品牌价值达386亿元，但曾一度为酿酒的废弃物——酒糟发愁。生产一吨酒将产生10吨以上的废弃物，酒糟的堆积一是占用大量的场地，二是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三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几年前，集团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全方位技术攻关，自主创新实施《无害化、效益化处理丢弃酒糟技术》项目，特别注意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利用国际国内先进技术，结合企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反复试验、反复研究，攻克技术难关。集团每年成功地处理消化废弃酒糟30万吨以上，生产复糟酒6000多吨、乳酸600吨、DDGS饲料2.4万吨、白炭黑2000多吨、沼气500万立方米、蒸汽35万吨、实现热量梯级利用。同时，还投入上亿元兴建废水处理系统，新增环保锅炉除尘系统、废水治理系统、自动在线监控系统等污染治理工程项目，做到了清洁生产、无污染排放、废弃酒糟分几次全部变成再生资源，实现了废物资源化、废物减量或零排放的无毒无害化、环境保护修复化、能量梯级多级利用化、资源链式利用开发化。五粮液集团还无偿将有关技术推广给同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循环经济，其探索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实现循环经济的实例，受到国家环保部门和中华环保基金会的高度肯定和赞赏，获四川省首批“生态工业园区”的称号。

2、四川天源集团“干法电石渣生产水泥”，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达100%。天源集团的主导产品聚氯乙烯的生产是以电石为主要原料，但是生产一吨产品将产生1.7吨以上的电石渣。如果将其弃之，对环保后患无穷；如果将其堆置，既占场地又要受环保部门罚金，以年产30万吨产品计算，每年缴罚金达1275万元。为了彻底解决电石渣问题，公司特组建了技术攻关队伍，集国际国内关于电石渣转化为再生资源的若干关键技术问题进行技术创新，经过几年的反复攻关，终于建成目前国内最大的全废渣生产水泥的环保工程，将本集团所有的废弃电石渣全部转化成再生资源，实现了完全循环，更重要的是为企业主打产品的扩张提供了技术保证、环保保证、效益保证。此后，集团公司又于2005年建成年产40万吨的电石渣生产水泥生产线，顺利实现集团生产的扩张和可持续发展。

天源集团实施循环经济，推动了主导产品的顺利跨越或发展，而且，循环经济的效益也非常可观。不计算节约的堆放费（罚金）外，仅以电石渣为原料一项，就比传统水泥厂的生产成本低11%以上，加之工艺上的创新带来了综合能耗大大降低，比国内同类厂家耗能低8%以上。再与传统水泥厂相比，由于生产工艺流程的创新，粉碎尘埃污染、噪声等问题得到解决，成本也将降低一半以上。在环保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主打产品的废弃物电石渣的资源转化，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要堆置废弃物而占用大量场地、土地的问题，关键还解决了由堆置造成的污染问题，为长江上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环境改善起到可靠的屏障保护作用。天源集团公司首家建成中国最大的全废渣生产水泥环保工程，成功地创新了中国氯碱行业电石法聚氯乙烯唯一最完整的集能源、电石、化工、建材为一体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也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打造了公司的核心技术，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篇8

