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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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的准备和理论课有所不同,除了需要备课、书写教案外,更重要的是教师要做好预实验。教师在实验教学前一周事先进行预试实验,熟悉整个实验的各个环节,掌握操作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设想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答,从而加强教学过程预见性;同时检验实验试剂及仪器设备是否正常工作,从而降低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即便讲课多年,许多教师每次上课前仍坚持预试,因为只有通过预试实验才能取得最有效、直接的资料。对于新增的实验内容,为保障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要求所有授课教师都必须参加集体备课、预讲、预试。另外,教师实验课准备还需要事先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如专业、学习基础等,以便于调整教学方式、因材施教。
1.2学生的课前准备
我们对学生强调实验前预习的重要性,要求每次实验课前充分预习,并书写预习报告、课前提问检查。由于各类高等院校不断扩招,二本院校生源质量有所下降,教学过程需要同时培养智力和非智力素质,所以指导其做好课前预习就显得更为关键。我们将整个学期的实验安排和预习要求提前印发给学生,明确要求其将实验原理简要写在预习本上,以流程图或其他简明的形式写出实验主要内容(避免完全照抄实验指导),注明实验注意事项。并建议学生结合理论知识讨论写出可预知的实验结果,教师在实验课前检查并给出相应的成绩。通过预习可以使学生对于实验原理和实验内容有初步的认识,听教师讲解时能较快跟上进程,做实验时能较早准备好实验所需试剂、器材,较快进入状态,缩短了实验总体花费时间,使实验顺利开展。学生准备充分、操作顺利、实验成功,更容易激发自身兴趣,然后更积极地思考实验相关的问题,比如除了本实验所采用的方法外还有哪些其他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等,无形中引导学生自觉拓展相关知识。因此,要提高实验教学效果还需要教师督促学生做好充分的预习准备。
2重视实验课第一课的讲授
二本医药院校开设生物化学实验课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使学生了解获得基础医学实验知识的科学方法。在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和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但是,部分同学对生物化学实验课不够重视,兴趣不大,也认为在将来的工作中不会发挥实际作用。因此,鉴于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首先要从生物化学实验课的第一节课入手,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物化学实验在整个生命科学乃至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教师在第一节课时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向学生介绍生物化学实验技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适当引入相应诺贝尔奖案例的简介,以展现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使学生充分认识生物化学实验课的重要性,正确地对待实验课,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第一课还包括生物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主要是教师指导学生初始就养成规范的操作习惯。除基本操作技术外,我们在第一课时将分光光度法、电泳和层析等这些贯穿整个实验体系的主要技术重点向学生讲解,以利于后续实验的开展。
3与时俱进,更新实验教学内容
传统的实验教学因仪器设备和试剂等条件的限制,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较难反映生物化学实验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实际应用。例如,本室以往开设的组织核酸提取与定量实验,将动物肝脏匀浆破碎,离心分离细胞质与细胞核,水解后分别用二苯胺和苔黑酚测定DNA和RNA含量。这个实验对仪器和试剂的要求不高,对本科生而言是一个综合性的尝试。但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得到纯化的DNA或RNA,定量所用的试剂基本上是强腐蚀性或强氧化性试剂(如过氯酸、KOH),实验过程影响因素较多,实际应用已较少。为适应医学和分子生物学快速发展的特点,除基础性生物化学实验外,目前医药院校的本科生还应该掌握一些分子生物学实验新技术。因此,在实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非常必要。我们在经过开放式实验教学课题实践论证的基础上,更新实验室设备,将上述实验删去、改换成基因组DNA的提取及电泳鉴定。新开设的综合性实验涉及口腔拭子标本采集、真核细胞基因组DNA提取以及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核酸鉴定等步骤,利用了商业化的微量DNA抽提试剂盒,让学生直接接触和领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现状,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学效果。
4加强互动式和启发式教学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讲学生听,教师示范学生照做;这对于一些基本操作的讲授可能效率较高,但实验课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学生就会缺乏积极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教师应该适当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展开讨论和回答,多进行师生互动。一些基本操作如刻度吸量管的使用,我们会让学生演示操作,由其他同学观察、并提出其操作是否有不规范之处。我们还发现,即便是让某位学生朗读某一操作步骤及其注意事项,也是调动学生积极性行之有效的简单办法。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师,应该将实验目的、操作与原理有机结合起来,实验前启发学生认清实验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结果,有什么样的意义,最后根据结果分析得出结论,即使不是最初想要的理想结果。比如纸层析法分离检测转氨反应体系中的谷氨酸和丙氨酸,就实验设计而言,要带领学生思考为什么要同时检测四组样品,即谷氨酸、丙氨酸、转氨反应组、转氨反应对照组,让学生学会标准品对照及阴性对照的运用,了解他们的意义。实验完成后,将学生的实验结果与我们预先准备好的实验结果图片(包括不理想的结果:层析斑颜色很弱、分离效果不佳、各组层析斑块间重叠等)做对照,逐一分析产生的原因,了解点样量、展开剂用量、层析系统的密闭性等对结果的影响,如果时间允许可以讨论如何调整实验条件、重新操作。使学生通过这些实验不仅掌握其操作技术,更要学会独立分析结果,做到举一反三,增强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科研实践的兴趣。作为医药院校的基础课程教师,还应将生物化学实验与学生的学习专业恰当地融会贯通,这也是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的有效办法之一。比如上述基因组DNA提取及电泳鉴定实验,我们提出就地取材采集每组学生的口腔拭子,学生自己用消毒后的棉签擦拭口腔中两侧脸颊收集口腔黏膜脱落细胞,学生的兴趣立即被激发。随后结合本系教师的研究方向跟学生介绍基因组DNA分型研究在阐明人体对疾病的易感性、毒物敏感或耐受性以及药物治疗的反应性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学生自然产生积极动手的意愿,想体验学有所用的乐趣,了解自己的基因分型及对某一物质的代谢特点,无形中使学生自觉地参与科研实验当中。
自1993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家医药公司—哈医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3月我国共有医药上市公司100家,医药板块作为朝阳产业广受投资者关注。医药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优势群体,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力。其中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8家,占医药行业的18%,代表了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总体状况。笔者将对这18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市场利用现状的实证分析,以期对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总体发展概况
生物医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前期的研究开发与后期的产业化都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生物医药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为其注入资金、专业技术和人才等多种现代生产要素。生物医药公司上市是走向资本市场利用的有效途径,上市后的生物医药公司可成为龙头企业,拥有组织制度优势、市场组织优势以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
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18家生物医药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筹集到大量生物医药业发展资金,同样也说明我国生物医药业目前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自1993年第一家生物医药类公司—四环生物上市以来,深、沪A股市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8家,流通A股从最初的9亿元增长至44.08亿元,增长了3.9倍。可见,生物医药业类公司整体筹资能力在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医药业的发展。
2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经营情况分析
生物医药类企业发行上市进入证券市场,打开了通往资本市场融资的道路,为生物医药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适时分析该类上市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结合企业实际、经济发展内在要求以及资本运营的规律,发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进行资产调整与重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该类上市公司持续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2.1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分析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见图1)。2002年平均每个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267亿元,占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值的31.87%;2007年平均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已达到4.291亿元,占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的26.78%,年平均增长0.205亿元,年增长率为5.89%。其中,长春高新、北海国发、交大昂立、钱江生化、星湖科技、诚志股份等6家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在4亿元以上,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842亿元,年平均增长7.119亿元;其余12家上市公司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长仅2.102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仅1/3左右的上市公司以较大幅度增长,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徘徊在2亿元左右。
