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管理 以人为本 教授治校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Humanist; Professor governs school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顶层，它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受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各高校纷纷忙于合并、扩招、升本和排名，高等教育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消极、负面现象的发生。然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需要高等教育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空前重要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学生管理方面

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管理人员往往把学生当成受教育的被动客体，忽视学生作为公民所应有的权利和作为个体所具有的独立人格。如许多学校为了严肃考风考纪，规定对考试作弊的学生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剥夺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种规定首先是违反学校教书育人宗旨的，而且从本身来说也不尽合理，致使学校被学生推到被告席上的尴尬事件屡屡发生。

1.2学术管理方面

目前，各高校基本上都制定了一系列学术管理制度，从制度层面确保了学术研究成果的纯洁性。但是，仍有剽窃他人成果、制造虚假学术现象的发生。

1.3管理方式上

我国现存的教育管理方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模式，具有学校组织分工明确、学校的纪律和制度严格、等级鲜明、理性化程度高、追求行政效率等特点。这种管理模式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一系列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如学校领导忙于琐碎的行政事务和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暇顾及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教师之间关系冷漠、上下级之间带有明显的气息、形式主义作风比较严重等缺陷。最大的负面影响则是造成管理和教育的脱节，管理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甚至阻碍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起到反作用。

1.4高等教育管理队伍人员素质方面

在高等教育管理队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专业化程度偏低。如整体学历偏低、专业知识比较匮乏、缺少主动学习与接受新事物的精神、工作效率低、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等。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解决策略

2.1要与时俱进，树立“以人为本”教育理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使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的提出，有利于高校逐步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破除对功利目的的过分崇拜，自觉反思自己的教育管理行为，这将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念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层面。作为“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有感情、需要、动机、个性的鲜活个体，既是高等教育管理的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客体，作为管理客体的人从来不会被动消极地接受主体发出的各种信息的。因此，只有从人出发，在充分研究人、了解人，充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才能保障教学机制的正常运作，使高等教育管理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人是社会进步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一切工作、一切事业的根本，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是人的事业，其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什么人与怎么样培养人。教育工作始终都是为人（学生）着想，又是依靠人（教师）进行的过程。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积极主动地开展富有创新的工作，如何充分激励学生，挖掘其潜能，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21世纪是强调以人为本的世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日益成为了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发展同样也是一种手段，人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就要推行人性化的教育管理模式，消除科层制管理模式的负面影响，同时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与家庭的沟通，利用管理的力量整合社会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构建和谐高校，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

在高校倡导“以人为本”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客观要求，“以人为本”是教育管理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理念。只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教育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达到高校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根本目的。

2.2转变管理方式，发挥教授参与治校的作用

2.2.1教授治校的形式

教授治校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学校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机构均由教授互选产生，如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二是教授在学校决策与管理机构如评议会、学科会议中占多数，如慕尼黑大学；三是学院一级设立教授会，实行教授管理，如日本大学体制。

各高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授治校。如校务委员会由各学科的教授组成，使其成为学校重大决策的审议与批准机构；教学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等重要决策咨询组织也可由教授组成，辅助校领导开展工作，使决策更加民主科学。

2.2.2转变党的领导方式，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在我国，各国办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切实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就要改变传统的党政领导方式，才能为真正的教授治校创造良好的环境。

2.3加强高等教育管理队伍建设

2.3.1高校管理队伍要不断学习管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管理人员素质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越来越凸显出其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建立一支高效的高等教育管理队伍显得尤为迫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体来说，高校管理队伍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工作能力，不断加强理论学习，不仅要学习和了解本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更要具有与国际接轨、对话的能力，使自己的业务更具有专业化程度；在了解、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要注意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相结合，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具有整合知识资源的能力；管理队伍之间应该定期召开工作思想交流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联系与合作；定期组织管理队伍学习培训，如新上岗人员的岗前培训、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管理知识的培训、管理方法与技巧的培训等，在培训的过程中应该突出目的性，明确针对性，加强实用性，体现先进性，注重质量和实效，提高管理专业化水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拿文凭、走形式、走过场。

高校管理队伍建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主要包括：要有正确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掌握必备的相关专业知识体系和相应的信息技术，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全局观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等。

2.3.2建立科学的高校管理队伍人员评价标准

高校是由各种学科和不同层次的行政组织组成的复杂系统，既具有组织的一般特性，又具有组织结构上的学科性特点。因此，从理论上讲，高校的管理人员，尤其是中高层管理人员，既应具有较高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又应具有较高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其实，这样的人才是极少的。因此，学术和科研管理应由教授、学者来承担，而行政管理则应由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相关知识的人员来负责。目前，由于对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评价缺乏定量的指标，而对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评价又往往以学历、职称的高低来衡量，因此实际上存在选拔任用管理人员过于强调学历、职称的高低，忽视了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强弱，导致一些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和学者走上管理岗位后，因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有限而影响了学校管理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影响了专家、教授在学术上的发展，导致学校的管理和学术水平都受到影响。

只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高校管理队伍人员选拔、评价标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调整，才能建设一支高效、不断学习、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等教育管理队伍。

参考文献

篇3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办学主体已经不是为政府一元化的局面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在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责任依旧很艰巨，政府怎样才能行使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在经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收到了极大的影响，政府不但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还是创办人同时还担当者评价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总是能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干预，高等教育市场的力量很难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层面上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的程度很有限并且很难发挥作用。政府过分的权力集中直接危及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使高等学校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力量大大减弱。首先，政府的权力结构失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在权力结构演化中处于最顶端，决定了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向、幅度和范围。”①其次，削弱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权，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从现状看来，虽然除政府一位，高校、社会和市场力量已经逐渐参与到质量保障活动中来，但发挥的力量和力度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②