麦作等技术与水环境

在清代江淮等地农业技术体系中,种植业是引人注目的重头戏,生产对象繁杂多样。其中,麦子在地位上仅次于水稻。此外尚有玉米、蔬菜、棉麻等作物。1.麦子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中国南方(特别是江淮)水田实行稻麦轮作,需要开沟作畦,避免渍害。对此,王祯《农书》(5)468和沈氏、张履祥《补农书》(6)40都给予相应的注意。包世臣《郡县农政》继续研究这一重要问题。要种植麦类的水田,如果水源近便,先要翻耕板田,用耙子劳平;过些天,放干田水,用锄头在田里开挖泄水沟,分作畦垄。其技术关键在于,沟要挖得深一些、宽一些,以抬高畦面,便于排水。麦子适宜于冬天下雪,抑制其营养生长;春天,泥土润泽,墒情良好,则日后麦穗硕大,子粒饱满。如果春天雨水多,麦苗傍泥土的部分很可能沤坏,变成黄色,名叫“黄疸病”,最为农家大忌。麦粒可略微浸些水,舂掉麸皮,称为麦米。麦子也可以磨成粉,用粗布筛子过滤;然后适当和些水,揉成面筋,成为素食中的主要产品。麦面在水中,下沉到容器底部的叫小粉,可以做成浆。如果麦芒不慎进入人的眼睛里,就取些大麦,煎成汁水洗眼睛,麦芒会很快出来。2.玉米等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玉米原产于美洲,于明代传入中国,在清代获得广泛传播。此物根系发达,穿透力强,可以嵌进石头缝隙,因而比较耐旱。如果干旱过度,也宜于灌溉。玉米熬汤饮用,可治淋沥之症。芋类作物在干旱时要浇水,使土壤湿透。芋头有水、旱两种,水种特别好。区种法可用来栽培旱芋,开区下种,浇水,用脚踏平,以保持良好墒情。甘薯留种,要藏在干爽的土窖里;若受湿,则容易溃烂。粟米若研成粉,加上甘草一起煮,然后漉出汁水,搅和蜜糖,可以解毒。荞麦在本性上喜好雨水,也不是很怕干旱。稗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耐水而且耐旱。豌豆具有耐旱、耐冻的性质。青豆、绿豆,活生生地研细,和上冷水,可以解砒霜、金石、草木之毒。芝麻要趁下雨之后、土壤湿润时播种,容易发芽出苗。芝麻在收获时,若荚壳湿润而集中堆放,则子粒不能做种;如用来榨油,点火则不明亮。芝麻煎水,洗治一般疮毒,都是有效的。3.瓜、茄等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瓜类作物播种,要将种子淘洗干净,然后挖坑,锄碎干燥的泥土,使其润和。下种之后,逢旱天,要频繁浇水。六月下雨之后,农家种下绿豆;八月中旬,绿豆苗翻压到地里,作为瓜地绿肥。冬天,积雪堆积在瓜地,可优化土壤墒情;春天瓜苗出生,不惧干旱。冬瓜一名水芝,可整个削掉硬皮,埋进湿地;一天后取出,泡上清水,对消渴之症有较好疗效。茄子在九月间成熟时掰开,用水淘洗,取出下沉的子粒,曝干收藏。二月间畦种茄子,育苗。当其长出四五片叶子时,趁下雨天,带些苗圃泥土,进行移栽。山药栽培,要先掘坑、挖沟,便于泄水。当干旱发生时,要引水灌入沟,遥遥润泽山药。茶树忌讳水浸根部,若遇干旱,就用米泔水浇灌;若要施肥,可用原蚕矢沤制的粪水。红花要在二月下旬,雨后撒播。四月底,农家趁早晨天气凉快,摘收红花;然后放在碓里舂得烂熟,包进纱布,绞去其中汁水,薄薄地摊在竹簟上,晒干储藏。4.棉麻栽培利用与水环境。为人们提供衣料的纤维作物,以棉、麻最为重要。棉籽留种,也要晒干储藏。谷雨节后,农家用水选法,选择坚实的棉籽,并用沸汤浸沃,然后下种。芒种时节,麻种趁雨后土壤湿润时撒播。黄麻秆放进水田里浸泡,沤成空心,起出晒干,是上好的燃料。苎麻性喜近水之地,夏天播种。隔上一夜,用水浇灌苗圃畦垄,使其保持润泽。如果地皮干燥,就用帚尖洒水。待麻长到三四寸,要整理本田。本田用熟地作畦,浇粪水,使之膏润。苗圃的苎苗要透彻浇水,带上老土移栽。栽下之初,每隔三五天要浇一次水;二十天后,每隔十天浇一次水;以后若遇干旱,也要浇水。麻秆割倒,起剥表皮,用刀刮掉白瓤,将青皮挂在竹桁上晾晒。晒干的青皮用水煮得洁白,就可以分别接成缨子。缨子在水里浸一夜,就可以用来纺线。纺成后,放进桑柴灰水里煮一夜,再用细石灰水漂白。高粱秸秆烧灰,拌水煮麻线,使其变得洁白而柔软。麻线再用清水煮一次,晒干,就能够用来织布。

