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对外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另据联合国五大机构于2008年出版的《2008创意经济报告》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创意产品出口额从184.28亿美元增长到613.6亿美元,2005年中国已经占据创意产品全球出口市场18.29%的份额,成为全球创意产品的第一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通过对具体出口行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创意产业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制造,如工艺品加工、设计产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权内容产品输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视听内容产品及版权贸易还相当匮乏。2000年到2005年,中国版权和许可证费出口额从8000万美元增加到1.57亿美元,增长96%;同期,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费进口额从12.81亿美元增长到53.21亿美元,增长315%。2005年中国的版权和许可证进、出口额之比为33.9:1,是典型的版权贸易逆差国。

2005年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新闻出版总署自2005年起连续4年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数据为例: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逆差逐年扩大(2005年14853.16万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万美元,2007年跃升到21477.73万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万美元);版权进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间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却相反上升至6.91:1。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仍处于文化产业全球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国主流价值和现念的核心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总量仍然很小。

二、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对祖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西方国家有现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就保证了其文化的延续性。而我国,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国家的落后都归罪于传统封建文化的积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结果是韩国人申请了端午祭,我们才酸涩地觉得它是我们的财富;中国年轻人日益隆重地过起了西方情人节,我们才宣传起中国的七夕节;外国快餐在中国攻城掠地,我们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处。可以看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还谈什么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反观其他国家,它们却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产品。WTO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法国等国提出了“文化产品例外”原则,即文化产品不能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与美国的意愿相左,从而导致此谈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尽管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但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延续性上,西方国家仍然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的。

2.没有把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传播中华精神

中华文化元素是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部分构成。显性因素,如文学艺术、经史典籍、民族服饰、历史遗迹、节日风俗、书法篆刻,乃至于中国结、奥运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纸扇、一撮茶叶,等等;而隐性因素是那种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并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精神、气质、品格和风骨。在对外文化贸易中,我们要求通过将显性的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向世界传播中华精神。显然,隐性因素更加重要,因为其一旦被外国人所接受,则会加速显性文化产品乃至于普通货物的对外贸易。

然而,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以及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结果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兰是中国的,但美国却把它拍成了电影,除赚了3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将花木兰变成了美国品牌;三国演义是中国的,但在网络游戏中,却被日本开发成游戏软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没有积极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有力措施

应当说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在思考如何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了。2004年7月文化部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国产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发出了《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这些政策都缺少实质性的支持,如税收问题、投资优惠等。特别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风险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产的周期也大大长于普通商品,如何给予扶持,没有明确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三、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

1.借鉴他国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格局

1929年后,美国控制电影产业的大财团通过收购企业和控制发行渠道,逐渐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发行体系,为好莱坞电影继续走向世界打造了坚实基础。通过跨国文化公司、占据市场份额90%以上的影视产品及影视音乐版权贸易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话语权。

韩国在金融风暴后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其基本战略路径是瞄准国际市场,将中国和日本等国为重点出口对象的东亚地区作为登陆世界市场舞台的台阶。通过针对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区域差异开发针对性产品;挖掘品牌对韩国形象和韩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在文化出口地区建立“前沿据点”,通过前沿据点开展区域市场调查、研发和宣传;积极开展跨国合作,集中资金支持重点出口项目等具体措施,分地区、分阶段占领国外市场,有效地推动了韩国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与当时的美、韩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实力被世界承认的必由之路。可以说,目前中国内地的文化产业只是存量,而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增量的外向型文化产业,发展力度明显不足。中国可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以文化产业国际化战略,实现新时代的文化突围。

2.全方位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

例如参照世界文化论坛、全球文化论坛、国际文化和发展大会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台的运作方式,吸纳国际文化基金等国际性文化基金会的资金资助,并力争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中国注意力”的影响。为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争取中国文化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促进与文化相关的各项事业和产业快速发展,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增强整体竞争力,还应当积极打造更高规格、更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从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交流机制。

此外还需加快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简化程序,为民间力量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积极培育有特色的跨国文化集团