2、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以及质量标准单一

首先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存在冲突。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强调以“以合格的人才”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而所谓的“合格”又是以学术或者分数为基准的，一是强调“质量标准”的单一性。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从全新的视角和多层面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的，只要特点是“质量”和“质量标准”的多样化。一是强调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面的概念”。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极度的精英化逐渐向大众化过渡，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质量规模得到了扩大，极大的缓解了高等教育供需之间的矛盾，但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仍然是公众竞争的焦点，但是精英化的质量观依旧在人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寄期望于高成本的高等教育来达到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但实际情况是大众化阶段社会更需要的是应用型，技能型，多样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导致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质量下降产生失望，这些都使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公众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精英化的质量观来衡量大众化的多元质量，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就不断显现。其次，政府参与的质量保障评估标准单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术标准是很单一的，但得到了高等学府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同。在计划经济的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悄然来到，各种教育产品和种类不断出现，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学生数量和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虽然教育部对高校进行各种形式的评估，但各种评估的标准并没有反应出学校的类型和层次。由于不同类别的高等学校在规模，人才培养目标和任务上有存在差异，评估的标准也应该不尽相同，但是我国现行的评估标准并没有体现出这些不同之处。这些标准单一的情况主要体现在首先，用同一种评估标准对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进行评估。其次，政府主导下质量保障标准带有很强的行政化成分，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政府权力的运行缺乏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间了，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和规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虽然政府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专门性的行政法规，但是它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制定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实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陈旧的行政法规所规定的质量评估的形式、参与主体以及相关机构的设置等规定跟我国现在的教育现实不太适合，对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改进及其对策

1、重新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

通过立法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权力和责任。为了改变此现状，国家应当加强立法，使《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条文具体化，使上位法律中的授权性规范有相应的下位法规相衔接，避免出现法律流动，便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有效实行。同时，要尽快对教育行为的设定权、实施权以及程序等都做具体明确的规定，理顺高等学校内部法律关系，明确高校行政法人的性质，进一步加强对教育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④

2、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的质量标准。以学术标准作为衡量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的做法明显跟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不相适应，不仅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高校的办学起点不尽相同，学科特色也不同，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高等教育层次种类多样，不同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也都不同。因此，用同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就显得不科学和不合理。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制定评估质量标准的时，可以按照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分层次的制定评估的标准，使各类评估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其透明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3、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规范质量保障活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的进行。首先，政府要对我国制定的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师法》进行修订和调整，增加质量保障的内容。应该加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的建立，明确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应对措施；确定国家、社会和学校一体化的质量保障主体；明确评估机构机制的组织、程序、时间、方法和标准；建立教育评估机构合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其次，政府应该对高等教育评估方面进行立法保障。

只有在制度上，法律上还有观念上加以转变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够健康运行，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2]官明悬.加入WTO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6)

[3]陈学飞,秦惠民.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精英论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1-19

[4]李广海，冯景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两级政府权力配置重构――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J].辽宁教育研究,2008(8)

①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篇4

[2] 熊丙奇.谁来改变教育？[M].中西书局，2014.

[3] 刘晓.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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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224-02

一、关于实证研究中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教育基本规律的体现。随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提出，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多。按研究对象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上，将国内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崔玉平（2001）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并把计算结果同西方六国的数据做了对比，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孙绍荣等（2001）对世界173个国家和地区二十二年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中观上以区域或省份为对象进行研究。贾彦东、张红星（2006）通过1996—2003年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东、中、西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地区情况各有不同，差别较大；高耀、刘志民（2010）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研究既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总的来说，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注重从理论上论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花亚纯、王志宏等（2006）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以科学发展观统筹高等教育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随着进一步的研究，部分学者将视角转向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证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作用时，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大或小两种不同的结论。纵观各研究发现早期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时，多选用地区GDP和地区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发达程度，用地区万人占有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地区万人占有大专以上人口和地区劳动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比率，以此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二、关于完善指标体系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指标体系仍需完善

通过研读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及协调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一，目前国内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宏观性理论研究偏多，微观性实证研究偏少；其二，对于区域的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的研究也较多的停留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方面，对于协调性研究不足。界定和度量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方法的文献资料较少，理论和方法还不是很成熟（高耀，2010）。实证研究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简洁性、代表性、客观性、系统性、差异性以及数据可获性等基本原则，但已有的各类指标体系或缺乏科学性或缺乏客观性、差异性。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在实证研究中，指标的选择与分析模型的选择同样重要

在实证研究中，指标的选择、体系的建立固然重要，但选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指标进行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舒尔茨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中国学者崔玉平（2001）采用丹尼森的算法即教育综合指数法计量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樊华（2006）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和模糊数学的隶属度概念，建立了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中国1990—2003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协整分析理论是近年来处理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的有力工具，但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均衡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此外误差修正模型不仅能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反映不同时间序列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通过三种分析方法的相互补充、分析结果更科学。综上，笔者主张可通过建立协整方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三）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阶段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设想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从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总量、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对指标体系的构建做了尝试。具体（见下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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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绍荣，等.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关系的国际统计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1，(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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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中国情境下大学生国际化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16YB04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使用Cite Space绘制近十五年国内大学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热点集中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等关键问题。“人才培养”节点揭示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的内在联系；“教学质量”节点揭示偏重通过教学评估等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改革”节点揭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关联。研究呈现出国家政策导向下深化教学改革、改革教学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关注教师和学生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大学教学；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知识图谱

