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法国文化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2][3][4][5][7]傅 荣，解读外国语言一一文化教学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6)：2―7，

[6]张占一，交际文化琐谈[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

篇2

2美国

美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如下: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拥有充足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联邦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地引导，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工业城市环境逐步变差，美国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严重，这些因素造成美国城镇化的过程过分依从市场需求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形成了极度的郊区化模式，即美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采用的是低密度蔓延式的城市发展，通俗讲就是“无边界城市”。这种过度的郊区模式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引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成为世界各国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美国城镇化的具体特征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中心城市大部分采用柯布西埃式的“光辉城市”布局，如:高密度公寓式街区，高耸的玻璃办公楼，封闭购物商城，未来派快速路，单一功能的区划等。严重缺乏人文情调、邻里关系和人气，环境陌生，生活工作机械化不方便，缺少文化娱乐氛围;美国郊区的特征是建筑密度很低，以独立住宅为主;采用严格功能分区(居住、购物、工作各自分离)，大部分家庭日常需求依靠汽车;住宅区开发大量占用农业用地;购物主要在有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和商业圈内，而非欧洲那样的传统商业区;城镇内部道路采用棋盘式布局，直接跟高速公路相连;有限的公共交通，公共空间不足;公建设施如学校、医院等水平远高于内城;商业建筑采用火柴盒式构型。它的总体布局方式与中心区基本相似，仅仅是低密度而已，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将原来那种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摩天大楼的立体城市变成了今天信息和服务经济为主的水平式城市”［2］。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人口的60%居住在核心区，但到了2000年，约80%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尽管美国的郊区化有效地满足了广大中产阶级追求理想居住环境的市场需求，人口密度降低，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但并未彻底改变中心城区的缺陷，同时还增加了新的破坏: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成本居高不下;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剧;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美国独立式住宅的总面积比其他建筑的总面积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可以说，美国的城镇化过程即是郊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这种城市蔓延模式也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反思。由地方政府最先提出的“精明增长”理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混合功能利用土地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和协调，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政府还划定“城市拓展界限”，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抑制郊区化的发展速度。这是针对美国长期以来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向郊区的无序蔓延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反馈，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以科学管理为手段，有可操作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3］。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种国情条件下，必须吸取美国过度郊区化的教训。美国乡村对开放空间的保护是一个传统。《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规定了向美国全境水体和湿地排放污水和倾倒垃圾的管理办法，在美国农田和湿地是大规模共同存在的现象。道路、景观、开放空间通常成为农业生产区、居住区以及商业功能区的缓冲地带，它们之间功能混合的程度和多样性不如欧盟那样明显，保护开放空间的常用方式是组团式布局(也称为开放空间设计)，另一个区别欧盟的模式是采用简单的工业化模式。对比欧盟和美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村庄发展模式，欧盟基本保持原有村庄的用地规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用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方式将原来的乡村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城市水平，保持了原有的乡村风貌，所有的公共空间要素得到最大的协调和保护，这是通过千百年探索而得到的一个最佳结果。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常是在一个绿地上以城市开发的方式重新建设一个全新的城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所有空间要素的协调发展的。欧盟面临的挑战是在充分继续保持原有文化资源基础上增加地方产品的价值并创造新的技术，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开放空间，解决各种资源的浪费、污染、短缺、交通拥堵、生态恶化和社会分化问题，显然后者的问题更加困难。在欧美的乡村发展中还有些教训:把乡村功能局限在单纯农业上会引起严重的农业环境污染，造成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粮食安全;把乡村基础建设等同于生产性基础建设会导致严重缺少社会公共服务;过度地拆并乡村建设中心居民点等。

3日本和韩国

日本的城镇化走的是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发展，选择适合本国土地资源条件的整体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布局模式，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日本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以获得资源配置的集聚效益，实现跨越式的经济腾飞。伴随着城市不断扩展和城乡人口流动和转移，日本及时进行町(镇)村合并(其中1950—1955年村的数量由8357个锐减2506个，减少了70%)，提高土地的占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于城镇化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但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成效有限，特别是东京等大都市圈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显著。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势，日本政府开始强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发展政策。韩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首都圈为核心的空间集聚发展。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腾飞也伴随着空间高度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政府的公共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韩国政府曾经忽视了农村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后来政府将农村发展列入国家战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村现代化。这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一场社会教育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的国民精神来启发和唤醒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发展。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改善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韩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开始实施地方都市圈战略，除了形成能够抗衡首都圈的经济规模，地方都市圈还要为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核、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基地和特定产业领域的国中心。

4中国

中国目前城镇化所面临的具体状态如下:1)中国工业化发展周期短促而剧烈，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危机现象在中国目前都已集中爆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2)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地(居住占地和耕地)少，约0.093hm2。3)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气候环境、人口构成等差异巨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的经济特征、城乡状况和人口构成与欧、美、日的大城市相近，城市蔓延程度和密集程度可能较之更高。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期阶段，人口密度极具降低，因而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我国是政府政策性主导的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声音过于渺小和无力，这在欧美国家已经证明单一声音为主导的城镇化政策是十分有害的。5)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节奏过快，且采用的是极端粗放的发展模式，各方面都缺乏德国式的缜密逻辑和精确的概念。这正在造成着巨大的浪费，这种极端恶劣抵消的习性严重损害城镇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6)中国政府和民众拥有美国式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财富的雄心壮志，同时还拥有远超欧盟的悠久历史文化，使二者达成协调发展的难度非常巨大。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性)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规律(普遍性)，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城镇化的最佳模式，此模式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西方城市发展通过城市蔓延、摊大饼、郊区化、逆城市化这几个阶段，而直接走向后现代或准后现代模式。在此设计理念指导下提出的是一种四级区划模式(包含中心区、郊区、卫星城和村庄四个层面)。后现代化在建筑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在开放式空间和封闭式空间之间的矛盾构成形式中，把开放式空间从现代建筑规划模式中的道路网络、广场等人造区域扩大到公园、街道、商场、树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牧场等。不仅要求上述诸要素与城市空间进行良好地围合、环抱、隔离，还要求诸要素之间进行良好地互动和和谐共生。这个问题在四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区域都要很好的实现，因此它的设计难度也是很高的。下面分别从人口构成、产业分布、综合地位和发展方向、建筑规划模式来完成对这四级模式的描述。