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公司每年净利润为0.149亿元,占医药行业整体水平的23.97%,变化范围在0.01-0.31亿元之间,年际间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北生药业、银广夏、深本实、四环生物、长春高新等5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负值,莱茵生物、达安基因、交大昂立、诚志股份、四环药业、上海莱士、天坛生物、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等10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0.519亿元,是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3.48倍。由此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年际间存在明显波动,体现出一定的风险性特点,但超过一半以上的该类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较大的净利润。
结合图1来看,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2002-2003年、2004-2007年分别是两个逐年增长的过程。但在18家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中,1/3左右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一半以上的公司净利润都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公司应该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但其主营业务收入虽逐年增长,净利润却依然存在年度间的大幅增减变化,说明其年际间存在明显的成本增减变化。
2.2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是企业获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该指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的保证度越高。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1%、9.02%、8.23%、2.41%、-3.74%和3.85%,年度间有明显差异。但诚志股份、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莱茵生物、华兰生物、双鹭药业、科华生物、上海莱士等8个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6.83%,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5%-35%之间,年际变化幅度为12%-22%,属于具有稳定净资产收益的企业。而四环药业、北生药业、深本实、长春高新、四环生物、星湖科技等6个公司的年际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属于自有资本获取收益能力和资本运营效益较差的公司。说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之间、年际之间其资本收益和资本运营效益存在差异,也是其经营风险的体现。
2.3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析
每股收益反映企业普通股股东持有每一股份所能享受的企业利润和承担的企业亏损,是衡量上市公司获利能力时最常用和综合性较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每股收益越高,说明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3元,年际间变化范围在
-0.06-0.23元之间,公司间变化幅度在
-0.76-1.01元之间;其中上海莱士、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莱茵生物、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诚志股份、交大昂立等9个公司的每股收益高于生物医药业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每股收益为0.45元,公司间变化范围在0.13-1.01元之间,年际间变化范围在0.33-0.47之间。但深本实、北生药业、银广夏、四环药业、长春高新、四环生物等6个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星湖科技、北海国发和钱江生化等3个公司的年平均每股收益仅0.02-0.06元,远低于平均水平。
每股净资产是上市公司年末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与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6年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16元,年际间在1.75-2.57元/股之间波动,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3.24-4.23元/股之间。除了深本实和ST银广夏的为负值外,其余公司的均为正值,其中双鹭药业、交大昂立、华兰生物等12个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高于生物医药行业整体平均值,年际间变化幅度在2.73-4.04元/股之间,公司间差异范围为2.31-4.23元/股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间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但是生物医药公司之间和年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50%左右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比较高,显示出稳定的高水平发展优势,其资本经营状况良好。
2.4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市场潜力分析
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类上市公司比较,其股票具有更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因为投资者投资股市除了希望获得眼前的稳定收入外,更多的是期盼企业的高成长性和具有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生物医药类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是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
(1)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是当前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一个热点,生物医药作为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的前沿之一,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高科技与资本对接,为生物医药类企业提供诱人的发展空间。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业既有很高的投资收益和广阔前景,技术创新活动又充满风险性。但是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魅力所在。只不过在投入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活动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注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行风险控制即可尽可能地避免之。
(2)获利能力与上市公司本身直接相关。从每股收益来看,2002~2007年有67%的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具有获利能力,50%的公司具有良好的业绩,年平均每股收益达到0.45元,明显高于医药行业的年平均每股收益0.23元。其余1/3的上市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盈利能力较差。说明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对于投资选择来说这也是风险性的一种体现。
(3)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除深本实和银广夏两个公司外,其余16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6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1.62%,明显低于医药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83%。2002-2007年医药行业的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64%,而生物医药业为3.53%,其中近半数的上市公司更达到了16.83%。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的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此之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2.5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优势分析
2003-2007年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9572.78万元,是非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7.04倍;上市公司的年平均利润为5624.29万元,是非上市公司的29.73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3结语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其中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开公司本身因素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由于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大多数生物医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因此,我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8[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国家发改委.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历来都是一个重要课题,但在我国各层级教学实践中取得的实际进展与效果却始终不那么令人满意。一方面,社会的急功近利往往诱导学生更关注教育的功利目的性,对科学问题的真正兴趣爱好却被搁置一旁;另一方面,在我国庞大的教师队伍中,教师队伍的整体能力令人担忧,且水平层次不齐,教学资源的区域性不均明显。这无疑在客观意义上给学术问题意识的培养带来了不均和困难。在教师自己都形成和具备问题意识的时候,我们何能奢望他(她)们来塑造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呢。基于此,本文以中学物理教学实践为个案,力图分析解释问题意识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性。
一、关于问题意识
关于什么是意识问题,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当总括各界观点,大致有如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问题意识指的是学生的一种形态,一种在学习过程中面对难以解决、疑虑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所持有的一种怀疑、困惑、焦略,进而想办法去解决的思维状态,是学生主体对客体问题的积极感知。第二种观点注重问题意识的哲学向度,认为问题意识其实就是一种寻根究底的追问和批判的精神,是学生面对实际问题时的那种自由探讨、积极思考、敢于提出问题、认识问题的自觉的心理活动。问题意识是对事物好奇、敏感的态度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能力。总结各种观点,问题意识应包括如主体因素、课题因素、需要因素和动机因素四分方面。主体因素指的是问题意识的持有者,问题意识本身指的就是人的问题意识;客体因素则指的是可能带来问题的课题世界;需要因素指的是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认知需求;动机因素指的是主体面对课题世界是所持有的某种心理动机、兴趣、爱好等。