深圳华强集团就是跨国文化集团的优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资兴建文化科技主题公园,是国内文化产业出口非常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继在第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输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签定投资的南非主题公园被誉为“中国迪斯尼”,这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首个大型文化产业项目。这种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含量以及含有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大量地输出到国外,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够积极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与此类似,国内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较大的企业可通过直接投资或注资海外文化企业、建立文化产品的国际营销网络等,以多元化渠道进入国际文化市场;中小文化企业则应根据自身实力,以合作出口、积极参与国际性文化展销等方式,适当寻求国际合作。同时还应利用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时机,发挥其国际化背景的优势,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资人才的国际化操作经验,破除海外市场迷雾,为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以及优秀创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会迸发出产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海外投资成本大幅下降,为中国出海建立文化产业基地或产业集聚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实力弱小、经验不足、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等现实障碍,单独出海往往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在有经济实力较强、国际贸易经验较足的大型企业带动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合作参股方式在海外形成产业集聚,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

篇2

文学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文学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汉办：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特刊〔J〕, 北京,2008.29.

〔2〕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一种全球化的视角》〔M〕.北京：外研社，2010.475-476.

〔3〕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4〕 王宁宁：关于海外“孔子学院”的全面认识，科教文汇〔J〕,2009（6）：134.

〔5〕 【美】肯尼迪?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胡少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9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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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宗焕平：孔子学院的独特影响力.瞭望〔J〕，2007（11）：96-97.

篇3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篇4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学目标的确定

    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学生运用西方文化知识与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了解西方思维模式、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差异,更好地进行汉语教学。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包括体制的演变、宗教、科技、教育、哲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特点;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方法运用到汉语文化、汉语语言的教学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避免文化冲突,更好地传播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对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 教学内容的选择

    目前,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总课时为36课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实现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3.1 本体知识

    搭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西方文化概论的知识体系,包括:西方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西方文化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期与发展进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会生产与生活状况、科学技术、教育、政治经济与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等相关方面的分析;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精神;强调以理性分析的方式来把握西方文化变化的规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阐释方法。

    3.2 能力

    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能力培养极其重视,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以侧重从三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学生在对文化知识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度和敏锐度,能够从多个角度对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和探究,找寻其本质和规律。第二,文化教学的能力,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文化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学习,把握西方文化本质、西方思维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进行文化导入、文化渗透和文化传播。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来实现,跨文化对比可以加深学生对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并激发他们去了解产生这一差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从而使他们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增强跨文化意识,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学。

    4 教学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

    西方文化概论的本体知识教学要突破以往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学生自主性的发挥往往只是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单一方式来进行。教师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就某些教学内容简单、学生熟悉的章节可以安排学生自学,教师只是指出该部分的知识要点、重点和难点,课上课下给予学生答疑。另外,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比如提供学生武汉大学西方文化概论的精品课程网站;针对每个章节,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提供课前预习知识;根据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情况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课下巩固和拓展知识。

    4.2 开展专题介绍和讨论

    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遵循时间线索、分历史阶段来展开讲授的,突出的是阶段性特点,缺乏对宗教、科技、哲学等专门文化领域进行全面纵向的总结和归纳,缺乏对各文化领域的横向对比;因此,教师可以开设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学、西方教育等多个专题,将学生分成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各选一个专题进行研究,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撰写报告,最后再全部展开讨论。

    4.3 强调中西文化对比

    对外汉语专业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过“知彼”更好地“知己”,从而减少和消除对外汉语教学中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隔阂和冲突,更有利地推动对外汉语语言和文化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的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西方文化的知识点与相关的中国文化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

篇5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篇6

[作者简介]杨柳(1980-)，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四川　雅安　625014)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3-0105-03

语言是文化基石，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面镜子，其中既有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反映文化。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不仅语言、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语言学习本身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语言的教学要结合文化来进行，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形式结构体系内进行语言形式学习和技能训练。文化始终贯穿语言教学的背景，时时刻刻都会影响教学本身。在外语教学中，学习者得到的，不仅是语言，还有世界观，包括要了解目的语语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并增强学习者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以及文化的交际能力。