4.1中心城市区作为中心城市区应承载区域内的绝大部分人口，绝大部分的社会无产或低产收入阶层人士，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在此生活和工作，不允许造成城市中心区人口空心的现象;产业构成上主要承载区域内绝大部分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此不允许发生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城市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其地位为区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建筑规划方面，不能采用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模式，而要采用高密度、紧凑型、混合功能、立体化的空间布局，打造一个复杂精密、运转高效的庞大城市机器，以满足众多人们舒适生活和紧张工作的需求，也就是德国的“极核效应”模式和日本的“空间集聚”模式。在庞大的机器之中个人不会感到渺小和孤独，因为这种混合功能模式可以使得每个人都能感到自身生活在适宜的空间之中。中心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完备，特别是轨道交通非常完善(日本东京地铁有3000km，地下5层空间分布，而北京地铁只有300km，可提高的空间很大)。

4.2郊区在此区域尽量避免采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模式，采用混合型的、中等密度的、紧凑型的模式。人口构成主要是中产阶级和社会高收入阶层;产业分布为高端的第三产业，包括高端教育、文化、休闲娱乐、商业、医疗、金融服务等;综合地位为城市次中心区;规划建筑布局上为较高密度的混合功能模式，绝不能采用欧美的低密度模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这里有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舒适的居住环境。

4.3卫星城镇郊区之外布置卫星城镇。人口构成主要是工薪阶层和少量农村人口;产业分布为中低端制造业，第一和第二产业的相关服务业(农机修理、矿业机械修理、产业工业园等);规划建筑模式采用较高密度的(高于郊区低于中心区)、紧凑型、混合功能模式。

4.4农村主要指分布在广袤田野中的农村居住点。人口构成为全部的农村人口;产业模式主要是采用机械化耕作来保证整个区域的粮食安全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供给，在这里要防止产业功能的过度农业化，使得农田覆盖面积过广而造成产业面积过度膨胀;规划建筑布局避免采用方格网状的整齐排列的工业化布局，而要合理组合各种开放空间要素的组团式紧凑型布局(如江浙一带水乡、徽派民居小镇等)，保持乡土特色和地方风貌。还要避免工业化建筑风格，道路不采用水泥硬地，而采用砂石路和石板道路，街区尺度要多样化，不要设计宽直的马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尽量由政府完成)，污水处理和湿地要借鉴欧盟的经验。

篇3

二、新时期国产动画电影发展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对中国元素运用不足

中国元素是中华民族在演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体现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符号，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国产动画电影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更要注重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创新。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而言，如果缺乏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其产品的质量就没有了精神和灵魂。从1998年由迪斯尼制作的《花木兰》到2008年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都是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创新，而且在全世界取得了票房与口碑上的双赢。而“花木兰”、“熊猫”这两个极具中国元素的动画形象更是受到世界影迷的喜爱。但是，国产动画电影在创作上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却少之又少，在动画电影市场上难得一见具有中国元素、中国风格的动画电影。对于国产动画而言，在今后的动画电影创作上要着重运用中国元素。这决不是简单的将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故事复制或改编，而是要将其加以创新。在《花木兰》、《功夫熊猫》中虽大量运用中国元素，但就其内容而言却是以表现美国式的价值观为核心而进行故事编写和创意设计的，是对中国元素的内涵再创新。因此，国产动画在基于中国元素的创作时，必须要将中国文化精神内涵、价值观的东西融入到动画电影作品中。

（二）动漫教育依然落后

皮克斯为了能够得到优秀的动漫人才，制作出精品动画电影而专门设立了皮克斯大学，为的是能招收大量热爱动漫的人才并加以系统化、专业化的培养。为了培养高素质、精尖动漫人才，皮克斯大学开设了创意设计、动漫绘画、故事编写等学科的专业课程。我国自2004年开始，为振兴动漫产业，培养动漫人才，先后在全国170多所高校中开设了有关动漫的专业和学科。但是由于我国动漫教育基础薄弱，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更缺乏系统、专业的动漫理论研究，导致我国动漫教育依然落后。这样就使得我国在动漫技术、人才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动漫产业的从业人员仅1万人左右，不足韩国的三十分之一。三维动画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已有数年，但在我国的动画制作应用却仍以二维动画为主，以“喜羊羊”系列取得成功的国产动画电影仍以二维动画技术为主。

（三）观众定位偏向低幼化

在我国，动画艺术即儿童艺术的观念普遍存在。新时期以来，国产动画电影依然以儿童题材为主，观众定位更是以儿童为主要观影对象。在每年的全球动画电影市场，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电影票房大都高于国产动画电影，除了其动画电影技术、创意高于国产动画电影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影片的观影对象包含了各个年龄段，而不是单一的儿童群体。这也是《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冰河世纪》等国外动画电影取得全球高票的原因。在国内，无论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还是《熊出没》系列等都是以走儿童路线为主。其实，动画片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影视艺术，是在于其特殊的制作方式和独特的艺术特点，而不是以观众群体为根本区别。新时期以来，国产动画电影大都以儿童为观众定位，鲜有全年龄的动画电影。虽然我国的很多动画企业都一直在尝试改变这一局面，但是要改变国人对动画艺术即儿童艺术这一观念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四）缺乏知名动画品牌

迪斯尼、梦工厂、皮克斯成为小孩子耳熟能详的动画企业，但众人皆知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其创作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有限公司却鲜为人知。这是中国动画企业对树立动画品牌的意识不足：一是缺乏知名的动画电影企业，二是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动画形象。迪斯尼、梦工厂、福克斯等动画电影公司在全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出的动画形象更是深受全球动画爱好者的喜爱，米老鼠、蓝精灵、汤姆猫、白雪公主、功夫熊猫等动画形象给一代甚至几代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些知名动画企业从动画电影到游乐园、服装、图书等一系列衍生品中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了其企业品牌的知名度。而中国动画企业，自1995年开始，我国取消了对动画的统购包销的政策，开始将国产动画企业推向市场之后，中国动画产业链几乎断层，难以有从动画电影及动画品牌中而衍生出的显著经济效益产生。总体来说，中国动画电影尚缺少著名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创新能力不足