二、培养中学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怀特海认为兴趣是专注和领悟的先决条件。不论你以什么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都可以,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兴趣学习就不会真正进步。兴趣是刺激学习和成长的必备方式。诚然,兴趣不能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和根本在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就是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习惯,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的一种对兴趣、快乐和自由的体验。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要求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要求学生能独立思考,要求学生敢于大胆想象,并规定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目标。其中,“过程与方法”侧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步骤,强调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提高。
问题是开启科学之门的钥匙,也是学科思维的起点。在新课程理念下,中学物理教学的目的除了要教给学生基本物理概念、规律及解题方法外,还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认识物理世界的思维习惯和方法。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既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物理探究的乐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提高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很重要。但在我国传统观念下的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始终没有能够得到重视,导致学生的问题意识薄弱,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较低,学习主动性较差,导致学生的思维得不到锻炼,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得不到提高的结果。因此,在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物理问题意识对教学实践有重要意义。中学学生学习物理课程应该从对复杂多变的物理世界提出问题开始,可以说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激发学生物理学习、思考到的兴趣。综上,中学物理教学应该是问题意识导向型的教学,照本宣科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学模式。
学生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培养有助于提高中学生物理思维的能力。思维作为一种高级的认识活动是在对现实世界有感性认识基础上主动思考的结果,是对现实物理世界深入全面认识的必有之路。换句话说,物理世界的认识、物理问题节有效解决都必须通过人的思维活动来实现,这就是培养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研究表明,在人的内部条件中“问题情境”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思维总是在一定的问题情境中产生的,思维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既是思维的起点,又是思维的动力。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通过情境引发问题,明确思维的方向,不但能诱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更有利于启发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物理思维能力。
三、中学物理教学中问题意识的培养
我国传统的教学过分强调接受和掌握,忽视发现和探究的兴趣,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了对学生认识过程的极端处理,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变成了纯粹的被动接受、记忆背诵的过程。创造意识是一种重创造的思维习惯,是创造活动的起点和前提。创造意识是创造活动的起点和前提。离开了创造意识,一切创造活动都将无从谈起,而创造意识实质上是一种问题意识,一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是对问题的一种敏感态度。诚然,问题意识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问题意识应该是基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任何脱离现实世界和问题的问题意识都是空想。显然,在物理教学中,及时把握时机创设问题情境,诱发学生对已有知识的不满和怀疑,把学生引入“愤”和“悱”的境界,引起他们探索和研究的好奇心,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提高创造能力的关键。
问题意识强调学社自主学习的重要性。自主学习是基于问题意识的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的过程,是体悟学科知识与教学方法的一种学习方法。该方法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学生自觉的确定学习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我调控学习进程,自主评价学习结果等方面。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处理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是否能提出有水平、意义的问题,以及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高低都会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质量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直接影响。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习惯,这对提高学生的自这种学习方式不仅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反而成为妨碍学生发展的阻力,不利于学生终身学习习惯的养成。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可将学生问题意识的行为归纳为:兴趣强烈,乐于动手动脑;大胆质疑,勤学好问;打破思维定势,乐于探究新问题,有创新精神。物理科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在物理知识的产生和形成,教与学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实验探究的思维习惯和周密的理性思考能力,体现着物理学家严谨求实、不懈探索、勇于怀疑、和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因此,培养学生的物理问题意识,就是培养学生重视过程和方法意识,培养他们勇于探索、不懈努力、大胆怀疑,具有发散思维、创新精神的科学态度和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物理问题意识,也能使学生充分体验主动获取物理知识的过程和乐趣,例如观察、实验、信息采集、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科学方法的灵活运用、评价及交流等。通过对物理概念和原理形成过程的体验,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科学探究活动的参与意识及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同时,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创新空间,提高多方面能力,使其逐步具有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习的内在因素。在物理学习中,学生要想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需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而积极的学习态度主要产生于对学习的需要和动机。在物理学习中应该为学生设立明确、适当的学习目标。明确且适当的学习目标,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在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中必然会提高发现问题的机率,也必然带动学生积极思考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奖励与惩罚是教师常用的强化方式。在奖励时,由于学生既有各种精神需要,是精神的人,同时也具有各种物质和活动的需要,是物质和活动的人。所以,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机智地考虑多种强化方法,如:口头表扬、物质奖励、允许学生参加喜欢的活动、以赏代罚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等,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思维总是在一个假定的正确体系下进行的,这个体系就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在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并把其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再者,反思是学生以自己的学习活动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作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提高学生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手段。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指出:“反思是重要的思维活动,它是思维活动的核心和动力”。
四、结论
在有限的学校教学中,学生不可能学会和掌握所有的知识,教师也不应该报这样的心态区教学,且书本知识始终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因此,通过有限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无限兴趣是中学物理教学中培养问题意识的初衷。以便当学生深处陌生世界时不至于束手无策。中学物理教学实践表明,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会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愿望,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问题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勇于探索创造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那么,如何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呢?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浅谈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意识的几点认识。论文认为,问题意识的培养是中学生物理教学中的重点之重点,而兴趣爱好的培养,亦即兴趣爱好导向型是培养问题意识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陈卫.刍议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J].中学教学参考,2009(3).