创新驱动背景下，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切需要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关注大学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关键议题。本文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近15年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大学教学研究的知识图谱，通过定量数据客观和直观地展现我国大学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以期为国内大学的教学研究和教学发展活动提供客观有效的借鉴和决策依据。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近15年国内大学教学研究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研究领域设定为“高等教育”，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以检索式“主题=教学并含大学，入库时间=2000-2014年”，检索到5236条记录，剔除无效文献（如大学教学投稿须知等），最终使用4504条记录（下载时间为2015年10月5日）。将相关数据文档导入CiteSpace3.9.R13，进行时区分割（Time Slicing）和阈值选择。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15年，单个时间分区为1年，共有15个时间分区。最后，运行软件并生成知识图谱。知识图谱集成了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等领域的理论思想，将某一领域的大量文献资料转化为可视化图像，以形象地显示某领域知识的发展进程及其结构关系。作为一种适用性强的知识网络分析方法，使用CiteSpace软件绘制可视化的学术文献知识图谱成为信息分析中独具特色的途径。[1]

二、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载文数量方面，自2000年开始，教学研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论文数量逐年递升；2008年后呈现出研究热潮，2008-2014年发文量占十五年总量的75.6%。2012年3月教育部出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针对制约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30条措施。质量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也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方向的期许。随后，多数学者对大学教学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2012年后发文量再创新高，2012-2014年发文量占十五年总量的38.4%。

图1大学教学研究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发表大学教学论文数量居前十位的机构有北京师范大学（151）、南京大学（147）、清华大学（136）、浙江大学（126）、华中科技大学（121）、北京大学（86）、华中师范大学（72）、华东师范大学（64）和中国人民大学（61），这十所学校作为中国著名且具有教育学研究优势的机构，对大学教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以第一作者数量5篇以上的研究者有40位，他们在大学教学研究方面有较高的产出。

论文的学术影响方面，有6篇论文被引用超过100次，引起了大学教学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赵洪2006年发表的《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近10年被引用370次，他提出研究性教学以实践问题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学习、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和创新能力。[2]2009年别敦荣发表的《大学教学方法创新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共被引用178次，提出教学方法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可从大学政策制度、教师和学生意愿以及相关教学条件等方面创新大学教学方法。[3]蓝江桥2003年发表的《中美两国大学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比较与思考》被引用149次，提出现代大学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应突出现代大学教学的特点，注重选择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4]刘献君2007年发表的《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兼论高等学校分类》被引用117次，提出教学服务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主，根据条件和需要适度进行研究生教育。[5]蔡敏2006年发表的《美国著名大学教学评价的内容特征》被引用101次，提出教学评价是提升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确定评价内容是实施教学评价的关键环节。[6]除此之外，桑新民、王玉衡、王建华、项贤明等学者也发表了有影响、有价值的大学教学研究论文，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也有较高被引率。

・课程与教学・近十五年我国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三、基于关键词共现的大学教学研究热点

2000-2014年间大学教学研究相关文献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关键词有485个，出现10次以上的有207个，出现35次以上的有40个，出现50次以上的有23个。通过节点的大小可以发现热门关键词，通过关键词可以揭示研究热点。依据每个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及其知识图谱节点的大小，可看出，近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研究型大学、大学教师、本科教育等方面。

（一）分析“人才培养”节点

“人才培养”是最大的节点，关键词节点知识图谱表明，人才培养与相关节点组成了网络体系，其中，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三个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心性，也是人才培养领域探讨最多的内容。研究者关注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注重教师在本科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提升教学效果成为人才培养过程的关键点。周光礼认为，教师的发展包括学术发展和教学发展，教师评价应当充分考虑教学学术能力。[7]陆根书提出，教师围绕教学与研究展开学术工作，随着资历的提高，学术活动逐渐转向以研究为主，应鼓励资历深的教师更多参与教学。[8]李宝斌提出，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是教师教学投入不足，教师则认为是评价重心、评价导向出现了偏误。[9]廖明提出，提高传授知识的价值性、授课有激情、有效与学生互动和思路清晰等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主要措施。[10]当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正影响着我国本科教育，应遵循学生身心规律，激l学生求知潜能，重视学生主体地位。[11]以上研究充分体现了大学人才培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认识逐渐深化和理性，更加关注处于核心地位的学习者。

学生处于学校发展中心地位的文化环境尚未形成，对学生的有效学习进行合理引导和提供有价值帮助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使得已有研究对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探讨较多，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关注度还不够，对学生学习的研究成为大学教学的发展趋势。叶信治认为，我国大学生由于处于教学过程的边缘位置，缺乏学习主动性，学习投入不足。教学方法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课外学习不足和做中学机会欠缺，致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27]学生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化趋势，而大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等没有对此及时回应。[28]刘献君也提出，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提高学生学习质量，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上全面提升。[29]张德江提出，突出以人为本的质量观，重视学生发展，关注学生的学习产出及效果，把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放在学生身上。[30]可以看出，当前的教学范式变革逐渐呈现出“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转变的趋势，研究者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研究，探学生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学习，研究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机制，保障教学的有效性。

五、结论与讨论

大学教学研究与新世纪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战略需求紧密相关，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使命一脉相承。对大学教学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内容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对关键词及其研究热点做进一步挖掘，发现近十五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主题聚焦于人才培养、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等议题，学者对当前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教学质量提升和教学改革的时代迫切性都产生了集体认同。“人才培养”节点图谱揭示大学教师、教学效果和本科教育的内在联系，“教学质量”节点图谱揭示偏重通过教学评估促进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改革”节点图谱揭示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关联。进行关键词时区视图分析，发现大学教学研究的演进特征。从二十一世纪伊始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大学教学改革，关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和实践摸索，到近年对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关注学习效果的人文关怀，可以窥视十五年来大学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提升质量成为贯穿大学教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总之，本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初步揭示了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基于此，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深化大学教学研究，相关建议如下：一是分层次分类型对大学教学进行研究，加强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层次学生及不同学科领域的教学的研究，关注大学教学的多元化和特色化发展。虽然有大量的关于教学的理论探讨，但实践中的大学教学仍然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学科特色、课程目标、教师水平和学生素质等，凝练成符合学校发展实际、学科培养要求、有独特性和竞争力的特色化教学，凸显教学对学生发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二是加强对大学教学的理论及其实践研究。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都是大学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也是研究难点。教学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教师更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增加教学投入，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涉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在教师开展创新性和有效性的教学活动之外，需要外部合理的教学评价制度和教学文化氛围的支持。后续需要加强大学教学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大学教学制度生成的内在逻辑、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合理路径、学生学习的特点和规律及其相应的教学方式变革、适宜教学发展的外部制度及文化环境支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从而深层次解决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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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音乐教育之比较