一、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曹文曾将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的探讨归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教不教，教什么，如何教。通过胡文仲、束定芳等人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形式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言运用的制约、英语教学与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与探讨，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导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成其为问题。在教学内容方面，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教学可以包括以下五个内容：语言交际(包括词汇、习语、语法、语篇修辞)、非言语交际(表情、眼神、手势、姿势、体距等)、交际习俗与礼仪(打招呼、称赞、称谓、访友做客、送礼等)、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和同事关系、社区关系等)、价值观念(个人与集体、人与外部世界、思维方式、知识与价值等)。这些都是和语言与语言运用关系较密切的文化内容，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一个文化教学的框架。通过提高交际双方知识共享的可能性来帮助外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的本族语者进行交流。以英语教学为例，在这样一个教学过程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与英语为母语者的成功交流，从而能够顺利地学习和吸收目的语文化。但是这样的教学目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要求。

现在英语作为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英语教学这种国际语言教学培养的英语学习者不仅需要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交流，还需要用英语同英语为非本族语的人打交道。同时，文化作为语言学习者身份构建的一个重要部分，轻易地摆脱母语文化的视角而进入另外一种文化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外语学习者遭遇冲突和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许国璋、曹文等为代表的人物主张文化教学的内容不仅应该包括目的语文化，而且应该包括母语文化。许国璋指出在英语教学中，不仅应注意英语国家的文化，还应注意我国自己的文化。在他提出的英语教学方案中，不仅包括英语语言文化内容，还包括母语文化内容。曹文总结分析了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即文化知识层和文化理解层，为了达到文化理解，文化教学的内容就不应局限于目的语文化，还应该包括母语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内容。这样的教学就不仅仅是要达到单向学习吸收目的语文化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双语以及多语文化的交叉交际”。从而使学习者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在目的语的文化里构建自己与之对应的交际空间，也就是说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解决之中的某些问题。可以借鉴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理论。

二、“文化协同”理论简述

在跨文化交际日益复杂的时代，对不同文化的认知和敏感性对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外语教学课堂其实就属于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学生和教师)都带着各自对于课堂教学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具有深层次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蕴的，科泰齐和金将其定义为不同的“学习文化”，在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学都与特定的学习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不同的学习文化应遵循“文化协同”的方法，相互顺应、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的。

科泰齐和金指出，“学习文化”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活动框架，其中包括人们对学习过程中各个方面与各种活动以及学习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等的期待、态度、价值与信念。学习文化构成了整个课程的隐匿部分，师生们的教与学都会在潜意识中受到特定学习文化的影响。而特定的学习文化则要受到它生长之中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问询等方法，总结比较了英国、日本和中国学生的不同学习文化。他们着重指出，不存在说哪一种学习文化优于另一种学习文化。不同的学习文化一般都更适应于它们各自植根其中的那个社会。此外，不同的学习文化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方面，差异也可以被包容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化协同”的过程。在他们对学生的调查中，中国和日本学生相比而言更注重以知识为中心，而英国学生更注重技能和方法；在“提问题”这一方面，英国的学生倾向于把“提问题”作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启发式的提问，而中国学生经常在学习过程完成后才提问题，将其作为对所学知识的考察，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选择在课后单独向教师提问而不会像英国学生那样在课堂上大胆质疑教师；同样，在对教师的角色分析方面，不同于英国学生，中国学生很大程度上把教师认同为父母的角色，依赖于教师给予的学习指导，希望教师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趋向于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关系，教师在课堂上较有权威性，对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进程有很大的决定权。而学生也习惯于在课堂上安静听讲，接受教师所传输的知识。

因此，基于不同的学习文化，课堂里学生的行为表现和教师对课堂学习的期待会产生距离，从而导致课堂中的不合作、不配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处于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下，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起来，同时使其与所处的环境相协调，处理好不同学习文化的顺应过程，以避免或减少相互间的碰撞和冲突。特别是在引入一些根植于西方学习文化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技巧等，如果不充分认识教学环境的特殊性，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外语教学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让学习者成为单纯的模仿者，而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积极地进

入目的语文化，并始终保持跨文化差异这一意识。在学习和使用所学语言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文化协同”理论，努力做到既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又能充分实现交际的目的。

三、“文化协同”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根据科泰齐和金的“文化协同”模式，外语教学者对于学习者的本族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环境要给以足够的重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以帮助学生在不丧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时接纳理解不同的目的语文化，并能准确、得体地用目的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通过“文化协同”模式的指导，来达到外语教学的目标。