林、牧技术与水环境

篇9

虽然规定土地承包权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严格落实。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缺乏，使得农民不会真正关心土地资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短期化倾向严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追求最大产量，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3]。激励不足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是由内在需求和外部因素决定，若付出超过收益，则农民环境行为很难发生。农民的生产生活性环境行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残留农药、可降解地膜、节水灌溉技术、绿色肥料等，这样就要求农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劳力。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也要求农民有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会成本的付出。农民的环境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补偿，谁给与补偿、采用什么方式、补偿多少，都会影响农民的环境行为。实践上，政府会给与农民一定资金补偿，但补偿资金数量有限、补偿种类单一，不能有效激励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

生态需求不旺生态需求是指现代人类经济活动中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即对生存环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态利益的关注[4]。一般来说，生态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质需求，生态需求是农民环境行为的内在动因。由于我国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绝大多数处于刚解决温饱状态，再加上农民所受教育较少，农民的物质需求还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生态需求的缺乏使其还不能自觉追求行为的生态环境化。法律不完备现行法律更多关注城市环境问题，虽农村与城市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农村环境法律的边缘化，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自然缺失。而且，对于农民成功参与环境治理的环境知情权，法律也未给与明确规定。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包括农民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缺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提供和环境信息批露义务的规定，以及环境信息公开的形式不够全面等，都影响了农民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的实现，最终阻碍了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参与[5]。组织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点的限制，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要通过农村社区“自组织”才会实现。农村社区环境保护“自组织”是指在政府环境管理政策与法规的框架内，村民为所在社区的共同环境利益而自主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机构。“自组织”可以为农民环境行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体支持。

农村的“自组织”机构有村委会、农民合作社和义务环保小组3种。然而，这3种组织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环保功能的发挥：①村委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与其发生冲突，且村委会利益与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农民合作组织有自身的优势，但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其内外关系的治理还需时日；③义务环保小组是农村社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其天生发育不全，资源不足，业余性强，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信息不完全无论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型环境行为，还是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都需要充分的环境信息。然而，农民获取环保信息受到2个因素的限制：①农民自身获取信息的途径窄、时效滞后、容量少，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和个人相传获得有关信息；②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公布信息的热情不高，除了农民外，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有政府、企业、村委会，然而他们要么不公布环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轻，不公布农民关心的环境信息。环保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价值，也缺乏对政策的认同感，既不能指导农民自身的环境行为，也使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和效率大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壮年农民1年中大多时间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且由于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量高素质农民到城市里谋生，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城乡的知识水平差距，使得现有的农民不论从知识还是技术上都难以胜任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参与治理行为。

个体生态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其环境行为的开展水平。农民生态素养包括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生态素养和参与环境管理的生态素养。农民的生态素养主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行为实践逐渐获得。农民生态素质培育不能脱离农村和农民实际。由于我国农村还不富裕，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农民的生态素质教育要与农民的生产消费等活动结合起来：①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禽业和节约型经济，鼓励农民参与社区环境管理，让农民在生态环境活动中学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以及有关环境参与治理的知识和技能；②农民生态素质教育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比如可以编写反映本土生态观念的乡土教材，让农民对生态素质教育产生天然的亲切感，还可以通过中小学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辈宣传生态意识[6]；③要利用农家书屋、电视、互联网向农民宣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等；④可以通过农村“自组织”渠道向成员宣传相关环境知识及技术；⑤必须重视农民生态需求的培养，生态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行为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强度。一般来说，一个人只有先满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质需求，才会去追求生态需求。所以，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发和保持他们的生态需求。

依据“科斯定理”和“庇古税”理论，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仍可有作为。要发挥市场对农民行为的导向作用，需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绿色认证制度等。由于农业资源产权的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资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车”行为时常发生，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明晰产权、加强保护。明晰产权①建立农业资源的复合所有制，即终极所有权归政府和村集体所有，初始所有权归农民所有[7]。政府可对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利用，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农民对农业资源的初始所有权应体现为其拥有基本的使用权、种植权、经营权、受益权、转让权、抵押权等[8]。②农业资源的长久承包制。由外国经验和我国实践表明，农业资源承租时间长短是影响其有效运营的重要因素。长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减少农民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行为。③完善农业资源的合理流转机制。农业资源产权的合理转让，既可以增强农民的收益预期，又可使稀缺的农业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强保护通过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依法管制外部经济负效应。①通过市场主体间协商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即资源所有者可向侵权者收取费用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②政府可通过税收、直接管制、限制进入、主动查外、行政处罚等方法约束或禁止资源负外部性的产出。③农民采用亲环境行为生产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如果不能被消费者认可而获得比普通农产品更好的价格，农民就会因为市场风险而放弃生产。规避风险的办法就是政府对这些绿色农产品给予权威认证，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便于识别，另一方面有利于对生产者行为的监管。目前需要简化绿色认证程序，降低有关费用，便于农民申请。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需要法律做坚强保障。要通过立法和完善法律，确保农民的环境权（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和司法救济权的落实，促进农民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活动。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而且要具体详尽，便于落实公民的环境权利[9]。#p#分页标题#e#