[2]杨健.关于初中生物理问题意识的培养策略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9).
[3] 王俊超.浅谈物理教学中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J].教育战线.
1.引言
翻译杂交释放(Hybrid-Release Translation , HRT)技术和翻译杂交捕获(Hybrid-ARrest Translation , HART)技术,是鉴定克隆基因翻译产物的有效方法。两种方法都利用纯化的mRNA通过无细胞翻译系统(cell-free translationsystem)直接合成蛋白质。细胞裂解物,可以来自于发芽的小麦种子中,或者来自于兔网状细胞,都具有很强的合成蛋白的能力,含有蛋白质合成所必需的核糖体,tRNA和其他蛋白质合成所必需的分子。然后加入mRNA和必需的20种氨基酸,其中Met是35S标记的。mRNA被转录成放射性蛋白质的混合物,可以通过电泳分离,自显影显示出来。每一条带都代表mRNA所翻译的一种蛋白。
当有cDNA克隆存在时HRT和HART可以非常好的工作。在HRT中,首先将cDNA变性,结合到纤维素膜上或者尼龙膜上,加入mRNA样品,能与cDNA杂交的特异mRNA保留在膜上,除去未结合的分子后,可以收集mRNA并加到细胞外系统中生物论文,这样将产生cDNA编码的特异的蛋白质。
HART的不同点在于,HART并不除去未杂交的分子,而是将整个膜转入细胞外系统,杂交的mRNA不能直接翻译,所以除此之外,所有的mRNA都翻译。翻译产物中缺失的蛋白可以进行鉴定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2. 无细胞翻译系统(Cell-Free Translation System)
实验室中常用的无细胞翻译系统是麦芽胚(germinating wheat seeds)提取物和兔网织红细胞(rabbit reticulocyte cell)提取物,也有使用非洲爪蟾(Xenopus laeuis)卵母细胞体系的[1]。无细胞翻译系统主要含有:
(1)核糖体;
(2)tRNA;
(3)20种氨基酸,其中一种带有放射性标记(实验室中也经常使用35S-甲硫氨酸<35S-methionine>),供放射自显影检测之用;
(4)控制蛋白质合成的相关因子。
无细胞翻译系统主要有如下3点优越性:
(1)在无细胞翻译系统中,蛋白质合成的活性极高。
无细胞翻译系统就是一种人工制造的蛋白质“合成机器”, 其功能就是专门进行蛋白质的合成。相对于传统的宿主菌翻译系统而言,无细胞翻译系统不用考虑宿主菌本身的生活能力,只需大量合成目的蛋白质即可,效率极高[2];
(2)专一性地翻译目的基因的序列。
与(1)相同,无细胞翻译系统不受到宿主菌的干扰。假设一重组子X,如果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则该系统只翻译重组子上有限的核酸序列,便于对目的基因及其表达产物进行分析。相反,如果将重组子X导入某一受体细胞,则表达产物将包括重组子与宿主细胞两方面的蛋白质,且后者将占绝大多数,给分析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3)加入了放射性标记的氨基酸,有利于对翻译产物进行检测;
作为基因工程研究的重要手段,无细胞翻译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定向地合成所需蛋白质,并对其进行检测。常在系统的氨基酸底物中添加一种带有放射性标记的氨基酸,或者使用35S-甲硫氨酸(35S-methionine),便于翻译后的检测工作[3]。
3.HRT和HART
HRT和HART的技术思想是相同的,核心内容都是以目的基因的mRNA为操作对象,用放射自显影的方法检测其表达产物的有无,而其中的关键步骤,就是以目的基因为模板,获得该基因的cDNA生物论文,在杂交检测中作为探针使用。
在HRT中,目的基因与载体连接之后,将进行如下操作:
(1)将连接后的重组子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进行转录、表达,提取mRNA;
(2)从提取的mRNA中取出一部分,以目的基因为模板设计引物、以 mRNA为底物进行RT-PCR,获得目的基因的cDNA;
(3)将cDNA固定在硝酸纤维素(nitrocellulose)或尼龙(nylon)膜上,作为杂交探针之用;
(4)将余下的RNA与上述cDNA混合、温育,然后进行非特异性的洗脱,即通过控制洗脱反应的条件,将那些不与cDNA发生特异性杂交的RNA分子洗脱掉;
(5)转变洗脱条件,进行特异性的洗脱;如果有mRNA分子与cDNA发生特异性的结合,则此mRNA将在这一步骤中被洗脱下来,并且此mRNA就是目的基因的转录产物;
(6)收集洗脱产物,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通过蛋白质电泳和放射自显影(autoradiography)检测表达产物。
显而易见,由于使用了无细胞翻译系统,去除了大量的、与检测实验无关的mRNA分子,所以HRT的实验结果只有两个:
(1)只有一条放射性条带,即目的基因的最终表达产物。此结果表明:目的基因与载体成功连接并转化、能够在宿主菌中顺利表达;
(2)没有任何放射信号,检测结果为空背景。此结果表明:目的基因可能与载体成功地连接并转化,但不能顺利地表达。
而对于HART而言,该方法中只有一点与HRT不同:在HRT中,最终要对目的基因的表达产物进行检测;而在HART中,则是要对目的基因表达产物之外的蛋白质进行检测,具体步骤为:
(1)将连接后的重组子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进行转录、表达,提取mRNA;
(2)从提取的RNA中取出一部分,以目的基因为模板设计引物、以RNA为底物进行RT-PCR,获得目的基因的cDNA;
(3)余下的RNA再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与上述cDNA探针杂交,进行非特异性的洗脱生物论文,并将洗脱产物回收,而弃去与cDNA探针发生特异性杂交的mRNA。换言之,洗脱产物中已经特异性地去除了由目的基因转录的mRNA。将洗脱产物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进行表达,用蛋白质电泳和放射自显影技术检测其表达结果,记作结果-1;
(4)如(4)中所述,RNA分成两部分之后,一部分用于杂交。与此同时,将另一部分RNA直接加入到无细胞翻译系统中进行表达,用蛋白质电泳和放射自显影技术检测其表达结果,记作结果-2。
(5)结果-1和结果-2进行匹配,分析目的基因的转化情况。
同样,由于使用了无细胞表达系统,被检测的蛋白质种类少,仅限于载体所承载的表达信息,便于分析结果。结果-1和结果-2的比较,可以出现两种情况:
(1)结果-1仅仅比结果-2多一个条带,说明此条带就是目的基因的翻译产物,则可以推断转化实验是成功的;
(2)结果-1和结果-2完全相同,则至少说明目的基因不能顺利表达,转化实验不成功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以上是对HRT和HART总体技术思想的阐述。不难看出,HRT和HART的核心思想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方式[2]。在HRT中,是直接对目的基因的表达产物进行检测;而在HART中,则是对目的基因表达产物之外的蛋白质进行检测。图-1概括了两种方法的流程。从图中可以看出,HRT和HART的结果是互补的、互为“阳性”和“阴性”的。
4. 使用HRT和HART方法的相关问题
HRT和HART技术是在蛋白质水平检测重组子阳性克隆的方法,由于这两种技术的检测对象是目的基因的最终表达产物,故比起常见的蓝白筛选、PCR等基因水平检测技术而言,更直观、更严谨、更有说服力[1]。但是,从基因工程整体操作流程上看,对于重组子的检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不可能将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检测工作中。而从上述对于HRT和HART操作步骤的介绍来看,作为检测手段生物论文,两种方法都过于繁琐,特别是频繁涉及对mRNA的操作,要特别注意对mRNA降解的预防,实验条件比较严格。
另外,虽然HRT和HART检测的是表达产物,在这一点上确实比蓝白筛选、PCR等基因水平检测技术更具有优越性,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研究人员完全可以利用Southern杂交、Northern杂交以及Western杂交等分子杂交手段,在基因工程操作的最后一步——重组子的表达阶段对蛋白质产物进行专门的检测。而在实际工作中,配合蓝白筛选、PCR等方法来使用,HRT和HART技术使检测结果更加可信,达到一种“锦上添花”的效果。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近来又在DNA水平检测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HCII第二代杂交检测方法的问世,无疑是对杂交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的改善【4】。除此之外,检测基因表达产物的方法还有cDNA微距阵杂交技术【5】,磁珠捕获技术【6】,,多重核酸扩增荧光技术【7】,应用反向斑点杂交技术【8】等。
参考文献:
[1]邱泽生主编.基因工程.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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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乃虎编著.基因工程原理.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82-384;
[4]王秋伟,虞斌,许培箴.HPV DNA HCII检测在宫颈病变筛查中的应用. 山东医药,2009,44-45
[5]胡吉,王宣春,沈烨.采用cDNA 微阵列杂交技术对垂体瘤基因表达谱的研究.复旦学报,2005,565-569
[6]王卉放,许化溪.磁珠捕获技术在定量液相杂交中的应用.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285-288
[7]李晴,乌兰娜等.多重核酸扩增荧光检测技术在宫颈癌筛查中的效果评价.中国肿瘤,2009,315-318
2007年,我国中成药进出口贸易达到3亿美元,但出口和进口各为1.5亿美元。作为拥有几千年中药文化的大国,相对于中药材的大量出口,我国中成药的净出口居然为零,实在令人惊愕。我国中药产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众多,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多种多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药文化传播在中药产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中西药文化差异概述
中药产品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不同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多数受其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人境而问禁,人国而问俗,人门而问讳。”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之前了解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中西药是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首先,我们现在服用的中药,无论是中成药还是医生开的汤剂,绝大部分都是复方,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十分困难。而西药则由单一的或有限的几个化合物单体组成,对于药物的有效成分要求一清二楚。因此,中药趋向于经验治病,而西药则更注重相关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其次,中医药从整体上看问题,重宏观,重归纳,辩证论治。这主要表现在中药“标本兼治”上。中药文化中的治病不仅仅只是消除病症,更多时候重视的是人体的整体调理和平衡,如果阴阳、五行等方面失去了平衡的话就会导致人体各种疾病的产生。相对于中药来说,西药则着手于消除眼见和实在发生病变的人体部位的疾病,具有相当高的选择性和转移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药善于“治标”,因为只是治标,因此西药的疗程相对中药来说比较快。
再次,从哲学体系上说,中医药奉行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而西医药则是机械唯物论。如果说西医西药是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哲学和实践的技术产物的话,那么,中医中药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传统人学的对外仿生思维和实践的技术产物。
最后,中医药讲究药食同源,而西医药学则将药食截然分开。中医药学认为人体不平衡即为病,而西医药仅承认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才是病。中药用以调理人体平衡,而西药用于改变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已经明确中西药各自蕴含的文化,那么中药文化究竟有何优势呢?