美国教育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它还是主科(如语文、数学等)的“饭后甜食”或“装饰花边”。①当时音乐教育在美国并不是处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提升。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原理》等著作为发端，美国不断进行音乐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中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之一。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国学校教育已将艺术列为与读、写、算并列的四个基本能力。美国2000年联邦法案已规定艺术为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核心课程，而各州大学已将修读高中艺术课程定为大学入学条件之一。

据上世纪90代初的统计，中国的音乐教师至少缺50万人。正统音乐教育的缺乏，自然导致许多学生更多地接受娱乐式、快餐式的流行音乐。虽然音乐讲究多元化，但单一地接受流行音乐会造成“营养不良”。中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存在着缺陷。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学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音乐了。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应试教育；其二则是因为许多大学生视野太狭窄，偏重专业而忽视博览百家之长，尤其缺乏音乐艺术方面的素养。

通过对中美音乐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端，而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长的严重障碍。

中国高等教育观念的文化缺陷

中国音乐教育缺失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还没有取得核心学科的地位。

从文化的起源和演变来看，西方自古希腊文明以来，一开始便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相反，中国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将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除了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八股文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做官和发财，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教育心理经过长期积累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

反观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突出地表现为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生自主发展之路所需要的人文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设被严重忽略，大学存在着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倾向，“大学为什么服务”的观念模糊。因此，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大学文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要从培养实用人才转变到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质的人才上来。现代大学的文化观念需要新的构建方式，大学不应该只是成为人们追求好的工作或物质生活的跳板，而应当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特区，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并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场所。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创造力低、技术落后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单单是市场意识不够，而是因为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缺失，缺乏对科学追求的好奇心。虽然音乐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许多研究显示了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批判力、反省力及解难能力，并对他们的学业及行为有正面的影响。此外，学习音乐还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因此，音乐教育对弥补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中存在的缺陷有着独特的作用。

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

将音乐融入文化之中，与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许多音乐教育家认为，“音乐文化应转向文化中的音乐”③，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学习世界上的各民族的音乐，有利于学生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可以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正确的思维模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一些音乐学家提出了人类音乐文化身份的问题。从社会学意义来说，音乐包含了人们对其文化内涵、语境和形式的把握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集团心理、情感的内聚方式。④目前，音乐教育规划及课程设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文化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比如从1986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促进了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受到国家艺教委的关心与支持，音乐教育正在各个层面蓬勃发展。

因此，在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已不是简单地给大学生加一门音乐课，而是树立一种正确的高等教育文化观念。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教育精神，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力，用音乐之魂重塑我们大学教育的文化观念。

注释:

①③④《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管建华著，百度网

②《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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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话语、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实践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不论这种过度解读出于何种原因，是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的盲从，我们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这对于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对马丁·特罗的理论，过度突出其中大众高等教育说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取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趋势

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概念。70年代，特罗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连续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特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成长率，即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第二为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第三为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称精英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高等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受出身、天赋等条件的制约。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5％-50％时，称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此时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等教育机会逐渐成为那些具备某种正式资格者的权利。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 50％时，就进入普遍高等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特罗认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将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此后，特罗发表了《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大众高等教育与普遍进入问题。

对于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的中国，关注特罗理论中大众高等教育说有其合理性。但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甚至将特罗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父”，却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实际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时的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此后，特罗教授对其“三阶段论”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已经基本停滞，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支撑高等教育普遍进入的是终身学习的兴起和大量成年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于是在《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中，他明显地以网络社会和终身学习为背景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以看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并没有局限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与普遍高等教育阶段的关系，以使自己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教育现实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

由于这种过度解读，特罗的学说就从实证性研究被解读为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通过一套经验的东西追求一个理论的验证，而且不是通过价值预设的。而规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东西去构造概念，已经有了价值选择。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说，着眼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客观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程作出猜测和预期。这主要是一项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一学说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在将客观描述解读为规范性预期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目标。

二、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其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话语统摄地位。人们透过特罗的理论，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整合为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历史演化、发展前景和终极目标的总体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发展模式，即精英—大众—普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隐含着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实际上它也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并由此构筑起“教育领域典型的大叙事”（孙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目前并没有某个理论处于这样的话语主导地位。

20世纪构成高等教育发展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是两种高等教育论，即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秉持知识论的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钻研知识、追求“不受价值影响”的真理作为目的，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谓大众化只会把不合格的、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带进大学；强调政治论的人则注重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社会民主与平等、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张高等教育应当走出“象牙塔”，从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开启大门。它推动了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演进。虽然二战以后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占据优势，但“法国、地中海各国和拉美等国高等教育坚持第一种方向”，延续着以知识论为基础的精英教育传统。即使像美国这样大力推广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许多名校和学者的选择。