1　处理好多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以英语教学为例，其文化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英语文化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学目标的本土化两者的关系。现在，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很多的英语使用者是第二语言或外语使用者，他们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他们的交流对象也是如此。所以，国际跨文化交际的情景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英语的使用也是如此，要与该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它的语言环境相结合，经历一个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再生的过程。这样的英语应用环境决定了文化教学不能是简单的文化知识的积累，也不能仅局限于少数几个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文化，而需要更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培养学习者从多种角度判断和理解不同文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就要受制于诸多环境因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对选择和运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不能就文化差异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教学中难免会出现不合作的情况，从而影响教学效果。所以，要从科泰齐和金所提出的“文化协同”的理论出发，与具体的语言教学相结合，来取得文化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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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三、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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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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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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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过于空泛，缺乏适用内容。当前的中国民俗教材有《中国民俗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节日与民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等。这些教材除了个别版本附有多媒体教学光碟外，多数都只是书面讲解，不足以表达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机和魅力。体例也和语言教材相近，分章节介绍的形式较适用于环环相扣的层层递进式教学，而民俗文化教学，则应多以专题形式出现，才会让学生们保持新鲜感，活学易用。其次，教材中对民俗文化元素关注不够。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来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国：中国文化阅读教程I》（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韵味：中国文化泛读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汉语·谈文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但这些教材都是对于文化讲阳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内容很少见。作为文化教材，对民俗文化的关注远远不够。第三，教材没有体现民俗深层教学意图。当前教材全部是从拜访、礼俗、禁忌、饮食、节日、见面、送别等民俗事项入手，忽略了实际效果的反馈，忽视了内在的民俗文化知识的深层次立体介绍，难以让学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义，甚至让学习者对学习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内容感到索然无味。

（二）教师专业素养对民俗文化渗透的影响

教师对于民俗文化教学不够重视，文化素养有待提升。很多汉语国际教育院校都将民俗文化课随便安排，几乎没有专业的民俗学教师。不少人认为民俗属于生活，无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细微小事。觉得从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随便一说就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实际上中国的情况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课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渊源，闲聊的时候可以随意，但上课则必须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民俗教学是一门严肃认真的课程，需要理论指导和框架支撑，绝非一时兴起就决定讲课内容或者心血来潮便能办讲座的。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将较为枯燥的汉语知识和生动的民俗文化内容相结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对外国文化的感悟能力，这样方能让异域学生感受到同异质的文化，让学生对民俗文化和汉语知识更感兴趣。要时刻多了解本民族的丰富民俗文化，否则将出现被学生问倒的尴尬窘境。广博的异域文化知识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师妥善处理文化冲突，也容易让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渗入的民俗文化内容

（一）俗语中的民俗文化

俗语是汉语语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俗语可以更生动形象地传递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表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语中，能够反映民俗语义的词汇有很多，包括成语、歇后语、谚语、俚语、惯用语等，能反映民俗的数不胜数。例如：“二百五”“东郭先生”“马大哈”“炒鱿鱼”“铁公鸡”“绿帽子”“黑吃黑”等。还包括问候语、祝福语、道谢语、禁忌语、委婉语等，如：“请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龙套”等。由此说明，民俗词汇的生动形象是很适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向学生讲解词汇的深层民俗含义，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民俗词汇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强其语言感悟力。俗语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汉族人“结婚”时常常说“请吃糖”，这里就体现了发喜糖的风俗习惯；近邻日本人却说成“请吃馒头”；韩国人则说成“请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词汇完全不同，但表达了同一种含义。又如汉族过的“清明节”，即“二十四节气”之一，要在这几天里扫墓和踏青。其他还有“春联”“冬至”“端午”“闹新房”“做寿”等等。

（二）古典文学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时，常需要通过民俗心理、时代背景的深层挖掘才能使学习者正确理解语义，准确使用。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有精卫填海的悲壮举动，更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有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在学习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对于理解汉语起到了关键作用。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动植物意象来体现人的美好品格。这一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日学生相对比较好理解，例如韩国也同样喜欢以兰花来比喻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教师在讲解“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时候就会相对容易。但是对于不同文化圈的欧洲、美洲、非洲的学生来说，很难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会对其产生误会。此类民俗内容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师应适当加以注意。