很多国产动画电影的故事情节平淡，动画形象不够生动活泼，充满了浓重的说教意味。这使得国内观众对国产动画电影的信心不足。在动画原创方面，也一直存在盲目跟风、创新不足、模仿等问题。2006年上映的《魔比斯环》内容老套，缺乏创意，结果使得投资近1．3亿元人民币的商业片几乎血本无归。在2008年《功夫熊猫》上映取得巨大成功后，接着2011年由北京电影学院和天津北方集团联合制作的《兔侠传奇》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兔侠传奇》无论是在故事题材、创意设计上几乎是《功夫熊猫》的复制与模仿，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由熊猫变成了兔子。观众指责声一片，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失望之情也随之而生。在观众的眼中，国产动画电影的总体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是中国动画企业创新不足，盲目跟风，不能正确把握动漫的核心精神是坚持原始创新理念，幻化、形象、动感地传递优秀传统价值观及时代价值观。

三、大力发展国产动画电影的主要对策建议

（一）以“中国元素”为基础进行动画电影创作

动画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独特的幻想世界，这个幻想世界或是满足受众在亲情、友情、爱情等方面的感情诉求；或是表达出成长、坚强、勇气等自我发展的诉求；或是用幽默、风趣、调侃的方式。［2］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有数不胜数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丰富的民间传说、海量的文学巨著，这些都是国产动画值得去挖掘、创新的素材，都可以运用于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之中。此外，民间手工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以中国传统手工艺术中的剪纸、年画、戏剧脸谱、水墨画等形式为主诞生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的国产动画电影。《猪八戒吃西瓜》，以民间剪纸来设计猪八戒这一动画形象，使他的形象看起来生动活泼、滑稽可笑，与他的性格也相得益彰。《小蝌蚪找妈妈》是以水墨画为基础设计的，其特点单纯、简洁，极具美感。水墨动画片的出现是我国动画片民族化道路一次飞跃，更是中国动画对世界做出的一大贡献。［3］国产动画电影在对高科技应用的同时在题材选择上应大力挖掘我国民间艺术，让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形式多样化。这不仅可以拓宽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范围，更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以中国元素为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更符合国内观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所在，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得以发展和传承，正是民族精神、价值观的作用。同样，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中要融入具有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价值观。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曾说：“希望能够借着更具有深度的作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4］国产动画电影更需要这种具有深度的作品即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乐于助人、忠孝友爱为主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国产动画电影之中，不仅能提高动画电影的精神内涵，更可以向观众、社会传递正能量。实现中国动画电影复兴的“中国梦”，只有这样中国动画电影才能自立于世界动画电影之林。

（二）牢固树立动画品牌意识

一个企业只有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宗旨、品牌，才能够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皮克斯的企业文化是为有梦想、有追求的动画人才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所以才会有高质量的动画电影产生。而迪士尼的企业宗旨是“带给所有人欢笑”，所以它的每一部动画电影在全球市场都大受欢迎。对于缺乏品牌意识的国产动画企业来说，树立品牌意识、建立企业文化和企业宗旨尤为重要。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商业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树立企业的品牌意识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迪士尼、梦工厂推出的每一部动画电影，其票房基本都是业界之首。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所创作的每部动画作品都能够吸引大量观众。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国产动画电影企业在今后要着力打造有影响、有知名度的动画电影、动画形象品牌。以动画电影、动画形象品牌为旗帜，带动动画产业链的发展。“喜羊羊”系列电影中塑造的动画形象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灰太狼、红太狼等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儿童的喜爱和追捧，以这些动画形象而生产的玩具、文具服装更是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统计显示，2009年《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收益中，播出权仅占30％，衍生品的形象授权占到40％，其余30％来自于其他收入。［5］但是，我国更多的动画企业依然没能在企业、动画形象上树立自己的品牌。国产动画电影要发展自己的品牌，以品牌带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

（三）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人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增加，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越加广阔。国产动画电影一直以儿童路线为主，很少有符合全年龄观众观看的动画电影。使得国外动画电影占据了国内动画电影市场。所以国产动画电影要改变现阶段以儿童定位发展路线及动画电影题材低幼化现象，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从2002年起，由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冰河世纪》系列动画电影在国内受到各个年龄段观众的一致好评。究其原因，是动画制作人在动画设计、题材选取上始终以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为宗旨而取得的成功。影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丰富多彩，观众既可以看到性格稳重、心地善良、一副好丈夫、好父亲形象的公猛犸象曼尼，也可以看到优雅、智慧且充满母爱的母猛犸象艾丽。更有像剑齿虎迪亚哥这样改变自己，由一个暴躁、爱发脾气而逐渐变成一个重感情、善良的形象。当然，也还有长相滑稽、笨手笨脚却充满爱心的巨爪地懒希德这一活宝形象。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这些动画形象中找到自己喜爱的角色，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总之，国产动画电影要在动画题材、故事内容上开拓创新，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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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环境分析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

企业国际化经营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后国际企业、跨国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截止到2004年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达6480亿美元。从参与国际化的国家和地区来看，现代世界的国际化经营，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且投资规模、方式、范围和地区都有所变化，投资速度大大加快，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超过了全球产出的增长，而且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投资的地区也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举。

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加强。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国际经济一体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今世界按区域划分已形成各种经济圈，其中较典型的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显然有利于经济圈内企业，不利于区域外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绕过外国贸易保护，从而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或者保持现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可以获得投资所在国贸易壁垒带来的一些好处。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一种预防性对策，可以针对出口市场可能出现的新的贸易保护政策，提前打入该市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世界经济重心出现转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两大趋势已日益明显并引起人们关注。一是全球经济的“引力中心”将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太地区的经济近几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外贸总额与外汇储备也与日俱增。二是经济发展将由北半球北部向南转移。今后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将集中于资源和劳动力密集的南方。随着计划经济模式日益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这使经济南移的可能性增大。

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使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企业的研发费用迅速攀升，成本加大。这种情况下，企业除了调整产品结构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创新产品的合理生产规模，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使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投入获得良好回报。中小企业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同时具有较强的意识能力和模仿能力，能较为敏感地捕捉到国际市场的信息并做出快速反应。

各国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同时许多国家也处于转型经济中，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日益加快，这已成为一个普遍趋势。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许多国家都放眼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而这进一步为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际投资环境