对于二战以后出现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学学者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其有关考察与思索、分析与阐释主要形成两种理论阐释：一种是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一种是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说及资质过度(Over Qualification)说认为，在任何国家，工作职位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实际资质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法律规定或曰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高于职位任职资质要求而形成现实配置，属于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它与教育不足或资质不足一样，都是配置错位。有高等教育扩张，就有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就越严重。教育过度往往导致多种负面效应，如教育回报降低、资质利用不足或就业不足、挤占低技术工作岗位、知识浪费等等。所以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扩张，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以马丁·特罗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遍”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学说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属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种描述性原则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扩张，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扩张态势。“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则把特罗教授的贡献看成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因为量的划分标准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知识论的精英教育观，还是基于某种规定性原则提出的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说，一直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对立面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些对立观点的争论不断校正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构成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局限于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这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撼，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这种过度解读由于略掉了理论的对立面，客观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种声音的大众化语境：似乎谈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即使是指陈时弊，也只能在大众化大背景下给出自己的话语。这样的大众化语境也将我们自己紧紧地绑缚在大众化单一坐标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已经跨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样的表述泛滥于学术和主流媒体，却不知这是典型的过度解读的结果，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对理论对立面的选择性漠视，或许是理论界的疏忽，或许是我们已经择定了高等教育扩张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论上过度解读与选择性漠视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得到“教训”。如某些精英型大学出于现实的利益权衡也加入到扩招的行列，导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大众型大学定位不明，与精英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把大众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学校出于利益动机不顾现实条件，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下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会急儒的人才存在严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即使就业，起薪标准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将大众化与产业化等同起来，认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当遵循办产业的思路，从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入歧途，甚至无节制地扩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高校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跑步进入“大众化”已经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矛盾，延迟了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评价、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紧迫改革。因此，即使对大众化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三、对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过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背景

教育大众化是伴随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潮流。近代史上，欧洲教育曾长期存在双轨制，一轨是为了将下层劳动者子女培训成职业技术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系统，自下而上是小学—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一轨是由古代贵族学校演化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学校系统，自上而下为大学—中学（中学预科班）—小学，其培养目标是学术性的，其实是精英教育。两个体系各自封闭，互不相通，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大众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一词17世纪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大众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发展阶段中与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实现教育公平、反对教育歧视的斗争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历经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双轨制逐渐向单一学制靠拢，精英教育增加科学知识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原来作为上层特权的、面向大学教育的普通中学开始对普通大众开放（亦即大众化），大众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在欧美各国的推行以及义务教育年限从初等教育延长到中学，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常态。

“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众化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尽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传统的人予以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特罗的理论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概括和提炼，其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与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内在的联系。从概念的演进来说，在特罗教授提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之前，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存在于教育领域之中。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产生的最初形式。当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更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无数次改革的结果，以及教育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是几百年的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学观念转变，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特罗的理论带有西方教育传统的浓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条，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就不能确认其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们在引介、借鉴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却略去了其历史基础、制度文化和理论背景，试图将这一理论“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国高等教育上。T.S库恩认为范式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是一种‘看的方式’”，“一种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过度解读已经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实际上框定了一定时期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同时也成为关注与从事高教事业的人们的某种科学信念和价值标准。其实，在西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大众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现实，也是充满问题和争议的现实。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高度重视和激烈争议。“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属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们看来，从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集资方式上“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例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绵亘千年的“科举情结”，也有崇仁义、尚礼智、倡道德、重责任的教育道统；既有重视“风节”、“体道”、自省、和谐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它们都从深层国民心理上影响着大众化的进程；我们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必须完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现代化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学校分类、学校改革，政府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学门槛较低，但高等教育毕业率低，而在中国入学率和毕业率几乎相同，进入高等教育后学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们的入学率指标与欧美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认，特罗的大众化命题与原则之中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整体而言，其所欲解决的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需要补充的是，对理论的过度解读不同于对理论的发展。后者关注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突破与时代和现实变化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由此带来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过度解读则是任意引申、演绎文本本身，为已经设定的目标或价值找到理论的文本教条，只能带来对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觉和现实理性基础上对特罗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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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剑森。高等教育发展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张少雄。西方大众高等教育的困境与我们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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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人文精神和国家形象。国家不仅要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要保证个人在深造过程中的有效性发展，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双赢效果。在现代化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需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借助经济手段，对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高校投资多元化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和整合，实现高等教育领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1.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成本分担理论作为高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最初的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1.1政府完全承担全部财政阶段（1949―1979年）

此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主体结构单一，实行“一包二统”的财政体制，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由政府统起来。政府拨款是高等教育所需经费的唯一来源，国家既是办学者，又是管理者，高校发展过程中权限不规范，产权不清晰，办学模式单一，学校规模效益差。

1.2非财政性投入开始出现阶段（1980―1999年）

1980年，中央不再统一高等教育财政，中央所属院校由中央负责，地方院校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投入。1985年，高校经费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由“结余收回”改为“经费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1997年，在“并轨”试点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财政从完全由政府拨款过渡到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1.3高校财政投入多元化发展阶段（1999―至今）

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明确高校的法人资格，高校在招生计划、学科专业设置、财产管理等7个方面享有自。”高校开始作为独立法人面向社会招生。同时，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招，社会民间资本通过借贷、股份制等资本组合模式进入高校，民办高校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我国高校财政投入形成了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

2.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面临的现状

2.1政府主导的财政投入模式难以适应高校发展需要

2002年起，财政部对划拨教育经费部门实行“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的核算方式。要求“部门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收支不挂钩，支出要透明”，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但经费核拨权在财政部门，高教规划和政策制定在教育管理部门，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分离，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调配教育资源缺乏科学性，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调控缺乏话语权，造成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的低效或无效经济管理活动。

2.2高校财政经费投入比例减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平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从1996年的78.56%下降到2004年44.73%，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更是下降至37.22%，下降速度快，趋势明显。反映出现今我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总量偏低，政府投资的主体地位体现得不充分。其次，我国高等教育经费集中投入到重点高校云集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投入少，造成区域间教育投入的不平衡。而同一地区不属于重点院校的地方高校经费来源甚少，投资少，发展难以维继。现行的经费投入模式造成了区域、层级之间的投入差距。