一是深厚的历史背景。中药从起源到如今,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从夏商西周形成雏形,到秦汉、隋唐,两宋、明清达到发展,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且并未曾中断。这样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营养,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
二是中医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把“人”、“病”、“症”统一起来;把生物、心理、社会统一起来,这一思想带有方向性意义。近年来,多学科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出中医整体恒动观的科学实质,认为中医学含有整体性、相关性、有序性、动态性等原则。
二、中西药文化差异及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影响
为何中药在国外屡遇红灯?除了中药本身存在标准缺乏而导致鱼龙混杂问题外,近年来的重要原因是西方对中药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冲突,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很大。
首先,中药和中医一样,都有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和深厚文化,如中医中就有经络和穴道,而中药中就有着“毒药非毒,只要用法用量合理”等说法。这些都是用现代西方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因为东西方文化不同,中药文化中就蕴含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宗教文化,多少带有点神秘色彩,但西方文化则注重实证,以可见得到的东西和实验为准。比如经络、穴道、毒药能人药等等,用西方药学观点而言,是根本看不见也行不通的。因此从一开始,西方人就带着“巫医巫药”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药,多数外国人认为中医药是一种很玄妙并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东西。
其次,中西药质量标准之间的分歧是中药进人国际市场障碍之一。西方的药品标准都是针对西药的,成分是什么、含量是多少、发生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都要求有清楚的数据显示,这是因为西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证、重视实验和数据。但这些要求对中药来说却很难实现,我国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中医药方法,主要靠控制品种来源、产地、生长年期、采收加工、炮制、贮存以及外观和一些简单理化鉴定对中药材进行质量评估。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仍是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不同国家因其医药文化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药物质量标准,我国中药产品因为达不到标准而被拒之门外的事情屡见不鲜。
最后,中西药文化的差异在解说药物成分方面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西药受西药文化注重实证与分析的影响,讲究药物有效成分,对于药物中的有效成分一定要有准确的数据说明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来证明,这些在西药说明书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中药讲究的是药物与药物之间的配伍和药物的炮制,一种中药往往含有千百个化学成分,而一个化学成分又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这些因素合起来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若以单一化学成分来说明某一中药的功效,无论是单味还是复方,显然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中药的药性、功效及药理作用,并不能以单体化学成分所代表。如广东著名的地道药何首乌,生何首乌本身含有蕙酿类成分,长期滥服确实对肝肾功能有一定损伤,但我国通过选用其块根,用黑豆汁反复炖蒸,经过炮制,其有毒成分已被去除,成为“制首乌”,能补肾固肝、益精乌须,是一种滋补良药。但这些很难向外国消费者说清楚,并得到他们的认同。
从中药产品出口的角度看,得不到消费者认同的中药产品很难走出国门,因此中西药文化差异带给中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在了解文化差异对中药产品国际化影响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探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广东中药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日本、美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上半年对上述4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出口5787.8万美元,占广东中药出口总值的85.8%;其中,对香港出口4139.2万美元,增长34.3%,占出口总值的61.3%。为什么广东中药出口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区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东南亚各国和香港受我国中药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香港与广东一衣带水,文化同源。香港民众对中药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丝毫不比广东人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药在这些国家深受欢迎。
由此可见,中药文化对中药产品的对外贸易来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接受了中药文化,那么就等同于接受了中药产品,这样中药产品进人该国家便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外贸易是跨越文化、种族、国界的经济活动,各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是受文化背景制约的。对于中药这一特殊商品来说,因其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内涵,因此在让国外消费者接受中药之前,首先要让他们接受中药文化。换句话说,实现中药产品国际化,中药文化首先要国际化。这就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加强中药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只有通过文化传播,不断地增进文化认同,促进相互理解,才能消除文化差异带给中药产品国际化的消极影响。
三、我国中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
1.我国中药文化的传播现状
从古自今,我国的中药文化传播一直没有停止过,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我国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中药文化的传播活动。比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科技部2006年7月17日了《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该计划包括6项优先领域和重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内容是“推进中医药知识的传播”。2006年1月,广东省率先在全国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2006年3月制定了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其中第五项任务是“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这为广东省的中药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中学术机构和团体(包括大学)的作用明显。比如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传播。广州中医药大学多次派专家参加东南亚地区的亚细安中医药大会,并于1989年发起成立了穗台港澳中医中药界联谊会,是把广州、澳门、香港、台湾的中医药界人联系起来的学术团体。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是书籍、刊物、媒体。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成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刊行,17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现存最早的中医药期刊,是民国11年(1920年)由广东赞育医社出版的《赞育月刊》。1955年创刊的《中国中药杂志》则是我国现存创刊最早的中药学术性刊物,该刊物与其它学术期刊在传播现代中药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时珍国医国药》等网站则实时传播现代中药文化的最新进展和变化。
第四,中药企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我国众多的中药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无论是产品广告的国际宣传、还是国内外企业的合资合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药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有利于中药文化的有效传播,比如广州的“陈李济药厂中药历史博物馆”和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公司的“神农草堂”等等。
第五,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中外民间交流源远流长。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和香港的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中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受欢迎。
2.我国中药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中药文化传播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发展我国中药产业问题上,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讨论大多从中药产品的技术、质量和标准上做文章,或从绿色贸易壁垒人手,还有的是从中药产品的现代化、国际化角度讨论问题。但唯独中药文化传播问题鲜有人提起,就算是提及,也是在文章中草草带过,没有深人的研究。
第二,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欠缺中西药文化的结合。中药是我国的国粹,中国人相信中药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外国消费者、尤其是西方消费者很难接受中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在中西药文化中寻找共同点,或合理地弥合它们的差异。一味地对外宣传中药的优势和西药的劣势,只会使国外消费者对中药更加反感。
第三,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缺乏具有影响力的中药品牌。产品的品牌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品牌不仅包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还包括产品的文化内涵,好的中药品牌会在中药文化传播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中药老字号必须重视塑造强有力的产品品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药文化传播氛围,加速我国中药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第四,中药文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标准障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西方国家要求对中药的药理药性有精确和可信度高的药理药性报告,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中药企业达不到这一要求。目前我国中药包含植物、动物、矿物等多种成分,企业很难提交精确的药检报告通过欧美等国的审核,进而导致中药不能作为药品进人国际市场并合法销售。
四、推进中药文化传播、加快中药产品国际化的十大措施
1.