发达国家是最大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2004年，美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名列榜首，英国和中国则分列二、三位。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606亿美元，仅排列第三。10个最大的东道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占世界总流量的2/3，而100个最小的外资吸纳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只占世界流量的1%，相差较为悬殊。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全面复苏和繁荣，发达国家主宰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更为明显。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后起之秀。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迅速。其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2004年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达到46%，达到1050亿美元，大约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23%。

中东欧、亚洲、中美洲和非洲成为国际投资热点。这些地区集中了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这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趋于稳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所以大量的外资涌入这些地区。同时，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发达国家或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区域的企业劳动力成本日渐增高，市场日趋饱和，为了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它们进行产业的梯度转移，立足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纷纷到泰国、越南、巴西、印度尼西亚、匈牙利、俄罗斯、南非等社会经济环境较为稳定、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或进行技术输出。

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为主要形式。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根据其动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生产要素导向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更多采用市场导向型，即对外直接投资更注重市场容量和份额。

投资主体多样化，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为大型跨国公司，人们也总认为跨国投资必是大型跨国公司所为。这种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生了彻底改变。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尽快融入世界大潮，大批中小企业也纷纷加入跨国投资行列，成为中小型的跨国公司。同时，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也为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特别是一些国家对外资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使中小企业抓住了历史机遇，采取“走出国门、博采世界之长”的战略，将经营和生产据点设在劳动力、技术、资源、市场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一道国际投资的亮丽风景线。

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技术环境

信息技术进步促进了知识全球化的发展，并使单位成本急剧下降从而刺激信息市场的需求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标准化，以及其他服务成本的下降，给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在全球范围配置劳动力和资本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进入其它国家市场提供了新的契机。信息技术不仅使投资活动变得更易于控制和形成预期，而且使投资者对投资活动的分析更加受到其他投资者信息的影响，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竞争从有形资本的竞争转变为无形资本的竞争，从土地、资金和劳动人口的竞争，转化为人力资本、资金、信息和知识的竞争，并且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原理也面临着内在的重大调整。自然禀赋不仅仅是土地、人口、资源、技术和资本，还加上了创新技术、信息资源和知识思想潜力等无形禀赋。信息资源、创新能力和知识要素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竞争的新要素。信息和知识可以为厂商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使单位生产成本下降从而获得成本优势，或者为厂商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差异性战略，或者为厂商提供选择合作伙伴组成战略性联盟的商业机会。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更富有竞争性，但同时也对厂商之间的合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竞争合作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国际化-[飞诺网]

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地位更加凸现。由于知识的互补性正在逐步取代物资资本的互补性，从而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附属地位，企业之间相对地位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质量、数量。因此，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大企业几乎毫无区别。中小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的网络建立国际关系，分享全世界最前沿的产品信息、市场信息与技术信息，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进行只有大公司才有技术力量进行的技术转移。现在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营销网络经销产品，每个中小企业致力于做好自己最擅长的项目，就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以往中小企业获取信息落后于大企业的局面，打破了大企业在信息拥有方面的垄断优势。总之，在这个时代，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为了生产某一产品或提供某一项服务，它可以非常方便地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并组织生产要素。

构筑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国内支撑环境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视，但仍存在着审批手续过于繁琐、融资渠道狭窄、政策不配套、资金援助和税收优惠不多、社会化服务体系薄弱等问题，这些都成为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发展的障碍。因此良好的支撑环境对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和现实的意义。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笔者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构筑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良好支撑环境。

加快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工作。中小企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为了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和创新环境，扶持它尽快成长，必须加快中小企业的立法工作。必须尽快制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法》等法律以及与之配套管理条例，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对外投资行为，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项目和跨国公司出国出境人员的手续。

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这样有利于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省一级设立了中小企业局。但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地处城镇，甚至乡镇，所以应在各地市乡分设中小企业局，这样管理和操作起来会更加方便，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会更即时，更便于开展点多面广的管理和协调；同时应对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减免税收，实行差别税率。

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应该借鉴台湾省完善的中小企业辅导体系的经验，这个体系共有十个，即财务融通、经营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开发、资讯管理、工业安全、污染防治、市场营销、互助合作和品质提升。为此，建议成立中小企业家协会或者联合会，提供政策、法律、市场、经济、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咨询服务。研究中小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企业提供技术“诊断”和“保健”服务，并及时提供必要的救助。

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国有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把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妥善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贷款约束和贷款激励的不对称问题。如对贷款发放进行贷款额度(意味着多收益)和贷款质量的双重考核，完成贷款发放任务有奖，反之受罚；但是贷款发生风险损失，则贷款的调查人员、决策人员和审核人员按相应比例计罚工资。在这种机制下，信贷人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掘贷款需求，并能够通过深入调查，摸清贷款风险底数，较好地平衡贷款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信贷业务创新力度。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体系。我国中小企业规模比较小，抵御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交易风险的能力较弱。为此，一方面，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具有较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因此，要加紧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保护协定。另一方面，建立对外投资保证制度，即建立资本保护和鼓励我国企业或个人对外投资的国内法律制度。鼓励保险公司不仅对来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开展保险业务，而且对国内中小企业去国外投资开展投资保险，消除投资者的担心和顾虑，使投资者更好地开拓国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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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70-02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整体与其中有机构成元的关系。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思想行为的模式。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对艺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努力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于中国画的发展非常重要。针对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从文化对话的角度探究中国画的处境及其文化身份,以此探索中国画的发展。

一、 中国画的文化境遇及其发展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构成了精神文化的多种境遇: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政治传统主宰和民间文化蛰伏相结合,文化变迁丰富多样。而艺术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既有适应大众趣味的文化特征,又有艺术家个性发挥的要素。艺术独特性在于它是个体精神表达和折射群体需要的产物,千差万别的个性创作使艺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是文化现象的特殊面貌。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东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滋养了它的精神内涵,中国画的材质工具――宣纸和笔墨造就了它的表现形态。千百年来,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使其内外交融、炉火纯青,铸就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鲜明文化特征的绘画艺术,与东西方各画种共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中发展,是近现代中国画艺术的主流,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延续和弘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国画更把艺术的变革和创新作为历史的使命。如“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以推动传统水墨画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为宗旨,组织中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探求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空间,并赋予这一传统艺术新的观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拓展其表现形式。“深圳水墨论坛”邀请中外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从理论上共同研究、探讨水墨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指引当代水墨画的创作实践。16年以来的五届展览和相应的学术活动,对当代水墨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由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出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变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位,使之与当代文化对话,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应视笔墨的运作为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追求,更多地关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和体验。撇开个人精英情结,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及表现形式只是当代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