2.3高校财务管理机制缺乏科学性

我国政府主导的资金使用机制弱化了教育机构服务市场的定位，而在高校管理中，校领导由上级政府机构任命，学校管理中行政色彩浓厚，管理上因循计划经济体制，容易造成教学质量和效率低下。在资金使用上，高校缺乏科学规划和监督，在本身可控的教育经费使用中，极易造成有限财政资源的浪费。高校财政管理中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利用，资金的投入方式和比重缺乏科学性。

3.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策分析

3.1实行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现行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主要以学生数作为拨款的单一政策参数，难以有效激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学校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而盲目扩招。现行的较好方法是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这一拨款方式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各类、各地区高校的实际成本，根据区域布局、财务状况、教育成本等，有侧重点地进行拨款。同时，还可以合理地补偿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3.2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我国教育的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4％，更逞论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在美国，私立大学自己筹措的经费约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90%左右，哈佛、耶鲁等名校跟企业、政府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硅谷的兴起更是离不开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合作。参考国外筹措高校经费的经验，合理、科学地推动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高校与社会接轨，培养学生创新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3.3保证教学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现行的财政拨款手段难以有效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利用效率，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减少固化因素，利用绩效评价标准来增强拨款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将评估的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可促进高校间的良性竞争，使教育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同时，也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区域高校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增长指数，实行投资的同步增加或减少，保障基本投入，保证高校各项工作能够正常进行。

3.4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合理划分责任和分工

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应当根据具体的高等教育事务来划分，使中央拨款能够真正面向所有高校，使中央和地方投入有效配合、相辅相成。同时，政府和高校的权限和责任要明确，政府负责高校政策的制定，高校负责具体事项的执行。美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和管理财政拨款，该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部门和高校，对财政资金使用全面监控，有效地提高财政资源利用率，在高校财政管理中，基金制亦可作为我国高校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借鉴，实现高校有限财政资金的最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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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奥多．w・舒尔茨，著，蒋斌，张衡，译．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商务印书馆，1990．41－43．

[3]刘爱群．多元化筹措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必要性及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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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与以大众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衔接问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名和实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与由于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错位、比例失调造成的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与定位问题，政府管理政策单一造成的高等教育机构趋同问题等等。从粗到细合理地分类是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可能的方法。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在多篇文章中先后分析过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教育的过渡阶段”，认为“精英与大众是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而且两个发展方向不完全一致”，并提出“大众和精英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不可互相代替的”。

按照潘先生的观点，在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两个子体系，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标志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和以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为标志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两个体系的划分，宏观上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分工合作与分类指导，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保护精英高等教育体系的“优秀”，实现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平等”；微观上有利于院校准确定位，学科、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培养目标、服务面向、质量特色、治理结构与院校发展目标的统一；还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和国际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

一、概念的分类还是操作的分类

概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理性认识，是分析特定事物的特别的思维形式。同一类的事物的一组相关概念构成关于这类事物特别的观念、标准、思维方法，也就是说这类事物的概念体系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概念构成的整体，反映着一类事物在一个特定的阶段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信念框架，或者研究范式。只有清晰把握一类事物的相关概念，才能深刻理解这类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区别。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那么标志是什么？如果认为仅仅是毛入学率15％或50％的数量问题，我们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高等教育，也会拖垮精英高等教育。连马丁·特罗本人也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些数字。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精英高等教育扩大化，或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转型甚至消失？显然都不是。追问答案，我们需要区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的许多重大概念差别。

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不少源自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如思辨哲学、唯理论、认知主义、形式教育论、要素主义、永恒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基础可大致归结为认识论，主旨是高深学问，目的是选拔和培养优秀学术人才。对精英高等教育而言，可以用淘汰一万个技术应用人才的高竞争性选拔方式来培养一个爱因斯坦。世界一流的学科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追求。精英高等教育既不是行政权力设定的，也不是学术权威自封的，没有一流的高深学问，就没有精英高等教育，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大众高等教育的理念不少源自教育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如实验科学、经验论、行为主义、实质教育论、科学主义、国家危机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民主理论，哲学基础可大致归结为政治论，主旨是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学生的自我发展愿望，目的是保障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社会民主平等。对大众高等教育而言，只要社会对高等教育有需求，所培养的高素质的公民、技术操作能手、公共关系专家、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消闲娱乐的行家等等，就有价值。谁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学，什么时候都能学，什么地方都可以学，是大众高等教育的追求。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大众高等教育。

对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办学理念、培养目标、教育质量、学术自由、学术标准、大学法人化、教育产业、教育市场、公平和效率等基本概念，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因为高等教育的需求者和提供者越来越多，越来越个性化，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实现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如果不标明阐述的视角，应用的范围，我们简直无法理解这些概念。政府官员、高等教育学者、社会关注人士关于目前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些争论剪不断，理还乱，其症结也就在这里。如果恰当分类，在一定的范围内解释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争论各方的诸多一致性。

在操作层面，精英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或为了培养探索高深学问的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课程体系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其主要管理模式采用横向管理，即学科和学院式管理，在国家或国际水平上运作。大众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需要和顾客选择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和素质培养。其主要管理模式是纵向管理，即层级制管理、创业管理、市场选择，主要在地区水平上运作。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对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做出必要的区分，面对大量的操作性问题，如学生的学习经历、入学和选拔、课程和教学形式、学校类型和模式、院校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服务的形式与区域等等，我们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张冠李戴。我们的教育将变得既不适应学生，也不适应社会。

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不是分层，只是没有高低之别的分类。这种分类既是概念的分类，又是操作的分类。