篇10

美国环保主义者哈丁在《公地悲剧》中指出，每个人都力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忽视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承载量，公地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个体的经济动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化是公地悲剧和环境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类共有的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严格的保护，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资源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整体的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最终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法制基础。

一方面法律的社会化、系统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资本主义民法以私权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观念下形成了法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传统的法律理念正受到当代法治发展的挑战，法律社会化正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预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过渡地带，新型的法律正是在这种土壤中找到发展的空间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二者的融合，这种融合也为环境法这种跨部门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二、传统法律思想与实践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

我国的宪法中缺乏环境保护的实质根据，因为按照现代法治的原则，国家只有依据宪法才能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责任，但是传统的宪法模式并没有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确认，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环境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有关环境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关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立法缺乏宪法依据，因此必须明确人们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权，当然宪法中是存在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但是并未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责任或职责，这种不确定性也使环境保护过程中要求的集中统一的环境管理权难以实现，表现为现实中的多龙治水，效果却不明显。

有关环境权的属性问题学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人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人类权说等，直接后果是传统民法理论在环境保护中相当的不力，当今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传统的民法理论比如所有权理论、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这种绝对所有权、绝对支配权，使得个人为了取得利益而在订立契约时顾忌甚少，只有故意和过失才承担责任的过失责任原则使得对环境权益的保护难以落实，因为在我国环境要素为国家所有，当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时候谁有资格进行权利诉求，这在传统物权理论里无法解决，而依照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不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也可以视为一种自由，国家不得干涉，更为严重的是现如今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往往是社会物质生产部门的物质生产活动的负面产物，造成这种污染和破坏的企业或个人并无直接的故意和过失，按照过失责任原则其后果便是污染者无需承担责任，受害的利益无法得到补偿，保护环境何从谈起？可以说大多数的环境保护工作都是由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来进行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作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否得力，传统行政法对于自由裁量权做出了较严格的限制这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极为不利，因为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缺乏依据。另外行政法一直以来是以权力的行使作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们知道仅仅靠权力手段是不足以对环境实行有效地保护的，此外环境保护所要求的预防为主，预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民事行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滞后性相矛盾，可以说当前的行政法对环境的保护是相当的不力的。当然，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恰恰说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规范来适应和满足环境保护和国家环境管理的要求，这就是环境法，可以说正是由于传统法不能满足而环境法可以满足现实的需求才导致了环境法的产生，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环境法得以应对不同层次的需要

（一）作为应对废旧品处理、环境工程设计、垃圾的回收利用等问题的环境法规、判决和条例是第一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所谓的第一需要是因为为了应对各种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公害问题，相关的环境法以一种应急性的法规、判决和条例的形式出现，由于具体问题的类型多种多样变化万千，所以这一层次上的环境法的变化也就异常迅速，往往是问题已出现就会出现对应的环境立法，正如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日趋严重的时候，相应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台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随着产业活动而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在其国内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骨痛病，水俣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紧接着在其国内出现了公害立法，《关于公用水域的水质保全的法律》等，不过这个层次上的环境立法内容主要涉及到相关的环境要素，而且总是等到状况出现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所以说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关的环境政策与社会制度一体化、体系化是第二需要。

这也是环境法产生的间接原因，这一层面的环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层次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在已有的各种应急性的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将其与已有的社会制度一体化，并在此一体化过程中强调环境政策也必须要通过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权，司法制约来实施，同时在实施过层中尊重各级政府权威，事实上这是一种程序性的体现，之所以要贯彻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实质上使得已经制定的环境机制与我们社会的经济现实、传统财产权和国家能源政策相适应，当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形下，将原本杂而无章的应急性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化，不仅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这也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而使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与现行制度协调统一的结果，这一过程的结果必然是环境法与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国家能源政策的契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各种体制的优化和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