二、 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及其发展

画家在作画时总是带有特定的文化眼光观察生活。贡布里希说:“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中国画家将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都是传统文化使然。

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画面之中,注重个人的品质、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内涵。而这种人文内涵并不需要通过人物画来表现,如郑板桥通过竹子和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时,如果仅仅从视觉画面上来欣赏,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郑板桥所画的只是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所谓的基于国际文化语境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则从传统笔墨的角度来探讨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因此,确定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多个人表现自我,显示个体人格,中国画似乎无法进入当代文化潮流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水墨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水墨能否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以及它在世界艺术中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冲击下的危机与生存问题,水墨画面向新世纪的发展问题更为紧迫。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深化,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中呈现的。与此相关的水墨画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即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水墨画发展中的“现代性”,作为视觉艺术的水墨画中的“现代性”与作为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有何关联与区别。

回顾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不断革命,在形式层面上的风格语言的革命及形式革命的潮流之下相应的意识与精神的变化、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变化。显然,艺术形式的革命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水墨的变革,最初的动因仍然是面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艺术家试图以水墨艺术表达自我,在统一的群体心理与意识形态中,寻求个人的内心情绪与精神表达。然而在艺术门类对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生活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中国水墨画艺术从题材到精神旨趣,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山水景象与人文理想,静观与冥想、悠闲与出世成为大多数水墨画家的价值理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反而促进了水墨画艺术对传统的回归与向往。这使我们想到“扬州八怪”与“海上画派”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中国商业城市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看到都市生活的现状与冲击,而适应市民趣味的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的变革和世俗色彩的引入,也只是在形式变革的层面得以延续。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认识上,而要进行深入、理性的研究。为了“随时代”,将工艺美术的手工艺技能也引进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不可取的,有一些作品,要么水拓、要么柔纸、要么粘贴,从作品的现象看早已失去了“笔墨”的作用,这样的作品,只能看作是一流工匠的工艺品而已。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些画家为了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不得已而为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则是因画家的头脑中对创新缺乏理论依据造成的,很难体现出“笔墨”真正跟上时代的发展,其最终结果是创新随价值,传统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文化对话中,不仅要追求“笔墨当随时代”的基本观点,还要不失笔墨作为中国画基本特征的文化身份。

综上所述,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笔墨当随时代”为宗旨,把笔墨作为中国画最基本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画纳入文化对话中谋求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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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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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有关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可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的争论中，“音乐文化”是一个被大家频繁使用的名词，但同时也是一个被误解，误用最多的概念。最为常见的误解之一就是将它的内涵等同于“音乐艺术”。在某些学者的言论中，“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常常被混为一谈，不加任何区分。于是便出现类似“音乐的现代化”，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等等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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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治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习尚和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地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影响，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正在向现代法律文化转型。本文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行阐释，并对它的源流作探讨。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论界定，我国学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即是法观念、法意识，所涉及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法律及司法机构、法律职业家等的态度，对于解决冲突方式的选择、政府标准以及法律价值尺度等。〔1〕有学者也表述为，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艺术等一系列法律实践及其成果的总和。〔2〕还有学者归纳为，法律文化是社

会观念形态、群体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制度中有关法律制度的那一部分以及文化总体功能作用于法制活动而产生的内容，即法律观念形态、法律协调水平、法律知识沉积、法律文化总功能的总和。〔3〕以及，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本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和。〔4〕法律文化是一定社会对法或法律制度的观点和态度的形态，包括法律意识及法律制度运行机制等方面。〔5〕如此等等。总之，法律文化是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6〕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演进的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在世界法律史上独树一帜。这种公法色彩浓厚而私法属性淡薄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7〕

第一、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其中，古代中国过分地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法的预防功能。而且将法让位于伦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为社会的主要调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对道德起辅的作用。

第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兼有司法职权，司法与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的、封闭的法律体系。

第三、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宁人，平争止讼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造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谐，从而带来无讼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重视集体、大局的利益，使得个体成员的诉讼必然会受到社会、家族和家庭观念的抑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人们对权利的积极追求与重视的共同作用下，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发生了转型。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制度层面

（一）以刑为中心（重刑轻民）到以民为中心（民刑并重）

古代中国，法即是刑，法律就意味着刑法与刑罚，同时，刑也就是法。刑事性的法律规范不仅存在于应当由刑法予以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而且在许多民事经济领域，刑法与刑罚也涉及到其中，使本来由民事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被烙上“刑”的印迹。这样，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以刑为中心，重刑轻民是其突出表现。从古代的一些立法实践来看，所立的基本上是刑事类的法律，不论什么原因都可能违反刑律的规定而受到刑事处罚。特别是对民事事务的刑事化，民事活动受到极大的打击，因而经济的不发达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刑事性使人们都认为法律是用来镇压民众的，而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权利的，这种重刑轻民的倾向的基础就是在经济上的重农抑商。

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带来其他各方面的全球化思潮，使得权利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进而导致基本理念和制度的变迁。由此导致法也不再是以刑为中心，而是以民为中心，民刑并重，刑法与刑罚是为民事领域的经济活动而服务的，刑法与刑罚被大大地限制，其作用的范围被大大地缩小。例如，中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民事经济类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它为中国法律以民为中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使民刑并重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同时，中国现在的刑事案件比重日益下降，相对来说民事类的案件的比重却在上升，也验证了这点。

（二）程序工具主义（低程序化）到程序正义的转型

程序工具主义或低程序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是指这种程序只重视判决的实体而轻视判决的形成过程。即使有程序的存在，也只不过是为实体服务的工具，自己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⒈实体与程序不分，中国历来的立法重点是在实体方面，成文法典相当发达，却没有出现一部程序法典；⒉民刑不分，司法上没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严格区分，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刑事诉讼的程序，采取刑事手段等；⒊从案件的审理来看，没有一套固定的应予严格遵守的规则，司法者可以随意启动和终止审判程序，庭审调查由司法者自己选择；⒋传统法律即使有程序性的规定，也是残缺不全的，没有一套封闭、有序、较为完整的程序。〔8〕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程序性的立法日益完善，其突出表现是在立法实践上有三部诉讼法的颁布并实施，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法律甚至是实体性的法律，也有相当多的程序性的规范，例如，《行政处罚法》中对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仲裁法》本身就一个关于程序性规范的立法成果。同时，特别是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对中国影响巨大，程序正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体现了程序正义的价值。