二、分离的体系还是交叉的体系

《辞海》对精英定义为，“西方社会学用语，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物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有联系，因散布于各行各业，因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这个定义所指的当然是社会精英。传统的西方教育观念中所定义的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这类人才。随着科学和技术取代人文对高等教育的主导，随着商业文化的实用主义思潮大举入侵校园，今天精英高等教育最主要的标志已是教学与研究过程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较强的学术能力。不可否认，相当多的学术精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社会精英，但与社区学院相比，无法肯定著名大学培养的人才心智更健全，品德更高尚。所以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以培养学术精英的过程和模式来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实际上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或为高深学问研究准备人才的教育机构。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精英高等教育就是要造就三类人才中的第一类，即“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的有两类机构，新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经过改造的现有高等院校。新建和改造都必须依据大众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研究高深学问，但为研究高深学问准备人才不是这类机构的主要目标；大众高等教育也培养社会精英，但他们一般通过学术研究以外的途径走向社会精英；大众高等教育机构也可以有高的品位，但这种品位不是源于稀缺，不是源于贵族气，不是源于傲视社会，而是来自教育中科学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来自教育过程、目标与大众需求的适应，来自所培养人才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和谐。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大众高等教育就是要造就三类人才中的第二类，即“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这是强国战略的中坚人才，至少与第一类人才同样不可或缺。

按照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2000年版的统计数据，1998年秋季在6.6％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注册的学生占28.1％，这类学校授予学士学位562146个，占同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47％，这其中符合精英高等教育定义的博雅(Liberal Arts)学士学位仅244334个，约占同年美国授予学士学位总数的20％。在最高授予副学士学位的学院中注册的学生占40.1％，且86.3％的副学士学位是由这类学院授予的。这些数据提供的美国结论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占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3％—6％，接受了全美约1／4的学生，授予了全美约一半的学士学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学校还授予了11328个副学士学位，占全美副学士学位总数的2％，还有两所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的大学自我定义为营利性的。

日本的大学和初级学院超过1200所，仅有30所大学的办学目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法国每年高中毕业生中仅1.5％的能进入研究型的“大学校”。韩国仅30余所大学需举行高竞争性的附加入学考试。中国从事精英高等教育和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的院校如何分工？根据胡瑞文教授的研究，从国际比较和财政能力分析，中国“不可能支撑上百所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如果从现实出发，全国定位为研究型大学的学校数以30—50所为宜，其他高校都定位为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机构”。也就是说，截至2003年7月1日我国有普通高校1571所，其中97％以上应为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同时为了满足大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每年还要新建100所左右的高校。也就是说，发展大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私立院校、职业技术学院的任务，数十所国家重点大学，数百所省部管重点大学，上千所公办院校，应该是中国现阶段实施大众高等教育的主力军。

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是否需要和适合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美国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授予那些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按标准完成精英高等教育的学生副学士学位，并不表明它们参与了大众高等教育。加州大学系统内既有精英高等教育，又有大众高等教育，但每所分校从事精英高等教育还是大众高等教育都有明确的分工。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采用双重模式，既提供为职业服务的课程和证书，也提供研究生教育，但这种研究生教育仍是职业性的，而不是高度理论性的。如果一所大学既用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从事精英高等教育，又用大众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从事大众高等教育，那与两所大学无异，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仍然是分立的。或许可以问，进入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并不都能成为学术精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需要的是精英大学的证书加职业技能，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呢？“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并无优势。用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的模式来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很可能成为‘压缩型的精英教育’，除非另起炉灶，另搞一套。”用精英高等教育的名，行大众高等教育之实，于精英高等教育有害，于大众高等教育无益。的确，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入学选拔确定受教育者适合哪种教育，但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将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杂糅”(Multiuniversity)，也不是使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趋同。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大学应该明确自己在两种教育中的定位，开放学生在两种教育间的转学机制，给一些受教育者创造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机会。

转贴于 在制订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时，克拉克·科尔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分为四类，一般的需求，为社会培养解决各种问题提供可行的办法的人才，这类需求由整个高教系统承担；精英人才的需求，为社会培养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人才，这类需求由具有高度选拔性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承担，招收智力最优秀的学生，其比例占全部需求的12.5％;半专业人才或中间性职业人才的需求，这类需求由一般选拔性的四年制本科学院承担，招收智力成绩较好的学生，其比例占全部需求的33％;平等的需求，使需要者能在半小时车程内进入学院就读，这类需求由非选拔性的社区学院承担，招收的学生占全部需求的54.5％。

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是否一定有硕士点、博士点，或者反之？其实未必。两种教育的根本区别不在授予学位的高低，而在于教育理念以及相应的教育模式。在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中，一些授予硕士、博土学位的专门院校并没有划入研究型大学之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从事大众高等教育，但可以与加州大学系统联合授予博士学位。按照胡瑞文教授的观点，国内数以百计的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大学应该归于大众高等教育的行列。“在美国，有太多的高中生，在家长的支持下，放弃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奔学院读书。”因为学院“考察教授的惟一标准就是你的教学质量如何，‘本科教育第一’，成为学院永远不变的宗旨。”像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之类的学校，虽然不培养硕士、博士，但产生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为顶尖级研究型大学输送最受欢迎的硕士、博士生源，从教学内容到社会评价，进行的确实是精英教育，应该属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

精英高等教育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筹集昂贵的资源，选拔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可缺少国家的强力支持与规范。大众高等教育需要面对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经济、文化，满足千差万别的个体需求，应有市场推动，大多应由地方依法管理。在宏观管理层面，两种教育应该是分立的。