提高对中药文化传播、中药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是推进中药文化传播的首要措施。目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等等都没有认识到中药文化传播对中药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作用。如果说中药产品国际化需要软硬两种条件的话,那么中药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软条件,缺少这一条件支撑的硬条件本身(如产品质量、成分确定、疗效稳定、产品成本等等)很难有所作为。
2.发挥中药自身优势,强化中药文化建设,扩大中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药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除了治病之外,还能起到保健和养生的功效,这与国际上刮起的草药保健热不谋而合。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机遇强化中药文化建设呢?我们应该以中药文化为载体,结合中药的特点和优势,挖掘中药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培育国际知名中药品牌,不断地传播和演绎中药文化,为中药产品国际化铺路搭桥。
3.组织中药和语言学科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消除中药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语言是彼此沟通的桥梁,中药有很多专业名词如阴阳平衡、归经等等较难理解。如何用外文通俗易懂地阐释中药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此,可以组织中医药专家学者统一进行整理、编写,然后再让研究外文的专家们来翻译,英译名的选择应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强调规范、通俗,适合西方思维习惯,以便于交流。
4.合理利用传媒力最传播中药文化。在利用各种媒介(图书、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网络等)传播中药文化时,要注重适度、合理、可信的原则,做好受众定位、受众调查和市场预测,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合理使用中外文,力争中药文化进人西方主流社会。比如对名药、名方、名医、成功的治疗病例进行系列介绍等等。
5.建立、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信息网,借助网络技术大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中药文化。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封闭状态而独立发展起来,与外界文化信息较少交流。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当今互联网已成为“第四媒体”。作为开放性的媒体,它使全球成为一个共时性的超越国界的整体,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6.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中药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对中药文化传播工作要进行总体的策划、组织和安排。其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一切机会向各国政府有关机构宣传介绍我国的中药管理、生产、中医考核等各种制度以及各种标准。再次,建立中外政府相关部门定期会话、交流、协商机制。最后,政府还可以成立专项基金,借助国内外的捐助,加速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
7.积极开展中药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进中药文化对外传播。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共同开发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宣传我国中药传统理论,普及中药知识,为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可借鉴国外药物研究成功经验,掌握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的规定和要求及发展变化趋势,进一步丰富中药文化的科技含量。
8.联手港澳,构建中药文化传播平台。广东、香港、澳门一衣带水,文化同源。广东与香港不仅在血缘上、历史文化上有较深的渊源,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济合作格局,经济上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为两地在更深层次上的中药文化传播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香港是国际金融、会议、展览、旅游中心,市场体系健全,法治完善,资讯发达,经济国际化程度高且熟悉西方文化,为中药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500年来,西医药学随着化学、光电工业、生物学、计算机和相关学科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16世纪开始从人体解剖学进入器官病理探究,17世纪从发现血液循环进入全身生理学探究,18世纪开始实验探究,19世纪开始细胞学、微生物学、遗传学探究,20世纪开始基因、分子医药学的探究。西医药学建立了流行病学、免疫学、基因图谱和基因工程、研制磺胺类、抗生素类、阿斯匹林等化学分子药物和疫苗、旦白质、DNA、单克隆抗体等生物技术药物,首先为人类消灭和预防烈性传染病作出革命性贡献,并建立了基因—分子医药学的先进理论。西医学不仅深入探究生命物质的微观世界,而且也广泛探究产生和影响生命物质的宏观世界,即从细胞、基因、分子等体内物质到社会、地球、大宇宙等体外环境,从神经、体液、器官等结构到生理、心理、活动等功能,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传染到流行病学、免疫学、药物学等诊疗,从流行病学、临床学、实验学、化验学、影像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多学科揭示人类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体征、症状,到为人类医学史上建立了科学的诊断学理论和针对病因病位的治疗学理论。在治疗学方面,除了采用药物和手术治疗之外,还开展了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纳米药械的等多种治疗手段。现在正在探究基因组学、基因图谱、蛋白质图谱,应用基因工程,优化遗传基因,消灭遗传疾病,研制基因一分子可控药物,修复病损基因和消除人体毒害物,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遗传学、保健学和治疗学作出第二次医学革命大突破。
二、回顾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发展史