程序正义在中国逐渐具有独立性的价值，为公正的审判结果的产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程序正义的观念和做法保证了司法结果公正的实现，是因为，即使被认为公正的实体结果，由于没有遵循严格的程序，也会使当事人难以认为是公正的；即使实体上不是非常公正，但遵循了严格的程序作出判决结论，当事人也是可以接受这个结论的，因为程序的独立性价值日益深入到人们的基本观念之中，程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不可或缺的法治因子。

（三）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基本上表现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国家化，具有强烈的国家和社会的公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与刑事化，国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现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罚性与刑罚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惩罚性色彩，其实是一种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及行政执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体现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进而呈现出非民事化倾向。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会原因中最关键的既不是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因为当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中国的国家权力观念发达，而且这并不表明中国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视出这种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国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的公法属性向私法属性的转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法律更加趋向于私法化，谢怀栻先生说过：“法国民法典是19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我希望中国民法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10〕例如，中国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证是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表明中国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发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审理的绝大多数是民事类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趋势，其比重越来越大，而刑事类的案件却刚好相反，这样中国法律文化对外所体现的则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

中国的传统法律体系是非常封闭的，突出表现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体系造成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的减少，这更加剧了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倾向。原因大概有：⒈经济上中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必然的减少，理所当然体现在其法律体系上是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另外小农经济属性也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封闭；⒉政治上的高度专制，导致这种环境下的法律与法律体系必然与之相适应；⒊中国地理环境相对较大，这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环境；⒋中国特有的宗法制度与宗法组织的封闭性，特别是家国一体化加剧了它的封闭性；⒌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唯一的思想渊源，思想上的封闭性导致法律体系的封闭性是必然的。

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向开放性迈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趋势越来越强。其重要原因表现为：⒈经济上不是自然经济，小农性的色彩也趋于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开放型的经济，这为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经济基础；⒉政治上更加趋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条件是开放，也与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中国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全面与全方位的开放与交流，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的生成；⒋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与对人进行封建统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组织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国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发展，而不是以前单纯的儒家伦理化的思想束缚着人们，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从而导致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五）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

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现为司法行政一体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还有学者认为：“每一个官员不论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的首脑，都拥有司法职权，官僚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机构都负有天生的职责来处理案件”。〔12〕主要体现在：⒈组织机构上传统中国的司法行政难以区分，中央虽有司法的专门机构，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约；⒉司法主体上没有专门的司法人员，司法只是行政人员的职权之一；⒊司法权不是由特定部门来行使，同一级部门都有司法权。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与措施保证司法独立，而且在《》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司法行政一体化到司法独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中《人民法院组织法》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我国也从制度、物质保证、职业资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的具体规定。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价值层面

（一）从法律集团本位（义务本位）到个人本位（权利本位）

中国古代社会从本位的角度来说是“集团本位”时代，这种本位在古代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它极可能会对个人的权利进行干预和干涉，甚至淹没个人权利。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集团本位主义的实质就是义务本位和权力本位，与法律属性的公的性质密切相关。这种义务本位的扩展，最大的后果就是对个人权利的无视甚至毫无顾及地侵犯，进而不利人们对权利的进取，于社会与个人等都是不利的。

中国现代社会开始重视个人权利，并正向权利本位扩展，无论是从主体抽象人格及财产权的绝对保护，还是对个人隐私权和精神利益在制度上的确认，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本位观念的提出和推广，对人们积极地创造财富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例如，中国目前的立法基本上是权利性的立法，确认和保护各种权利及各种权利的行使，最为注目的是物权法的起草与制定，这本身就是确认权利归属，以及对权利，特别是对私权利的保护，从而鼓励了人们对财富的进取心，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司法上，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是一些民事类的案件，要求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的占绝大多数。总之，权利本位呈现出“权利化”倾向，并且日益强烈。德国学者耶林曾说过，为权利而斗争这句话深深地印证了权利本位的合理性。

（二）从法律的伦理化到理性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化，并非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是伦理性规范，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伦理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伦理精神。〔13〕这种伦理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现为：⒈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是其产生的经济原因；⒉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历史；⒊儒家思想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⒋封建统治者对父权、族权特殊作用的经验总结。〔14〕同时，这种伦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现为：⒈司法审判案件时按“君臣之义，亲子之亲”的道德原则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⒉司法判决不是首先寻找法律依据，而是考虑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⒊司法者经常受当事人的情感、生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目前正处在伦理化向理性化的转型的过程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提出以后，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基本上根据法律的规定。伦理化的道德虽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减少。中国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对伦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国社会中法治因素与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会呈现出一种理性化的良好态势。这反映到人们的思维中则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伦理化的道德。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说道德并没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国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现出理性化的趋势。

（三）从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

法的精神是指构成法的各种关系的综合与抽象，也就是法的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直接决定于法的意志，意志具有专制性，也具有民主性；前者表现为人治，后者表现为法治〔15〕。人治在本质上来说所体现的是拥有极权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志蕴含这种意志的法既是极权的一部分，又是维护极权的工具，从政治上构成了一种专制的模式。〔16〕这主要表现为：⒈人治在政治上的表现的不是民主和，而是专制；⒉人治并不是没有法律，法律只不过是实行专制的工具而已，是通过法律进行专制的统治；⒊人治通过法律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但法律并不是社会的权力基础，是国家机器的工具，表现为权大于法；⒋古代中国社会的人治表现出高度化的极权。

中国向法治化的转型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来被载入我国的宪法，这种法治观念与方法被提高到了宪法层面，同时也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基本观念也正在向着这一方面发展，他们运用法治的思维对案件进行审理，所得出的判决结论必然是法治化的结论。我国现在的法治既包括硬件性质的法治，也包括软件性质的法治，前者是依据法治的精神而被奉为的法制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所决定形成为制度的法律内容及表现方法；后者是法治精神，即对法律至上、权利平等观念的认可和应用。中国目前的法治正在重视这两方面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对法治精神的培养与塑造。