（三）风俗习惯

中华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外国友人与中国朋友初次见面时，常会被问起年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孩子等等个人信息问题，甚至有些人还主动为没有男、女朋友的年轻人介绍异性，这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隐私的范围，属于不礼貌的行为，而在中国却很正常，甚至是一种普遍的表达关心、显示亲近的方式。所以在准备教学内容时，不仅应该透彻了解本民族的民俗习惯，更应该多多涉猎“异域风情”，与外国民俗文化多作比较，找出共性与差别，才能较好地理解外国人的民族心理，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学生通过了解风俗习惯进而了解民俗词汇，最后轻松愉快地学会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三、民俗文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一）民俗文化教学与渗透的常用方法

俗语对于教学中民俗文化渗透而言既是内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语的意义比较好理解，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有些则需要在课堂中有目的地介绍一些涉及俗语或民俗词语的历史名人及其事迹，以此使学生了解民俗词语或俗语的本意。可以用归类法介绍与人名有关的成语、熟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关于诸葛亮的：“诸葛亮皱眉头——计上心来”“诸葛亮吊孝——装模作样”“既生瑜、何生亮”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对三国时期的历史产生兴趣，进而去读《三国演义》，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义词归类。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妈”“太太”“夫人”“贱内”“拙荆”等一系列汉语中表达“女性配偶”一义的词，我们可将其归为一类，通过形成要素、地域等分类标准将一些俗语归为一类，集中教学。又如谐音类的民俗，我们常常在年画中会看到蝙蝠、鱼等动物图案，分别语义“福气临门”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结婚的时候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瓜子，这四样东西的头一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贵子”，花生又有寓意为“花插着生”即儿女双全的意思；还有就是在吃梨的时候，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因为谐音“分离”；送别人礼物不可以送雨伞、时钟，送男士礼物尤其不可以送乌龟或者是带有乌龟图案的东西或者是绿色的帽子等。

（二）风俗习惯教学

民俗学的解释：中国婚俗为图喜庆、吉利，多为红色，加上吹吹打打声势极大，如此显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净”的东西很容易盯上新人。为了防止“脏东西”骚扰，就在井盖上铺上红纸意图平安；原本红纸上没有东西，但是一旦有风红纸即被吹开，难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红纸上摆上苹果（苹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变为红色砖头代替。对外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必然出现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较。而学习者的目的多样，有的真心仰慕中华文化，希望能够多学习，完全融入当今中国社会，也有的只是学汉语，将民俗文化仅作为提升汉语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至于如何选择，决定权在他们。作为引导者，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态度和选择。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际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比如称呼语的使用，在中国的北方，很多人习惯用亲属的称谓来称呼朋友、同事，以示亲近，但外国人很不理解很难接受。反过来想，若他们真的称呼我们二叔、大伯，我们听起来也不自然。又如中国人的送礼方式。在讲解的时候应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礼和收礼。比如我们常说“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这是什么意思”，其中这三个“意思”是否一致？又该如何理解和运用？让学生觉得感兴趣而主动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利于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再如过年的时候贴春联，上联是贴左边还是右边、春联上下联的平仄、春联内容与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着贴等等，都应提醒学生注意，逐一进行了解和掌握。

（三）从文化精神出发展开民俗文化的渗透

有的学生仅仅是为了喜欢看中国的功夫片或者是对中医十分感兴趣，就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经常将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现象同本国的文化内容相对比，甚至有时要将两种文化一分高下。这不仅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对两种文化的内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师拥有一颗平常心，在学生的思想出现一定问题的时候，用和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断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来看待文化中的诸多差异。

我们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毕竟尚未能够成为让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具体的民俗现象极富民族特色，差异让我们的世界多姿多彩，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惊异，而相同使人类得以沟通。我们习惯将差异性当作重点，常忽略同一性与相同点，这是不可取的，二者协调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礼物时，西方人习惯当面打开礼物并赞美一番，而在中国这样做会显得主人贪婪、无礼。在中国人家里吃饭时，不应把饭菜吃得精光，否则会有失礼节等等，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