中医药学是在一个国土最大、气温带最广、人口最多、天然药源最丰富、应用天然药物防治疾病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逐渐创立和发展的最优秀传统(人类)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医药人员不断采集、治疗、体验和总结,终于在公元前221-220年秦汉时期就出现了30余种本草书目,记载了各药采收、应用、食禁、配伍、炮制、性味等等内容,到公元1552-1558年由世界四大科学家之一的李时珍编写出200万字的“本草纲目”巨著,收药1892种,绘图1109种,附方11000多首,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大成,对世界医药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最近20多年来,中药学发展迅猛,建立药物实验探究,将药物探究提高到分子水平的物质结构及生物活性的探究,编写了一系列“中药系统工程体系”的巨著,总结了前人和当代中药学科研和临床实践的成就。也在公元前2世纪秦汉防时期我国就有了中医学首部著作—“内经”,记载了望、闻、问、切四诊,“治末病”的预、确立“辩证求因,审因论治”;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扁鹊为代表的伟大医学家,总结了以“内经”为代表的诊疗理论。公元141-1746年,先后由张仲景、华佗、孙思邈、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家不断继续和创新,分科分病分药越来越专业。另外,针灸学也由战国时期著书“灵枢”,至晋代皇甫谧继著“甲乙经”,以后迅速发展到国内外。古代中医学坚持“天人一体”、“五脏一体”、“形气神一体”的科学整体观念和“全身审机论治”的综合病机诊疗,以及重视“治末病”和“病后调理”的防病保健理论,已成为现代医学模式即人类医学模式的奠基理论。这是继中草药理论之后中医学科学理论对世界医学科学理论的又一伟大贡献。其中有关阴阳平衡的理论,要求人体营养素需耗均衡、心态平衡、动静平衡、维持食用物和环境清洁卫生的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四大平衡”科学理论。这是中医学对世界人类保健学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在临床实践上,对于产生现代人类死亡主因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摘要:如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Ⅱ期糖尿病、重型乙肝、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肾炎等难治病,采用针对多病因多病变的中医中药综合治疗,均优于西医西药的单病因疗效。这是中医学对多病因慢性病的诊疗优势。在诊疗学方面中西药学的主要区别是摘要:
中医学着重探究来自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多病因物质的综合功能和人体被损害系统组织的综合病机,以及为消除这种病机而采用具备多疗效的中药复方及配合生活饮食心理气功针灸等作全身综合治疗——这是中医药学更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优势,但也有缺乏针对单病因单病种特效治疗(如病毒性细菌性传染病)的优势。
西医学着重探究一种致病物质的最小病因物质的结构和人体被损害器官或组织的最小病理物质结构,以及为消除病因和修复病损器官而采用具有单一非凡疗效的西医分子药物治疗或手术等作局部病损组织治疗——这是西医精通生物医学的优势,但也缺乏针对多病因多损害疾病的综合治疗(如上述多病因的慢性病)的优势。
若将人体比作森林,中医西医比作园丁,那么中医就是在天空中守护、西医就是在森林里守护的园丁,一个看得远,一个看得细。若加现代化信息网联系,两者不同岗位的功能就会得到互补。建立中西医互补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将是在更大范围内研用中西医现代科技成果,更符合现代医学模式。这也是现代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另一贡献。
以人为本的医药学,需要中西医药学优势互补,实行20世纪50年代由和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实践已经证实,实行中西医结合之后,中医药又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实行开放改革之后,更有利学习和引进西医学的先进科研成果和先进诊疗技术,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制药设备,建立了基础实验基地和临床实验基地,编写了中药系列工程体系专著,出版了大量具有中西医药学水平的巨著。近五年来,还创新了不少超过西医西药疗效的新型方药摘要:如摘要:联用“三参化瘀汤”和“拔毒攻坚散”,在治疗93例各期胃癌,治愈率可达34%,应用“胃徵散”方药治疗41例胃癌,5-7年以上生存率可达51%,“健脾化结汤”治疗5例胃癌,治愈率可达20%。有的科研单位研制了糖血宁、压旨康、心欣舒、脑塞安等新型中成药,可治愈Ⅱ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难治病,有的中药厂研制便于携带和服用的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等小型中成药也很受患者欢迎。有了先进的中医中药参加WTO竞争,我们就有机会占领较大的国际市场。
三、我国中医的现有地位和我国中药的现有市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加强了和世界各国交往,中医药在世界地位逐年上升,首先在华人集居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受到欢迎和重视。他们有的在政府部门设立传统医药管理机构,有的开办中医院校,学习中医专业课程,有的将中药作为药品,答应列入医疗保险使用。但在欧美国家尽管中医中药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需求,但仅当作“补偿疗法”或“辅助疗法”,不被列入医疗保险范畴。
中药和中医的地位是相辅相助的,中医未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之前,中药的销售也是极有限的。2000年我国中药年出口额仅占国际传统药物市场的2%,占世界药物市场0.18%,按金额年出口额仅有几个亿美元,直到2003年才提高到7亿美元,出口中药材约占75%,中成药仅占25%。世界中药市场,90%以上已被日本、韩国、德国等占领,国内市场也被外国占领1/5,因为他们中成药产品符合国际GMP标准。
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策略探索
我国是建立世界传统医药学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世界中药材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为何会变成中成药市场最小的国家?随着我国人世后大幅度降低进口“洋中药”关税,国内“洋中药”市场还会继续增大,中成药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摘要:由于西药(即化学合成药)研制成本高、毒付功能大,天然植物药价低、多无毒付功能,所以近几年来欧美各国植物药销售量呈年均8%-15%的增长率递增,现在日、韩和欧美俄各国都在加紧投资探究和开发天然植物药。日本向我国购买廉价中药材,搜集我国中药情报,投入3万多名科技人员,设立12个科研机制,建立200多个中药厂,实施GMP标准,生产像救心丹和柴苓汤这样高效、平安又便用的全球通产品,打入世界各国市场,使日本的中药生产规模、水平和出口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其次是韩国和西德,也像日本一样,大量研制“洋中药”投入国外市场。韩国的高丽参、德国的银杏叶制剂、新加坡的红花油、香港的洋参丸、美国的仙妮蕾德等等外国洋中药产品,年均进口额均超过我国中成药出口额!使我国中医药面临全方位挑战。我国目前科研机构170余所,符合GMP标准的工厂车间仅有100多个,中成药产业人员仅有20多万,其中专业技术人才仅占2万多人,投入高科技产品的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优质产品极少,包装又差,加上医古文和中医药术语缺乏规范译法,这些不利因素均会削弱中药的国际竞争力。
中医中药如何走向世界?笔者认为除了依靠增进政府间合作、国际间学术交流、在国外创办中医药院校、设立中医院、广泛宣传介绍中医药优点,提高中医药在国外知名度之外,更主要的是依靠中医药学理论现代化,包括科研、教学、临床、栽培中药、研制中成药均要实现现代化,非凡是中药材栽培和生产,均要按GAP标准,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主要策略有摘要:
(一)建立现代化中医学。我们按照“天人一体”、“五脏一体”、“形气神一体”和“阴阳平衡”理论建立的古代中医学理论,基本上已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论。西医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理论,还只能划在生物医学理论小圈内,但它在这个小圈内,依靠先进的化学、光电学、机械学、计算机学等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支持,已对人体细胞里面的生命物质和损害人体组织的各种病因物质,以及消除这些病因的特效药物,都进行了深层次的全面探究。在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中医学是远远落后于西医学的,在利用中药研制分子特效药物方面,中医药几乎空白。故此,要实现中医药学理论现代化,首先要认真学习和弥补这方面不足,学习和应用西医药学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技术,其次还要不断继续发展中医药学独特又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才能创立起更先进的现代中医学理论。例如既用西医学病毒病因及其损害部位诊断感冒、肝炎的疾病,又用中医学寒热、阴黄、阳黄等证候,区别病机,更有利于治疗。