（四）从法律价值由“无讼”到正义

古代中国人“无讼”，“贱讼”，并不是真正地对诉讼本身的鄙视，而是害怕诉讼，厌恶诉讼，其原因为：⒈不体面的诉讼有辱人格的诉讼程序；⒉官司（不管输赢）会导致“结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⒊诉讼中易受讼师撮弄敲诈，不得不低声下气屈己求人。〔17〕概言之，古代中国人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而不是对诉讼本身的道德或者价值评价为出发点而去无讼。〔18〕从宏观层面看，“无讼”的原因有：⒈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农耕文明；⒉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经济因素；⒊宗法文化与宗族组织制度；⒋思想文化渊源是中国文明的法自然；⒌无讼的社会根源是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⒍政治根源是和谐与稳定。超级秘书网

目前，中国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向正义与公平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现在的立法需要遵循法定的立法程序，这种程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保证立法正义的必然性的措施，只有通过这种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法律。因此，从价值层面来说，立法的过程就是对立法正义的永恒追求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具有正义观念的法官越来越多，其法律思维也具有正义的因素，特别法官对个案的审理与判决的本身，就是一个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的过程，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实现法律的个别正义，通过正义化的程序审理案件所得到的结果也应该具有正义性，法官对每个案件的正义的不断的实现，在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最终也可以达到全社会一般正义的实现。总而言之，通过法律来实现正义是我们的一般经验，对法律的制定和对法律的运用其实就是不断地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在共同的协调中实现最大优化的正义与公平。这种公平与正义的观念与精神在现在的中国正在广泛地传播，逐渐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思维中。

综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文化上的精神支持，进而为判例法在中国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在宏观上对中国实行判例法提供了法律文化环境，从而加速了判例法之中国化进程。

[注释]

〔1〕慕槐。法律文化随想〔J〕。法学研究，1989，（2）：71.

〔2〕刘学灵。法律文化的概念、结构和研究观念〔J〕。河北法学，1987，（3）18.

〔3〕季卫东。中国文化的蜕变与内在矛盾〔A〕。法律社会学〔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225.

〔4〕刘作翔。论法律文化〔J〕。法学研究，1988，（1）16.

〔5〕武树臣。中国法律文化探索〔A〕。五四法学论文集〔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79.

〔6〕于语和、施晓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2）：13.

〔7〕夏利民。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6）：16-17.

〔8〕黎桦、叶榅平。司法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J〕。科技与法律季刊，2001，（2）：95.

篇9

线条、笔墨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董其昌云:“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巧论,则山水决不如画。”③注重笔墨,追求笔墨的精妙在传统中国文人画中居于首要地位,在这里笔和墨已具备了独立的审美意义,具有一定的抽象性。wWW.133229.cOM以“笔”而论,正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同来。”书画同源使得书法的用笔和线条引注于绘画,通过流动有律的线条来表达生命的节奏,表现物象的“骨”和“神”,从而使画面物象的构成和用笔更加丰富多彩,使绘画的线条更富于力度、美感和文化的素养。作为书法的用笔、线条本身是一种非文字的、非辨识的形式知觉,是对线条及其相关形式表现的审美感知。它不是具体的再现某一事物,而是在一切具体事物之上进行高屋建瓴的概括、抽象的结果。造型心理学讲,大自然并不存在线条,它反映的是人类对世界的抽象意识,中国画以线条作为造型最主要的手段并赋予线条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和个性特征,这就使中国画的线条更具有一种独立于象外的审美价值和情趣,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形成的被人们的审美意识所肯定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具有一定稳固性的表现形态,是作者审美情感、精神修养、人性品格的抽象表现,这种表现深刻、概括并且具有广阔的涵盖力,是一种抽象性的表现形式。

再来看中国画的表现语言“墨”。王维《画学秘诀》中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⑤中国传统水墨画略去光线,独钟水墨,利用墨色的浓淡干湿形成的韵味来表现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从“墨”本身来看,作为净化升华的色彩,它是具备了无限可能的抽象色,是创作主体赋予外物的假定,它根源于艺术家在视觉表象上对色彩的非知觉的处理,以这一种墨色表现宇宙万象,这种反映不是真实再现的忠实反映,是一种主观化的反映,是在挣脱现实世界自然万物光彩夺目的色彩,而得到的对现实世界“质”的主观反映,这里的“质”就是前边所引的“自然之性”,很显然这种“墨”的表现方式是具有一定抽象性的。如追溯其文化的渊源,应该与孔子“绘事后素”在绘画上以静素淡泊为高雅以及儒学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有联系,再就是以道家“五色令人目盲”和复归自然的人生价值观为基础,它们共同奠定了传统水墨画抽象色的表现风貌。

笔与墨的骨肉融合作为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体现了中国画特有的形式美感,是中国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墨之溅笔也以灵,笔之运墨也以神,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笔无墨也”。⑥在这里笔、墨、蒙养和生活被巧妙的融合升华,这种精神与笔墨的结合运用因人的技巧、力量、线条、笔触等纯形式因素的存在,给人以远非自然形式所能给予的东西,借助于各式抽象的点、线、渲、皴、擦,摄取万物的骨象来表现作者的审美情感和人文气质,这种点线交流律动的笔墨表现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是中国画的主要抽象形态。

二、写意性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抽象性

写意性是中国艺术观的一大特点,从《易经》开始“意”即被看作万物内部的本质,圣人“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其次“意”又指人们主观的心意,明代王履声称“画虽状形主乎意”。⑦万物内部的“本质”则是在自然界万千事物具体形象(包括不同类属的具体形象)的基础之上抽离概括升华出的事物的本质规律。人们的主观“心意”则是人们对自然界万物本质的主观反映。无论是万物内部的“本质”,还是人们主观的“心意”都不是对自然动植物的模拟再现,而是在自然万象基础上进行的分离和概括,其中有一定主观化情绪化方面的成分。中国画的这种写意性的表现方式中蕴含着一定的抽象性因素。以下分述之:

(1)重“神似”的审美的表现方式

“传神写照”乃是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精神的核心,中国传统文人画重在追求“神似”,而对“形似”的要求又不太苛刻(和西方古典绘画相比),即不过分执著于事物的外在自然属性如比例、结构、透视。重“神似”的写意不是简单地描绘含混不清的图像和意念,而是作者对民族个性、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以及自然规律深刻体察的总和,画家或借物喻人或寄情予物,情景交融,使人与自然成为一个整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这是一种意识与精神的升华。不过分求“形似”通过“写意”以“参赞造化”,正如齐白石所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注重追求“气韵生动”的境界,这种通过写“神”来表现生命风采的写意方法,不是一种照镜子的写实方法,而是一种在客观自然基础之上的主观表现方法,是和心灵对应的抽离,是“师造化”和“师心”的结合,其中含有一定的抽象成分。

(2)摆脱自然时空限制的表现方式

通过摆脱自然时空的限制来追求艺术表现和概括的自由,强调宏观地把握世界,用历史的全局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是中国画空间表现方式的一个特点。“以大观小”,移步换景的观察方法,作者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抓住自然的内部节奏,把全部景界组成气韵生动的艺术画面,一幅画中可以画不同季节、不同时代的几种事物,或不同地区的不同事物,充分发挥画家的主观性和艺术自由性,所谓“天地造物,随其剪裁,阴阳大化,任其分合”,仿佛是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画面上空白的特殊处理是突破空间的另一种方式,空白处可以是天、地、水、云烟,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⑧这不仅唤起对各种实体的联想,而且造成“咫尺有千里势”之感。再看中国的“三远”之法,“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⑨对于同一片景物“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用流动转折的视线,俯视往还,处处流连,这种摆脱自然时空的限制,画家从高处把握全局按照需要自由组织空间的表现方法,不是对自然真实空间的再现,而是对无限世界的相对集中和概括,其精神的着重点在全幅的节奏和生命,它与抽象的笔墨语言的结合形成一种永恒的“有意味”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是对外在具体形象与时空的“隔离”和“抽离”,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三、程式化表现方式所具有的抽象性

以“程式”为主的高度意匠是中国画表现方式的又一特点。“程式”顾名思义,即一定的模式,是前人经过漫长的积累、提炼、归纳、概括出来的集大成的范本,是一门艺术的基本构成要素所表现出的有规律有固定模式的表达方式,是艺术家进行创作时组织、加工素材,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要依据的基本方法和语言。从彩陶、三代铜器物上的几何线型到楚汉帛画、漆画上的自由线型,再到传统绘画中的各种线描、勾皴法、点法等。至此以线条作为形式框架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语言已经被引申发展为各种具有抽象意味的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如后来的游丝、铁线、钉头鼠尾等十八描,折带皴、斧劈皴、小混点、梅花点……等等各种皴法和点法,这是由装饰纹样变为表情符号的历程,是人对美的感受变得愈益丰富,表现更加随意的历程。在原始自然的基础之上经过积淀建立的新的感性使艺术由再现变为表现,由具体形象变为抽象的形式,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是人们根据长期观察自然的经验和对生活的提炼与积淀,结合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表现形式的过程,是“程式化”的过程,是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形式的“人化的自然”,这个过程中蕴含着一个抽象化过程的存在。

对中国画家来说,文人画所表达的并不单纯是客观世界,其借助笔墨程式所表达的是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除了依靠笔墨语言的变化外,要依托的就是这种语言程式了。譬如:人物画中衣纹线描中的“兰叶描”、“铁线描”、“钉头鼠尾描”等,它们的区别不仅仅是哪种描法表现了哪种衣服的质感,而在于这些程式化的描法都含有一种“抽象美”性质的“程式”性结构。就像中国戏曲中“程式化”的身段动作,同现实日常生活中的动作有极大的距离,但其中的唱、念、做、打单独欣赏时就是非常美的艺术。中国画历经宋元明清乃至今日,它的程式传承都未改变,仍为画家创作的法度,由此看来中国画同中国戏曲一样是有着特殊表现方式的艺术。大凡要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远一点,即加工美化较多,形式感较强的艺术,都会有某种程式。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的造型和表现形式都证实了这一点,它的这种程式化存在的美学性质即在于其中的抽象性因素。

总之,在中国画的表现方式中有一定的抽象性因素存在。从横向来说,它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体事物的形态、动态、情趣、意象等的抽离和升华;从纵向来说,它是在漫长的人类艺术实践中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这种抽象因素对各种表现形式具有广阔的涵盖力、溶解性、包容性,其目的在于追求具体物象以外的某种情趣、意象。它与中国画本身具有的随意性、个性化等特点以及现代的思维模式如:开放、互通、交流、包容等具有一致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画在当代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在保证民族性的前提下同其他艺术交流的可能性,从而证明中国画在新时期的文化践履中必将有勃兴的契机。

①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②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篇10

提到中国，我们想到最多的便是中国文化了.中国是一个极具文化色彩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史承载了多少文化，造就了多少文人墨客，远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近如鲁迅，沈从文.每个人的作品都影响了几个时代.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作品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根据文化所包含的结构及其所指的范畴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广义的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而所谓的狭义的文化则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之为小文化。

文化所涵盖的层面有很多，但大方面可以总结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则包括了人们发明的交通工具，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这可以看作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则指的是社会制度，家庭制度，生活制度等多方面的管理层面；而所谓的心理文化则可以看作是隐形性文化，比如，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些都属于心理文化。

中国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古代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国人的发展都有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培养人优雅的仪表以及陶冶人的情操。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阅读这些古籍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国家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浸润在这种文化的长河里，使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文明古国需要我们这样有素质有涵养的人才。其实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发现，一旦我们熟读古书文字可以使那些文字所散发的魅力潜移默化的深入我们的骨子里，从而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现我们在这些文字浸润下所拥有的风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应该全面了解文化，拥有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古文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视，其实质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的太严重了，以致让有志之士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了。当代的我们已经被外来文化深深感染进去，对我们本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的甚少。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中国文化对于我们国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它承载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对我们自己，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阅读书籍，其实阅读书籍不是要求我们对书籍达到非常透彻，而是需要通过我们阅读典籍，达到对我国的文化游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而已。只有这样，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做出理性的思考判断。我们学习我们古代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在于当东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我们不至于丢弃自己的文化，可以理智判断，取长补短，这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有更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