对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都属于中学后的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科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原则对它们是共同适用的。它们代表着高等教育的两个分支，代表着高等教育在本世纪初的两个发展方向。今天精英高等教育的学术成果，可能就是明天大众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今天精英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可能就是明天大众高等教育的师资。健康发展、规模庞大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将加速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为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精英高等教育提供更有力的资源支持。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仅仅用一类机构来实现高等教育应该有的多样性，“一所大学如果试图办成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万能机构，那不是骗人的，就是愚蠢的”。大众化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高等教育体系内对高等教育机构按不同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过程、评价标准分类，按不同类别实现明确的分工。“我的结论是，现有的证据一般支持一个分化的，不是同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反映分化的学生，分化的教学人员，分化的课程和劳动力市场中分化的职业——每一个方向都太分化，以至不能有效地安排在一个同质的院校之内。”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与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立势所必然。

由于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有着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服务面向、不同的评价体系，两类机构的分立是合理的。但这种分立并不意味着两类教育之间没有一个狭窄的模糊地带，在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过渡区，少数院校既研究高深学问，又传授艰深的职业技能；既不完全属于精英高等教育，也不完全属于大众高等教育。如处于学术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之间的一些水平很高的专业院校，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国际教育分类法》1997版的5A2类中一些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的专业学院。同样，两类教育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从事精英高等教育的大学不能开一点职业技能课程，从事大众高等教育的院校不能组织一些高深学问的研究性教学，但这些课程和教学提供的只是一些选择和补充，不构成一类教育的主体，不代表理念或模式的改变。

三、冲突的体系还是和谐的体系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两个体系间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竞争与冲突。其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社会民主化的基础，政府责无旁贷。在美国，即使是私立院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需要依法提供5％—30％不等的办学经费。建设国家一流，以至世界一流的大学，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难以用金钱估价的学术探索、数十年后才能回报社会的基础研究，其主要投入者也只能是国家。在政府有限资源的分配上，两类教育产生冲突在所难免。优先精英高等教育，更关注大众高等教育，还是两者并重，都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阿尔特巴赫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是，“精力和资源要聚集在更为现实的和可能更为实用的目标上”。其二，社会意识重学轻术，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进行事实上的主要服务于少数精英高等教育的高度竞争性选拔，使相当一部分大众高等教育是从失败者的社会形象开始，步履艰难；反之，大学学习过程重术轻学，以现时就业为目的，快餐式课程在精英高等教育的课表上比比皆是，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的麦当劳式院校管理模式日趋流行。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角力，使得精英高等教育压抑大众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消解精英高等教育的现象同时并存。

精英高等教育并不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属于“大众化平台上的精英教育”，因为大众高等教育原本不是精英高等教育必需的平台。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应该改变精英高等教育吗？除了变革以外，没有什么是持久的。马丁·特罗说到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会更繁荣，但大众化阶段繁荣的精英高等教育还是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吗？“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纽曼），但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精英高等教育更重要的目的。“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洪堡），但为学术而学术，仅仅从事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纯粹研究”显然已不合时宜，精英高等教育没有不顾价值判断的价值自由。养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必须的，但认为只有传统的人文经典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也未必正确。科学主义应该抵制，但科学和技术教育仍将是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功利主义应该限制，但功利仍将是推动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动力。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精英高等教育比大众高等教育更有力量，在产生原创性知识方面，精英高等教育应该比大众高等教育更有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要求，精英高等教育既应努力使人完善，也应努力使人舒适。所以精英高等教育没有理由排斥大众高等教育中的功利，只不过精英高等教育中的确应该有一些部分不计功利，而另一些部分的功利更远大。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的理念应该扩展，内容应该丰富。打破象牙塔的狭隘、傲慢、偏执、保守、僵化、自以为是，与大众高等教育一道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精英高等教育才不至于与公众的目标完全脱节。

大众高等教育应该从精英高等教育”拿来”什么？两种极端的情况令人担忧，一是以精英高等教育的口号来标榜大众高等教育的高质量，以精英高等教育的做法作为大众高等教育的改革新招，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鲜见。二是大众高等教育过于关注入学机会的均等和民主，将自己变成这样一类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相连，仅仅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关系，以第一次就业为目标，将社会下层的子弟送往某个低等职业，无法成为促进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却有可能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障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类型的能力，大众高等教育应该是与受教育者能力相适应的教育，而不是与受教育者地位相适应的教育。如果说精英高等教育具有一致的目标，一流的学术水平，大众高等教育则只有一个原则性的纲领——满足社会普遍的需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多样化。不仅教人更好地谋生，而且教人更好地享受生活；不仅教人为职业做准备，而且教人为变换职业做准备。也就是说，今天的精英高等教育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普通教育，今天的大众高等教育也不应该完全是职业教育。大众高等教育中也应该包括理性和人文教育，只不过这种理性教育更多的不是以高难度的学术训练为手段，这种人文教育更多的不是以系统的经典著作为媒介。两类教育应该在彰显差别和特色的前提下相互借鉴。

分立不是二元，精英与大众是高等教育体系内的细分，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分工，是总体目标一致基础上的功能分化，如同分工对大工业生产一样，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十分必要。但两类教育有着共同的目标，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管是精英高等教育还是大众高等教育，都应该为学习者提供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家长和一个人所必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共同的伦理价值、平衡的美学观念等等。国际比较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护精英高等教育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确保高等教育民主化基础上精英高等教育的高度选拔性，并努力提高大众高等教育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没有高水准的精英高等教育，大众高等教育就是无源之流。还没有证据表明，一个精英高等教育体系不健全的国家能够创建有效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一个大众高等教育落后的国家能够拥有世界一流的精英高等教育水平。放任的竞争和完全的控制，对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都不利。精英高等教育应该享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大众高等教育应该享有更大的市场自由。在政府、市场、学术三权角力之下，学术的前沿在哪里，精英高等教育就应该出现在哪里；政府管辖的边界在哪里，大众高等教育就必须延伸到哪里。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分别有适于自己耕耘的广阔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应该是和谐的，不排除局部冲突的整体和谐，不排除现时冲突的长远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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