还有对早期无症状的肿瘤和许多慢性疾病,由于采用中医师手目口耳四诊感觉不到,应采用西医先进仪器检测,或借助循证医学诊断,或计算机仿真诊断更能避免医生主观差错。中医术语要尽量改为清楚、易懂,能和西医术语统一的尽量统一,不能统一的要保留。如中医取名功能系统的“肾”,就不能和西医器官组织的“肾”等同。还有中医理论,一定要用牵强数字,如“阴阳”加五行、“脏”加五、“腑”加六等等,使本来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变成形而上学的机械论,限制全面客观地反映物质运动规律,应尽量摈弃。中医不以一种病因和体内一种病损物质的结构诊断疾病,而以系统功能、全身病机诊断疾病,故此,应将“辩证论治”改为“审机论治”更科学。只有以“审机论治”定义,才能代表和阐明中医学的诊疗本质,才能将以“病机”(人体反映疾病本质的病理机能状态)诊疗疾病的中医和以“病因”(导致疾病的物质)诊疗疾病的西医,清楚地区别开来。“审机论治”和“天人一体”、“形气神一体”的人类医学模式相适应。现代人类医学模式是中医学特有的首创的整体观念的医学模式。中医药现代化,不仅需要保持和发展自己先进的科学理论学说,而且还需要吸收借鉴西医药微观实验科学的成果和先进技术,应用国际通行的术语、规则和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特优,融入世界共同市场。
(二)建立现代化中药学。在中药学方面,不仅要重视对单味中药的探究,更要重视对中药复方的探究,因为中药复方是集中医药学辨证施治的精华和武器,是治疗多病因非传染性慢性病的最有效方药,也是我们参和WTO竞争的主要产品,所以我们要在中医中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复方进行多指标、多学科的综合探究。既要根据前辈医药学家从临床上对单味中药和中药复方所作的功效、性能、归经、配伍、用量、毒性、禁忌等记载,又要再通过基础实验和临床实验的手段,验证复方和单味药的药理或其中某种化学成分的药理,从分子水平上分析单味药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提高中药配方质量。中药寒、热、温、凉之性,究竟是由哪些化合物产生?活血化瘀类中药,含有哪些共同化学成分?寻找出和中药功效、性味相对应的化学成分,并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中药学基本理论,建立现代中药学。
(三)研制高效、平安、稳定、可控、便用、低成本、符合GMP国际标准的优质中成药。只有创立达到或超过现代医药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中医药理论,才能快速推进中医药理论步入21世纪的世界大门;只有研制超过现代西药和传统中药疗效水平的中成药产品,才能快速占领21世纪的世界中药市场。该如何研制超过现代西药和传统中药疗效的新型中成药产品?笔者认为可利用以下捷径和办法摘要:
1、要了解和把握单味中药和复方中药具有以下十种药理特性,避免研制新药走弯路摘要:(1)单味中药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和多种药效功能。如人参皂甙Rg1对中枢神经起兴奋功能,人参皂甙Rb1起镇静功能,人参三醇型皂甙会增强心肌收缩功能,二醇型皂甙起扩张血管功能。(2)单味中药有双向调节功能。例如当机体处于低压休克时,人参起升压抗休克功能,当机体处于血管痉挛血压升高时,人参又起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功能。还有灵芝、赤芍、穿心莲、大黄、山茱萸、五加皮等均会双向调节免疫功能功能。(3)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会因品种、产地、采收季节不同而不同。(4)单味中药药效不一定会随剂量增加而增强,即量效关系不呈1+1=2的线性关系。如人参用小剂量会起兴奋功能,剂量过大,反起抑制功能。(5)传统中药,并经过几千年临床反复验证而保留下来的医药结合成果,所以,要探究和创新传统中药复方,是不能脱离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指导。(6)中药复方的药效不一定是复方中每味中药的药效相加,或是复方中有效成分的药效相加,即中药复方量效关系也不呈线性关系。例如单复方,是按照中医学理论和方剂学理论(按君臣佐使配伍和证法方药原则)组方遣药用人参或单用知母,各有明显降糖功能,若联用二药时,反而降低降糖效果,且人参用量比例越大,降糖功能越弱。(7)复方在煎煮、制备或口服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产生新的物质,影响了药效或毒付功能。(8)复方中多种单味中药之间或多种有效成分之间,会起协同或拮抗功能,使复方增效减毒,或减效增毒。因此,在复方中要作选药配伍及影响溶出率的实验,以达增效减毒目的。如四君子汤,每一味中药对胃癌抑制功能较弱,但将二味、三味、四味相加一起的时候,将逐渐增强抑癌效果。四君子汤起益气健脾功能,若和起补血功能的四物汤联用,就会加强四物汤的补血功能。如在四逆汤中起强心功能的只有附子中的消旋去甲乌头碱,但单用附子时,既不明显也不持久,若加入无强心功能的甘草、干姜之后,不仅使强心增强、持久,而且避免单味附子所产生的异位心律失常,使毒性下降四分之三,这是由于甘草和附子同煎,使附子中的乌头碱溶出率减少22%。又如在三拗汤中,经过实验探究,起宣肺平喘、化痰止咳功能的仅有麻黄中的麻黄碱、杏仁中的苦杏仁甙、甘草中的甘草皂甙等三种化学成分,但用三成分代替三味中药,其疗效就不持久,且又有耐药性。又如在参附注射液中,加入行气的青皮之后,就会加强回阳救逆的功能。(9)复方药效往往和方中单味药剂量配比有关。如在四君子汤中,当炙甘草用量超过全方总量1/3时,抑癌功能明显降低。如在白虎汤加人参汤的方剂中,知母和人参剂量为5摘要:3时有降糖功能,达到5摘要:9时,便丧失了降糖功能。如在四逆汤中,干姜和甘草用量宜小,附子用量宜大。如在补阳还五汤中,黄芪用120g治疗组缺血性中风有效率可达100%,黄芪用30g治疗组有效率仅达84.6%。又如笔者在抢救重型肝炎时,根据患者病机拟方选药,并按当时主害病因和主导病机以及“君臣佐使”原则确定各药量比,选择大黄、茵陈、虎杖、黄芩、车前草或白茅根、丹参、赤芍、黄芪、西洋参或生晒参、白术、茯苓或猪苓、甘草、陈皮、厚扑、枳实、败酱草等药,自拟健脾利胆解毒汤,将其中大黄加至30-50g,茵陈加至60-80g,黄芪加至30-80g,再配合西医全身营养和保肝支持疗法,并随症加减中药。在笔者从医30多年期间,曾用此方经治7例阳黄重型肝炎均获临床治愈,每一例治愈均和选择主药、把握主药用量和辅药合理量比有关。(10)复方中成药或汤剂,在经过人体胃肠道吸收、代谢、排泄过程,往往有部分药物或有效成分,会跟人体生物因素(细胞因子、消化液、酶、激素等)起相互功能而引起药效变化,或产生新物质,因此,对于中药复方,还要进行体内动力学实验探究。
2、要学习和应用方剂学理论,主要是学习和应用“君臣佐使”配方和“证法方药”选药的理论,提高选药组方水平。
3、学习和应用中医“整体观念”和“审机施治”的理论,提高针对标本兼治的医药知识水平。
4、使用前辈经过几千年临床应用筛选的19000余种单味中药,非凡是要学习和应用有分子结构鉴定和药理记载的400多种常用中药,作为提取药用有效成分的最便捷最丰富的药源。
5、使用前辈经过几千年临床反复验证和更正的60000多种复方,非凡是几百种疗效较好的常用复方,作为筛选单味药物配伍组方的最便捷最丰富的药典。
6、依靠化学实验、药理实验、临床实验(包括体内外实验、药效学实验、药动学实验、毒理学实验)等多种相辅相成的对应实验,提高药物探究项目和质量。
7、要根据国内外市场情况,立项研制有竞争力的独特产品,并根据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购置省时、节能、高效的先进设备,生产符合GMP标准的中成药产品。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
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械!N颐?nbsp;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形枷颍?nbsp;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